我的上海“舅舅舅妈”

张斌

2009年5月，张慎言（右二）邵丹萍（右一）和王建平（左二）唐美英（舅舅的第二个妻子）在杭州。 1996年5月24日父母（右二、一）在上海张慎言舅舅家 我上海最后一位舅妈过世了， 2023 年1 月9 号，在上海阳光养老院。清晨，我乘坐高铁去上海，去龙华陵园，送舅妈最后一程。出门时天上的星星还在，冷风凛冽。很久以前，我每周一都这么早起来去到火车站，坐火车去上海上班。从而见证了从上海站、到上海南站（梅陇）、到虹桥站的变迁。一晃竟20 年了，那时舅妈，正是我现在这个年纪。舅妈其实不是我的亲舅妈，舅舅和我妈妈没有血缘关系，他们从小就是邻居，前后门。据说舅舅参加革命，也有我妈妈的引导和鼓励。舅舅称我妈妈为惠兰大姐，于是，在我第一次见到舅舅的时候，我妈妈就命我叫“舅舅”。许是志向、理想的相同，妈妈和舅舅是很好的同志加兄弟。舅舅后来自学成才，成了上海市的先进科技工作者，还当上了全国劳模。他头脑缜密出事严谨，为人又非常仗义，我妈妈大事小事都找他商量，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于是，舅舅于我，于我们家，真是比亲人还亲！2018 年12 月2 日，我妈妈走的那天早上，舅舅莫名摔了一跤，脑溢血，送到医院抢救，甚是危险，差点随妈妈一同去了。后来我想，这是不是受了桃源三结义中“不能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的影响呢？舅舅后来又在床上躺了几年，我去看他时，他吭哧吭哧说了几个字：“女中豪杰”。这是舅舅留给我的最后的话。他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去世。那时正值因新冠“清零”要求封城期间，不能送别，不能开追悼会。当然，这也应允了他一直倡导的一切从简的理念。我第一次见到舅舅舅妈，是在孩时。爸妈带我去上海看望他们。他们住在高安路一座旧式小洋楼里，二楼的房间朝南，阳台的落地窗洒满阳光，红漆地板擦得锃亮。我坐在地板上，抬头看见天花板上吊下来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只塑料的吹气小鹿。舅舅发现我多看了它几秒钟，就立刻将那只小鹿解下来，洗干净包起来塞给我。我不敢拿，舅舅大声说，我这里的东西，凡是你喜欢的，看得上眼的，都可以拿走。我拿眼看着母亲，母亲笑着说，舅舅给你的，你就拿着吧。然后又朝舅舅嗔道：你就惯着她。舅舅说，我们没有女儿，邵丹萍（舅妈）可喜欢女儿了。后来这句话他又对我说了多次。17 岁，我当了兵，部队驻地在宁波。那时候，宁波到上海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轮船。晚上在宁波的江北码头上船，第二天一早就到了上海的十六铺码头。不知为什么，那时我去上海的次数远甚于去杭州。我部队的很多战友是上海人，平时我跟她们说上海话，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上海兵。一到应市的季节，连队常会采购一些宁波宁海产的桔子什么的，我上海的战友就会一筐一筐地往上海托运，我也跟着她们学，一筐一筐地往上海运，通常就是运到十六铺码头，然后舅舅就骑个自行车去驮。我在上海还有一个舅舅，叫王建平，他倒是和我妈沾点亲，大概是表弟什么的，（我至今也没搞清楚）他们住在陕西南路，于是高安路的舅舅会驮着桔子分给陕西南路舅舅。现在想起来，从高安路到十六铺码头好远，舅舅骑过去很辛苦的，而且我也不管是不是星期日，舅舅是不是上班，有没有时间做这件事，也许那就是个麻烦。我母亲大陕西南路舅舅两岁，陕西南路舅舅又大高安路舅舅两岁，他们仨是情义深重的“铁三角”。陕西南路舅妈许淑宝是个纺织女工，也是个老党员。她是我国第一例人造心脏爿膜的使用者。这是我国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一项重大的科技成果，所以，那时她像大熊猫一样被保护起来。据说，在她前面进行手术的、后面进行手术的、比她年轻的、年长的都没熬过三年，而她在术后还活了 28 年！并且，她的去世还不是因为那颗心脏的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奇迹也有赖于我舅妈的好脾气，她慈眉善目，走路蹑手蹑脚，说话慢声细语，任谁去她那儿她都疼爱得不得了。术后的许淑宝，由新华社记者在其家门口摄。高安路的舅妈邵丹萍是个科技工作者。她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从事生物制品的研究制作。高安路舅妈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分子，她热情爽朗，社会经验丰富，加上旁边还有一个头脑缜密的舅舅，分析起事情来头头是道。我在部队时头脑简单情商不高，一碰到问题我就往上海跑，如果“疗伤”我会住陕西南路舅妈家。如果是“刮骨”，我就会住到高安路舅妈家。有一次我和高安路舅妈睡在一张床上，我哭哭啼啼絮絮叨叨地跟她说了一夜。第二天舅舅对我说，你昨晚上情绪不好，你舅妈一直搂着你，今天她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当时为什么事儿为什么哭我现在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但舅舅说的这句话我刻在了脑子里。我跟我妈妈讲的绝对没有跟舅妈讲的多，所以舅妈有时就成了我和我妈之间的传声筒。有一次舅舅高声对我说：“我跟你讲，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对你完全说真话。一个是你的妈妈，一个是你的爸爸。”他的意思是，你怎么能苛求所有的人都对你说真话呢？可是过两天，他再说这句话时，变成了“三个人”，“那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他说。我美丽知性的邵丹萍舅妈上世纪 70 年代是国家物质最匮乏的时候，什么都要凭票证，什么都不好买，上海货更是全国人民的追崇。每次我去高安路，舅妈都要问我，你需要什么东西？我说不要。她说，没关系啊，你妈妈有钱放在我这里呢。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妈在舅妈那有个存折，用来采购那些不好买的上海货。我家的很多东西从上海运来，上至永久牌自行车，下到一条条肥皂。有时候，舅舅会深夜从上海坐着火车送东西到杭州（因为他有退伍军人残疾证，可以免费坐火车），然后返身赶回上海第二天上班。他们之间的情谊可见一斑。记忆中最深的，还有上海的大馄饨。我去上海时，舅舅舅妈因为要上班，没法替我弄饭吃，于是他们一大早就去菜场买肉、菜，洗净切好包成馄饨，嘱咐我中午自己下了吃。我现在想起来，这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但那时却习以为常。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舅妈介绍她单位的同事小沈给我的战友小红，约在舅妈家见面。舅妈上班前，也是包好了大馄饨放在厨房。小沈小红如期到达，小红害羞，躲在厨房里不出，我陪小沈在堂屋里说话。待到吃饭时，小红煮好了大馄饨“齐眉举案”式地端进来，她自己则躲在厨房里吃，妥妥的一副贤妻良母的模样。小沈喜欢得不得了。饭毕，我将他俩赶出门去“散步”，就这样，一碗大馄饨成就了一段良缘佳话。2018 年底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我去上海办事，晚上再一次和舅妈睡在一张床上。她喃喃地问，你妈妈烧退了没有？我心里一惊，忽然想到表弟说的还没将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她，心里虽然难过，但嘴上说，退了退了。她说，退了就好退了就好。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舅妈。现在，我的父母和舅舅舅妈都离开了我们，虽然我是无神论者，但我衷心的希望愿他们，能在另一个世界汇合，再续前缘。上海两位舅舅舅妈阖家留影。1996年5月24日父母在上海舅舅家。2009年5月3日上海舅舅舅妈来杭州看望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