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雷击牺牲的“战士民工”

杨龙明

高原军事测绘纪事

1975年某测绘大队二中队中队部所在地

AI作图人工智能模拟绘制的部队进驻时白玉县昌台区房屋建筑示意图

被雷击牺牲的“战士民工”

杨龙明

记得陈毅元帅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时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独轮车推出来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测绘兵能完成雪域高原的测绘任务，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雪域高原的地图是广大藏族人民用牦牛和马驮出来的。广大藏族民工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们为祖国的测绘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我这里要说的就是一位已经记不起姓名的民工在大自然带来的灾害中牺牲的故事。

那是公元1975年的七、八月份的一天下午（具体日期已记不起了），我那时是某测绘大队二中队的文书，正在准备晚上要刻印的中队油印小报“红测兵”的文字材料，突然听到了解放牌大汽车的喇叭声，赶紧从帐篷里跑了出去。

二中队中队部驻在白玉县昌台区区公所，说是区公所其实只有两栋布局成L状的一层楼的红砖房。我们到那里后在L型对面支起了一顶排用长方型棉帐篷，形成了一个三合院。帐篷里既办公又住宿。汽车就停在靠帐篷一边。

我一看，车上下来的人都垂头丧气的，情绪极为低落。三组的一位战友搀扶着他们的副组长张洪国下了车，张的脚上还缠了绷带。我懞了，他们到底发生了啥子事？

这时车箱上的帆布篷打开了，中队通信员王洪成在上面喊我：“文书，帮忙抬一下。”

中队梁益指导员对我说：“小杨，去抬一下，死了人了。”我马上招呼通信员邹正学和我一起去抬，他害怕不敢去也不愿去抬，我只好赶紧爬到车箱上去。爬上车箱后一看，我简直是惊恐不已：车箱底板的一块白布上蜷缩着一具被烧焦了的尸体，周身黑黢黢的已没人形，恐怖极了！

我问王洪成：“这是哪个？”王洪成的回答让我非常吃惊！不敢相信！

我脑海里开始放起了电影。

那还是我们中队刚到昌台区刚刚住下的第三天天快黑时，中队部来了五、六个藏族民工，腰上都挂着刀，长的有8、90公分，短的有20公分左右，差不多每个人都是一长一短两把。衣服有的干净，有的不太干净，闹哄哄地说着我们新兵听不懂的藏话。因为当时传说白玉县还有叛匪和土匪，突然来了这么一帮子人，说实话我们心里真有些害怕，关键是还和我、司务长张平贵、两个通信员王洪成及邹正学睡在一个屋子里，这让我们心里有种“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感觉，心里更害怕了。晚上睡觉前，等民工都睡下后，我用我和两个通信员的背包带把我们几个当兵的围了起来，上面放着我们三个人的漱口缸子，缸子里放着牙刷牙膏，意思是若有响动会惊醒我们的。张平贵司务长说我：“你小子太聪明了！”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然后又非常不安地躺下了却整晚都没怎么闭眼，然而当晚却无任何事情发生，一颗不安的心终于放下了。过一两天又来了几个民工，打扮与之前来的民工差不多。其实在我们后来的相处中发现：这些藏族民工很可爱，性格直爽又好客，勤劳直朴还爱帮助人，没有坏心眼。

这些民工喜欢说话，都主动与我们打招呼並伸出大拇指：“金珠玛米呀古都！”其中一位非常引我注意：个子1米65左右，白白净净，二十五、六岁，上身里面穿一件白衬衣，深色外套的一只袖子未穿，这都是藏族人的一般打扮没啥特别，关键是他的衬衣兜里插着两只黑色钢笔，还会说较为流利的汉话，这就很特别又很引人注意了。接下来的几天相处，大家都处得非常友好，有说有笑，又是劈柴又是挑水，相互都很亲热还开玩笑。我跟这个很特别的藏族小伙子取了个外号叫“大学生”。他的藏族名字现在完全记不起了，但“大学生”这个外号却记得牢牢的，甚至于我们中队长骆明光都83岁了，“大学生”这个名字还没忘。

大概一星期后，这些民工都分到作业组去了，其中“大学生”分到组长李永福的三组去了。一段时间后，三组反应说这个“大学生”民工非常不错，除了正常地完成民工工作任务外，还成了他们的藏语翻译，主动地帮助管理起民工来，成了部队与民工之间联系的桥梁。

大约过了近两个月，我跟中队领导要求去作业组体验生活，一是想学学业务，二是为办好中队的油印小报“红测兵”收集些测绘兵的工作生活材料。指导员梁益说，那你就去三组吧。

要出发去观测点了。一都分牦牛驮着主副食，一部分战士要骑牦牛，还有战士要背经纬仪。副组长张洪国因我是随作业组第一次去外业，担心我不能长途跋涉，让我骑牦牛。可我围着牦牛转了几圈还是爬不上牦牛背。负责赶牦牛的民工“大学生”见我爬不上牦牛背，走过来单膝跪在地上，要我从他腿上爬上牦牛背。我看过电影《农奴》，想起西藏农奴主踩着农奴的脊背上马的情景，我一个人民子弟兵怎么能踩着藏族同胞的腿登上牦牛背呢！绝不能！“大学生”猜透了我的心思，拍了拍自己的大腿对我说：“没事的，您的赶快上吧，马上要出发了。”我非常愧疚地踩着他的大腿骑上了牦牛，看了一眼“大学生”，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走了整整一天，我们一行人在一个海子（藏族叫海子，汉族叫湖）边停下来准备宿营，搭的搭帐篷，捡柴的捡柴，煮饭的煮饭。不一会儿，我们就吃完晚餐，三三俩俩地围着海子闲逛起来。

不一会儿，副组长张洪国在一草丛里捡到一根干骨头，他告诉我是老鹿角，可以熬胶入药。

次日，我们很早就出发了。副组长张洪国把他那一根老鹿角交到我手里，要我替他保管，说他要去扛三角架。我突然想起我还要去背经纬仪呢，于是委托“大学生”帮我保管，他把它放在一头牦牛背上的袋子里就去赶牦牛了。到了晚上宿营时，张副组长突然问我老鹿角在哪里？我说我交给“大学生”了。结果一找，老鹿角不见了。“大学生”误听为我说是他把老鹿角拿去了，脸色一下就变了，眼睛鼓鼓地瞪着我。我心里一惊，坏了，“大学生”肯定以为我说是他拿去了。我赶紧对“大学生”解释说，我不是说你拿去了，是说我让你暂时替我保管一下，不是你拿的，再说了我亲眼看见你放在牦牛背上袋子里的，你那么忙要管那么多头牦牛，没你的事儿。张副组长也圆场说：“不管它，一根破骨头，说不定我们回去时还能捡到它。”“大学生”这才缓下脸来逐渐消了气。藏族同胞就这样，听不得冤枉话，再说了大家都忙着赶路，谁还专门去顾那根破骨头呢。后来，我跟“大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恰。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文书，你结婚没有？我妹妹很漂亮哟！”

看着眼前尸体的惨状，印象中“大学生”的点点滴滴，尤如电影镜头一样在我脑海里缓缓播放。后来听通信员王洪成讲了当时发生的事情：

大队部业务参谋在检查验收三组测量成果时，发现手簿上记录的测量数据中有“一个数字”写得不太像，所以要返工。三组返回到观测点山头下面一个凹地宿营，每一次在这个点作业都是在这里宿营，我也在此住过。当他们搭好班用帐篷（有点像蒙古包）后，副组长张洪国坐在帐篷中间的立柱旁休息，其他人整理装备的整理装备，煮饭的煮饭，忙得不亦乐乎。“大学生”则坐在与张副组长背靠背的立柱旁，手里拿着皮火筒（藏族同胞用来吹火的工具）帮忙吹火，他总是闲不住，一停下来就找事做，帮这个帮那个。

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在帐篷里响起，帐篷被击穿一个洞，垮在一旁的地上；副组长张洪国被掀出帐外，一看脚趾头被击穿了，之后一两年他走路脚还是一蹶一拐的，战友们都叫他“张拐子”。忽然，忙慌了的同志们发现，“大学生”蜷宿在立柱旁，周身黢黑如碳，已无生命气息。同志们围着“大学生”的遗体，泪流入注，悲痛不已。

一条活鲜鲜的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闪电夺走了，一个我们彼此才刚刚熟烙的面孔在我们面前消失了，大家悲痛万分！

在处理善后事宜时，白玉县政府和部队领导根据“大学生”的一贯表现，尤其这段时间以来协助测绘部队完成任务的优秀表现，授予他为“战士民工”，并给其家人补助人民币500元，以资奖励。

作者简介

杨龙明，男，生于1954年12月26日，1974年12月参军入伍，在1982年中央军委命名的“丈量世界屋脊的英雄测绘大队”从事军事测绘工作，曾参与我国最后一块无图区——西藏墨脱县的军事测绘工作。1987年底转业地方工作。工程测绘工程师、经济师。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