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老儿童话知青》

老知青·周有生

回忆：《老儿童话知青》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让我这个没有怎样享受过儿童节的老知青记忆犹新地想起了发生在公元2003年的2月17日上午十点左右的事。那天上午，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好几次。

一个陌生的号码出现在显示屏上。我漫不经心地接听起来。“喂，你是周先生吗？”

我懒懒地回答说：“是的，你是谁，找我有啥事？”

“哦，是这样的，我们是四川有线电视台《新闻现场》栏目的工作人员，前几天才听说你2002年元月份在你当过知青的一个山区地方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你为那里的整个生产队几十户农民无偿地为他们建起了光纤宽带，还特地在成都人民商场给他们无偿地买去了一台长虹牌彩电，让那里的人们都能看到所有的电视节目了。有这回事吧？”



我犹豫了片刻说：“没有这回事。”（我是一个不喜欢张扬的人）

“老师，你这是一件值得大家歌颂的好事，不要推卸吧，我们已经报上去了，准备请你协同我们一道去那个地方采访，还想拍个专题片。”

我经过一番思量，“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了，去就去吧。”

征得我的同意之后，电视台的记者就把联系电话给我了，约好2003年的2月19日他们开车来接我，他们已经和那个县的县委秘书处联系好了，要到那边的村上去采访。

2月19号的早上，一辆白色的“切诺基”轿车在成都西门一环路抚琴小区的对面一个叫“海市蜃楼”的酒店门口等着我从小区的出租房里出来，把我接上了车，并一一自我介绍了：有司机兼摄像师杨纯老师，有女记者王珊珊和赵灵灵。

我们一路上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四川省洪雅县花溪乡的张沟村（和姚沟合并了）。三个记者看到了从起点开始拉起的光纤线路一直延深到沟里的每家每户，足足有将近两公里长。电杆都栽了10几根主杆，其于的分线，分杆，全部都布局得非常恰当。



下图是英国伦敦会六国语言的汉学家暨新加坡外语学院的院长，中国名字叫：谢光杰先生。他闻说中国知青中真有此事，他迢迢万里之外来到洪雅花溪姚沟纪念碑前与周有生合影。

在姚沟的纪念碑前，村民们争先恐后地向记者诉说：“他这个知青老师为我们做的这件好事，简直是功在千秋，子孙后代都能受益。我们无法表达对老师的感谢，他让我们了解了好多外面的事情啰，我们现在坐在家里就能知道天下大事了。这件好事的成功对我们农村来说，过去简直想都不能想，哪里去筹那么多的钱嘛，就是有钱，也许也人心不齐。没想到老师出来牵头并帮干，把那么大一笔钱捐献出来，老师本来就非常清贫，知青转回成都后全靠下苦力挣钱来为自己买社保医保，还把省吃俭用蹬老年车的钱拿那么多出来，给我们做这么一件天大的好事。老师的确太不容易了，他给我们做这样难以办到的好事，事情做成了，我们怎能不感谢他嘛，所以我大家齐心协力给他竖了一个功德碑在大路边，目的是让来来往往的人们永远记住在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当了十几年的知青，回去后没有忘记我们大山里的农民。”

有的农民还哭了，他们说：“老师这一生不容易啊，在这个队当知青十三年，还给我们这里教了好多学生出来喔，他还给我们生产队无偿地买了一台新彩电来，你们能来报导这件事，是再好不过的了。”

记者们说：“你们应该在开工的时候就通知我们来实际拍摄，效果会更好。”

村民们争着说：“就是这样，老师都希望我们不要说他在这里做了好事。可是，不知你们是从哪里知道的，这不，都一年多了，你们才知道。”

前排蹲着的是周老师和他在这个地方生的儿子，与当时的各级干部和农友们的合影。

下图前排女士是原任香港中联部主任的亲姐姐骆惠文女士从安徽省坐了几千里飞机辗转到了四川洪雅县花溪乡姚沟村周有生的纪念碑之地和当地农友合影。

下图是骆惠文女士和周有生在纪念碑前合影

记者们们很感动，拍摄了一下午的时间，回到成都后，2003年2月21日起，这个节目由四川有线电视台的播音员邓砚在《新闻现场》连续播放了六次。这个故事正好被在成都的一个香港商人在当晚播送节目预告时，他赶忙调好了频道，用当时的J25录像机把这段报导录下来后请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把录像带亲自转交到了我的手中。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位香港商人是谁，只知道他是我朋友的朋友。

（我后来把录像带转制成了碟片）我到现在一直珍藏着这张碟子。

谢谢邓砚女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