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计划生育正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我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快乐，也带来了麻烦——需要上缴1800元的超生费！那时，刚刚拥有了自主耕种权利的田地，勉强能够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但，父母姐姐都很开心，尤其是父亲，好像一下子看到了明媚的希望，感到生活有了新的奔头。也就是在那一年，村里人给我起了一个响亮的外号：一千八。 “计划生育小分队”隔三差五地把我们家的大门摘掉，把家里的家具、老母猪等值钱的东西拉到村部，逼着父亲缴钱。生活所迫，父亲不得不超负荷劳作：不分白天黑夜，拖着平车去矿上拉煤炭，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但，在儿时的我眼里，父亲总是乐呵呵的。听戏曲，弹琵琶，吹口琴，养花草……再加上父母人缘好，家里每天都有好多邻居串门。那时的我们，日子虽清苦，生活却富足。 老小，往往都是娇生惯养的，可在左邻右舍的眼里，我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几乎没有什么坏习惯。对于这些议论，我是从父母嘴里得知的。 尽管如此，父亲对我的管教很严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因为好奇，把一辆拖拉机的转向灯给拧掉了。父亲知道了这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我大骂：将来是要当“响马”吗？我虽然不知道“响马”是做什么的，但感觉一定不是什么好话。于是，在心里生出一份怨恨。直到后来，才慢慢明白，正是父亲的严格要求，才让我一直脚踏实地走正路。 6岁，父亲拉着我，满怀信心地走进了小学校长室，可是，那时入学年龄是7岁，我只好眼巴巴地等了一年，才如愿以偿。 教一年级的苏老师每次见到我父亲，都会夸我学习认真成绩好。这，让父亲非常欣慰。 上二年级时，韩老师问班里谁成绩最好，全班同学都推荐了我。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当上了班长，每节课负责喊“起立”，帮老师收作业，下课抱作业。 小学五年，中学三年，家里的墙上除了“毛主席”“十大元帅”，就属那几十张奖状招眼了。这给邻居和客人们带来了长久的话题。 时间久了，那颗虚荣心也渐渐被羞耻感代替，不愿意再把奖状贴出来，任人品头论足。 于是，再领到奖状，就悄悄地藏起来。 恰恰是这藏起来的几张，保存至今。 那时的我，真可以算得上“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家长眼里的好孩子”“邻居眼里的好少年”。我想，父亲的心里应该是格外欢喜的吧！ 班长、体育委员、科代表、升旗手……甚至帮老师买酒买锅饼，似乎就我一个人在忙活。父亲常自豪地对邻居说我天天帮老师改试卷。这话有点过了，但替老师在黑板上抄练习啦，刻钢板印试卷啦，出黑板报啦，都是常有的事。 很感谢从小到大，老师的鼓励。初一年级，冯仰超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我的字“比有的老师写得好”，那年，我的字画作品在全校展出。初二年级，石启东老师在一篇作文后写道：“……于富民，如果你一直保持，成功的宝座将属于你。”这句富有能量的评语，让我在那年寒假前的期末考试中拿了总分第一。这些，父亲都默默地记在心里。 十五岁，进入运师，同学中流传的“60分万岁”颠覆了我的学习观，第一年的期末考试前，我没有用心学习。成绩单寄到家里，父亲让我读给他听。我知道自己考得不好，不敢抬头看他。当读到“代数60分”时，我的声音很低，因为放假前遇到班主任，他告诉我，代数没考及格，老师根据平时表现给了个60。父亲吸着烟袋，嘴里不住念叨：“才60分，才60分……”我忙解释：“60分就过关了。”尽管嘴上这么说，我心里像做贼一般。 长那么大，父亲总是把骄傲捧在手心，挂在嘴边。那一刻，我不知道这种骄傲还是否安好，我也没有机会去问，因为，之后不几天，父亲就因为心肌梗塞与世长辞。留在我心底的，是永远的愧疚与不安。 <h3> 这些年来，我从不敢忘记父亲那句念叨，再也不把60分作为追求。我一直努力，努力，就是为了续写他的那份骄傲。前天，我回了趟老家，站在父亲坟前，终于说出了那句一直没有出口的话：“大，忠厚传家远，你给了我一生的财富。”</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