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四府街上的陈年旧事

华文看客

自从1958年春季我家从五味什字搬到南四府街居住，到1969年秋我上山下乡去了外地，整个学生时代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这条街与周边许多老街道一样，青瓦粉墙砖门楼，国槐洋槐电线杆，基本上是其共有的特色。然而这里看似平谈普通的生活，却给我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记忆。

南四府街曾经长啥样

南四府街是西安古城墙内西南角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它的南端连接着小南门并直通环城南路。在小南门里又连接着两条街道，往东是太阳庙门，往西是报恩寺街。它的北口连接着三条街道，往东是五味什字，往西是土地庙什字（现五星街），往北经过北四府街、琉璃庙街后直通西大街。在它的中段路西有一条冰窖巷，这条巷子把南四府街分为南、北两段。沿着巷子往西走有两个出口，往西通到甜水井，往北通到土地庙什字。在南四府街的路东还有三条小巷子，从南向北依次是龙巷、先贤巷、杜甫巷，但都属于“此巷不通”。南四府街不仅是一条出城的要道，还是城内莲湖区与碑林区行政区划的一条分界线，南四府街及其以西的街区归莲湖区管辖，而与其东邻的太阳庙门、五味什字等则归属碑林区。

这条街不宽也不算长，就是公交车一站的距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6路公交车从这里经过。我家刚搬来时，街道还是石子路，路两边用长条石做道沿，人行道用青砖铺地。过了几年城市道路改造，铺成了沥青路面。街道两边院落的门楼和外墙，凡是砖砌部分一律刷成黑灰色，墙面则用石灰水刷成白色，黑白分明甚是素净整洁。街道上的树木不多，基本上都在路东的道沿上边，大多都是适宜北方栽种的国槐和洋槐。春季洋槐花开放的时候，满街飘香十分诱人，晚上会有人趁着夜色偷偷爬上树去捋槐花。街上安有路灯，其安灯架线的电线杆也都立在路东的道沿上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电线杆都是木头杆子，直溜溜的，新栽时浑身上下都浸着防腐的黑油。进入六十年代以后逐渐换成了水泥电线杆。每到晚饭过后街上的路灯亮了，黄黄的灯光照着路面和行人，也吸引着附近的小孩子们聚集在灯下游戏玩耍。

这条街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街道两边院落里的地面大多都低于街面，从街上进入各家院子，必须在大门口下几个台阶或一个坡道才行。《西安晚报》副刊上曾有人撰文说，是由于当时建房就地取土所致。但也有文章讲，当年西安建城时西大街是建在一条梁上。按照这个说法西大街以南应是一处低洼之地，结合观察南四府街周边的多条街道也都存在这种现象，看来应该是城内地势所致。还有一个不多见的景致，街上一些院落大门口的一侧都竖着一个石碌碡，而我们院子大门口边上却立着一个大石臼，下半截填满了土，上半截露出圆圆宽宽的口沿儿。有人闲暇时会坐在这些废弃的器物上看街景，一些过路的老人走累了会坐在上面小憩一会，小孩子们也经常围坐在上面做一些他们觉得有趣的事情。有人会问，城里的街道上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我也曾想过，大概是早年间这里的原住民都是用碌碡和石臼等工具自己加工粮食，随着社会分工细化有了专门加工粮食的作坊，于是自家这些器物就逐渐废弃了。后来有人又废物利用把它们摆放在了大门口，这种做法被其他人仿效并延续了下来，结果却成为被后人猜测的一个迷。

南四府街上驻有几家大单位，在南段路东有西安日（晚）报社，大门两边设置的读报栏每天吸引着许多爱看报爱学习的人。在报社对面的省京剧团家属院，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挂过陕西省京剧团的大牌子，那个时期每天早、晚经常可以听见咿咿呀呀吊嗓子的声音。在街道北段路西的一个院落（杜甫巷对面），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曾挂过陕西省司法厅的大牌子，但时间不长牌子又摘掉了，此处的大黑门也长期关闭起来。在冰窖巷里驻有三家大单位，路南是陕西省财政厅，对面路北是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和陕西省人民检察院。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省财政厅时常利用周末晚间在办公楼顶上举办舞会，铜管乐队吹吹打打十分热闹，而对面的“两院”却显得肃穆沉静。有很长一段时间，省高院时常会在机关大门口和冰窖巷口等多处张贴公开庭审各种案子的布告，社会各界人士可以旁听。我跟随同院的大孩子们曾悄悄进入设在机关礼堂里的法庭旁听席上，观看过几次庭审过程，主要是好奇。

由于有这些大单位驻在这一片，南四府街上自然也有一些住家院落成为他们各自的家属院，其中院落最大的当属位于街道南段路东的报社家属院。

顺便说一下，我家住的是西京医院的家属院，位于街道南段路西，老门牌53号，后改为32号，与西安日（晚）报社是斜对门。需要说明的是此西京医院非现在的第四军医大学的西京医院。此西京医院是1951年秋从西五路（现西安市中心医院处）搬到五味什字的，1958年后改为西安市冶金机电工业局职工医院，后又改为西安市第七医院，1965年并入西安市第一医院。

在街道北段路东与杜甫巷相邻处有一所南四府街小学，旧时是湖广会馆。这所小学主要招收在南、北四府街及冰窖巷居住的适龄儿童就学。我于1958年秋开始在这里读书，1964年毕业后考入位于五味什字的西安市六中。在街道北段路西还有一家誊印社，也就是一家刻制蜡板、油墨印刷的作坊。经常有拉货的架子车或三轮车把一卷卷、一捆捆的纸张运来，再把印刷装订好的成品打包运走。后来这家誊印社搬到了太阳庙门。

当年的南四府街算得上是适宜居家的地方，周边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比较方便。回想起在这里的生活经历，留给我的既有许多欢乐，也有几多苦涩。

街上的国营粮店

在城市里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年代，吃粮可是城市居民的头等大事。

当年在南四府街路东，也就是冰窖巷对面有一家国营粮店，负责供应南、北四府街，冰窖巷以及报恩寺街居民的口粮。粮店设在一个居民院落里，它占用了前院和过厅，后院住着房主一家人。进到粮站院子，左手边的门房是库房，里面整齐地码放着成袋面粉和成包的大米。库房门里分别摆放着盛放面粉、大米的敞口大木箱和称粮用的磅秤。营业室最先设在北厢房，后来挪到了靠东的过厅。到了买粮的日子，各家居民带着购粮本先在营业室窗口前排队，到跟前后买粮人按当月定量标准，向写本的营业员报出需要购买的粮食品种和数量，营业员在购粮本上和粮店保存的底卡上分别填写清楚，然后转交给收款的营业员，按品种和数量算清应付钱款后，买粮人付款并拿到标明不同品种和数量的取粮牌子，再去库房取粮。库房不得随便进入，只有取整袋面粉时，经付粮人员允许，买粮人方可进入。取整袋面粉时，买粮人必须先交回一条空面袋，这种专用面袋是用白平布缝制的，封口处上角印有蓝色的“标准粉”或“中粮”字样，通常会循环反复使用。按规定标准粉每袋50斤，售价8.20元，平均每斤0.164元。整包大米是用麻袋包装的，一般在麻袋中部印有蓝色的“中粮”字样，大米每包180斤，每斤售价0.147元。在计划经济年代，上述粮价是三十年都不曾改变过的。标准粉也叫“八五粉”，即出粉率为85%的小麦粉，细想起来当年的标准粉比现在的全麦粉也白不到哪儿去。当时的大米都是从南方调运来的，后来又有了汉中大米，但都是陈米，米里经常会有沙粒、稗子等杂物，吃饭时不小心就会硌到牙。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1960一1962年），本来能吃到大米就不容易，可供应的米不提前捡干净就没法吃。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家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后，城市里吃粮开始实行定量供应，但还是相对宽松的，比如去饭馆吃饭或购买食品糕点等并没有收取粮票一说。在国家经济困难开始之后，便对城市各类人员的口粮标准重新进行划定。一般有工作单位的人员每人每月的口粮标准是30斤，企业的体力劳动者依据各个工种劳动强度不同，分别制定了高于30斤的口粮标准。城市居民中的成年人每人每月27.5斤，未成年的儿童包括小学生，依据不同年龄段分别制定了低于27.5斤的口粮标准。在校学习的初高中学生，按男女性别和不同学习阶段分别制定了高于30斤的口粮标准。

口粮标准调整之后，粗细粮的搭配比例也有所改变，在每人的口粮标准中一般70%供应细粮，主要是面粉和少量大米。在供应条件稍好的情况下，籍贯为南方人的家庭可以在细粮里照顾性的多买一些大米。口粮中剩下的30%是粗粮，一般是玉米面，也有过杂面、高梁面等杂粮，各种豆类是很少见的。秋季红薯下来后，一斤粗粮可以买四斤红薯，于是大家便蜂涌般前去粮站抢购。在粮食短缺时，人们注重的是数量，是想尽各种办法来填饱肚子。由于当年粮食金贵，购粮本上当月有节余的，可以延续到以后购买，不会作废。可是那年月有几家的口粮会有节余呢？

大约是从一九五九年后半年开始，在饭馆吃饭，或购买食品糕点之类，就实行收取粮票了。三年困难时期在粮店取粮票有时会受到限制，要求取用者的工作单位出具证明并讲明用途。如果去外省出差，需要全国粮票那就更麻烦了，除了从购粮本上扣除相应数量的口粮外，还必须按比例交回一定数量的油票后，才可以领到，因为全国粮票里面是附带有食用油的。

为了有序供应，粮店给各条街巷的每个居民院落都事先安排好了每个月固定买粮的日子，但只能推后不可提前。只要是买粮的日子，粮店一早就排起长队，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家家缺粮，每户人家早就盼着这个重要的日子。当时街道居委会曾在居民中组织了互助活动，把不同院落不同买粮时间的居民家庭结成一对一的对子，只要双方愿意，在一方尚不到买粮的日子，而家中又暂时缺几天口粮时，可去对方家庭暂借一点以维持到买粮的时候，等到日子买来粮后及时归还对方。在居委会干部的牵头下，我家和省京剧团家属院住在门房的一户杨姓家庭结成对子。杨叔叔是省京剧团乐队的乐师，为人诚恳厚道，我们两家这种对子维系了一、二年之久。记得每次借了杨家的面粉，待我家买回粮后，母亲首先要做的是量好面粉给杨家送过去。由于我们两家都没有称，每次母亲都是用一个固定的小搪瓷碗作为计量工具，借面时带上它，还面时仍然用它，但每次还面时总要多添一点，母亲总是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老辈人的为人处世之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的一生。

口粮的紧迫逼得家家都要精打细算，于是有的家庭就准备了一杆秤，每次做饭前先称好份量，不能超过每天的标准定量。我家没有称，全凭母亲用一个固定的小碗来量，日子久了手底下就有了准头。每次饭做好后，母亲按家里人数分成几份，为了避免孩子们之间争究你多我少，她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后，剩下多少吃多少。为了填饱肚子，各家都想尽了种种办法。我家有亲戚在农牧局工作，于是就托人想办法买来了饲养家禽家畜的麸子，尝试着在蒸馍擀面时把少量麸子掺进面粉里，只是为了增加食物的数量。事后蒸出的馍又黄又黑，口感粗糙，擀出的面糟的不成型，只能切成面片下锅。上学时同学们带的早点也是五花八门，黑面馍、玉米面窝窝头就不说了，有同学拿出油渣豆饼之类的榨油下脚料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虽然又干又硬，难啃难嚼，但出于好奇竟然也嚼出了焦香味。

到了“文革”时期，由于受停产闹革命和派性斗争的影响，许多生产企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其中也波及到粮食加工企业。那时候食品和粮食供应已经相对宽松，家家的购粮本上或多或少都有些节余。因此每当社会上一有武斗、停运、停产的传言时，街上的居民们生怕断了粮，便会迫不及待地去粮店排队抢购面粉，但事后证明都是谣传。可以说即使在“文革”最乱的时候，粮店里也没有断过粮，是因为当时关乎民生的重要企业都被部队军管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粮食、粮店、粮本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份量，“民以食为天”也得到了充分的诠释。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粮食市场放开，粮食和食品供应极大丰富，国营粮店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淡去，直至最终被私营个体粮店和其他经营模式所取代。

（未完待续）

二0一六年成稿

二0二四年五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