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文学： 胡同里的风

于潭(闫驱)

 崇文门外是南城

　 现在北京城里，平房四合院成为人们追捧的香饽饽。搜房网里，询平房四合院的价格，一平米十一二万是便宜的，大十几万元一平米的平房也是毛毛雨。更有故宫周边的四合院，动辄都要几亿元。真是应验风水轮流转的老话。四十年前的胡同破房熬成为皇帝老子的金銮殿。

四合院——老北京标志性的民居。浅灰色的墙，浅灰色的瓦，分上下正房和东西配方。绅士一些的四合院有内外院之分。内院不设下房，外院不设上房，中间隔一道门楼。进门楼一定有影壁。有影壁的院落，前院迎大门口的地方，一定有一座镶在墙里的照壁。这等标准的四合院，门口一定有上马石，锁马桩。

这种等级四合院的主人，非六部侍郎以上之官员不可。北京南城的百十条胡同里，只有花市上头条有三四户宅子如此这般。位于西兴隆街的同仁堂乐家，和南五老胡同的新民大药房邵家是南城大户，因为发迹在清末民国，所以没有那么讲究。其宅子追求的是舒适的亭台楼榭。

小时候，到过邵家的宅子，前门在南五老胡同，后门在东河泊厂三条。虽然当时大半归属为一个单位的宿舍，但是依旧是假山曲径，亭台楼榭。前后两道院落，气势高屋建瓴，建筑磨砖对缝。

乐家的大宅院坐落在安静的南北胡同里，围墙比天坛的外坛墙还高。门卫不让进，里面传出轰隆隆的机器声。

南城还有一处深宅在东兴隆街南侧，是李莲英的外宅。四九年时，我家住在该院二进院正房。可惜，那时我还未来到世上，未曾见过。五三年时，北京成立中药材公司，选址在这所院子。清晚期太监李莲英在北京有几所宅子？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到过位于双桥地区的李莲英外宅，规模宏大，更像一所园林。二十年前，这所古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住宅楼。与之相反，位于东兴隆街的李莲英宅子被修葺一新，至今完好地保存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崇文门到天坛，从前门大街东侧到广渠门一线，放眼望去是一片波浪状起起伏伏的屋脊。其中，只有安化楼，218厂和116中学是四层以上建筑，鹤立鸡群。

我家离116中学很近。胡同里的孩子们，以向学校四层楼顶扔煤球为游戏。一天到晚，总能听到玻璃爆碎的声音。

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多南城四合院，已不是电影中描写的那般静谧。院里人多，到处人声嘈杂。哗哗的水龙头声从早到晚，不歇不停。当年读到鲁迅小说《伤逝》，对子君租住四合院的描述，让我羡慕不已。只是不知，子君雨天上厕所是否也要带伞？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南城胡同里的四合院，已经退化成贫民窟。传统的门道被改造成住房。诗一样的房檐消失。房檐下，盖起青年人的新房。还有厨房盖在窗外，扩展成屋门。邻里间，常常为计较一块砖大的地方，而争吵得不可开交。

人们逐渐有钱了，油水填满肚子。传统的四合院内外也臃肿起来，再也没有往日的俊秀和端庄。

为了挣钱，人不要脸，家还要什么脸？相信，八零后九零后的南城孩子们，一定没有见过真正的四合院和四合院曾经的平和气氛。

清晨，胡同里响起有节奏的扫地声。送奶车自胡同口，带着奶瓶间“哗哗”的碰撞声，慢慢走来。早起的人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漱口刷牙，然后是嗓眼里“呵呵”的水响。不时有“通通”的重脚步声传来。那是有人端着盛满夜水的痰盂，跑向公共厕所。胡同里到处飘来，人们高一声低一声的早起问候。

久违了，熟悉的南城胡同和旧日的平房生活。在南城住了三十年，对南城感情尤深。

到此，写下一百多篇回忆南城胡同的文章，放在《美篇》平台上，留给自己，也留给《美篇》的读者。以后的生活会继续，以前的生活不会重开。北京南城胡同的情景，永远存在过来人的记忆里。

底色

 底色是最基础的颜色。人和社会也有底色。时代不同，人的喜怒哀乐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风气也不同。回味过去的生活，就是在欣赏每个时期的底色。

人在五六岁时，开始有意识无意识地接触社会，认识社会。

记不清是哪年。胡同里，到处都响着锣鼓声。房顶上，竖立着挂上红布条的竹竿。大人们拎着一串串麻雀，相互间数着记着。有带围挡的手推车停在胡同口，里面堆着冒了尖的鸟儿尸体。其中不完全是麻雀。

父亲给我一根很高的细细竹竿，已经越过了房顶。竹竿上扎着一个布做的小人。坐在院子中央，身边放了一小捧黄黄的炒米，我双手握住插在地上的竹竿。父亲告诉：吃一粒炒米，晃一下竹竿，一会儿小鸟就会跳下来找你。

很长很长时间，一直不停地摇着竹竿，我昂着头看着竹竿尽头栓着的小人，连最爱吃的炒米都忘了。直到天黑，竹竿那头的小布人看不见了，小鸟也没来找我。

很快天热了，是唧鸟刚刚开叫的时候。胡同里敲锣打鼓地成立人民公社。我不知道人民公社是干什么的。只是从这一天，跟着拿饭盆的姐姐，到胡同另一端的大屋子窗口处领菜粥。粥很稠，菜叶子很大，急急地往家走也不会溅出来。

墙上写着字，姐姐给我念：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

不几日，有胡同管事的人到我家。母亲把家里的铁锅，铁盆，铁饼铛，一个被摔掉釉的搪瓷大碗，甚至我推的铁环都给了来人。

她们之间笑呵呵地说着，以后到公社食堂打饭，家里做饭的锅碗瓢盆没用了，支援国家大炼钢铁。

从这天起，家里只剩下领粥的饭盆，冬天取暖的炉子，烟筒和一条掏炉灰用的铁钩子。左右邻居中，只有大洋家有一只铜盆，被他姥姥擦得铮亮。铜盆不在钢铁的范围。　

大人们在胡同口砌起一座比房还高的烟囱，粗得六七个孩子都围不住。烟囱下的坑里点着火。红红的火苗白天黑夜地燃烧。大人们的脸被熏黑，笑着相互庆祝，说是要炼出钢铁了。

街道每天都有人到各家各户收集铁制的东西。家里的铁饭勺，搪瓷铁碗，连我推的铁环都被收去，只有做饭的大铁锅留下来。

收来的家用钢铁物件像山一样堆在烟筒旁，一批批地投进火里。 我在一边看着，因为这里有我的玩具。第二天早晨，锣鼓声把孩子们吸引过来。大人们身披红花地相互报喜。听说是夜里出钢了。一坨坨棕褐色的东西摆在铺着红绸的汽车上。

胡同里的公社食堂越来越红火。这年秋天，大屋子里还摆上长条桌子。桌上有肉馅的包子，还有集体使用的碗筷。上百人坐在一起吃饭，“咂咂”的咀嚼声居然也会震耳欲聋。

一年，又是一年。食堂的粥越来越稀。往家走的路上，我的袖口被溢出来的粥汤浸透。即便这样的稀粥也是在锣声响起后，我和姐姐冲在最前面才领到。队伍排得老长，管食堂的人说：这是最后一次免费粥。以后，人民公社吃饭也要钱了。

母亲发愁，家里没有做饭的家伙儿。街道发锅票，一家只有一口蒸锅。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用一口蒸锅炒菜，熬粥，蒸窝头和馒头。 父亲开玩笑：幸亏炉子没拿去炼钢铁。

一九六零年的早春，北京奇冷无比。

　 像喝茶一样，有浓有淡。像春天的花儿一样，有深有浅。人的记忆是一条云里雾里的小道，回首看一下遥远的来路，飘缈摇曳，若隐若现。

　 弯弯的街道南段有间小铺子，不卖油盐酱醋，只卖孩子们用的东西，比如铁环，泥娃娃，各种纸印的五颜六色小画，当时叫洋画。

小铺是关老爷家的。他很胖，头顶锃亮，鼻子下边有两撇灰白色的胡子，高高翘起。

关老爷不爱笑，把凑过去的小孩喊做“小驴驹子们”。

我不喜欢他，可是喜欢小铺卖的东西，特别是摆在店铺门口的大木盒子。

木盒子有很多大小不同的格子。关老爷在格子里放进不同的玩具，再用纸把格子封起来。孩子们交二分钱就可以随意捅开一个格子，取走里面的东西。

格子里各样的东西很多，有的不值一分，有的值五分。这个神奇的盒子吸引我好长时间。春节攒的几毛钱都花在关老爷的木盒子上。每次交钱去捅木格子时，都要心惊肉跳。每次结果都是一分一只的棒棒糖。　　

我是胡同第一个拥有小三轮车的人。车的前轮两侧是两只脚踏。用力一蹬，车子就飞快地前行。这辆车使我成为孩子王。每天还没起床，门口已有伙伴在等候。

车放到门口。大家凑过来，你摸一下，他摸一下，稀罕的不成。当然是在我的允许下。

最好的朋友排在前面，先骑一圈，然后根据关系远近，依次分出先后。再后来，干脆改为三人一组。车座车把各一人。车后杠上站一人，同时负责用脚蹬地的半滑行作业。小车一边跑，孩子们一边呼喊：飞刀华来也。

　 一只皮球是深褐色的，上边有许多麻点，还有一个圆圆的气针孔。它比足球小，又比过去玩的皮球大。春节过后，七八孩子拿出全部压岁钱，大家一起到的体育用品店。售货员不卖，一再追问：一块七，你们哪来的钱？

球买回的当天下午，就在胡同里摆开战场。很快，一户人家的玻璃窗被皮球撞碎。孩子们和皮球一起被大人驱逐出胡同。

第二天，改在大街上踢球。说是大街，就是建有公共厕所的街道，因为能进出抽粪车而叫大街。

不知谁，第一脚就把球踢进厕所。大家惊呼着冲进去，眼看着皮球欢蹦乱跳地钻进茅坑。

皮球被水冲走，一切来的这么突然。好在每个星期有粪车过来。孩子们决定：抽粪车来时，再找。

孩子们天天往厕所跑，等着抽粪车的到来。有人告诉，粪车来过了，皮球被别人拿走。

　 往事，特别是孩提时的往事，清晰地存储在心里，且历历在目。孩子们是一张白纸，往事是白纸上的一幅幅浅浅的生活白描。

　 从睁开眼起，涌进人肚子里最多的东西是水。“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歌里这样唱。“女人是水儿做的，男人是泥儿做的”，有些偏女性化的曹雪芹先生这样说。

“男人和女人都是水拌着泥做的”我这样说。

胡同里送水的程二爷个头不高，但是力气特大。和我个头差不多的木桶装满水后，程二爷嘴里哼着歌就拎到院里。

那时没有自来水。家家都有一口大缸放在屋檐下。缸真大，我挂在缸沿上，脚竟然站不到地。每逢这时，姐姐就说：快下来，前几天有小孩掉缸里淹死了。

程二爷的木制水车是椭圆形的，两只大木轮走起来吱扭吱扭响。冬天，胡同里飘来这声音时，我就跑到大门口，迎接程二爷的水车。

远远的，程二爷低着头，踩着雪一步一步走来。水车随着他的身体左右扭动。木筒四周挂满长长的冰溜。停下车后，二爷一准绕到车后，掰下一支最大的冰溜，乐呵呵地拿给我。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胡同里有了自来水，水流直径比兵乓球大。龙头的截门很高，即便是大人也要踮脚才能拧到。一百多户居民使用一条自来水管，使用率可想而知。即便是夜深人静时，自来水也在哗哗流淌。

龙头的水压里很大，直直的水柱涌出足有一尺多长后，才披散开。夏天，孩子们蹲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澡，经常被冰冷的水流冲掉裤衩。冬天，水龙头四周成为冰场，半圆形的冰坡呈十五度角，由高向低长及三五米远。虽然大人们打水困难，孩子们滑冰玩耍的十分惬意。从夏到冬，胡同里的公共自来水水台既提供生活用水，也提供游乐戏水。

之前，公共自来水龙头处是一眼水井。崇文区的三里河、桥湾、薛家湾、河泊厂这些胡同里的老地名足以证明，当时的北京南城系发达。

恍恍惚惚记得那口井是方形，里面黑洞洞的，底下闪着晃晃悠悠的光亮。这应该是一九五八年之前。胡同还有送水的槽车。

想掰一根槽车下挂的冰流子，我才跟着它走到井沿，才见到井里的光亮，才有了今天记起的过去。那天，被人从井台拎回到家里。从此大人规定：不许走出家门口十米。

各院有了自来水，水似乎更不值钱了。每逢节假日甚至街道开会，胡同里管事的人都要安排各家各户清水泼街。泼街时，胡同里充满喜庆气氛。地上的水泼完之后，孩子们开始往墙上泼水，往树上泼水，相互往身上泼水。想来，傣族的泼水节也不过如此吧。

很长时间，水是廉价的。在过去的时光里，许多东西都是廉价甚至是无价的。学费是廉价的，医药费是廉价的，水费电费是廉价的。人与人的相互帮助是无价的。老师和医生的社会责任感是无价的。社会公职人员的殚心竭虑是无价的。老百姓的吃苦耐劳精神是无价的。

社会物质需求廉价的时候，人们的精神品味却是高贵的。今天的社会已经水涨船高。还是以水为据，已经足以使人目瞪口呆。在水还是水的时候，超市里有的饮用水，一瓶标价几十元。不知喝这等高价水的人，拉出的是否还是人尿？

从水的廉价与昂贵之区别中，人们应该读出水之外的东西：我们的精神不能廉价了。

胡同春秋

北京城里的胡同平房越来越少。记住不是楼房一楼盖出来的小房，不是前门外改造翻建后的高档四合院，更不是西四环那座楼顶上的悬空四合院。

想描述一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南城胡同里，一座座的平房小院和小院里人们的生活。

历史上没有记录，隶属于崇文区的南城始建于什么朝代。北边起于前门到东便门一线。南至天坛公园南围墙。西起前门外的粮食店街（前门外大街属于崇文区）。东至广渠门内白桥。北京的南城像是两半的兔唇，一半在崇文区，一半在宣武区。

崇文门外大街和前门外大街构成崇文区南城的主要街道。最初只有一趟有轨电车，从崇文门城楼到红桥东高地下口。后来加入8路和3路公共汽车，分别从广渠门到景山后街，从光明楼到黄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又有从东到西的23路和从广渠门到左安门的12路公共汽车，为崇文区的南城人服务。

这些公共汽里，属8路和23路车最吸引孩子们。车是捷克产的老款斯柯达，全铝质车身。柴油发动机在发动时，需要司机用力拽动一条绳子，而往往拽动数次也点不着火。

汽车发动后车身抖动得厉害，铝制车窗哗哗作响，淹没了人们嘈杂的说话声。每次随父母坐这两趟公共汽车之前，我都要先去厕所小解，因为怕尿水被颠腾出来。

崇文外大街，前门大街是南城的传统商业街。那时，凡通公共汽车的街道都叫大街。不通公共汽车的街道也有商贾铺市，坐落在弯弯曲曲的胡同里。其热闹程度，毫不逊色，比如东花市里的北南羊市口和白桥到东高地的三转桥，打磨厂东街，茶食胡同里的薛家湾，兴隆街里的黄门合作社周围，红桥附近的东晓市。

胡同里的商业区大多源于早年。东晓市在清中期是北京旧货集散地。我小时，这些地方是胡同居民的主要购物区，经营柴米油盐，糖果点心，土产建材和小五金日用品的门店星罗棋布。

胡同里的人到前门大街，花市大街时，一般都要穿戴得干干净净。再远一些的王府井，虽说直线距离不远，但是有城墙阻隔。南城人到那里，很是蹩脚绕道。

文革前不久，正义路南端的城墙被扒开一个“V"字型的口子。南城人开始踏着碎砖黄土，翻过残墙断壁。

路程近了一半，南城到王府井的人慢慢多起来，逐渐踏出一条路。现在，这条路被建设成宽阔笔直的祈年大道。

都说南城人穷。其实南城有不少富家宅邸。西兴隆街的同仁堂乐家，东兴隆街的李莲英外宅，外宅对面海军俱乐部的欧式建筑，南五老胡同的新民大药房邵家等，都是旧时北京城顶尖的富人。解放后，一些显赫的人物也住在南城。花市头条的方毅，奋章（粪章）大院的郑三生。

崇门外大街北段路东有四条胡同是南城的典型代表。从北向南展开的四条胡同，东西距离很长，被取名为：上几条，中几条和下几条。上几条的住户大多富有。门口有上马石，高高的青石台阶和威武的门楼。

中几条住户多是小业主，小商户，小职员，门庭清素也还富足。他们的孩子多有教养。

下几条的住户热闹多了。不仅大杂院子住户繁杂，房屋还多是核桃砖垒墙，外挂青灰。下几条的人特京味，说话粗声大气，习惯侧棱着膀子，远远的和人打招呼。著名快板书演员高凤山住在下四条。

我家所在胡同的名人有两位：一户是姓卞的街道主任，一户是每晚在胡同里，舞刀弄棒的磁器口玻璃店职工刘家兄弟们。

那时的街道主任都是女的，卞主任也不例外，是个文文弱弱的街道妇女。听说她和丈夫一样，过去都是小学老师。六零年国家困难，卞老师被精简下来。卞主任家住的是胡同里唯一一座二层小楼，灰砖立墙，土木结构。

做街道主任纯粹尽义务，没有经济收入。一九六一年春天，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卞主任天天走家串户，传授用一个馒头的面蒸出两个馒头，一碗饭的米蒸出两碗米饭的技术。她在我家传授完技术再去邻院时，晃晃悠悠地倒在院门口。人们都知道，她是饿晕了。

改革开放后，一些电影和电视剧里调侃街道积极分子是“小脚侦缉队”。说句实话，卞主任和卞主任时代的街道积极分子都是好人。

每天晚饭后，在胡同里舞刀弄棒的玻璃铺小伙子，身材壮实得有些变形。说玄乎点儿，他的胸大肌鼓起有两寸高，被胡同里的孩子们叫做“大包子”。

“大包子”还有三个弟弟，个个都是胡同里的绿林好汉。每天晚上，“大包子”率领着三个兄弟在胡同宽敞的地方耍把式，练腿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摆满一地。

这哥儿四个既不是天桥的把式，圈摊挣钱，也不是胡同流氓，招摇过市。他们纯粹是喜好，喜好把自己的身体练得牛犊子一般，以气势压服左邻右舍。

别看年轻时身体健硕，性格彪悍，寿命却很短暂。老大和老二才四十出头便病逝。老三和老四杳无音信，不知身体有无大恙。

我家对门院住着一户有意思的家庭。老太太是大房，带着三个二房的孩子过日子。邻居叫她”尖妈“。我很小的时候，她家老爷子和二房太太相继去世。记得送殡的那天，喇叭吹得震天响，连墙皮都成片地往下掉。

这里有很长一段记忆断片。到了解这个特殊家庭时，我已经上了小学。

尖妈梳着油光锃亮的后籫。后籫上总插着一朵干花，向上翘着。她的脸也是螺丝型，下颚尖尖的，细细的鼻头比一般人的鼻子高不少。

我分不清，人们叫她“尖妈”，还是“兼妈”。两个名字都有可能。尖妈在邻里间很有些大地主婆的模样：霸道，蛮横，终日在门口大声地指桑骂槐。

尖妈家是房主，住正房。院里的东西屋租给第四医院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护士。护士的男人是右派，被关押在外地。尖妈欺负护士一家是出名的。护士洗完菜的水，不要说倒在院里，连院门口都不许。

尖妈说：守活寡的人，用的东西都要扔得远远的。

我曾见到，护士端着脏水走出几十米，倒进公共厕所。

院里下屋住着一户工人，儿子叫福来。这个名字对我印象极深。他是个消防队员，为人仗义，天不怕地不怕。有几次尖妈欺负护士一家时，都是福来出头为护士家打抱不平。为此，福来还揍了尖妈的儿子。

尖妈带着二房的一儿两女。皮肤白一些的女儿叫白姑娘；皮肤黑一些的女儿叫黑姑娘。黑白二位姑娘都戴着眼镜。她们的眼镜也是黑戴黑框，白戴白框。由于年龄相差太大，我和她们从未说过话。只记得二位姑娘很时髦，都穿着布拉吉，骑着自行车。

尖妈的儿子叫小贵子。小贵子大高个，大长脸，大喉结，喜欢给孩子们显富。六十年前，小贵子穿的汗衫是透明的，夹克是活里儿的。这样的装束，在南城胡同实不多见。尖妈最疼爱这个二房儿子。刚上初中的小贵子，口袋里的钱包已经鼓鼓囊囊。

一九六二年深秋。黄昏，天很冷。尖妈院子的外墙上，出现用粉笔写的反动标语。那时我刚识字，只看到每个粉笔字有拳头大，一共五个字，歪歪扭扭。

福来大声吆喝：孩子们都回家去。他站在反动标语下，用肩膀挡着粉笔字，等候公安局的人到来。

大约半小时，胡同口开来一辆吉普车，四个端枪的警察还有两只大狼狗。很快，狼狗直接扑向尖妈住的屋子，把吓作一团的小贵子拖出屋子。

小贵子被劳教，送往宁夏，始终没有再回来。从此，尖妈再不敢站在门口指桑骂槐地欺负人。护士一家的洗菜水，倒在窗下的花坛里。

家在河泊厂 每每看到电视剧里，一个个肥头大耳，大腹便便的八路军战士就觉得好笑。看来，导演实在没办法解决人的时代差距。现在胖人多，欲找百十个身体精瘦的群众演员饰演八路军战士，比登天还难。这不像过去，南城胡同里的孩子，各个古灵精瘦。

北京的南城胡同布局七扭八歪，宽宽窄窄，颇有些《水浒》祝家庄的韵味。以三里河附近的河泊厂胡同群为例：东西南北有五个出入口，被分为河泊厂胡同，河泊厂东巷，河泊厂南巷和河泊厂北巷四个区域。

在四个区域里，小胡同交叉，死胡同林立，胡同口径宽窄不一。最窄处是河泊厂北巷的11号院到13号和15号院的胡同拐弯处，长度十几米，宽度不足六十厘米，成年人通过则需侧身而行。

记得有个刚学会骑自行车的淘气孩子，非要骑车试试，结果被卡在里面，进退不得。

第二窄的胡同，要属河泊厂东巷小北口。这是条交通要道，向北是茶食胡同，通往一所中学和两所小学，还衔接繁华的花市大街；东巷往南指向天坛公园和崇文区文化馆电影院。可以想象：每天人们上下班和上下学的往来人群，每晚电影散场，分流过来的观众涌满胡同的情景。

小北口最窄处有一辆半自行把宽，还带一溜长长的慢坡。孩子们喜欢从小北口的北坡，骑自行车一路铃声，风驰而下。两边行人急忙贴在墙边站住，有的还被挤进路边小院里。

河泊厂胡同群北侧有三个出口，都在半坡上。除小北口外，依次向西是北巷的西大炕大口，最西边的南官园口。西大炕北口很宽，可以走解放牌大卡车。西大炕有片六七十米见方的空地，每年冬储白菜和冬储白薯，春节期间的食品供应都在这里完成。届时，河泊厂胡同群的近千居民，都要聚集在这里。

河泊厂的地势北高南低。胡同里有多处院子建在凹地里，比如河泊厂胡同13号。根据河泊厂三个字分析，再看看北高南低的地势，和数座建在凹地里的院子，不难想象河泊厂胡同群所处位置，在清中期以前是一片湖泊，或许时间还要更早些。那时金鱼池，河泊厂，三里河和桥湾一带是有桥，有水，有码头的湖泊。

六十年前，河泊厂东巷三条直门里的清代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依旧还在。

　 河泊厂胡同13号在这一带享有盛名。13号院坐落在大约百十平方米的大坑里。

走进门楼后，先要下七八级台阶才能到院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河泊厂只在13号院有台公用电话。公用电话是个长方形的黄色盒子，拨盘在盒子上，听筒拿在手里，打电话的人对着盒子大声嚷嚷。尤其喜欢大人打完电话后，挂上听筒的“叮当”一声，悦心悦耳。

除了一台公用电话，河泊厂还有一家粮店，一家副食店，一所小学。有意思的是粮店。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北京流行自动化服务。河泊厂粮店的自动化售粮引人注意。粮店屋里，靠墙边立着一排售粮机。买粮食的人把粮口袋套在出粮口上，按一下旁边的电钮，所买的粮食便自动流进口袋里。

自动化卖粮没有坚持多久，便停止。因为机械传动装置经常损坏。粮店职工不用手工卖粮了，却经常趴在机器上修修补补，弄得双手油乎乎的。日常维修时，工作人员也需要使用机油。自从使用自动售粮机起，粮店里的米，面总有股机油味。对此，老百姓意见很大。不到年底，自动售粮机已经羞答答地躺在粮店门外边。

如今，南城河泊厂胡同群已经从北京城的版图上消失。“河泊厂”三个字也已不再使用。河泊厂的老住户们，有的分散到南苑一带，有的在原地搬上楼房。2012年春节初五，我们几位近六十多岁的河泊厂人聚会在回迁邻居，一位唯一健在，已经九十多岁的老大婶家里。老大婶身体硬朗，用字正腔圆的北京话说：“小兔崽子们，都是当年河泊厂的孩子。那会儿你们瘦呀，一个个像麻杆儿似的”。

河泊厂东巷小北口

家庭妇女

一九五八年，南城胡同里出现许多小工厂。政府号召妇女走出家庭，走进社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街道工厂的工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家庭妇女，俗称“街道老娘们”。

我家的那片胡同有小五金厂，在东河泊厂北口上坡处。因为工人数量多（二十多人）和占地面积大（百十平米），算是街道工厂的首领。挨着它的西侧是一家弹棉花厂，再西侧有一家榨油厂。西河泊厂西大口，有一家炒货作坊和染布作坊是公私合营改造过来的。由于工厂和工人阶级的称呼联系在一起，所以哪怕只有一间操作间的作坊也叫工厂。

从两家作坊改名的工厂向南，有一家木材厂和铁工厂。木材厂做包装用的木箱子，院里还有几口棺材摆在一边。相信，它是由棺材铺演变过来的。铁工厂坐落在通往桥湾胡同的斜口胡同里。它的前身是座铁匠铺，门口总是响着“呼哒，呼哒”的风箱声。

东河泊厂厕所旁边，有一家服装厂，算是比较规模化的街道工厂。服装厂占着一座标准的四合院，解放前属于一家韩姓资本家。服装工厂用的缝纫机都是街道妇女们从自家抬来的。机器入伙，人也自然入伙。她们还在胡同南口，临大街把角处，开了家门市。前店后厂的服装厂有几个裁缝，承揽胡同里左右住户的剪裁制衣。衣服做的还不错。

周围最大的街道工厂是西河泊厂西口的豆粉厂。十几个人，一座大院子，男职工人数多过女职工。一九六一年，因为饥饿，街道工厂纷纷关闭。胡同里只剩下豆粉厂和小五金厂不仅继续生产，还有了正式户口：崇文区豆制品三厂和崇文区电木工具厂。

这两家街道工厂在所有制上，属于最低级的公有企业——小集体所有制。十年以后，留城和因病返城的北京知识青年，成为这两家小集体所有制企业，首批由国家安置的职工。虽然工资微薄，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但是他们有固定工作，和回不到北京的知青相比，依旧是幸福的。

人们不能抹杀大跃进时期，雨后春笋般街道工厂的历史功绩。工厂把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聚集在一起，边生产边学习，为中国社会开创全新的局面。像抗美援朝战争一样，打的是战争，更是尊严。一个积贫积弱一百多年的民族，重新站立起来的愿望，在西方人眼里被极其藐视。这一仗若是不打，这一仗若是不打赢，我们都将被人踩在脚下。相反，中国不但打了，还打赢了，更是打赢不可一世的美国人。世界各国都对新中国肃然起敬。抗美援朝战争给中国赢得十年太平。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和平建设，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一九五八年城市里出现的街道工厂，催动中国人的建设热情和对国家发展的向心力。中国的家庭妇女从这一年起，正式走进社会，参与社会。从此，再没有人小觑中国妇女的存在。

泼街

现在的青年人不会知道。六三年之前，南城胡同大都是土路。每年五一节，国庆节前一天，胡同里的居委会人员都要挨家挨户通知：为迎接节日，各家各户统一向路上洒水。久而久之，南城胡同里的居民，把这项活动统称作泼街。

泼街时，大人们把自家的脸盆，水桶交给孩子。泼街的水都是干净水，洗脸水不会被泼在街上，更不要说洗菜水。

孩子们先是把装满水的盆，桶放在地上，用双手向四周撩水。

一层层水落在干涩的浮土上，水珠打着滚地散开。

第一盆水洒在门口。第二盆水压着第一盆的水渍扩散。第三盆水泼向更远的地方。

几盆水过后，泼出的水已没有了节奏感。满盆水到门口后，一下子便扇面状冲向空中。待水落下时，细细的水雾迎着东来的阳光，显出道道五颜六色的彩虹。

一盆，两盆，三盆......孩子们端着盆，都挤在能出现彩虹的地方，把水扬向空中，然后站在一边，欣赏自己创造出的奇妙景象。

鞋湿了，裤子湿了，泼出的水在脚下汇成小流。家长们开始大声斥责：你们是泼街，还是玩水？

孩子们面面相觑，缩头缩脑地拎着盆，桶跑回各自的家。

我着实不知道，家里买一缸水需要多少钱？每次泼完街，水缸都会见底。

后来，院里装上自来水。泼完街后，听家长说：用去半个字了。

南城的胡同弯弯曲曲，长长短短，最宽处也不过五米，窄的地方一米有余。泼街后，胡同里便飘起阵阵湿土的清香，沁人肺腑。

五一和十一前的泼街活动，持续到文革之前。那时，居委会在胡同里，有强烈的感召力和亲和力。居委会人员有个很侠义的称呼：街道积极分子。

居委会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居委会人员没有任何经济补贴。我家那片的居委会主任姓卞，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她个子不高，说话声音软软的，爱笑，总是微眯着眼睛，揣着两只手出现在各家各户面前。她家住在胡同西头，一座灰砖砌的二层小楼上。

那年，街道里组织开会，选举区人大代表。会场设在她家里。现在想来，居委会办公室一定也在她家里。

一次，主任头上裹着纱布。听大人们说，卞主任的爱人是个体育教师，酗酒，酒后经常打人。胡同里的孩子们都自觉地站在卞主任一边，看到红脸的体育老师骑车过来，总有人大喊——酒鬼，以表示憎恨。

南城胡同的街道居委会在居民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只尽义务，没有任何索取的街道积极分子，成为胡同里的当家人。从邻里矛盾，家庭内部纠纷到国家大事，统统由他们处理，安排。不管胡同居民在单位担当何种职务，回到家里后，都接受街道积极分子的领导。

在孩子们心目中，街道主任和老师，家长一样重要。

老油灯

十几年前，在一次农村旅游中，幸运地捡到几件老物件：一对民国量具——木斗，松木材质；一只缸砂胎的民国酱釉油灯。松木斗捐献给大成律师所的建元草原文化会所。那只毫不起眼的民国酱釉老油灯，一直收藏在家中。

灯，一定诞生在黑夜里。应该说：在人类掌握钻木取火的当天晚上，第一簇人工火种被放在盛器上面。漆黑的夜晚，盛器里的火种照亮四周。灯给黑暗中的人们带来惊喜。传说，最早使用灯的人是人文始祖——黄帝。

史料上说，战国时的青铜灯是现存最早的灯具。《尔雅.释器》记载：“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同镫，灯）。豆是灯最早的成型器。

直到今天，世面上出现的油灯也大多是豆字的形状。

汉代以后，灯的外形开始多样化，出现人物造型的长信宫灯；一灯为主，四灯为辅的簇拥式豪华铜灯。北宋以后，出现的青瓷陈设器之五筒尊造型，应该是南北朝簇拥式灯具的延续。

油灯是人类使用最久的工具之一。立于底座上的纤细腰肢托起油台，不管是草质的，还是棉质的灯芯，沁满最初的动物油，植物油，现代的煤油。在黑暗中灯芯摇曳放光，一照几千年。

黑夜有多长，灯光就有多长。今天使用的电灯历史不足一百五十年。和五千多年油灯相比，它们的尖尖角还很鲜嫩。

因为南城经常停电。小时候，胡同里的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应急灯具：有蜡烛，有自制的油灯（在小瓷盘里添些煤油，卧一颗棉灯芯），也有不多见的古朴油灯。

胡同里每月总会停电一至两次。每次停电前，街道干部都要通知各家各户：今晚停电两小时。

通知一下，放学后的孩子们总要欢呼一阵子。因为，停电可以不写作业，已经成为家长和学校的不规之约。

晚饭是在昏暗的屋里吃的。开始还可以看见碗里的青菜和肉末。吃到最后，连白花花的碗沿都要用筷子探寻。

母亲划根火柴，点亮桌上的油灯。油灯是把饭碗翻过来，把足底倒进煤油。沁了煤油的棉芯很粗，很长。火头很大，一跳一跳地冒着黑烟。灯光下，人的身影被放大数倍，投射在墙上。

蜡烛按本供应，大约每户每月四根。一根大拇指粗，半尺长的白蜡能使用半个小时左右。所以，如果没有客人来访，母亲绝不会使用蜡烛。

她把蜡烛放进墙上的储藏柜和粮票，副食本包在一起。现在想起来，我只知道埋怨母亲不让使用蜡烛，却不知道母亲摸着黑，怎样做好全家人的晚饭。

油灯的形状几千年没有改变。父母为孩子们含辛茹苦的情感也世代衍承。这些都很原始，很本能。

同院的西屋只有不足五平米，住着两位七十多岁的相伴老人。我叫他老爷爷。

在记忆力里：老爷爷的老伴很矮，很白，总是弯着腰，戴着顶圆圆的黑绒帽，抬头时一脸笑容。

老奶奶是得咳嗽病死的。那年春天，她一夜夜的咳嗽声不断，到现在似乎还在我耳边响着。

老爷爷家有一盏油灯，是黑色的，上端套着透明的玻璃罩。停电时，油灯就放在窗台上。熠熠的灯光能照亮一大片漆黑的院子。

二零零二年秋天。我和家人来到密云深山中的蔡家甸。

密云有多大？蔡家甸有多远？这回领略了。从朝阳区的家到密云城区八十多里。从密云城区到蔡家甸又是八十多里。

当时，这里少有城里人光顾。在一个闲置，荒芜的院子里，我拨开半人深的蒿草，走进无人居住的北屋。听村里人讲，原来的住户早搬到了密云城区。

屋内角落里扔着一对木质斗升。后窗户台上，端正地摆着一盏缸砂胎酱釉老油灯。原来的主人到城里享受现代生活。多年里，为他们投送光明的老油灯被遗弃在这里。

我把老油灯小心地攥在手里。

二宝家的丧事

二宝家在胡同里，属于家境殷实的一类。他家有一处标准的两进四合院：正院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前院一间门房，一间东厢房。

挨着前院东厢房是一棵秋天硕果累累的枣树。

在前面的博客里，专门写过二宝的母亲：枣核型的尖脸，眉清目秀，却镶着一颗明晃晃的金牙，应该属于时代的败笔。她操着一口地道的晋南腔，由于出身过高，所以对胡同里的街坊总是唯唯诺诺，连说话的声音都细细弱弱。

一九六二年，我上二年级。那年秋天，二宝的父亲死了。

白天，二宝家在胡同北口的装裹店，买回许多纸人纸马。

入殓时，二宝的父亲穿一身黑色绸子衣裤，平平稳稳地躺在棺材里。棺盖摆在棺体的侧面。

晚上。二宝家来了十个身穿袈裟的和尚。院里摆张很长的桌子，上面堆满了盘盘碗碗。晚饭后，天已大黑。和尚们围着桌子坐成一圈。

领头的和尚坐在桌子的北端，面向高高架起的黑色棺材。他面前摆着一面镶金边的镜子，和一只饭碗大小的木鱼。

开始，和尚们都闭着眼睛，嘴里哼哼唧唧地念念有词，大约有个把小时。大约到深夜十二点的时候，为首的和尚敲起木鱼。

“得得”的木鱼声在寂静的夜里，分外瘆人。和尚们一起放开喉咙，像是唱支合唱歌曲。

此时，我站在为首和尚的左边。发誓：清楚地看到和尚面前的镜子里，闪出一个人形影子。

影子没有停顿，而是从镜子的一角消失了。

大和尚和我看到情况的一样。待黑影消失以后不久，他停止敲击木鱼。所有和尚停止了诵经。

灯光下，几个人走过来，抬起放在一边的棺盖，开始封棺。打钉的人不停地说着“躲钉”两个字，似乎在告诫棺材里的死者。

天快亮时，送葬队伍出殡。黝黑的大棺材被缓慢地抬起。漂亮的纸人，纸马被投入火中。霎时，腾起的黑烟填满了，并不宽敞的胡同。

胡同里的街坊们都躲在自家门道里，远远地向出殡的队伍张望。

那天，从故人装棺，念经，封棺到二宝摔盆，出殡，我都挤在前面看热闹，早晨困得不成。

多年以来，看到镜子里的影子之事，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今天以前。

轿子王

南城河泊厂胡同的轿子王要是还活着，应该不下一百二十岁。

轿子王住在我家大门左边，南北横胡同的东侧。院子是标准的两进深，南北正座，向西开门。轿子王家住里院西厢房两间。解放前，为了方便开轿子铺，轿子王在西厢房正屋的西墙上，朝外开了一个门，形成一间门脸房。

我记事时，胡同里的住户办喜事已经没有人再坐轿子。轿子王的轿子放在前院，漆皮斑驳，晃晃悠悠，成了孩子们上蹿下跳的玩具。

轿子的活杠被扯下来，横别在轿子王临街的商铺门脸中间。一天到晚，轿子王总是脸朝外，哼哼唧唧地唱着小曲，半个身子趴在杠子上。

这就是轿子王给我留下的印象。他家的商铺临街门门槛很高，下边垫了最少五级台阶。不再经营轿子铺的轿子王开了家小食品店：有棍糖，芝麻糖，糖稀溜，还有酱油，醋和散白酒。

站在门槛上，轿子王穿着人字口布鞋的脚，正好齐着我的肩头。一群孩子围在小铺门口，听轿子王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回家拿钱去，二分钱一绕糖稀溜。没钱可不成，没钱只能站着看看。

轿子王说话吐字不清，还带着浓重的后腔音，三四个字一组，一股一股地向外挤。我在下边端详他：面皮很白，两颊有一串串黑斑，长长的眉毛白了一半，眼眶深陷，里面的眼球已经模糊不清，是黄色的。

没有长性的孩子走了。轿子王伸出手，用指头点着：一个，两个，三个，得嘞，今儿就你们三个有福气，没白等。

说完，他转回身，脚拖着地，弓着腰，头略倾向前方，慢慢地进了里屋。

三根手指头长的竹棍，棍头卷着蚕豆大小的一坨糖稀，分到三个孩子手里。

听大人们说，轿子王年轻时，身板很棒，走头杠能一口气到前门脸儿。后来，他腰坏了。后来没有人做红事租轿子了。后来轿子王开了这家小杂货铺。因为腰痛，他总是趴在门口的横杠上，给街坊们拿要买的东西。

三分钱酱油，二钱分醋的生意，支撑了轿子王好几年。

轿子王有一儿一女都不在家住。女儿虽然长得也很白，但是脸盘子大，五官生硬，从不搭理小孩。有孩子管她叫大白屁股一只眼。

轿子王的儿子一表人才，据说在酒仙桥附近的一家工厂工作。他留着大背头，蓄着小胡子，穿着双棕色的大皮靴，走起路来，步幅很大，远远就能听到咯噔咯噔的皮鞋声。孩子们给他起外号：匈牙利。

一天，匈牙利带回家一个面目清秀，走路轻轻盈盈的上海女人。一帮孩子聚在小铺门口，向里面好奇地张望。

那女人的裤腿好细，是粉色的，像只鸡腿，半截腿肚子露着。她还描眉，弯弯的，有半条冰棍棍长。尤其是说话，稀里哗啦地像是倒水，根本听不懂。

轿子王本来就耳背，大声地说：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门口的孩子们起哄：匈牙利找了个外国媳妇。

上海女人一点儿不生气，还给每个孩子一人一块粽子糖。

两个时髦的人在南城胡同里进进出出，绝对是一九六零年的一景。

轿子王的儿子结婚时，也没有用轿子。

长舌妇

南城七拐八拐的胡同里，不仅是和谐和安详。就像杨志卖刀，闪出了牛二，武松回阳谷县，撞上了潘金莲一样。南城胡同生活里，有不少长舌妇。老北京流行的一些传统糟粕，比如：无事生非，挑拨离间，指桑骂槐，气人有笑人无等等，被长舌妇们发挥的淋漓尽致，且很有市场。

　　我家住的院子在丁字形胡同的拐角处。站在院门口向南北望去，左右又有两条东，西向的死胡同挂在丁字一横的两端。

这片胡同里，有大约二十几个院子，住着六，七十户人家，有三四百人。南边的死胡同里有几家大户，比如解放前新民大药房的邵家老四。邵四爷是一个长相，穿着都很体面的秃头大汉。

丁字形胡同的竖腰中间，住着盛锡福帽店的本家老二。他家是女人掌权，很文静。全家老小出入时，都不在胡同里站脚，像是一群受过惊吓的小鸟。

胡同里像我家这样，给国家干事的也有几户，属于凤毛鳞角一类。大多数居住在丁字形胡同里的住户，都是在打磨厂到崇文门脸儿一带的小业主。他们虽然没有多少浮财，但是在胡同里有自己的宅院。解放前后的变化，对他们的影响不大。解放前，他们不是出人头地一类，解放后也不在新中国打压的范围内。公私合营时，他们那点店铺产业早早上交给了政府。所以，很多手工业业主户成为工人阶级。那时，北京城没有大工业。小业主们当然是工人阶级。

　　有部门发表统计说：近些年，国人拥有的房产比例已远远超过西方。看来这个部门太不了解国情。中国人一直有买房子置地的传统。经过多年积攒，小业主们在解放前大多买下属于自己的房产。

解放后，矛盾也在小院里产生。新中国成立后，城里涌进大批外地人，而且是大大小小的干部。过去属于自家居住的院子，被安排进一些住户。虽然有房租，但是，原来的主人依然觉得很不舒服。宽宏一些的房主，克服一下也就融洽了。斤斤计较的主人却心存不甘。于是，邻里矛盾成为那个年代社会矛盾的特点。

　　家对面院的房主是个小脚老太太。她个头不高，后籫的发式每天都油光亮亮。她的脚尖尖的，脸盘儿也尖尖的，加上人性也尖酸刻薄，孩子们都叫她尖老太太。

尖老太太有两个女儿，长得白一点的叫白姐，长的黑一点的叫黑姐。尖老太太还有一个儿子，叫贵子。

听说尖老太太是过去的二房。三个孩子里，只有贵子是她亲生。尖老太太院里住着一户水泥厂的工人全家，还有一户医院的护士，带着两个孩子。

从来没有见过护士的先生。

　　隔三差五，人们就能听到尖老太太尖厉地叫骂黑白二姐妹的声音：你们他妈的在我院里住着，还装的人五人六。那来的滚那去。

　　可是在院门口，又看见黑白二姐妹吃吃地笑。

过一会儿，护士扯着两个孩子急匆匆地走了。

　　姐姐告诉，这叫指桑骂槐。

　　我家院子门口的左手处，是个有高高台阶的小商铺。想不起来那家小商铺是卖啥的，只记得小商铺的老板叫王老太太。她爱嗑瓜子。只要看到护士扯着两个孩子急匆匆地走出家门，王老太太就从嘴里吐出瓜子皮，然后狠狠发出一声“呸”字。

　　还是在结束不久，护士带着两个孩子搬走了。那时搬家很少见。国家不提供住房分配，也不帮助换房。人们寻找住房时，主要靠亲友担保。所以，人们即便与恶邻为伍，也只好忍受。

护士家搬走时，我去帮了会儿忙。因为她儿子比我小不到几岁，只记得他叫高扬。

　　冬天的晚上，胡同里很静。偶尔有卖茶汤的担子过来。挑担子的人打着清脆的铜锣。除了卖小金鱼的和磨剪子磨刀的吆呼声外，现在舞台上表演的吆呼声，和小时听的吆呼声相比，大相径庭。专家们表演的吆呼节目，我这岁数的人没有听过。不知专家是如何把清朝的商家吆呼声继承至今天。

　　胡同里经常传出的无端骂声，有幸身临其境地聆听过。

　　“有人下没人养”“看在眼里拨不出来”“老猫的孩子辈传辈”“养个贼子让人怕”“大奶奶就横着出来了，怎么办吧？”

　　每逢听到胡同里的标杆人物们表现出凶煞时，就觉得她们是阎王殿里的老鬼。

丁字形胡同里，女人参加工作的不多。而参加工作的女人们又大多早出晚归，来去匆匆。她们穿着干净，大方。有的人还骑着时髦的自行车。凡胡同里参加工作的女人，都是尖老太太三人谩骂攻击的对象。由于声音高亢，且采用只有她们才听得懂的语言，所以每次她们坐街议论时，都会吸引周围一帮孩子嘻笑。

这是真正的北京地方语言，是南城胡同特有的长舌妇语言，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

游戏

除上学以外，孩子们的生活离不开吃睡玩。再过一万年，哪怕人类演变成不用四肢也能享受生活的生命体时，也还会有童年。

童年时代是人生必经的初始阶段。有童年就有童真，有童真就有游戏。

玩游戏是孩子们最欢快的时候。《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它被引申为遇事不慌，敢作敢为的经典代表。故事内容的起因也是孩子们的游戏——捉迷藏。

有孩子蒙上眼睛，其它小朋友四散开来，藏在周围不远的地方。被蒙双眼的小朋友睁开眼睛，寻找藏匿起来的伙伴。

其实，早在蒙起双眼的瞬间，他早通过手指缝隙观察了每个人藏匿的地方，现在只是选择把谁找出来。藏起来的小朋友似乎也更喜欢自己被发现，不时发出一点点响声。

回想起儿时捉迷藏的鸵鸟式隐匿过程，还不免暗暗窃笑。游戏是孩子们的最爱也是人生的开始。游戏时，每个孩子的表现已经展示并勾勒出，原生的性格和以后的表现。

大凡乖巧一些的孩子，游戏里也爱投机取巧，爱虚荣的孩子在游戏时也会夸张一番。游戏过程是孩子们以后独立处理事情的演练。司马光敢于打破水缸救出落水的孩子，正是日后成为朝廷股肱之臣的端倪。

南城胡同的孩子们有许多种游戏。放学后，大家不分年级地聚集在一起。男孩子的游戏主要是推铁环，弹球和拍洋画儿（这里的儿音特色很重要）。

洋画儿是一张一寸见方的彩色硬纸片，上面的图案有美国鬼子，有大洋孩，有小卧车。那时的人们没有旅游概念，自然也没有风光景色和名胜古迹的内容。洋画儿是舶来品，没有中国文化表露其中。到有三国和水浒人物画面出现后，洋画儿已经失去游戏意义。

几个孩子各自拿出同样数量的洋画儿叠加在一起，放在地上然后划拳比输赢，决定谁先动手拍洋画儿。

一叠洋画儿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地上。准备拍洋画儿的孩子五指拢成扇状，用手掌落地带起的风吹动地上的洋画儿。每次被掀过去的洋画儿归赢者所得，不计多少。

夏天空气湿润，拍洋画儿孩子的手通红通红。冬天地面坚硬，手拍在地上痛的厉害。不少孩子的手由于用力而震裂开口子，渗出血印。即便如此，洋画儿还是要拍。

买洋画儿是笔不小的开销。后来，孩子们把香烟的外包装纸叠成三角形，替代价格昂贵的洋画儿。

香烟的价格不同，包装盒的质量也不同。游戏要求参与的香烟价位相当：甲级烟的红牡丹，蓝牡丹，中华算是一档；乙级烟的大前门，恒大，大婴孩，上海，大重九，红金龙算是二档。其它低档香烟的烟盒不在游戏范围之内。

老师和家长十分反对孩子们拍洋画儿和拍三角。校门口或家门口，常见到老师和家长翻男孩子的口袋，大多是在找寻这些东西。

女孩子玩的游戏似乎卫生健康许多，跳皮筋，踢毽子，耍羊拐。

在女孩子玩的多种游戏里，印象最深的是挑房子。

在地上用滑石画出两行白线，然后分成十个一尺见方的方块。顶端并肩的两块方格写着“自由”两字。

下面被分成九对小格。每个小格注明一种当时热门的商品名称：水果糖，铅笔，新衣服等等。最顶端端居中的格子注明“房子”二字，所以这种游戏叫挑房子。

参与游戏的女孩单腿踢着一只三角形布包，依次进入每一个格子。在“自由”二字的两个格内，游戏者可以双腿落地稍作休息，然后再单腿踢着沙包进入下面的格子，待游历一圈后，重回起点。踢沙包的女孩单腿将沙包踢向任何一个写着美好希望的格子。

踢出沙包的女孩子追求的目标都是最顶端的“房子”。 由于生理区别，小小年纪已关心生活内容。不知那些在六十年代初，参与挑选房子游戏的她们，今天住上了怎样的居所？

年代不同，孩子们的游戏内容也有不同。汉代的投壶，东晋的曲水流觞是流行一时的文人游戏。

唐人的马球和宋人的蹴鞠需要参与者东奔西跑，已经不如魏晋之前的游戏儒雅娴静。据说，唐宋时期，游戏爱好者们还成立了全国性协会。当然，其名称不是中国足协。

可以肯定地说：今天，世界举行的各种运动赛事项目，几乎都是历史上流行游戏的演变和发展。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游戏大会。

人类的进程以三百万年计。人类的文明历史以五千年计。个人的生命以八十年计。孩子们享受几年认认真真，无忧无虑，锻炼身心，提高兴趣的街头游戏，还是很有趣味和意义的事情。

风筝

清明节放风筝是中国人的传统，已经沿袭上千年。如同无可考证木轮车是哪个民族发明的一样，风筝是哪个民族发明？也无可考证。有史记载：春秋时的墨子在鲁山放飞的木鸟，应该是中国人使用风筝的最早记录。北宋时，人们认为清明是天上鬼门大开的日子。这天，把风筝放飞天空，可以向逝去的亲人转达问候。久而久之，清明时节放风筝成为中国人的传统民俗。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南城的孩子们在清明前后也要放风筝。孩子们做的风筝很简单，从家里的竹帘子抽出两根竹条，截成一尺长短的几段，用棉线捆成交叉的X型。再选一根略短一些的竹条，横搭在X型竹条的顶端，用棉线缠紧。然后找一张报纸，用浆糊贴在扎好的竹架上。

长方形的风筝主体下端，贴上一条两寸多寛两尺多长，用报纸做的尾巴。最后是安装风筝的引线。这是技术活儿，一只风筝能否顺利地飞起来，引线安装的位置和长短尺寸最重要。

这种风筝被孩子们叫做“屁帘儿”。

南城胡同大多弯弯曲曲，沿着两侧的高墙，隔三差五竖立着不少电线杆子。从胡同里向天空看去，上方布满横七竖八的电线。在这种环境下，找一块能放起风筝的空间，实在不易。

一个孩子远远地举起新做的屁帘儿。另一个孩子在几米外拽着引线。举屁帘儿的孩子撒手，牵线的孩子拔腿向前跑。屁帘儿在引线的牵引下，陡然飞起窜入空中。

十有八九的屁帘儿在飞到房檐高时，牵线的孩子已经跑到胡同尽头。失却动力的屁帘儿晃晃悠悠地落下。也有的屁帘儿干脆缠绕到空中的电线。能顺利升空的屁帘儿，少之又少。

一九六一年，电影院上映一部片名《风筝》的电影，是中法合拍片。一个中国小孩在天坛公园放美猴王风筝，形象活灵活现。

风筝上天后，线断了。断了线的风筝在天空中飞呀飞呀，一直飞到法国。有位法国小孩拾到风筝后，喜欢得夜不能眠。结果，活了的美猴王出现，带着法国小朋友飞到中国，飞到天坛，找到丢失风筝的中国小孩。

故事很离奇，寓意很明白，情节很浪漫。在电影《风筝》的带动下，那个春天，南城胡同的孩子们都做画着七扭八歪美猴王的屁帘儿。

中国人有美猴王情结。无论电影，戏剧还是儿童连环画，那时到处是美猴王的身影。一个被人欺辱一百多年的民族，从积贫积弱的状态站立起来后，又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中国人努力恢复民族尊严，追求自由发展空间，盼望国家强大，盼望朋友遍天下。美猴王面对困难的不懈精神成为人们的思想楷模。

美猴王率群猴，独处花果山，自创天下，藐视玉皇大帝的清规戒律；广招四野间被瞧不起的牛鬼蛇神为友；不服强权势力，不信危言耸听，自诩齐天大圣。

骑马打仗

电视里播出幼儿园孩子们的新闻，嬉笑打闹的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模样让人动心。由此，想起小时候玩的一种游戏，情不自禁地笑出声。

骑马打仗的游戏，当然不是真正骑马，而是骑人。几个孩子聚在一起，先猜拳，输的一方做马背着赢的一方。有时是身体强壮的孩子自愿当马，背上另个孩子。

骑马打仗也有规则：双方只能用各自背上孩子的肩膀或屁股，撞对方的背上的孩子。游戏不许背上的孩子用手进攻，更不允许当马的孩子用腿攻击对方。

　分工完成，骑马打仗便开始了。

先是选出两对孩子，相互进攻。其他的两人一对候在旁边，一边助威，一边跃跃欲试。

每每间歇不久，观战的孩子们便蜂拥而上，两拨人马打成一锅粥。此时，不要说腿和手开始使用，连唾沫也喷上了。

输的一方被撞倒在地。赢家便蜂拥而上，一层层压在上面。骑马打仗的场面改写为叠罗汉。

　　南城胡同流行的各种游戏中，骑马打仗是男孩子们的大游戏。那时的女孩子玩跳皮筋，跳房间，投沙包。男孩子们主要是踢球，弹玻璃球，拍洋画儿和最疯狂的骑马打仗。

北京南城的胡同很窄，大家都习惯在自家门口活动。实在因为地方窄而无法游戏时，孩子们只能到别的胡同借地方，近乎于侵略行为。

凭什么人家把自家门口的地方借给你们？为此要有实力。骑马打仗就是显示这种实力的游戏。

　不同街道的孩子为了取得一块游戏的场所，靠骑马打仗取得胜利来换取。总有胡同里健壮的，年龄大一些的男孩主动站出来，代表本胡同参加战斗。

学校老师和家长十分关注，孩子们放学后是否参加骑马打仗。如果知道谁参加骑马打仗，课堂上要被点名，回家后，父亲还要处罚。其罪名是：骑马打仗的野孩子。

参加骑马打仗的孩子，不管结果和胜负如何，在自己胡同的孩子们面前都是英雄。因为，他们是为大家的利益才去骑马打仗的。

玩泥

北京建十三陵水库。胡同里的大人去了十之五六。

夏天，胡同里的孩子们聚在一起，也玩修水坝游戏。选块平整的地方，用煤铲挖一条手巴掌宽的沟，有两，三米长。在沟的一端，就地取土围个圆圈，充作水库。和小沟链接的一面是用胶泥垒的，两寸多高，一尺多长的水坝。孩子们用脸盆从家里端来自来水，倒进水库里。

游戏开始。提供胶泥的孩子，在水坝的中央开出一道缺口。土围子里的水也算汹涌地流进小沟。

周围的孩子们把早已准备好的木棍，纸船投进流动的水中，看着它们随波而去。

倒是提供胶泥的孩子忙不停地从水里淘出胶泥，重新捧在手里。

胶泥是胡同孩子们的珍惜东西。每到暑假，孩子们先是寻找胶泥，继而积攒胶泥，然后是摔打淘炼胶泥。直到所谓的熟泥，才开始用它捏制各种东西。

四年级时，美术老师在课堂上，用橡皮泥捏人头像并让大家试着制作。

我有多年用胶泥捏东西的经历，很快做出人头型，而且比老师的作品生动许多。老师很吃惊，啧啧称赞。相信，如果不是两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手中的胶泥，很可能助我登上雕塑的艺术殿堂。

胶泥，黄黄的，细腻得超过面粉，粘结得赛过橡皮泥。

寻找胶泥是很辛苦的事情。首先是黄土。房管所在胡同里盖房时，会运来一车车黄土堆在路边。黄土里有胶泥，不过要耐心，用手揉搓着翻找。胶泥团很小，最大的一团也不过核桃大小。

大街上，铺设地下管道。土沟挖到两米多深时，才能见到黄土层。趁工人们午休，或者下班以后，孩子们爬下沟底，在露有黄土层的沟壁上，寻找一团一团的胶泥。

再有就是天坛公园。那里是沙土，里面居然裹挟着胶泥且水气最好，团团也大，比黄土里的胶泥柔软很多。为了弄到天坛里的胶泥，需要费不少力气。孩子们没钱买门票。

经过整个暑假的努力，手里终于积攒出有长方形果子面包大小的一坨胶泥。快开学的前几日，我们各自拿着收集的胶泥坨，在门口台阶上，蘸水摔打，直到渗出油一样的浆。

摔熟的胶泥可以做蛐蛐罐，做弹子球，更多的用途是，用一坨窝头大小的胶泥，中间掏空，然后使劲全身力气，把带眼的一面投向墙壁。嘭的一声爆响，回荡在胡同里，远远超过春节的爆竹声。

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已经无所谓暑假不暑假。胡同里的孩子们玩胶泥的传统，没有改变。

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已经对异性有了兴趣。这年的胶泥玩得有些出圈。从磁器口玻璃店买来大拇指粗，两尺多长的玻璃管，躲在院门后，房顶上，把柔软的胶泥球填进玻璃管中。只要有女孩子从胡同经过，就用舌头顶住玻璃管的一端，用力一吹。胶泥球顺着玻璃管内道，箭一样地射出十几米远，准确地击中对方屁股。

实在寻找不到射击目标时，玻璃管举向街边的路灯。十几个泥球把灯泡团团糊住。晚上，原本昏暗的街道变得更加恍惚。黄黄的光亮像是节日的彩灯。

过去一直不知道，藏在黄土里的胶泥是怎么形成的。黄土层是沉积土层，叠压在生活土层下。据资料显示，沉积土层里有大量有机物包裹体。

胶泥团是黄土层里的有机物包裹体。它们很细，很黏且溶于水，颜色深于黄土，制作的器物从不龟裂。

蕴藏在黄土里的胶泥不是一般的土，是融化在泥土里的生命。

挂在墙上的记忆

　　2024年元旦。 这是我走进的第七十个元旦。人的一生有许多次觉悟，或是叫灵感突现：咿呀学语的婴儿突然叫了一声“妈妈”；走进校门后，一件事领教了老师的偏向和自己的孤独；一个早晨，蓦地从女同学身上嗅到了异性的气味；走入社会，第一次拿到工资时，全身瞬间充满无穷的力量；产房门口看到孩子出生，油然而生的责任感；父母相间而去，送他们的路上，开始正视死亡。

早晨，走进第七十个元旦日，一种淡淡的滋味在心中倏地涌起：那也是另一个元旦的早晨。

记不得是哪年。我的眼睛才刚刚看到桌上饭碗的边口。早晨，一股诱人的发面炸糕的香味丝丝飘来。

母亲为全家准备发面炸糕，那一定是到了特别的日子。发面炸糕和好日子连在一起。

屋里散满阳光。炉子上坐的水壶，突突地吐着蒸汽。桌上还放着一盘瓜子，一小盘没有糖纸的粽子糖。

父亲靠在屋门口，一张椭圆形的茶桌边。看得出，他很高兴，一边嗑瓜子，一边指着墙上的日历牌讲着.... 。

直到今天，这副静止的画面依旧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这一天是元旦，这一天那样温暖，这一天父亲买回一本新的日历牌。一张印的花花绿绿的长方形纸板，上面挂着一叠像豆腐块一样薄厚大小的纸本。

挂在墙上的日历牌夹着黑红绿三种颜色。黑色的纸页很多。红绿色的纸业很少。我天天都盼着绿色页页出现。因为绿色页面的后面是红色的星期天。

日历牌被高高地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为了撕下过去的一页，我要登上椅子才抅得着。

日历印制的很简单，只有年月日和法定节日，薄薄的纸面能透出阳光。后面的挂板是草板纸做的，上面印着杨柳青年画。

每天撕扯日历页，成了我和姐姐争抢的目标。后来，她撕一张，我撕一张的争抢越演越烈。一天，刚刚吃完午饭，我便登着凳子准备撕新页，遭到母亲的大声呵斥。

撕日历页有重要作用，每天撕下后都被我夹在书里，第二天带到学校送给好朋友。

简单的日历在大多数同学家是没有的。家中有日历的同学把昨天的一页撕下，带到班上。上课时，在日历页上画一只小鸡，一只小鸭，一朵小花草在课堂上悄悄地传给关系好的同学。

老师像是长了后眼，一边在黑板上写字，一边严厉点指出：“有同学在做小动作，我已经看到了”。

一本小小的日历在我们那个年代，包含许多东西：好奇，知识，财富，友情。

世间许多事物都是这样，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有固定的意义。

时光无序，人们创造出计时方法，把无序变得有序。生命同等，人类用财富数量，把它描绘成不等。

是早上好，还是晚上好？是普通好，还是显赫好？我说：自然最好。

人有痼疾，刻意追求。事无完美，大势为主。就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历牌，在人们欲望的催动下，也踏上了颠簸之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不知哪位智者创造出铜版纸的12页对开挂历。开始是大明星，大美人，大主持人爬满画面，后来又引进丰乳肥臀，镂空屌丝。美其名曰：艺术美。

传统的严肃之词沿用不多。大作家们还把不多的严肃之词辟出一份，改编成性欲里溢出的正统。不知“丰乳肥臀”之说，是否加入新编《辞海》？

自然些，再自然些；清淡点，再清淡点，有何不好？在国家走向日益富裕的同时，社会也颠覆许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比如平淡，比如安静，比如中和，比如清廉。

有些幸福写在脸上，有些痛苦刻在心里。有些历史抛在脑后，有些记忆挂在墙上。

肌肉

十三四到十七八岁是男人的特殊时期。此时雄性激素突起。荷尔蒙导致情感跃跃欲试。性格变得桀骜，自尊心敏感到摸不得，碰不得的地步。正所谓一群已经脸红，却不知道为什么脸红的半大小子。

文革开始后不久，胡同里的孩子们迷恋上锻炼肌肉。十三，四岁孩子的小胳膊，比长茄子粗不到哪。大家聚在一起，伸出前臂，向后用力一折，比谁的上臂肌肉更凸起。

为了显示肌肉，比试时，要摒住呼吸，用力收腹，把气运在上身。必要时，能忍得住痛的孩子，悄悄用另一只手掌，在折起臂膀的肌肉处，横向狠狠地剁一下。瞬间，被手剁的地方，隆起一道捋唇，像虫子一样趴在松懈的上臂肌肉处。

我们管这样显示肌肉强壮的行为，叫小耗子出来了。

大凡敢自己造出“小耗子”的孩子，一定是赢家。因为这一剁，足以使人眼泪流出。

现在想来，忍着疼以显示肌肉发达的孩子，有些像《水浒》里，杨志卖刀遇到的牛二先生：俺拿脖子试试你的刀。

相信，牛二先生是个疯狂的恋刀者，以致脖子都可以不要，而要刀。

很快，孩子们知道了：健壮发达的肌肉要自己练出来。

六五年，兴起公共厕所建设热潮。百米长的胡同，头尾建两个公共厕所，一点不新鲜。

那时办事很简单，不需要对谁费心地解释，和复杂的拆迁补偿。房管局的干部，依每个院居民数量的多少，按比例安排公共厕位置。该拆围墙的拆围墙，该占院子的占院子。一个春天下来，南城胡同的居民，彻底解决厕所难的问题。

顺便插一句：要求个人无私的前提是社会无私。社会无私的标志是公共设施建设，公开透明。

南城一件以公共设施建设谋私的事，发生在东打磨厂鸭子店胡同的，液化气站建设项目。

一九七九年。一条连汽车都开不进胡同的小院子，被当时区里一位领导定为，全区首家煤气罐换气站所在地。前后两个院子的住户，全部搬上，新建的前门东大街新楼。

有一个同学，被搂草打兔子——带捎了。他家分了两套房，在当时可谓惊天动地。搬家时，许多人围着个老太太嘘寒问暖。原来，老太太是那位决定，在此处建换气站的领导之岳母。

南城胡同的公共厕所建设，为孩子们提供了肌肉锻炼的机会。建厕所运来很多青灰色，手感沉重的机制砖。它与过去的烧制红砖不同：不易碎，还可以雕琢。

孩子们对石匠的手艺不陌生，共同的来源是电影《地雷战》。尤其是电影里出现的一对石锁。长方形的石锁，长方形的镂空，镂空上方是磨成圆柱形的手柄。

一个夜晚，正在施工的厕所青砖丢失大半。

厕所没有建完的时候，孩子们已经舞弄着自制石锁，出现在胡同里。蹲马步，走形意，莲花起，俯卧撑。每天晚上，胡同昏暗的灯光下，都是吃饱了撑着的半大小子。

有个叫燕国的孩子蹲马步，双推石锁，一口气挥舞百十下，看呆周围的孩子们。

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南城胡同里，出现了一批肌肉发达，胸肌隆起的半大小子。此时，他们已经十五，六岁，上街全然一群老爷们形象。

六九年，其中的长者奔赴东北兵团，满身肌肉成为了献给东北“大泡子”的礼物。没走的孩子， 继续坚持锻炼，菱角的肌肉块向脖颈和手腿蔓延。也有些孩子，发达的体魄成就出骄横的性格，在胡同里演绎着西门大人一样的荒唐故事。还有人把最终的演出落在天堂河劳改场。

半大小子们参加工作后，继续住在胡同里，满身肌肉更加鼓胀。他们不再议论如何发达肌肉，而是议论如何发达钱财。

果然如此。在以后的四十年里，大多数南城胡同的孩子们，一直凭力气吃饭，流汗水活着。

冰棍

夏天的几个月，电视里不时闪出一段冰棍的广告：淡黄色的冰棍裹着一层褐色的巧克力硬壳，外边还沾满柔软的巧克力粉。如此高水准的冰棍，看一眼都是享受。

不知不觉，嘴里生出久违的口水。这种看到冰棍渴望一尝的感觉，来自遥远的儿童年代。

刚进初夏，胡同里就传来高一声，低一声的吆喝：冰棍败火，败火冰棍。

声音从胡同的一端飘来，又从另一端消失。卖冰棍的老人头戴着白帽子，上身穿着白布兜兜，推着被漆成白色的木质小车，吱扭吱扭地慢慢从胡同穿过。

冰棍车用四方形的箱子改做，上面是对开门的木盖。箱子里塞着一床厚厚的棉被，裹着一层层码放的冰棍。

冰棍只有三种：三分钱一根的卫生冰棍（到现在也不明白什么是卫生冰棍）和红果冰棍。有时也会有些高级的奶油冰棍，五分一根。五分一根的冰棍买的人少，还容易融化，需要放在大口保温桶里。

声声吆喝对在家做作业的孩子们来说，是难以抵挡的诱惑。他们的眼睛早已离开作业本，悄悄地观察正在洗衣或做饭的母亲。一旦母亲直起身，甩甩手，开始摸自己的口袋，孩子们便欢呼着跳跃起来，一张皱巴巴的一毛钱纸币沾着母亲身体的温度，递到孩子手里。

当然，大多数卖冰棍的吆喝声传来时，母亲都装作听不见，只顾低头忙着做自己的事情。吆喝声渐渐远去。

一毛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够一个家庭午饭的菜金。如果赶上街道菜站卖拉秧西红柿，一毛钱能买十斤长相七扭八歪的西红柿。

胡同里的许多家庭都准备不少玻璃瓶子。人们把买回来的廉价西红柿洗干净，切碎后放入锅中在火上蒸熟。然后把碎西红柿一点点塞进瓶子再把瓶口封起来。

大家习惯地把它们叫做西红柿酱。

在我的记忆中，这才是真正的西红柿酱。到春节前后，这些宝贵的西红柿酱被从细细的瓶口里，一点点抠出来，上桌食用。全家人吃着夏天制作的美食，似乎忘记它们一分钱一斤。

人们对感情和生活的珍惜，永远是简单和清淡。饥渴时，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食物品尝出人间最美妙的味道。

记得柳青在长篇小说《创业史》里，关于年轻的村委会主任梁生宝进城买稻种的一段描写：他掏出两分钱纸币。这两分纸币再不花出去就烂在手里了。他在老板处买了一碗带油腥的汤，又从口袋里掏出自带的馍。这个关中汉子美滋滋地吃起来。口袋里的钱是全村人积攒的，厚厚一叠。此时，在梁生宝眼前，已经是一片秋后金黄的麦地（此段凭记忆写出）。

富有使一切都富有起来，包括人的心思。贫穷并不使一切都变得贫穷，特指人的感情。

那天，母亲在冰棍败火的吆喝声飘去很远后，蓦地转过身，轻声说：给你们一毛钱，追上卖冰棍的车。

孩子们和父母的感情，永远寄托在一件件并不经心的小事上。孩子们是真心，父母是真爱。没有哪位父母忍心咬一口伸过来的冰棍，而总是象征性地用舌尖舔一舔，有时还要装出牙痛的模样，以使孩子的童心得到满足。在自己也做了父母，也有了孩子，也第一次享受孩子递过来的冰棍时，这种感觉油然而生。

享受

吃饱饭了吗？吃饱了。吃好饭了吗？吃好了。饭吃美了吗？吃美了。

人在吃饱，吃好，吃美之后，大都喜欢花钱买享受。

我这岁数，赶上过几天，看天桥艺人的地摊杂耍。一块空地，一通开场锣鼓，几个坦胸露腹的魁梧壮汉，几把立在一边的刀枪剑戟。

大人叫好，孩子们也跟着叫好。大家给钱，孩子们从空隙处跑了。

练家子管我们叫：一群蹭票的孩子。

蹭票的孩子不止看杂耍，还蹭票进公园，蹭票进电影院。

蹭票进公园容易。那时，天坛公园的外坛围墙呈十五度斜坡。从下至上，砖与砖之间，留有拇指宽的突出叠角。即便午饭吃的饱饱的，南城的孩子们依旧很瘦，吸口气，耸起肩膀，瘪进的肚皮和隆起的胸骨之间，能有一寸深。

保持住这种姿势，憋住气，将身体紧紧贴在天坛围墙上。不到一分钟时间，我们已经坐在围墙的顶端。和现在白白胖胖，大腹便便的孩子们相比，那时的孩子各个都是南侠展昭。

不是南侠展昭们口袋里没有钱，而是要用家长给的五分门票钱，买一根奶油冰棍。从天坛回来时，还要顺手拔几根胡萝卜，肩上扛块琉璃瓦。

胡萝卜在进家门之前，已经填进肚里。琉璃瓦被放置在房顶。据说把琉璃瓦放在房顶上，能招来空中的鸽子。

那年夏天，院里的孩子们在房顶上，摆了一排绿色琉璃瓦，不要说鸽子，连老鸹也没招来。

蹭票看电影不大容易。尤其是看热门电影，比如沙漠追匪记，智取华山，怒海轻骑等。

夏天的电影院里，热气腾腾。虽然两侧墙上，有电风扇不停地转动，里面的人还是大汗淋漓。呼哒呼哒的扇子声，响作一片。

放映厅离厕所很近，热乎乎的空气加上尿臊味和汗味，也丝毫没能消弱人们欣赏电影的热情。

一群蹭票的孩子聚在电影院附近。大家凑钱，买几张门票，先进去几个人。再由一个人找借口出来，把票转给没有票的孩子。

这个过程对技术要求很高。首次进门时，不能让验票员撕掉门票副卷。电影放映前，数百人聚集在影院门口。门开启，观众潮水一样向里涌进。那气势就是炸开的尿泡。

持票的孩子挤在人群中央，任凭有经验的验票员大声呼喊：那小孩的票。

不管不顾地向里冲。很快，进去的孩子收集好其他人的票，又混出电影院。电影放映前，多数观众已经落座。二次拿票的孩子们才贵族般大摇大摆地凭票入场。

一座电影院总有四，五百座席。一场电影总有持票观众因故未来，虚位以待。

进了电影院，没票孩子的首要任务，是寻找无人的座位。电影开演前，影院人员的手电筒晃来晃去，认真地寻找混进来的无票者，一旦被发现，驱逐是必须的。

不过，这一关很好混过。有空位的，坐在空位上；没空位的，蹲在座位边的空裆处。旁边总有好心的大人帮助遮掩。最怕的是，电影开演不久，持票的人姗姗到来。

一束电光打在没票的孩子们脸上。

你——你——，说你们那——！都出来吧。

检票员冰冷的话，如同带钩的鞭子。

被拎出来的孩子们，沿着过道，一步一回头地向外走。

耳边突然传来检票员轻轻的声音：倒数三排，左手有空位，去吧。

只要能混进电影院，总有好心的验票员对蹭票的孩子网开一面。这已然是我们掌握的规律。

花钱买享受是一种生活。不花钱蹭享受，也是一种生活。

天坛

南城的称呼不知起于何时，不知出于何人之口。更有一句风凉话：到南边凉快凉快去。这南边指的就是天坛，表示不屑于的意思。说话人的嘴角还会斜斜地抿一下。

自小，我们被叫做南城的孩子。

　南城的孩子不简单，溜石籽从护城河南岸，打得北岸的小孩不敢出门。那年下大雨，四天一夜。茶食胡同东口的积水过腰深。南城的孩子在水里哄抢四处飘游的西瓜。

南城孩子最大的骄傲是家门口的天坛。每当看到北城孩子排着队到天坛春游，我们便一顿狂呼乱叫地嘲笑。

　 那时的水道子路北，有一座电影院。去天坛要路过电影院后墙。不知为什么，电影院后墙有座两人高斜面依砖垛。每次走到这里，孩子们便一哄而起，爬上砖垛，隔着挂黑帘的窗户听会儿电影。遇到夏天，窗户敞开，里面呼呼转动的电扇，偶尔把窗帘掀开一道缝，还能看会儿电影。直到里面的棍子打在窗子上，孩子们才悻悻离去。

　 电影院大门对面是水道子胡同。进去不远有座工厂，记得是崇文机器厂。工厂前面的土地被染成铁红色。

车间门敞开，里面的炉子冒出一尺多长的火苗。一群穿着厚厚工作服，满头是汗的工人坐在门口休息。他们伸着胳膊让孩子们随便挂悠，有时还能讨到一茶缸子盐气水。

往天坛走，一路乐趣无穷，走到天坛墙根下，孩子们尽显风流。

三米高的围墙，呈倒V字型斜坡状。工匠们在砌墙时，故意让墙砖一层层叠压，下一层砖比上一层砖闪出一指宽的边沿。

孩子们把鞋脱下，塞到裤腰里，再收紧本来就干瘪的肚皮，身体紧紧贴着斜斜的墙面。脚蹬着下一层砖边，手抠住头顶上边的砖边。脚蹬一层，手扒一层，一层层向上挪动，像只壁虎。

外边看天坛围墙，很高。里面的墙却很低，大约不足两尺高。不知为什么，如今天坛墙里墙外的地面高度相差无几。

攀上围墙顶，蹁腿翻下墙头，踏进花盆儿一样的天坛公园里。这是真实的天坛，荒野的天坛，富足的天坛。

我们开始抓蛐蛐。成堆的花盆被推倒，黄砖绿瓦被掀开。天坛的蛐蛐在南城最有名，个儿大，颜色红黑，就是爱咋盆。

同去的孩子中，有谁先捉到一只蛐蛐，都会激起别人更卖力地翻江倒海。

从北门沿东边内城，向迴音壁东侧走。大片的黄绿色狗尾巴草过腰深，一望无边。一棵棵缸口粗的松树遮天蔽日。有松鼠，有刺猬不时闪过。抓住刺猬，给它喂盐。刺猬会发出老头般的咳嗽声。

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圜丘东侧的胡箩卜地和花生地。大家像兔子一样，从地里拔出胡萝卜和花生，随便用衣服搓一搓，便送进嘴里。偶尔有管理人员过来，我们就匍匐在粗壮的胡萝卜秧下，藏匿起来。

　 傍晚回家前，孩子们躺在残破的祈年殿到廻音壁的云道上，前后左右，不见一个人影。

天空湛蓝，西边山影清晰可见。远处祈年殿的金色宝顶，斑驳老旧。蓝色的琉璃瓦已有不少残缺，像是掉了牙的老人。还有祭天的绿色琉璃火炉，碎砖烂瓦，散落一堆。那时的天坛与荒芜和快乐联在一起。

回家的路上，孩子们收获颇丰。手中是装蛐蛐的纸卷。口袋塞着胡萝卜和花生。胆大些的在怀里揣块黄色琉璃瓦。

茅房

一九六三年的春天。崇文区开始大范围兴建公共厕所。孩子们也是在这时才知道，还有“公共厕所”四个字。在以前，孩子们只知道自家院子里的茅房。

　 那天是清明节，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这天我加入了少先队。

　 学校在深深的胡同里。从学校出来，眼前的情景从来没有见过：每条胡同都在挖沟，许多人挥舞着铁锹，站在已经半人深的沟下，大汗淋漓。胡同原本不宽。一米多宽的沟占去一半路面。翻出的土，堆在路两边。过往行人都扶着墙头，深一脚浅一脚地小心行走。

　 早几个月，街道通知各家各户：公家要为住户安装入院自来水和地下排水管道，铺柏油路面，同时还要建公共厕所。公共厕所要达到每两百人一座。

　 听到消息后，胡同里的老街坊们像是过节一样。每天晚饭后，大家都要议论一番，希望公共厕所建得离自家门口近一些。其心态与今天的人们截然不同。

一九六三年前，北京南城的胡同里，没有地下排污管线和入户自来水。雨水靠自然渗漏，污水泼在胡同里。生活用水到胡同口的水站。水站有根粗壮的自来龙头，门口是一溜排队的水桶。

为解决大恭问题，每个院子在角落里，安排一座小小的茅房。茅房或是一个水泥坑，或是埋入地下的一口小缸。简陋的茅房，围栏四面透风，下雨时，需要撑伞。孩子们经常被大人吆喝：上茅房别溅一屁股。

这样的生活条件，邻里之间也经常借茅房互用。夏天，不大的小院里，跑着一群群孩子。闷热的空气，汗味再加上一股股的茅房臭气，其状况可想而知。

　 现在的龙潭湖岸边，有座《时传祥纪念馆》。孩子们可能不解：一位清洁工人为何如此受到人们爱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时传祥是我家那一带的清洁工人。每隔四五天，时传祥便和清洁工人到各个院子清理茅房。夏天，他们还在茅坑周围撒上石灰。清洁工人在胡同居民眼中就是福星。

我只见过一次时传祥本人。他背着粪桶走时，好几个孩子揪着他的衣襟跟了好远。孩子们不懂得什么是全国劳模，只知道这个人受到胡同里大人们的尊重。

　 一个多月后，胡同翻天覆地的工程结束。公共厕所建在离我家不到五十米的地方。站在公共厕所门口向南看，下一个公共厕所在南边不到三百米处。弯弯曲曲的胡同里，一座座公共厕所红砖绿顶，星罗棋布。公共厕所顶上，有座凸起的天窗，大约有两平方米，远远看去像是一座二层小楼。

　　今天，我家所在的那片胡同，已化作崇文门外的楼群。过去的胡同，连同漂亮的公共厕所都已经成为记忆。

蟋蟀

北京人不习惯说蟋蟀 ，更不习惯说促织 。还有其它许多称呼，大约都是宣德皇帝之前的学名。北京市设立有鸣虫协会，名称不文不土，听着不舒服。大多数北京人一直叫它们：蛐蛐。

小时候，一到初秋，胡同里的孩子们便扎堆”斗蛐蛐“。蛐蛐这玩意儿季节性很强。每到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它们才探头探脑地出现在天坛公园的墙缝里，花盆垛下；左安门外的陈年棉杆堆中：护城河岸的腐烂坡地旁。

南城胡同的孩子们抓紧时间，填完最后的暑假作业，然后成群结队的去抓蛐蛐。

蛐蛐很狡猾，听觉很灵敏。远远响起脚步声，刚才还“啾啾”低吟的蛐蛐叫声，转瞬戛然而止。

我们开始掘地刨坟般折腾起来。打碎花盆，推到玉米秸垛，在阴凉潮湿的地表层寻找藏匿的蛐蛐。

初秋，蛐蛐们还没有造洞。运气好时，掀开一块石板就会跃出六，七条蛐蛐。

孩子们蜂拥而上，把跳起的蛐蛐准确地扣在手里。然后，抓住蛐蛐的双腿，塞进事先准备好的纸卷。

开学以后再去逮蛐蛐，麻烦很多。秋分后，蝉儿的叫声高了，蛐蛐的叫声低了。它们钻进在松土里挖出的小洞，等待结婚生子。

喜欢入秋的蛐蛐。这时的蛐蛐出于对异性占有欲的本能，特别能战斗。

为了抓洞里的蛐蛐，孩子们带上家里的煤铲和火钩子，分头连刨再挖找寻洞里的蛐蛐，每次都要把农田地毁掉一片。

蛐蛐天生好斗。把它往澄浆泥盆里一放，两条须子便不停地在前方扫寻。一旦另一条蛐蛐的双须也伸过来，四条须子短暂的一碰，战斗便开始。

善战的蛐蛐站姿很低，张开的双牙几乎贴着盆底，向前进攻。不善战的蛐蛐则高昂着头，傻子一样把自己的弱点暴露给对手。有时发现对方后，一只蛐蛐会先叫唤起来，以吓唬对手。孩子们管这条先叫的蛐蛐叫“诈盆儿”。

“诈盆儿”是蛐蛐的心理战，像胆小的狗爱叫唤，胆小的人爱大喊一样。蛐蛐“诈盆儿”也是怯阵的表现。很快，“诈盆儿”的蛐蛐被对手赶到场外。胜者在盆里骄傲地唱着。

孩子们喜欢蛐蛐。老师和家长最痛恨蛐蛐。特别是开学后，孩子们玩蛐蛐的热情被带进学校。

开学第一天。新买的搪瓷缸子到学校成为蛐蛐罐。掏出装蛐蛐的纸筒，打开一头，把藏在里面的蛐蛐倒在搪瓷缸里。

班里的两个男同学，李三顺和张宝德居然在上课后，让蛐蛐趴在各自的纸筒口打仗。“啾啾”的蛐蛐叫声传遍教室，把新来的班主任闫老师气得流眼泪。

现在算来，当时的闫老师也就十八九岁。第一天放学时，闫老师通知全体男生回家请家长。

闫老师个头不高，嗓门挺大。她通知所有到会的学生家长：回家后，把孩子的蛐蛐全部消灭。

到现在还记得，那天散会的时候，天已经很黑。校长和教导主任都倒背着双手，站在教室后面。

从那次以后，我再没有玩过蛐蛐。

晚秋

长安街两侧，种着高高的白毛杨树。随着北风到来，金黄色的树叶飘然而下，一层层铺在便道上。

杨树叶叶面肥厚且宽大，即便成了黄色，也是肉乎乎的。树叶里，四面张扬的脉络，迎着太阳望去，清晰可见，如同成年人伸出来的青筋突起的手背，煞是有力。

最有意思的是金黄色树叶的根茎，有两寸多长，粗细不等，有极强的韧性。两根根茎的博弈游戏，在那时叫拉树根。

拉树根是晚秋时，孩子们的一种游戏。两个孩子各选一根杨树叶的根茎，双手抻着根茎的两端。两根根茎十字型反向交叉过来，用力回拉。被拉断根茎的孩子是输方。

孩子们玩拉树根的游戏，总要持续十几天。待刺骨的北风下来，杨树叶变得干脆，根茎也就失去了韧性。

拉树根的季节，孩子们的书包里，放着一小捆，码放整齐的杨树根茎，放学路上，总要拉上几次。三局两胜，输方的代价很严重：要么替赢方背书包；要么在骑马打仗时，输方当马，背着赢家。一次拉树根的游戏，可以使输方，几天抬不起头来。

为了挑选质量上乘的根茎，我们不怕辛苦，中午饭后，跑上几里路，到长安街两侧捡杨树叶。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长安街。东单北侧，由东向西有一排，几百米长的高台。高台下是公共汽车站，和一棵棵蓊蘙硕大的白毛杨树。

高台上，从东向西依次是：大屋顶的东单菜市场，大众食堂，东单邮局，外贸部招待所，北京人艺剧场，儿童电影院，国家海洋局。

从树上飘落的杨树叶，大多落在台上，又随风翻滚着，卷到四面八方。我们一边捡树叶，一边探头探脑地，向旁边森严的大院里窥视。尤其是海洋局西侧的院里，总有几辆黑色的小汽车，骄傲地停在那里。其中有一辆车，车头前立着一只明晃晃的梅花鹿。

大洋是我们当中，是最能说会道的一个。他提议：咱们就在这里拉根。谁赢了，谁进去摸摸汽车前边的小鹿。

结果，他赢了。大洋从小就诡，在胡同里是出名的。别人和他拉根总是输。为此，大家在很长时间里，都愤愤不平。多年以后，大洋才说出当年的秘密：为了拉根获胜，他把小拇指的指甲剪出一个尖尖。拉根时的瞬间，小拇指指尖随叶根一同划过。

那天，说出了当年的秘密后，大洋当然被罚酒一杯。

胡同里的大洋从小就喜欢汽车，特别是伏尔加车前边的那只骄傲的小鹿。大伙儿曾发过誓：一定要掰一只汽车头的小鹿，据为己有。但是，每每车在眼前，鹿在手中时，谁也没有痛下杀手。不是害怕，而是舍不得。

有时，孩子们坐在马路边，等候南来北往的汽车从眼前走过。据说，杨树叶的叶根，经过汽车轮轧后，韧性会大大提高。

北京城里的汽车，特别是小汽车，如凤毛麟角。远远地传来汽车马。孩子们让大洋闭上眼睛，凭声音猜汽车型号。每次，他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

天助人愿。参加工作后，大洋被分配到汽车修理厂，掌握了精湛的修车技术。退休前，他是一家国营汽修厂的厂长。

如今，已不见孩子们拉树根的游戏。白毛杨树也因为不是名树种，且春天花穗到处乱飞，污染城市，而被从长安街两侧尽数拔去。

偶尔在老式楼群的角落里，或平房拆迁后的荒地中，还能见到粗粗的白毛杨树身影。它们的腰身盈尺有余，高近丈，肥厚叶子的直径在四寸以上。四面八方的秋风吹来时，白毛杨树宽大的树冠，发出哗哗的响声。

长安街两侧魁梧的白毛杨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栽种。它们易种养，速生长，曾是一个时代的娇子。

土站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南城胡同里宽敞一些的地方都有土站。何为土站？就是现在的垃圾站。那时的垃圾站为何叫土站？这个名字和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紧密相关。

家住南城胡同里的大多数家庭，父母工资低，子女又多，几乎全部是“月光族”。到年底能有十几元积蓄的家庭，十分少见。

胡同里也有一些吃旧社会遗留房产租金的家庭，与工薪家庭相比，显得阔绰一些。但是，他们的头上罩着剥削阶级的影子，房租钱拿在手里，不敢乱花乱动，随意炫耀。

尤其是从六零年春天，到六一年的秋天的一年半里，食品供应十分紧缺。人们在洗涤蔬菜时，几乎没有抛弃的东西。茄子皮，莴笋皮和叶，甚至芹菜根，香菜根都是充饥的食物。肉，蛋是计划供应商品。鸡蛋皮被剥下来，伴着糠皮喂了自家的笼养鸡。鱼是绝对的稀罕物。那时，连饭店都只卖炸鱼骨头。

到了各家各户，鱼的全身更是宝贝：鱼鳞和鱼骨被放在炉火台上，烤焦食用。不夸张地说，只要是可食用的有机物，人们都想方设法填到肚里充饥。

家庭垃圾主要是废弃的生活有机物和废弃物。在没有什么有机物可抛弃的时代，垃圾与现在的垃圾成分相去甚远。所以，那时南城胡同里的垃圾站叫土站。

家家户户要生火做饭。窗户台下放着火炉子，旁边要么是一池煤球，要么是几箩蜂窝煤。烧水做饭，洗澡刷碗。红红的炉火一堂一堂燃过。浅黄色的炉灰，一簸箕一簸箕地撤换出来。每天，一个六，七口人之家，总有八，九斤炉灰产出。

无冬历夏。每天傍晚，街头传来清洁车的马达声时，各家各户的人们，端着装满炉灰的器具，聚在清洁卡车前。

四五个身穿工作服的清洁工人，帮助年老体衰的人把炉灰倒在车里。更多的是胡同里的居民，自己欠着脚，费力地把炉灰倒进高高的车厢内。还有清洁工人走进胡同深处，到孤寡老人家中取炉灰。

哪里有停清洁车，哪里被称作土站。

到现在，闭起眼睛，我眼前还晃动着当时的情景：秩序井然，无声无息。天空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灰尘。环卫工人用铁锹清理地面遗撒物，发出一串串挠人心的声响。

清洁车车尾后的槽邦下，有一条半尺宽的木台。工人们打扫完土站后，把扫把，铁锹投入车厢。汽车缓缓移动。他们纵身一跃，跳到木台上，双手攀住后车邦，潇洒地走了。

每天，清洁车停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车走后，土站所在的空地处，一尘不染，干干净净。

胡同里的居民自觉遵守清洁规则。没有任何一家在清洁车到来前，把炉灰土倒在土站上。即便是国庆期间，由于道路戒严，清洁车停驶两天。

居民们把自家灰土堆在一起，存放在屋檐下，等候明天土车的到来。

过去，南城人简单清贫的生活，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不仅简单而且数量有限。不像现在的垃圾处理站，气味熏天且堆积如山。

冬储菜

平淡的南城胡同生活，也有终身受用的启迪。

一九六五深秋，寒风初起。课堂上，老师让同学们全体起立，跺脚，搓手，揉脸。大多数同学们还没穿棉衣。离生炉子取暖的法定日还差七八天。这个冬天来早了，寒冷让人从心里哆嗦。

家里也如同冰窖。屋门挂上厚厚的棉门帘。每天下班，母亲没黑没白地给孩子们做棉衣棉裤。我家没有缝纫机，做布料活计全靠母亲的一针一线。

五年级的音乐课学唱冼星海的《秋风起》，觉得蛮相像。因为晚上，我就要和姐姐买冬储大白菜。

　 这无异于是一场战斗。战场摆在胡同一处比较宽阔的地带。一堆堆大白菜堆隆得比房顶还高。孩子们在白菜山垛上，翻跟头打挺地嬉闹。

买白菜的队伍排出一里地远。寒风呼啸，灯光昏暗，排队的人们无声无息地等待缓慢前行。我俩排在最后。

大白菜有青口和白口，松心和硬心之分。青口硬心的白菜是一级。购买一级菜要搭配三分之一的二级菜和三分之一的三级菜。

买菜人也可以不自己挑选，由售货员从菜垛上自然拿取。其价格统一按二级菜计算。

　 “别净买些二级菜，争取多要一级菜。＂ 出门口时，母亲还在反复叮嘱。

　 等候时间太久。队伍里的人都踮着脚尖向前张望。谁也不知道轮到自己时，台秤上的冬储菜质量如何？

两名售货员抬着一块单人床板按顺序从菜堆上抱下白菜，码放在床板再抬到台秤旁。一床板白菜少说二百斤。

总有买菜人高声抱怨：“我这一秤白菜太差了，白帮还无心，换换吧，换换吧！”

售货员声音更高：“都像你一样，剩下的三级菜卖给谁？不要算了，后面的排队人要吗？”

“不就是说两句嘛。等了三个小时，轮到这样的冬储菜算我倒霉。” 那人低声嗫嚅着，还是把并不如意的冬储菜运走。

几乎每个买家都说着同样的话。也有人竟敢走到菜垛下，自己挑选出一级菜放在床板上。很快，他的行为遭到旁边人的厉声谴责。

我那时个头小，不大有人注意。在姐姐授意下，悄悄溜到菜垛旁，摸一些青帮硬心的大白菜放在暗处。准备轮到我们时，再悄悄放在台秤上。

　 冬儲大白菜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人的看家菜，整个冬天，人们用各种方法烹制。白菜菜头经过腌制也是很好的咸菜。

六口之家，一冬天大约要吃掉一千斤大白菜。有些娇嫩的菜心被泡在盘子里摆在室内窗台上。春节时，室外冰天雪地，窗台上的白菜花傲然开放。

　 深夜十二点前，终于轮到我们。此时的身后人已寥寥无几。

售货员说：“你们和最后这几位在白菜垛里随便挑吧，都按三级菜算价，明天就收摊了。”

这年买冬储大白菜的经历，使我悟到一个道理：遇到没有着落的事情时，要有意地等到最后再做处理。世上很多事情的结果，可能是个意外。

洗澡

冬天洗澡是件大事。这话让今天的人们听来，不免窃笑。六十年前，家住南城胡同的人们冬天洗澡真是件大事。

　 家中房小又有兄弟姐妹，不要说洗澡间，连放洗澡盆的地方都没有。夏天晚间人躲在暗处，拿个脸盆撩撩水就算洗了。冬天不成，洗澡一定要去澡堂子。天冷的时间掐头去尾有四个月，春节正好是齐腰肯阶。每年春节前两天都是父亲带我洗澡的时候，年年如此。

　 前门大街向南到珠市口大街，再向东到磁器口北口，顺崇文门外大街到打磨厂胡同，折向西再到前门大街，这块方方正正的区域不下九平方公里。崇文区的西北区域只有三家澡堂子：北芦草园一家，鲜鱼口一家和鲜鱼口南侧小胡同里一家。

春节前澡堂子的红火场面可想而知。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由濮存昕先生主演，介绍南城胡同澡堂子的故事。看过电影，当时已经八十六岁的父亲呵呵笑着对问我：“还记的鲜鱼口的澡堂子吗？”

　 我说记得。

　“这三位演员没在南城洗过澡。”父亲指指电视，举起双臂，颤微微地比划着洗澡的姿势。

　 六十年前的鲜鱼口兴华园浴池，用沉重的棉门帘子把屋里屋外隔开。由于棉帘子太重，孩子们只能顺着帘子边沿钻进浴室内。

浴室里热浪袭人。服务员们一水儿的赤身短裤，红光满面。父亲接过一只排号的黄竹牌子。我往前窺望，还有十多位老少爷们排队候着。

大厅里灯管昏暗，到处晃动着影影绰绰的赤身裸体者，有喝茶的，有看报的，有修脚的。木格子床上还有人呼呼大睡。大厅过道处码满装着衣服的大竹筐。房顶横梁上也挂满衣服。

服务员不停地大声吆喝：“爷们儿歇好了吗？起起吧。”

　“爷儿们，您那碗茶可四水了。”

　“爷儿们该走一趟了！外边有小孩候着。”

　父亲也在门口和里面人随意搭讪：“多泡会儿，一年的泥，够厚。”

“我还准备泡到明早儿呢。”里面人的大声回应，伴着嗡嗡的回音。

　 一座比大人还高的铁炉子，炉口吐着半尺高的火苗。两把大铁壶“突突”地冒着蒸汽。

父亲拎来大竹筐，把我的脱下的衣服扔到里面，然后夹着我放进泛着泡沫的水池里。透过白茫茫的雾汽，父亲歪着嘴使劲儿给我搓洗。火柴棍儿一样的泥卷爬满全身。

2002年。大街上到处矗立着金碧辉煌的桑拿浴会馆。洗澡不再是解决卫生问题，而是高级的休闲或者还有其它。没有闲钱和闲心的人不会走进桑拿浴会馆的大门。

母亲走后，我和父亲住在一起很长时间，以便照顾八十六岁，身体日渐孱弱的他。

春节临近，屋外已经听到零星响起的鞭炮声。下午，半躺在床上的父亲突然说：“咱们出去洗个澡吧，还去兴华园浴池。”

　 “好，好，”我大声答应，只是埋怨为什么自己没想到。

　 没有去曾经的兴华园浴池，那里早已闭门谢客多年。劲松中街有家很好的温泉桑拿浴会馆，人气兴旺。

走进会馆，大厅里的服务员们都惊呆了。他们从来没有接待过这么年长的客人。为防止老人滑倒，服务员把从更衣室到浴池的路面，铺上白色的浴巾，足足有三十米长。

理发

五六十年代，南城的孩子们理发难。

闹市区的正规理发店，孩子们是绝不会去的。胡同里的剃头铺，往往是一个人忙活儿一屋子人。如果有剃光头的顾客，总要花去半个多小时。手推子一片一片地把红枣大的头发，一块块铲下来。剃头师傅再拿出月牙型的刮头刀，在光板牛皮上蹭来蹭去好一会儿，然后才伴着肥皂泡，在已经是青茬的顾客头顶，再细细刮削一边。

剃头的大爷还特喜欢天南地北的侃大山。每逢这时，可把屁股本来就坐不住的孩子急坏了。

“不剃了！”

有领头的孩子一溜烟地跑出剃头铺，后面呼呼啦啦跟着一群。

出门口后，孩子们大声喊叫：大光头，溜溜圆，让你滚蛋就滚蛋。

“小兔崽子们给我回来！” 理了半个脑袋的大光头追到门口。

剃头真是当年孩子们的一件难事。不止父母埋怨，老师在课堂上也经常说：看这乱哄哄的头发，能当鸟窝了。再不理发就找家长。

　　孩子们盼着街头的唤头声。唤头是担担子，走街串巷剃头师傅手里的招摇工具。用铁条弯成一尺多长的对头长环，顶尖的两头欲粘欲不粘。剃头师傅手里拿根铁棍插到环里，向上用力一拉，唤头发出“当——”的一声脆响，伴着悠长的金属尾音，传遍整条胡同。

四月份以后，胡同里的换头声响起，马上招来街头巷尾的孩子们。大家靠墙边站成一溜，齐刷刷地光着上身，等候三分钱一次的剃头。

胡同里的唤头声终止在深秋季节。从十一月底到来年三月，寒风凛冽，又是孩子们理发难的时期。

南城胡同的冬天没有换头声。头发长得盖耳头，压眼眉。实在挺不住了，母亲带我去正规的理发店。

　　理发店里热气腾腾。最让人喜欢的是四面包皮的理发椅。大人们烫发很麻烦，先把头发做成几十个头发卷，再把头发卷一缕缕地吊在屋顶的一把把夹子上。最后，整个脑袋被装在一个大钢盔里。这样一圈折腾下来，没有一上午时间是不成的。

我很快剃完头，在一边耐心地等候着。理发店里，不光理发的人坐着，理发师傅也坐着。理发椅的外围有圈铁轨。理发师傅坐在轨道高椅上，绕着顾客的座椅转来转去。理发师傅告诉我：这叫平等。社会主义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顾客坐着，我也坐着。人民坐着为人民服务。

他喋喋不休地讲了一堆话，我只记住后几句。就是这几句话，在后来还真用上了。语文老师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亲身经历的，以为人民服务为题的作文。我写了理发店所见和理发师傅讲述的道理：理发师傅坐在能转动的椅子上， 用脚一踹一踹地转动椅子，为人民平等地服务。

结果，老师用红笔写下两个字：胡说。

我知道，老师就没去过那么高级的理发店。

　 不久，十年动乱开始。街上的男男女女几乎都是平头和短发。还有不少光头的人，身上挂着牌子。

崇文区三里河有座大理发店，两层楼建筑，比我们学校还漂亮。它有个好听的名子：尽开颜理发店。

有好一阵子时间，孩子们剃头都到尽开颜理发店，里面的电推子像蜜蜂一样嗡嗡作响。理发店的顾客全是半大小子，没有成年人。成年人都顶着平头造反去了。理发店的师傅也很忙，给孩子们剃完头也急匆匆的去造反。剃头不要钱。

“尽开颜，不要钱”的顺口溜传遍南城胡同各个角落。那几个月是孩子们理发最幸福时期。

半年后，尽开颜又要钱了。孩子们再为剃头发愁，且更愁。街道里的剃头铺被封门。据说剃头的胖老头解放前是南城剃头界的头霸。那时还有粪霸时传祥。真不知道，烂头发和臭大粪有啥可霸的？

街头拉唤头的挑担子剃头师傅也跑得无影无踪。孩子们彻底没有了剃头的地方。我就曾经三个月没剃头。学校停课，大人们整日乱得焦头烂额。孩子们尽情地收获着能收获的东西，哪有时间剃头？

　 转眼间进入九十年代，南城的理发事业也在大环境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一时间，街头巷尾到处是雨后春笋搬的洗头店。社会发展快，人们想的就多。想的多，头皮也多。头皮多，洗头店就多。

又不久，洗发和洗脚两种生理需求被奇怪地联系在一起。脚都懒得自己洗了，下一步恐怕屎也不会拉。理发业的外延宽了，理发却更难。每次理发都要走好几家店询问：这里理发吗？

回答都是模棱两可。那段时间，找个会理发的理发店，很难。理发店里不理发，让人感到困惑。

　　正式退休后的第二天，我去理发。街上已然没有了那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洗头店。但是，洗脚屋生意又兴隆起来，改名足疗，在富力城这样的高档小区包套房，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一闪一闪。足疗店还增加新内容，干蒸和火疗快赶上全聚德了。

楼下的小道旁边有几处露天理发摊。每个师傅都六十开外，白大褂，白盖身颇有些老剃头铺的味道。

我坐下来，披上盖身，享受着电推子在头顶的嗡嗡声。其间和师傅聊天得知，他居然是六六年崇文区三里河尽开颜理发店的理发师。说到“尽开颜，不要钱”的顺口溜，他都清楚地记得。

站起来的蚂蚁

　 一直喜欢看蚂蚁，几乎成了癖好。起因是小学自然课老师的一句话：“同学们要学会观察大自然。观察大自然时，要用心才能观察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站起来的蚂蚁。”

那日正逢春天，同学们在回家的路上都沿着墙角找蚂蚁。

再上自然课时，老师问大家：“同学们观察蚂蚁了吗？”

“观察了”

“见到站起来的蚂蚁了吗？”

听了到老师的问话，大家面面相觑。因为，谁也没有见到站起来的蚂蚁。

老师笑了，慢慢地说：“把这作为一个课题，以后慢慢观察吧。”

老师这句话影响我几十年。

胡同里的蚂蚁很小，像把一颗小米粒拦腰拉长一样。春天，黑色的土地上出现一块块湿润的痕迹。蚂蚁们沿着墙角，探头探脑地爬出来。

一群胡同里的孩子头顶头地趴在湿土地上，用小棍在行走的蚂蚁前面划出一道道小沟。蚂蚁在浅浅的沟轨里，爬上爬下如同翻越丘陵一般。

第一个发现蚂蚁的孩子趾高气昂，向后推着一个个挤过来的脑袋，大声说：“是我先发现的。”

“那你把蚂蚁牵家去，看它跟你走吗？”

一只蚂蚁带来孩子们一段争执，一阵欢笑。

自然界的所有动物中，蚂蚁因个头太小而不足为奇。都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蚂蚁预知春天的本领丝毫不在鸭先生以下。

在早春的寒风还凛凛袭人时，天坛公园里的蚂蚁便出现。公园里的蚂蚁有三颗小米粒的长度，暗红色的头顶上长着两只短短的须角。雪还未完全融化。蚂蚁居然能从积雪处爬过。它似乎在告诉观察者：地暖了，雪已经不再刺骨。

不知为什么，胡同里的小蚂蚁和公园里的大蚂蚁绝不生活在一起。它们有各自的领地，并且严守之。

山蚂蚁比公园里的蚂蚁更加硕大，足足有四个小米粒长短。山蚂蚁跑的很快，瞬间从小道的一端跑到另一端。它们似乎有警觉感，不像胡同和公园里的蚂蚁傻乎乎地自行其是，而是跑一段停一段，还要转头左右张望。有时它还会跳。用手在山蚂蚁后面敲打地面时，山蚂蚁会一跃而消失。

近些年随着城市建设，黑色的土地被灰色的水泥覆盖得严严实实。路边树窠里，仅有的一点沃土也被带孔的渗水板掩护起来。

胡同消失了。胡同里的蚂蚁自然也消失殆尽。天坛公园里的每平方米土地上，每天早晨都有几双脚走过。人的稠密度远远超过树的稠密度。公园里的蚂蚁也躲了起来。

驱车出城的人们涌向北京周围的山区。连怀柔一条偏远的山沟路边都停满汽车。不知山蚂蚁们的命运如何？好在山是插入空中的实体。山蚂蚁还可以走上高高的山岗。

没有谁注意自然界里，还有蚂蚁同属于动物范畴。人有钱了，可以混迹于俱乐部不干人事。大型动物有困难会有绿色组织伸出援手。蚂蚁不同，由于体积太小，无声无息所以性命廉价。在多年观察蚂蚁的经历中，始终没有看到自然老师说的站起来的蚂蚁。

春天到了。成群结队的蚂蚁又悄无声息地忙碌起来。

冬天

有网红操着颇具磁性的男低音，讲述不知是科学，还是神学的故事：再过十五年，地球将要进入小冰河期。小冰河期时，地球气温下降并持续七十年左右。届时，英国的泰晤士河都会冰冻三尺。

感谢这条令人凉爽的消息。不管真假，对于今夏气温高达三十八度的北京来说，它无疑使人精神为之一爽。

没去过英国，也没见过泰晤士河。至于在这条河上开坦克，还是开飞机，与我无关。但是，我经受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北京冬天的寒冷。在这里描述一下，也算做给今天酷暑难耐的北京人，一碗寒气逼人的冰茶。

一九六三年寒假前的最后一天。昨晚上睡觉前，把棉袄棉裤都压在棉被上。钻进冰冷的被窝后，全身卷缩在一起许久，才慢慢地平躺下来。被窝里的热气从脖子逐渐蔓延到全身，直到脚底。这一夜，不到憋得全身哆嗦，是绝不起身小解的。

清晨，总是父亲提前起床。他打开煤炉上的封火盖，拨开火门。很快，熊熊的炉火窜出炉台。这是父亲为使屋子迅速升温而添进的劈柴。然后，他又把孩子们的棉袄，棉裤在炉边煨热。到我起床时，第一壶开水已经腾腾沸起。

屋里的所有玻璃窗户都布满厚厚的冰凌花。亮白色的冰凌花把室内辉映得一片雪亮，即便不开电灯也十分耀眼。

我用手掌捂化一片附在玻璃上的冰花，向外张望：夜间下雪了，积雪没了半尺高的台阶。对面房顶上的瓦垅已经被填平。

空中没有一丝风。雪花直直地落下，院里晾衣服铁丝上的积雪也有半寸高。屋檐下，烟筒吐着青色的淡烟，聚成一团并不飘摇离去。烟筒口挂着一尺多长，棕褐色的冰溜子。

雪下了一天。上课前，有同学把湿漉漉的棉鞋放在炉子旁边。老师用红红的双手，举着一双双湿棉鞋在炉边烘烤。

不是所有同学都有棉鞋，不是所有同学都舍得雪天穿棉鞋。班里有个叫史维强的同学，每到冬天手脚都冻的红肿，裂口。即便在冬天，他穿的胶鞋也总是露着脚趾头。

那年 收音机里播送评书《烈火金刚》。铁打的汉子史庚新的名字十分响亮。同学们把因为无奈而不惧寒冷的史维强，称为史庚新同学。清楚地记得：史庚新的名字让冻得探头探脑的史维强，高兴了好一阵子。

大雪停后没几天。大风刮了没几天。由于太冷，龙潭湖的冰面结实得可以开卡车。靠近湖岸的冰面膨胀起来，一尺多厚的冰层相互叠压在一起，围绕着湖面如同一圈隆起的雕塑造型。

空气寒冷，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用手推动教室的门把时，都要十分小心。如果手上沾了潮气，手皮会被粘在铁质的门把上。

放学往家走时，也要小心翼翼。胡同里的路面被冻成铅灰色，有些地段还裂着一条条冰棍宽的口子。无论胶质鞋底，还是塑料鞋底都被冻得生硬光滑，走在路上像是在溜冰。在钢铁一样坚硬的路面上摔倒，再顽强的孩子也爬不起来。

那天我摔到了。静悄悄的胡同里，前后空无一人。我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足有半节课时间才缓过劲儿来。流到嘴角的哈喇子被冻住，虫子一样挂在脸上。​

水流云在樱桃沟

　 把香山比作面东而坐，舒展双臂的仙人，樱桃沟就是仙人左肩膀挂着的一轴美丽画卷。 小桥流水，小沟如嘴，小道盘盘，小酌不醉。

当年，被誉为军中第一书法家的舒同先生，在此欣然提笔，写下：水流云在之居。字体潇洒，娴熟的匾额，至今高悬在樱桃沟尽端，一处过去茶舍的门楣上。每每游人走过此处，无不注目许久。

沿沟而上，凛凛冷衫群树装点出满沟神秘。到是沟顶的元宝型巨石一直注视着，小道上走过的依依故人。

把樱桃沟作为每年必到的地方以纪念六十多年前，第一次走进樱桃沟。

一九六零年是饥肠咕咕的一年，全体中国人勒紧裤带。每一个人都坚信困难只是一时，挺过去就是好日子。有报纸报道：春小麦已经播下，明年丰收在望。清晨的大街小巷，到处传来新闻联播的激昂乐曲声。

这年春天，已经听不到城市公社食堂通知领取免费粥饭的锣声。家家户户学习科学煮饭方法育，如何把米饭越蒸越多，如何使全麦馒头变白和芹菜根加工方法。

大人们把口粮节省下给孩子们。有天，老师在课堂上手抚着黑板下角慢慢倒下。同学们发现她的腿肿得亮亮的。母亲的腿也是亮的，还笑着告诉我：一按一坑，胖了。

在某种情况下，饥饿是一种记忆，可以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忘却饥饿。六一年的秋天，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跟着父母去看电影。电影院的新电影宣传画贴到学校门口。

有部电影，片名是《鬼魂西行》对我印象最深。电影叙述欧洲的一座城堡在战争时，有个战士死在城堡门口。他的灵魂一直在城堡里寻找自己的爱人。很多年后，这座城堡被一个美国商人买下并拆散装船运回美国。结果，鬼魂在船上摆放的一堆鲜红的樱桃中现身，吓得全船人鬼哭狼嚎。

我清楚地记得，看电影确实忘记了饥饿。

秋天，全家已经半年没有去公园。为了弥补缺憾，父亲决定带孩子们去香山脚下的樱桃沟。

深秋的香山背阴处还残存着一丝绿色。只记得路好远，山好高。进山后有条细细的小道。我们蜿蜒前行，路两边是收割后的玉米秸垛。

穿过一段坍塌的围墙，山路开始陡峭。靠近山坡有片拉秧的南瓜地。

我跑在前面，冲上山坡又跑回小路，发现一片枯枝下，露出个圆圆的南瓜，有瓷盘大小，一半埋在松土里。

我飞跑着，告诉母亲。

母亲受过高等教育，说话轻声轻气，永远穿戴干干净净。她喜欢挎包，不管到哪里，手臂上永远挎着当时最流行的女包。这种风格在我家所在的街道邻里中，属于凤毛麟角。

听了我的话，母亲几乎是跑着去找那只南瓜。她轻轻挖去南瓜溃烂部分，又把南瓜的外皮清理干净放进新买的挎包。

一路上，母亲一直把挎包紧紧抱在胸前。

第一次到樱桃沟，没记住什么景色，只记住母亲当时的笑脸和抱着挎包的模样。

今天又到樱桃沟。穿过卧佛寺西墙侧门，不远处便是当年拾南瓜的山坡，现在是鲜花的世界。

我在此默默伫立。这也是每年来樱桃沟的原因：水流云在。

过去的茶馆已经悄然消失。还留下这座老房子，状态依旧。

南城如画

细细回味过去南城的胡同生活，俨然是一出活灵活现的舞台作品。

早晨，阳光从胡同东边的房顶洒下，把大门上黄橙橙的门环涂上金色。夜晚，胡同里黑黢黢的半明半暗，只在幽幽闪亮的路灯下，聚着一些饭后闲谈的人们。胡同四合院有后窗的人家不多。但是，为数不多的后窗里飘出的饭菜香气，灌满了整个街筒子。稀里哗啦的洗碗声，忽高忽低的笑语声，话匣子里传出的戏文声，构成胡同交响曲。

我的记忆中，最有特色的胡同声音是每天清晨，清洁工的扫地声和送奶车的前行声。

入夜后，居民们安然入睡。胡同变得静谧，深邃。天蒙蒙亮时，胡同尽头响起“哗啦，哗啦”的扫地声，由远而近。清洁工挥着细竹条做的大扫帚，第一个来到胡同口。有多早？不要说贪睡的孩子，就是早起的大人也很少和他们碰面。

“哗啦，哗啦”的扫地声最后消失在胡同的另一端尽头。无论严冬酷暑，这声音都会如约而至，比刀刻的还准。有时，我摸黑起来小解时，习惯地侧耳听听，胡同里是否响起“哗啦，哗啦”的扫地声。它已然成为提醒人们准备起床的信号。

更有趣的是每每传来扫地声的同时，远远的总有装满东西的玻璃容器，轻轻对碰的声音，相伴响起。“哗，哗，哗”的声音如同海浪拍岸般不缓不急，不变不乱。 那是清晨送奶车特有的声音。

南城胡同里的送奶车活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每天清晨，送奶工骑着平板三轮车来到南城胡同，为居民送奶。每瓶牛奶半磅重，装在厚厚的玻璃瓶中瓶口包着一张印着红色奶牛的蜡纸，套着窄窄的胶皮圈。

一只木箱装二十瓶牛奶。三轮车上码放着两层不少于二十箱。送奶工骑着沉重的三轮车，每登踩一次脚蹬都要弓起腰身，一只脚站在脚蹬上才能踏下。

三轮车随着脚踏链轮慢慢前行。车身在一次次重力带动下，微微抖动。随之，木箱里的瓶装奶也向着一致的方向轻轻磕碰，发出齐刷刷的声音。送奶车的声音在幽静的胡同里，独具个性。

清晨，“哗啦，哗啦”的扫地声和“哗，哗”的送奶车声相伴而来，回荡在胡同深处。相信，这般当年的情景和声音，至今依旧记忆在南城人的脑海里。起码，我是如此。

在近七十多年的生活里，各种场面经历的不少，千奇百怪的声音也聆听不少。唯独对儿时胡同里，清晨的情景和声音记忆犹新。

有节奏，有规律的扫地声和送奶车声过去以后，胡同里各家各户的大门，陆续“吱扭扭”地打开。人们揉着睡眼，打着哈欠，纷纷走到院外。

胡同里的公共厕所门前，站着三三两两的等候者。才一晚未见，邻居们倒像是久别一样，在候解的空闲时间，相互大声地打着招呼，然后或续讲昨晚各自的话题，或笑谈刚刚做过的美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胡同里的清晨一直如此，地面上一尘不染。一些裸露黑土的地方，可见扫帚扫过地面，留下的道道痕迹。

各院门口的门楣处，挂着若干个木盒子，里边的牛奶瓶探头探脑地露出一道边沿。一眼望去，挂在门口的奶盒如同朵朵鲜花，奶瓶则是花蕊开放在院落的门口。

扫地和送奶车的声音不高，但是有规律：不美，但是有节奏。生活中，许多给人以思念的东西都是如此：有规律，有节奏，有坚守。

底色

谈到精神文明，不能不让人想起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全社会掀起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热潮。

新中国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到此时一切都走入正轨。进城的军队干部经过十年的工作实践，掌握了专业知识，学会了社会管理，成为名副其实的各级领导者。旧社会留下来的有钱人，切实感受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完全接受了现实，不再念念不忘祖上的财富。站起来的穷人从大字不识的苦力，经过十年的文化熏陶和国家主人翁教育，做人做事都成熟起来。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受到反右斗争教育和教训，变得不再那么清高，不那么孤芳自赏，不再那么自以为是。

尤其是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一代人以新中国全新的理念，逐渐朝气蓬勃地进入社会。他们被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一九六二年是风调雨顺的一年。那年秋天，农作物收成不错，人们勒紧的裤带稍稍松动一些。成麻袋的白薯，山一样高地堆在胡同里。凭一斤粗粮票可买五斤白薯。大家的肚子被白薯填得饱饱的。

这个时期的人们没有政治压力，没有生活压力，有的都是童话般的精神追求，生活比着简朴，谈吐比着文明，相互比着热情，干劲比着高涨。谁也不为自己向社会索取什么，谁也不计较个人得失。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盈满社会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特别是干部作风，称得上各个都俯首甘为孺子牛。

逢年过节干部家访是一项制度。尤其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胡同里，各家各户进进出出的人都是各单位领导。

这几年是中国英雄辈出的几年：何成，王杰，欧阳海，麦贤得，焦裕禄，雷锋，中国登山队，中国乒乓球队等等。

国内媒体上，几乎隔不了几日，就有一篇关于英雄人物的报道。一位英雄的出现，不仅需要孕育英雄的土壤，更需要社会对英雄的认可和支持。这种认可和支持是以社会政治健康为前提的。

首先是政治环境健康。各级领导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拒绝党同伐异，拒绝拉帮结派，拒绝小集团利益，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才能得以获得公认。

其次是社会思想健康。人们关注国家和民族大义，使仁义礼智信成为风尚。坚守拒绝奢华，拒绝虚荣，拒绝攀比，推崇劳动光荣的道德底线，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才得以深入人心，鼓舞人心，教育人心。

毛泽东思想是政治教育的精髓。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全国人民以“毛选”积极分子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为楷模，开展系统学习。全社会呈现安定，热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五一节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五一”国际劳动节举办各种大型游园活动。天坛公园，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北海公园，颐和园是游园活动的重要场所。

记忆里的每年五一节多有雨。北京的春天很短，一阵春风催开百花不几日，稀稀落落的春雨便落下。五一节的雨不同，往往呈如泼之势还伴着雷声阵阵。

六四年五一节上午的九点多钟。大雨如约而至。天坛公园游园现场的人们迎着大雨，没有一个人躲避，没有一个人打开雨具。大家坐在雨里，视瓢泼大雨而不顾，继续为台上的演员们鼓掌助威。坐在观众席前面的国家领导人同样没有任何雨具。

我是河泊厂小学的鼓号队员，那天和崇文区各小学鼓号队的数百人，集中在祈年殿圆型平台上。

大雨袭来。在总指挥的调度下，十几个分队的指挥一遍遍引导各校的鼓号队，演奏少先队第八套鼓号曲。

这套曲子节奏清晰，旋律舒缓。在大鼓的沉着奏击下，乐曲后半节加入少年号并以号角和小鼓的合奏结尾。 一遍、两编、十遍。总指挥手中的指挥杆一直坚定地直立。各分指挥的指挥杆则便不停地上下舞动。

从下雨开始，全区的小学生鼓号队连续演奏近一个小时。雨水把大鼓鼓面浸泡得几乎失去声音。演奏到最后，只有小鼓鼓面上音簧的沙沙声，大镲和小镲的对撞声和嘹亮的少年号声混响在一起。三百多名少先队员从头到脚浑身湿透，连鞋里都灌满雨水。

祈年殿圆形平台的周围，许多群众无声地注视着这支雨中的队伍。快到十点钟的时候，雨停了。总指挥的指挥杆终于左右摆动，然后陡然落下。鼓号声戛然而止。

多年过去，每每想起六四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想起那年的天坛祈年殿，想起雨中的几百名少先队鼓号队员的长时间演奏，总是热血沸腾。风雨中，能够坚持到底的队伍一定很本色，很威武。

留下喜欢的

几年前，有媒体征集人们记忆中的老北京市井美术作品。

不久，这家报纸刊出参展作品。我看了，内容果然不出所料。每幅反映老北京市井生活的美术作品都表现的准确生动。但是，终究是美术作品，铅笔画，水墨画和油画而已。其内容不外乎是西直门内的白塔寺，前门脸儿的廊坊二条，还有国子监的牌楼。下一期发表的参展作品估计是苏州胡同，史家胡同，东四与西四牌楼。

这些作品都是人们经常描述的老北京标志性地区。用标志性地区反映老北京的面貌比较容易。因为这些地方多少年来，就是摄影爱好者们扑捉的目标。参展的画家们无非是看着照片描摹一番罢了。

　 无论是老照片，还是媒体发表的老北京美术作品都引起老北京人对过去生活的怀念。

平面的老北京艺术作品是对过去瞬间的记录。它没有声音，没有动感，更没有冷暖和变化，还是用文字把过去北京街头的市井百态，自己的亲身感受描写出来，作为追忆才更有味道。这也算是对老北京照片和美术作品的说明和注解。

崇文外大街是北京南城的主要街道。大街两侧商家林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崇文区唯一的有轨电车，也叫当当车从崇文门脸儿开往红桥的北京电车总厂。

电车有米黄色的顶蓬，深紫色的车身，里面的拉手是奶白色的赛璐璐。奶白色在孩子们眼里总和奶糖联系在一起。所以，电车里专门贴着纸条：请孩子们不要咬拉手。

五十年代初出生的孩子，到此时已经有独立出门的自主权。每次出门，大人要交代一句：早点回来，别忘了吃饭。不像现在我们嘱咐孩子：出门注意来往车辆，别和陌生人说话。

那时的大街上机动车很少。站在崇文门前的花岗石桥头，向南张望半天，才有一辆有轨电车扭扭哒哒地开来。后来这条街道增加了三路和八路公共汽车。人们闻到汽油的香味。

　 沿崇文门城墙根往来的无轨电车，起行于北京火车站西端的总站。过去，它沿城墙里面的道路行驶。一九六五年，拆除崇文门城楼后，无轨电车出现在南城人们面前。

无轨电车，方头方尾，车厢里是红色皮座椅。我们曾经为实现坐一坐红皮座椅的愿望跑到总站，爬上无轨电车，结果被人家抓住，处理结果是打扫车厢卫生。

　 由于车辆不多，花市西口的交通警察岗楼成为孩子们嬉闹的地方。最初的岗亭是木头的，后来换水泥楼。岗亭底座上有层高台。孩子们登着台阶，手扒住窗根，头正好放在岗楼的窗台上。里面的警察咯噔咯噔地开着红绿灯操作盘，还不时和探进头的孩子们逗笑几句。在孩子们眼里：警察就是家里左邻右舍的叔叔。

我家所在地的管片民警姓陈。胡同里，谁家有事尽管喊他帮忙。小陈每天骑着自行车在胡同钻来钻去，为居民买米买面，很有力气。

岗楼里的交警和我们也很熟，每次岗楼后的“崇文药店”来了驱蛔虫塔糖，他总会说知会一声。

　 崇文门桥头向南，东西两侧是漫起的土坡。从打磨场东口和花市上二条西口，分别向南修出一米多高的平台通道。平台上是一家家不同的商店。西侧台上有五金店，化工店和卖土产的杂品店。

崇文门外大街唯一的饭馆坐落在东兴隆街东口。六十年代初，饭馆里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早晚只卖豆腐脑，馒头和大饼。即便如此，孩子们也从来不敢贸然进去，因为口袋里没钱和粮票。

交通岗亭再往南是家理发店，很牛气，西洋式的门脸漆成橙黄色。店里烫头的女人都把自己的头发高高竖起，吊在房顶上。

挨着理发店是家土产杂货店。那阵子到处都是土产杂货店。老百姓生活用品在这里应有尽有。这家店门口终年竖立着一簇簇杉篙和竹竿，据说是染房用品。院门口墙上，挂着许多手腕粗的大绳，是骡马套车的缰绳。

茶食胡同东口左边有一家花店。花店主人很刁蛮，不许孩子们走近。为此，我们曾悄悄推倒几摞放在外边的瓦盆。

　 崇文门外大街东侧有意思的铺面最多。第一家是自行车修理铺。我开始学自行车时，经常光顾这里。记得六六年，店里有个师傅叫小五，喜欢给孩子们修车。其实，当年他也是个孩子。小五一头黄毛，瘦瘦的，个子不高。印象深的原因是补车胎后，他不向孩子们要钱。

除了修车铺吸引孩子们外，还有东侧向南不远处的钟表店。那时能有块手表是大多数人的梦想，为此还流行一句话：镶金牙的人爱乐，带手表的人爱热的俏皮话。

钟表店门头宽阔，里面的业务员都梳着大背头，像是电影《羊城暗哨》里的特务。他们很傲慢，孩子们进去时，理都不理。

紧挨表店是家旅馆。旅馆里好像从来没有客人，每天大门紧闭。孩子们称它是特务机关。旅馆南侧是最受孩子欢迎的店铺——花市信托商店。

花市信托商店在老北京城首屈一指。当时还有东单信托，天桥信托，西单信托等等。花市信托商店天天顾客盈门。参加工作后，最喜欢的营生就是逛信托商店，被称作“托派”。

　花市信托商店不像百货商店窗明几净。信托商店的售货员大多是中老年人。进了信托商店先闻到一股扑鼻的腐味，如同进入地窖。商店从北向南一串房子，曲里拐弯。货架子上，柜台里和地上摆着各种老旧玩意。

在这里，我第一次见识光溜溜的全皮沙发，翘尾巴的绛紫色钢琴，还有各式各样老家具，瓷瓶，铜器等等摆设。老售货员很爱聊天。他们不是在柜台里，而是漫步在商品中间，向进来的客人介绍店里的东西，有些像今天的超市。

售货员和顾客搭讪：您看上什么了？

　　沙发。

　　噢，这是德国货，皮面皮腿，只能在木地板上用。价也不高，卖主要一百五。没缓了。您府上在哪？

　在老售货员的一连串热情介绍后，问话人一准红着脸地走开。那阵子，北京南城人家都是一间屋半间炕，哪里有放沙发的地方，更不要说没有钱了。

　 一九六九年春天。不知啥原因，家里急需钱用。母亲夹着一个包袱，带我来到花市信托商店。她打开包袱皮，拿出一件我从未见过的浅灰色毛皮大衣。

　“灰鼠尾的，獭绒线缝缀，做完后只穿过几次。” 母亲小声说。

　 柜台里的收货人觑觑着眼睛，用手使劲提抓着大衣的皮毛。

　“您轻点，” 母亲说 ， “当年做的时候花了十块大洋。”

　 对方抬起了头，说话的语气斩钉截铁：“代卖五十，两块钱手续费。收下四十。”

　 最后，母亲还是攥着四十元钱，带我走出信托商店。

　 信托商店的旁边是京城大名鼎鼎的“青山居”本店。“青山居”进门是一条慢起坡的过道。过道左边和前方各有座月亮门。

这是一家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的高档商店。店铺经营各种古董，珠宝翡翠还混搭着贵重物品，比如电视机。在红卫兵怒吼着砸遍街头巷尾时，“青山居”却安然无事，连大号都未改。看来红卫兵也懂得政策。

我们曾多次顺着墙边溜进“青山居”里，大眼瞪小眼地看着这些不能吃的东西。左边月亮门里，陈列着几台木箱子一样大的电子管电视机。在平均每人月生活费12元的时候，孩子们惊呼480元！这个数字足以使大人都目瞪口呆。

　 到此，热闹的崇文门外大街走到节点，再往下没有多少孩子们关心的好去处。

挨着“青山居”是崇文区最大的副食商店，一间凭本凭票买东西的大屋子，里面阴惨惨，售货员个个像是门神。

尔后是过马路拐角处的人民银行。银行坐落在一处大杂院里，也是悄无声息。银行的左边，临近一家装修十分简陋的文具店，纸糊的棚顶常年用木棍支撑着。后来它改成乐器店，再后来店里的吊顶塌落了。故意没有介绍“千芝堂”中药店，因为自小就讨厌吃中药丸子。

　 崇文门外大街南头是磁器口的丁字路口。一条细细的，弯弯的小街道斜斜地通向南边，与天坛的孤形灰墙接壤。

和崇文门城楼对视而立的南端是崇文区少年宫。少年宫的右侧有座规模巨大的马车店。我曾数着，有套着二十几头牲口的十七辆大车鱼贯进入大院后，居然无影无踪。

六三年，学校组织各班比赛街头拾马粪。许多学生拿着家长做的各种工具蹲在大车店门口，等着马粪从牲口屁股上掉下来。

　 在这条大街上还有许多商家，孩子熟悉的是自己喜欢的地方。其实，这个规律也是人们一直奉行的历史规律。

 元旦

2024年元旦是我走进的第七十个元旦。人的一生有许多次觉悟，或是叫灵感突现：咿呀学语的婴儿突然叫了一声“妈妈”；走进校门后，一件事领教了老师的偏向和自己的孤独；一个早晨，蓦地从女同学身上嗅到了异性的气味；走入社会，第一次拿到工资时，全身瞬间充满无穷的力量；产房门口看到孩子出生，油然而生的责任感；父母相间而去，送他们的路上，开始正视死亡。

早晨，走进第七十个元旦日，一种淡淡的滋味在心中倏地涌起：那也是另一个元旦的早晨。

记不得是哪年。我的眼睛才刚刚看到桌上饭碗的边口。早晨，一股诱人的发面炸糕的香味丝丝飘来。

母亲为全家准备发面炸糕，那一定是到了特别的日子。发面炸糕和好日子连在一起。

屋里散满阳光。炉子上坐的水壶，突突地吐着蒸汽。桌上还放着一盘瓜子，一小盘没有糖纸的粽子糖。

父亲靠在屋门口，一张椭圆形的茶桌边。看得出，他很高兴，一边嗑瓜子，一边指着墙上的日历牌讲着.... 。

直到今天，这副静止的画面依旧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这一天是元旦，这一天那样温暖，这一天父亲买回一本新的日历牌。一张印的花花绿绿的长方形纸板，上面挂着一叠像豆腐块一样薄厚大小的纸本。

挂在墙上的日历牌夹着黑红绿三种颜色。黑色的纸页很多。红绿色的纸业很少。我天天都盼着绿色页页出现。因为绿色页面的后面是红色的星期天。

日历牌被高高地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为了撕下过去的一页，我要登上椅子才抅得着。

日历印制的很简单，只有年月日和法定节日，薄薄的纸面能透出阳光。后面的挂板是草板纸做的，上面印着杨柳青年画。

每天撕扯日历页，成了我和姐姐争抢的目标。后来，她撕一张，我撕一张的争抢越演越烈。一天，刚刚吃完午饭，我便登着凳子准备撕新页，遭到母亲的大声呵斥。

撕日历页有重要作用，每天撕下后都被我夹在书里，第二天带到学校送给好朋友。

简单的日历在大多数同学家是没有的。家中有日历的同学把昨天的一页撕下，带到班上。上课时，在日历页上画一只小鸡，一只小鸭，一朵小花草在课堂上悄悄地传给关系好的同学。

老师像是长了后眼，一边在黑板上写字，一边严厉点指出：“有同学在做小动作，我已经看到了”。

一本小小的日历在我们那个年代，包含许多东西：好奇，知识，财富，友情。

世间许多事物都是这样，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有固定的意义。

时光无序，人们创造出计时方法，把无序变得有序。生命同等，人类用财富数量，把它描绘成不等。

是早上好，还是晚上好？是普通好，还是显赫好？我说：自然最好。

人有痼疾，刻意追求。事无完美，大势为主。就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历牌，在人们欲望的催动下，也踏上了颠簸之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不知哪位智者创造出铜版纸的12页对开挂历。开始是大明星，大美人，大主持人爬满画面，后来又引进丰乳肥臀，镂空屌丝。美其名曰：艺术美。

传统的严肃之词沿用不多。大作家们还把不多的严肃之词辟出一份，改编成性欲里溢出的正统。不知“丰乳肥臀”之说，是否加入新编《辞海》？

自然些，再自然些；清淡点，再清淡点，有何不好？在国家走向日益富裕的同时，社会也颠覆许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比如平淡，比如安静，比如中和，比如清廉。

有些幸福写在脸上，有些痛苦刻在心里。有些历史抛在脑后，有些记忆挂在墙上。

冬至

北京湿乎乎的阴了一天，雪终究没有下来。下午，天空中飘洒了点儿冰渣，欢喜得人们仰起双手欢迎。不要小瞧这点终于落下的冰渣，它把气象台掉到地上的脸，总算捡了回来。果然晚上（北京新闻）播音员，用欢快的声音报道下午的几秒钟冰渣，以证实天气预报的准确。

其实没有人责怪气象台。天有不测风云是中国人的老话。预报天气不准是正常，准了才是意外。

　人们太盼雪了。雪不仅滋润大地，还给人们的精神带来愉快。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人们对冬天是否落雪的关心，可以提前到半年之前。去年秋天时，气象预报说：因为今夏雨水多，明年冬天北京会降大雪。看来这一卦又没算准。

　　这些年，北京的雪真少，就是下雪也很小。遇到没脚脖子厚的雪落在京城时，便又是黄色预警，又是全城动员，弄得大家手忙脚乱。

小时候 ，北京的雪很大。一片片的雪花真像鹅毛一般，密集得能遮住人们的眼睛。一次，上语文课时，教室外飘下雪花。老师高兴地背诵三国演义，隆中对中的那首诗：一夜北风吹，万里彤云厚。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败鳞残甲满天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

全班同学也都兴高采烈，因为下午的最后一堂课，肯定要早下。

　放学时，雪下得比最初更大。出得学校门，大家四散奔跑。刚落的雪并不滑，只是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这场雪下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朦胧中听父亲说着：雪真大，把窗根下搭的小棚子压塌了。

　我从被窝里向外望，窗户上爬满形态各异的冰花。

　街上的雪没过脚脖子。灯芯绒棉鞋的上口灌进雪。教室的火炉边围着一圈棉鞋。老师让大家进教室做的第一件事是烤棉鞋。

教室里弥漫着一阵阵不好形容的味道。有几个同学穿着湿漉漉的棉鞋不肯脱去。大家知道：他们没穿袜子。

不是不穿而是没有袜子穿。袜子和秋裤是当时孩子们的奢侈品。就是穿袜子的同学，袜子上也都是补丁摞着补丁。

在老师的坚持下，没穿袜子的同学把棉鞋脱下。老师回办公室找来一些旧衣服，把他们的赤脚包上。有个姓金的男生，由于没有可包的衣物了，老师让他坐在前面，把双脚放在老师的怀里。

这情景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教室里熙熙攘攘的同学们，依旧在打打闹闹。

　老师一边抱着学生的双脚，一边不停地翻动一双双湿漉漉棉鞋。她就坐在几十双湿棉鞋的旁边，和她的学生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笑着。

　几十年后，只要下雪，下大雪时，我就想起当年老师一边抱着学生的双脚，一边不停地翻动几十双湿棉鞋的情景。她做的那样自然，笑的那样自然。

　　晚饭后，门口挂上母亲新做的棉门帘子。厚厚的棉门帘把炉火冒出的热气，严严实实地堵在屋里。

　　南城平房大都进深不大。我家是北房三间。院里还有南房三间，东西配房各一间。模式是四合院标准，但是两边的配房仅五米一间。

冬天，取暖做饭的炉子放在门口。开门关门时，一股寒风吹满屋。所以，需要挂上随时掩门，又随意开启的棉门帘子。

屋子正中是铸铁的花盘炉。白铁烟囱在屋内一拐，两拐足有六米长。烟筒越长，保暖越好。

花盘炉子很高，我要踮着脚，才能盖上火盖。家里取暖，做饭都在这座炉子上。

炉子烧煤球，炉膛大。每天晚上封火时，要填上整整一簸箕煤球，大概总有三斤。开火后，拐弯的火门也烧得通红。

在暖洋洋的屋里，全家人兴致勃勃。孩子们在炉子边烤土豆，烤白薯，烤馒头，烤窝头；在烟筒上，烘烤口罩和红领巾。

　 春节临近。每人凭副食本有二两葵花子和半斤带壳花生。全家的花生和瓜子汇集在一起，足有半面袋。母亲把每天定量吃的花生，瓜子盛在盘里，又重新扎好口袋。

伴着花生瓜子，父亲给孩子们读《西游记》。

　　盘里的花生瓜子数量并不很多，却总能吃到很晚。当最后几枚花生被母亲塞到我手里时，睡觉的时间到了。

半面袋的花生和瓜子，一定要吃到除夕晚上。数量不多的花生和瓜子是一种情趣，是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满足感。全家人都不想太快吃完这些好东西，以把温暖的时光再多留住几天。

直到今日，当年那个温暖祥和的夜晚时光，似乎掀开棉门帘子就能一步进入。

　　腊月二十三的前一个星期天，家里一定要大扫除：糊窗户纸，贴墙纸。这是东北满族人的生活习惯。每到这一天，全家总动员。屋里门窗大敞，翻天覆地一般。

　　一年一度的大扫除是扫去秽气。打开门窗是迎来福气。贴上新窗纸和墙纸，贴上窗花儿是展示喜气。春节在中国人心里有着巨大的魅力。人们积攒一年的钱财都要花在这个节日里。

　我家有四扇用整匹高粱纸贴的窗户。早在秋风起时，窗纸就呼嗒呼嗒地响，好像在提醒人们：天冷了。

窗纸一响，即便在梦里，母亲也会说上一句：明早天凉，多穿衣服。

窗纸是我家的天气预报。母亲是家里的天气预报员。记得那年，新买回的墙纸是藕荷色的地儿，上面印着黄色的小花儿。姐姐穿的棉袄恰巧也有小碎花儿。为此，我叫她墙纸。

　每年糊窗纸，家里人都要对我重点防范。因为，糊窗纸的浆糊是用白面做的。姐姐一边在火上打浆糊，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这里有毒药，人吃了就会变成大傻子。

知道这话是讲给我听的。开始还真相信，看着白面做成的粥一样的浆糊，不敢伸手去动。

糊窗纸，贴墙纸时，姐姐用眼睛的余光监视着，怕我偷吃浆糊。

我的工作是为父亲落眼，新贴的窗纸纸是否端正。整整一个上午，腰酸腿疼。在快糊完窗纸和墙纸时，我被允许喝一小碗浆糊。

白面做的浆糊温温的，稠稠的很香。我是全家唯一被允许，喝一小碗浆糊的人。

　全家人一直忙到下午。新打扫的房顶，新贴的墙纸和窗纸，屋内焕然一新。

母亲搬上一锅菜粥，上边撒了几滴香油，还有一大盘粉肠，高兴地宣布：今天大家随便吃，能吃多少吃多少。

　 又是一年春节临近。如果还有过去使用的日历牌，年初厚厚的一本已经翻去两成。

那年，由于有简单的生活常识印在日历上，母亲不允许孩子再逐日撕扯，而是把翻过去的每页用橡皮筋反绷在上端。她说那是一本书。

我一直盼着日历快点儿翻完。翻完的旧日历是我的。上课时，把旧日历拿出来，一页一页翻看，很有意思。日历记录着过去每一天的味道。尤其是去年春节那几页，似乎还有淡淡的肉香。

　　那时天很冷，地上裂出口子。房檐挂着半尺多长的冰凌。为了保持室内的温度，大多数家庭入秋就开始准备棉门帘子。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孩子一床棉是奢侈事。家住南城的大多数孩子们都是兄弟几个合盖一床棉被，再把各自的棉袄棉裤统统压在上面。由于睡觉时你抻我拽，没几个月棉被被扯开行线。 春天收起棉被前，要先晾晒再用竹竿使劲抽打。

讲究的家庭隔年把棉被里的棉花掏出来，重新弹棉拉网。反复弹棉几次后，棉花的纤维感退化，母亲总要买些新棉花补进去。使用数年的棉被里，最陈旧的部分被替换并积攒起来，留着做冬天的棉门帘子。

　 棉门帘子厚得不能再厚。母亲把每年积攒下来的旧棉花全拿出来，再加挑些旧被面和旧衣裤，拼接成门帘的里儿和面儿。

旧棉花被一层层铺在上面。母亲每铺一层棉花，就让我在上面连踩再滚地压迫一番。这样的一次次踩压，总要有十几回。整整一个上午，棉门帘子才能做好。棉门帘子像副铠甲弯不了弯，掀不动角。只有等到父亲回来，才能把新作的棉门帘子举到门口，挂在门框上。

一寸多厚的棉门帘子严严实实地竖向扣在门上，不仅挡风，还隔音。我进出门需要使足力气，才能掀开棉门帘子的一角。

　 换上来年年历牌的时候，屋门口挂上新做的棉门帘子。它预示着新年到了，冬天最冷的时候到了，胡同里飘满肉香的春节快到了。

正月十五

六五年秋天，大姐考上名牌大学，在胡同里凤毛麟爪。二姐读到高二，各门功课在学校名列前茅，明年考名牌大学同样手拿把攥。父亲连续几天，高兴得居然哼起，只有他才听得懂的小调。

春天，小院接通自来水，街道铺了小马路。南城的居民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没有自来水时，各家各户都有一口水缸。我家的水缸近一米高，摆放在门口的屋檐下。

虽说有了自来水，水缸在各家各户还是重要的用具。有用水缸存煤球的，有用水缸积酸菜的，有用水缸储粮食的。

我家的水缸属于母亲专有。刚过元旦，她就把水缸里里外外洗刷得干干净净，并且告诉我们：今年春节，用水缸存春节好吃的东西。

从腊月二十三开始，母亲就忙活起来，一次次地夹着菜篮子出去，一次次地把满蓝子东西放在水缸里。

想知道，母亲都往水缸里放了什么。她神秘地笑笑：不许看，等春节时就都知道了。

除夕晚上第一顿美餐。水缸里的谜揭开：有鱼，有鸡，有肉，有粉条，有年糕，有干海带，有小肚，有粉肠，有酸菜，有豆腐，有馒头。

美食从水缸里变幻出来。从除夕到初五，开始是炖肉，炖鸡，烧鱼，后来变成粉条炖肉，鱼炖豆腐。再后来粉条炖肉又加进酸菜，鱼炖豆腐里只剩下鱼汤和豆腐。到初五晚饭时，母亲在水缸里摸索半天，掏出剩余的所有。

我知道，母亲的五彩戏法变完了。缸里也没有了诱人的好东西。

吃饭时，母亲笑着说：今年春节，咱家准备的好东西比去年多了不少。

她让我回忆，五天里都吃了什么？我一样样地说给她。

开学前，把春节美食和味道写成寒假作文。只是没有把初五的鱼汤豆腐和酸菜粉丝肉渣也写进去。

正月十五。放学后，看到母亲又在水缸里掏着什么。曾经装满宝贝的大缸已经闲置几天，我对它失去兴趣。

母亲几乎半个身子都探进缸里，掏出的报纸，塑料布，草绳摆了一地，直起腰时，脸上沾了不少灰尘，手里拿着一块豆腐，一条猪肉和两只鸡腿。

为了正月十五的晚餐，母亲故意把春节买的好东西，样样都剩下一点点。她希望把这年的春节过的长些，再长些。

简单的家

家具是构成居室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具有简单，复杂之分。本篇起名为简写的家。

或青年人准备结婚新房，或搬进第二套住房，都离不开满堂赏心悦目的新家具。卧室家具，客厅家具，厨房家具分类清楚。

说到家具，当然离不开，穿一身洋装的达芬奇家具。它已经越过家具的界限，成为“偷渡客”。

家具起源是为了方便生活。显示富贵和没有实用性的家具是装饰品。装饰品家具不属于生活必需品范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人们家里的家具都很简单。一只木箱铺块绒布就是凳子。箱子里放东西，上面坐人。

那时，很多家庭没有真正意义的椅子。屋里只有一张方桌和两把条凳。全家吃饭的碗筷，收在木箱里。有的人家吃饭时，成双成对的筷子都凑不全。现在的影视剧，表现那个时代的家庭陈设，实在是导演在主观臆想。

影视剧里的普通家庭吃饭，堂屋摆桌子摆椅子；写字台上，放台灯；窗户上，挂着布窗帘。这种条件的家庭，当时在整个南城也没几家。

儿时，随父亲到一位同事家，两把高背椅子，我和父亲各坐一把。主人是独臂，甩着空袖筒，坐在床头。

影视剧表现解放前的百姓家庭时，还算真实。但是，影视剧表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百姓的家庭生活，离实际情况相差太远。特别是表现基层领导的家庭生活时，让人大跌眼镜。

当时，只有少量知识份子和公私合营的股东们，有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吧，一个窝头还要分给孩子一半儿。

清苦的生活，简写的家是对五十年前的记忆。

　 我家六口人，住三间北房。屋里有单位发的一张铁床，一张三屉桌，一只文件柜改装的衣柜和一座梳妆台，还有砖炕和自家的两把条凳。

这是我家的全部家具。在同学和街道的伙伴们眼里，已经是豪华了。

家长不在时，同学们到我家嬉闹：照镜子，摇铁床，拿长凳当马骑。二十七平米的房子在同学嘴中，已是海阔天空。

有一个同学姓金，八口之家住十米的房子，一张床搭三层。

　　那日从有高背椅子的人家出来，我似乎着了魔，做梦都想有把高背椅。椅背顶齐着我的头，双腿攒在宽大的座面上，腰向后靠能感觉到随体的弧线。

我在妈妈面前，无数次地夸耀坐高背椅的感觉。终于，她同意买一对高背椅。

一九六五年春节前，姐姐带我去前门家具店买高背椅。那天是阴历二十九，我们清晨四点钟出家门。

刚结束买铁锅凭票的时期，买一对椅子当然要付出辛苦。我们在干冷干冷的寒冬里，排在长长的队伍中，一直到中午前，买到两只鹅黄色的高背椅。虽然这对椅子的靠背，没有人家的高，但是总比没有靠背的凳子强。

从前门到家，不少于五里地。沉甸甸的椅子比我肩膀高，居然一路不沾地搬回家。走累时，把椅子腿垫在脚面上，歇息片刻。

到家后，椅子腿的顶端被母亲小心地包上绒布。

沙发

人坐进沙发里，舒服是舒服，但是显得懒散，和中国的太师椅和玫瑰椅相比，少些端正和规矩。

这里想闲扯几句，算是感慨。都是坐着，西方人的座具在利于休息的同时，追求舒适。太师椅和玫瑰椅严肃刻板，利于接受祖训。

相信，别墅摆一堂红木家具的人，都是为了炫耀。坐沙发和坐太师椅，哪个更舒服？傻子都知道。

这里有个秘密，今日可以告诉你：过去，国人不得腰椎病。历史记载，文人武将里，只有老将黄忠坐上马，腰痛得厉害。这是因为，祖宗们睡硬板床，端坐太师椅。自从西方人的席梦思和沙发流入后，一些国人的腰椎被搞坏。

这个秘密不要告诉崔爷。否则像转基因食品一样，崔爷会查抄沙发和席梦思床。

我不懂的转基因食品，也不讨厌沙发。

有一件事情至今悔之不已。一九六七年底，北京城里多处举办查抄物资贱卖大会。那规模丝毫不亚于前些年农展馆的商品展销会。

崇文门附近的女十三中学旁边，有一块存放地铁物资的空场。一人多高的铁门虚掩着，首场贱卖会选在这里。

早晨，一群兜里没有一毛钱的南城孩子挤在最前面，不为买东西，只图看热闹。

到开门的时候，等候在大门外的数百人，蜂拥而入，在里面迅速散开。看得出，他们的眼里冒着绿光。

我没有见过李自成农民军涌进明皇宫时的场景，想来与此也不相上下。

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矮个男人，粗粗壮壮，照直冲到贱卖场的东北端。他指着大大小小十几件器物，大声吆喝着“我要这一片”。

其人霸道的气质，狂奔的速度，高亢的声音，疯狂的占有欲，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他是那个年代一些高傲者的精准代表。

一架漆色锃亮的外国三角钢琴四百元；一对地主家的太师椅一百二十元。最吸引人的是一套三件的浅黄色牛皮沙发，在初冬的阳光下神采奕奕，标价150元。孩子们在沙发上翻滚跳跃，完全像在学校的棕藤垫子上。

在此之前，除电影里的沙发外，我只在人民银行崇文区办事处马主任办公室，见过真实的沙发。

那老头有五十岁，一只手，是个老延安。他的办公室里点着一只花盆边煤球炉子，上面的水壶永远“突突”地冒蒸气。马主任办公室有一对单人沙发，包着褪色的浅棕咔叽布，其中一只右侧扶手有个碗口大的洞，露出里面的棕丝。

每次随父亲到马主任的办公室，他都知道我的来意：“小东西，又是来看沙发的吧？脱鞋，沙发上玩去”。

和马主任的沙发相比，贱卖会这套浅黄色的牛皮沙发，简直就是英国女王的座具。我们离开时，狠狠地向沙发踹了几脚。沙发像面紧绷的大鼓，发出砰砰响声，丝毫无恙。倒是我们的脚痛了好一会儿。

橱柜

如果正常上学，那一年，我应该读初一。

一九六七年的秋风很凉。王府井东安市场南门附近，有个家具店，门脸不大，里面的场地下凹，四周黑黢黢的。店里的家具稀稀落落：几张三屉桌，几把靠背椅，几个呆若木鸡的售货员。

倒是家具店门口，顺墙角一溜站着七，八个人。我排在第一个，是昨天晚上站在这里的。家具店门栏上的小黑板写着：明日售碗柜，单价29元。

碗柜是一九六七年市场上的俏货。大凡有不常出现的家具供货，家具店都要在门口的小黑板上公布出来，并讲明供应几件和单件价格。

家具店对面是人民日报社。报社门口有个自发的纪念章交换场所。虽然到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人们参与交换纪念章的热情，已大不如前。但是交换场所里，上百人还是有的。

自六六年秋天开始，我一直是纪念章收藏的狂热者。北京站前西北角，前门楼子东南角，西直门老城门瓮城，还有王府井人民日报社门口，这四个纪念章交换场所，每周都要光顾几圈。尤其是王府井，由于离家近，一天总要跑一趟。

我对纪念章的熟悉程度，在当时的交换圈里有些名气，人称坛子。一堆纪念章放在眼前，能分辨出前后三个月的时间差别。那时，我着重收集一九六四年“亚非”纪念章；一九六五年的“世界物理”纪念章；红卫兵串联流行的，各种革命圣地纪念章。现在，有些网友在网上晒自己的纪念章收藏，把许多“九大”后的批量纪念章奉为珍品，实在小儿科。纪念章收藏一定要是六六年秋天，到六七年秋天流行品种。到六八年以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纪念章的兴趣。因为，最主要的纪念章传播者们到六八年的春天，已经开始陆续被发往广阔天地。他们带走了北京人对纪念章的热情。

母亲对我说：“换纪念章时，顺便看看家具店里，有没有碗柜”。

自我记事起，家里吃饭的盘碗，一直放在屋内西墙上的壁柜中。壁柜里很潮，尤其到了夏天，里角会长出绿毛。有一次，父亲还从壁柜夹缝中，捉出一只油光泛亮的土鳖。

最初，父亲用白蜡纸在壁柜里，贴了一圈隔层。后来有了塑料布，他把塑料布剪裁合适后，用图钉钉在壁柜里。无论是白蜡纸，还是塑料布，父亲都换的很勤，很细心。一次，我听见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你妈妈最想有个碗柜。

家里的家具都是建国初期单位配给，后来象征性地收了些钱。一只单位用的双开门文件柜，在家被当做大衣柜用，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夏天。它给我的印象极深：浅棕色，对开门，拦腰木带，同膛无格。还有一只两米高的红木柜式梳妆台。牙板和柜面上，满雕工。文革开始时，梳妆台的花雕部分都被掰掉。再后来，它又被锯成两截。

那时，北京家具店很少。家具店里，出售的家具更少。记得一九七四年，东华门家具店开天辟地预告要卖一批大衣柜。门口排队的人，等了几天几夜。

按母亲的要求，我上午便来到王府井。很长时间不参与交换纪念章了，几张熟面孔和我打着招呼。人群中有人说：“对面家具店挂牌子说，明天有碗柜”。

我不禁“哎呦”一声，撒腿跑向马路对面。

那一夜，在家具店门口度过。白天的王府井大街人就不多，到了夜晚，更是悄无人迹。我裹着从家里拿来的棉袄，坐在家具店门口，挨到天亮。

直到现在，我始终回忆不起，那一夜，脑子里想的什么。只记得排在我后面的第二个人来时，摇摇晃晃的奶车刚好经过。一排排瓶装鲜奶装在竹筐里，随着三轮车吱扭扭地行进，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响声，灌满街筒子。

大约上午十点多钟，五只碗柜装在中型嘎斯-51卡车上，出现在家具店门口。前五个以后的排队人议论纷纷。他们羡慕嫉妒，极力贬低这些橱柜：样式纯笨，价格太高。

售货员大声地讲：“别瞎评论了。前面那个小孩，昨天晚上就来排队了。想买？下次也早来”。

煤球

到2005年，南城胡同里的住户在冬季都要烧煤取暖。

到1978年，罐装煤气进入普通居民家中。之前，南城胡同里的住户都要烧煤做饭。

白的是面，黑的是煤。这两样东西给我的印象极深。 刚学会走路时，牵着父母的手走在宽宽窄窄的胡同里，总被提醒：“别踩着煤饼”。“煤饼”二字里透着珍惜。

上世纪五十年代。手摇煤球的价格是煤沫子的几倍。南城大多数住户买煤沫子，回家自己摊煤饼。煤沫子加水后，在胡同犄角旮旯的地方摊开煤泥，在上面用瓦刀划出一寸大小的格格。天气好时，整条胡同里，沿墙角都是各家各户摊开的煤饼，像是一块块形状不一的补丁。有两三天时间，煤泥干透了，掰开划着格子的煤饼，把一堆小块煤饼搬回家。天气不好时，煤饼几天也干不透（那时，人们不懂的一氧化碳中毒，代代相传的是湿煤有味儿，能伤人，所以用不得）。

摊在地上的煤饼，时间长了，难免有不小心的路人，或调皮的孩子在煤饼上踩一脚，落下一个大大的印记。胡同里的住户嗓门大，说话也冲，隔三差五就能听到，煤饼被踩的住户大呼小叫：“谁这么不长眼？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谁踩了我家的煤饼，谁倒一辈子霉（煤）"。“倒霉”一词，出自诅咒南城胡同里的踩煤饼行为。

做煤饼是体力活儿。家里的老爷们到了星期天，大多要做煤饼。一个上午下来，满头是汗，满身煤灰，辛苦得够呛。所以，胡同里的住户难免对踩踏煤饼的人，痛恨至极。

若是晒煤饼期间赶上下雨，干松一些的煤饼可以收起来，待天放晴后再晾。刚摊上几个时辰的煤饼，可就覆水难收了。住户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家的煤饼随着哗哗的雨水，付之东流。

离我家院百十米的南边，有一家煤铺。煤铺院子不大，左边是露天的煤沫，右边是挑起的大棚，里面堆着摇出来的煤球。煤铺老爷子的模样记不住了，只记得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个膀大腰圆。尤其是哥哥，一年到头，赤裸着上身，连眼眶子都是灰黑色。

棚顶上垂下一条大绳。绳头系着一只直径一米多的铁丝编的箩筐。小儿子向筐里扬湿煤。大儿子一刻不停地摇动箩筐，再把成型的煤球倾覆在一边。

孩子们爱看他上身崩起来的肌肉，和顺着后背淌下的一缕缕汗渍。他家很有钱，总有几屉热气腾腾的白馒头摆在窗台，衬着左右黢黑黑的门窗，十分显眼。

煤铺的儿子是我见到的最早的工人。小业主家的儿子也是工人阶级。文革开始时，他成了胡同里的红卫兵之一。没有谁去找他们的阶级麻烦。掏粪的，卖煤的，送水的，即便在旧社会也是汗珠子摔八瓣的营生。不是为了其他目的，真不应该把他们定为阶级敌人。

社会对他很公正。 煤铺的大儿子后来当兵了，回家探亲时，很是威武。

劈柴

这块松木疖子在《微拍堂》上拍卖，底价二百元。

过去，南城胡同里的住户，家家都要用火炉子。夏天的火炉子只是烧饭。冬天的火炉子作用大，做饭，取暖，烤衣服。

说到烤衣服，许多人不理解。那时天冷，冬天洗完衣服挂在院里，不到半小时，冻的像板一样硬。哪家的孩子也没有两套冬装。明天上学等着穿，新洗的衣服围炉子挂一圈，烘烤。

冬天，炉子重要。同样，引燃炉子的劈柴也重要。一九六五年前，南城还没有普及蜂窝煤，家家使用煤球取暖做饭。煤球炉子不易封火，几乎都是天天点炉子。点炉子离不开引火儿。引火儿叫劈柴。劈柴就是前面介绍的《微拍堂》这件拍品。

最好的劈柴是松木劈柴，易燃还有淡淡的松香气息。松木劈柴里有疖子木，长相七楞八叉，有些生性很不好燃烧。

劈柴里的松木疖子即是现在被收藏爱好者们热捧的崖柏。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过去被生活抛弃的松木疖子，现在成了拍卖品。

到煤厂买劈柴是门功夫，不仅累还艰辛。每次我去买劈柴前，父母都要千叮咛万嘱咐：劈柴要干松的，要把松木疖子挑出去，捡些小块的，省得回家再劈一次。千万别摔着，别扎着。

煤厂在茶食胡同的广兴园。远远的，离煤厂还有几十米，脚下的路已经沁满煤黑色。

广兴园空场有百十平米大，空气中荡着松木的清香。左边的煤球堆有一房多高。右边的劈柴堆也有一房多高，尖尖的顶端，裙摆状的下围很像埃及金字塔。

那年的劈柴三分钱一斤。现在，《微拍堂》拍卖的挂油松木疖子，二百元底价一块，还不足一斤重。

大米

春节前夕，有朋友送来一盒包装得漂漂亮亮的大米。

中午，做饭的时候，我便舀出一碗放在电饭煲里。米粒是圆形的，顶端抹去一个小芽。捧一捧米，细细地欣赏：粒粒饱满，泛着油光。用水轻敨。挂了水的米，一团团从手缝间滑下。

不一会儿，电饭锅里的米饭熟了。开盖后，楼道里都飘着米饭的清香。

　 上小学时，学校旁边有一家粮店。隔不几天，我就跟着母亲，或姐姐去买粮食。每人每月的米，面和粗粮按个人的定量分开。

面和粗粮没的挑。唯独米，有很多学问。机米，每斤一毛六分四。大米，每斤一毛七分五。春节和国庆节，还有好米供应，每斤两毛二分一。还有种最廉价的米，二号早籼稻，每斤一毛三分五。用它蒸米饭最出数，只是过于粗糙，有些堵嗓子。

所有米都凭米票购买。米的等级不同，价格不同，供应期也不同。

每次粮店里，供应最好的大米和最便宜的米，都会在门口挂块小黑板，公布于市。

一时间，粮店门口人头攒动。人们排起长队。节日大米是定量供应。生活宽绰的家庭都希望多买一些。相反，生活紧张的家庭，每月的口粮自然不够。他们用自己家的节日好米配额，同富裕的家庭交换二号早籼稻，并获得少许差额利益。

慢慢的，粮店门口形成了小小的交换市场，仿佛是人类的原始交换。生活被精打细算到几厘钱。

　　中国人有许多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令人羡慕，也很田园。我们小时有许多新格言：一厘钱精神，针尖上削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等等，才是生活真谛。

生活困难，粮食紧缺，使得大多数父母为孩子吃饱肚子，而想方设法。每次去粮店背家里买的粮食时，总会听到母亲对持斗的售货员说：再敲敲，这里还有点儿剩面。

有时看到，粮店售货员在刚开走的卸粮车附近，捡拾散落在地上的米粒。

　 贫困的时候，艰苦朴素是生活必需。富裕时候，艰苦朴素更是一种美德，一种精神。

就在那年春天，开始雷锋精神的学习。星期日，学校组织学生到公共汽车站，擦拭公共汽车。夏收时，小学生们到近郊区的大田里，捡麦穗。放学的孩子们看到，有老人走出粮店时，都会蜂拥而上，抢着背粮袋，送老人回家。

一个经济贫困，精神富裕的国家。当时的西方记者，这样评价中国。

响器

电视里一个三十岁出头，穿一身中式对襟衣裤的胖小伙，操着京腔京味儿，介绍老北京胡同里的“八大响器”。

何谓“八大响器”？就是过去老北京买卖人走街串巷时的招摇声。真不知道小伙子从哪里凑出来的“八大响器”。大约是从清初算起。

南城胡同曲里拐弯。座座院落大小不等。一些深幽的院子，从大门口到三进身的里院，不悬说，也有五十多米深。那时，少见院子装电铃。进身深的院子，一般在里院挂个铁铃，然后用一根细细的铁丝七拐八拐地通到大门口。不过，除了夜间，白天的院子大门是从来不用关的。

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走街串巷的生意人中，已经没有了摇着晃铃的郎中。再往前追，民国时也不会有鸣锣开道的送帖人群，和敲得杠头满街响的送殡队伍。

所以说：老北京胡同“八大响”都指的什么？是哪个朝代的？年轻人喜欢老北京的玩意挺好，但是要弄明白，否则就是瞎掰。

老北京胡同里的商业招摇很有讲究。磨剪子戗菜刀的人，或推着一辆人字形的小车，或担着一条横条凳。他们一般在午饭和晚饭前后出来。磨刀人手拿着一管小号，在胡同里，走不远便以5——1的号音吹一声。

听到号声，胡同里各个院子，总会有人出来磨剪子戗菜刀。

磨刀人把收到的活儿分别用不同的竹夹子夹住，然后给主人一个同样的架子，算是取货时的凭证。

磨刀人还有另一种招摇工具，一串竖着叠压在一起的铁片。铁片前后摇动，发出清脆的“刷刷”声。这是通知主人：刀剪磨好了。

百货货郎担来时的拨楞鼓声，那个时候最受人们欢迎。拨楞鼓有两个，上面是铜锣，下面是羊皮鼓。

在我记忆中，最初见到的货郎担，还真和歌唱家郭颂表演的《新货郎》一样：一根扁担，前后两个木箱子。箱子上还插着乱七八糟的不少东西。

五七年时，货郎担改送货车。车上装的东西抵得上一个小百货店，甚至还有带螺口的夹片剃须刀。

那一年，胡同里许多大人要去十三陵修水库，所以买盆，买碗的人特多。

我站在货郎车前，听两个售货员讲：“这是最后一次出车。兴隆街开了百货合作社，以后大家都到店里买东西”。

兴隆街百货合作社面积很大。百货店的门被漆成了黄色。过去胡同里走街串巷的货郎们都聚到里面。那片儿的居民习惯地称它：黄门合作社。

有一位秃顶的货郎，我记得最清楚。他很善良。有人打梳头油时，总要在买家的瓶口停留很长时间，以让提子里的头油流尽。

大人们夸他厚道。后来，他做了黄门合作社的经理，再后来，又当了南大街基层店经理。文革时，他红极一时，成了崇文区副食品系统造反派的头目。

文革结束后，我见到他弯着腰，在位于东柳树井的副食商场门前，吃力地扫地。他姓陶，在南城那片儿胡同里，曾经是有名的担担子货郎。

说到副食担子，最有意思。副食货郎有敲单梆子和双梆子之分。敲单梆子的货郎，担子里只有花生油，香油，酱油，醋简单几种货。

双梆子是左右一粗一细两个竹筒子，敲起来的梆子声一高一低，甚是好听。

双梆子声敲起，香飘一路的副食车便来了：白糖，红糖，水果糖，散装白酒，芝麻酱，黄酱，花椒，大料，所有副食调料一应俱全。 胡同里无论大人，小孩涌出门口，聚到副食车前。

三年自然灾害时，副食供应开始按人头，凭本计量分配。副食品货郎车也退回了黄门合作社。

胡同里清静多了。偶尔还有打鼓的馄炖担招摇声飘过。胡同里的馄炖担老板，也是前后担着两只箱子。前箱子是煮馄炖的铁锅。炉灶架在木制的风箱上面。后面的担子是包好的馄饨，碗筷和一盆随时更换的洗碗水。担子上还挂着两个四腿小凳，让吃馄炖的人坐着。

馄炖担是晚上来到胡同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南城胡同里没有路灯。馄炖担一来，红红的炉火在漆黑的胡同绚丽一片。

老板肩头担着担子，并不用手去扶，腾出的手不停地敲着，一只半尺长的小鼓：“通通，通通”节奏清楚。

哪里有人招呼，老板就把馄炖担停在附近亮一些的院落门口。滚烫的排骨汤里，下入混沌，再加上滴滴香油，片片香菜，味道绝对沁人心脾。

晚间在胡同里买馄炖的人，大多家中有老人或病人。活蹦乱跳的孩子们没有这等口福。

胡同里，孩子们的专属招摇声，应该是“唤头”声。剃头的“唤头”声悠远绵长。说玄点儿，唤头在街头一声起音儿，尾音能飘到巷尾。

孩子们一个月理一次头，在那时算是奢侈。常有一个半月理一次头的孩子，蓬头垢面，到处乱跑。特别是夏天，有些男孩一头杂草般混乱的头发散发着汗酸味。

这是老师找家长时，讲的最多的话由。

剃头师傅在胡同里，找个树荫，或是山墙背阴处，让孩子们顺墙根排成一排。然后，他拿出一块油吃麻花的衬布，围在第一个孩子的胸前。干涩的手动推子，在孩子们沾满汗渍的头发上行走，发出“嗑吃，磕吃”的声音。不时有几根吃进推子齿间的头发被连根拔起，孩子痛得疵牙咧嘴。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胡同里“唤头”的招摇声消失。 它是胡同里最后消失的招摇声。

中山公园

不知为什么，小时侯觉得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是天安门左右的两只眼睛，深邃动人。特别是中山公园奇妙无限，百般诱惑。

五色土祭坛上，总是挂着一串串五颜六色的灯泡；来今雨轩在北门进门右手处，搭着大席棚，里面卖茶水和黏黏的艾窝窝。还有公园东侧的古柏树广场，周六晚上放映露天电影。

我家距中山公园大约有六，七里路程。夏天的周六晚上，中山公园是全家常去的地方。

母亲喜欢公园左侧的花坞。那时的花坞面积和今天的花坞完全一样，只是不要门票。花坞里虽有奇花异草，但是空气热气腾腾，使人难受。每次进得花坞后，我都不情愿地走在最后。

母亲自然知道为什么。时间不长，便会允许我先去离花坞不远处的儿童游乐场。

中山公园的儿童游乐场，在北京城里首屈一指。除传统的转伞，秋千，滑梯外，还有大型电动玩具。一个大转盘上面，固定着玩具吉普车，坦克车和可以升降的飞机。大转盘转动时，上面的玩具随之转动。其声音震耳欲聋。

现在的孩子们，一定没有见过游乐场里的转伞。一根七，八米高的立杆，上面盖着直径不足一米的圆盘。圆盘上系着八条十多米长的粗绳下端打的结套，坠到地面。玩转伞的孩子，一条腿插进结套里，一条腿摆在结套外。结套的中间部分紧紧勒在孩子的屁股沟上。

游戏开始。八个跨进结套孩子，沿着环形方向，用力向前奔跑。双腿腾空一段后，落下来再向前奔跑，再腾空后落下，再奔跑。反复几次后，转伞的八条绳索完全打开，形成距地面四十度左右的夹角。八个孩子像大鸟一样，翱翔着。

转伞是勇敢者的游戏。我只是站在一边羡慕地看着。相信，当时敢于在中山公园玩转伞的孩子们长大后，一定不是英雄就是好汉。整个晚上，也没有几个孩子敢于抓起转伞的绳套。

前几日，听一位幼儿园老师说：“现在，有的幼儿园孩子都五岁了，居然不会跑”。

家长的溺爱和丰衣足食的生活，已经使一些孩子的动作本能退化。幼儿园和幼儿园老师每天都担惊受怕，生怕成为孩子一不小心摔倒后的被告。家长每天接孩子时，像检查物品一样细心，看看孩子身体有无磕碰。如有一丝不适，家长便会暴跳如雷，继而拿起法律的武器指向老师。

相信，娇生惯养的孩子长大后，要么行为退化，要么性格偏执，与当年玩转伞的孩子相比，一定有天壤之别。

大约是一九六四年或者六五年，中山公园游乐场添置了一架十米高的天梯，长长的过桥比树梢还高。天梯的登级平台距滑梯口有十米距离，中间的走板一尺多宽，两侧是保护铁网。依勾股定理，滑道的长度不会短于十五六米。孩子们沿长长的滑道滑下时，耳边呼呼带风。

只可惜，有人反映这架超高的天梯不安全，几个月便被拆掉。替代天梯的是座水泥和花岗岩造的螺丝转滑梯。转来转去的滑道也有十米长。其滑下的速度远不如天梯。许多孩子更乐于头朝下，沿螺丝转滑梯溜下来。

螺丝转滑梯寿命很长，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还在使用。我女儿也滑着螺丝转滑梯，度过学龄前时代。

2005深秋。父亲去世前三个月。 早晨，他颤巍巍地从床上撑起身子，要我带他去中山公园看看。

车停在公园西门。推着轮椅，和父亲走进公园。

“向右转，向右转”，父亲连说带比划地轻声示意。我知道，他想去花坞。

在去花坞的路上，经过过去的儿童游乐场所在地。现在已经旧貌全无。 我伏在父亲耳边大声说：“这是过去的儿童游乐场”。

“ 知——道”，轮椅上的父亲拉着长音，指了指脚下：“这里有个转伞”.....。

东单菜市场

据说东单菜市场的招牌又有了。新址选在和平里一带。

离家太远，新的东单菜市场不会去了，想来也是家乐福超市的翻版。其实，离开了东单的东单菜市场，招牌已经没有意义，不如起个新名字，也省得以后，孩子揪着大人追问：和平里怎么出了东单菜市场呢？大人还要费力地解释，自己孩提时的子丑寅卯。

再过些年，孩子长大。孩子的孩子再追问时，恐怕连关于东单菜市场的子丑寅卯，都是遥想出来的。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更何况一段生活里的的沉沉记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城区有四家有名的菜市场：朝阳门菜市场，西单菜市场，东单菜市场和天桥菜市场（崇文门菜市场是后话）。在四个菜市场里，东单菜市场雄居榜首。首先是地理位置优越，它临长安街而居，坐拥北城一隅和广阔的南城。其次是交通便利，东单菜市场门前的长安街北侧，一溜公共汽车站的牌子，向西排出半里地远。每天，尤其是傍晚，下班的人潮从公共汽车下来，人们前脚踩后脚地涌进菜市场。

东单菜市场的屋顶由横七竖八的方木组成，应该叫木架结构，有些像船坞的券顶。券顶上有一排隆起的的玻璃天窗。夏天，阳光透过玻璃窗，把宽阔的菜市场照得斑斓明亮。冬天，菜市场里，空余的地方竖立着几个一人多高的燃煤炉子。红红的炉火啪啪爆响。

东单菜市场呈刀把形。刀把向着东门。刀面向西展开。刀锋一线有一西一东两组进出的大门。当时的人们不讲究风水。如果讲风水的话，这刀锋上的两座大门，煞气得很。门的位置不符合气场要求，却并不阻碍熙熙攘攘的人流。事实上，人气才是真正的王场。人心才是真正的力量。

南城的人都是东单菜市场坚定的粉丝。每逢周日或节假日，南城人穿戴整齐，走上半个小时，来到东单菜市场。对南城人来讲，进了崇文门城洞才算是进城。同样，出了永定门城楼就算出城。崇文门到永定门之间的地方，约定俗成叫南城。

西周礼制中，有国野之说，意思是皇城为国，住着皇家和贵族。国外边的土地为野，居住者亦农亦兵的人们。国和野之外的地方更下一等，住着种地交租，不许当兵的人。以此类推，南城之地属于上不在上，下不在下的中间等级。中间等级在某些时候最有身份，也最讲身份。不信？您可以检索一下自己的周围：凡顶尖的东西都爱蔫，凡根部的东西都爱烂。凡中间的东西都存得长久。所以孔子颂中庸。他是明白人。

早起到东单菜市场的人，回到胡同里后，篮子里的肉禽蛋菜也成了炫耀的资本。

从东单菜市场南侧东门进入大厅，靠右手是熟肉制品间，而后是味道绵长的调为品柜台。刀把两侧的柜台卖点心，糖果，烟酒茶和饮料。

记忆最深的是褐色巧克力和咖啡。每次经过柜台时，母亲都拽着我匆匆走过。说来也真寒酸，到我结婚以后，虽然有了完全的经济自主权，也没有到市场买过巧克力和咖啡。到现在快七十岁了，依旧没有买过这两样东西。究其原因，还是缘于小时太感眷恋的缘故。对得不到的东西，人会产生从心理转为生理的疏远意识。

东单菜市场刀面部分的西头是牛羊肉柜台。两门之间是大肉柜台。大厅的中间部分砌着若干水泥池子，里面是活蹦乱跳的活鱼和鸡，鸭，鹅以及蛋类。最后是面积最大的北墙下，足有三十米长的柜台呈凸字形展开，菜市场的鲜菜都聚集在这里。

冬天。蔬菜柜台的东段拐弯处，大约有三四米长的地方，专卖处理蔬菜：冻伤的黄瓜，西红柿，烂角柿子椒，烂边的茄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村没有大棚养殖。市场只能提供时令蔬菜，少量的冷库储藏蔬菜价格奇高。处理菜的价格只是好菜价格的十分之一，吸引大批购买者，弯弯曲曲地排着长队。其中，当然有我和我的家人。

在回忆旧日的东单菜市场时，有意回避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段时间，东单菜市场里空空如也，连挂白霜的干海带都是展品。饥饿的年代，人们并不埋怨；苦斗的时期，人们非常团结。时过境迁，对那个年代的北京人，后来人永远不会理解。

现在都说文化，想必在和平里建一座东单菜市场也在文化之列。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精神，文化是味道，文化是本色，文化是祖宗，文化是我们赖以活下去的根。

说句实话，东单菜市场没有什么值得传承的文化。当年，那些聚集在东单菜市场里的北京人：平和，谦让，礼貌，公允的精神范儿，才是值得传承的文化。今天，他（她）们虽然老矣，但是还在。（照片选自网络）

底色

文革十年，社会变得既复杂又简单，即疯狂又冷静，既残酷又温暖，即明白又糊涂，既忠贞又叛逆。

全社会在语录的指导下，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与其说是对全体人们革命意志的锤炼，不如说是对人们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真情的摧残和消耗。

终于有了一九七六年四五的夜晚。数万人聚集在漆黑的天安门广场东侧，滚雷一样的歌声，一遍遍地响起。

人们一直痛斥的破四旧疯狂举动，和对地富反坏右资的迫害。其实，这两个文革早期号角式的狂热节目，只演出了不到一个月。由于它带有强烈的法西斯式色彩，所以人们一直对此刻骨铭心。没有谁能理解，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的一个月时间里，为什么人能魔鬼到如此程度。

很快，红卫兵小将们从巅峰跌落下来。他们的父母同样被掀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在黑六类人的后面，又添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名字，后面还被注明叛徒，特务的诠释。

一九六六年底，我在天门广场，看到许多人殴打一位老者。老者的后背上插着一块牌子：李大钊之子，大叛徒，大特务安徽省李葆华。鲜血躺满他的左肩膀。

从这时开始，标签似的阶级阵营被完全打乱。随着上海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的到来，各地开始权力争夺。两派力量互相指责，互相攻击，互相残杀。应该承认：这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权力之争，为国家和民族留下深深的后患。

为了夺取领导权，各派都无休止地扩充队伍，充斥力量。除走资派的子女继续做狗崽子，不能入选外，地富反坏右资的子女大多成为可教育好子女，被吸纳入各派系之中。

这时的红卫兵小将们惶惶如丧家之犬，被掘起于京城的五大学生领袖，和工厂里的造反派所取代。

社会进入被语录指挥的时代。谁都可以任意曲解语录，以谋取自己和小集团的利益。语录不是圣旨，却胜似圣旨。有圣旨就有传旨的内臣和领旨的受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对语录的理解引发派系间的无休止辩论。人们沉溺在无忠无不忠的荒诞漩涡中。

七零后出生的人不曾见过，什么叫大字报的海洋。

一九六七年春天，全国成立揪斗刘火线司令部。从府右街中南海西门向南，到长安街西单至东单一线，几十万人逶迤绵延几公里，都是来自全国的造反派。宽阔的长安街两侧有四道前后并列的大字报长城。大字报的内容从揪斗刘邓开始，一直揪斗到各地的各级官员，甚至还有街道居委会主任。

毫不夸张地说，一张张大字报叠加在一起，一个上午就能有半寸厚。我们一群孩子拿着长长的铁板，游走于大字报长城之间，只要人们稍不注意，就狠狠地铲下一层。一卷厚厚的，浆糊还未干的大字报纸足有五斤重，在废品站能卖三分钱。

一九六七年是瞬息万变的一年。在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特殊时代，一切都是听风就是雨。

揪刘火线还没有结束，北大和清华已经燃起战火，听说还动了枪。工人阶级忽然伟大起来，跟随在人民子弟兵后面，进驻北大和清华，进驻所有上层建筑领域。

我参加工作后，工厂里的一位老师傅，曾经是驻国家广电局的工宣队副队长，外号徐疤拉，解放前读过几年私塾。他说话很有特点，粗声大嗓，眼睛一斜一斜的，爱在词汇前加上粗话:：孔子，他妈的也好意思说之乎者也？我他妈的在工宣队时，也是个人物。

不敢想象，当年徐疤拉是如何给国家广电局的专家们训话的。

真正意义上的文革，只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七年底的一年半时间。从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传达，说明国家仓库里的物资储备已经捉襟见肘。

人心撩拨不起。一旦搅起潜伏在人心中的狂热情绪，几瓢冷水是熄灭不了的。

急于止住失控的文革车轮，还表现在打发红卫兵小将们上山下乡的部署上。此一时，彼一时。一九六八年初的红卫兵小将们，此时早已垂头丧气。他们成为最早进入思索的一代人。

文革的复杂是人为的复杂。文革的简单是不加思索的简单。文革的疯狂是人性的疯狂。文革的冷静是痛后的冷静。文革的糊涂是愚昧的糊涂，文革的明白是内心的明白。文革的忠贞是真诚的忠贞，文革的叛逆是无奈的叛逆。用事与愿违一词形容文革，最恰当不过。

家庭观念和私人空间，不但没有被文革所消弱，反而更加丰富。一家人的意识经过文革的磨难，深深植入人心。许多文革中被批斗，被驱赶，被侮辱的家庭成员，在困境里互为依赖，不离不舍的画面，至今记忆犹新。这是中华民族赖以永垂不朽的精神。

一九六八年初。文革刹车，一刹就是八年，还是没能刹住。今天，网络上又有人甜甜地回忆文革。读后，使人不寒而栗。

由此，人们不能不思索一个问题：不能以人的意志治国，必须是依法治国。

六六年夏天

早晨去上学，妈妈特别叮嘱我：到了学校先在门口看看，要是有什么变化就马上回来。她说的很慢，并一直陪我向外走。

我家住的是个缩小版的四合院。小院也有门道，天井，上下房和东西厢房。

进院门，迎面影壁墙上，有一块一米见方的照头砖匾，刻着鸿吉两个字。字体端庄，肥硕。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院门口，两扇沉重的髹漆木门。已经上五年级的我，居然要使尽全身力量，才能关上它。门面是雕刻的榜书大字：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由于时间太久，大门上的髹漆已经部分剥落，露出里面的麻灰层。门胸上有一对黄橙橙的铜门环（现在恢复了祖称：附首），夜晚轻轻一扣，音色悠扬。

学校离我家很近，平常是一边系着书包带，一边嚼着馒头就到了校门口。这天妈妈一直跟着我走过街道拐弯，并且一再叮嘱：先在校门口看看再进去。

　 这几天很怪，大人们都在嘀嘀咕咕。有时，我也听到一耳朵，什么大革命开始了。今后就没有领导了。老百姓直接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安排。

收音机里，每天都在唱歌，从早到晚。

我家院子的西厢房，住着位高个子独身老人。院里的孩子都叫他老爷爷。老爷爷有一架，这条街道里唯一的收音机，个头很大，有四个鞋盒子摞起那样高。人们叫它话匣子。

晚上吃过饭，孩子们喜欢坐在老爷爷家的窗根下，听话匣子。每到这时，老爷爷就故意把声音放大。

昨晚，话匣子没响。老爷爷家搬走了。听大人们说，老爷爷是漏网的国民党军队大官。其时，我知道他走时的情景。前天，下午放学时，看到几名解放军战士抱着许多东西，还有话匣子走出院子。有人搀着老爷爷，走进胡同口一辆小卧车。

那是见到的最漂亮的小卧车，像个姑娘。我还摸了摸车头上，一只高高翘起的银白色小鹿。

　 就在前几天，学期考试刚结束。老师到我家和妈妈商量，明年考初中的准备。老师要给我开小灶，希望家长配合，一定要上26中。

老师还告诉我：今年学校有国庆任务，还在天安门广场组花边，还有你参加。

河泊厂小学的大门是一副巨大的对开木门。门坎足有一尺高。个子矮一点的同学，经常因为迈门坎不注意，被呲出来的木屑划破裤裆。不知道学校为什么把门坎造这么高？

　　学校大门开着一道缝。我扒着门逢向里张望。对面墙上贴着一张公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从既日起，学校停课闹革命。把我们的全部热情投入到反对封资修的战斗。向走资派宣战，向牛鬼蛇神宣战，向反动学术权威宣战，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公告上面的很多词汇都是我第一次看到。

在校门口愣了很久，不知所向。 一切都变得陌生。几位平日很熟悉的老师从身边走过，听到我的问候，不理不采。才过去三四天时间，这些老师们变得如此陌生。他们的头发剪短了，腰间还系着皮带。

我想起妈妈的嘱咐，只想尽快回家。

学校不用去了。参加国庆广场活动的名单已经没有我。从这天起，胡同里发生的事情，让人越来越看不懂。

　九月，夏秋之交。在小院门口的台阶上，昂着头，越过高高的院墙，端详天空的一角。

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草香，不是来自郊野而是来自房顶。

平房房顶是一垄垄灰瓦，抹上些青灰膏修砌的。时间久了（百年左右总是有的），瓦垄间长出各种杂草，甚至还有酸枣树。

房顶的草窠里，白天有蚂蚱，蜻蜓游戏其间，晚上是鸣虫的世界。声声蛐蛐叫，高低有序，不绝于耳。

那个夏秋，南城胡同连成一片的房顶，成为我们的乐园（过来人都知道的原因，胡同里的不少房子，无人居住）。

　 南城胡同连成一片的房顶，错落有序，一望无边。没见过草原，眼前的房顶世界如同草原一样辽阔。房顶之上是蓝天白云。一丛丛杂草，隔三差五地挤在瓦缝里，一垄垄，一簇簇。

我们在房顶上散步，翻墙越脊，居然走出一里地之遥。平日里，在胡同里转悠，满眼见的都是曲曲弯弯的高墙，和缝隙般的天空。

在房顶行走，对身体素质要求很高。年龄太小的孩子，腿脚没劲儿，从墙角爬不上去。年龄偏大的人，身体重，走在房顶咚咚作响，容易被屋里人发现，招来一通臭骂。

有个叫来有的社会青年，比我们高出一头，也要加入房上队伍，令人讨厌。

来有的妈妈很安静，有两个儿子，大宝和二宝。

找二宝时，她笑眯眯地站在一边，从不说话。无论春夏秋冬，她总穿长衣长裤，双手插在袖口里。

二宝妈瘦瘦的脸，黑黑的头发，说话带着浓重的山西口音。不多日前，红卫兵让她跪在院里，向围观的人一遍遍地说，自己是地主的小老婆。

这一切都是来有的揭发所致。胡同里招人恨的人不多，来有首当其冲。

由于讨厌，孩子们故意带他走上一处残旧的院落房顶。院里人看到，大人般魁梧的来有在房顶晃晃悠悠地走过，不禁破口大骂并追出院门，一直骂到来有家门口。

还是二宝妈妈向人家不停地鞠躬，赔礼。没多久，二宝带着母亲回了山西老家。

到现在，仿佛还能猜想到，二宝妈两手插在袖口里，坐在二儿子牛车上的模样。真希望他们永远安静地生活下去。

　　在房顶游荡不止视野宽阔，还居高临下，对各家各户的情况，了如指掌。

谁家中午吃什么？谁家院里晾了白薯干？谁家院里的栆树挂果了？尽在掌握中。

那年早秋雨水大，隔三差五落场瓢泼大雨。房顶潮软，稍不小心，便会踩出窟窿。

一天，大雨落下。孩子们各自往下房的地方跑。扑通，有伙伴漏下去了，两条胳膊架在房顶上，两脚悬空，下身垂在人家屋里。

我们把房顶划出不同区域：往西是散步区。那边有较大面积的连片房顶，可以通到几百米外的阎王庙院墙。

庙里住的很孩子厉害，尤其是遛石头的技术，远近闻名。我们在房顶出现，常常引发一场，房上房下的大战。战败的总是房上的我们。不知住阎王庙院里的孩子们怎么练就的如此本领。

每次到阎王庙附近的房顶都格外小心。院里住户不多，树木茂盛，鸟语花香。八月末，树上蝉儿乱叫。

从房顶探头看去，院里没人。我们把准备好的石块一起扔下，掉头就跑。

往东边是丰收区。从房顶跨过几条不宽的窄胡同，是一个机关的宿舍院子。院内有棵硕大的枣树。树冠足有几米面积。一侧枣树树枝搭在房顶上。

从阎王庙游荡过来，找个枣树枝离房顶最近的缓坡，仰面躺下。眼前晃动着一颗颗秋后的红枣，摘一颗，填进嘴里。整个下午，我们在枣树下，舒坦地享受着。

一九六六年的夏秋之交，胡同里的孩子们像是房上游走的野猫。

　　这天经历的事情，我永远记着。

　护士推开门，向病房里大声吆喝：“小孩，到护士台取出院通知”。

知道是叫我，一轱碌下床，向护士台走去。

1966年8月30日，北京一家大医院内科病房。

住院五天。前几天在龙潭湖游泳，回家时，被暴雨淋得透心凉，晚上高烧四十度，被父亲送进医院，又被医生送到住院部，这张四面带立柱的软床上。迷迷糊糊中，感觉到这床的新奇，整个身体被床垫包裹起来，像躺在半个花生壳里。舒服的病床，同家里四块木板搭的板床相比，好到了天上。直到出院后好几天，我还在给周围的朋友们，讲述那张医院的病床。听得他们也都眉飞色舞起来，盼着发烧住院，盼着睡那张病床。

病房里住着三个人，左边是一个比父亲还老的胖老头人。他总是头向里，半曲着身子一声不响。五天了，甚至都不知他长的啥模样。

右边住的是个高中生，个头超过门框，躺在床上，要么腿弯曲着，要么脚搭在床头上。我管他叫大个。

大个脸大，手也很大，能把床头四根立柱上，香瓜大小的铜纽一把攥过来，并且丝丝带响地拧下，给我当皮球玩。铜球被我在病房里，左一脚，右一脚地踢来踢去。听着哗楞楞，哗楞楞的响声，大个躺在床上，笑的很开心。

　　在医院的几天，姐姐和父母不分上下午地来看我，并且带来好吃的东西，有时是一芽西瓜，有时是一个水蜜桃。住院前，从来没有奢侈到一个人吃一只桃。

“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呀”，我摇头晃脑地告诉大个。在医院几天了，从来没见过有人来看望他，更不要说一芽西瓜，一只水蜜桃。

我曾想请客。大个说：“这还不够你小子塞牙缝呢，别跟我来假招子”。

他猜的真准。

住院没两天，我就成了大个的跟屁虫。可能是因为我只有姐姐，一直就幻想着有个哥哥，幻想着跟在哥哥屁股后，走街串巷的缘故。他是仰仗，他是靠山，是我随时可以挥起的拳头。

大个完全符合标准。他带着我在医院里转游，讲了许多关于医院的事情，甚至把我带到太平间，告诉我太平间——这诗一样的名子里，装着什么。

诗和太平间。我对诗歌的了解，从认识太平间开始，直到现在，对太平间也没有一点怯意。那里红红的小灯，昏暗摇曳。弯曲的小道，静谧潮湿。太平间的背后是墓地，墓地是故去的亲人和朋友。这不是一首真正来自心里的诗吗？

　 那天，从太平间回来，病房门口站着一位清瘦，高挑，衣着整洁的老夫人。大个默默地，毫无表情地跟着老夫人，走了出去。

护士进来对我说；“小孩，不要再跟三病床瞎跑了。他父亲有严重问题。医院不为狗崽子服务。”

　“你他妈才是狗崽子” 我毫不客气地回敬她。

　“好小子，回头我告诉你妈。” 护士愤愤地警告。　　　

“滚” 我又回了一句。要是在胡同里，早拿砖头溜她了。

天已经黑下很久，大个才回来。冲我笑了笑，便上床躺下。他头向里卷着身子，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早点睡吧，明天出院。住院真好。”

我爬下床，走到大个床边，把他的双腿抻直，双脚放在床头。我不喜欢看大个弯着身的模样。他平躺在床上，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仿佛睡去。

　　早晨出院。护士台的护士给我一张结帐单，还嘱咐：“回家问问什么出身，要是红五类就不要钱了。”

那个夏天，许多陌生的新词汇到处使用。我的语文也学到五年级，会了不少名词。可是在这年夏天，百分之九十学过的词汇都不用了。社会流行许多新词汇：黑五类，红五类，抄家，狗崽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踏上千万只脚等等。

新创的词汇完全替带老词汇，总要有过程。所以，在新词汇不熟练时，大家的嘴边喜欢加个借代词：他妈的。那个夏天，他妈的三个字用的最多，连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也用他妈的三个字，加重语气。

　　回到病房，准备和大个告别。早晨起床时，大个不在屋里。我要劝他别生气。那个讨厌的护士已经不敢露面。

刚进病房，眼前的情景吓得我双腿发软。昨天来看望大个的，瘦瘦的老妇人被五花大绑地捆在门口，整齐的衣服变得七凌八落。大个手里握着床头那只铜钮，和七八个人怒目相持。

我被又拥进的人推到在地。大个被许多人托走。

缴完住院费，往回走到医院西边急诊室的平房门口时，看到急诊室左边窗户下的花坛里，平躺着一个人。他高大的身体，圆圆的脸，大手大脚。两只苍蝇在他的鼻孔处，爬进爬出。

大个就是死了，也没被放在太平间里。他不是一首诗。

电影院

听说姜文先生的新作《一步之遥》评价不高。评价不高的背后是票房收入不高。赚少了，当然不高兴。于是，姜先生牢骚满腹。

现在的电影是导演，演员，投资人的电影，以票房收入的多少，为衡量好坏的唯一标志。市场经济嘛，不挣钱和不多挣钱的事，很少有人问津。记得几年前有媒体报道：电视剧《离婚律师》里的男女主要演员的片酬，是全剧制作费的一半。人们愕然。

说到电影，自然要说到电影院。今天的电影院已经和我想说的电影院，相差十万八千里。

一九六六年。小学读到五年级时，胡同里的几个孩子忽然迷上电影。过去看电影，一直随着父母。这时期不同，更愿意自己去电影院。

寒假期间，一毛钱能看两场学生专场。胡同口的崇文区文化馆剧场像间巨大的库房。台上挂着银幕。台下左右两边，竖着两座一米多高的炉子。炉子吐着黄紫色的火焰，把剧场前部烘烤得热气腾腾。

剧场后边是两扇通往厕所和休息室的双开门。剧场右侧还有一扇三人多宽的太平门。虽说三扇门都挂着棉门帘子，冷风还是汩汩地涌进来。有票和没票的孩子们都挤在剧场前部的座位里。实在挤不下的，坐满了两边的过道。

不久，我们已经不满足胡同口的文化馆剧场，把范围定得更大一些。花市羊市口里，有家大众电影院。其条件比文化馆更差。座椅支支扭扭，还加屁股。特别是厕所气味倒灌，半个剧场都是臭哄哄的。

花市电影院条件好得多。尤其是剧场里的坡度，斜斜的，如同一层层阶梯。座位也好，人站起来时，座板能自动翻起。鲜鱼口的广和剧场有层二楼。趴在二楼前台上，下边一排排脑袋随荧幕的明暗变化而变化。

与其说是看电影，不如说是看电影院。整个寒假下来，十几场电影没有一部从头看到尾。倒是电影院的里里外外，更加吸引我们。

这以后的一年，天桥的中华电影院，大栅栏的中和剧场，东单的大华电影院和红星影院，长安街上的儿童电影院都有光顾。

同去的人，有时是街坊孩子，有时是同学，有时是一个叫彦宏的表哥。

在所去的电影院中，东单新开路的红星影院最有特色：剧场里曲里拐弯，木地板地咯咯作响。

那天，看的是波兰电影《生命在你手中》。表哥彦宏让我帮他，向我母亲要了一块钱。作为答谢，他请我看电影。

文革开始不久，彦宏在学校的一次武斗中，被对立派打死。追悼会上，他头部缠着纱布，静静地躺在棺床上。他的生命没有在他手里。

六六年八月开始，所有电影院都放映接见红卫兵的彩色纪录片。家里的桌上，放着一叠叠街道和父母单位发的各个电影院的门票。远的有五道口电影院，交道口电影院。近的，依然是崇文区文化馆。发现几张蓝色的电影票，是首都剧场。早就听说首都电影院里漂亮得很，当然要去看看。

吃完午饭，我和邻居开始向西单六部口出发。整整一个小时路程，到首都电影院时，又饥肠咕咕了。

首都电影院是华丽的天堂。特别是宽大的皮座椅，与其说坐在上面，不如说半躺在里面。看了不知几遍的纪录片，那天觉得新鲜无比。

人生是一场电影吗？不是。大多数人一生都是在看电影。

社会是一座电影院。在这座电影院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只是这座位有舒服和不舒服之分。人生不怕不舒服，怕的是舒服还嫌不舒服。凡此类人，再不自我遏制的话，恐怕要真没有座位了。

五十多年前的收藏经历

　　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一天。前门廊坊三条东口，一座临街的半圆形二层灰砖楼。楼房门口挂着块木牌，写着：北京红旗证章厂。

清晨，廊坊三条的居民刚刚起床。居民们忙着倒尿盆，辟劈柴，点燃煤球炉子。浓浓的尿骚味，木柴的清香味裹着青色煤烟，滚动在窄窄的胡同里。

证章厂门口，排了一夜队的人们也都开始活动筋骨。油饼，豆浆是没有的。大家把随身带的干粮，干巴巴地塞进嘴里。

这天是红旗证章厂第一次对外发行伟人像章。南城孩子们得信儿早，头天晚上便结伴来到这里。我们一伙儿四个人，没有吃的东西，只好饿肚子。

工厂门口挂出小黑板：每人限购十枚。

那年八月，带着袖章的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涌入北京。北京的学生也争先恐后地走向外地。学生们一进一出，北京城里就多了很多新鲜玩意儿。江西的翘屁股公共汽车；云南的草鞋；成堆的柿子皮散落在街上。（南城胡同的孩子们第一次知道吃柿子削皮）

最吸引孩子们的，还是各地学生胸前戴的像章和红色地名章：韶山，延安，井冈山，遵义，瑞金，雨花台等等。形态各异，五颜六色的纪念章是当时人们的最爱。为得到一枚韶山纪念章，我甚至给湖南的红卫兵倒过尿盆。

但是，他们可以送给我们柿子和草鞋，唯独不送纪念章。外地学生们最喜欢，北京红旗证章厂出产的红色头像章。他们告诉我：可以用北京的像章交换韶山纪念章。为此，我们饿着肚子在证章厂门口苦守一夜。

三分钱一枚的像章，十枚三角。钱是四个孩子集资凑的。每人平均拥有两枚半像章。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四个人终日出没在京城的几处纪念章交换场所。

很快，我们发财了。一枚小像章换五枚地名纪念章；五枚小像章换一枚稀有的纪念章；一枚稀有的纪念章换五十枚北京小像章。不久，我们已经有了近百枚各色各样，眼花缭乱的纪念章。

三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四个孩子坐在一起，平分家底，分灶单干。

在林林总总的纪念章中，由大串联催动，传播开的革命圣地纪念章是那个时期的珍品。六六年八月到六七年底。大串联催生北京街头的纪念章交换市场。前门楼子东南角；西单南口；北京火车站站前西北角等地方是主要交换场所。

那年，我十三岁，在交换市场算跟屁虫一类。至今还记得，当年北京纪念章交换场所的著名人物：前门的小日本，北京站的坛子，西单的大龙。

纪念章交换有严格的计算规则，以北京小红像章为标准。一面天津的红旗纪念章换五个小红像章。一枚北京模具厂产的东方红纪念章，换三十枚小红像章。一枚菱形遵义纪念章换五十枚小红像章。

除红色纪念章之外，还有更稀有的纪念章被当时的人们寻找：第一届亚非拉大会纪念章和六五年世界物理大会纪念章。这两枚纪念章分别以二百枚和三百枚小红像章为交换值。 只可惜，两枚纪念章从未露面。直到现在，我还充满好奇，想见识它们的真容。

到六六年底，几乎每天盈利都在二十个小红像章以上。短短几个月后，我拥有的各类纪念章已经别满两块毛巾。由于换纪念章而在胡同闻名，经常有人参观我的藏品。

北京，上海，武汉是全国纪念章的生产中心。只要有新品纪念章露面，几天后便出现在我手里。那时的火车司机群体是纪念章异地传播的新秀。

发现商机后，我翻墙进入北京火车站，登上火车头。曾经一次出手两百枚小红像章，换回一百枚湖北火炬纪念章。仅此一次，获得两百枚小红像章净利润。很长一段时间里，乱哄哄的北京火车站候车大厅和出气冒烟的火车头驾驶室，成了为我的主战场。

每天从早到晚，总有上千人聚集在交换场所。人们以章换章，各寻所爱。

交换市场最活跃的人群是既无课可上，又无事可做的在校老三届人群。这些人不参加运动，终日待在家里。闲在家中的老三届们出于对红色信仰的追求，把参与街头交换纪念章作为唯一可为的事情。自六七年底开始，老三届开始陆续奔赴广阔天地。街头自发的纪念章交换场所逐渐消失。

五十多年前收藏的二百枚纪念章中，还有三十几枚前苏联纪念章。九二年前苏联解体，有驻华使馆人员在潘家园旧货市场的僻静处，摆摊卖旧货。我把其中三十几枚列宁纪念章，以一元一枚的价格全部收下。 此期间，也见到过前民主德国驻华使馆人员摆摊卖旧货。

龙潭湖

刚进一九六六年夏天，学校停课。南城的孩子们开始自娱自乐，消磨时光。

　南城大街小巷到处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似闲庭信步的标语。一时间，人人学游泳成为具体行动。

胡同孩子们的游泳裤有用两条红领巾做的，有拿短裤改的。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孩子，穿上买来的线织游泳裤。线织游泳裤花钱不少，并不实用，从水里爬上岸时，两腿之间的裤裆里，积着个大水泡，很难看。

午饭后，几个院的孩子聚在一起，向龙潭湖出发。四十多分钟的路程，去的时候并不觉得远。从东柳树井向东，进石板胡同，走标杆胡同再转过女七中后门，就可以看到崇文区政府，那两扇漏风漏影的大红门。区政府坐落在幸福大街中段，挨着它是一家炒肝店。铁锅，铁勺，一个胖胖的厨师站在门口的铁锅边，卖着一毛二分钱一碗的炒肝。

　 路口东边是一条高高的铁路。沿路基有慢坡路，曲曲折折穿向前方。然后是铁路岔道口，然后就是龙潭湖中湖游泳场。

　　现在的中湖游泳场早已被改造为游乐园。最近听说，游乐园又没了，不知再下边改做啥用？

　　一张二分的游泳票被孩子们贴在嘴唇上。当年的中湖游泳场好大。游泳场南边是淋浴室和更衣室，往前是铁棚子存衣处。印象最深的是在游泳场里淋浴。进了淋浴室，一股地下水的冷气扑面而来。孩子们的个头不过一米高，肩膀没有门边子寛，在手腕粗的冷水下冲洗不到十秒钟，浑身已经发紫。直到今天，因为酷暑而大汗淋漓时，我还会默默地回想，小时在龙潭湖游泳场享受地下水淋浴的感受。

　　游泳场的水呈现浓度很重的黄色。水底有一层薄沙，在脚下很舒服。

刚下水时，水齐腰深。人向里走不几步，水漫到我们的肩膀。再往里几十米处是用铁丝网围出的深水区。一些水性好的人在里面翻江倒海。

进深水区要检查证件。大人们都把证件缝在自己游泳裤的前面。那时除了红卫兵袖标，就是游泳裤前面的深水证在孩子们眼里最牛气。

　　游泳这门技术很怪。人不在水里，永远学不会游泳，到了水里，也不用谁来教，扑腾几天感觉便有了。

忽然有一天，双腿离开地面，屁股也浮起来。身体随水往前飘行，加之手脚并用，前扒后踹。再几天，脑袋露出水面。如果此时，把向前的双手改为上下扑腾，想像自由泳那样，矫健而漂亮就麻烦了。你很有可能学会的是狗刨。

一起到龙潭湖游泳场的街坊宝财，就把蛙泳学成了狗刨。后来，他一直在游泳场里狗刨着。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我们整日在龙潭湖游泳场泡着，天气微寒时，已经可以游上几百米。都说艺高人胆大。有人提出到东湖游一圈。

龙潭湖东湖在中湖游泳场的东边，今天是龙潭湖公园。

那时，东湖是养鱼的野湖，水很深，无人管理。湖中央有座小岛，孩子们叫它钓鱼岛。岛上树木茂盛，杂草丛生。

从岸边到小岛的最窄处有三十来米寛。一群孩子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

　　龙潭湖东湖确实美丽。环湖是一圈姿态各异的柳树。湖水清澈碧绿，到处是铺天而来的“知了”叫声。环绕东湖并没有道路，齐腰深的杂草地被游泳的孩子们，踩出一条蜿蜒的小路。

环湖望去，不见人影。大人们被巨大的政治旋涡裹挟着。得益者在忙着收拾金瓯，失意者走在流落他乡的路上。除去野泳的孩子们，如果静静的湖边，出现长时间伫立的人影，十有八九是心走窄了。

　　东湖的西南角住着一户人家。几间平房紧挨着袁崇焕祠。游泳回来的路上，我们喜欢靠在小树边，窥视院里来往的人们。他们好像完全与世隔绝，在那个年代，依旧在院里打把势练武。几个粗壮的男人光着上身舞刀弄枪，左突右蹦，不止是灵巧，还有力量。

多年后听说，此地的几家住户是袁崇焕的后人。自明朝晚期以来，这一族人一直住在这里，守护着袁崇焕祠堂。

夕阳渐落。往家走的孩子们各个饥肠咕咕。

骑车东行

我家胡同南口公交汽车站的地名。

有很长一段时间，北京的经济发展用高耸入云的烟囱代表。孩子们在作文里，经常这样形容家乡的变化：我的家乡过去只有蓝天白云和一片片庄稼地。晚上，四周传来蛙叫声。现在家乡巨变，到处是机声轰鸣的厂房和一根根吐着团团青烟，直指天空的烟囱。它们组成家乡最美的画面。

现代人流行距离产生美的西方观点。由于滥用，已经有些调侃味道，完全丢掉诗人的原意：人与人精神世界的距离。

美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自豪。罗素“真即是美的全部”的解释，对美表述的更准确些。

建国十年后的北京东郊。人们在荒芜的土地上，建起一座座工厂，生产出过去只有西方国家制造的起重机，挖掘机，内燃机，汽车，浮法玻璃，各种化工原料，各种建设木材。这些产品是当时北京的骄傲。

六六年夏天，经过一个暑假的苦练，我终于把腿从自行车的横梁下拿到梁上，尽管屁股被车座子磨得生疼，但是，可以像大人一样骑上自行车。

骑上自行车，最大的愿望是沿水道子马路到东边去看看。

早就听同学说：沿这条路向东一直走，再一直走，能看见一座方型的白色高楼状烟囱。烟囱冒着五颜六色的烟缕。对此，胡同里的孩子们没有人相信。

那天，出发地点是水道子路口南侧的小酒铺门前。

小酒铺，小到柜台前只能容下两三个人转身。柜台里，无冬历夏有两位老人招呼着顾客。左邻右舍的街坊叫它南边小铺。

酒铺不只卖酒，还有酱油，醋，黄酱。柜台上，有个褐色玻璃罐，里面装着黄色的粽子糖。

（几天后，小铺里的两个老人被红卫兵赶走。据说：他们兄弟二人在公私合营之前，是这一片儿最大的酱菜厂老板。）

出发了。两位老人还向我喊着：和你妈说了吗？别让大人着急。

水道子向前走不远是栏杆市。榄杆市２３路车站边上，有座澡堂子。澡堂子正对面是一处过去的商号。老商家三代人住在里面。商铺门面很宽，房檐处有三座连体的女儿墙，四扇明窗，中间是宽阔的对开店铺门。

六六年八月底，这里发生血案，有四个人死在屋里。那天中午，街上人山人海。我挤在前面，眼前三个浑身泥浆和血水的人躺在临街窗台下。

这以后，一直到前些年，两广路改造前，每次经过这里都会想到那年可怕那天中午，想到那些死在家门口的人。在怀疑一切的年代，最不怀疑的是对生命的虐待。

沿这条街再往前走，是当年名满京城的安华大楼。

当北京人都生活在拥挤的胡同平房时，为了安置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北京火车站的搬迁户，崇文区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建设了幸福，光明，龙潭三个小区和克里姆林宫式的安华大楼。

这里的居民是共和国最早的搬迁受益者。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新建的居民区是北京的骄傲。

文革期间，孩子们到位于台基厂路的北京市革委会大楼里游玩，还从屋顶向下扔纸片，假冒散传单。安华大楼空间宽阔和高大伟岸，丝毫不亚于市革委会大楼。由此可见，当时的设计者们把百姓的利益放在何等高度。

广渠门也叫沙豁门（我记得老人都这样叫，据说是满语。）远远地看去，广渠门处是一座高高的A型土坡。土坡顶端有火车呼啸而过。

第一次看到火车道口的栏杆。这里的栏杆是电动的。杆的前端涂着黑白颜色，粗壮的杆体是银白色的金属镶饰。抬起杆时，杆的金属部分发出嗡嗡的响声。

六六年底，不知为什么，胡同的孩子们流行到工厂找工作。干活不要钱，只管饭。每天，一群群十三四岁的孩子成群结队地涌向东郊各家工厂。我和伙伴们也在其中。

第二次走到广渠门火车道口时，电动栏杆已经不见。火车路口无人管理，人们随意穿行。

在光华木材厂，孩子们被轰出来。而在建筑机械厂前楼办公室里，我们却受到热情接待。一个领导摸样的中年人，安排我们去撕贴出的大字报，答应中午管饭。

他很善谈，口若悬河地讲出一堆道理，还说是领导让我们去撕的。孩子们很兴奋，当既拿着木棍到办公楼后面的墙上，撕下大片红蓝绿纸。中午，再去找那人要午饭时，办公室里换成别人。

很快，我们空着肚子又被赶出来。这是第一次找工作的经历，不到三个小时，便被懵懵懂懂地解雇。

自从会骑自行车，便与水道子向东的这条路结下不解之缘。不止是上中学时，沿着这条路走过三年。参加工作后，又沿着这条路走过十三年。再后来，家也搬到这条路的中部路边。我的全部生活和水道子向东的路，融合在一起。

记得第一次骑车东行，历经近一个小时行程，终于看到北京化工二厂方形的白色烟囱。它是东郊工业区的标志，那天确实吐着五颜六色的烟缕。

那十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城的规模远不比今天。西直门外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崇文门外瓷器口东南角是一溜儿大车店，院里骚气冲天。牛马驴骡俱全。

建国门处，有座灰色的木结构桥，方方正正的木头甚是粗壮。汽车开过木桥时，桥身发出咯噔噔的响声，像是咬牙。大桥骑在长安街上，下面是遄急的护城河。

这里是长安街的东头，西头在复兴门。当时宽阔的长安街在不大的北京城里，就是通天大路。

夏天夜晚，人们涌到长安街两侧，欣赏华灯。孩子们喜欢偶尔驶过的汽车有胜利20、华沙、道吉。偶尔还能看到，一辆巨大的黑色吉姆晃晃悠悠地驶过。

一辆车过来，就是一片欢呼。

为了方便行人过马路，长安街的每条横穿路口的中央都有一座安全岛，一米多宽，八米多长。行人候在这里，等候对面的车辆驶过。

安全岛成为南城孩子们，观赏来往小汽车的最佳地点。

饭后，走几里路，来到安全岛中央席地而坐。有车停在路边时，我们还跑过去，坐上车尾宽宽的后杠，手攀着车身。车启动总要慢慢前行十来米后，才加速行使，不知是否为了满足车后的孩子们。

　 前往东单口的路上，经过崇文门里的国际友人食品店。隔着玻璃窗，第一次认识巧克力的颜色和炸面包圈的模样。它们不属于我们。属于我们的免费美食在城墙上。

崇文门和前门之间的城墙有处豁口，供路人穿行。豁口两侧是ｖ字行的陡坡。我们沿陡坡匍匐而上，手脚并用地登上墙头。

场地宽阔的城墙上，爬满拉拉秧和其它灌木，还有酸枣树和高大的榆树。 早秋的酸枣树，果实累累取之不尽。蜻蜓成群飞舞在空。蚂蚱结队匍匐于地。孩子们在城墙上欢呼奔跑，回家时还能挖些马齿菜带回。

从崇文们到前门这段城墙，熟悉得像是自家的房顶。哪里能攀上，哪里能攀下的秘密藏在孩子们心里，绝不告人。这也意味着垄断，意味着价值。每一处上下城墙的密道都是孩子们用心惊胆颤的探险换来的。

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早晨，几位江西来的红卫兵被戒严的纠察队阻挡在崇文门外。我们带着他们走秘道翻过城墙。为此，一人获得一个青楞楞的大柿子作为奖励。

　　流行语——一个阶段的社会标识性语言。不管有没有道理，它一定很时髦，很时代。这些年，网上流行土豪和土豪金的称呼。不知怎的，就此想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想到打土豪分田地，莫不是又要流行回去不成？

字典解释流行语分两类：生活的和社会的。其实还有口头的和心理的。现在的青年人可能不理解，流行语怎么还有口头和心理之分？

如今的网络成为言论的自由市场。造谣者在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下，变成缩头乌龟。但是，污言秽语者却还在尽情地骂人。在社会留一处地方专业许可骂人，倒也很人性。否则，不让满肚子脏字的人把脏字吐出来，他们会被憋死。

在记忆中，社会上广为使用的流行语是从骂人开始的。他妈的，狗崽子和混蛋等曾经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着实流行许久。

那年，我上五年级，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此之前从没有听过这么凶狠的骂人话。秋天后，胡同里来到一些英姿飒爽红卫兵，其中有好几位漂亮的女学生，漂亮脸上长着漂亮的小嘴。漂亮的小嘴说出来的都是这样凶狠的话。第二天，连收音机里的播音员也夹带着“他妈的”三个字口播新闻。

半年后，社会上的流行语变了。夺权，辩论，以血还血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成为大人们乌眼鸡似的争吵语言。

一帮孩子终日穿行在大字报林立的街头，眼前和耳边的所见所闻都是刀霜剑雨。不知道当年的巴黎公社是否也是如此？法语里的凶狠语言如何表述？

这个阶段生活里的流行语也不断翻新：铝锅叫钢精，塑料凉鞋叫玻璃鞋，找对象叫拍婆子，姑娘们的毛围巾叫拉毛，街上的流氓叫联动。

随着时间变化，流行语越发政治化。到一九六九年春天，流行语忽然改为：我们的损失最小最小，我们的成绩最大最大，恨斗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只是时间不长，这些流行语被野心家，阴谋家，小集团所取代。

人们彻底懵了，几乎是不知所措。大家开始缄默，回忆五年走过的路程，回忆过去流行语的不同味道。

本月的粮票又没有按时发下来。三个月攒的工业卷不够买一只暖水壶。工业卷，粮票，肉票，上山下乡成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流行语。

　　2017年有新闻报道：在山西某县的一口枯井里，有人发现了大量石膏制的伟人塑像。在群众抢挖的同时，有关部门出面把这批塑像送到县博物馆保存。此消息后，许多网友跟帖发感慨。议由闲生。在众多感慨中传递着杂意思在里面。

用句老北京话形容：站着说话不腰疼。有人喜欢杂感几句，无可厚非。若有人一天到晚总在杂感一番，便有可厚非了。

一九六七年春天。有幸随父母参加亲戚家为儿子举行的婚礼。婚礼在东单新开路胡同的一座院落里举行。

那天来的人很多，送的礼物也很多，满满地摆放一屋子。看着床上地上一个个红色的礼品盒，我十分好奇。

在大人们专注地畅谈大好革命形势时，我悄悄地查看礼品盒里面的东西。所有礼品中，除七八只搪瓷盆和十几个暖水瓶外，都是瓷质或石膏质的伟人塑像，大约有三十多尊。

傍晚离开亲戚家时，反复问身边的父亲：那么多塑像往哪里摆？父亲说：他们也正发愁呢。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关心亲戚家这些伟人像的去处。后来听说，三十多尊伟人像被新郎和新娘送到街道居委会。

又关心：居委会的人把伟人塑像又放在哪里？这是个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在讲故事的内容翻版。其故事永远讲不完。现在知道：故事讲到井里去了。

文革时，伟人像是再珍贵不过的器物。人们出自对伟人由衷的敬意，把伟人像作为寄托。但是，精神和物质的结果，却使人十分尴尬。伟人塑像多是瓷质或石膏质的易碎品，一旦不小心被打碎，责任非同小可。当时有不少人，因为打碎伟人像而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如何处理被打碎的伟人像，着实成了一道难题。

那时，南城胡同里的孩子，大多有用石膏粉自制伟人像的经历。孩子们把洋蜡化成液体，倒进饭盒里。然后把瓷质的伟人像放在蜡液中。待蜡液凝固以后，从饭盒里取出蜡坨，再用小钢锯沿四边，随型锯作两半。取出中间的伟人像后，上下形成一对光滑的蜡模。

石膏粉在化工商店八分钱一斤，老大的一包。买回石膏粉后，按上边的说明，兑入一定比例的水。粥状的石膏被填进蜡模中，外面紧紧地缠绕上布条。

上午灌好的石膏浆，晚饭前后便可以打开蜡模。蜡模翻出的石膏像与原像丝毫不差。只是孩子们不懂得预留加工量，翻出的石膏像与原像相比，显得薄一层。由于精心，蜡模翻过十几个石膏像后，依旧可以使用。

自制石膏像没几天，纷纷被家长制止。家长干涉的理由基本一致：家里洋蜡没了。洋蜡需凭本供应，每户每月两根。

现在想来，家长的阻止另有原因。这可能带来很大麻烦。

　　一种介绍信是组织行为，标准的三十二开纸，上端留一条半字的编号，下边是正文：此有我单位某某同志前往贵处，请与接待。此致 敬礼 年月日。最关键是最后的公章，红红的官印说明持介绍信人是何方神圣。

还有种说明介绍信：红色的抬头纸，内容注明被介绍人的姓名，身份和要办的事，内容具体到一二三，然后是红红的公章。

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凭介绍信办事还是社会通则。年代越往前，其作用越大。当然不能延伸到民国，凭介绍信办事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

介绍信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不仅计划物资管理，也规划社会管理。因公事出差，出差人没有介绍信就找不到住处。即便是个人外出，没有街道居委会的介绍信也会四处碰壁。

我第一次使用介绍信时才十三岁。六六年秋天，看到大人们到处串联，尤其是外地的红卫兵拿着一封介绍信，便可以被居委会免费安排食宿。胡同里的孩子们十分羡慕。大家凑了几毛钱到琉璃厂一家刻字社。

戴眼镜的老师傅问：“干什么？”

“刻公章”

“刻什么公章？”

“首都红卫兵红色造反者星火燎原。” 我们报上早已准备好的内容。

这个名字来自首都红卫兵的公称，又集合了胡同口副食商店的大人配戴的袖标内容，我们七八个孩子当然星火燎原。

几天后，拿着盖上公章的介绍信，到广渠门外的几家大工厂要求安排工作。 结果可想而知，我们被轰出来。

也有接收我们介绍信的单位。位于廊坊头条的北京红旗证章厂，不但认可介绍信，还卖给我们十几枚像章。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收入。

很长时间，介绍信是持有人在社会的信任凭证。 到一九八九年，购买飞机票还在使用介绍信。没有人怀疑介绍信真伪的同时，也很少有人伪造介绍信。在说一句瞎话都要脸红的时代，简单的介绍信得以流行。

慢慢的介绍信信誉消失了，源于改革开放后的价格双轨制。在巨大的物质利益面前，人情关系代替规则。再大名头的介绍信也抵不过熟人和背景的关照。继而金钱的诱惑冲毁制度的堤坝。利益团体相互依赖，编织出肮脏的关系网。曾经代表人与社会简单关系的介绍信龟缩到角落里，渐渐的无人问津。

今天的社会，介绍信已经成为文书档案类的古董。以三代身份证为例，个人公信力只依靠司法证明。即便如此，造假的社会证件依旧比比皆是。为此，怀念介绍信时代。不是喜欢介绍信背后的政治桎梏，而是回味介绍信时代简单干净的社会环境。

早春

春天很短。人们很珍惜它，把很短的春天分为早春和暮春。春天本来就是一头一尾的节气。

　 春天没有过程。很多美好的东西都没有过程，像写文章一样凤头，猪肚，豹尾。过程是变数的集合。过多陷入在过程中，是生命的浪费。

欣赏春天，只要一头一尾就够了。

　 第一次感觉笔下的春天，是通过短篇小说《春蚕》中的老通宝知道的。老通宝靠在运河岸边的土坡上，看着往返镇里的乌篷船。早春的太阳晒在他身上，痒痒的。在温暖的太阳里，他想到今年的蚕茧可能又不好卖。阳光像小虫在心口爬，他也只能横下一条心。

那天读完这篇文章，我跑到门口，想在早春的阳光里感受一下。果然，早春的阳光晒在身上舒服得很。望着眼前金灿灿的阳光，心里也是金灿灿的。

　 早春的天气乍寒乍暖。生活中有“二八月乱穿衣”的说法。其实这是生活所迫。小时候最怕这个季节。早晨上学，穿了一冬的棉衣到此时像板一样贴在身上。棉衣被磨光的袖口和前胸，早已被母亲用肥皂水擦过几遍。春节后，新的年度布票还没有发下来，孩子们春天的衣服便没有着落。每年这个季节，全班大多数同学都还穿着冬天的衣服。

　 姨妈从沈阳来了。母亲让我陪她和孩子去天安门。

中午，气温格外高。放学到家便脱下棉袄。肩膀处湿乎乎的。

棉袄里儿是灰布做的，然后是蓄的棉花，再铺一层白纱布，罩上咔叽布的外皮。出门的时候，姨妈让我换件单褂。

　 我低头答应着，向门外走。

哪里有单衣？今年的布票还没发下来。母亲把家里仅有的几尺布票给姨妈的孩子买了衣服。

在门口，把棉袄脱下，沿着棉袄缝的针脚把线扯断。很快，棉袄的外皮被扯了下来，我穿着冬天棉袄的外皮，陪姨妈去天安门广场。

　 早春的天安门广场和风习习。土地开始湿润。柏树的绿枝头长出新绿。

　 晚上姨妈和母亲说：“孩子该做件春衣了。”

　 我看到，母亲沉默良久。

槐花

刚进六月，天气闷热的不成。傍晚时，饭后的人们走出家门，三三两两结伴找纳凉的地方。岁数大一些的，在楼前楼后坐下。也有腿脚硬朗的人，行得远一些，寻更僻静的去处。我和爱人属于后者。

这几年北京城里闲人真多。生活好了，什么都大不同。七十岁的老太太红花绿袄的在大街跳舞。八十岁的老爷子，为一个棋子的举落，争得脸红脖子粗。人们生活放开，思想放开，更有本钱放开。

广渠门护城河两岸是个好地方。二十年前，政府掏钱，把臭哄哄的环城河，硬是建成水泥槽子，像个环城泳池。不知世界城市有无先例，否则应申报吉尼斯纪录。32公里长，60米宽的环城水泥河道是世界最大泳池。

新护城河在老护城河基础上改造。两侧河堤加以美化，鲜花和绿草相映交错。天空中雨燕和水中的鱼儿，遥相呼应。

沿岸的老槐树长得格外茂盛。满树的槐花盎然饱满，挂满枝头。风轻轻吹过，白花雨一般落下。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的芳香。

一阵阵槐花的香气，勾起无数往事。

一九六八年的初夏，学校还未复课。胡同里几个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无事可做。

刚入夏的天气，闷热难耐。晚上，居然有早出的喞鸟丝丝鸣叫。我们光膀子，穿短裤蹲在胡同口的路灯底下，汗延着后脊背流进屁股沟。

肚里没有油水，孩子们个个都是大脑袋，细脖子。东口住的小二主意不错，挣钱买猪头肉。他介绍，药店收干槐树花，一斤干花两毛钱。

买猪肉凭票。一人一月二两肉。珍贵的肉票被家长小心地收在钱包里。不是防贼，那时没有贼，防的是这些半大小子。

家里买芝麻酱，从不让我去。因为，从副食店到家的路上，总有沾满芝麻酱的手指落入嘴里。继而发展到，买醋亦不让我沾手，更不用说买凭本的红糖。

大家看准的是饭馆里卖的猪头肉。

水道子汽车站附近有家大顺饭馆，是整条街的唯一。饭馆里有三张桌子，八把条凳。这里常年供应的盘菜是炸鱼头和炸鱼骨头。偶尔，柜台里摆出一盘白花花，颤巍巍的猪头肉，引得许多人垂涎。

饭馆的猪头肉不要肉票，价格是凭本猪肉的五倍，少有人问津。

既定方针：卖槐花，买猪头肉。

晚上十点，首选地点是东华门大街。那里路两边尽是高大的槐树。深夜清爽，打下槐花后，便于白天曝晒。

槐花熟透，小风吹过，自己乐不颠地往下掉。再拿竹杆震震树枝，一片片槐花纷纷扬扬落下。

天亮前，把收集好的槐花铺在报纸上，先凉后晒到中午。槐花这东西见风就干，个把小时后，花瓣卷起，待到中午前，已干得沙沙作响。

鲜槐花足有二十斤，铺在地上占两个沙坑大的面积，晾干后不足二斤份量。连续三个夜晚，收获七斤多干槐花。拿到花市口路东的千芝堂药店。人家挑挑捡捡，给了一块钱。

很快，一块钱换成八两白花花的猪头肉。

洁白,幽香的槐花带来的幸福延续十天。打花队伍从东华门辗转到东郊民巷。

六八年夏天的深夜，北京街头静谧极了。长长的大街上，不见人影。轻轻的咳嗽声飘出一里地远。整条街道只有竹竿打在槐树上的啪啪声。

本年度的最后一包干槐花放到千芝堂药店的柜台时，老先生很仗义，算三斤，并且笑呵呵地说：现在店里稀缺土鳖。几个小爷们不试试？棋子大的土鳖，二分钱一只；算盘珠子大的土鳖，一分钱一只。

土鳖是胡同墙缝里的爬行动物，只有住平房的人才有机会欣赏它：外形丑陋，有须多腿，椭圆状外壳，黑黄相间的颜色。还有一种会飞的黑虫，同是象棋子大小，被称作飞土鳖。它们没有血缘关系，飞土鳖都被鸡吃了。

虽是恶心东西，但是能卖钱。大家再次分头准备工具：电筒，铁钩和敞口瓶子。

还是每天深夜，还是走街串巷。明晃晃的大街上，不会有土鳖现身。沿潮湿黑暗的胡同，找犄角旮旯处。这里是土鳖的栖息之所。

初期，一晚总有十来只战利品入瓶。几天后，抓土鳖的队伍越来越多。终于，一只土鳖被两个孩子同时发现，只能一分为二。

药店居然也收半只土鳖。

很快，抓土鳖的人比土鳖还多了，抓土鳖的事业也就无法再继续下去。

几十年后，看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反映饭馆卫生条件差。有家饭馆，蟑螂在餐桌上窜下跳。由此，想到当年抓土鳖的经历。如果那时的药店收购蟑螂，相必蟑螂早已死光光。

2022年，又是槐花遍地，铺满护城河的两岸护堤。一阵阵晚风吹来，层层槐花随风悠然滚入角落，竟堆积半尺高。

前几天的一夜透雨，把京城很多人搅得手忙脚乱。新闻报道，城内一地，有下水道被堵塞，罪魁祸首竟是槐花。

槐花可入药，性寒,暑天去火解毒。人们有了本钱。猪头肉早已上不了饭馆的餐桌。槐花也自然被踩在脚下。

肥头大耳的土鳖随着胡同的消失而日见稀少。土鳖有希望成为下一种保护动物。由衷地祝福它。

到很想再去扫槐花，不是换肉吃，而是喜欢当年幽幽的深夜，弯弯的街道和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沙沙”声。

手电筒

前面一只灯泡，后面两只，或者几只干电池。从原理上讲，这就是电筒。

不知道谁发明的电筒，他的功劳不比爱迪生逊色。电筒的前身是火把和煤油马灯，在黑暗中为人们照亮前面的道路。

如同自行车发明在外国，发达在中国一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曾被称作自行车王国。如今，自行车少了，机动车多了。但是，逝去的荣誉称号不能忘记。

电筒是外国人的发明，其家族后代在中国长盛不衰且有不断变异，子孙翻新的趋势。

电池车灯是我使用最早的电筒。侯宝林先生有段提着灯笼，骑自行车的相声段子。其实，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骑自行车的人被要求使用电池车灯。

电池车灯，正方形，里面装两个一号干电池。车灯左边有个开关钮，后背是舌头状插卡座，插在车把下端三通管的商标出戟上。打开车灯，前方有一米见方的光亮区。

那时，南城胡同里没有路灯。大街上的路灯也疏疏落落。从崇文门到磁器口的大道是新铺的柏油路，两侧既没有排水沟也没有硬路面人行道。夜晚，不多见的机动车依仗着车灯，无所顾忌地驶过。自行车在黑咕隆咚的路上行走，确实有些不安全。

交警对骑自行车不开车灯的人，要严肃教育。五，六十年带的北京人脸皮很薄，不要说严厉地批评，只要交警用手一指，骑自行车的人便马上打开车灯，或者推车前行。

父亲有一辆单位配给的日本菊花牌自行车，黑色的带暗红色底漆。车灯是自己买的，当然还有里面的电池。

我还小，不知道电池的价格。父亲很在意这辆车和车灯。只要不用时，他便把干电池掏出来，擦得干干净净。一天晚上，父亲带我去位于前门的机关值夜班。

自行车走到西兴隆街时，迎面来了一位交警。父亲连忙伸手抅车灯的开关旋钮。我坐在前车梁上，双手牢牢地握着车灯。父亲的手落空。自行车晃了一下，横向倒下来。车灯的玻璃蒙子碎成几瓣。

从自行车车灯开始，我对电筒有了深刻认识，尤其是一种白象牌的聚光手电筒。

一九六五年，南城胡同陆续有了路灯。说是有路灯，其实和没有也差不多。十五度的灯泡挂在五六米高的电线杆上。路灯洒在地上的光亮，比萤火虫的屁股强不到哪去。这阶段，各家各户的生活好了许多。钢铝制品，塑料制品进入大家的生活，还有手电筒。

雪亮的手电筒光柱在黑暗中显示着威力：照向天空，如同手中挥舞着一柄长剑；射向幽深黑暗的胡同深处，对面墙上闪出一轮明亮的月亮。装有聚光灯泡的白象牌手电筒是孩子们眼中的最爱。它比需要拧动前部，聚光调焦的传统手电筒强出百倍。每天晚上，胡同里到处是一闪一闪的手电筒光柱，和把电光斜照在脸上，出现呲牙咧嘴的鬼样。

不久，手电筒又成为孩子们扒砖头，掏墙洞，寻找土鳖的工具。土鳖可以到中药铺卖钱。一只土鳖二分。卖土鳖的钱，首先要用来买新的电池。

2006年，有朋友送来一只玉石专用电筒。我被它雪亮的光柱吓了一跳。电筒近用能照透玉石。电筒远用，黑暗中，三十米外的物件清晰可见。

这哪里还是传统的手电筒，分明是照妖镜。相信再过些时日，手电筒能发展成光刀般的杀人利器。人们还可以把核磁共振仪造得像手电筒一样小巧，用来看清更诡秘的东西。

　　底色 大年初一的清晨。太阳在东边的楼角处，怯生生地闪出半边脸。

除夕夜。如果把漆黑的天空比作一口倒扣的大锅，漫天炸响的鞭炮，就像是锅里四面突兀跳跃的崩豆。天亮了，漆黑的锅底变换成青花般的图案。偶尔还有几声残存的崩豆声，从远处传来。

过年过的就是除夕。除夕等的就是子时的鞭炮。一年又一年，除夕子时的鞭炮声无论持续的时间，还是高潮时的密度都减少许多，最后终于消失了。

在我的记忆中，一九七七年除夕夜的鞭炮声，最为壮观。晚饭刚过，胡同里的孩子们便提着鞭炮来到大街上。

那时的鞭炮只有两种：大小挂鞭和二踢脚。挂鞭分小鞭和钢鞭两种，有三十头，五十头，百头三种。没有孩子舍得点燃整挂的鞭炮。所以，当有人把三十头的鞭炮整挂点燃时，周围便会围上一圈孩子。

孩子们不是看热闹，而是等着鞭炮响完后，在地上捡拾没响的臭炮。臭炮大多失去火捻。把臭炮拦腰折断，用手中的香火把黑色的火药点着。这叫“呲花”。

二踢脚也分两种：细一些的，包棕色牛皮纸的炮仗叫二踢脚，五分钱两个；粗一些的，包红纸，一头扎麻绳的炮仗叫麻雷子，五分钱一个。胡同里敢放二踢脚的孩子，都是大胆。

把二踢脚捻抠出，立在地上。燃放者举着香火凑过去，小心地点燃火捻。火捻是棉纸做的，里面包裹少量的火药。火捻触上香火，迅速“嗤嗤”作响地冒出青烟。

点捻的孩子还未转身，炮仗已经在脚下炸响。有时火捻点燃后，炮仗久久不见动静。躲在远处的孩子们忐忑不安。炮仗的主人，去也不是，等也不是。为了安全，只能用砖头把炮仗击倒。每每在倒下的一瞬间，炮仗炸响了，横着冲向人群。

胡同里，有个马姓的女孩，与我同岁。横向飞来的二踢脚，在她眼前炸响。一只眼睛被炸瞎。听说长大后，她一直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婆家。

麻雷子比二踢脚厉害。我曾经见过略细于手腕的大号麻雷子。那就是地雷，炸在下面的第一响，地面抖动一下；炸在空中的第二响，足有十几米高，带着长长的回音，飘在空中。

有几个半大小子，都是“水浒”里牛二一样的愣头青。他们放二踢脚或麻雷子时，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手握着远离火捻的一端。第一响炸开后，迅速把手里没炸响的一端投出去，想炸哪就炸哪。投掷炮仗的过程，更像投手榴弹。

一个不走运的孩子在手握麻雷子时，一响二响同时炸开。他新做的棉手套被炸烂，手还流淌出血。

相信，胡同里敢于投掷二踢脚，麻雷子的孩子都有英雄情结。

一九七七年春节的鞭炮声，铺天盖地，从除夕响到初五，没有间歇，只有起伏；没有烟花，只有鞭炮。一声声，从手里投出去的二踢脚爆炸声响彻北京城上空。

胡同里的风

刚过立夏，空气便火爆起来。中午，走到两座高楼之间的小区路口，一股强劲的北风迎面吹来，使所有没有准备的路人，都打了一个趑趄。

起风了。高空中，树梢上，楼群间到处传来风的呼号。

有个小伙子在路口，迎着风，张开双臂，高兴地大叫起来。

是的，所有人都为风的到来而由衷地高兴。久违的风，高贵的凤，迟来的风，扫去占领整个春天的雾霾，让人们又看到蓝盈盈的天空。

北风强劲，一股接着一股，一团接着一团，上下翻滚，大有一泻千里之势。如此倔强的来自天的力量，让人们的精神为之一振。

随城市的发展，许多新的东西出现，比如：如虹似谜的高架桥；脚下游走的地下铁；把人们叠起来生活的高楼大厦；大街上永远逶迤不断的汽车长龙。

同时，也有许多旧的东西没了，或者少了：比如夏季北京，到处可见的蜻蜓；夜晚，胡同里高一声，低一声的蛐蛐叫声；崇文门外，护城河里的红线虫和咕咕蛙叫。

在逐渐减少的旧记忆里，还有城市上空的风。

过去，春天的北京是一座风城。清明前，阵阵春风便搅着黄沙扬起。记忆最深的，是一九六六年春天，邢台地震后的北京大风。

那天下午，大风来时，天空都暗下来。才到三点钟，教室里已经亮起电灯。平日，黄灿灿的灯光，此时竟变成银白色。

老师告诉大家，沙尘暴来自黄土高原。

也是从这年春天起，北京人年年都要领略两，三次沙尘暴的威严。

沙尘暴到来。女人走在大街上时，头上要顶着一块纱巾。男人们没有这样讲究，在街上迎着大风，吐着唾沫，眼角，鼻窝和耳廓里是一层薄薄的黄沙。

每次沙尘暴过后，教室的窗台上，课桌里也会撒上一层细细的黄沙。

南城人有句老话：刮风走小巷，下雨走大街。那时，南城胡同里，没有排水设施。大雨后，雨水聚集在胡同哗哗流淌，有时积水没小腿深。

刮风不同。南城的胡同蜿蜒曲折，两边院墙高高耸立。再大的风吹来，也是在几米高的屋檐处滚过，卷不起尘土。

整个春天，人们几乎在风里度过。脱去穿了一冬的棉衣，换上单褂，又换上汗衫和背心。

胡同里的小树也在一天天的风中，变软变绿，吐出新芽。越是临近立夏，风刮得越紧。每天大风，小风都如约而至。

上午十点左右，第一股风舔着树梢，丝丝而来。下午太阳落山前，最后一股风软软的，不舍而去。

立夏前后的风，沙尘不再。南城胡同，经过春天近月时间的大风洗礼，已经焕然一新。青色的门墩石，灰色的胡同街墙，一根根涂了半截沥青的电线杆子，杆子上白花花的电缆磁珠。

不止是雨水能洗刷城市，立夏前后的风也能。

从学校出来，向右转是一个臂肘型胡同的拐弯处。这里窝风。走到拐弯处的顶端时，大风迎面打来，孩子们要躬身弯腰，用手使劲拉着帽檐，捂着书包前行。

新换的单衣单褂很觉新鲜，我们转过身去，借着风力，上体微微后仰，彷佛躺在强劲的风的怀抱里。

有时，还可以远远地看到一注旋风，在胡同的尽头盘旋而起。

老人说，凡见到胡同里的旋风，里面都有动物的鬼魂，或刺猥，或黄鼠狼。同学们大喊着，向漂移的旋风跑去。

旋风似乎真有神灵，会在我们跑到前，迅速移动开，窜上房顶，飞上树梢，直至消失。

时间过去五十多年，大多数南城的胡同，已经淹没在高楼大厦之中。水泥的大楼，水泥的地面，水泥的护城河组成水泥的北京城。

生活在现代北京城里的人们，天天计算着蓝天的数量，天天关心着空气净化值。一个连水都沉不下去的城市，还有霾蠢蠢欲动。

面对肆孽的霾，大风不请自来，虽然暴烈，但是去的迅速。西北的风更像真正的壮汉，坦荡，公开，直率，把霾夹在腋下，扔到太平洋里。

今天，北京有幸，大风再起，天空一片湛蓝。深深地怀念南城，怀念胡同里的风。

那年的老师

　　一九六九年春节刚过，胡同里六九届的中学生们就被集体打包，去了东北建设兵团。他们走时，不像前几届高年级学生那样激情满怀，斗志昂扬，而是北京站的站台上，腾起一片哭声。那年他们十六岁。

七零届的孩子们成了南城胡同里的老大。去不去学校？两可，叫不叫一声老师？两可。大家都知道，明年的此时，将是七零届告别北京的祭日：内蒙，东北两由之。

人这东西，只要不是白痴，吃饱了后总要找点事做。胡同里的孩子们不是不想读书，而是没人教书。学校的老师大多因为历史或现实问题，被剥夺了教学权利。

六八年复课闹革命后，我们从小学来到四十九中学。学校开四门课：数学，语文，物理，化学。

语文郑老师是个中等身材的老人，花白的头发，哆哆嗦嗦地走上讲台，哆哆索索地自我介绍：“我是国民党反革命分子，请大家批判着听我讲课”。

物理课没有老师，只发了一本物理书。

化学课王老师是文革前，分配来校的大学生，到六八年还是一脸稚气。

因为学校停课几年，所以在我们进校之前，王老师一直没有机会登上讲台。那年他正在谈恋爱，女朋友是附近工厂的一位漂亮的女工。

同学们爱上王老师的课，不是想学知识，而是想模仿王老师说话，走路的气派：脖子伸得长长的，腋下夹着一本书，肩膀宽而平稳。他讲课时，手总是晃动在鼻尖前，像是电影里列宁的讲演。

王老师的家在学校后院的一间小屋。后院有座十米直径的干枯花坛。围着花坛是圈小松树。一天放学后，几个同学看到王老师同女朋友手挽着手，慢慢走在花坛边的小路上。

这样的场景在懵懂的孩子们眼里，新鲜无比。这样的场景在那个年代，更是闻所未闻。

化学王老师和女友向我们远远地招着手，没有丝毫避讳。

数学老师姓赵，据说解放前是辅仁学校的进步学生。她是唯一一个雄赳赳，气昂昂的老师。她的思想进步境界，说来有些吓人。不到两年时间，赵老师竟在五十个学生中，查出了两个社会流氓，一个疑似反革命。

化学王老师说：“可能是因为前几年，赵老师被定为混进党内的异己分子，而受到刺激。同学们不要计较她怎么说的”。

我就是被赵老师定为疑似反革命的学生。分配工作时，赵老师还向厂方人员介绍：这个学生政治上有问题。若不是区政府有人点名让他进工厂，学校一定安排他到东北去。

和赵老师的矛盾，源自六九年的下乡劳动。

她让全班同学把上午翻过去的大田冻土，下午再翻回来，为的是加深对贫下中农的感情。

早春的大兴县农村一片荒凉。沿永定河边刮着昏天黑地的风沙。学校安排七零届的学生在这里学农，为的是给新进校的学生腾出教室。赵老师的政治狂热使几十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广阔天地里彩排东北的艰苦生活。

我确有逆反心理，在一边说：“早晚到东北，用得着模拟感情吗？”

就是这句“模拟感情”，被赵老师以对贫下中农没有感情为论，定为疑似反革命，并写进了学生政治鉴定，臭了我多年，致使到工厂后，还被安排和坏分子们烧了一年砖窑。

有人在被侮辱与迫害后，同情其他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有人在被侮辱与迫害后，却投入到侮辱与迫害别人的行列。赵老师属于后者。

一九八四年，赵老师因脑淤血而病逝。我没有参加她的追悼会。

防空洞

新浪博主“不老松”用诙谐的笔调，描写北京人挖地道的历史，最后捎上安定门外，那位因挖地下室造成塌方，而闻名天下的徐州人大代表。

文章看后，让人忍俊不禁。 由此，想起自己参加学校挖防空洞的经历。

从一九六九年早春，到一九七零底的两年时间，是北京人热火朝天挖地道的时期。这时，大多数老四届学生已经被运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校挖地道的重任，落在我们七零届学生身上。

北京第四十九中学的前身是女七中，改为男女混合中学后，学校建了一座，带标准足球场的操场。操场用灰渣铺地，两端的球门框是木制的，歪歪斜斜地矗立着。

那年月，没有人踢足球。诺大的操场，只有西边三对篮球框，南边几对双杠，单杠和沙坑有学生嬉闹玩耍。

学校的防空洞，被设计在环绕足球场的八百米跑道底下，完整一圈。我们班负责正西侧的五十米直线。

刚到初春，大地融化。十六，七岁的孩子们，大多数个头没有锹把高。连续十天的挖掘，一条一米五宽，三米深的深沟，横亘在眼前。

由于沟底太深，同学们实在无力从坑底把土扬到沟沿。挖沟的最后一天，事故频出：有同学栽倒在沟下；有同学转身扬土时，额头被别人的锹头碰破。

晚夜，春雨淅沥。堆满挖土的操场上空，恶臭无比。

四十九中所在地的旧名是南岗子。民国时，南城瓷器口东南到幸福大街一带，是穷人的乱葬岗。到一九六九年，历史过去不到三十年。当年被草草下葬的死人，大多尸体尚未完全腐烂。在我们负责的两百米地段中，挖出不下十具没有棺椁，上下叠摞的骨骸。有的头骨还是青楞楞的，周边淤着粘糊糊的腐烂泥膏。

操场到处散落的骨骸，被雨水浸湿，味道难以形容。

时间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人间的各种气味，嗅过不少。但是，再没有闻到过，六九年春天的那场雨后，弥漫在四十九中操场上空的味道。

防空洞坑槽挖好，老师又指挥大家自制三合土。据说北京城的老城墙，也是用三合土夯实的墙体。

三七比例：白灰加上箩过的细黄土，融入适量的水，搅拌开。其合适程度，是将调好的三合土握在手掌中，轻轻一攥，结为一团者为佳。

学校请来的工人师傅，负责砌防空洞两侧山墙，加盖水泥券顶。学生们负责在券顶上，填埋半米厚的三合土，再夯实。 松散湿润的三合土，一层层撒在水泥券顶上。我们操控一种叫蛤蟆夯的电动机械，把三合土一层层夯实。夯实后的三合土，居然用镐头都难以掘开。

防空洞工程干了两个多月。七零届五百多学生的双手都掉了层皮。大家坚信，自己挖的防空洞能抵住敌人的原子弹攻击。

可惜，敌人空中的原子弹始终未到。七年后，唐山大地震不请自来，从地下向北京发起进攻。四十九中学的防空洞在地震震波冲击下，垮塌了。

私搭乱建

朋友在昌平北七家买了一套联体别墅。盛邀之下，闲暇之余，前去拜访。

房子不错。原建筑三层，主人看到三层以上，还有五米多高的空间，于是自己动手加盖第四层。

自建的四层是钢铁结构。狗在铁板上跑，发出一串咚咚声，像是穆桂英的战鼓。

从四楼沿盗墓口般宽窄的楼梯，扭着身子下来，感到自己的脖子像是短去一截。

一楼大厅南北通透，清风徐徐吹过，十分惬意。男女主人高兴地介绍：现在房屋的总面积已经四百多米。准备再挖一个地下室，作为储藏间和活动场所，这样就是六百多米。

我小声地问：物业不管吗？你们不累吗？两口人住六百多米房，不瘆的慌吗？

已经被自己的杰作，搅得晕头转向的男女主人，根本没有理会我的问题，还是喋喋不休地介绍着：准备买对讲机，楼上楼下分开时，便于联系。现在，不到吃饭的时候，在家里见面都难。每天打扫卫生，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已经不用出去锻炼身体。

告辞的时候，看到一楼到二楼折角处，安装了一个独立的推拉门。门里空间窄窄的，塞着一张行军床，还亮着台灯。猜得出，一定是男主人晚上安歇的地方。

呜呼，哀哉。华室之大，抵得上一家小型旅馆。主人夜卧，还是在两米夹缝间。

远远回看，这对拥有六百多米别墅的夫妇，站在白桦木做的围栏门口，向我们招手。

一年多来，他们的白发增添许多。不停地改建豪华的地上建筑而过度劳累，至少夺走他们五年寿命。

有些年了，私搭乱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住房紧张的人们私搭乱建。住房宽敞的人们，一样私搭乱建。由此可以看出，私搭乱建的目的，不止是扩大面积而是满足一种心理，一种无休止地攫取和占有的心里。

动物用气味宣誓主权。人用扩展私属空间宣示主权。

社会最大的财产是土地。有些人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允许土地私有的政策颇有微词。看看城市里私搭乱建的现象后，感想如何？

几千年，无论是国野都敝的分封时代，还是南北朝高墙土楼的阀门庄园，以至从元代布局开篇的北京城胡同格局。城市里的私搭乱建，一直不是国人的传统，也不符合民风民俗。中国人最讲究居所的风水，讲究院落的布局占位。先立柱，再起樑，代代人兴旺。两墙山不开窗，后代有主张。

这些老传的民俗俚语，不是要求人人恪守，只是希望居所建筑要讲规矩。几百年来，没有规划局管控的北京，把密布京城的大街小巷，胡同院落建设得有板有眼，有井有条。

小的时候，家住南城胡同。胡同里的每座院落，都不会少于百年。居室小，人多。绝大多数人家，人均不足四米。还有困难的家庭，人均不足两米。介绍这些不是把贫穷当光荣，而是作为比较。

在那种困难的生活条件下，胡同里没听说过，哪家哪户为房子争得不可开交。人们在屋檐下放个煤炉子，墙角处堆上煤球。屋里放口大缸，里面藏着粮食。窗户台上摆着装满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

入夜，胡同里清风吹过，户户小院寂静无声。屋里欢声笑语。那种有条有理，有章有序的老北京生活，伴我过了十多几年。

作家王朔有篇描写七十年代，朝外小街市井的散文。读后，觉得文章内容基本不着边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位名人还未出生。而七十年代初的大院孩子已经欺行霸市，鱼肉邻里，还指望朝外小街的人温良恭俭让，含情脉脉以待？良好的世风需要慢慢养成。而恶劣的风气一定一哄而起，没有高贵于贫穷之分。

改变静谧生活的契机，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那晚地震过后，人们惊慌失措，纷纷涌向街头，涌向宽敞的公共场所。连续三个月，北京人不敢住在家里，风餐露宿，生活在临时搭建的小棚中。

天坛公园是南城人避难的场所。外坛的松树林里不用形容，就是祈年殿上下，也搭满红红绿绿的塑料布棚屋（在这里插一句。三个月下来，祈年殿周围的汉白玉围栏，未见一处有到此一游的留言）。

到国庆节前，政府通知可以回家居住。但是，在家里也要准备防护地震的措施。

人们从躲避处往家搬的同时，各个单位为保护职工安全，开始发放抗震物资：砖头，苇席，油毡，建筑木材。

有了建筑材料，人们首先在屋里搭起木头框子，以固定床架。胆大些男孩儿在院里搭简易苇席棚，夜里睡在里面。这些苇席棚子，后来变成四合院里，私搭乱建的始作俑者。

在地震后的一年时间里，许多男孩尝到独处一室的悠闲感。从小到大，他们挤在兄弟姐妹共同的房间里，难受和不方便可想而知。

北京的四合院里，应运而生的抗震棚，一年以后逐渐演变成有门有窗，像模像样的简易房屋。胆大些的人家，把抗震棚改造的简易房盖到大街上，盖在胡同口。这些改造后的抗震棚，也曾有过光荣历史：1977年恢复高考前，许多应试的考生在抗震棚里挑灯夜战。在农村受了数年煎熬的老四届插队青年，有些回京后，住在抗震棚里。后来，他们又在抗震棚里结婚生子。

改革开放初期，盖在大街上的抗震棚，被改造成商业用房。北京第一批个体经营者中，有很多人诞生在这里。

所有事情的成因都有来龙去脉。城市里私搭乱建之风在最初阶段，是因为人们求生的渴望，因为生活的本能。

四合院的味道被彻底破坏。房檐下再接出房檐，山墙外又生出山墙。院中照壁被拆下，材料当做厨房的屋顶。宽阔的门道被切去一半，改成婚房。

私搭乱建需要砖块。人们把目光转向城墙的浅灰色澄浆砖。它们被毫不客气地扒下来，运回家中。从1976年秋后到1979年底，崇文门到东便门一千多米长的古老城墙，出现数个上百米宽的口子。外层城砖被取走，青灰色的墙体露出白花花的浆泥和橙黄色的填埋土。很快，裸露的黄土也被小车推走。

自此，私搭乱建之风如同变异的流感病菌，越来越猖狂。特别是到二十一世纪以后，住房变成了魔鬼，变成了摇钱树。增加一米房屋面积就是几千甚至上万元财富。

新建的高档别墅小区里，人们在属于自己的建筑上，肆意加盖。多层楼房的一楼住户，也可以向外延伸，扩充。仅有的一些平房院落，竟然原地架起三层楼房。还有那对住在北七家连体别墅的朋友，开挖地下室。

据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开设有风水课。在城市私搭乱建的现象面前，还有什么风水可谈？

现在，不少家庭供奉着佛造像。人们胸前，手腕上挂着佛像，套着佛珠，俨然佛派弟子模样。然而在个人贪欲上，属我辈人最疯狂。

　 许多人只知道有大衣柜，没听说过还有中衣柜。四十多年前，我给家里拉回一个带穿衣镜，个头比大衣柜矮半尺的中衣柜。

一九七六年七月，唐山大地震。震后第三天，南城胡同的居民被安排住进天坛公园。河泊厂胡同群的居民分配在祈年殿西北角，从白木凉亭到内坛背墙的花圃一带。

各家各户自由找寻适合搭建棚舍的地方。有木竿子的家庭在空地上挖坑埋桩，架梁加顶像模像样地盖起四角硬的棚子。没有建筑料的家庭选择树木密集处，借助树干结绳拉纤，再铺上塑料布或苫布搭出的棚子颇有战地色彩。

入夜的天坛公园古树参天，炊烟袅袅，灯光闪烁，人声熙攘，一派野营景象。现在回想起来，不到下一次人类末日光临，人们是无法享受这样的生活了。

转眼之间，天气从盛夏转入立秋。人们在大杂院一样的天坛公园已经住了近两个月。有的家庭开始准备砂石砖瓦，大有在“沙家浜扎下去”的打算。

机关，工厂为了帮助职工过冬，也纷纷分配修建抗震棚的材料，主要是各种形状的木材，红砖，油毡和苇席。

那些日子，我每天下班后，不是到父亲单位拉木材，就是到母亲单位拉木材。水曲柳木，菲律宾柞木，红松木和桦木应有尽有。

工厂的师傅也给我筹措一批包装箱的板材。从父亲单位借辆三轮车沿化工路西口的车间，载着板材一路骑向天坛公园里的“家”。

天坛东门路边，摆起前门家具店露天市场。人们围着几个压光贴皮的聚合板棕色柜子议论着。

那时，聚合板家具还是新鲜东西，带穿衣镜的衣柜更是稀罕物。比大衣柜矮一头的中衣柜，也比我家用文件柜改装的衣柜强出许多。

我毫不犹豫地定下一件，29元。

正在抗震棚子准备晚饭的母亲，听说定了件中衣柜，高兴极了。她坐上三轮车和我赶到天坛东门，直接把柜子运回河泊厂的家中。

一路上，熟悉和不熟悉的人不停地感慨：闹地震，人心惶惶。你们怎么还往家买这么贵的家具？

母亲笑着回答：不是闹地震，到哪去买这么好的衣柜？

买回衣柜不久，我又从东华门家具店拉回一套简易沙发：水曲柳木扶手，蛇形簧软座垫，软靠背，咖啡色粗条绒外饰布。 这套沙发120元，在那时算得上天文数字。沙发更是洋玩意，在胡同里引起不小的骚动。好几位老邻居从天坛的临时住所回到胡同里，为的是欣赏这对沙发。

现在回想起来，从一九六六年夏天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到一九七六年夏天过去十年。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南城胡同居民的观念发生了默默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生命真谛。

唐山大地震开启变化的大门。它不仅记录天灾带给人们的恐惧，更展现灾难面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家庭，单位和国家为依托，大家相互帮助再没有过去的政治成见，再没有阶级成份区分。

大地震来临的那个深夜，我看到一缕银白色的地光斜斜地插在天地间。人们跑到街头。大雨倾盆时，往往在一块塑料布下，躲着几个家庭。几万人在天坛公园避难的两个多月，这里的卫生干净，秩序井然，没发生一起火灾和人祸。 作为大难来临时的经历者，见证平日松松垮垮的南城居民，在灾难面前是何等的团结和镇定。

临近一九七六年国庆节前，南城居民们遵循安排，回到胡同里的家。

地震改变南城人的生活。每个家庭都有了一批单位发的抗震木材。从天坛回到家后，为了继续防震，人们在屋檐下，在院里，甚至在胡同口搭起抗震棚。

一百多年的南城胡同布局，几百年的北京四合院结构，统统在一九七六年的那个秋天被打乱。躺在新建的抗震棚里，人们感觉到的不是地震欲来的恐慌，而是新的生活空间带来的幸福。

新中国的户籍制使城市人结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户籍把人凝固在所居住的房子里。到一九七六年底，南城胡同的居民在此生活二十六年。有房户和租房户大约一半对一半。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孩子们已然到懵懂人事的年龄。每家每户的家长都为狭窄的家居环境忧虑着。不想，改变生活的地震来了，抗震物资来了，国家默许的抗震棚建设的政策来了。更巧合的是，从这一年开始大批知识青年返程回京。抗震棚成为他们回家后，理所当然的安居之所。

应该说：南城人的新生活从抗震棚开始。现在人们所说的城市违建，在那个阶段完全是生活所迫。 （说句实话，今天的政策把一九七六年的抗震棚划入违建，不计入拆迁补偿范围，有些差强人意。）

多数灰头鼠脸的返城知识青年回来后没有工作。在痛苦的等待中，知青们总想干点什么，以便在家庭证明自己的存在。他们把户外简易的抗震棚推倒，盖成可以住人的小厨房。他们用家里的抗震木材做家具以改善生活条件。他们在别人上班的时候，上街买菜，准备一家的晚饭，长时间下来也居然练就了厨房手艺。不要忘了，十年前的这批人是北京城里，风风火火的革命小将。

到一九七九年，抗震棚演变出来的新居矗立在院里，胡同里，大街旁成为返城知青的婚房，成为知青合作社的作坊，成为北京城里最早的个体经营场所。

与现在私搭乱建的现象完全不同。当年，这些建筑为没有工作的知识青年们，提供了生活庇护。而今天的违法建筑是一批人追求利益和享受的摇钱树。

　　都说社会是万花筒，每一次转动都有不同的图案出现。人们把这称作年代特色。特色囊括的内容很多，吃的，穿的，说的，甚至遣词造句，习惯用语都洋溢着年代特色。只要是过来人，只要不傻，谁也不会忘记经历的过去。

文革结束后，社会进入倏然宽松的状态。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企业恢复奖金制度。出身和成份不再是区分人的标准。古代四大名著和《红与黑》等外国小说重新出版。在公共场所，人们公开议论朝政。个体经营的餐馆，探头探脑地出现在街头巷尾。

中国变了，变得每个人都舒展起来。

住房与户籍一直是约束城市人的桎梏。严格复杂的户籍管理，决定住房所在地的不可撼动性。以南城胡同为例，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七年的二十年间，我家的左邻右舍，丁是丁卯是卯，不曾变换过。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许多家庭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文革十年的淘洗，家庭隐私，心灵隐痛，折磨得一些人抬不起头来。到七六年以后，再做邻居似乎已经不大可能，他们急需换处新的居住环境。

那时期，南城胡同的住户，大多从房管所承租住房（文革初期，私有房产一律收归房管所所有。一九八五年以后，陆续归还给原房产主）。

花市房管所坐落在花市三条的西口。从一九七五年底开始，花市房管所率先推出居民自由换房服务。换房处设在花市头条西口，路北的一座小院里。

四十年前的南城楼房很少，换房的条件也高。三间标准的大北房，换不来天坛东门简易楼一套两居室。与现在不同，那时临街的住房很少有人问津，所以廉价。

没有人想到几年后，北京的个体商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多数路口的临街房，成了人们追求的香饽饽。

很快，换房处又出现工作对换。开始是城内和郊区工作岗位的对换，继而出现不同城市间的工作对换。

那时没有公务员，聘任制，合同制，外企，私企之分。有的只是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和街道企业，俗称小集体所有制之别。

在全民所有制企事业里，工人和一般干部没有区别。两者之间还存在以工代干的过渡。

以工代干是种奇怪的政治身份，几乎是伴随着走后门之风来到社会。直到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市有关部门永远终止它的存在。

七五年到八十年代初期，社会出现的自主换房，自由对调工作的热潮，如同摆在牌桌上的混乱麻将牌，需要重洗。不相容的比邻，不合适的工作制约着人们的生活。国家利用自主对换对调的宽松政策，帮助需要者选择新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

自主换房的前提是国家提供承租房源。自主对调工作的前提是工作岗位，无高低贵贱之分。这两个条件在今天都已不复存在。它们已经成为，标志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五年的年代特色。

特色

大约是七三年以后，刀锋剑利的阶级斗争理论消停许多。

回家探亲的知识青年，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街道积极分子赶来赶去。花市信托商店里，竟然公开出售出口退回的黑色男式尖头皮鞋，五块钱一双。厚厚的皮底落在地上“嘎嘎”作响。还有女士的连腿肉丝袜也摆上柜台。这些东西在轰轰烈烈的运动高潮期，甚至六六年以前，都很少见。

工厂里的政治学习气氛同样发生变化。人们坐在一起，摆出学习的模样，聊天的聊天，瞌睡的瞌睡。对生活的追求欲望与对极左政治的厌倦感，渐渐弥漫起来。

五十年代是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南城胡同的家家户户都有三，四个孩子。一些家庭有七，八个孩子也不为怪。

孩子们小时，同睡一张大床，磕头碰脸是常事。孩子大了，又正好赶上上山下乡，紧张的居住环境没有显露出来。

七五年左右，插队的青年陆续返京。他们已经变成高高大大的成年人。大多数家庭原有的狭小住房，此时明显捉襟见肘。

电影《贫嘴张大民》表现的住房困境，在那个时代的南城胡同不在少数。许多家庭急需解决子女的睡觉问题。

同时运动初期，因出身成份问题，胡同里一些家庭被压制多年。此时，政治环境松动，他们想远离胡同旧居以忘却过去。

住房是人类的生活必需品，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在过去的七十年里，北京住房有七种：

一是旧社会留下的私有房产。房产主留下自住房外，把剩余的房子出租。房租不低，大约是承租人月工资收入的十分之一。

二是房管所的公租房。公租房条件不太好，但是租金低廉，一间房每月几毛钱。

三是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自建房，由职工居住。其租金只是象征性的数字。

四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分房。文革开始时，有些家庭被送回老家，腾出的住房被分给一些人。这批住房就是文革后，最难处理的腾退房。

五是福利房。过去没有福利房的感念。福利房出现在十一届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七九年开始，以各级国家机关为首，在北京大范围建设职工宿舍，后来又延伸至工矿企业。

六是最初的商品房。商品房开始于一九九六年的福利房私有化。福利房的房主缴纳一点点购房钱，一本紫色的私房产权证发到手里。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小本本，将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何等翻天覆地的变化。

七是今天疯狂的商品房市场。自从住房登上投资赚钱的快车后，已经没有本来的生活属性。它不再只是为人类的生存服务，而成为赚钱工具。在它的推动下，社会一切行为都变成经济行为，世间的一切东西都可以卖买。

从七五年开始，崇文区花市三条房管所门口，出现人们自发形成的换房市场。说是市场，不如说是人们各取所需的自由交换，有些像人类早期的物物交换：根据双方需要，一处房换两处房；两处房换一处房；临街房换院落房；平房换带厕所的楼房；楼房换多处平房。

参加换房的人手里举着，写有自己住房条件的纸牌子，站在墙边等候需要者询问。

今天，一些公园里的婚姻介绍所，与当年的换房市场有些相似。不过，那时人们不敢在报纸上随便写字。因为报纸上写着革命口号。人们在上面写字时，稍不留神就有被误解之嫌。

有需要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买卖，有买卖就有机会，有机会就有抓住机会的人。

七五年，花市三条出现自发的换房市场不久，便出现了换房人之间的物质补贴：为完成满意的换房，弱势一方会自愿搭上一辆自行车，一块手表或者几百元钱。 很快，这个机会被南城胡同的一批有识之士发现。他们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用不停歇的换房过程，赚取好处，获利颇丰。这批人，当时被称作吃瓦片的人。

有个伙伴姓葛，父亲是胡同里最出色的吃瓦片人。从七五年进入换房市场后，老葛家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四次搬家。

他家的居住条件迅速改变，从两间不足十四平米的低矮小东房，换成三间三十平米的北房。

记得前几年，网络上有别针换别墅的传说。不知谣言制造者是否参考并放大三十几年前，北京城里吃瓦片人的获利传奇。老葛在完成最后一次换房几天后，突然倒在三间北房里，溘然长逝。

老街坊们都说：老葛是被瓦片噎死的。

孝顺胡同

鲜鱼口附近的孝顺胡同，分为南北两条街，南孝顺胡同和北孝顺胡同。两边都没有甲十七号，所以对本文无法对证。

我确实在那个院里生活五年。到今天，院里的老人们都已离去，才敢真实地描写那些善良的老街坊们。

孝顺胡同在北京南城小有名气。从清晚期到解放前，胡同里有不少妓院和大烟馆。孝顺胡同的名字也由此而产生，意思是妓女的孩子也要孝顺母亲。

解放后，过去的妓院和烟馆被改造成旅馆。一条不足三百米长的胡同，大小旅馆有五六家之多。由于忌讳，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南北孝顺胡同被改名为南北晓顺胡同。

红红的街牌一直挂在胡同口两端的墙上。但是，住在这里的老居民始终改不过口来，每次说到胡同名称时，依旧是孝顺胡同。

一九八零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当日结婚的我们，住进鲜鱼口孝顺胡同甲十七号，前院的一间临时借用的小屋。

小屋有七平方米，早在一个月前，已经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

小屋的松木房门有些变形，关门时，要使劲向上提一下。婚礼前一天，关门走时，北屋走出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他咳了一声，轻轻地说；“小伙子，新婚的房子，门可要看好。”

我似懂非懂地答应：“知道了，谢谢您。”

南屋两间，住着一家三口。孩子上高中。两位老人大致与我父母同岁。我称：廖叔，廖婶。

廖叔很高很胖，大脑袋，秃脑门，大嗓门。看得出，他在单位很得意，所以在院里，对左邻右舍也习惯性地吆三喝六。

早晨，廖叔站在自家台阶上刷牙，牙刷在牙齿间弄得山响。

甲十七号的前院，小到只有三张双人床的面积。从自家门口到其它屋门口也就五六步距离。一个大屁没放完，院子就转了一周。

最后一口水含在嗓子眼里，嘴噘向天空，廖叔使劲地漱口，发出呵呵的响声。声音大得仿佛就在我家窗台下。

由于天天如此，一个月后，我和爱人已经习惯。再后来，廖叔“呵呵”的漱口声，居然成为我们起床的信号。

十几年后，已经各居一方的我们听说廖叔病重，专门到南三环廖叔的住处去看望他。

廖叔躺在家里的床上，早没有了当年在孝顺胡同的派头。临走时，我看着廖叔依依不舍的眼光，故意把嘴撅向天空，嗓子里发出“呵呵”的声音。

廖叔淡淡地笑着。周围人没有谁懂得，这是啥意思。

再一个月，廖叔走了。

男人不到娶妻生子，单门立户不是男人。从出生到结婚前，寄于父母门下，吃的是张口饭，一切有老辈人呵护，属于简单生活。成家以后，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有了属于自己的门牌号码，特别是有了绛紫色的户口本。自己的名字被放在首页，还标明户主。这才开始当男人。

早晨起来，站在自家门口和早起的街坊们打声招呼。哪怕前天你还未婚，在街坊眼里就是不经世事的毛头小伙。从婚后的第一天起，你成为男人，开始独立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起床后，首先一件事就是倒掉存了一夜的尿盆。小院子里，只有一眼对着自来水龙头的下水池，在我们住屋的左手边。

推开门，一扬手把盆里的尿倒进水池，然后打开自来水龙头把尿盆冲洗干净。

我没有急于回身，站在屋门口，想和初识的街坊们说句吉祥话。

院里四户人家，起床的时间没多少前后。我发现各户的窗帘都不停地掀开一处小角。

各屋人都在向外张望。看什么呢？我莫名其妙。

爱人喊我回屋。门还没关上，廖叔首先端着尿盆，小跑着到了下水池边。他回屋后，南屋的郭老师脚跟脚地冲出来。她家的尿盆巨大，就是个中号的洗衣盆。

我恍然大悟：邻居们都在等着处理下水。而处理下水时，别人都会故意转过身去。这就是生活的私密，鸵鸟一样的私密。

早起，邻里们的第一句问候话，一定是在各家处理完下水和洗漱以后，带有多许轻松的情绪。

小院的三间北屋和一间七平米东屋，住着一对兄弟和他们的孩子，共十七口人。他们姓李，回族。

老大（就是嘱咐我关好屋门的老人）是隆福寺饮食基层店的经理，一个极其优秀的特级厨师。 在孝顺胡同住的五年里，我们经常吃到李经理做的清真佳肴。

看他做饭是一种享受。只要是节假日，他一准身着全副厨师装束，在顶屁股大的厨房里，做出全套隆福寺小吃。

我细细观察：每次做完饭后，李经理都汗流浃背地坐在屋檐下，燃上一支烟，笑眯眯地看着老伴端着碗，把最先出锅的美食送到三户邻居家。

由于屋子小，没有摆放桌子的地方。李经理全家从来不同桌吃饭。加上兄弟家四口，十七口人分坐在屋檐下。

李经理制作的佳肴，放在靠山墙搭建的厨房里。大人，孩子夹菜时，各取所需。

看到这种情景时，没有人不心头一颤。当时北京人住房困难，但是没有见过，像李经理兄弟二人这样困难的。它使人不禁想起西北辽阔的河套牧场，和“花儿”激越的声调。

诺大的北京城，如此亏待这等善良的一家人。更何况甲十七号整个院子，在文革以前都是李家的私产。

他们全家十七口人，龟缩在不足三十七平方米的天地里。单就面积来讲，人均两米几乎等同于监狱里的小号。

在全院四户街坊中，李家人们过得最平和，最安静，最融洽。他们全家都喜欢看足球。一旦电视里有足球赛事，李经理便早早打开，全院唯一的一台十四寸牡丹彩电。

电视机放在向外的窗户里面，全院人各自选好自己的位置。

我不喜欢看球，却喜欢听李家全体老少的评球观点。尤其是李经理的两个儿子和李经理的兄弟（一位新华社的著名记者）之间发生的关于球技的争执。

每逢这时，全然没有了平日里的和谐气氛。每每都是李经理的小儿子丢下一句：“球不臭，你们评的太臭。”然后从前面座位上站起，拂袖而去。

不一会儿后，他又悄悄跑到后面，向电视里张望。

一天下午，我无意中听到李经理夫妇的对话：

“你找到房管所去啦？”

“ 去了，怎么着？孩子们都大了，屋子小的连脚丫子都放不下。”李经理的老伴提高了声音。

“别让街坊们听见，影响不好。小点声。”

李经理制止了老伴的说话。

偏偏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我知道，李家在向房管所请求要回自己的房子。这也意味着，我的小屋可能住不下去了。

李婶看见我，急忙说：“孩子，和你没关系，安安心心的，啊。”

李家兄弟 住在孝顺胡同的人十分遵守孝道。在孝顺胡同甲十七号的五年里，从来没有见过邻里之间，为生活中的磕碰而红过脸。大家都是相互帮衬着过日子。

甲十七号弹丸大的小院，住着四户二十八口人。每户家庭都在屋檐下放着火炉子，窗台上码放着一摞摞蜂窝煤。只是李经理家，由于四间房分别是东屋和南屋，形成自然的角落。在角落里，李家盖了间小小的厨房。再有就是我家屋檐下的厨房。

屋门口右手是全院人使用的自来水龙头和下水池，再加之偏房没有房檐。过去的住户在窗根底下，搭了间做饭的小棚子。小棚子顺着窗根向外发展，占去院里一米的公用面积。挨着小棚子的外墙，每天再放上我和爱人的两辆自行车。可以想象，四米宽的院子已经被占去一半。

看着来往的邻居们经过我家小棚时，都要不经意地绕上几步，很不舒服。 一天，我拿着尺子，算计窗根底下的露天面积，准备拆掉小棚。

李婶先站在我身后：”你要干什么呀？马上就冬天了，拆了小棚，大白菜下来后，你放哪？“

廖叔走过来：“有个小棚，放个炉子，这就是家。是家总要有做饭的地方。”

听着街坊们发自内心的劝阻，感觉身上暖暖的。

小棚只有不足一米三高，胖胖的廖叔被卡在小棚门口，险些转不过身来。

李经理是生活的高手。他瘦瘦的身材，猫着腰钻进小棚，从里面对我说：“你把小棚地面向下，挖一尺深，再找点碎砖头铺上地面。小棚子就有一米五高了。否则，你这一米八的大个子也进不来。记住，不能找借口进不了厨房就把做饭的活儿都推给媳妇。”

老街坊们的关心使我心里热乎乎的。这是父辈对孩子的呵护。

几天后的晚上，我找来一车碎砖头。院里人七手八脚地帮我把砖头搬进院里。

铺小棚的地面时，李经理站我身后，用多余的碎砖头在下水池南侧池沿上，砌起一面一尺高的围垛。新砌的围垛挡住污水溅向我家门口。

由于李经理全家的努力，特别是二儿子拿出来了拼命三郎的劲头，吓坏了房管所里的管事人。房管所在早已符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为李家补了一间平房。新补的房子在孝顺胡同南口。

李家二儿子，那年刚从东北兵团回到北京。他红红的脸庞，一头盖住双耳的头发，从早到晚坐在家门口的小凳上，一颗接一颗地吸烟。

回京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他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在他眼里，面前的一切事都太窝心。晚上他打开折叠床，睡在父母的床边。

一天，我无意中看到他身体卷曲在小凳上，抬着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天空，眼泪默默流下。

在和李家二儿子的交往中，从未听过，他提及北大荒的事情。如此一个没有成家，没有工作，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的兵团战士，当他在房管所按政策要不到房而咆哮时，其威慑力度可想而知。

一年以后，李经理家又来了好事。新华社分给李经理的弟弟一套住房。新房在劲松小区。搬家那天，全院老少总动员。大家不是去干活而是去欣赏。

大记者的家除一张双人床，一个写字台和两把椅子外，别无他物。全家四口人，这么多年如何在十平米的屋里安睡？一直是个谜。

在这间小屋里，还要给大记者留下写作空间。他曾受组织委派，坐着大象冒死潜入柬埔寨，与红色高棉的主席波尔布特和乔森潘做过长谈。在写的《内参》中，他的观点提及到：这个政权由于脱离群众，恐怕寿命不会太长。其大胆见解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有意思的是：红色高棉领导人当年在窝棚里，接受来自中国记者的采访。而去采访的中国记者回来后，在自家小小的角落里，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写完《内参》。

由于常年吸烟，大记者的脸色黑黑的，说话时慢条斯理。倒是他爱人，一个一直从事小学教育的北师大毕业生，一辈子为大记者服务得尽心尽力。每逢大记者写了一夜文章，清晨入睡时，她就站在门口，向大声说话的往来邻居示意：请轻一点。大家便蹑手蹑脚地走过他家窗外。

从没有享受过，如此居住条件的甲十七号邻居们，看到大记者在劲松的两居室新房后，都欢呼起来。

新房空空荡荡的，大记者搓着双手说：“要么留间房？咱们盘足球吧。反正也没钱买家具，闲着也是闲着。”

大记者喜爱足球的劲头，世上少见。在搬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只要电视转播足球赛事，他一准回到甲十七号院来，照旧搬个小凳坐下，一边看，一边有一嘴，没一嘴地和二侄子抬杠。再后来，他做了一家媒体的领导，看球风爱好依然如故。

大记者家搬走后，空下来的房间，给了李家二爷。他从孝顺胡同南口的房间搬回来，趾高气昂地住进新屋。工作有了着落，新交的女友隔三差五来家闲坐，李家二爷精神焕发，乱哄哄的头发改为齐刷刷的寸头。

他留寸头，很有型。

　　吴芬和她丈夫 深秋的清晨。天还未完全大亮，从我家东墙外靠近门道的方向，传来沉闷的重击声，一下，两下，三下。

我翻身下床冲到屋外。由于经历过1976年的地震，许多人对发自地面的，有节凑的声音都有生理反应。我家小屋的右墙正对着门道。同院西南屋的邻居吴芬卷曲在门道进口的角落里。

一个同她年龄一般大小的平头男人，正搓着拳头直起腰来。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后，又转过头去。

一张面孔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长方形的脸，戴了副当时很流行的秀朗眼镜，面皮很白，没有肉。

由于太用力，被打的吴芬蹲在角落里，大口地喘着粗气。

知道有人过来，男人拎起放在旁边的一只黑色公文包，头也不会地走向大门。

吴芬缓慢地从地上站了起，向我不好意思地轻轻笑了笑，低着头匆匆走向院里。那笑容像是一个蹩脚的画师画出来的，十分勉强。

我身后传来小福子的大声吆喝:“装他妈什么孙子，大清早的打老婆。狗东西。”

那个男人是吴芬的先生，一所著名大学的老师。我们搬到院里有半年多了，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吴芬和爱人都是文革中毕业的老大学生。他们不是北京户籍人，毕业后留在了这座城市，住进小院西南角的一间不足十二米的小屋。我搬进院里时，吴芬一家有两个孩子，大女儿上二年级，白白净净，小儿子也就三四岁，整日跟着同住的姥姥,膝前膝后地转悠。可想而知，一家五口住在十二米的房子如何生活。

福子告诉我：因为房子太小，吴芬的男人半年也回家不了几次，就是回来也轻易不在家里过夜。偶尔住一次家里，第二天俩人保管要打一次架。院里人谁也不知道为什打架？他们吵架的声音比蚊子声还小。争执太激烈时，就见到男的扯着吴芬的头发，拉到门道里。然后就是这样狠狠地捶后背的声音。吴芬始终一言不发。

“哪天我看不过去了，非抽丫头养的一次。”说完，福子歪着嘴角轻蔑地说。

生活不是小说。人们不可能像作家一样钻进纸堆里，写完张三写李四地编故事，有时还把人家的心里活动都能创造出来。所以说作家是纸上的造物主，是臆想生活的高手。小说是别人生活高墙上的一扇窗户，它可以帮助你窥视到别人家的秘密。不过它太高于生活了，高到了不是生活的地步。小说里到处是作家留下来的汗味。人们真正的生活是关上屋门，扯上门帘子后一家人的秘密。家庭以外的旁观者永远不能知道。

早饭后，被捶打了几拳的吴芬，依然昂首挺胸地推着自行车走出大门。在门口，她回身大声地告诉要上学的女儿：“放学后买棵白菜。”

一年后，吴芬在工厂里做了车间主任。每到周六，周日都有同事来拜访她，她家十二米的小屋里经常传出说笑声。

在我们的女儿出生百日时，吴芬轻轻敲开了我家的门：“来看看你们的孩子。”

她热情地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一双用红纸包着的小皮鞋，“这是我们女儿穿过的小鞋。哦，只穿了几次，送给你们的孩子。小孩穿的东西尽量不要买新的。婴儿的新鞋又板脚又贵，还穿不了几天就会小。”

在我们搬离小院的时候，吴芬上电视了。她以副厂长的身份接受记者采访。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很大的伸缩性，对环境的适应是他们一切积累的成果，哪怕是揠苗助长，哪怕是削足适履。知识使有知识的人变得承受力极强。他们能在最狭小的空间里争取平衡，也能在最大的空间里保持平衡。

多年后我遇到福子，他告诉我：吴芬一家后来也搬走了。吴芬的爱人成了教授，还是老样子：蔫坏。后来两人又莫名其妙地打过几次架。不过搬家时他很卖力气，比搬运工都有劲儿。

现在吴芬和爱人都已八十多岁，想必架还是会打，只是捶后背的人和被捶的人都没有了力气。

冬储大白菜 一直很羡慕八零后和九零后的青年们。他们敢追求，有向往，生活多彩多样，有点像卷进五颜六色食物的披萨。最耐人寻味的是餐后付费AA制，即便最好的朋友也是各掏各的腰包，五零后们有些看不明白。亲兄弟明算账的家教出自咱们老祖宗，却实践于现代的青年人。细细想来，也好理解。我们那时太穷，既没啥好算账的，也更没啥好吃的。

一九八一年深秋。学着结婚以前在父母家时一样，准备买冬储大白菜。

大白菜是那时北京人的看家菜。从第一次初霜落在京城开始，京郊产的青帮大白菜，开始陆陆续续乘着马拉大车进入街头巷尾。白菜堆得像山一样高，孩子们可以攀着白菜山登上胡同里的房顶。各家各户在院里的房前屋后，清理出一块向阳背风场地，做为储存白菜的地方。白菜买回，还要盖上厚厚的棉被。从这一天起，每到星期天，家家户户晾白菜成为大人的主要工作。冬储白菜很娇嫩，盖不严实会冻伤，不通风又会烧心儿。宝贝似的大白菜为北京人撑过一冬。

下班后，我买了四百斤大白菜，靠小厨房的墙边码放起两米长，一米高的一道白菜墙。全院的邻居也都把买回的冬储白菜，摊放在院里的各个角落：窗台上，台阶上，院子地面的碎砖上。本来就窄小的院子，由于白菜的到来，只剩下插脚的地方。

南屋廖叔家三口人，只买了一百斤冬储菜，摆在台阶下面。廖叔看着我刚码齐的四百斤白菜，乐呵呵地说：“小两口这一冬就拿白菜对付啦？”

我不知说什么好，低头“嗯”了一声。

廖叔夫妇是院里最有钱的人。一九八零年，我第一次看到的彩色电视机就是在他家五屉柜上。在我的感觉里，彩色电视机应该和红白蓝三色的胶片效果差不多。想不到真识的彩色电视机居然与眼前的世界一模一样。

北风初起的时候，廖叔在家看电视也会大敞着屋门。直到有一天廖婶大声吆喝：“快关上门吧，都快冻得穿棉袄了。”

廖叔不情愿地关上屋门。他端着白色的细瓷茶杯，啜茶声和漱口刷牙声一样响亮。开着的门缝里，不时传出廖叔对电视节目的褒奖之词。

不知为什么，即便是院里的孩子也不去廖叔家看彩色电视。廖叔的官气和财气在院里鹤立鸡群。

“李姐买了多少斤冬储菜？”廖叔从我家门口踱步到东屋，看到李婶正在忙着收拾白菜。

“一千” 李婶答道。

“你家十五六口人。买一千斤，平均人均量五十斤，不多。还是人家北屋小两口有魄力，一家伙买了四百斤，平均一人二百斤。”廖叔自言自语地在院里絮叨。

李婶收拾完自家的白菜，绕过站在院子中间的廖叔，走到我家门前：“孩子，四百斤白菜不多，要保管好。回头让我家老头子教你们几道做白菜的方法，管保比肉还好吃。”

感受着同院邻居们的不同关心，心里五味杂陈。

人在当家立户以后，都要过几年勒紧裤带的日子。那时收入太低，一个月下来，生活上紧打紧算也就有几块钱积蓄。为了迎接将要出世的孩子，只能把生活费用降低到最低水平。

东单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有座巨大的斜顶式建筑——东单菜市场。半圆形的穹顶下，三个不同朝向的绿色大门像是座体育馆。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东单菜市场里的商品永远品种丰富，菜蔬新鲜，肉禽蛋果一应俱全。

从工厂乘公共汽车回家时，需要在东单路口换车，再到前门。东单菜市场成为我们最喜欢参观的地方。菜市里的空气充满各种味道，就连市场中央卖活鸡和活鸭的铁笼周围，都感觉不到禽畜的腥臭味。特别是在卖调味品的柜台前，每每不愿离开。时令鲜菜柜台在菜市场的北墙边。市场外下着大雪，市场内水灵灵的西红柿，绿莹莹的柿子椒，亮紫色的茄子整齐地码放满呈斜面状的货架。

东单菜市场不止商品诱人，连卖商品的售货员都红光满面，衣着整齐，显的有头有脸有身份。那时做售货员，做大商场的售货员，尤其做副食品大商场的售货员是很多人的梦想。

自古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如同现在千军万马考公务员一样。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做领导就意味着付出，意味着辛苦和要把利益让予他人。那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年代。即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含义也没有被改变。知道焦裕禄的事迹吧？那时，焦裕禄式的干部很多。

在东单菜市场蔬菜柜台的东南角，堆着几盘受冻的处理菜，有柿子椒，有西红柿。已经连续吃了近两个月大白菜，我看到这些稀有的精细菜，自然流连忘返。

售货员走过来说：“三毛钱都拿走吧。”

那天的晚饭好香，好香。

　　断尾巴老鼠 甲十七号院子和前门楼子咫尺之遥。说的玄乎点，站在院子里穿过房脊向北看，望得见前门楼子东南角翘起的斗檐。

一九八四年国庆节的夜晚，广场晚会燃放停了数年的烟花。从房后爬上房顶，坐在高高的房脊上欣赏漫天烟火，那感觉不亚于坐在观礼台。只不过人家大人物是从北向南看，我一家三口是从南向北看。

屋里面积很小，一张双人床；床与东墙的缝隙间塞了一只酒柜；床尾距离窗户的空间，码放全家最昂贵的器物——一只米黄色的大衣柜。折叠餐桌在冬季永远折叠着，因为，炉子和放餐桌的地方同属一地。有甲没乙，甲乙势不两立。

那年，正赶上期末考试，我把衣柜右边的门拉开，上边打了孔，拉进电线，装上电灯炮。这样开着衣柜的门可以挡住光线，不影响家人睡觉。同时衣柜开着门后，里面的空间和衣柜的格子变成写字台。

在这个衣柜写字台里，我完成了中国新闻史，古代汉语等多门功课。最有意思的是那年全总和《工人日报》社组织的第一届全国精神文明小说征文比赛中，我的获奖作品《换房》就是在衣柜里写的。后来把此事讲给评委会的王耳，刘桂贤等几人听时，引来哄堂大笑。

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位于前门地区的小屋很有感情。出院门向北走是打磨厂胡同西口。路口北侧是家国营饭馆。它以卖天津耳朵眼炸糕著称，每天早晨都有几十人风里雨里地排队等候。卖炸糕的小伙子牛气的很，经常大声斥责挤在前面的人。

记得是一九八三年的夏天，忽然卖炸糕的小门被贴上封条。门口挂着停止营业的牌子。听街坊说，那个卖炸糕的小伙子竟然在炸糕豆馅里掺入大便。屡次作案竟未被发觉。小伙子居然拿此事向同事炫耀。他被举报并抓了起来。

当时也不知此事的真伪，或是以讹传讹，反正炸糕不卖了。小门再次打开时，改卖散装生啤酒。

八十年代初，啤酒已经摆脱马尿的评价（现在的青年们不知，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人喜欢的啤酒被中国人称为马尿），国人特别是青年人把站在街头喝啤酒，视为时尚。

打磨厂西口的北段斜向前门楼子方向，有一块巨大的水泥砌的宣传牌子。夏天，每天傍晚，水泥牌子下便成了热闹的活动场所，卖自制汽水的，卖二手散装啤酒的，卖电子表的。人们光着膀子，站在三轮平板车上大声吆喝。时不时也有汽水瓶子打在人脑袋上的“噗噗”声传来。

换个角度说，中国的开放和人们的渐渐富有，也从这时慢慢开始。到一九八一年年底，廊房二条东口出现北京城第一批个体经商户。香港的潮货经广东涌入北京，首先在这里安营扎寨。

廊房二条东口建起一批专卖港式服装的小商铺。那阵子，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天天联篇累牍地批判，街头出现的奇装异服，说那是部分青年人头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作祟。前门个体商家的奇装异服却越卖越红火。街上穿着奇装衣服的青年人越来越多。思维多样化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以服装和颜色的多样化开始。这是不争的事实。

据说邱会作的儿子在廊坊二条卖服装，而且是最火的一家店铺。我和爱人专门前往观瞻，想看一看这位名门之后。

改革开放初期，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放弃许多传统理念：做官的理念，名门的理念，轻商的理念，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理念等等。人们下海的下海，挣外快的挣外快，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工矿企业恢复奖金制，上班一族的腰包也肥厚起来。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进口的雅马哈50摩托车，和菲亚特拉线打火东欧小汽车来到北京。它们骄傲地奔跑在大街小巷，成为改革开放第一批富裕起来者的标志。那时还没有外地人到京城做生意，所以这些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每天晚饭后，我和爱人都要走上前门大街，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感受生活的热烈。黑猴百货商店，天兴居炒肝，门框胡同的涮羊肉。当然少不了廊坊二条的个体服装商铺。

从一九八二年起，雨后春笋般的个体餐馆出现在前门大街两侧的胡同里。不夸张地形容，从鲜鱼口西口向东望去，二百米距离内，一张张伸向空中的饭馆招牌不下十几块。

最初的个体餐馆装潢十分简陋。商户们推倒临街的山墙，修个门脸，水泥抹地面再放上三五张桌子就是营业场地，煎炒烹炸，煤火盘灶。鲜鱼口一带终日飘散着饭菜的清香。

几个月后，居民们发现餐饮业兴起给生活带来许多烦恼：苍蝇变大。黄豆大的绿头蝇能把窗户纸撞出一个洞。老鼠多了。肥硕的老鼠，黝黑黝黑的大白天便在胡同到处乱窜。

院里的街坊们开始准备鼠夹子。我们没有准备鼠夹子，而是在墙角放了只扣老鼠的碗。

第二天“贵客”不请自来。下班回家，发现扣鼠碗已经平躺在地上，我们马上转动碗边，一圈一圈，一只灰色的老鼠尾巴露出来。爱人倏地按住老鼠尾巴，用另一只手掀起碗边。一只深灰色的老鼠使尽力气向前窜动。它很年轻，耳朵和尖尖的嘴透着浅粉色。一窜两窜，老鼠跑了。地上留下一截一厘米左右的尾巴。从此，这只断尾巴老鼠和我们共同度过四年。

每天晚上，房顶的纸棚里便传来老鼠来回跑动的得得声。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老鼠全然把七平米的纸顶棚当做跑马场。尤其是关灯以后，老鼠出巡得越发频繁。最初我们很费了一番心思，想彻底结束它的挑战，用棍捅和敲墙震慑，丝毫无果。鼠药绝对不敢用，因为在顶棚里撒鼠药等于自己药自己。后来，我们居然习惯了老鼠跑动的声音。

特别是有孩子以后，发现依依呀呀的孩子似乎喜欢来自屋顶的声音。每听到“得得”声音传来，她便会安静下来。天籁之音，绝对天籁之音。我开始对顶棚里跑动的老鼠有些好感。

这只老鼠除奔跑以外，没有任何扰民行为。它不磕咬顶棚，不生儿育女，晚间不侵扰地面。慢慢的，我们允许了它的存在。如果几天没有听到它的声音，我和爱人还会相互询问一下：断尾巴怎没来呀。

第二年夏天，大雨连续下了几天，屋里到处潮乎乎的。晚上睡觉时被轰的一声响惊醒。大半个纸顶棚脱落下来，满屋子灰尘滚滚。第二天，房管所派人重糊顶棚，我还细细地寻找，那只断尾巴老鼠的踪迹。这鬼东西，已经早早弃我们而去，真不够意思。

一九八五年冬天，又借到一间大一些的房子。搬家时，短尾巴老鼠突然窜出来，探头探脑地站在大衣柜顶端查看。断尾巴老鼠长大了，边角粉红的颜色已变成铅灰色，剩下的尾巴只有黄豆粒大。它破相了，所以至今无娶。看来，这只聪明的老鼠要鳏居一生。

对四十年前曾经住过的孝顺胡同小院，记住两样东西：一是八十年代初期，善良祥和的街坊们。二是那只一直无后，却有情有义的断尾巴老鼠。

底色

有感而发是文人们摆弄笔墨的基本条件。大文人有大感，小文人有小感。由于车水马龙，过不去马路的老人也会发些感慨之词。其实，有感想就是有感情。

人的感情很复杂，大多爱恨交加。爱不成就恨，恨不来就骂，骂不倒即忍，忍不住偷看，看不够再爱。有感而发的种种文章便在这陀螺般的旋转感想中，诞生。

小的时候，从东便门到前门是一段完整的城墙。五十年代时，废弃的城墙还可以用巍然屹立来形容。一尺多长，半尺多宽的城砖层层叠起。砖与砖之间填入的白灰十分坚硬。从城墙底下向顶端望去，凸起的城垛处，总有几株翘然跃出的酸枣树。深秋时节，探出城墙外的酸枣枝上挂满圆溜溜，光亮亮，红彤彤的酸枣。

酸枣也是枣，勾引着城墙下的孩子们。他们聚集在城墙拐角，隔一尺左右距离选择一处，先把城砖缝隙的白灰抠去，再敲落已经悬空的城砖部分，以留出能塞进脚尖的地方。以此类推，一蹬蹬向上。近十米高的城墙就这样被凿出天梯。

如果说，最早的拆墙工程起因于酸枣，动手的是孩子们。那么，最壮烈的拆墙工程则是一九六六年春天，崇文门城楼的拆除。

一天中午前后，崇文门城楼的拱券轰然落下，很远的地方都能感觉到震动。抹去城楼的地方出现一条笔直的大道。南城胡同的大人们都高兴地夸赞拆除城楼的工程，感叹从城里到城外的交通变得如此便利。

不久，还是为了便利，台基厂附近的城墙被扒开口子。站在V字型的城墙开口处，南边的祈年殿，北边的王府井遥遥相望。

那几年，全城许多处城墙被扒开口子。一时间，“豁口”一词成为北京城区特有的地名。最终，还是为了便利，在只留下东西便门少许断垣残壁外，北京古城墙开启被蚕食阶段。

不是议论，又不得不议论：人们应该对“便利”一词一分为二地认识。许多时候，便利的结果使社会失去厚重，便利的作法充斥着单纯和愚蠢。

建防空洞需要的黄土取之城墙土。四合院里的小厨房用砖取之城墙砖。那时的北京人对老城城墙感情颇深，视之为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宝库。没有几年，从东便门到前门的城墙，萎缩得只剩下东便门西侧的一小截。剩下的城墙黄土裸露，墙体嶙峋。

忽然一夜，人们重又怜惜起曾经的古城墙。于是投资复建，赋予新意。已经乔迁楼房的胡同居民欣然走入遗址公园，欣赏这里的古朴和文化。人没有变，感想变了。历史又成就一段保护文化遗产的佳话。

这段城墙从拆到建不过四十年。人们的态度变化可谓翻天覆地。由此忽然想到鲁迅先生写的《论雷峰塔倒塌》一文。世间许多东西都是你来我往的反反复复。想拆的时候，便你一块砖我一块砖地拆；想建的时候，又你一块砖我一块砖地建。如今，明城墙遗址公园建起来。西子湖畔的雷峰塔也建了起来。

不是怕麻烦，而是怕麻烦来得太频繁。听到有些人醉眼朦胧，又在回忆拆城墙时代的思想快感。于是乎担心：哪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想又变了。

　 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了然于心。

南城的孩子淘气，北城的孩子规矩是不争的事实。南城胡同里的房子，大多是内砌碎砖外挂青灰的抹墙。到入夏的连阴天时，墙面外滋生出一层薄薄的白色硝碱。孩子们刮下些墙上的硝碱，再想方设法，用石头投下个电线杆上的磁珠，掏出里面的硫磺加上些木炭后，自己做炸药玩。一硝二黄三木炭的比例，我们是从当时的热播电影《地雷战》里学来的。

费一天劲儿做完“炸药”，在火柴的助燃下，自制的火药发出“轰”的声响，孩子们眼前腾起一片黑烟，一股硫磺味道扑面而来。地上剩下一堆灰黑色的硬粉末。

北城，特别是在东单一二三条一带，有许多漂亮的四合院，对我印象极深。整条街是一座座高耸的门楼，磨砖对缝的围墙和紧闭的大门。北城孩子们的穿戴也比我们讲究许多，不止干净还少有补丁。特别是他们脚下的白力士鞋，擦的是真正的白力士粉。不像南城的孩子，大多用白粉笔沫擦鞋装门面。

由于三个姐姐都在崇文门里的女十三中上学，我经常跟着她们到学校游荡。

那时的女十三中在一片教堂式建筑里，灰色的围墙还砌出菱形的凸起图案。校园里古树参天，尖顶的房子像是积木搭建的。楼道和教室铺着木质地板，由于缺乏修缮，多处出现碗口大小的残破处，走在上面咚咚作响。教室内靠窗口有架黑色的钢琴，轻轻按动琴键，里面跑出的声音十分好听。

学校北边有一所大使馆，门口插着绿色的旗帜。那里的环境更加幽静。

每次去这所学教都是感受到北城的高贵气氛，觉得自己的见识也增加许多。回到胡同后，房前房后的南城野小子们，大眼瞪小眼地听我足吹一通。

人在一生中，会经历无数的事和认识无数的人，最宝贵的是无忧无虑的金色童年，此话一点不假。

当你年过六旬，不用再挣扎地加入上班的人流时，当你不再为办公室里，见到领导进屋而慌忙起身时，当你能决定自己的一天，一周，一个月甚至一年，直至永远的所作所为时，你就是真正的自己了。

这时，你肯定会安静下来，想一想过去，特别是童年。你还肯定会清理一下自己的朋友们，会发现在自己的记忆中，最清晰，最亲切的人一定是童年的伙伴。哪怕你们之间，曾为一颗玻璃球的归属而相互拳脚相加。

想到人就想到物，想到物就想到南城胡同。胡同里弯弯曲曲的拐弯。拐弯处阴湿的角落。

不知为什么，那片胡同在形成时，百分之八十都是不通行的死胡同。十几条胡同住着几百户人家。这么大的一片群居区，却只有五个出口。外人走进这片胡同像是走进迷宫，没有谁能自己顺利地走出去。看了小人书《三打祝家庄》后，孩子们认为这里就是祝家庄。争夺“扈三娘”是孩子们游戏打仗的主题。

有首歌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赞颂沂蒙山区，由衷地挂念故乡。北京人也同样。我们这代人的父母，大多是建国初期到这座城市，后来有了我们。户口本上，还明确写着父母的籍贯所在地。光阴荏苒，一晃六十年。我们成了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2005年。父亲故去前半年，总问我：过去家住的南城胡同，如今什么样了？为了满足他的愿望，我带着88岁，重病中的父亲回到住了29年的南城老家。那天时间已经很晚，胡同里空无一人。我搀扶着父亲，从熟悉的胡同慢慢走过。

“这是三儿家，这是大洋家，还有屎蛋家，这是老何家....”。一路上，我不停地说着。 父亲轻轻地点头，还提醒我：“屎蛋的二弟叫小江。那孩子不老实”。

半月后，父亲从报纸上得知，过去住的胡同开始拆迁。晚上，他靠在床边自言自语：“我到那边告诉你妈妈，老家的胡同已经没了”。

2006年底，为迎接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分布在南城各处的胡同平房几乎拆迁殆尽。只有少数老街坊倾其所有储蓄，回迁原地新建的楼房。大多数生活不富裕的街坊们，则搬到南四环以外居住。小时淘气的南城孩子们在五六十岁时，都十分体察国家的难处。他们毫无怨言地离开故土，离开熟悉的胡同，听从政府统一安排。该区域的拆迁工作，进行得井井有条。

和几个当年的胡同伙伴一直保持密切来往，每次举起酒杯前，总要说一句：为“老河泊厂”干杯。

河泊厂是南城老家所在胡同的统称。这个名字，现在已经从北京的地图上消失。

　　爱听相声，爱听郭先生的相声，拿捏自然，包袱成串。语言从他嘴里说出来，炒豆般快乐。

但是，有的相声演员过于夸张的表演，让人听着不舒服。听众没笑，演员自己先笑的场面，更显得尴尬，尤其是追求不切实际的老北京话，与实际生活谬之千里。

偶尔看到电视里，有个胖乎乎的小伙子，穿着长袍马褂说单口相声。在演出过程中，演员不停地絮叨老北京话。我听了半天，觉得挺新鲜的。什么“起灯儿”，“窜一瓢热水儿”，“吃了吧，您那”等等。这些老北京话是我小时候，通过“话匣子”，听侯宝林先生的相声，知道的。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人，家就在南城最聚集老北京人的地方。小的时候爱模仿，从相声里听来的老北京话。孩子们相互间“逗壳子”玩儿。每到这时，在学校里是老师，在胡同里是家长，一准大声吆喝一句：把舌头捋直了，别瞎学。

胡同里的大人和老师，都不说相声里的老北京话。

花市下四条是南城有名的穷苦人居住区。下四条的平房歪歪扭扭，很少有两个院连起来的院墙。

穷人盖房时，大都一点点积攒的砖瓦木料。今年盖间小房，明年起道院墙。所以，下四条胡同从西到东，七扭八歪地展开。 认识一位祖孙几代住下四条的老户。有多老？下四条东口蟠桃宫庙会时，那个在旗杆下，拿大顶挣钱的小孩儿，就是他。一九七零年，他作为工厂的师傅到我家做客。那年他四十多岁，与我父母攀谈起来。说到小时候，在蟠桃宫混饭吃时，母亲乐了：

“你就是那个逢庙会，在旗杆下拿大顶的小孩儿”？

“您老好记性”，师傅起身，大大方方地承认。

这位师傅是众多师傅中，最北京味儿的一个。他和快板书大家高凤山是邻居，也是高先生的严重粉丝。

一次干完活儿，他坐在车间门口的石墩上，一边卷烟，一边聊起了老北京话：“侯先生的相声现在没了。侯先生的相声里，尽是从犄角旮旯找来的北京老话，小时候没听过。下四条里，老北京话说得最好的要数高凤山，高师傅。不过，也是在快板书里，才能听到。在家时，高师傅说话文腔文调，有学问。

师傅的小时候是公元一九三几年。那时的北京人，已然不说相声里的老北京话。

侯先生相声里的老北京话，应该是清朝末年的产品。他把那时流传的老北京话，编入自己的相声，权做抖包袱。

现在三十几岁的相声演员们，又在翻版侯先生的老北京方言。加之电视传媒的渲染，以致许多北京以外的人，认为现在北京人还是这样说话。真是天大的误会。每每在电视里，看到青年演员们操着老北京方言说相声，感觉既滑稽，又害臊。 几个小伙子穿着长袍马褂，一本正经地说着，可能是清代的老北京方言。

院门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北京生活细节。人往外走，去做营生，养家糊口。门向里开，迎来送往，不打搅路人。

老北京胡同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文人把它描绘成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老百姓没有那么多铺垫，很直白地讲述做人做事的道理：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挺大的人，说话办事别招人讨厌；大老爷们的，吐个唾沫是顆钉。

说法不同，道理一样。

南城胡同东转西转，住的人是五花班门。我家一带胡同里的左邻右舍做大买卖的人不少，有盛锡福，同仁堂。做小买卖的更多，一直小到油盐店。最多的是苦力：轿子工，担挑卖水工，清晨扫大街的清洁工。

掏大粪的人多住在南岗子一带。那里是城外贫民区，即便解放后，也是一片低矮的青灰碎砖房。逢到刮风下雨季节，屋里进水，房顶漏水是常有的事。

八十年代前的北京南城，不管胡同状态多么落后，环境始终都干干净净。老少们每天忙忙活活地出门上学上班。早晨八点以后，幽长的胡同里，只有一些没工作的老娘们在门口出出进进，准备一家人的午饭。

胡同里静极了，连风儿滚过瓦垄，卷起浮灰的声音都真真地听得到。

胡同地面犄角旮旯的地方，清晰地留着竹编扫帚划过后，鳞次栉比的细细痕迹。

人人各司其事，家家安分守己。一条胡同或几条胡同的公共生活需要，都由住在胡同里的人们完成。少有甚至没有胡同以外的人，介入胡同的公共事情。负责扫街的清洁工月收入十五元。

南城胡同是北京人传统文化的代表。南城胡同里的人是当时北京人的写照。胡同生活静谧，自我，安详。胡同里的人，文化层次不同，工资收入不同，各家生活水平不同。但是，不存在相互间嫉妒，相互间羡慕，相互间攀比。

生活的本质是一种自我状态。关上门，过好自己的日子也是硬道理。事实上，国家不可能是你的。你只是国家状态下，生活在社会中的一份子。家才是你的。这个道理，可明白？

胡同也有胡同的伦理。代表胡同哲学的标志之一是胡同院子的大门。

每个院子大门的材质，尺寸不同，打开的方向是相同的。不管是南城胡同的院子大门，还是四九城的城门，以至紫禁城门都是向里打开。

大门不是房门。房门外是自家的院子。大门外是所有人的空间。老北京人秉承祖宗的传统，做人宽和内敛，持家量力而行。

“大门向里开”是老北京人道德伦理的昭示。

现在，南城胡同没了。南城胡同院落的大门也没了。东西城剩余的寥寥胡同被作为标本，留下一些。细心人可以沿这些胡同走走看看：不仅许多院子的大门，向外大大咧咧地敞开。甚至有些院落的院墙，平房的山墙被盗洞一样地打开，改造成门脸房，或者干脆接盖出违建房，矗立在大街上。

院落大门向里开是老北京的传统规矩。

空气中的味道

　　今天六七十岁以上的北京人都不会忘记：清晨胡同里，家家户户点燃煤炉，袅袅青烟旋转起伏的景象。空气中，到处是煤烟的呛人味道。前后持续大约一个小时。人们用过早餐，继而把煤炉封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城区大约有四百万人口。有多少户？不得而知。以六口人为一个家庭单位，六十万个家庭总是有的。六十万个家庭中，不吃早餐和不在家里吃早餐的家庭，再去掉百分之三十。北京城区近四十多万个家庭要生火做早饭。

这种算法自然不科学，或者显得任性。但是，在科学从来都偃旗息鼓的问题上，伪科学的布道者们更加任性。他们用一串数字，便能推演出民族的衰亡期限。很多时候，人们习惯接受能讲出一，二，三，四的道理，而从来不琢磨他讲出的一，二，三，四是否有逻辑性，是否经得起推敲？

既然是和尚头顶的秃疮结疤，所以你动得，我也动得。

煤炭已经逐渐退出北京人的生活。四十年前，北京城除几处面积不大的楼房区，家家都用燃煤炉具。更主要的是工业区。出广安门和广渠门，分别是东郊工业区和西郊工业区。这两个区域，工厂相连，烟囱林立。以北京内燃机总厂为例：八千人的大厂，热加工序齐全，仅锻造厂就有大大小小煤气加热炉近三十座。

煤炭不仅支撑着北京胡同居民的生活，也支撑着北京工业经济的发展。这两个判断不是用数字算出来的，而是北京人的生活经历。如果说，那时北京城上空有污染，也只是燃煤的污染。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北京城的热能供应悄悄发生变化，天然气取代煤炭。很有一段时间，人们诅咒传统燃煤对北京的污染。

随着一座座烟囱的倒塌，自元代就开始使用的煤碳，逐步退出北京人的生活。北京城上空的气味变了，变得油烟气十足，且黏糊糊的。

最严重的2012年，一辆汽车停在路边数日，外边竟出现一层油腻腻的薄层。北京城被罩在一个笼子里，似乎放个屁都久久不会散去。一个新的名词出现在大家耳边——霾。

霾来了。它大大咧咧地不请自到。我不是学化学的，所以不知道煤烟污染和油烟污染的本质区别。但是，皮肤上和呼吸中的感觉大相径庭。

用烟消云散四个字形容煤烟污染，十分恰当。

煤烟来时，翻滚升腾，呛鼻子呛眼，有时还会使人灰头鼠脸，但是很快便消失。霾不同，似乎有一定的沉重感和粘稠度。不是强劲的大风吹来，霾不会散去。两害权其轻。如果非要在生活的道路上，选一种可恨的污染物，我宁可选择煤烟熏陶。

十年辛苦不寻常。今天的绿水青山，晴空万里来得不容易。

家信

信是社会信息相互往来的渠道。家信是亲人间，相互感情的交流。家书抵千金。这里包含着对骨肉亲情的眷恋。

一张十六开的信纸，一枝蓝墨水笔，一吊昏黄的电灯光泽，一句句挂念之情。

过去，每见到父母给外地的姐姐们写信，总要听到他们相互提醒的话，被要求写入信里：那里有白毛风，出门时要捂上脸；孩子还小，告诉他们吃饭别把孩子撑着；单位不顺心的事，不许往家里带，夫妇之间伤感情。

八分钱的邮票贴在信封上。信投入绿色的邮筒里。亲人间的感情就这样飞到千里之外。

不是所有语言，都可以面对面说诉说。特别是中国人含蓄，内敛的传统性格，使许多情绪憋在心里，欲说又止。于是，感情通过家信表述。

现代的年轻人，喜欢把“我爱你”挂在嘴边。传统的中国人不是这样，而是常常处理成一个眼神，一声叹气，一句充满柔情的试探，更多的是一封充满感情的信。

家信是亲人间表达情感的最好方式。亲人之间交流，多是身体，生活，工作，学习方面的老生常谈。而偏偏就是这些老生常谈，充满着骨肉亲情。

如今，家庭财产矛盾日显突出。电视里，常见到，有兄弟姐妹为遗产打得乌眼鸡一般，痛伤亲情。

这还是中国人吗？人们不禁要问。身边的大多数家庭，手足亲情，依然如故。只是电视台的导演们，为提高收视率，故意选择风霜利剑的人间苦戏。

网络发展有利于信息传递。空间不再是人们交流的障碍。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退步，比如短信和微信。

以节假日的短信和微信问候为例。亲朋间的复杂情感，成了指尖的三言两语。屏幕上的文字只能算是一种符号。以符号语言出现在职场和商场的关联人之间，尚属可以。若出现在亲人之间，实属不敬。谁会给白发父母，发去这样的问候符号？

现在，写家信的人不多了。说人们手懒，不如说心懒。

“ 我孩子来信了。”

试想：拿到孩子来信的父母，在灯下阅读，在熟人间展示，那是什么样的心境？

孩子们的来信，一直会收藏在父母最珍惜的地方。而父母给你的信，又保留在哪里呢？

对家信日渐消失而感到遗憾。

曾经的绝对贵族

　 那年北京开两会时，崔先生戴着礼帽，穿着红裤子，端着手机自拍神器出现在会场的滑稽照片，让许多人捧腹大笑。我没笑出来，不是因为崔先生可笑之处太多，而是想起四十多年前的照相机。

一九七四年，一个叫安东尼奥尼的意大利摄影师在中国拍摄大量写实照片后，刊登在西方媒体上。很快，他被国内宣传部门定性为“仇视社会主义中国”的代表。国内各大媒体纷纷仗义执言，把安先生骂得体无完肤。

关于这次摄影风波引发的争论短长不说。由它引起的北京青年人摄影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

像现在人谈论网络和微信一样，那时的年轻人聚在一起，照相和照相机是主要话题之一。显影液，定影液价格不贵，买粉子自己冲兑。处理的八开白板相纸，一毛多一张也能对付。放大机自己动手制作，凑合使用。上光机没有，洗印好的照片贴在窗户玻璃上。最难找寻的是照相机。没有照相机，其它的东西都是白搭。

一台红梅135照相机86元。一台海鸥120相机120元。一台DF单反相机480元。这些数字对月收入只有三四十元的青年人来说，当然是天文数字。他们是留在北京的幸运儿，虽说收入低，也比插队的兄弟姐妹们强出百倍。

每个月工资收入的大部分补贴家用。剩余的钱需要积攒起来，买自行车以方便上下班。自六九年恢复城市招工开始到一九七五年，参加工作的南城孩子们手头能有百十元积蓄就算不错。用这笔积蓄买手表还是买照相机？许多人都做过选择。

陆续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买手表似乎更体面一些。照相机是种消费品，很可能买的起马配不起鞍。即便这样，一些狂热的摄影爱好者还是选择买照相机。

我在工厂有位朋友韩建文，用买手表的钱买照相机，偶后的耗材更是用牙缝里挤出的钱购买。有几年，他每顿午饭只吃馒头咸菜。文革结束后，工厂成立职工摄影协会，他是召集人并一直在工厂从事专业摄影工作。

照相机在那个年代是绝对贵族。胡同里，哪个孩子家有台照相机，一定受到一群孩子们的拥戴。大家还热衷于到处借照相机。每到周六，打听到谁借到照相机，一准要商量星期天到哪里去照相。

七七年春天，我借到崭新的一台DF单反。已经是星期日上午十点多钟，四五个中学同学骑车赶往颐和园照相。

拿着照相机感觉的是快门“咔嚓”声带来的快感。晚上，一伙人挤在间小屋里，用床单遮挡住窗户。暗红的灯光下，看着曝光的相纸泡在显影液中，人形由浅到深慢慢滋生出现，真是奇妙无比。

曾效力的工厂有一万多名职工，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工人有三千多人。到一九七八年，工厂成立的职工摄影协会有一百多会员。人人都有了自己的照相机。

我的第一台照相机是从事记者工作数年后，自费购买的。那时的报社都很穷，报社的新闻采访部门只有一台公用的单反相机。

一九八六年，用结婚六年攒的全部积蓄买了台美能达300，配图力85——205变焦（总价近三千元）。这套设备和当时报社摄影部的设备旗鼓相当。一直到一九九二年，这套设备还是我的骄傲。

九一年，宜春市举办小兴安岭森林节。主办方从北京请了十几位各报社记者。在大家亮出家伙时，我的照相机依旧名列前茅。

今天，又拿出当年的照相机欣赏。虽然多年未用，这套老掉牙的照相机还是光彩熠熠，快门声清脆悦耳。

写给母亲

小时候，最喜欢看母亲在商场里忙忙碌碌的模样。

花市百货商场，一座平层的建筑，从西门进得商场大厅，先要走下几级台阶，才是卖各种花布的柜台。

商场里黑乎乎的，脚底下磕磕绊绊。蛛网般的交款行轨布满头顶。

售货员把顾客的交款，团在夹子里，用力一推。夹子带着“哗哗”的响声，飞向商场一端的收款处。

结算后，收款员再把尾款和收讫小票，团在夹子里，沿另一条轨道反向推回。由于业务繁忙，有时来来往往的钱夹子在行轨端头积累成串。

钱夹子的高度绝非高不可及。三，四年级的半大小子，跳起来便轻易可得。商场里，熙熙攘攘的人流，谁也不会存此不良之心。

母亲在家里一直主管财务，家中所有日用品都由她购买。大到锅碗瓢盆，小到一盒蛤蜊油。选购商品时，她乐此不疲。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先是钢精制品（铝制品）出现在人们生活中。一时间，钢精锅成了南城居民家庭的时髦器皿。不久，玻璃鞋（塑料鞋）又成了孩子们追捧的翘楚。

在全班同学中，我荣幸的第一个穿上了塑料鞋。黑色的塑料鞋前后露脚，后跟还有一段起层。

下学时，逢下雨。我穿着塑料鞋“啪啪”地趟在水里。

有同学说：“这是女式的”。

母亲说“玻璃鞋不分男女，只分颜色”。

同年春节前，一种裹挟着奇怪芳香气味的玻璃布（塑料布）出现在市场，并迅速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它柔软，轻薄，色彩鲜艳，花式繁多是替代家庭装饰布的新一代商品。

那年月，南城家庭春节前大扫除时，大多用白力士粉刷墙，高粱纸糊棚和檐下窗户。讲究一些的家庭，还要买印花纸贴墙围子。这些漂亮，不耐用的纸质材料，春节以后数个月，便被孩子们涂写的涂写，撕扯的撕扯而一塌糊涂。在来年春节到来前，还要再重贴一次。北京有句老话：“半年新鲜”，指的就是糊墙纸。

鲜艳的印花塑料布耐用，易刷洗的特点，当然受到人们的欢迎。一九六三年的春节。我家的墙围子，窗帘，床单都被母亲换上了塑料布。如果我没记错：床单是红白格的，墙围子是绿花白底的，窗帘是浅黄底蓝花的。

春节，家中的气味可想而知。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五十年前的塑料合成剂无毒无害。它如同十九世纪的赛璐璐一样，不是丙烯制品，而是纤维质加入乙醇后，在樟脑勾兑下的再生品。

母亲对时髦商品一直情有独钟。七六年，买回胡同里第一台电子管电视机；七七年，买回硬扶手蛇簧沙发；七八年，买回单缸洗衣机；七九年，贷款买回单门电冰箱。只是这些东西都过于沉重，只能指挥我前往商场。

那时，我力大如牛。三里多地远，四十多斤重的电子管电视机被我一口气，生生扛回家里。

一九九零年，位于建国门外的赛特商厦开业。

赛特商厦无论内部装饰，还是商品种类和展陈在当时的北京都属一流。尤其是赛特各楼层的滚梯，使北京人大开眼界。

一辈子喜欢逛商场，买东西的母亲，那年已经七十岁。赛特开业的第二天，我拿着商厦给的参观卷，带父母来到赛特。

在一楼滚梯前，她说什么也不敢上去。商厦宣传部的小鲍演示了几次，母亲还是沿楼梯走上了二楼。这以后，贵友大厦，燕莎商城，当代商厦在北京陆续出现。她再没有去过。

母亲始终喜欢过去的花市商场，认为那里买东西才便当。

九七年以后，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且腰椎骨裂，行动不便。只是每到秋天，她都伛偻着身子，坚持到楼下的劲松商场，给我买一件毛衣。买最后一件毛衣是二零零零年的秋天。

母亲告诉我：“售货员说，这么肥大的毛衣，谁能穿？我告诉她：儿子可壮实了，我还怕它小呢”。

二零零一年，母亲去了。四件毛衣一直被我轮流穿着。

2016年，我已六十有二。十月一日晚，孩子请我们在灯火辉煌的富丽商城用餐。饭后，母女俩想去逛逛，而我只求早点回家。

从三楼电梯下来，到处人头攒动，灯光掩映，小门小店恍恍惚惚。我居然迷路了，迷路在迷宫般的商场里，还是保安把我带到门口。

离开富丽商城，回头望望楼宇，再想想刚才的迷离，不禁联想到童话里的迷宫，联想到当年母亲在赛特商厦的尴尬。

这也是人在囧途。

“囧”字本意是露顶的破房子。导演们用错了，成了一种状态之描写。改的挺好！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都会遇到不同的窘境。但是，每个人熟悉的环境是不变的，即便只是存在记忆里。

咱是北京爷们

　　看了一段视频。一位北京籍的女导演，铿锵有力地谈电影《老炮》。她总结出一句话：“北京爷们要有北京爷们的劲儿”。

出生在北京南城胡同，一晃六十多年，是当然的北京人，也最喜欢北京人的劲儿。北京人的劲儿首先是大气。原汁原味的紫禁城，神秘幽深的天坛，天甲一方的颐和园，气势磅礴的八达岭长城。自小，我们就在这些地方，钻天入地地玩耍。

天安门前，左边石狮子肚子中央，有个窟窿眼，传说是李自成用红缨枪挑的。记不清，它被我们扣过多少次；颐和园东门的铜麒麟，威风凛凛。每年春游时，一准在它背上坐一会儿；祈年殿里的神座，那时是孩子们上蹿下跳的平台。把嘴贴着回音壁的大墙，高喊一声“回家喽”。几秒钟后，声音鼓动着传了回来，还真有些震耳朵。

由于见过真实皇家园林，所以在外地见到的楼宇亭台，便不以为然了。古城西安，净是些后恢复的古建筑，不足一提。到是长安县，插着“未央宫遗址”牌牌的大片土地，还有些味道。开封，洛阳与西安大同小异。安阳的殷墟，建设得传物不传神。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去的妇好墓遗址。当时就十分困惑：妇好墓怎么同殷都建在一个院里？不远处还是肉林酒池？商纣王做事太不讲究。

那年，羑里城遗址刚刚开发出来。门口椽柁檩架堆了一地。旁边“中国易经研究会”的牌子却光彩照人。未成人，先算命是不喜欢这里的原因。

一九七九年第一次到苏州。“苏州园林”在当地人的介绍下，神乎其神。进了“拙政园”后，不禁笑了，心说：苏州人没见过大世面。即便是颐和园里的“谐趣园”，也在拙政园上几等。最失望的是上海城隍庙。号称懂得生活的上海人，历史文化过于单薄和浓缩。拥挤在这个小小院落里的上海人，如同叠加码放一般。

明清两代的皇城建筑，成就了北京人丰富的历史见识。

新中国成立。为了提升首都的中心作用，祖国各地的优秀人才被调入北京，从而形成了特有的社会结构：语言南腔北调；文化参差不齐；人才跨行跨业；饮食五花八门。北京是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市。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地优秀人才，相会在北京。老北京人不拿捏，新北京人有才能。大家互融互助，礼貌相待，很快汇成一体。

有一句话不假：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北京城里官员众多。大街上，胡同里，随处可见一座座普通院落的门口，挂着“中国”字头的大牌子。南城胡同是最百姓的地方，文革前也住着不少通天的官员和各界名流。他们的家人和左邻右舍的百姓一样，上街买菜，出门遛弯，同熟悉的街坊“大哥，大姐”地叫着。

北京人见惯了官，也见惯了名人。大家同样一副肩膀扛着个脑袋，没什么稀奇的。久而久之，官员和名人的桂冠在北京人眼里，无足轻重。胡同里，谁的孩子当了局长，谁的同学出现在电视里，谁的熟人老友坐上了副部长的交椅，这些话题充其量不过饭前饭后，几句话的交流。没有人太当回事。自清朝以来，胡同里的平民百姓，哪家没有个出头露脸的亲戚。数百年皇城的历史经历，使得北京人骨子里，绝对漾满清高。

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过去的每一年，都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不断精彩。北京人经历和参与的大型活动，大型会议，大规模集会，数不胜数。时至今日，北京人还历历在目：一九七零年五月二十日，天安门广场召开支持柬埔寨，反对美帝侵略群众大会。毛主席发表“五二零声明”。五十万人亲临现场，同声高呼口号：“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气势之磅礴，可想而知。通过参与大事件和大活动，从组织和精神上，锤炼了北京人的素质：团结一致，同心协力。

时间转瞬过去六十多年。五零，六零后的北京人身上，凝聚了特有的北京劲儿，大事上：胸怀宽广，见仁见智，为人热情，大气有识。生活和私家小事上：讲究规矩，讲究先来后到，讲究礼貌客气。这就是电影《老炮》里，六哥说的“局气”。

这些年，随着城市变迁，住在城里的北京人少了。有时到二环路内，剩余不多的胡同走走看看。耳边听到的说话声，已然很少字正腔圆的北京话，而是南腔北调的各种味道。

北京没老。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北京孩子们老了。他们离开了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故土家园，告别了胡同生活。但是，无论搬到哪里，咱北京人的局气劲儿不能丢。那是六十多年的皇城生活，给咱留下的传统烙印。

请大大方方地告诉周围的新邻居和朋友：咱是北京爷们。

本文部分照片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