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情况回忆。

太行人

“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转发。

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情况回忆杜毓沄 赵文敏 高文明一、成立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成立，是在1938年 4月粉碎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之后提出来的。这时，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即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把敌人全部赶出了晋东南。在这一新的形势下 ，开始进行文化教育建设，以巩固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从政治上讲：当时我党我军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影响虽然逐步扩大，但还有国民党、阎锡山从忻州、太原败退下来的一部分部队驻守在晋东南 ，有一些县还存在着旧的地方政权，形势相当复杂。为了更好地进行团结和斗争，进一步扩大党的影响，使我党、 我军更好地站住脚，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全体干部的政治水平与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抗日觉悟和抗战必胜的信心。从文化教育上讲： 广大敌后的学校教育已陷于瘫痪状态，旧的学校教材已不适应抗日救亡的要求，急需编印新的教材。当年6月， 中共冀豫晋省委会议决定出版《中国人报》，不久北方局朱瑞同志提出，成立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这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而提出来的。

筹办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工作 ，是在屯留县东固村时开始的。时间约在1938年7月 ，朱瑞同志找有关人员开过一次会，宣布成立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并指定王振华任社长、张柏园任副社长。在8月1日《中国人报》上刊登成立启事。后因王振华一直在沁县办学校，没到任 ，改任张柏园为社长，又增补杜毓沄为副社长。当时规定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1.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政策；2.联络团结文化教育界人士；3.训练小学师资，开展抗日的教育工作；4.编辑出版小学教科书及各种图书、教材、宣传画 ，其中以出版小学教材为主要任务。根据北方局的决定和朱瑞同志的具体指示，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在1938年10月在长治正式成立，开始办公。社址在长治城内府坡街路西22号 ，对面路东也有几间房子办公。府坡街北头还有两个办公室。由于敌机轰炸，后又搬到长治城西南角一个私人住宅的两个院子里办公。开头的少数同志，是从八路军晋南干部学校抽调来的。     

二、机构、人员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机构是在正、副社长的领导下，设立编辑、文化教育、出版后勤三个部：编辑部负责编辑图书、教材及各种宣传品。 开始是陈沂任编辑部部长，陈沂调走后， 陈岱负责过一及，以后又由李竹如任部长，李竹如调离后 ，张磐石任部长直到结束。文化教育部负责联络团结文化教育界人士，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培训师资。部长由杜毓沄兼任。出版后勤部负责行政、总务、财务和出版、发行任务。 部长为杨叙九。除上列人员外，有编辑陈岱(女，担任一段时间编辑部负责人)、 赵文敏、郭绍汤、古维进、谢丰、罗定枫、谢文明、李汉晖(1942年5月牺牲)、张萃中、马印秋、 张德甫，黄啸曾、黄君珏(女，1942年5月牺性)、王默磬。党务行政和发行工作人员有李克坚、刘晓晞、段启潜、王志荫、杨志洲、王鸣柯、刘毅民、王友唐、韩秩吾(1942年5月牺牲)、 张向一、赵志洪、郭惠亭、徐晨钟(1942年5月牺牲)、 齐青若(女)赵煨(女)、张向凌、武显亭、张培霞(女)、欧阳洛(女)、程庆丰、 张开基、张荣安、韩石涛、陈通顺(陈奎)、刘勇(女)、郭高嵩、郭高岚、刘彦(女)、吴鸿逊(女)、 刘展平(女)、刘喜、刘宝璋、刘松山等。工作人员由少到多，发展到八九十人。三、主要工作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主要工作如下：(一)编写出版教材、刊物、图书、年画和宣传品。根据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巩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实际需要，北方局要求出版社首先编写一套战时小学读本，供小学和部队战士使用 ，并由陆定一同志亲自指导这一工作。当时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把编写课本作为首要的中心任务， 几个主要负责干部都参加了这一编写工作。在编写过程中，要体现以下几个原则和要求：1.抗日战争的持久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2.抗日战争与民主建国的关系，在抗战中建设民主的新国家。3.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在有些具体想法上，有过争论。经朱瑞同志指示，很快得到解决，我们反对的只是日本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4.根据关于战时学制的大体设想， 小学四年编印课本四册。四年中认识常用字二千至三千。大体上能写简单信件，会记账，能写路条 ，看简单的宣传品和报纸等。中学二至三年，根据过去汉字测验的情况，要求中小学共识字约七千左右。5.课本的体裁，要求多样化、通俗化，如歌谣、便条、书信、诗歌等等。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战时读本》于1939年1月脱稿。经陆定一同志审查修改和北方局的批准，用木刻版印刷，向整个抗日根据地发行。北方局还奖励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百元现金，以资鼓励。伴随《战时读本》(四册)的发行，赵文敏还写了《怎样办民族革命小学》(石印本)。课本主要编辑人员是陈沂、赵文敏、段启潜等。在1939年4月1日还出刊了《抗战生活》。它是反映在我党领导下军民斗争生活的综合性刊物，有时事述评、经验教训、信息辞典、文艺等专栏。《抗战生活》是李竹如和张磐石先后主编的 出刊六期，遇敌扫荡停刊。

出版社在1939年7月撤出长治后 ，大部分随中共太南地委在平顺、壶关一带活动。在这期间编辑出版了华北《新华日报》太南版，主编是陈沂，编辑有张磬石 、杨波、杜宏、马楠、刘祖春等。以后改为《太南日报》，归地委领导，成为地委报纸。重要的是出版政治类书籍，有毛泽东著《论持久战》 《论新阶段》《辩证法唯物论》，毛泽东、洛甫等著《世界大战新阶段与中国抗战新阶段》 ，彭真著《晋察冀边区汉奸托派卖国罪》 ，黎平著《国际形势与我国抗战》，李公朴著《华北敌后晋察冀》 ，还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

另外还出一些小册子。如赵文敏著《关于宪政问题》， 王默磬著《近代史讲话》，这些主要是供给青年阅读的。还出一些通俗读物，如《新千字文》(李汉晖著) 《防空常识》、《游击小组讲话》等。在1938年底，还专门组织出版年画 ，由郭惠亭和张向凌负责，赵子岳负责绘画，找工人组织了一个木刻套色印刷厂。1939年的春节前，年画就出现在大街上 ，和广大群众见面。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文章《太行山上的抗战年画》。通俗读物和年画是供给识字少或不识字的广大工农兵大众看的。此外，还有对日军宣传的日文标语、口号 ，对群众宣传的一些标语、口号。如“坚持抗战 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等。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书目附后(略)(二)联系团结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开展文化活动。出版社联系的团体有太行山剧团 ，这是北方局朱瑞同志组建的，后来交区党委领导， 是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影响很大的剧团 ，团长是赵树芳，副团长王炳炎，指导员是洪荒(阮章竞) 、赵迪之。艺术骨干有赵子岳等。出版社和剧团是姐妹团体 ，经常联系共同开展文化活动。还有长治牺盟中心区秦春风、王春等同志领导的黄河日报社， 张鱼为社长的民族革命通讯社。北方局指定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和他们联系，往来很密切，他们做了不少工作。在教育界我们还经常联系山西省立长治四中， 校长是张安云。李伯钊同志从延安来太行后，她和美术界的陈铁耕 、罗工柳、邹雅等都为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做了不少工作。1939年秋晋东南成立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总会，张柏园代表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参加并偕张萃中、谢丰等在太南文联主持工作，直到1940年。由于出版社联系了一些文化教育团体， 因此经常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广泛的抗日宣传教育 ，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如参加五专区工、 农、妇、青召开的各种群众性集会，在会上进行讲演，介绍抗战形势和我党有关抗日的政治主张。 还在《中国人报》上发出倡议，在城乡广泛建立和组织抗日文化宣传机构，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参加抗日。 经过出版社的倡导以及地方党组织的推动，根据地乡纷纷组织文化教育实施委员会和民族革命文化俱乐部。 在一些村镇还办起了图书室、阅报室以及民众学校等抗日教育场所，出版壁报、刊物，成立研究会、座谈会等。1939年初 ，为了适应工作的发展，出版社还先后在沁县、陵川、武安、 邢台等地设立了分社。陵川分社于1939年5月 4日还出版了杂志(太行文化》(半月刊)(三)办太行文化教育训练班1939年12月办了一期太行文化教育训练班，学生是从五专署各县招考录取的。目的是为了培训抗日救亡的文教干部。开学日期是在12月 20日。地址是在长治城里原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地方。讲授的主要课程有 ：《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社会发展史》《写作基本知识》 讲课人大部分是太行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和有关同志。组织这一工作的有段启潜、刘晓晞。在训练班担任队长的是王鸣柯，担任指导员的是刘毅民(刘宗渭)。学生约有四五十人。学习时间是7周，1939年2月上旬结业。结业后 ，大部分学生分配到五专区文化教育部门和抗日救亡团体去工作，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也留下了十人。有高文明、程庆丰、张荣安等。这些学员分配出去 ，对当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抗日救亡工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四)印刷工作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成立初期，没有自己的印刷厂 ，是利用社会上的石印承印东西的。 当时社会上有两家石印机构，一家叫成文印刷局 ，经理叫李长福，有工人师徒6人，石印机3 台，8开圆盘机一台。另一家是新生印刷厂 ，经理叫李连三，也有师徒各3人。石印机数目不清楚了。1938年两厂合并联营，给黄镇同志领导的八路军民运部承印东西。出版社成立后，主要为出版社承印东西。因为敌机常来轰炸，曾搬到屯留县余吾镇，形势稍稳定，又搬回长治南门外原家庄。大约在1938年底 1939年初，这个厂就由出版社管理。第二次敌人六路围攻 ，这个厂撤出长治时，石印机已发展到七八台 有几台留给部队，有几台出版社带走。石印和木刻工人共发展到二十多人 ，现在记得起来的有侯春怀、李光华、李建原、司明书 、崔贵生、孙三水、刘文斌(写石印的师傅)、刘振业、张天武、 张长法、武海西、武海群、郑用法 郑用庭、牛克功、成太等。另外还有一个木刻印刷组， 负责木版印刷的老师傅叫刘振业。 当时主要是刻印《战时读本》(也叫小学识字课本)。因为数量太多，石印印不过来， 就在河南找了一些会刻字的工人，组成了一个木刻印刷组。为首的是个姓彭的老师傅，木刻技术高 ，还制造过一些毛笔和墨。木版印刷虽然技术很落后，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却很解决问题。(五)发行工作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成立之初，自己的专门发行机构很少， 主要是依靠各抗日救亡团体和各县县政府、牺盟会代销图书，以后才先后成立了一些分社和办事处、 发行站。如沁县、陵川、武安、邢台等分社，如辽县办事处太南发行站等。在长治城内，成立有一个发行门市部，由张向凌和郭高岚负责。 出版社移住壶关晋庄时，还留在长治城里坚持工作。敌机轰炸时，有一段移住城南老山头 ，直到敌人侵占长治，门市部才撤回壶关晋庄。以后又在树掌镇设立门市部。直到1940年春， 与太北《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合并，门市部才撤销。(六)行政及后勤工作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工作是由北方局领导的， 并得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和一二九师师部诸首长的关怀和支持。但在行政上隶属于戎子和、 杨献珍同志领导的山西第五行政专署，并得到牺盟中心区的配合和支持。因为处在战争的情况下， 后勤的供应工作，物资来源都比较困难。 经济来源和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八路军总部和五专署。1938年冬， 八路军总后勤部拨给出版社两千元经费，是出版社最大的经济基础。1939年的冬天，天已寒冷，棉衣尚无着落，后来才依靠总后勤部临时解决。棉鞋虽然也弄到了，但并不完全成双，有的同志穿的棉鞋，就是一样一只的 ，生活标准，每个同志每天是一斤四两小米，三钱油 ，四钱盐。每个同志每月只发两元钱的生活零用费(也叫“津贴”)。工人工资每人每月数元、十数元不等。在印刷上还需要采购大量的纸张、油墨等。 除在根据地内部采购外， 有时还要到接敌区或敌占区去采购。行政及后勤的任务由杨叙九、王友唐、赵志洪、韩秩吾 、郭惠亭、徐晨钟、张向凌、武显亭、程庆丰等担负，工作是很繁重艰苦的。四、党的领导与支部生活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始终是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 具体领导出版社工作的，最初是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朱瑞同志。朱瑞同志调山东工作后 ，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同志领导。朱德总司令 彭德怀副总司令都很关心出版社的工作 ，都亲自来过出版社了解情况，指导工作。 朱总司令对《抗战生活》的出刊也很关心，阅读并给予指导。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刊物，开始由陆定一同志审查，后来由李大章同志和陈沂同志审查。1939年敌人六路围攻之后，因为被敌人分割， 曾临时就近受晋冀豫区党委和太南特委领导过。1940年春，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与华北新华日报馆合并后，党的组织关系也归到华北《新华日报》馆归北方局领导。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一成立便建立了党支部， 第一任支部书记是陈沂( 他当时是北方局宣传干事)。陈沂之后，由李竹如任支部书记。李竹如调到山东后，由李克坚任支部书记。在出版社初期，学员不多，以后又逐步发展了一些。那时，党还处在秘密时期，没有公开。因而过党的生活，都还是秘密进行的。 党员常常利用散步交谈党的工作或到野外开党的生活会。开会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随便浪费时间。 党要求党员在群众中一定要起模范作用。 党组织布置给党员任务，一定要想方设法予以完成。党员对群众的意见、要求困难以至思想情绪都要随时了解，能解决的解决 ，不能解决的，要向党组织反映，以求进一步解决。 党员和群众相处，要求党员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因而党群关系也处得很好。关于党内文件的传达， 由支部书记或杜毓沄、张磬石以讲话报告的形式向同志们讲解。党员的人数虽然不多， 但党组织通过党员把党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以及党的政治主张告诉群众，就能唤起群众的积极性，因而群众愿意和党同甘共苦 ，共同奋斗。此外，还有党内外干部的共同学习生活， 主要是学哲学， 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主 ，结合毛主席在抗大的讲义《实践论》《矛盾论》进行学习。学习由张磬石负责领导。方法是，指定学习重点，分头准备，集体讨论。由张磬石作结论性发言。 同志们的学习积极性都是很高的。五、工作特点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是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起家的。 在深人敌人后方的情况下，很难分开前方与后方，要一面工作，一面备战。出版社的工作是在战争的间隙中进行的，时间非常宝贵。 既要求坐得住，写得出，并能很快印刷出版发行，又要求准备随时对付敌人的扫荡与袭击。 出版社的存在仅1年多的时间，就换住地6处，5次搬家(由长治先搬到原家庄，后搬到壶关晋庄 ，由晋庄搬到回车，由回车搬到双井，又由双井搬到辽县土棚)。从长治往外搬出时，一部分由杜毓沄 、张磬石率领由长治搬到壶关晋庄，一部分由杨叙九率领由长治搬到太北辽县隘峪口、土棚村一带。这一部分有三十多人，杨叙九负总责。谢丰负责党的工作，古维进负责编辑工作，张开基负责总务工作 ，程庆丰负责财务发行工作。在这里印了大量的《战时课本》。在1940年春节前，还出版了有新内容的动员抗日的木刻套色年画。这样兵分几路的做法，也是为了防备万一敌人袭击，不至于全部受损失。每个同志随时都要有敌情观念。每住到一地 ，都要察看地形、地物。都要知道住地的交通情况 甚至住处的前门、后门的通路都要清楚， 准备万一遇到敌人袭击时，有准备地完全转移 。战备，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艰苦奋斗。当时的工作条件是困难的。就拿编辑工作来说， 当时的图书资料很少，整个出版社全部图书资料不满一箱子，而任务都要如期完成， 在生活条件上也是很差的。就拿睡觉来说 ，不少同志都是铺干草、铺麦秸睡地铺。在农村 ，能够在木板上睡觉，就算条件不错了。那时，没有休息日， 也无上下班制度，只要有工作，白天黑夜都是一样地干。因公外出 ，除少数同志有马匹外，都是步行，不论遇风雨，还是逢烈日，都要如期完成任务。在1940年的春节，留在太南发行站的一部分同志过春节都没有白面吃， 吃的是小米干饭，没有菜，用咸盐煮云豆(一种去皮的干豆)当菜吃。而绝大多数同志仍然是精神饱满继续努力完成工作任务。也有因受不了艰苦生活的考验，回家不归的，但这是个别的 。第三个特点是团结民主。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不论上下级之间，还是同志之间，都能开诚相见。尽管在工作上，有时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在理论上，有时也有观点、认识上的分歧 ，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同志们来自山南海北、五湖四海， 找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就好象找到了自己的家一样。工作条件、 生活条件尽管艰苦，但在精神上却是十分愉快的。 大敌当前，齐心对敌，上下团结，左右团结，在工作上是朝气蓬勃的。在工作之余，歌声笑语溢于山谷，随处可闻。领导与群众工作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 既没有哪一个领导摆架子，也没有哪一个同志怕领导。 但这并不是一团和气，在原则问题上，是非还是分明的。 在组织领导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也是清楚的，能够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因为心情愉快，工作就干得起劲 ，任务完成得比较好。六，合并到《新华日报》华北分馆1939年底，北方局决定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与《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合并。于是，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便由太南转移到太北(因 《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住在太北武乡)。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是分两批向太北武乡转移的。 当时由于张柏园社长在太南文总路东办事处主持工作，未随社转移。第一批由杜毓沄、张磐石率领主要部分先去太北。 第二批是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太南发行站和一个木刻印刷组由张向凌、高文明率领转移的。1939年夏，已到太北辽县隘峪口、土棚村一带的同志也于1940 年春合并到《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全部转移合并工作约在1940年三、四月份完毕。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与《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合并后 ，报社成立了两个编委会。一个是报纸编委会，主要由报社原有编辑组成。一个是图书编委会，主要由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组成。 合并之后，有一个时期仍沿用“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的名称， 出了一些图书。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从成立到和报馆合并， 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对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 战线政策，宣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以及团结文化教育界人士，推动抗日的文化教育工作 都起过它的积极的作用。 也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与输送了一批文教干部， 在抗日文化教育出版事业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艰险的敌后战争环境中， 如果没有中共北方局的坚强领导和八路军的武装掩护，没有地方抗日人民政权、团体和群众的支援，要生存也不容易， 更谈不上做出这些工作了！这个材料初由在京几个人集体回忆托高文明写出初稿 ，经张磐石、陈沂等同志提出意见，修改后又经张柏园、罗定枫、张向凌、程庆丰、马印秋、谢丰、 裴三保再度修改，不周不妥之处待以后补正。(本文选自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八-文化事业》，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90-302页) 查看原文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