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李继初的故事

维也纳

文/李大维

2023年1月2号凌晨，病床上的父亲终于走完了他人生的103个春秋，溘然长逝。悲痛之余，一直思索着写点父亲的故事，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一、父亲的基本情况

父亲原名叫李承敬、字继初。参加革命后则正式使用现名李继初，父亲是1920年7月生人，自小在本村私塾读书。由于当时地方废除私塾兴建公立学校，遂于1933年转到河北省霸县策城镇高级小学读书。

参加革命前，父亲家中共有26口人。十来亩地，家庭生活一直依靠自耕土地为生，后来因家中被土匪抢劫至家庭经济状况日趋恶化，用父亲的话说，如为丰年，生活尚能勉强维持；如遇灾荒，生活既不堪设想。

我爷爷名叫李世珍，因身体衰弱长期在家卧床。家中基本是奶奶一人在操持。大伯李承全，抗战前为印刷工人，三伯李公侠(承佑)抗战前系我党党员，二伯李承健、四伯李承泰一直在家务农。

父亲曾经说过小时候哪有那么高的阶级觉悟，只是想着长大当官发财，光宗耀祖，让家人过上好日子。后期虽然受三伯李公侠(我党地下党员，原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影响，但也就是朴素的阶级感情，知道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欺负老百姓罢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各地民众相继暴动，抗日热情高涨，同时当地的土匪、流氓、地痞趁火打劫，打着抗日的旗号横行霸道。想到家中曾被土匪抢劫，自己又被土匪绑架勒索过，激起了父亲的愤怒，抱着只要能当兵打鬼子打土匪就行的念想。瞒着家人出来当了兵，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投身革命

1938年3月父亲加入到华北人民抗日联军27支队，任政治部工作员，因为有文化，同年九月间，父亲既被保送到河北省抗战学院。学习期间党组织几次找父亲谈话，尚未办理入党手续时，日本鬼子即在冀中地区开始了大扫荡，抗战学院被迫仓促解散，父亲随即返回原部队。

回到部队后，党组织已在部队内部开始公开，父亲被组织上分配到特务连任政治指导员工作，但因不是共产党员，不但不能参加党的活动，在工作中也感到非常不便。曾几次向组织上要求入党，后经政治委员范保顺个别谈话，至1939年3月间，既有吴淮之，范宝利俩同志介绍，父亲正式加入了共产党。1940年部队合并到358旅，父亲岗位屡次变动，先后担任过教导队队长、侦察参谋等职务。

三、独闯敌堡单挑日本军曹

在一次进攻敌后石河镇据点时，父亲带着一排人摸到敌人碉堡前，发起冲锋后，部队因为受阻只有父亲一人率先冲进了碉堡，进去后父亲就被一日本鬼子给抱住了，鬼子个子不高，但很敦实，非常有劲，父亲与其拚命撕打在一块，趁其不备，一下子抓住了小鬼子的命根，小鬼子疼的嚎叫起来，父亲趁机连开数枪将其击毙。事后才知道，小鬼子是个军曹,这时部队也就冲了进来，把剩余的敌人消灭掉.为此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日本军队里“军曹”不是军官而是“士官”，属于部队中的基层骨干士兵或可称为“职业士兵”。其军中地位和作战能力普遍高于征召来的普通士兵，是成为日本军官的必经阶梯。

对于父亲的单打独斗，上级知道后，一方面表扬了父亲；另一方面要求部队要认真总结教训，避免类似情况的出现。按现在的话，就是要搞好协同作战。

四、带领武工队深入敌后，写就了三木和西村的故事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一年，面对敌人疯狂的大扫荡和殘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为了开展反扫荡斗争，鼓舞广大军民的斗志，时任120师358旅7团司令部侦察参谋的父亲，被任命为武工队队长，奉命深入到敌后与敌周旋和打击消耗敌人。领受任务后，父亲即带领武工队来到山西省静乐县一个叫康家会的敌占区进行活动。

当时日军在康家会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是一个较大的据点，经常的骚扰我根据地和抢夺群众的财物，非常的猖狂。在一次侦察过程中，父亲发现有两个伪军沿着小路向村里走来，通过了解得知，俩个伪军是到村中的大地主家抽鸦片的，父亲带领几个武工队员悄悄的摸到地主家门口，控制住狂叫的看家狗后，父亲提着枪就冲了进去，俩个伪军正躺在床上吸鸦片烟，见父亲进来一个伪军从床上站起来，伸手去拿手榴弹，父亲举着枪大喝一声：别动，缴枪！另一个伪军慌忙说不动、不动，站着的伪军也被镇住了。其他队员随后也一拥而上，就这样缴获了俩只三八大盖和不少的子弹、手榴弹。见到武工队后，大地主吓得直求饶，表示下次再也不敢勾结敌人了，父亲教育了他几句就把俘虏带走了。此战虽然不大，但是却起到了震慑敌人，鼓舞民众斗志的作用，因此被团里评为模范武工队。

在这期间父亲还结识了俩位日本友人三木和西村。他们是从延安来的晋西北反战同盟支部的人，其中三木还是日本共产党党员，他们的任务是开展敌军工作，父亲带领的武工队则负责他们的安全。在几个月的共同战斗中，父亲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根据这段经历，父亲写就了《三木和西村》的故事。并且发表在星火燎原上。201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山东老年杂志再次转载了《三木和西村》，当我把杂志送给父亲看时，他兴奋的说，给你们透露点秘密吧，三木和西村并非是俩位日本友人的真实姓名，当时主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如果文章发表后，是否会给俩位日本友人回国后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影响，《星火燎原》的编辑这才与父亲商量着按日本人的习俗起了三木和西村这个名字。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文章题目也就由“和日本友人共同战斗的岁月”改为现在的题目“三木和西村”。他们的真实姓名现在这么长时间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有一位好象叫小林什么的，反正是四个字的名字。父亲思忖了一会，感叹的说到，三木和西村要是还健在，应该也是90多岁的人了，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但和他们共同生活战斗时的音容笑貌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遗憾的是与他们早早的失去了联系。

当时文章在《星火燎原》发表后，因反战题材的文章比较少所以当年的“解放军报”也采用和发表了《三木和西村》这篇文章。更值得父亲骄傲和高兴并意想不到的是，《三木和西村》发表时父亲正在驻越南大使馆任武官，武官处的越南翻译看到文章后竟将其翻译成越文，在当地的刊物和电台发表和广播了，事后翻译才告诉父亲，并说这段经历对越南的解放战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提到这段时，父亲笑着说，没想到一篇小小的文章竟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从中也可以看出战场宣传的作用和威力。

五、卓资山战役成为三等甲级伤残

  解放战争中的父亲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前后，国民党政府为抢夺胜利果实，一方面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一方面大肆伙同被“收编”的伪军向解放区大举进犯。从8月中旬至9月初，国民党十二战区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抢占毕克齐、归绥(今呼和浩特)后，又夺取了被八路军解放的集宁、丰镇、兴和、武川、陶林、凉城、尚义等许多城镇。为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央军委于9月11日指示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集结主要兵力，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卓资山在归绥以东75公里处，北靠大青山的灰腾梁，地势较高，平绥铁路穿镇而过，东向集宁，西通归绥、包头，一条公路北至陶林，南达凉城，是绥东的一个交通枢纽，归绥的屏障。10月21日，国民党第六十七军军部及其新编第二十六师、新编第二十二师、伪蒙骑兵第五师一部等，分别从集宁、官村、新堂等地撤到卓资山及其附近地区，就地防守。其中，国民党第六十七军军部、特务营及新编第二十六师，共有兵力约5000人，负责据守卓资山。

24日晚6时，晋绥野战军各部按计划开始攻击。担任主攻的三五八旅部队迅速占领了制高点西山顶，而后穿插分割，把国民党六十七军外围的几个团包围。战斗中，三五八旅指战员充分发挥其夜战、近战的特长，用刺刀、手榴弹摧毁了一个又一个防御工事，迅速突入卓资山。战斗发展异常迅速，三五八旅于晚8时左右基本突破城内敌人阵地，晚9时攻占卓资山火车站，在三五八旅的强大攻势下，不久各处守敌均被歼灭。25日上午10时左右，卓资山战斗胜利结束。在几次战斗中父亲所在的连队打的都很好，在最后的攻击中，父亲被敌机枪子弹击中肩夹骨，血流满地，但仍坚持负伤不下火线，受到上级的表扬。因为活动受到影响，父亲被评定为三等甲级伤残。

六、父母的爱情

母亲在朝鲜

父母相识在入朝前，相知却是到了朝鲜后。入朝前父母都在绥蒙军区独立22师，母亲参军后被分配到师宣传队，要经常下部队演出，所以自然而然的也就认识了当团参谋长的父亲，只是因为母亲感觉自己年令尚小根本没有找对象的打算，一直到1952年突然接到了父亲的几封来信。按母亲的说法，对于父亲当时只是认识但并不了解，所以并没有回信，一直到父亲为此专门（停战期间）回国才表示同意，加上组织上做工作，最终走到了一起。

这段经历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在我军中高级干部中太普遍了，电视剧《父母爱情》《激情燃烧的岁月》中都有很多的描写。所以《父母爱情》开播后我曾极力推荐他们观看，事后我问过母亲，而母亲却反应非常平淡。细想之下才明白，其实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经历有什么传奇，与别人有什么的不同，而是那个年代和环境条件下自然的结果。

《父母爱情》的江德福因为安杰的出身职务上受到影响，我不知父亲是否也受到影响，但是我确确实实因母亲的出身问题在招飞中没通过政审而被刷了下来，我所在的中学原本是想庆祝一下（全济南市只有五个名额）的打算自然也就告吹了，我的老师却一直为根正苗红的我会因政审不过关百思不得其解，我也只好装着说是体检不过关而搪塞了过去。

七、入朝参战

临近纪念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的时候，回家见老母亲从箱底拿出许多的勋章，其中有一对抗美援朝纪念章。猛然间我一下子意识到，这还是一对共同参加抗美援朝的老战士。父亲曾经接受过许多新闻媒体的采访，当时就曾有人说到，像俩人同时参加抗美援朝的夫妻不是太多，而时至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的今天仍然健在的夫妻，便是凤毛麟角。

见到两个锈迹斑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母亲不由的又与我说起当年的事情，父母所在的内蒙军区独立22师因为第一次战役的67军伤亡较大而被补充到67军，父亲先后被任命为201师602团副团长和603团团长，而母亲则分配到军政治部秘书科工作。

在敌人发起的秋季攻势中父亲出生入死，战斗中团前指被敌机炸塌，副团长等30余人因窒息而全部牺牲。在攻打196高地时，父亲指挥部队秘密潜伏，用极小的代价即成功夺取了敌人的阵地。

抗美援朝是志愿军在前方英勇打击敌人，全国人民在后方支援前线，因为交通线被敌机封锁，物资供应经常被破坏，母亲曾经有一次领食物，竟然领了几个松花蛋。

母亲最后悔的一件事，是父亲的一张手拿电话下达停战命令的照片不知咋丢失了。依稀记得，小时候翻看父母影集时曾见过，小小的一寸黑白照片，是在坑道里拍的。如今想来，太有纪念意义了，也真是挺可惜的。

父母的结婚照

八、驻越武官

驻越武官的情况，我曾经和父亲有过一段对话。

父亲说：当时他在67军200师当副师长，正组织部队搞训练，接到军里的命令一时也是不明就里，事后才得知，是为了加强我国外交建设，外交部通过总参二部在全军范围内要抽调一批军事干部出国担任武官，当时父亲所在的第67军就向军区推荐了他。

父亲又说：外交部挑人是有条件的，一是师以上军事干部，二是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三是外在条件包括身高、长相和气质，出国代表的是国家和军队的形象，各方面条件肯定是要高一些。

父亲还说道：出国对现在的你们来说是好事，可你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对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哪来的切身体会，当时我刚从朝鲜回国没有几年，接到军里的通知后，心里还是有点想法的，一是要离开熟悉热爱的部队；二是你们也小，再加上刚从战火中走出来，和平稳定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又要别妻离子，确实有些让人难以割舍。身为军人，军令如山，有想法自己克服，听说有可能带你妈一块出国。然后，带着一家人从青岛坐火车直奔北京，按时到总参二部报了到。

当时我接过父亲的话头问道：到了北京后是啥情况？你和我妈都去越南我们怎么办？

父亲接着说道：因为还要学习，一时还出不了国，你们都看过电视剧中描绘的我军一批高级干部出国当大使的片断，说实在的当时确实有点转不过弯来。对我们这些戎马生涯的人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从举止言谈，衣着打扮，正象周总理强调的一样“外交无小事”。记的有一次开大会，许多人坐在礼堂里，父亲不自觉的就把裤腿给撸了上来，外交部负责组织学习的干部马上就提醒：李武官你不能这样把裤腿随便提起来，闹了父亲一个大红脸。

父亲又说：除了这些事情，更重要的就是学习了如何做好武官工作，比如如何与外军打交道，如何加强军事交流等问题，除了学习外，凡外交部组织的所有宴会父亲都要参加，利用各种外交活动提前热身。

就这样前前后后学习了一年多，1960年10月份，父亲就正式外派到我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武官处担任副武官。

按当时外交部的规定，父亲是可以带母亲去的，可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外汇十分紧张，外交部就把报上去的带家属子女的名单全部退回了，当时父亲盘算着是把我和我姐放在外交部幼儿园长托，把弟弟放在我大伯家，让大娘给带着，可结果一变，父亲也只好独自前往。

父亲说道：火车一入越南国境，车上提供了好多的热带水果，当时因自然灾害，肚子没有多少油水，见了香蕉就吃开了，大概是胃肠功能不适应，不一会就闹开肚子了。现在看当年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事情有许多是挺好笑的，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所留下的印迹同样是如此鲜明清晰和透彻。

受到越南国家主席孙德胜的接见（右一为父亲）

好奇心让我不由的继续追问下去：你们当武官的都做什么呢？

父亲随口告诉我：就是负责和越军进行军事交流，处理两国军队之间的来往事宜。记得1961年12月15日，叶剑英就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越南，参加了越南人民军建军17周年纪念活动。另外就是军事援助、军事训练等等吧。当时中越关系非常好，是同志加兄弟，越南胡志明主席对中国非常友好，经常到大使馆看望大家，有时不打召呼，自己趁着天黑就来了，因为已经下班，大家衣着比较随便，弄得我们很被动，毕竟是国家首脑来访，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事，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多了个心眼，根据他的习惯，随时做好接待的准备。

叶剑英（左二）就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越南时，接见各国使馆人员，右一为父亲

父亲说道：当翻译告诉我《三木和西村》文章在他们军队的报纸上登了出来，而且对他们很有帮助时，虽然是有点失之东隅之感，但通过这个事可以反映出越军的政治工作尤其是瓦解敌军这方面的工作相对比较薄弱和缺乏经验。所以亦有收之桑榆之喜悦。说起来这就是我们做武官所要具备的政治上或军事上的敏感性。通过一句话，一件事敏锐的搜捉到有用的信息。

说到这，父亲象做总结似的说道：出国两年多，还是想念部队，想念家人。正赶上外交部精简住外人员，借机我就调回国了，这后边的事你们就知道了。

回国后经过父亲一再申请，1963年我们全家人又随着父亲调回到了济南军区，而父亲下部队带兵的愿望却没能实现。一纸命令，将父亲留在了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工作。

九、调任济南军区

1955年父亲授中校军衔

父亲原本是想回到67军，可没想到却留在了军区机关，也许是带兵之人吧，就直接分配到司令部军训部任副部长，负责全区部队的军事训练工作。在部队里当军事主官是抓训练，而在部里就不同了，军区首长抓训练，你的角色其实就是个大参谋，家里有许多父亲随同军区首长下部队时的照片，有的是在训练场，有的是在现场会，其中更多的是陪着杨得志司令员下部队的照片。

父亲（左一）陪同杨得志司令员（中）下部队

我自己当过参谋，知道当参谋六会是基本功，另外陪同首长出发所到单位的基本情况，沿途的路线，地形地貌都要做到心中有数，领导不问便罢，一旦要问，就必须有问必答。

我不知父亲从部队领导到参谋身份的转换是否顺利，但能经常跟随杨得志司令员出发，想必是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军训部主要负责军事训练，同时也还会有其他任务，刚调到济南军区，父亲就参加了一次黄河的抗洪抢险，一出门就是两个多月，听母亲说人一下子瘦了一圈。其实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文革期间被抽调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就是例证。

十、三支两军

三支两军”是从1967年1月开始至1972年8月结束的。“三支两军”在最混乱、最复杂的情况下，在可能的范围内减轻了“运动”造成的破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的损失。这一阶段，对父亲一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

根据安排，父亲被认命为济南市三支两军办公室付主任(主持工作)，办公室地点定在原省委书记谭启龙的家，出了司令部北门往东不远就是，一座二层小别墅，院里还有一座假山，池子里有不少的金鱼。受领任务后，父亲将部里的工作交接之后就带着抽调的十几个人展开了工作。

随着形势的逐步稳定，父亲又被任命为济南市委副书记，济南市革委会副主任。办公地点也搬到了司令部北门对面的市委大楼里，到了市委后，父亲第一件事就是解放干部，当时许多市委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而干校条件十分简陋，生活非常艰苦，平常也不能回家。一直到现在父亲还记得谁谁谁被从五七干校解放，然后当了秘书，以后当上了市委副秘书长。

“三支两军”办公室全体人员合影，前排中间为父亲

因为“支左”父亲和部里的工作彻底脱节，与部里的干部来往也就少了，又加上住在司令部西区(部里的干部大多住在东区)。有一次我在大院灯光球场与其他孩子打架，被其父抓住，非要找家长。无耐只好带着他去家里，走到部长楼附近，我估计他也应该猜个八九不离十了，等到了家门口，他就确切的认定，这是到部长家来告状啦，父亲见是本部的参谋立刻热情的把他迎进门。而我就在屋里坐等着一顿痛揍，可没想到的是，大约半个多小时，就听到父亲送客的声音，临出门时，还不断的说有时间常来坐坐。随后父亲就回了自己房间，而我原本的一顿痛揍估计因没有告状也就躲过了一劫。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笑。

对于父亲在那个期间的工作坦言我并不十分知情，也就是和父亲聊天时的只言片语。期间因为的观点不同，济南市委被点名去北京办学习班，当时的主要领导有事不去，父亲一气之下就说我去，结果学习、批斗、转弯子，一下子学习了两个多月。

事后听大院的孩子说，这期间，其父母巳经告诫他别老去我家，尽量别和我家接触。大家都知道，那个时期一夜之间被打倒，成为反革命的事确实不少，现在想想，这些父母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父亲到了省军区后，运动很快就结束了，“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时，父亲在省军区常委会上发言，从上午说到下午，把压抑了多年的话一下子全部说了出来，回到家里仍然处在精神亢奋之中。当时我正在家里，能真切的感受到父亲那种热血沸腾的状态。是啊，父亲这代人经历过太多的血雨腥风，太多的悲欢离合，所以不该也不能回到那个疯狂混乱的年代。

1971年8月时任济南市委副书记的父亲（左一）陪同阿尔巴尼亚农业代表团访问游览黑虎泉，中央农业部军代表，山东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倪群（右一）等陪同

说到“运动”，有一年的十月一日，济南市在当时的八一广场举行群众大游行，父亲见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与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并肩走上主席台，为了突出杨得志司令员，父亲灵机一动用腿挡了王效禹一下，因此杨得志司令员得以率先走上了观礼台。这一小小的举动据说是父亲在老战友家的饭桌上提起的，是当时在坐老战友的儿子告诉我的，前一阶段我们见面，我再次考证其真假时，老战友的儿子信誓旦旦的说绝对是真的，是他亲耳听到的。反正不管真假吧，全当戏说啦。

十一、省军区参谋长

1973年司令部大院里就有了传言，说是父亲要调到省军区工作，从副师一下子到副军，有比较熟悉的叔叔伯伯见了父亲直接就表示了祝贺，但也有的人不认可，认为不可能一下子从副师到副军。现在看，这应该是军区党委，或者说是杨得志司令员对父亲在“三支两军”工作的认可，所以直接下命令担任省军区参谋长。记的搬家的当天我仍在学校参加运动会，中午只好到李家齐伯伯家吃的中午饭,饭后才骑着我的永久十三型自行车到了山东省军区二号院,找到了一座二层的德式建筑,也就是我的新家。

父亲到省军区工作后，大概是工作交接吧，仍在市委上了几个月的班，有一次看省军区男篮和济南市男篮比赛，父亲还笑着说：这让我给谁鼓掌如油啊。 

到了省军区，等于又干上老本行，父亲一直认为只有做军事工作才能出干部，所以我当兵后，想到后勤九分部修理连学技术的想法只能成为泡影。

当时省军区下辖独立一师，独立二师。父亲经常下部队搞拉练、搞演习，有时不通知不打招呼就去了，有一年春节，父亲要到独立团查岗，可他没想到，时任独立团三营九连三排长的我是在他身边的最大卧底，我知道后赶快打电话通知了团里，随后结果大家就可想而知了。

父亲对工作的认真和严苛在司令部机关应该有一讲，他对所有的文书，逐字逐句包括标点符号都不允许有错，所以有的参谋报上来的文书反复修改才能通过。但是在大的方面也是有他和蔼可亲的地方，记得好像是1974年春节，司令部机关给每个干部发了50元过节费，当办公室把50元送到家里时父亲坚决不收，说收了不等于为自己谋私吗！

有一次我外出碰上一省军区司令部的干部，当他知道我父亲是谁后，感慨的说：你父亲是好人。我问为什么？他说：司令部机关曾经调整过一次干部级别，以往的惯例是按名额有比例，但这次父亲说干脆能调的都调了吧，因此司令部所有正连级以下的干部都普调了一级，因为司令部最大的权力也就是调整到连，再往上就要政治部说了算。

还有一次父亲下部队检查工作，他顺路拐了个弯，到泰安军分区独立营去了解了一下他老儿子的情况。而当时仍在训练场训练的我的弟弟却是在四十多年后才从他的排长口中得知了这一消息。所以有人不理解，在老爷子手下当兵竟然没提干？大姐也是1969年在莱阳当兵，直至81年才调回济南，许多人给大姐说：你调不回去就怨你父亲。

父亲的严厉在司令部机关干部中是有讲头的，但是在司令部机关战士中却又有一说，有时候父亲常到省军区接兵站炊事班打扑克，打输了一样脸上贴条子，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他80多岁，进了干休所仍然和炊事班，司机班战士玩在一起，每天晚上总有电话打到家里，问父亲吃完晚饭了吗？一会派人去接。济南人喜欢打勾机，四付牌六个人。有时高兴就打到很晚，干休所里的干部见了也不好多说，就嘱咐打完牌一定要把首长送到家。

人的长寿要我说，其实根本不在与你每天走多少步，爬多高的山，就在于你心情是否愉快！父亲这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刻意锻炼身体，就是整天和战士们玩在一起，当然干休所的工作也没拉下。

十二、老干部管委会主任

母亲常常对我戏言说：你父亲是全军干休所最老的老干部管委会主任。

父亲是63岁从司令部顾问岗位上退下来的，即被老干部们推选并任命为省军区第二干休所老干部管委会主任，干休所多是省军区退下来的领导，所里的干部大多也是从机关抽调来的，因此发挥老首长的作用，解决所里遇到的问题是最好最便捷的办法，所里缺少经费，让老首长张张嘴，省军区给个几万块钱就解决了。

当然这里边也是有老干部自己的私心，所以认真履行好老干部管委会主任的职责即是以往的工作习惯也是为了所里老干部的利益。干休所改建，从施工图纸到实际施工，从材料选定到价格多少，事无巨细都要经过老干部支部书记江副司令和父亲的首肯。施工方有时开施工办公室的玩笑，说你们说了都不算，没老干部同意点头全白搭。当然干休所改建是事关自己住宿条件的改善，所以父亲也十分上心，有一次父亲住院，施工办公室竟带着窗户的样品跑到九0医院去争求父亲的意见，由此可见其强烈的责任心，因为大概不是建筑专家，建成的高层住宅，现在看还是有一定的欠缺的，至少卫生间没有窗户就是一大弊端。

当然了，设计方案到底是十多年前的，但父亲为此也是付出了许多的心血。就这样，父亲在老干部管委会主任的岗位上一直干到全军干休所大调整才撤底退了下来，但这已经是他97岁的高龄啦。

十三、老来伴

父母风风雨雨中一路走来，平安的渡过了他们的金婚与钻石婚。

在金婚的喜宴上，我代表兄弟姐妹发言，感谢父母，感谢他们五十年前的结合，赋予了我们生命，同时给予了我们良好的教育，让我们顺利的成长、成家，成为了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父亲老战友的女儿江婴（父亲曾经帮助过她）激动的为他们写下了诗篇《金色礼赞》。

金色礼赞

看那，是谁向这里走来，卷起一片金色的期待。那是一对携手伉俪正步履从容，走向新婚的第五个十年。

彩绸为之锦绣，。华灯为之初放。诗歌为之吟起，嘉宾为之礼赞。

你们携手跨过半个世纪的沧海，那长长的时光里。留下你们的足迹，坎坎坷坷，深深浅浅。那长长的时光里，铺就了你们的情愫，甜甜蜜蜜，恩恩爱爱。

为此，请收下我们金色的礼赞。

礼赞你们，天良温暖，宽厚仁爱，礼赞你们，青春不老，激情仍在。礼赞你们，好美，好帅。

愿那金色的时光向前，载着你们

继续初中，始终如一的恩爱。

待到那钻石年华，让我们再一次盛宴，

老有云集，高朋再来。

我周围的朋友，父母许多都先后过世了，能够走到钻石婚的非常的少。为此，在父母钻石婚上，弟弟将一颗钻石刻上了：

继续初衷，钻石恒久远，

始终如一，一颗永流传。

晚年的父亲和母亲

父母相亲相爱，在父亲的眼里母亲是永远的年轻，因此在他若干年里每次因病住院都要母亲陪伴，而我们做儿女的也就是过去看看的份。在他90多岁时，一次轻微脑梗导致左半身活动受阻，按医生的话讲，你们家属要做好思想准备，父亲很有可能会卧床不起。当我们做好长期轮班照料他的时候，顽强不服老的父亲，竟然硬闯过了这一关自己站了起来。

面对疫情的突袭，在九O医院卧床一年多的父亲，终究没能躲过去，于2023年1月2日凌晨2点安详的闭上了他的双眼。

我们的父亲走了，永远的走了，这次没能象以往一样去医院接他出院。我们兄弟姐妹始终认为，就像在战场一样，虽然子弹可以击中他，却不能击倒他，包括这次依然会战胜新冠病毒。然而天不随我愿，父亲带着他穿过战火硝烟的记忆和经世一百零三年的身躯，将最后的心跳安放在了二零二三年。

弟弟在他怀念父亲的文章中写到“听大姐说父亲走的很安详，像他从容不迫的一生一样面如平湖。父亲是个很讲究的人，衣服要熨烫后才穿，自己刮胡子刮到一百多岁。大姐的一个战友至今还用她小时候的印象来形容父亲：漂亮叔叔、武官叔叔。

我们选择了放弃创伤性抢救，母亲说不想看到父亲走的凌乱不堪。

当噩耗传来，我没有痛哭失声，只是觉得好像被父亲辜负了，你怎么能说走就走了！最近泪点有点乱，不时会悲从中来。那种失怙之痛像是从麻药失效后的伤口隐隐地渗出来，一个看似无关的事物便令人喉咙发紧。至今我仍然觉得父亲还活着，他鲜活的生命形象和快乐达观的性格凹凸有致，永远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像时而凛咧、时而温暖的风扑面而来”。

父亲的确是走了，母亲虽然内心很悲痛，但外表非常平静，或许她知道，即便是老来伴也难免有天各一方的时候。

我们的父亲永垂不朽！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李大维，男，68岁。山东省人民武装学校军事教研室主任(副团)，转业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培训中心工作，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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