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镶嵌在苗山侗岭间的“汉文化明珠”，———游黔东南隆里古城

灞水人家

隆里古城是贵州旅游四大古镇之一，是黔东南州凯里市锦屏县所辖的一个国家4A级旅游古镇。

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7年），黔东南州的少数民族首领吴勉，领导侗、苗农民揭竿起义，应者云集，声势浩大，众达20余万，连续攻克黎平、锦屏和湖南通带一带，震惊朝廷。刚建立王朝不久的明太祖朱元璋，急派第六子楚王朱祯和得力干将汤和，率30万大军征剿，战事历经七、八年之久，于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方才平定。但由于黔东南偏于西南一隅，山高路远，鞭长莫及，朱元璋遂留兵弹压，实行“军屯”卫所制。在苗山侗寨的崇山峻岭之间，隆里盆坝平阔，水田众多，山环水绕，地处苗侗腹地扼口，便于居住屯军，始置龙里守御千户所，首派吴得为千户、井孚为镇抚，进而拉开了龙里古城跌宕起伏600余年的历史帷幕。所谓的“卫所制”，是明朝的地方军事组织，人数超过五、六千的为一卫，人数过一千的为一千户所（正五品），官阶属于厅官。隆里古镇虽然面积不大，但地处偏远且军事战略意义特殊，所以吴得首任千户，军政“一把手”，当属正五品。而井孚任镇抚，类似于武装部长或警备司令的角色，官衔自然比吴得低了一格，显示朝廷对隆里军城的青眼有加和格外重视。

平定吴勉起义后，最初留下的士兵，至少应在一千人以上，才能称为“千户”。明朝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庞大的军事体糸，将全国一部分人列入军籍称为军户，军户被分配在各卫所管辖，不受当地普通官吏管理，但必须承担兵役。同时，军户必须听令随军屯垦戍边，全家固守在屯戍之地，不得随意迁徙，子承父业，世代为兵。明代中叶之后，军户制才被募兵制替代。

龙里古城（后改为隆里古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南北宽217米，东西长222米，近似于正方形，绕城墙周长为 1515 米，占地面积4万8千余平方米。设东南西北4道城门，东门称“青阳门”（意为向东开的门），城门横匾“东屏巩固”；南门称“正阳门”，城门横匾“南厢重镇”；西门称“迎恩门”，城门横匾“西溪金池”；北门称“安定门”，城门横匾“北方锁钥”。虽然建有东南西北4座城门，但因其为军事城堡，进入城门并不是规正的东南西北4条大街，所有的街巷路口均不成“十”字型，而均为“丁”字型，彰显防御体系设计精密，街巷曲折，宛如迷宫，盘根错节，有利巷战。其中北城门平日关闭，北大街有意不与东西主街相通，住户各家均设有后门，户户连通。一旦发生战事，便于通风报信，转移或撤离，古城四周还筑有城墙和护城河，可惜岁月荏苒，历史湮没，现在只能看到局部了。东门外广场的浮雕和城隍庙里的挂图，即映射了当年金戈铁马激烈厮杀战争场面，向今天的人们昭示着隆里兵邨的本来面目。

东门城楼是清光绪3年（1877年）重修，为三屈四檐悬山揽尖顶式建筑，翼角高翘，四角悬挂风信铃，是古城的标志，游客进城必过的第一道城门。进入东门即是东门大街，两排徽派建筑屋舍映入眼帘，所有的街巷均用鹅卵石竖铺而成，历经数百年踩踏，犹如一道道精美的花案，晴不染灰，雨不挂泥，行走于上，顿生追古怀远的沧桑之感。

古城东西长222米，东门大街总长不过110米，南面为住所商铺，北面有一段为住户商铺外，龙标书院、城隍庙、千户所（衙门）、观音堂等一字摆开，衙门斜对面有一古戏台广场，因而，东门大街无疑是当时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文化的中心。观音堂是古城的中心，是东西中轴大街与南门街“丁”字路的交叉点。北门大街有意不与中轴街直通，须从狭窄隐藏的胡家巷子和长寿街，才能通往西门大街。东西中轴街和南门大街，又分出六条巷道，号称“三街六巷”。三街六巷居住王、江、陈、杨、胡等大姓人家，其它区域又分布九个姓氏的院落，分别为姚、艾、苏、金、银、钱、铁、陆、鲍等九家院子，总称为“三街六巷九院子”，还沿着城垣设有内环路通绕全城，以便军事机动。

综观“三街六巷九院子”的所有建筑，东门大街的千户所衙门，是全城的首脑机关，牌楼气势宏大，庄严威武。上方竖额写有“边邑重镇”四字，中央横额隶书“隆重守御千户所”七个烫金大字，门柱两边有主、副楹联，昭示着隆里古城的沧桑历史和军事意义。其主楹联：“调北征南洪武剑锋所指征程九千立屏卫，屯田戍境明清蔚启人文科甲六百成今闻”；副楹联：“移民守边亦兵亦农构军事邨落，开域拓土且礼且武筑九陲堡城”。当然，千户所衙门最初不是这般模样。听说解放后曾一度被拆除，建有一座现代风格的院落，作为隆里镇政府所用，现在旧址改建重修，才有了今人对追溯概括古城历史和意义的主、副楹联，为古城文旅增添了不可或缺的浓墨重彩。

隆里古城的屋舍，均为徽系建筑，以坡屋顶，黑灰主调，白墙灰瓦，院墙高固，屋基青石。院落基本为三间、四合、一天井，宅基均高于街道，门前为青石台阶，两侧有护座石雕，门上有匾额，门楣有楹联，以显示主人的族望和身份。由于当年南进征战时，山高沟深，森林茂密，无路可循，全凭明军士兵挥斧开路，发现了通直高耸、坚韧结实的杉木，是中原罕有的盖房好材料，随即伐杉建房，不用一钉一铁，全凭榫卯连接，结构紧密，木雕精细，以象鼻榫头（寄寓封侯拜相）最为普遍，名式家俱典雅优美， 颇俱归璞返真之风。朱元璋得奏，龙颜大悦，敕令大力伐运，尽供皇家所用，杉木隆为“皇木”。由此，苗侗水运“皇木”的“木商文化”，成为如今黔东南州文旅宣传的一个亮点。当然，这是后话了。

漫步倘佯在隆里的大街小巷，这里的一砖一石，一门一户，无不浸透着中原汉族文化的浓厚色彩，仿佛处身于苗岭侗山间的“世外桃源”。据史料记载，从1385年开基筑城以来，在明清两代先后遭受了七次战火，最著名的有三次。一次是建城12年即洪武三十年（1397年），锦屏上婆洞（今启蒙）的苗族首领林宽，率领苗民起义，反抗朝廷暴政，攻陷了龙里守御千户所，杀死了首任千户所的吴得井孚两个首领，城破人亡，所城荒废。朱元璋下诏书谕廷臣，赠吴得为指挥佥事，井孚为正千户，令其孒袭职，优恤全家。二十年之后即永乐2年（1404年）复置建城，从其它卫所重新调拨360名士兵及家眷，驻守此城。所谓的“三街六巷九院子”诸等十余个姓氏如此而来，现在的隆里人即这批“军户”的后代。第二次是清顺治六年（1649年），李自成余部郝永忠过境破城；第三次是清咸丰年间，张秀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亦曾攻破此城。经历了多次刀光剑影兵火销蚀，隆里古城涅槃重生，在保留开城初的基本轮廓的基础上，陆续完善了建筑功能，形成了今天的古城全貌。比如东门大街上的龙标书院初建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为纪念曾谪任龙标县尉的王昌龄所建；西邻的城隍庙建于明嘉靖年间，奉以身殉城的吴得和井孚为古城的隍佑神而建；隔过千户所衙门，又有观音堂，是明万历九年（1581年）所建。

千户所衙门旁边的这3处建筑，均比开城之初的明洪武十八年（1358年），晚了许多年。但这三个建筑，却集中代表了中原文化和信仰。龙标书院代表着中原传统文化的庚续流传，城隍庙寄托着朝廷和守军的美好愿望，而观音堂则是这座军城祈福子孙后代繁衍生息的圣殿。因而，游览于隆里军城，每一个建筑都传递着中原文化的信息，让人们感受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隆里古城因卫所军事制而立，自开城以来，以军户为先导，商人和移民也跟踵而来，中原文化随之形成主流文化。隆里古城虽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不到5万平方米的方形小城里，集中展现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其中最富有特色的是宗祠文化、门第文化和状元文化。

首先是宗祠文化。隆里军户全部分别来自中原多地，离开故土，翻山越岭，亦兵亦农，屯垦戍边，回归无期。为了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3个人生的基本问题，惟建宗祠，方可解忧。祠堂是古村落最重要宗族建筑，是祭祀祖先、悬挂族法家规、议事决策、维系家族统治的重要场所。祠堂的规模大小，与家族的兴旺与否息息相关，可以说一座宗祠，就是一部家族史。而地域狭小的隆里古城，却建了6个宗祠，分别是魏王宗祠、龙王宗祠、所王宗祠、西王宗祠、江氏宗祠和陈氏宗祠。王姓是隆里的第一大姓，分别来自不同省份。从江西迁来居住在东门的称“东王”，福建籍居住在西门的称“西王”，从山西迁来居住在观音堂的称“魏王”（山西是战国时期魏国所在地），来自安徽的王姓，因其祖先最早入驻隆里千户所，并主导了古城徽派建筑的一统风格，所以自称“所王”。这4支王姓，虽然同姓，但不同宗，且各建有家祠，所以各支王姓互可通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隆里千户所的婚娶局限古城之内，遂有“关起城门都是亲”之说。只是解放以后，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实现了各民族平等和中华民族大团结，才有了隆里古城汉民与周边少数民族通婚结亲的新风尚。

除了王姓宗祠，包括江氏宗祠和陈氏宗祠在内，能在临街盖起三间四合几进几出的宗祠，无疑都是隆里古城有人脉有地位有实力的望族。各家宗祠均有牌楼横匾，门柱间有多幅楹联，书就本家族的迁徙历史、祖宗功德和对子孙后代的训示。如所王宗祠前有4幅楹联，其中一幅写道：“两晋树家风，炳炳火良，自昔衣冠辉凤阙；三槐绵统系，振振蛰蛰，于今声望著龙标”，即说“所王”的先祖在山西。而其中又有一幅写道：“江左发祥曾逾千载，回思我先代，人才崛起，门第增辉，只凭孝悌两端，孕育公卿种子；黔南聚族已立三朝，深望尔后生，堂构相承，箕裘克绍，贯彻家邦一理，讲求治化根苗”，上联追溯祖宗的功德及发祥的缘由，下联要求后代，继承祖宗遗业，恪守族法家规，讲求培育后代。

江氏宗祠的主楹联写道：“祖籍肇江南，溯前代芳声，子尽孝，臣尽忠，兰陵世序传香远；孙支繁黎北，武封候，文封相，济水根原启运长”，副楹联则写道：“潮造祖代义从征，蛮服论功，命除隆里膺千户；迨通公帅师入险，洞平晋秋，诰授将军焕五溪”。

陈氏宗祠的主楹联为：“祖籍绍闽侯，地灵人杰，李唐时车辚辚开招漳州，忠肝义胆；圣旨传京燕，雷厉风行，朱明季旗飘飘遗创楚域，铁骨丹心”，副楹联为：“祖宗正气扬四海，高瞻远瞩，顶接异户半百氏，天下数一；先人美德播九州，内合外连，同聚共饮十九世，举世无双”。陈氏宗祠的主楹联，描绘的是先祖的赫赫战功，副楹联则说的是其祖德美好，族人兴旺，宗族合睦，外连别姓过半百，十九代人聚族而居，同餐共饮，天下第一。

隆里古城陈氏宗祠的楹联，内含“天下数一”和“举世无双”这两个词，傲视群雄，充满霸气，但绝不是自夸海口。陈姓出自舜帝后裔陈胡公。舜帝之后有两姓，一曰姚二曰妫，居姚墟为姚，居妫水为妫。周武王灭纣建周之后，寻找到舜帝的33代孙妫满，既封侯又纳婿，并封于现河南省淮阳称为陈国，谥号胡公，又称胡公满。陈胡公的后裔子孙有依国号为姓的即姓陈，有依始祖谥号的即姓胡，因而有了“陈胡一家”之说。在当代中华姓氏排序前十的为王、李、张、刘、陈、杨、黄、赵、吴、周，陈姓排名第五，仅陈姓人数在全球超过9000万，而由陈姓衍生的姓氏有60个或75个之说。在隆里古城的“军户”中，由于姓氏排名第一的王氏，分有“所王”、“东王”、“西王”第4个分支宗祠，且无李、张、刘等姓，所以隆里古城的陈氏宗祠楹联，当仁不让地写上了“天下数一”“举世无双”的八个大字了。

如今，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而来的游客，在各氏宗祠气势如虹的牌楼前，细品这些楹联，或许能追溯到本姓的历史渊源，当有一番厚重的沧桑感油然而生。

其次是门第文化。隆里城内，宗祠之外，家家户户的门第上方都有匾额，体现了隆里人的门第观念和价值观念，用不同的文字，深深地烙下了家庭背景的印记。各家各户的门第，多用姓氏代称，有的打郡望（姓氏发祥地），有的打名望（本姓名人的代称）有的打家风或门风（本姓的优秀传统）。凡此种种，都是一个目的，彰显门第，光耀门庭，训导子孙后代，纯粹继承了中原文化的规制。全城家家户户都有门第，这在当下的中国大陆实属罕有。

由于门第多用代称，外地游客雾里看花，多有好奇，自然会寻根问底。比如王姓是隆里古城的大姓，但王姓各家不会在门楣匾额上，直白地刻上“王府”或“王家”二字，而统一为“三槐第”。王姓为何自称“三槐第”呢？《周礼.秋官.朝士》中曾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意为王宫的外朝，一般均植有三棵槐树，为三公（司马、司徒、司空）听诏或奏呈的候立的代称。太原王姓的始祖叫王言，其北宋年代居住在汴京的玄孙王祜，显赫于后周后汉时期，历经太祖太宗两个朝代，曾任兵部侍郎，但终因正直不阿，为当朝不容，未能高升。卸职之后，仍志存高远，盼望发家，在自家庭院也栽了三棵槐树，自信满满地认定只要悉心培养，子孙后代必有官至“三公”的人出人头地，告慰祖庭。果不其然，若干年后，其孙子王旦终于作了北宋宰相，实现了王祜的“三公”夙愿，并干了18年，给王氏家族带来荣华富贵兴旺发达。后来王旦的孙子王巩在汴京开封修建了“三槐堂”，并请大文豪苏东坡撰写了《三槐堂铭》，而名噪天下。于是，王的后世即以“三槐”作为王姓的代称。游人一步入古城东门大街，便可看到好几家“三槐第”的门匾。

江姓的代称为”济阳第”，江姓发祥于山东济阳府。隆里开城12年之后，林宽起义，攻陷隆里首任千户吴德和镇抚井孚殉难。20年后，隆里的江姓先祖江造和江通2人，随军征讨，收复失地，镇守隆里。后因军功卓著，被晋为“千户”职，敕封武略将军，为江氏一族世袭。

“ 苏湖第”是胡姓的代称，胡氏发祥于江苏太湖。明洪武年间，其先祖胡海以“武庠生”（武秀才）身份，从安徽出征入黔，镇守隆里，后晋“镇抚”，胡氏世袭。

杨姓的代称是“关西第”，杨姓发祥于陕西华阴，华阴处涵谷关以西。著名的“四知先生”杨震为东汉名相，博览群书，一身正气，被誉为“关西孔子”，杨姓门楣固取名“关西第”。随军来隆里的杨氏先祖叫杨钟秀，镇守隆里，因功而晋，后被授“千户”职，杨姓世袭。

以上的门第均为“打郡望”取名，一些没有显赫等级的家族，其门第多为“打名望”。如“五柳堂”是陶姓住宅，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因其屋边五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随军来隆里陶氏“军户”，即借陶渊明的熠熠辉光，以“五柳堂”之名为门第添彩。“科甲第”因族人曾中进士，遂取名“科甲第”，寓意后代能继承祖业，金榜题名。而“耕读第”，则取“耕可致富，读可荣身”。隆里作为军城，其“军户”亦农亦兵，扛起锄头去耕田，放下锄头挥戟矛。但“军户”们更珍惜和平，热爱和平，渴望在远离故土的苗山侗岭间，有一块能静心耕读的美好空间。用耕作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用读书蕴养自己精神世界，享受田园牧歌式的和平与安宁，贴切地反映了汉族农耕文化的价值取向。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除了门楣楹联之外，各家门第的门楣两边，还开有两个窗牖，窗牖上边亦有横匾，两边亦有对联，均为倡导读书句，书香味浓郁，充分显示了隆里人格外看重文化对屋舍的熏陶和濡染，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

第三是状元文化。如果说宗祠文化和门第文化，仅仅荣耀各姓氏自家的宗祠和门楣，状元文化则是全城“军户”共同追求的文化主流。虽然“军户”自有军籍和俸禄，但晋阶升官凭的是蛮力战功，未免带有血腥味。期望家族子走上一条“和平发展”之路。自然崇奉“学而优则仕”的信条，惟有教育子孙后代多读书、读好书、考好试，科甲三连，金榜题名。

隆里古城状元文化的历史渊源，须追溯到一千多年前唐朝的号为“七绝圣手”、“诗家天子”的王昌龄。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王昌龄时任江宁丞，即当今的南京市江宁县县令，因一首长诗《梨花赋》内寓讥讽，得罪了权贵，从繁华富庶的江南之地，被谪贬到西南偏辟的龙标任县尉。所谓的龙标县址即是现在隆里所在地。其好友“诗仙”李白得知后，旋即写下了《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诗，曰：“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一个“愁”字，道尽了李白无可奈何的同情之心，以及两个诗人之间的深情厚谊，成就了中国诗坛的一段佳话。

王昌龄在龙标任县尉（相当于县安局局长）期间，作为中唐皮颇负盛名的文人骚客，亦并没有因此消沉，依旧把盏吟唱，自取其乐。如《龙标野宴》云：“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抒发了王昌龄当时积极乐观的心态。《送柴侍御》曰：“流水通波连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说的是挚友相别，未必离伤，共享明月，同担风雨，友情常在，山高水长。这两首七绝，均有青山明月辉映其中，不经意间成了龙标山水驰名中原的名片。给苗岭侗山留下了源远流长的文化影响。因其为中唐“七杰”诗人之一，中博学鸿，词科第一，隆里人尊称他为“状元”，相继从城里又延续到城外，修建了龙标书院、状元桥、状元祠、状元亭、状元墓（衣冠塚），以示纪念，形成了隆里古城“一院四状元”的状元文化载体。

龙标书院是状元文化的居首平台，为清康熙年间的张应诏倡议所建。张应诏知识渊博，儒雅随和，为官清廉，平步青云，连晋十一任，由基层一步一步走进宫廷，官至鸿胪寺少卿，专管朝廷的朝会仪节和皇家祭祀，为隆里人引以为傲的朝廷命官。张应诏入仕多在中原辗转为官，汲取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精华和内涵，深知文化对培育人才的决定性作用。告老还乡后，张应诏即带头倡议。捐银捐物，始修龙标书院，并首任书院“山长”，传学讲学，授课解惑，开了“状元文化”的先河，被当地人崇敬和颂扬。其所居街巷，被尊为“张所街”，也叫官街，又叫永禄街。成了隆里人心中入仕为官的风水宝地。

龙标书院始建于清雍正3年（公元1725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重修。龙标书院的门楼牌坊十分壮观，匾额竖联，文采斐然，气冲斗牛，蕴涵丰厚，交相辉映，回味无穷。两边横额道：“龙跃鲲翔，沧溟浪跋；标新立异，文采风流。”主楹联上联为：“圣道已浸衰，愿先进群英，发乃聩，振乃聋，挽局救时，共砥中流参造化”，下联为：“宫门非易入，朝后来诸子，殚其精，竭其力，锄经犁史，同超上乘促文明”。内楹联为：“龙跃柳池，风和云会九霄路；标夺杏苑，花放水流二月天”。外楹联的上联为：“为贵山之时雨春风，移来下里新建伯鸿胪卯，道学堪师，期大家回去登彼岸”，意为：分享贵山书院（贵州最有名的书院，贵州大学前身）的时雨春风，回到家乡重建龙标书院，张应诒的道德学问堪为人师，希望大家回去刻苦用功，共同攀登美好的理想境界。外楹联的下联为：“迎黎阳之南泉白塔，请到上方沧浪更龙标尉，文明可慕，愿多士努力步前程”，意为：迎接黎阳书院（黎平府最有名的书院）的南泉（山）、白塔（的灵气），追溯前代王昌龄谪贬龙标，其伟大精神令人敬重，希望各学子奋发努力，步入未来的锦绣前程。

龙标书院前的花街路面呈三级台阶，寓意学子们都能学有所成，金榜题名，连中三元，即旧科考的乡试、会试、殿试，其第一分别为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龙标书院有四进建筑，分别有泮池、祭祀大厅、学堂和藏书楼。历史上曾有3人考中进士。16人考中举人，贡生60余人，入仕为官知县以上15人，龙标书院因而有“科甲蝉联、缙绅鱼贯、恩优岁拔，叠出其间”之美誉。解放以后，曾为隆里小学所在地。

　　隆里古城景区，分为城内和城外两大部分。城外即以古城墙到真武山之间的景观。真武山上有真武寺道观，可以鸟瞰隆里盆坝的全部景观。而龙标书院是“状元文化”“一院四状元”在城内的一个院落，城西门外又有以4个“状元”命名的亭、桥、墓、祠，形成了了一条完整的的“状元文化”脉系。西城门外的龙溪河又称平江，逶迤而过，两岸稻田阡陌，草堂荷池，风光旖旎。西门又称“迎恩门”，寓“迎旨叩谢皇恩”之意。明清时期，过境驿道从城西沿龙溪河而过，每逢朝廷下诏降恩，官员必到西门迎候接旨叩谢皇恩，故称“皇恩门”。出西门200余米，便会来到用石条铺就的平水石桥，石板贴水而铺，修建于明代天顺元年（1465年）年，是古城最古老的石板桥。桥头一侧建有“怀伯亭”，又叫状元亭。因王昌龄字称“少伯”，过了龙溪河，才有状元祠、桥、墓。平水桥又称作“红军桥”，因当年红军长征时，于1934年9月和12月，两次跨过平水桥，驻跸隆里，所以当地人又把此桥称为“红军桥”。

沿着纵横交错的水田，走到景区水车画廊，必走状元桥。状元桥始建于明崇祯2年（1629年），后又经乾隆年间、道光年间两次维修，用青石板铺成桥面，长34米，高10米，宽3.5米，东头立有“状元桥碑记”。过了状元桥，就来到了状元墓和壮元祠。状元墓为王昌龄的衣冠塚。状元祠最早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史载建筑壮丽，规模宏大，是古时祭祀当地先贤、忠孝节义的场所，曾是隆里文明的象征，但已毁于民国时期，现在又按原貌恢复了状元祠，亦为徽派教筑。但因三年疫情影响，游客来此稀少，大门紧闭，无法入内。祠堂外两边各立一道勒石，一个勒石镌刻“风骨可鉴”4个大字，另一个勒石镌刻“诗纪盛唐”4个大字。状元祠的主楹联，上联为：“萃一方之硕彦英才雅雅鱼魚俾大小咸归造就”，下联为：“收四野之青山绿水形形色色看高低尽入文音”，意为王昌龄来此蛮荒之地，用自己的文化和智慧，传文授道，修学育人，传播了中原文明。门庭两侧还有一幅副楹联，写道：“诗纪盛唐谪贬隆里悠悠远客光僻地；名垂边塞寄身翰香缕缕吟魂耀苍穹”，这副楹联概括了王昌龄作为“诗家天子”荣辱相交跌宕起伏的坎坷人生。王昌龄生于698年，卒于757年，少小贫寒，青年从军，34岁才参加博学鸿词科考（相当于考公务员），考中3年后才升迁江宁县令，在仕途中两遇谪贬，任龙标县尉8年后告老还乡途中，正值“安史之乱”，翌年路过安徽亳州，竟无端地被当地官员活活打死，实在是平生蜚声文坛、辞世窝囊奇冤，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庆幸的是，在他仕途最后任职8年的隆里人心中，他始终是中原文化薪火的传播圣人，是隆里人永远敬崇和铭记的“状元”，于是就有了隆里城“状元文化”体系的完整构建。

隆里古城“汉文化”特色，还包括舞龙表演、花脸龙、唱汉剧等等。然而，受地域经济影响，同其他苗乡侗寨一样，绝大部分年轻都外出打工，人去房空，人口锐减，留守的多为50岁以上的老弱妇孺，民俗民节时并无多少年轻人参与其中。除了宗祠文化、门第文化、状元文化能依赖徽派建筑继续得以保持流传外，其它的文化特色，抑或在不久的将来，因后继无人，而逐渐湮失于岁月的长河里。但是，尽管如此，在一个面积不是5万平方米的隆里古城，都系统集中展示中原文化特有的宗祠、门第和“状元”文化，稀缺少有，弥足珍贵，当之无愧地成为西南古城的耀眼明珠，值得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亲身体验隆里古城汉文化的无穷魅力！

最后，试应赘述几句，解开筑城之初的“龙里”为何变成了如今的“隆里”之谜。前面曾说过隆里古城的大街小巷，全都用鹅卵石竖立铺路，其它街巷均按一规律铺就遂成“花街”，惟有南门大街整条街道，铺成了一个巨大的蜈蚣图案，有头有尾，有眼晴，有触须，仔细端详，别有谐趣，追根溯源，这里有一段历史缘由。明末清初，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因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所掠，“将军一怒为红颜”，打开关门迎清兵，让清军顺利攻占了北京城，由此被清朝封为平西王，座镇昆明，经略西南，滇黔桂一带均为吴三桂的封地。以前清朝沿用了明代的军户卫所制，到了清顺治15年（1658年），清廷做了重大的军事改革，宣布废除卫所制。做为西南的“土皇帝”吴三桂，巴不得借此充实自己的实力，便派员到龙里收回大印，裁除龙里守御千户所，变“军户”为“民户”，又取“隆盛更新”之意，变龙里为“隆里”，让龙里人失去了朝廷俸禄，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社会地位和高贵身份，变成与周围苗岭侗寨无出有二的普通平民。常言道“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龙里人由此对吴三桂一直持有反抗、仇视的敌对心理。后来在整修南门大街时，隆里人有把路面铺成了蜈蚣状。蜈蚣毒虫，人皆恨之；“蜈”“吴”同以“蜈”寓“吴”，脚踩“三桂”，以泄愤恨。所以，南门大街又叫蜈蚣街，代代相传至今了。

一座亦兵亦农的军城，一段“诗家天子”仕途8年的历史佳话，一颗璀璨夺目的文化明珠，一个隆里“军户”刻骨铭心的记忆永恒，一个值得游览寻古追远思贤的胜地！隆里古城六百年，中原文化广流传。“诗家天子”如有知，尽可含笑饮九泉！有兴趣的朋友，来到隆里古城游玩，在领略“文化明珠”之光的同时，不妨到南门大街多踩踩“蜈蚣”，要知道吴三桂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案的大汉奸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