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涯

Jane Lee

李秀丽 (Jane Lee)

1998年8月初稿，2016年1月完稿于芝加哥

毕业典礼（1）

是对留学生涯划句号的时候了。

1. 引子

那是1990 年5 月，我在西北工业大学的硕士导师陈德元教授从西安来广州公务，顺便来广东工学院看看他的学生怎么个活法。饭中他说：“你的didi 两岁了，你可以走了。” “往哪里走啊？” 我问。“去美国啊！” 当时他来广州的任务之一是安排UIC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机械系教授 Dr. Miller 同年7 月来中国讲学，于是他就安排我在广州陪 Dr. Miller 一家玩，作导游加翻译，给我牵了根留学美国的线。Dr. Miller 回美国后，把UIC的申请表和一本厚厚的介绍UIC的书寄过来给我。

在台山侨乡长大的我，自 1972 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关系复苏以来，目睹身边的同学朋友亲戚乡里移民的移民，探亲的探亲，自己却是从未动过心。1987年硕士毕业时，导师问我想不想出国，如果想出国，就留在他手下，不要回广州，他手头有出国的名额。我一心只想回广州，建立家庭，坚信一个硕士一个博士，在这个社会立足应该没有问题。虽然我对在广东工学院的现状并不是满意，但也没有想过出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先生1989 年夏天在华中工学院读完博士，参与珠江钢厂的筹建工作，无限深情的说：“人一生能经手一个大工程不容易，我还是想全力参与，把这个工程做好。”

陈老师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动了真念，着手准备。先生在珠江钢厂干了近一年，发现他的上司和同事，都在准备TOFEL 和GRE, 他思想也有所转变了。想来当时的情况也是天时地利人和，Dr. Miller 愿意帮我联系UIC 机械系的录取事宜，并说他要来接机，让我先住他家。华南工学院认识的好朋友孔敏仪在纽约，乐意为我出经济担保书和借钱给我交第一个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有另外两个亲戚也表示愿意帮我出经济担保书。在广东工学院人事处这方面，那时刚好是 “......” 过后，出国留学有新规定，即是五年服务期的规定，我自1982 年大学毕业，已为国家陆续效劳超过五年，所以也未加阻拦，似乎一切都可以着手计划。于是我回华南工学院办本科的成绩单，并委托向燕陵同学在西北工业大学帮我办硕士成绩单，向UIC机械系申请读博士学位，与此同时，孔敏仪在纽约帮我交了报名费。1990 年底，UIC机械系研究生办公室来信说一切材料均满足要求，只待TOFEL成绩，若TOFEL成绩过关，则给我发录取通知书。其时我已报名在1991年1月考TOFEL, 就是没有时间准备，一是自己要讲课，又要带学生上计算机语言课的实验（带学生上机），还要管CAD LAB，二是先生经常出差，didi 才两岁多，基本上是我一个人要上班和带儿子。每天晚饭后遛完儿子回到家，把书摊开，didi坐在桌子的另一边，要跟妈妈讲话，我就叫他看钟，当长针指着那个字的时候，才能跟妈妈讲话，我只不过是给他10分钟的间隔，对一个幼儿来说是多么的难以超越，不到5分钟，他就迫不及待地要跟妈妈讲话，于是每天的复习都是以失败告终，我只好靠吃一点老本。考试那天，是周末，先生出差去了，我请了个人一清早来帮我看didi, 我再打的去广州外语学院考TOFEL。幸好自己还争气，TOFEL 考了560分，UIC 机械系的TOFEL 录取线是550分。考完TOFEL 后，UIC寄来1991年秋季入学的录取通知书及I-20. 我八月份去签证，只用了孔敏仪一份经济担保书，因税单上显示的收入不够，被拒签。在旁边排队的人不理解，问你的口语这么好，为什么还会被拒签。

与导师陈德元教授

结果秋季入学不成，叫UIC 换成春季入学的I-20，这次拿着孔敏仪的担保书，孔敏仪的朋友出的担保书，及我一位堂伯父出的经济担保书，共三份，签证官当即就给我签了。签证官是个老太太，那天我穿了一身呢子套裙，呢子西装裙是我自己缝制的，呢子衣服是买来的，黑色的呢子服上贴了几片绿色、紫色、茶色的花和树叶图案，图案的边是绣花的，明袋无领。明袋显得很大方，无领则给我变化的空间。我在里头配了件深红色的高筒领衫，再佩上一条雪白的珍珠项链，甚是雅致。这老太太很快给我办完签证手续后，拉着我聊了一会天，直夸我的衣服好看，很配我，并祝我好运气。这件衣服到现在还是我的至爱，有一次穿这件衣服走在系里，Dr. Miller 从他的办公室追到系门口，要摸摸我的衣服，边摸边说这衣服真好看，又可以保暖。此是后话，在此不再多提。

拿到签证那天已经是1991年12月11号，UIC 1992年春季学期是1月13号开学，时间很是紧迫，因为我除了要收拾行装外，还要把课上完。那个学期我开课的班是社会青年自费的大专班，在我走之前要期终考试，改完卷后有补考的学生，论道理是下学期第一周补考的，但头头还要我出一份考题，让学生补考，上飞机前一天补考改完补考卷才让我交差。其次是didi 没有人带，要帮他找全托的托儿所，后来找到广州育才幼儿园全托。再是我们住的那13 平方米的房间，是广东工学院的，先生在珠江钢厂没有住房，按规定是自费留学的一律在出境前要还清单位的一切东西，各个部门共要盖20多个章，最后把户口注销，才发给出境证。我只好去找学院人事处，求他们手下留情，把房间借给先生和didi住，并写保证书保证最多不超过一年，学院人事处郝润成处长很通情达理，体谅我们的难处，同意我的申请，先生与didi 才继续有棲身之所。11 个月后先生和 didi 探亲来美，我们就把房子还给学校了。我内心很感谢郝处长，但这也弥补不了当时与公派留学生比，自费留学生就像是后娘养的感觉。

记得在我走之前，广东工学院一位住我楼上的公派加拿大读学位的同事，出国留学前学校的活基本上不用干了，先是送外语学院或什么地方培训外语一年，再是考英文联系学校，一切费用国家出，学校报名费、机票、第一年的学费生活费，全是国家出，在国内的住房，则是家人住，家人探亲出国了，房子就让亲戚管理。因为是 ".........."，有些国家马上就给大陆留学生发绿卡，这位同事一家人已经是别国的永久居民了，国内的工资还是照发，住房还是亲戚管理。自费的则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首先是别想有机会去脱产学外语，更不会在经济上有所好处，只要求你工作到最后一天，再就是还清一切，图书馆、总务处、实验室、校医院、这个系那个系......，一张单上二十多个部门要盖章，把腿跑断，证明你还清一切，了结一切，退回粮本，凭这张纸去学校开证明，再凭学校证明和护照、户口本，去广州公安局黄花岗派出所注销户口，换上一纸出境证。似乎从那一刻起，祖国啊那母亲，再也不要我这个将要浪迹天涯的游子了。

一切手续办妥后，接下来是换外币和买机票。我和先生一个硕士一个博士，工作几年的积蓄，才换了$406 （护照后面纪录着外币已换，$406，当时汇率$1换5.3227人民币）。要知道按教育部的统计，在改革开放后，从1982年培养出13个博士开始，到我先生在武汉华中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1989年培养了1904个博士，全国各个学科从1978年至1989年底，总共才培养了4800多个博士啊！加上孔敏仪给didi的$100，和表姑表姐舅公平时给didi 的一些港币，就是我们的最大能力了。我父亲给了$594，先生的父亲给了$300。我现在看着当时在深圳海关填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旅客行李申报单的纪录，我带来美国有港币1500元，美金$1400，金戒指一只，手表一只（可能是10人民币吧，来到美国没多久就坏了）。先生还用约$500美元的港币在香港买了一张Delta 航空公司的机票。其时是圣诞节，机票很难买，算是幸运，买了一张12月27号香港到芝加哥的机票。

教育部博士毕业人数统计

出境记录

去香港那天，我们把didi放在先生的父母家，叫他们帮带两天。Didi 大哭，从7楼传下来的哭声，撕心裂肺，这是didi出生三年半来，第一次离开我让别人带，感觉真是生离死别。我噙着泪水，昂首往前，退步是没有的，决心一到美国就把didi和先生弄过来。

先生在珠江钢厂外事办工作，有去香港的通行证和临时身份证，他送我去香港，我们在香港玩了一天半，住了一晚。本来是我去香港一位中学同学家住，先生去他的办事处宿舍住。当我和先生去到同学住的地方，原来她是租床位住，狭窄的空间，只放一张小床，一张小桌，桌上放了个电饭锅和小电视机，外加一条窄过道，人坐在床沿，膝盖没地方伸缩，我一看情形，就不忍心加重她的负担。那晚她请我和先生饮茶，饮完茶后，我对她讲：“我先生那里有地方住，请放心。” 她也没有强留，于是我去先生的办事处宿舍交租住了一晚，第二天晚上，先生、我同学和她父亲送我去啟德机场登机。

2. 飞越太平洋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我虽很幸运地买到一张12月27号的机票，由于钱有限，先生为我买了一张Delta航空公司的便宜机票，从香港到芝加哥要转三次机，加上有一次转机误点，要转四次机，五起五落，香港到Anchorage , Anchorage 到 洛杉矶，洛杉矶到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到辛辛那提，辛辛那提到芝加哥，这第一次坐飞机，却是让我坐了个够。飞机从香港起飞，到阿拉斯加 Anchorage降落清关，然后随机飞去洛杉矶。在 Anchorage 清关，背着沉重的旅行包，拖着大皮箱和鼓鼓的大帆布袋（广东人叫棉胎袋），很夸张，海关官叫我把大棉胎袋打开，掏出一大包中成药，问我是什么，我说：“Chinese herb." 他问：“你这是第一次来美国？” 我说是，他就把我放行了，说：“你的英文很好，祝你好运！” （可惜我到如今，英文也没有什么长进）。

从香港上机时，后排座位坐着一个姓刘的小伙子，华南工学院本科毕业，学建筑的。去North Carolina 州立大学自费读硕士，他由于英文不够好，一路上紧跟着我，飞机上见我吃葡萄，他问我这英文怎么讲，我说 grapes, 他也向空姐要 grapes. 清关时，他跟着我一起排队清关，过关后，一起急匆匆找厕所，又一起急匆匆看荧屏，看下一飞机的登机口和起飞时间，然后飞快地往那个登机口奔去。从洛杉矶飞到亚特兰大后，我们又是背着沉甸甸的旅行包疲于奔命。我先帮他找到飞 North Carolina 的登机口，再奔去飞芝加哥的登机口，飞机已经起飞了，原来是我坐到亚特兰大的飞机晚点，我只好去服务台，叫他们帮我改机并通知从我导师陈德元教授手下公派出国的西北工业大学校友张学一和Dr. Miller 我的新航班。为了尽快飞到芝加哥，Delta 航空公司让我先从亚特兰大飞辛辛那提，再从辛辛那提换机飞芝加哥，这样比原来的时间才晚点一个多小时。从啟德机场起飞时坐的是国际航班的大飞机，到坐上辛辛那提飞芝加哥的飞机时，只是几十个座位的小飞机了，而且也坐不满，机上全是一些非常优雅的老头老太，作短途旅行，圣诞节期间在芝加哥过个周末看演出散散心而已，当他们得知一脸倦容的我是从中国飞来的时候，他们那惊讶的神情，不亚于听到外星人来到他们中间，因为我一身牛仔衣衫的打扮和心态与他们相差太远了。

飞机降落在芝加哥O'Hare国际机场，出乎我意料的是接机的只是张学一，没见Dr. Miller. 原来Dr. Miller派张学一打头阵从UIC 坐地铁来机场，待张学一接到我后再打电话叫他来，这样他可以省下等飞机的时间，也不用泊车。当Dr. Miller和张学一帮我把沉甸甸的大皮箱和大棉胎袋放进行里箱时，Dr. Miller开玩笑说：“Ms. Li, 你最想的是这里头装着你的丈夫和儿子了。” 我说你是百分之百正确。去到Dr. Miller家，刚卸下行装，孔敏仪来电话，我告诉她一切平安顺利。

Dr. Miller 叫我先洗个澡。走进洗手间，看着这个比我们一家三口在广州住的十三平方米的房间还大许多的洗手间，非常宽敞明亮舒适，刘姥姥的感觉都有了。浴缸里把水龙头打开，呼呼的流出大冬天里刺骨般的冷水，赶紧关水跳出浴缸，待会又跳进去，如此这般重复几次，彻底投降，把衣服穿上，随便擦了把脸，很清爽舒服的表情离开洗手间。第二天Miller夫人带我参观她这三层楼的房子，让我看了地下室烧热水的大水罐，才捉摸出要把从地下室到三楼洗手间长长水管里的冷水放掉，热水才会出来。后来有一次邀请Dr. Miller 夫妇到芝加哥唐人街吃饭，把这个秘密告诉Miller 夫人，笑得她差一点就喷饭了。

3. 而今迈步从头越

小时候住的地方，隔几间屋是一间没有屋顶的烂屋，里头长满了落地生根，其时我对这种植物极感兴趣，总是想办法去弄它几片叶子来做书签。这种叶子夹在书里，没几天就因失水变软，再等不了多少日子，在波浪形的叶边每一个波谷处却长出了新根新叶，我既为那小小新叶子的可爱而惊喜，也为这顽强的生命力而欢呼。踏上这块土地后，经常感觉到自己身上流淌的血，有那四海为家、落地生根的移民血质。正是这种血质，支持我在这异国他乡辛勤耕耘，以及享受收获的喜悦。

在Dr. Miller 家住了几天，12 月31号搬去离学校近的张学一家住，去到他家时是晚上，他家进门就是厨房。进门第一时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厨房那几张裂了椅面露出里头白絮的椅子，留学生活的艰辛，先通过这几张旧椅子默默地向我吐露，让我好有思想准备。我因时差还没倒过来，先是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尓后张学一夫妇叫起床吃年饭，原来是过新年了，年饭是饺子，有他们夫妇的真情接待，这不在我期待中的新年过的并不寂寞。

与Dr. Miller 夫妇

2015 年 Dr. Miller 八十大寿

1月13号学校开学，在开学之前这十几天，我需要做的是找住房、到银行开账号、到社安局申请社安号、到外国学生办公室报到、找导师要资助、选择课目、注册、并要找到一份工作来解决日常生活的开支等。

UIC 机械工程系大楼

4. 找导师

学校的教授是在1月4号上班。在系里给我的录取通知书上，系里指派给我的导师是代系主任Dr. Gupta, 他是搞机械原理和零件的，我对这老玩意从来就没有过兴趣。在教授专业介绍表上，我圈了几位作为联系的目标。Dr. Patch是MIT 毕业的教授，专长是自动控制，这与我的兴趣相符，也和我硕士时学的数控背景吻合。我满怀希望地先敲他的大门，进门坐定后先把自己介绍一番，并把简历双手递上。没想到他第一句话是：“I have no money to hire you, Ms. Li." 刚刚从社会主义制度下过来的我，对在学生找导师这种场景下揭示的赤裸裸的雇佣关系，一下子不知所措。虽然我的目的是来找资助，但自己的思维还没有调整过来，去适应找资助就是出卖劳动力去换取报酬这一本质的东西。我被Dr. Patch 这一吓，连春季拿不到资助就看秋季有没有可能这个目标都忘记去追求了。Dr. Patch 接着介绍了一下他的兴趣范围，并说他刚从波士顿来，对芝加哥的冬天还不适应等，叫我开学后第一周再来找他，就把我打发走了。

从他办公室出来，又去找了几个教授，都说没钱，有几个叫我开学一周后再找他们。意识到我来的太迟了，离开学太近了，新学期的助研助教名额都已经有主了。心想既然要自己交学费，不如去计算机系读个硕士学位，于是去找计算机系的研究生主任。该主任是个印度人，态度非常的傲慢，不管我如何向他解释我硕士学的是数控，有不少硬件的知识，硕士论文的课题是搞振动的信号处理，采样，数据处理，编程的能力很强，硕士毕业后在大学的计算中心教书，教计算机编程的课，并在计算机辅助设计室 (CAD Lab) 工作等等等等，他就是不买我的账，瞎说现在很多人使用计算机，但他们并不真懂计算机，你拿的是机械系的硕士学位，并不说明你懂计算机等等，把我弄的火冒三丈，发誓再也不找他。后来在计算机系修计算机图形学这门课时，才知道这个印度人对中国人极不友好，每个去找他的中国人都尝过他的苦头，大家都对他恨之入骨。

放弃在计算机系的努力后，又回来机械系找教授，这次去敲IE （工业工程）教授的门。我虽然对IE 并不感兴趣，但本科时机械制造 (manufacturing) 的基础并不差，尚可以吹吹牛，概率论数理统计运筹学等都学过，觉得并不是太难，而且拿 IE 还是 ME 的学位完全取决于博士资格考试时选考 IE 还是 ME 的基础课与博士论文的题目。一句话，IE 的教授也可以带 ME 的学生。当然，要想在 IE 教授手下拿 ME 的博士学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及独立工作能力就显得比较重要。当时我一门心意找个教授能提供资助，其它的一切都可以妥协了。Dr. Rice 是1988 年在 Wisconsin Madison 拿的博士学位，年龄比我小两岁。Madison 是个名校。他的导师 Dr. Wu 是个台湾人，是美国 manufacturing 的权威，据说美国manufacturing 方面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科研基金都去了 Dr. Wu 手里。名校名导师手下出来的博士，自然可以来 UIC 当教授。与Dr. Rice 谈了一个回合后，他答应在秋季给我25%当RA（助研），春季没有希望。25%的 RA 意味着免学费，每周工作十小时，每月有 $500 的生活费。

找了三天的教授，自己也觉得很累了，这秋季的希望也算是有了个安慰，于是就算是有了个导师，开学后不用再去敲门了。

与导师 Dr. Rice

5. 选课

找到导师后，就要选课，因为马上就开学了。当时系里的中国留学生，听说我是要自己借钱交学费，给我出主意，注册两门课就可以少交钱，但是要外国学生办公室同意才行，因为外国学生必须要注册三门以上的课（12个学分）才能保持学生身份。第一个学期可以以英文不好为由，申请少修一门课，于是我就找导师陈情，叫导师写了一封信，说我英文不好，第一个学期最好修两门课，给我一点时间学学英文，信递到外国学生办公室，没什么麻烦，就批准了，这样我可以从十二个学分减到八个学分，学费从 $5000 多点减到 $3100，省了 $2000。由于我在学校记录的联系地址及联系人是孔敏仪，学校就直接把学费单寄给孔敏仪，孔敏仪打电话来证实，就帮我交了学费，很感谢她！

第一个学期我选了一门机械系的偏微分方程，一门计算机系的计算机图形学。偏微分方程是博士资格考试的课目，博士资格考试的数学课考两部分，线性代数和偏微分方程。线性代数在秋季开课，偏微分方程在春季开课。线性代数比偏微分方程容易一点，而且我硕士时学数控，修过现代控制工程这门课，线性代数用得比较多，对我来说就更容易一点，偏微分方程对我来说就难一点，因为以前的数学课只是学到常微分方程。据先生讲，他们搞传热、燃烧方向的，偏微分方程就用得比较多，对于他们那边的学生，就比较容易。我春季入学，初来乍到，就遇到偏微分方程，硬着头皮上吧。授课教授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台湾教授，Dr. Chow. Brown 大学拿的博士学位，是正教授，曾经当过机械系的系主任，现在临近退休年龄，专心炒股，每当经过他的办公室，大门紧闭，透过窗户，经常看到他两条腿搁在桌上，盯着电视机屏幕，耳朵脖子夹着电话话筒。学生们都说他是在打电话下指令买卖股票，潇洒啊。他的英文算是流利，但有口音，每次上课就狠命地写黑板，时不时转过身来问一句：“Do you follow me?" 我每次上数学课，正是从幼儿园打工回来，没有睡午觉，困得要命，又没有钱买书，只是在笔记本上鬼画符，画着画着，又见周公去了。有很多次，打工回来到系里，心里一懒，就不上他的偏微分方程课了。最后这门课拿了个C.

选计算机图形学，一是因为我还想转去计算机系，二是在广东工学院任教时，就特别想自学计算机图形学这门课，可惜生小孩带小孩上班没时间，这次机会来了，可不能放过。这门课的教授 Dr. Kenyon, 很热爱他的工作，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在计算机系与另外两位教授合作，弄了个 Virtual Reality 的实验室。我每次进到他的实验室，都觉得热血沸腾，非常喜欢干他这方面的研究。这门课用的是 C 语言编程（当时 C 很流行，C++ 才开始），我不懂 C。上课两周后就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大 project, 其他学生都泡在实验室不要命地干，太难了。我找人借了本 C 语言的书，紧啃慢啃，就干起来了。兴趣真给力啊，居然也能对付过来，期末考试后成绩公布在Dr. Kenyon 的办公室门口，不公布学生姓名，只公布社安号，30 多个学生，才很少几个人得 A, 很少几个人得 B, 很多人得了 C, D, 还有 F 的， 我得了个 B.

这门课绝大多数人都读得很吃力，但是一个马来西亚来的年轻学生阿聪，是 Dr. Kenyon 实验室的学生，他就读得很轻松，也给予我很多帮助，他后来在三藩市找到工作，我 1995 年10月去硅谷开会，还特意去三藩市见他。

五月初学期结束，成绩一个是 B, 一个是 C, 同学告诉我：“你的平均成绩不在 B 以上，学校会给你警告的，赶快找任课教授，求他们手下留情。” 于是我就去敲 Dr. Chow 的门，他说不能改，再求 Dr. Kenyon, Dr. Kenyon 说你在我的课能拿 B 就很了不起了，你还想改成 A? Dr. Kenyon 虽然不改我的成绩，却问我做不做他的学生，但要从硕士读起，而且秋季没有资助，到春季才给我资助。我由于当时已经在机械系的 CAD Lab 工作，导师Dr. Rice 又承诺在秋季给我 25% 的资助，我需要这些钱把先生和儿子弄过来，而且自己也认为如果我读博士，先生和儿子会更容易获得来美的签证，于是就对 Dr. Kenyon 说 No 了。我秋季还继续修 Dr. Kenyon 的计算机图形学的课，秋季学期有一个 project, 要学生自己定题目，由于对 Fractal 几何图形其相似性重复性的特点很着迷，我决定把它应用到机械方面，搞有限元网格生成。有限元是机械结构和传热方面的一种主要数值计算的方法，在计算前，要把零件或结构件分成一个一个的网格，才能进行计算。这可以说是计算机和机械的结合了，要用到计算机图形学，数据结构，计算几何，微分几何，Fractal Geometry （Fractal 几何），拓补学等知识。Project 完成后，每个人都要作示范，Dr. Kenyon 看了我的示范后，很感兴趣，后来我把这个 project 继续深入，变成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 "Fractal Based Finite Element Mesh Generation." （基于Fractal 几何的有限元网格生成）。Dr. Kenyon 很支持，让我继续在他的实验室，用他的设备，进行我的研究，真是很感恩他的无私帮助。

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就适应了。夏天，把学兄沈坚明从台湾买来的英文版 “偏微分方程”一书借来读了一遍，原来偏微分方程是这么容易。后来所有的课都得 A, 博士资格考试也是一次就过，尤其是数学的博士资格考试，easy.

6. 找住房

搬到张学一家后，就着手找住房，很快就知道系里有一位中国男生，因太太来，要搬去大一点的地方，就把他的房间转租给我，本来定好三天内就可以搬，因他们找到的住房无法马上搬进，等了十多天才能搬，所以我只好在张学一家住了十多天才搬出去。也是很感谢张学一夫妇，让我在他们那里住了这么多天。

这个房子的地址是 800 S. Claremont Ave., Chicago, IL 60612，是一个两家庭的房子，楼上楼下都住满了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这房子当时在UIC 因为其条件差，房租低，多年来住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多而很出名。一楼的设计是三房两厅二厕所，加上厨房后面的阁楼 (porch)围起来的房间，有四房，住了8个人，客厅一半住两个华南工学院来的男生，用布围起来，放两张床，一进门左手边的房间，住两个访问学者，厨房边的大房间，住一对上海来的学生夫妇，饭厅旁边的小房间，住一个女生，我住在厨房后面阁楼围起来的房间。薄薄的一堵墙，没有暖气，没有空调。这房子有中央空调，中央取暖，但我住的房间没有。原来住的男生，把房门打开，厨房的暖气进一些，大冬天就没那么难受，严寒时，就抱床被子睡客厅沙发上。我是女的，要关起房门，芝加哥最冷的一月份，摄氏零下三十度的时候，住在大冰窟里，非常考验。

搬家那天，刚好看到系里CAD Lab 招人的广告，要求懂Unix 的操作系统（是Sun Workstation)。我在广东工学院管CAD Lab 时，用的是Apollo 的工作站，也是Unix 操作系统，但当时这两台工作站，是室主任的最爱，我没有多少机会使用， Unix 也不懂多少。把大棉胎袋和皮箱往房间一扔，就回学校计算机房学 WordPerfect 写简历（那时UIC还没有Microsoft Words）和 cover letter。在国内还没有用过英文的打字软件，只是用英文打字机，这WordPerfect怎么用，一点也没有头绪，过道上碰到周也谨学兄，陪我到机房，教我建立一个帐号，不厌其烦地教我如何使用WordPerfect, 真是很感谢他的耐心帮助。递了简历和申请后，借一本 Unix 手册硬啃，啃到凌晨才回去。

约8平方米的房间，空空如也，只有一个可以挂几件衣服的小小薄薄的旧铁箱。把从Dr. Miller 借来的小帆布床打开，用毛衣盖着脑袋，睡了一晚， 醒来后，毛衣上的鼻息全变成冰碴，生 didi 时得产后风，全身关节痛，在冰窟里睡了一晚，痛得更厉害了。第二天，室友加华工校友小罗帮买了一张电热毯，腰部暖和一些。回到学校跟一个女同学讲房间太冷了，她说她那有人要搬走，她是两室一厅，两个女生，一人一个房间，每月$300房租。我问她我搬过去行不行，她说：“你没钱，还是住那里好，便宜，不要搬。我每个月$500块钱收入，除掉$150房租，加水电费等，就觉得很吃力。” 我想想也是，我那里房租才$74 一个月，加上8个人分摊的电费水费煤气费电话费等，还不到$100 一个月，就死了心。从此每个星期天，煮好一个星期的饭，每天早上微波炉热一碗牛奶当早餐，一分钟就喝完，带两盒饭去学校，晚上回来先把电热毯开开热被窝，洗个热水澡，钻进被窝里，用毛衣盖住脑袋，蒙头大睡，早上起来，不想冰碴化水湿掉毛衣，花几分钟把冰碴拿掉，因为冰碴化水湿掉毛衣，晚上回来就没有盖头的了。

两个月后，Dr. Miller 叫我把小帆布床还给他。我向实验室的台湾同学请教，想去UIC 东校区附近的跳蚤市场买一张旧床，这位台湾同学说：“不要买，到垃圾堆捡去，我的床也是捡回来的。” 我心里想你台湾人这么有钱都不买床，我也去捡好了，就先打地铺，等着捡床。每次路过人家扔垃圾的房子后面的胡同，两个眼珠骨碌骨碌地转都没有看见床，一直等到夏天的一个白天，从校车站走回住处时，见到有一个房子后面扔了一张床，胸口扑扑乱跳，这小兔子好开心啊。扑过去一看，是个床箱，床褥下面蒙了一层布的木架子，不是床褥。把书包往后一甩，单手拎起床箱，大步流星往家赶，迎面遇到一个白人男，看到我裙子皮鞋，高高瘦瘦，轻轻飘飘的清纯学生样，单手拎着一个大床箱，吃惊得眼珠子都爆出来了。还是没有床。又过了一段时间，室友小罗搬出去，他的新住处有床，就把他的床给了我。

夏天到了，房间暖和了，又有床了。小罗与一南韩男合伙，帮人洗地毯，$10帮我洗了地毯，地毯又干净了，一个台湾人搬家，送了一张小小的桌子和一张椅子，养的两小盆绿叶植物，也长得很好，吊下来又弯上去，房间就有了一种温馨，觉得挺舒服的。

后来张学一看到他家附近有人扔出床箱和床褥，问我要不要，我说要，因为到时先生和儿子来，要床用。张学一有车，帮我一起把床捡回来。

800 Claremont Ave 是在UIC西校区的边缘，机械系是在东校区，中间隔着一个住满黑人的大大的政府盖的楼 (简称project)，在东校区。无所事事的黑人，有的依在门边看街景，有的闲游散荡，也有小孩在嬉戏。同学们说这种地方，警察也不敢独自一人进去。UIC 校园有校车，坐校车回家大概15分钟左右，但晚上10点以后就没有校车了，代之的是red car, 一个红色的小van, 车顶上有蓝色的警灯，并没有固定的行驶路线，回家时，先打电话给red car, 告诉司机在机械系ERF (Engineering Research Facility) 正门等，有时等半天，red car 才来。因为red car 要去东南西北方向送人接人，我是最西边，经常好像忘记有我在车上一样，很多时候快要到家门口了，司机突然调个头，又跑其它地方去了，把全世界的人都送完后，这时已在车上颠簸了一两个小时了，才把我送回家，午夜已过，平安就好。

八个人住一个套房，各煮各的，好不热闹，我早上是用微波炉热一碗牛奶，喝了就走，周末煮一次饭，把一个星期的饭都煮好，也不觉得有多不方便，用厕所就没有那么方便了。这个房间有两个厕所，其中一个带浴缸，可以洗澡，客厅旁边那个厕所，在我住了大半年后，那厕所坏了，不冲水，有个男生叫我帮修，才知道客厅旁边还有一个厕所。那对上海小夫妻，一回来后就会两个人一起进去洗澡，一个多小时都不出来，他们俩一进大门回家，大家都冲进厕所先方便。我在夏天时不上课，天气暖和，晚上都呆在家，也是快手有慢手冇，先进厕所拉完洗完，免得等这对小夫妻等到凌晨。

这对小夫妻养了一只猫，长满了跳蚤，跳蚤在房子每个角落蹦蹦跳跳，我的身上手上都被虱子咬了无数的包。有两个男访问学者，老钟和老陈，趁这对小夫妻不在时，偷偷地把猫装到书包里，走了二十几条街，把它放出去，没两天它又跑回来了，如此重复几次，他们俩彻底投降。后来一个人搬出去，又来了一个访问学者男，老王，老王很爱干净，和我联手，煮了很多锅开水，整个房子都用开水烫了一遍（这房子除了我的房间是地毯外，其它都是硬木板），跳蚤少了很多，后来这对夫妇也搬走了，跳蚤就绝迹了。

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换过很多个室友。老钟是山东医学院的访问学者，骨科，1992年10月1号这天，我在系里的楼梯摔了，滑了几级楼梯才停下来，左手肘痛得要命，救护车把我送去西校区医学院，等了一整天，到晚上才拍了个片子，医生说没有骨折，给我一袋干冰和一条吊带，就把我打发了。一进家门，一位男室友马上告诉我冰箱坏了，让我想办法修，我说摔了手，怎么修。老钟在房间听到，跑出来给我检查，说：“没有断，但是裂了，也就叫摔断手了，现在组织充血肿胀，X 光照不出来，你如果要告学校，过几天消肿后再去拍片，你如果不想告学校，就不要怕了，X 光拍多不好，但吊带还是要带，保护手。” 想想在医院一整天的坏经历，再也不想上医院，没有告学校，那时也不知道怎样告学校。想起打电话给先生诉诉苦，那头没人接，原来是国庆节，没人上班。欲哭无泪。

摔了手，没法做饭，每天到旁边的披萨店，$2 钱一片披萨充饥，吃到无味，跟一个台湾人学吃生大蒜，2 片生大蒜加一片披萨，就把自己打发了。吊着带，没法洗澡，每天只是用一只手擦擦身，半天才把衣服穿好。过了10天左右，钟医生说要拿下吊带，开始锻炼，否则会像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样，手永远也伸不直了。我把吊带拿掉，手臂肌肉开始萎缩了，好恐怖。钟医生叫我晚上洗澡时，用热水不断地冲手，再艰难地曲伸，晚上睡觉用枕头，字典和所有的重东西压在手臂上睡觉，白天在实验室里使用计算机，用两本大厚书把手臂压直，那个痛，不用说了，感恩钟医生，左手总算弄直，活动自如了。

从一月份开始在这个房间住到十一月底，等先生和儿子来后第二天才搬出去，经历了春夏秋冬，也换了很多室友，最极端的一段时间是与七个男室友同住一屋，就像生活在七十二家房客那样的环境，人气多多，故事也多多。

也是华南工学院毕业的小赵，从广州来，出国前刚结婚，岳母是广州市的一个什么局的局长，给了他两万美金自费留学用，读UIC 电子电机工程专业的硕士，我来时已经读了一个学期，这个学期资助没门，觉得学费这么贵，花不来，而且条件又这么艰苦，每天早上和小罗用一只小小的铝锅，扔只鸡腿进去煲粥，让盖子开着，也不看火，煮成什么就吃什么，见到我就诉诉苦，挂念着在广州的小娇妻，我入住一周后，他就买机票飞回广州了。

客厅里空出一个床位，由一个南京来的陈姓小伙填上，小陈国内是学物理的，在Rush University 学放射科，自费留学，与小罗一起，参加Rush的一个饮食对心血管的影响的试验，免费午餐，每周有点钱收入，条件是试验期间不能吃某些食物，以保证试验结果的准确性，每周抽一次血化验结果。中午吃了那些医学院带着药水味的沙拉等饭菜，饿得两眼放绿光，他俩回到家，见到什么就吃什么，试验的那些规定天天都见鬼去了。他俩是清贫学生，也没什么好吃的，估计对试验结果也影响不大。

浙江来的老杨，访问学者男，四五十岁，不会做饭，一顿一袋方便面，也不开厨房门把方便面的空袋子扔垃圾桶，就扔在厨房切菜的大桌子上，不久积成山那么高，说也不听，见到我就说：“怎么办啊？” 身体不太好，先生五月份有一次来Indiana一家钢厂考察三天的机会，叫先生带了一些中成药给他，我坐灰狗去见先生把药取回来，作为感谢，他告诉我：“西校区的学生餐厅和活动中心也有清净的地方，可以在那读书做功课，走路就到。” 他回国后老王搬进来，我和老王一起，把如山的方便面袋清干净了。

饭厅旁边的小小的房间，住的是北大毕业的女孩小莫，由于有50%的资助，每月$1000，老称自己是小富婆，打扫自己的小房间，还像在国内大学一样，把垃圾扫到自己房间门口就不管了，夏天一到，她就找到更好的地方搬出去了。

回想这一年的生活，大家都有自己的挣扎，有自己的苦与乐，室友像走马灯一样，一个传一个，都没有培养出很深的感情，时间一过，也没有联系了，世界之小又之大，很多年前只在芝加哥的一家华人超市见到南京来的小陈一次。

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孤身一人在这适应性新的环境，去求学，去打工，幸好有同学朋友的热心帮助，现在想起来，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如西北工业大学的校友张学一夫妇，如重庆来的学姐张婕，如室友加华工校友小罗，如台湾来的学兄学姐沈坚明，董经纬，徐海伦等，数不胜数。非常感恩他们的无私帮助。

与台湾朋友沈坚明

7. 打工

虽然是孔敏仪借钱交学费，身上那$1400，如果没有进帐，那是不经花的。来美国读博士唯一买的一本“计算机图形学”的书，就花了近$100。因为交了几千块钱的学费，怕没有书学不好，这门课肥佬了，就更亏，咬咬牙就买了，以后一本都没买过，图书馆借同类的参考书，记笔记，系里复印一些材料等种种手段，就把一个博士学位读下来。非常感谢系里的秘书，对我们中国留学生频繁复印睁只眼闭只眼。

一本书要$100，钱花了出去，紧迫感增加了不少。所以找完教授后，就开始找工作。每天在学校行政楼和系里贴广告的地方找，看到招工广告，把号码抄下来，回张学一家打电话（在张学一家住了十多天才搬出），一接通电话那边就说已经找到人了，比光速还快，不可思议，打了三次电话都是一样的结果。要改方法才行了。一天在行政楼11楼看到UIC 西校区幼儿园招午睡老师(nap time teacher) 的广告，马上坐电梯到一楼找墙上的付费电话，拨通后把自己介绍了一番，那头说你能不能后天来面试，我的心扑扑跳，it works!

后天我穿上去美国领事馆面试那套呢子上衣和呢子西装裙，信心满满的去见西校区幼儿园的Director. Director 是个非常丰腴的四五十岁的白人妇女，我对她详细谈了我的经历背景，强调我是一个有爱心的妈妈，儿子正是幼儿园的年龄，还有七年的教学经验。她当时就给我offer了，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两点，每周做五天，即十个钟，工钱是每个小时$4.25。谢了她后出门，看到后面还有五个人在排队等面试觉得自己真幸运。面试时我是背着门，要是面对着门看见这五个排队的人，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那么镇静信心满满的呢。

在上班前，除了听心肺测体温量血压抽血验尿之外，还要检查皮肤，因为怕有皮肤病传染给小孩。第一次在美国体检，穿上纸衣服，很不自在。另外还要推荐信，在选课时，找导师写信到外国学生办公室，说我英文不好，这次对他说我想得到这份工作，工作中可以练习英文，但要他写我的英文好，完全胜任nap time teacher 的工作。很感恩导师Dr. Rice 的支持，一切无障碍，很快就上班了。

有了这每周十个小时的工作，每月收入$160，支付了房租水电和伙食费，还可以留下$20-$30，问题解决了。

这午睡老师的工作，是在午睡前为孩子读故事书，十个孩子左右一个班，有两个全职加我一个半职，每个孩子都可以选择他/她喜欢的故事书和老师，可以自己读一本书，也可以和其他的孩子同享一本书。这些孩子见来了个Teacher Jane, 欢天喜地，都来找我读故事。读完故事后，把小帆布床打开，有些孩子不会解扣子，就帮帮他们，孩子都上床后，那两个全职老师就去吃午餐和休息，我在教室里看孩子，也可以读自己的书。那时从中国带来的午睡习惯还没扭过来，眼皮老打架，一不小心，头就掉到桌面上，三番五次的强迫自己抬起头来，又打脑袋又揉眼睛，要战胜睡魔真不容易。

孩子快起床前，轻手轻脚去厨房，把牛奶果汁胡萝卜小饼干等snack在桌上放放好，帮小孩穿衣服穿鞋子，收好小床，陪孩子吃snack, 把桌子收拾干净，跟孩子老师讲再见，就坐校车回东校区上课去了。

中午没午睡，又不是很喜欢数学老师的课，不管交了那么多钱的学费，没钱也任性，很多时候就不直接赶到数学课教室，懒一懒就不上课去了。

前面说过在搬家那天，看到系里CAD Lab 招人的广告，当天就递了简历和申请，还学Unix 操作系统。没有得到那份工作，名额主要给了计算机系的学生。在幼儿园干了不到两个月的一天，又是偷懒不上数学课，去系办公室转悠一下，在信箱里发现一张纸条，原来是系里CAD Lab 有一个计算机系的助手辞职不干，留下每周七个小时的空额，问我干不干，我毫不犹豫，第一时间就去秘书那里说干，马上办好手续。刚办好手续出门，看到另外一个女孩欢天喜地拿着同样的纸条进来，听到秘书对她说：“没有了，Jane 刚把手续办好。” 我才知道我自己有多幸运。

于是把幼儿园的工作辞了，在CAD Lab 当Student worker （学生工）. Student worker 干的工作与助教一样，但是按每小时算工钱，没有免学费，每小时 $7，每周比在幼儿园工作十个小时还要多几块钱，又是干自己专业的事情，好开心。

四月底五月初期终考试前，琢磨夏天找点什么活干，赚点钱好把先生和didi 弄过来，到处找人打听有没有餐馆要人，室友小罗发现Claremont Ave 街头有一家菲律宾人开的餐馆，名字叫 Pilipino and Cantonese （菲律宾和广东餐馆） ，要找一个大厨，不用开车，街尾走到街头就可以，就把我介绍了过去。

这是一个菲律宾人开的家庭餐馆，楼上住人，楼下开餐馆，母子二人合作，儿子的名字叫Juan. 主要是做中午餐，服务周边的学生和教职工，餐牌有菲律宾餐和广东餐。

我去面试时，他们问我会不会做广东的蓉蛋 (egg foo young), 尽管我听都没听过什么是egg foo young, 毫不犹豫地说会。他们看我又高又瘦，轻飘飘，重重的书生气，直接怀疑我的能力，问我有没有做大厨的经验，懂不懂蚝油海鲜酱。我看见他们厨房的锅，还没有我的大（我下飞机就买了一口大锅，想着先生和儿子来后，大锅才好用），就对他们说：“我没有干过餐馆，但我是个家庭主妇，在广州时每天三餐都是我煮，蚝油海鲜酱是我们广东人常用的调料，我现在一个人的炒锅，比你这个餐馆的炒锅还要大，而且因为我没有干过餐馆，我炒出来的东西绝对是家庭餐馆应有的风味，独一无二，保证全芝加哥都找不到。”

母子俩点头称是，马上拍板，叫我过了周末来上班，每天做中午餐，十一点半到两点半，人工每周 $80。我说我只会做广东餐，不会做菲律宾餐，他母子同说：“没问题，你做广东餐，我们做菲律宾餐。” 我说好，周一见。

怎么做餐馆的大厨，我心中一点数也没有，找到张学一太太，问她打工的中餐馆老板，能不能让我去那里学一天厨，老板说可以，第二天，张学一就带我去了。这家餐馆叫Chinese Pagoda, 老板是台山人的ABC（台山佬叫竹升仔），牛高马大，会讲台山话和广州话，大学读化学，曾经当过兵，老板娘是台湾人，乐观开朗，嘴里不停哼着小调，餐厅厨房两头跑，接待客人，哼得最多的是音乐之声的 “My favorite thing". 到此刻我的耳边还能听得到她哼这曲的欢快曲调，可知她是多么乐观快活之人。"When the dog bite, when the bee sting, when I feeling sad, I simply remember my favorite thing, and then I don't feel so bad...（狗咬时，蜂蛰时，我难过之时，我只要想到我喜欢的事，就不会觉得那么难受......）" 我也很爱哼这曲子，这歌词其实是在教我们坚强啊。

一进厨房跟老板握握手，老板就说：“记住，在餐馆学厨有个规矩，只能看不能问！” 我说：“不问我怎么知道？！” 刚开始只好屏着气息，睁大眼睛眼花缭乱地看，叫我这个凡事有十万个为什么的人，不问问题真是难。记不得我们之间是如何互动的了，不出半个小时，来了个大逆转，在做一道菜时，老板说：“这道菜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没有问到。” 就这样一个问一个答，一个教一个学，每道菜先向我解释这道菜的特点，火候时间配料要求，再让我实践，刚开始拿着餐馆又长又大的锅铲锅勺很不习惯，老板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操作。

有客人点蓉蛋，老板叫我把鸡蛋打在大锅勺里，说：“只搅十一下，不要多搅。” “为什么不能多搅？” 我问。“搅多了鸡蛋就出水，不发了。” 停了一下，他叫我：“你要等油温375度时把装着鸡蛋豆芽的大锅勺像游泳潜水一样放进油锅里。” “我怎么知道是375度？” “把一根豆芽或一小片绍菜梗扔进油锅，如果滋一声起泡泡，就是375度。” 我扔了一小片绍菜梗，果真滋一声起泡泡，把长锅勺潜入油锅，鸡蛋砰的一下就发了起来，顺着大锅勺发成一个大蛋球，上锅勾芡，好有成就感啊。

老板顺势向我教多一点，如果鸡蛋里加豆芽，就是豆芽蓉蛋，如果加蘑菇，就是蘑菇蓉蛋，加虾仁，就是虾仁蓉蛋。很多花样啊。这在广东本土没有，但深植老美胃里的地道“广东菜”，是华人的一大创举。

从早上到晚上，边学边练，老板把厨房的一套手把手无保留地教我，从刀工到备料，抓码，火候勾芡酱料，全教到了。晚上收工时，在餐馆打工的三婆（老板的亲戚）对我说：“你今天学一天厨，比我儿子学三年还要多。在餐馆学厨的规矩是只能看不能问，学三年都不知道每道菜的秘密啊。”

令人敬重的丘老板，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他对我无私的帮助。

星期一我信心满满的开始当大厨，动作不快，但能对付，有客人点了蓉蛋，我掌勺做了一只，当把大锅勺潜水般斜入375度的油锅时，蛋液沿着锅勺园形的造型，胀成一个大蛋球。Juan 和他的母亲开心的不得了，他家餐馆终于可以做出egg foo young 了。不知为什么，每次做完蓉蛋后，Juan 的母亲都要把火熄掉，而不是留着小火，每次有客人点蓉蛋，我都要花点时间把油温烧到375度，跟她说也没用。我的脾气还算好，一厨容不了二主，你是老板娘，我听你的。

一天有个客人点了个炒饭，Juan 下错单，我炒面了，客人说不对，我再炒饭，炒面留下来，他们家晚上吃了，第二天，Juan 的太太特意来告诉我，昨天的炒面很好吃。这是对我的肯定，心中美滋滋的。

又有一天，看见Juan 和他母亲在炒干粉丝，母亲掌勺，Juan 在旁边加水，母子忙的不亦乐乎，炒了很久，菜还没有做好。我问这是什么菜，让我来炒行不行。Juan 说：“这是菲律宾菜，你不懂，还是让我们来做。” “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我问。“Fry Fansi" Juan 说。我说：“这不是广东菜吗，广东话叫粉丝Fansi, 你们连广州话都偷来用上了(You even steal the Cantonese name!)，还不是广东菜？下次让我来炒！” 原来他们是干炒粉丝，不断往锅里加水，费时费事，还很容易粘锅。不像我们，先用热水把粉丝泡软，香菇肉片等先炒好，烧红油锅把粉丝炒几下，加上炒好的香菇肉片，下点蚝油葱花就可以上盘。他母子俩看着我，三下五除二，就上盘了，原来Fry Fansi 可以这样炒，服了。

干了四个星期后，真是打出家庭餐馆的品牌，回头客多了不少。孔敏仪的先生在纽约是开餐馆的，打电话时问我在餐馆干的如何，多少人工。我说可以对付，每周 $80。他说人工太少啦，每周起码要 $120-$150。我说我只做中午餐，可能不值这个钱。他说：“虽然你只做中午餐，但你那里是office area, 午餐做了他们大部分的生意，你值这个钱，找他们加人工去。”

周一上班，向Juan 提出要加人工，告诉他我在纽约开餐馆的朋友说这个人工太低了，起码要 $120-$150/周。“你只做午餐，怎么能要这么多？” Juan 说。“我虽然只做午餐，但是午餐占了你们每天营业额的大部分。” 我对他说。“你没有身份打工，是打黑工！” Juan 吓唬我。“我有身份啊，现在在系里的CAD Lab 打工，还在学校幼儿园打过工。” 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样，我不给你加人工，但你可以和我的姐姐住，我姐姐在东校区有房子，一个人住，你跟她住，不收你的房租。” 他退步了。“我要把先生和儿子弄过来，我们不会跟你姐姐住的。” 我不妥协。

当天没有谈好加人工的事。同一天下午，双方情况都有变化。在我这边，有个学姐来找我，说UIC城郊开发系 (City and Urban Development Department) 张庭伟教授接到芝加哥华商会的课题，因为当时（1992年）唐人街的生意不景气，想找原因和解决办法，要采访四十五个政界领袖 (Political Leader), 商界领袖(Business Leader) 和社区领袖(Community Leader). 需要一个能够与人沟通，懂英文，普通话，广州话和台山话的人。我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Juan 那边，当天下午我煮完餐离开后，有一个住在餐馆对面，从中国北方来探亲的中国母亲由女儿带来找工作。第二天我去做了午餐后，告诉Juan我不干了，因为找到更好的工作，Juan也没有挽留之意，因为他也找到一个中国人来接手。

我这边是好事连连，刚开始做采访的工作，CAD Lab 六月份夏季开学后不久，有个Student Worker 要回Algeria 度假，让我多做几个小时，而且系里offer 我在秋季学期开始，在CAD Lab 一个25%的TA, 每周干十个小时，加上导师答应的秋季学期25%的RA, 有50%，即是不用交学费，每月有 $1000生活费，一切上了轨道。

才过了三天，Juan 就给我打电话，求我回去干，给我加人工。“原来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做广东菜，她不懂英文，无法沟通，也不懂蚝油海鲜酱，而且客人只想吃你做的菜。” Juan 抱怨道 （1992年，蚝油海鲜酱在中国北方还不普遍）。我对他深表同情，但很抱歉，我已经有事干了，而且夏天还要花点时间好好温习补习功课，没有回去帮他。

我在幼儿园和餐馆的两份工作都干很短时间，当初面试我的时候，雇主肯定没想到会要一个才干一两个月的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心同此心，情同此理。所以后来我开Kumon Math and Reading Certers，助手凡是另有高就，我都无条件放行，给他们写最好的推荐信，有些助手离开后几年内还找我写了几次推荐信，我都随叫随应，不拖后腿。

这个华商会出资的课题，是针对近年华埠经济在走下坡路，想听听各界人士的想法和建议，找出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与另外三人合作，采访了四十五人，平均每人采访十到十二人。通过这次采访，认识了芝加哥唐人街。原来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芝加哥唐人街90%的唐人是台山人，小部分是开平，恩平，新会等四邑人，其余是全国各地的一些华人。惊讶和敬佩我们台山人的祖先，从温暖的中国南方来到芝加哥这么冷的地方谋生，也感叹谋生之不易。

我采访了中华会馆的负责人，甄明德保险，欢乐园饼家，二和堂药材铺，翠亨村(Evergreen), 会宾楼(Fortune House) 及其它一些餐馆和商铺老板等。

采访是采用问卷的形式，翠亨村的老板是梅姓台山端芬人，有问必答，讲了很多次他知道芝加哥唐人街缺什么生意，做什么生意能赚钱，但他不能告诉我，因为这是商业秘密。会宾楼接见我的是个女老板，脸部化着浓妆，很警觉，问我能不能让她自己填问卷，我略坚持一下就放弃了，说没问题。她低头专心填问卷，我无聊，就盯住她看，虽然她低着头，老觉得她有一双眼睛迷迷离离的在看着我。原来是在眼睑上化妆，画了浓浓的一笔。"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我对着她胡思乱想，背着木兰辞。不一会，她就把问卷填好，跟我说再见。

忘记了是那一家餐馆，女老板是台山水步的谢姓女士，头发泛白，带个宽框眼镜，笑眯眯的，很斯文和蔼雅致，不停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好斯文啊！我还没有见过这么斯文的女孩，你要好好读书啊，将来做老师。” 她的话我是记住了，谢谢她的鼓励。

二和堂的老板是开平人，刚刚把餐馆卖了，盘下这个药材铺，夫妇俩转行，卖药材，中草药和中成药。原来对药材铺生意没有知识和经验，就敢接手，佩服他们的勇气。二十多年来，我每次去唐人街买药材中成药，必定去帮趁他们，他们也经常提起当年我去采访他们的事情。

1993 年夏天，芝加哥公园管理局(Chicago Park District) 要在芝加哥唐人街的芝加哥河边建一个公园，让张庭伟教授研究建什么公园适合唐人使用，要采访200个居民。由于1992年在唐人街采访表现不俗，这次张庭伟教授就叫我一个人完成这200份问卷，每份$8。天天往唐人街跑，一条街上隔号敲门，我后脚离开采访对象，芝加哥公园管理局的电话就打过去采访对象那里，抽查我采访的情况。

这次采访也有很多趣事。问卷里有一条是你在唐人街有没有感觉到种族歧视，问到一个意大利的老太太，老太太毫不含糊地大声说: "Yes!" 我很吃惊，在这个国家，一般是唐人说感觉到有种族歧视才对啊，你白人老太太，谁歧视你了？没想到她说：“我这些中国人邻居，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不理我，这不是种族歧视是什么？！” 她真是没错，该她理直气壮啊。我对她说：“可能我们华人不懂英文，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干脆就不回答了。” 听了我的话，她气消了不少。

一不小心，敲门敲到一个心情不是很好的人家，男的是菲律宾人，女的是华人，有个小baby. 男主人在1992年经济不好时失业，一年了还找不到工作，家里愁云密布。我问为什么一年了还找不到工作，他说：“每次有面试的机会，人家都叫他回学校读一个硕士学位 (go back to school to get a master degree)".

先生已经来了半年，先是打餐馆送外卖，我叫他夏季就开始读书，以探亲配偶的身份(F-2), 可以只修一门课，交本州生的学费，进去后找资助就容易了。他国内已经拿了博士，刚开始讲到读书时还有一点犹豫，这次我回家把男主人的故事讲给他听，我俩的立场更加坚定：先生也一定要拿一个美国的博士学位，才好立足。

问卷里还有一个游泳池的选项，很多人都选了游泳池。看着最后整理出来的结果，芝加哥公园管理局向张庭伟教授发问，怎么这些中国移民，这么快就融入美国主流？张庭伟教授百思不得其解，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这些中国人这么快就融入美国主流了？这么多人想要修游泳池？” 我被他这一问，也懵了，原来游泳就是融入美国主流啦？脑子里浮出小时候同一条街上各家各户的大人小孩，每天在河里游泳当冲凉，小小孩没有救生圈，就把小水桶正着用反着用当救生圈，大一点调皮的孩子爬到蛋家的船偷偷地把船划走，初一十五水浸街，大人把东西拿到门口洗，小孩把床板搬出来在街上玩水的图像，脱口而出：“我们广东人是在水里泡大的啊！”

张庭伟教授把 “广东人是在水里泡大的啊” 这句话传回芝加哥公园管理局，合情合理。

当初采访时，公园的名字叫 (Chinatown Park), 后来建成后，叫谭继平公园。现在有时在这里坐水的士(Water Taxi) 进城，心里觉得很亲切，也很感恩当年张庭伟教授给机会我。

先生来了后，1993年春天，花 $600买了一辆二手车，Toyota Corona. 由于不想每次都带小孩出门，所以基本上都是先生开车出外办事，我在家带小孩。现在每天都要去唐人街采访，我必须要学会开车了。先生晚上带我去附近的停车场开了一次，第二晚再去，我看不清楚，不小心开到路边的curb上，车子跳了一下，didi 在后面弹起来，头碰到车顶，刚好碰到有个小螺丝之类的东西，头上弄了个小洞，哇哇叫。第二天决定不学车了，直接去考驾照。考官是个黑人，去过香港越南和南朝鲜，一路上跟我不停地讲话，讲中国讲香港讲越南讲南朝鲜。叫我倒车，我没倒好，告诉他：“再来一次。” 还是没有倒好，再告诉他：“我再来一次。” 他不断地给我机会，然后问我：“你结婚了没？” 我说：“我儿子都五岁了，他今天和我先生一起来陪我考试。” “那太糟糕了(That is too bad!)” 他一声叹息。车子开回考试场后，考官对我说：“你考的并不是很好，但我让你过。”

拿到驾照后，就不用先生和didi陪我开车，每天开车去唐人街采访，每天都在练习开车，幸好一切平安。后来找工作时，要去郊外一家公司面试，因为从来没有开过高速公路，先生陪我去，一上高速，紧张兮兮的对先生说：“我就沿这条车道一直开下去，不要叫我换车道。” 没过两分钟，前面有个家伙开的太慢，忍受不了，就换了车道了。先生觉得很滑稽，永远记着我这句经典：“我就沿着这条车道一直开下去，不换车道。”

1994 年导师Dr. Rice 带我去一家公司，叫Palmgren, 生产虎头钳的，从一个大铸件做起，Dr. Rice 想帮他们改设计，改成把三块铁像砌积木一样用螺杆连起来，让我用有限元计算应力分布来优化设计，并把工艺流程设计出来。我本科毕业就去学校当老师，根本没在工厂呆过一天，读大学前在大江农机厂开车床，是工人而已。机械设计，工艺流程，全是1982年前在华南工学院学的那一套，估计多是苏联的系统。这真真是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我从那个公司回来后，不管懂不懂，英文术语用得对不对，先在宋教授的实验室学AutoCAD, 再凭对金属加工工艺这门课程的一点记忆，忙得不亦乐乎，产品设计出来了，有限元分析了，车铣刨磨的工艺流程一步一步定下来了，每个工序的定位基准也标明了，图纸交工厂生产了，两万美金的课题费入了Dr. Rice 的口袋了，小虎头钳做出来了。现在家里的车库还放着这个公司按我的设计而做的一个小虎头钳的样本，先生偶尔也拿来用用。

同年夏天，有一个中国代表团来UIC访问，学校的组织人找到我，问能不能在机械系找个教授介绍一下美国制造业的现状，讲两个小时，共$1000 的报酬，让我和教授三七分成。我找到Dr. Rice, 他讲课，我做同声翻译。事后组织人几次找我，说钱已经打进Dr. Rice 的帐号了，问Dr. Rice 把30%给我了没有。她问了我几次后，我去找Dr. Rice, Dr. Rice 写了一张 $50的私人支票给我，说他要交税，只能给我这么多。知道我们一家要去度假，告诉我他这$50为我们度假做点贡献，祝我们旅途愉快，我谢谢他。

8. 导师被踢出校门，跟导师做个交易 (make a deal with Dr. Rice)

1994年夏天帮Palmgren 做了课题后，把向孔敏仪借的 $3100学费还了给她，一家三口租了辆车，开开心心地开车去多伦多，满地可，纽约，华盛顿特区等转了一圈，为了省钱，一路在没有亲戚朋友家可住的地方都是在小小的帐篷里露营。回来后导师没有评上副教授(Tenure), 被踢出校门，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大学 (Marquette University) 找到一份教职。按以往的经验，如果导师被踢出校门或其它原因离开学校，留下的学生要另找导师，这意味着要换课题，延长毕业时间。我心里想我的博士论文是自己立题，导师也不懂，用计算机系一个教授Dr. Kenyon 的设备和资源，自己独立搞研究做论文，不想换导师，于是去跟Dr. Rice 做个交易，：“我打算不换导师，我毕业，这个博士名额算是你的，条件是你要帮我审阅论文（检查我的英文），并回来参加我的答辩。” 他一听大喜，因为他要培养了多少个博士的业绩，一口答应，帮我找了他的朋友Dr. Kim 作为我的official advisor, 管我申请毕业答辩时签字，并慷慨大方地说把从Palmgren赚来的钱留一部分下来，作为资助我 25%RA 的资金。

Dr. Rice 离开学校前几天，我很不幸，自然流产了。本来当年来美国，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生 didi 时条件太差，didi 出生45天后，我瘫痪在床上，得了个产后风的月子病，全身关节肿痛，两排胸骨小山样凸了出来，didi 在中国没有选择的办了独生了女证，所以想来美国再生一个，月子病月子医。

这自然流产后，整个人虚弱无力，行尸走肉般。本来台湾来的宋教授叫我对他讲的课写一个评语，他申请正教授用，我当时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下来，没想到过两天就出了这个事，我魂都不在了，只好跟他道歉，无法帮忙。等身体略为恢复，导师也不在了，又要振作起来。9月份一开学，发现每个月$1000的收入变成 $50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同学叫我去系里抱怨，理由是我已经习惯了每月$1000的生活方式了，怎么能把我的收入减半。系里的会计说她不知道为什么我的25%的RA没有了。宋教授是管系里教研经费的，见我可怜，好心告诉我Dr. Rice 把Palmgren 的钱全拿走了，没有给我留下钱。并说：“这本该不要告诉你的，看你可怜才告诉你，你不要介意啊？！”

我没有介意，一是介意也没有用，二是Dr. Rice 已经资助了我两年，我已是非常的感恩的了。幸好CAD Lab 还保留一个25%的助教的职位，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500的生活费，这时先生也拿到了50% 的资助，每月$1000，俩人加起来每月有 $1500，也够花了。

在CAD Lab 干了两年多，位置很稳定，常常带 didi 来上班，学生教授在用机，didi 一个几岁的小男孩，能量不守恒，经常扑在带轮子的椅子上，呼的飞到这头，呼的又飞到那头，我作为助教，心里很紧张，真是很不好意思，说他也没有用，坚持不了几分钟，又要捣乱了。幸好教授学生都很大人大量。

9. 找工作

一天听到同学说工学院有一个Co-op 办公室，是帮学生找工作的。马上把简历准备好，放在那里钓鱼。有一个面试，是搞大型变压器的公司，面试回来，Co-op 办公室的负责人Christine O'Brain 问我面试感觉如何，我说感觉不大好，她安慰我：“找不到这个工作，坚信下一个会更好，我会继续把你的简历送出去。” 我总是那么幸运，遇到好人，可能小时候还是有做过一些好事。

1995 年元旦前一天早上，接到一个电话，叫我去芝加哥西北郊一个叫Reliance Comm/Tec 的公司面试。Reliance Comm/Tec 是做电话通信设备的连接件和箱柜，面试官是一个部门经理，叫Michael Cosley, 对学术追求极具热情，有点像个理想主义者。问了我一些问题，后来是干脆我给他讲课，介绍有限元的理论和应用，两人谈得很默契投机，即时叫我过了元旦就上班，并说：“你知道我的案头有多少简历吗？这么厚一堆。”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继续说：“我翻着一张张的简历，每张都是一看就扔到一边，直到看到你的简历。” 他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

我说我还要把论文完成，不想干全职，能不能每周干三天，剩下两天加周末做论文，他说没问题，就这样定了，每周二十四小时，每小时 $18。帮公司做有限元分析，指导设计工程师优化设计。当年有限元软件就是一个连接象牙塔与工业界的桥梁，否则我们这些在象牙塔的工学博士，是很难在工业界找到工作的。该公司有两百多人，几十个工程师，公司不算大，但很正规，设备也很好。我申请了一年的毕业实习期 (practical training), 每周上三天班，其余时间就赶论文。1995年6月答辩，答辩完后，Michael Cosley 找我谈，问我愿不愿意留下，给我Senior Engineer 的头衔。我说虽然芝加哥的冬天太冷，先生还没有毕业，现在不打算也不能离开芝加哥，在这工作这半年，感觉还不错，留下没问题。他问我想要多少年薪，我回家咨询了一下，开了个$52000的价，他一口答应，并马上帮我办绿卡，而不是先帮我办H1-B, 等一年的Practical Training 用完，绿卡还没有下来，才帮我办H1-B.

我进去后，这个公司被卖过几次，搬过一次，从西北郊搬到西南郊，名字从Reliance Comm/Tec 到Reltec到Marconi Communications, 我都干同样的工作，换汤不换药。从1995年初到2001年底失业，这是我在美国唯一工作过的一家公司，感情很深厚，到今天跟 Michael Cosley 还有联系，他也是我的大贵人了。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生小儿子几个月后，公司创造条件让我在家上班，带两个儿子，工作家庭两不误，一直到2001年底，互联网泡沫，公司大裁员，我失业又创业，加盟连锁店 Kumon 开数学英文补习学校。

10. 毕业答辩

日赶夜赶，在1995年6月，终于把论文赶出来了。开车去Marquette University 一次，把论文给 Dr. Rice 审阅，讨论答辩的事宜。五个答辩委员会的人，要求有两个人是外校的，Dr. Rice 算一个，他在外面还找了一个，忘记叫什么名字了，系里是Dr. Miller, Dr. Kim 和先生的导师Dr. Duncan. 答辩前贴了公告，邀请别的学生和教授都来参加。当时系里有不少教授想把计算机应用到机械方面，对我的课题感兴趣，来了不少教授，问了不少问题。有一个问题Dr. Rice 帮我回答，但解释的不清楚，问问题的教授听得云里雾里的，我肠子太直，英文也不好，还不会用委婉的词语，脱口就说 Dr. Rice : "You don't understand, let me explain （你不懂，让我来解释）。” 我解释的很清楚很逻辑，问问题的教授点头表示满意，Dr. Rice 却很不满意了，非常的不开心。答辩完，所有的人都来跟我握手，拥抱我恭喜我，答辩委员会的四个人马上就签字了，让我通过并祝贺我。Dr. Rice 拒绝签字，由于他不签字，我就不通过论文答辩，无法拿学位。Dr. Miller 过来安慰我，说不要紧张。我也无可奈何，Dr. Rice 在火头上，也不想去 touch 他。

毕业论文答辩

按事先约定，答辩完后我夫妇俩请Dr. Rice 去学校附近的泰国餐馆吃午饭，因为Dr. Rice 不开心，用餐过程中，气氛不是很好，饭后，侍应生送来三个fortune cookies, 每人拿一个，大家都打开看看自己的运气如何。我的签语是: "You have reached your highest level of intelligence （你已经获得最高的学位）。” 先生的签语是：“You surrendered for comfort （你为了舒适而投降）。” Dr. Rice 的签语是：“Your best friend has come back to you （你最好的朋友已经回到你身边了）。” 我刚刚博士论文答辩完，当然是have reached my highest level of intelligence 了，我赶论文时，先生抱揽了家务事，我答辩完后，就会多些时间做家务带小孩，先生当然是为了舒适而投降了。Dr. Rice, 你的好朋友已经回到你的身边，你怎么想？我们互相读了签语后，哈哈大笑。Dr. Rice 回学校就把字签了。打那以后，我每次在餐馆吃饭，只要有fortune cookies, 都会很期待地掰开看看自己的运气如何，还很相信哦。

来美国三年半，完成博士学位，期间还打了不少工，自己觉得还是很自豪，几年的坚持与努力，终于有了好结果，也很感恩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毕业典礼（2）

先生也终于修成正果

11. 买房子

1996 年初，银行有了两万美金的存款，还没有想到要买房子，刚好有一个也叫Jane Lee（与我的英文名字一样） 的房地产经纪，来学校做讲座，给我们分析，10%首付，7.5%的利率，三十年还清，可以贷款二十万美金，有能力买房子了。而且房东今年房租涨幅很大，超过了我们的心理底线，毫不犹豫就行动起来了。刚开始时对房子有很多梦，要全砖要四睡房要大后院要地下室。“二十万你们想要什么？还要买全砖的？！” 就差没有说 ridiculous 了，Jane Lee 对我们失去热情。另一个经纪彭鹤先不对我们泼冷水，带我们去看一次房子后，我们就调整期望值了。在西郊买了个十八万六千美金的房子，除了不是全砖的，其它都梦想成真。一直住到今天，二十年了，在这生儿育女，两个儿子也长大了，我们也空巢了，住在这个房子里，还是很满意。

毕业了，工作了，在郊区买房子了，一夜迈入中产阶级，才发现在郊区买房子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自己一个人的工资有点吃力，幸好搬家后，先生就在西南郊的费米国家实验室找到工作，夫妻合力，问题不大。

有同学问，你才来几年，就买房子了，为什么会这么快？这无疑是命运的安排，在还有没打算，也根本没有想去买房子的时候，就有人来做买房子的讲座，把我推着上。人间的理由是什么呢？“儿子这么大了，天天努力快点搬到郊区去，给儿子一个好的环境。” 我回应她。这绝对是个好理由，自己也跟着沾光了。

租房子住，没有地方泊车，冬天时最凄凉。住在后座本来是车库的地方修起来的简陋出租房，两室一厅，只在客厅有一个烧气的取暖炉，三九严寒，房子不保暖，煤气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烧，为了省煤气，睡觉时三个人躲在一个房间里，把睡房门打开，让暖气从客厅进来，在客厅通往厨房的门挂了厚厚的布帘子，不让暖气出去，厨房旁边的小房间和厕所就很冷了。尤其是厕所 ，每天早上起来，厕所下水口都结有一大砣冰。哆哆嗦嗦的洗了个澡，换好呢子长裙，披上大衣去上班。一晚的大雪经常把车子盖起来，在雪地里找自己的车找半天才找到，扫半天才把车上的雪扫干净。

UIC 当时附近是黑人区，治安不好，车子给人偷过几次。有次被偷后报警，在一个老黑老墨混住的地方找到，孤零零的弃在街边，和先生两个人去拿，警察说不要下车，不要停留，赶快开走。回来后第二天，又被敲碎玻璃窗，在方向盘的地方把一捆细电线拔出来齐刷刷的剪掉，车子的计算机给拆走，留下一个洞。先生趴在雪地里，机械的电的车身的，一点一点把车修好。没多久又被偷，打电话报警，警察说车子被偷后，丢弃在某一个地方，后来被拖到机场附近的 car pond 里了，我们还听不懂什么是汽车的pond, 去到一看，原来是一个汽车 junk yard 的地方，堆着无数的破车。

买房子虽然是为了早点把儿子搬到郊区环境好的地方，其实是为自己方便，房子是中央取暖中央空调，早上起床洗个澡，车库里开车就出门，简直是新旧社会的对比。

搬家那天，把所有的家具都扔掉了，只把一架旧钢琴和一些细软搬过来，扔出去的床，布都破了，破破烂烂的堆在后面胡同房子旁边的一个角落里，在寒风中箫瑟，恰像我的背景写照，非常难忘。每次去听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或是看芭蕾舞，或是参观世界著名的艺术馆博物馆，或是去五星级酒店度假村度假旅游等，都是非常的感恩。一个从台山来的乡下妹，能有这样的机会，除了感恩还是感恩。

1996年在芝加哥西郊Bloomingdale 买的房子

12. 后记

1998年8月开始写留学生涯，写了个开头，不知忙什么去了，可能是激情没有了，一停就是到现在。小儿子都读大学了，才又回想起当年的留学生活。这二十多年来，国力大涨，国门大开，改变了留学美国的地平线。在这里接待了很多同学朋友的留学二代，互联网的发明，把地球变成一个村，我们的二代在中国，比我们在美国还清楚美国的情况，在中国时就把这里的住房租好，下了定金。我来之前，根本不知道芝加哥是在美国的东南西北，每天上班下班，带儿子，根本没有时间去图书馆查阅那有限的资料。Dr. Miller 帮我办申请入学，就认定UIC、芝加哥了。出国前一天，一位朋友说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罪恶的芝加哥”，你还要去？我无知无畏，是火坑都去跳了，罪恶算什么！

一方面为祖国的强大而欣慰，为我们的二代有这么好的条件而高兴，一方面又总觉得他们缺少了点什么，是像我们那样的吃苦经历和吃苦精神？我们这一代努力工作，是为了下一代有比我们更好的生活啊。这是一个悖论！

这些故事跟两个儿子讲到耳朵都起茧了。这次寒假，小儿子看到我不分昼夜地伏案笔耕，尤其是一粒字一粒字地捡字粒，眼睛都花了，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在写我早期来美国留学的故事，“儿啊儿，可惜你不懂中文啊，我写给谁读呢？” 小儿子说：“你写好后让我用Google Translate 翻译成英文读一读。” 他态度还好，长大懂事了，很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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