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援越抗美战场上的难忘岁月

木子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高射炮兵以高射炮武器系统为基本装备，遂行防空作战任务的兵种。具有猛烈的火力、较强的机动能力和在昼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持续战斗的能力，能有效对付中、低空空袭兵器，通常协同航空兵、地空导弹兵共同遂行防空作战任务，也可独立实施防空作战。 作者:许庆岚 从1968年2月7日出国奔赴越南参加援越抗美战争，到1969年2月27日从越南撤出，顺利返回祖国，我和我的连队一共在越南待了一年又一个月的时间。其间，虽然因为越南与美国进行停战谈判，我们连没有尝到炮火硝烟的滋味，没有赶上血与火的战争考验，但这次出国参战的经历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令人终身难忘。
　　上任师指挥连
1967年11月7日，我由空军上海宝山月浦靶场避开仪排排长升任高炮四师指挥连副连长，主持连队军事行政工作，并且开始准备出国作战。空军高炮部队是空军的一个兵种，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领空的安全。师指挥连是师司令部的战勤作战分队，大部分战勤人员的工作岗位在师指挥所，主要任务是为师首长下定作战决心、下达作战命令提供依据，可以说是师首长的顺风耳、千里眼，任务光荣而繁重。
一名新手，来到一个新的单位，再加上连队即将出国作战，我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思想上、工作上的压力难以承受，几乎到了度日如年的程度，一个月下来，身上都好像掉了几斤肉。从专业上看，自己出身靶场，现在干的却是高炮，外行如何领导内行？按照常规，指挥连连长要参加师指挥所值班，而我没有这个经历，不能当一名值班参谋使用。师指挥所内的战勤人员全是本连战士，连长若不值班，不能与战士同甘共苦，不仅没法掌握他们的思想和业务技术情况，而且难以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和训练，这是一个原本不应该有的空白。
原靶场主任、已经升任副师长的老领导朱西夫在他的办公室专门召见了我。他要求我不要辜负领导和靶场同志们的期望，还针对连队工作的特点，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老首长的一席话真真是雪中送炭，对稳定我的思想，克服畏难情绪，全力做好连队出国作战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连队要出国作战，眼前的工作堆积如山。
首先要接收大量外来人员。出国作战，连队任务加重，职责范围扩大，仪器设备要增加，连队人员也要扩编。全连由原来的100多人增至近200人。大家挤在一起睡觉，在食堂外面就餐，热闹非凡。在外来人员中，有两种人值得特别关注：一种是兄弟部队选送的干部苗子，主要是在战场上经受考验，为部队培养后备干部；另一种则是原单位甩包袱，把难以管理的“刺头”兵、对连队领导意见大的“老大难”，利用这个机会推出来。还有个别战士，想改变环境，达到个人目的，主动要求出国作战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部分人的加入，为连队工作埋下了隐患。出国作战，大家一致对外，面临的是生与死，一切个人问题都可以暂时抛到脑后，连队很好管理；一旦回到国内，很多问题马上就显现出来。
其次要扩充许多装备器材。出国作战，需要大量的战备器材，如油机、发射机、载波机、电话机、被复线、各类电池等。有的要到火车站搬运，回来拆箱、测试，再按照出国作战的要求，重新包装、编号。出发前，用汽车运到火车站，再把汽车固定在平板军列上。如此大量的工作，成为连队当下最为重要的任务，我和连队的其他同志常常忙得顾此失彼，晕头转向，吃不上饭，睡不上觉。
与此同时，日常战备值班一点也不能放松。连队出发前，在师司令部的安排下，我到刚从越南参战回国的高炮二师指挥连进行专门的学习。高炮二师指挥连的宋指导员在详细介绍指挥连具体工作的同时，还告诉我：高炮二师出国参战半年，共击落160架敌机，牺牲160余人。美国炸弹的杀伤力很大，他们经常使用燃烧弹、气浪弹、子母弹、重磅炸弹。气浪弹能够把炮管吹弯，一枚3000磅的大炸弹可以炸出直径近百米的大坑。宋指导员的介绍，使我对现代战争的残酷性有了初步的认识。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在困难中摸索。在熟悉连队干部战士、熟悉连队工作、熟悉防空指挥工作的过程中磨炼，基本适应了角色。
开进广西宁明
1967年12月7日，连队在上海浦西城北彭浦火车站，登上了南下的军列。经过浙江、江西、湖南、广西等省，从东到西，穿越大半个中国。4天后，军列顺利抵达广西宁明县。
宁明县距友谊关约60公里，是广西与越南边境线上的重镇。由于部队在这里换防和休整，所以，不大的县城，到处都是部队，可谓“全民皆兵”。
连队到达后，立即进入战斗戒备状态，战斗气氛陡然增加。有时一天拉响十几次战斗警报，美国飞机经常擦边骚扰，攻击波不断在雷达荧光屏上出现，我军飞机在我国边界一侧巡逻，战斗随时一触即发。
连队在加强指挥所战斗值班的同时，进行有针对性的战前强化训练，重点放在标图、外线两个班。由于空气湿度大，通讯器材灵敏度差，信号干扰严重，方位、方格、信号三种方法要交替使用。外线班的训练重点是野外线路架设及线路故障排除。这里天气变化无常，训练经常在风雨中进行。大家明白，大敌当前，训练场上多流汗，战场上少流血，全连上下不断掀起训练高潮。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连队反复进行战前思想动员，重点是国际主义教育。不久前，毛主席发表了“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的最高指示。在毛主席指示的鼓舞下，连队的请战情绪空前高涨。连队重新背诵“老三篇”，要求以白求恩为榜样，坚决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连队还组织学习越语，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能说几句简单的越语。
在出国作战前一个月，师司令部直属政治科刘少敏科长在全连大会上宣布了我任高炮四师指挥连连长的命令。这个命令，离我上任副连长仅仅3个月。这说明，自己的表现得到连队、机关、首长的认可，既是鼓励，又是鞭策。
随后，我参加了全师组织的入越见习团赴越南战区见习。我们从友谊关出境，经过谅山抵达克夫、莫状、寨高等地，参观了炮连阵地，与兄弟部队的指挥连进行了广泛的接触。阵地周围都是一个个炸弹坑，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痕迹。一周后，我回到连队。当时，连队正在用早餐，我来不及换装，穿着越式燕尾军服，头戴越式盔帽，战士们用新奇的目光看着我。早餐后，全连集合，我把在越南战场上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和自己的体会全部向全连传达。
出国前的宣誓
1968年2月7日，毛主席签发了空军高炮四师入越作战的战斗命令，部队代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字第34支队。
3月初，部队按照统一的行动计划，分期分批地开赴越南战场。3月23日，是支队机关、直属分队的行动日期。全连人员及装备，由我带领参加支队机关编成的行军梯队出关，因此，这一天是我连出国作战纪念日。
当天上午，全师的出国作战誓师大会在广西劳动大学进行。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总参首长，南京军区、广州军区首长及地方党政军首长。代师长马金元、十团团长沈恩德代表全体官兵表决心。下午，行军梯队在各界群众的夹道欢送下，浩浩荡荡驶向友谊关。军车伪装架上方镶嵌着毛泽东主席、胡志明主席的画像，车头上挂着写有“毛主席万岁”“胡主席万岁”的木刻匾牌，车厢两侧挂着用中越两国文字写成的标语，车厢四周插满彩旗。一路上，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道路两旁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大约下午4时，部队到达友谊关荆棘山下。
友谊关，之前曾称为“镇南关”“睦南关”，建于明朝，已经有600余年历史。关楼4层，高约20米。关楼上方，有陈毅元帅1965年书写的“友谊关”大理石横匾。在当时，毛主席、胡主席尚在，两国关系被誉为“同志加兄弟”，是最好时期，中越两国人民都把“友谊关”当做世代友好、生死与共的象征。
我方关前有一大广场，四周建筑物上挂满标语，所到之处红旗迎风飘飘，一片红色海洋。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在这里汇集，大批的援越物资都要从这里通过。这里一时成为中越两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出国宣誓，是对出国人员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和杀敌立功教育的第一课。宣誓前，以连为单位登上关楼，参观援越抗美图片展览，主要内容为四个部分：一是越南的大好河山、风土民情；二是美国的侵略罪行；三是中越人民的友好；四是我前期入越部队的辉煌战果。一幅幅生动的战斗画面、一篇篇有力的文字说明，使部队身临其境，坚定了立场，增强了斗志，爱与憎的感情交织在一起，战士们杀敌立功、报效祖国的决心油然而生。
宣誓以排为单位进行。各排官兵身着越式军服，人人手捧毛主席语录，个个佩戴毛主席像章，面向南方列队。排长首先带领大家背诵毛主席语录，而后呼喊口号。
“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二七’战斗命令！”
“杀敌立功，报效祖国！”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口号惊天动地，官兵同仇敌忾。口干了，嗓子哑了，眼泪流出来了。此时此刻，同志们对祖国、对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真挚感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那种爱憎分明的情感、视死如归的场面，使我终身难忘。
　　宣誓过后，全连围成一个圆圈，与前来欢送的南空铁鹰文工团及广空的文艺宣传队进行联欢。演员全是女兵，她们英姿飒爽，光彩照人，表演了一个又一个小节目。演出过程中，她们不时端着水杯送到战士面前。她们含着眼泪唱，战士们含着眼泪听。战士们则情不自禁地迎上去，向亲人敬礼，向亲人表决心，有的加入到她们中间，同唱同欢，还有的与她们对诗对歌。演员们为战士照相，并赠诗：“友谊关前照张像，毛主席教导记心上。援越抗美为己任，痛歼美国野心狼！”
　　作为一连之长，我既是宣誓的组织者，又是宣誓的参与者。在与战士们同举手、同欢呼、同流泪的同时，我对战士们进行了细心的观察，试图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些战士太纯洁可爱了，在他们即将告别亲人、远离祖国、奔赴战场冲锋陷阵的时候，他们一个个表现得那样慷慨激昂，那样从容不迫，难道他们就没有想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吗？我仿佛看到了越南战场上空横飞直闯的美国飞机，仿佛看到了阵地上四处翻滚的燃烧弹，想起了那直径近百米的大弹坑。面对眼前这些活蹦乱跳的弟兄们，面对眼前这些鲜活的生命，我意识到，作为他们的老大哥，我有责任把他们轰轰烈烈地带出国，更有责任把他们安安全全地带回来。
　　
在越南战场上
1968年3月23日下午6时，出国参战部队通过友谊关，踏上越南1号公路。为防止美国飞机轰炸，行军梯队在夜间行动，不准开灯，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第二天拂晓，顺利抵达支队防区——郎延山沟。支队指挥所设在1号山洞。
此地距越中边境约150公里，属越南河北省管辖，再向南200公里，就是越南首都河内。这里山高陡险，大树参天，森林茂密；这里雨量充沛，空气潮湿，雨季来临时很难见到太阳；这里山洞密布，大小、深浅、形状不一，为部队防空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全连化整为零，分布在8个点上，连队干部分片负责，各守一方。1号洞有各类战勤人员50余人，由周指导员、刘副连长带领，这里是全支队的指挥中枢。3号洞为战地医院，由我连守机班班长张国喜带领，接受连队和野战医院的双重领导。4号洞为转讯台，距1号洞约3公里，由我和报话排排长马学新负责，报话排大约30名战士在此。5号洞为发讯台，崭新的“91”型发射机并排矗立，接收和输送无线信号，为连队乃至支队的工作重地。6号洞为机要台和两个外线班，由张副指导员负责，机要台台长朱相平、有线排代理排长满维志辅助，共50余人。另有3个载波站，每站约15人，远离指挥中心，随3个炮团行动，由各团代管。除站长外，连队为各站选配了共产党员，协助站长管理。
在越南战场上，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总体上讲，是受国内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1968年，国内政治事件不断，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一个又一个重要会议的参会人员，“最高指示”不断传来，全军上下形成了强大的政治热潮。学习毛主席著作，“天天读”雷打不动，重新背诵“老三篇”，大批判鸣锣开道，毛主席像章成为最珍贵的纪念品。
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是当时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大特点。1968年10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当晚，全师正在1号洞召开军事会议，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闻讯赶来的3个团的报喜队和直属队的报喜队，都来向首长报喜，敲锣打鼓，郎延山沟一片沸腾。
广泛开展谈心活动，是战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手段。毛主席曾经十分赞赏地说过：“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作为一连之长，我更有深刻的体会。自己当战士的时候，有了思想问题，有了毛病缺点，都是通过部队首长与我谈心才解决的。现在来到越南战场，与战士谈心、交心，帮助战士提高觉悟，鼓励他们杀敌立功尤为重要。连队北方籍战士多，有共同语言，几乎谈心到深更半夜，有时一晚要谈好几个，战士们先来排队挂号，谈完一个叫下一个。白天谈心，有时走在山脚下，有时走在田埂上，边走边谈，心情好，效果佳。
值班人员写“战斗日记”，是战场上的一大创举。没有仗打，夜间值班显得特别无聊，上级也怕无事生非。于是统一印制本子，人手一册，号召写“战斗日记”，看谁写得认真，看谁写得好。这招很管用，内容多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战场表决心，写出了许多动人篇章。我常利用夜间查铺、查岗的机会查看，发现好典型表扬鼓励，值班首长及值班的机关干部也喜欢看。
1968年4月，美越两国代表在法国巴黎举行和平谈判，越南战场的局势发生了微妙变化，美国飞机只在防区周边转悠，不敢贸然进入防区。部队从出国作战到顺利撤出，从来就没有见过轰炸机的影子。然而，美国向来说一套做一套，谈判能否成功，还是问号。支队号召，丢掉幻想，提高警惕，务歼入侵之敌。
援越抗美，我们国家花了很大的本钱。高炮部队、工程兵部队、铁道兵部队，三管齐下，人数最多的时候有32万人。最苦的是铁道兵，他们露天作业，敌机炸到哪里，他们就抢修到哪里，伤亡最大。其次是工程兵，他们修机场、修机库，遇山开路，逢水架桥。天气又热又潮湿，还有蚊虫叮咬，炸石放炮非常危险，时常有战士牺牲。我高炮部队，阵地相对固定，有牢固的掩体，敌机来了，可以尽情地打；敌机不来，可以到山洞或掩体里学习、休息、睡觉。
在越南战场上，我连根据人员分散、难以集中、值班任务重的特点，制定了以战为主、战训结合，抓好重点岗位和重点人员的原则。我所在的4号洞，相对高度近400米，是防区最高的山头。设在山头上的转讯台是无线重地，主要任务是将分布在全防区20多个地监哨报来的情报收集起来，把敌机进入的方位、高度、机型、架数，综合后报告支队指挥所。指挥员则依据所报情报，向各部队指示目标，下达各项战斗命令。4号洞山高路险，工作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吃水用水，全靠人背肩扛，一塑料桶水40来斤重，背到山顶十分不易。首长、机关人员常来慰问，体验生活，特别是师卫生所的医生、护士都是上海兵，年轻、好奇，非要背水上山。没办法，我只好派战士护送，他们常常到不了半山腰就不行了，帮忙没有“添乱”多。接防时，山上连个厕所也没有，既不安全，也不卫生。我带领几个战士用山上的木柴、树枝搭建了一个厕所，还修了一条道路，直到我认为万无一失为止。
在越南战场上，部队的衣食住行比较简单，吃穿用全部从国内运来，不与越方发生任何关系。战士们风趣地说：“盖着越南的天，铺着越南的地，喝着越南的水，吸着越南的气。”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越南的一草一木，连木柴也从国内运来。战士们学会了杀猪的本领，从国内拉来的活猪，由连队自己宰杀，暂时不杀的，放到猪圈养起来。我连驻守的几个山洞，相距三四公里，一个洞杀了猪，其他洞都来拿肉，今天你杀，明天我杀，天天有肉吃。每天虽然只有8角钱的伙食标准，但那时国内的物价水平低，又是支前物资，质好价低。从国内拉来的牛肉罐头、咸鸭蛋等各类副食品，吃不完回国时又拉回上海。到了后期，全连在各洞种了不少蔬菜，用以改善伙食。战士们说，打了一年仗，享了一年福。
在越南战场上，部队的文体生活比较单调，电影是“老三战”，唱的是语录歌。为了能打篮球，我带领战士们在1号洞附近自建半个篮球场，球瘾来了，几个人打半场。因为球场离指挥所近，影响值班干部休息，常常受到限制。后来我干脆带上几个球迷，走出连队，与勤务连、野战医院比赛篮球。遇有重大节日，师、野战医院两个文艺宣传队，搭起土舞台，举行联合演出，有时还邀请越军观看。附近的越南民众闻讯从四面八方涌来，人山人海，场面十分壮观。
在越南战场上，我方与越方的关系十分微妙。当时出兵越南的还有苏联、朝鲜的军队。据说越南上层亲苏，越南的老百姓与中国友好。4号洞山下有一户人家，男的姓黄，曾经参加过抗法斗争，会说简单的中国话。他对中国的感情很深，对毛主席无比敬仰，对我们十分友好。他上山砍柴的时候，经过4号洞，见了我喊“连长”，见了战士问“同志，吃过没有”？炊事员有时给他点日用品，让他带走一些剩菜剩饭。遇到越南的节日，他上来请我到他家作客。老黄家里很穷，妻子和孩子穿得破破烂烂。吃饭时，像我国东北那样床上放一方桌，大家上床围在一起吃。饭菜很简单，最难吃的是那盘不放盐的肥猪肉。我去的时候，给他家带些火柴、食盐、煤油、手电筒等生活用品。我和老黄曾经在他家门前合影，照片保存至今，老黄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我一生都忘不了。
援越抗美，环境复杂，涉外政策性强，上级要求，营以下部队不经批准不得主动与越方接触。因此，我对当地的风土民情了解甚少。从表面上看，越南女人能吃苦，干活不亚于男人。她们上山砍柴很少穿鞋，男女出门腰间总要佩戴一把砍刀。在我防区内，有两种女人，一种类似我国广西壮族的土族女人，穿一身黑衣服，又肥又大，裤腿肥得像我国北方农村装粮食的大口袋。还有一种称作京族的女人，大多住在城镇，穿紧身上衣，戴斗笠草帽，穿高跟鞋，抹口红，喜欢在大庭广众出现。越南人爱在有水的山洞或小河里洗澡，且不分男女，部队的军车从河边经过，她们大大方方地从水中赤身站起，一边招手，一边高喊：“召东基！”“召东基！”（越语“同志”的意思）部队放电影的时候，周围的越南百姓提前来到，部队给他们划出专门的位置。越南的姑娘一点也不封建，看电影的时候主动靠近我们的战士、调戏战士的现象时有发生。为防不测，每逢部队放电影，干部轮流站岗放哨，维护秩序。
1969年春节，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来支队慰问。接支队政治部通知，我带领不参加值班的人员，在指定的道路两侧列队夹道欢迎。武大将个头不高，很有精神。在支队首长的陪同下，他先后慰问了野战医院、司政后勤机关，然后双方举行了友好会谈。
　　有关资料表明，在近4年的时间内，我多批高炮部队入越轮战，共有7个高炮师、26个高炮团、8个高炮营，我师为最后一批。驻越时间最长的一年以上，最短的341天。因为没有仗打，时间显得很长。“白天热闹闹，夜里静悄悄”是战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三四百个日日夜夜，近万名将士异床同梦，几乎想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个人、家庭、亲人。这期间，有多少家庭发生变故，有多少亲人与世长辞，怎么能不想家？就拿我来说吧，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与新婚妻子见面，半岁多的儿子还没见过爹，岳母脑溢血，祖母常年卧床不起。如果在国内，我早就站在了他们面前，可这是战争，这是战场，忠孝不能两全——归心似箭，归心似箭呀！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69年2月27日，是我连从越南撤出、返回祖国的大喜日子。支队司令部分配我连“解放30”牵引车8台、“解放10”运输车10台。全连分点装车，集合一起，再按支队要求编入行车大梯队。上午10时，大梯队开始行动。回国与出国不同，出国选在黑夜，回国则在白昼；出国静悄悄，回国浩荡荡。几百辆汽车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犹如一条长龙，在大地山川游动。车窗外战争留下的创伤随处可见：破落的村庄、光秃秃的瓦砾废墟、穿着破烂不堪的越南民众、载着我国援越物资的小轨火车……
　　当天晚上，连队抵达广西宁明夏石火车站。部队稍作休整，3月29日，满载全连的军列从夏石火车站开出，直奔目的地——上海。


(注:许庆岚原师直指挥连连长，后升任师军务科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