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四府街上的那些人和事

华文看客

位于西安古城西南角小南门里的南四府街，这些年来倍受关注，有关文章屡见报端和网上，读来倍感亲切并时有收获。由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未至七十年代曾居住于此，总有一些往事会浮现眼前，于是利用空闲时间记录下来，便有了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算是拾遗补缺吧。

理发店和剃头师傅

当年南四府街北口路西有一家国营理发店，门面不大安着玻璃门窗，门前放着一条宽面长板凳，供前来理发的顾客排队等候时使用。店内狭长，一溜摆放着四把木质理发座椅，位于门口第一把椅子的理发师傅姓吴，中年人个子不高，微胖的身材，衣着整洁得体，技术娴熟手脚利索，待客和蔼可亲。来店里理发的人都喜欢请吴师傅给自己打理，那怕是让后来的人先理，自己多等一会儿也乐意。排在最后面那把理发椅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好像是初学，一开始主要是给顾客洗头或干一些杂务，后来上手后只能给一些小孩或要求不高的顾客理发。这家理发店是我学生时代经常光顾的地方，有时遇到吴师傅，一坐上椅子他就会摸着我的头说：都吃啥咧，头发长得这么硬，又得让我磨推子咧。说完呵呵一笑，便手脚麻利地操作起来。每到周末理发店的生意比平时就忙了许多，顾客中大多是平日里上班或上学的。每年“二月二，龙抬头”是理发店的一个小高潮，但春节前才是店里一年中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大家都企盼在新的一年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博得一个好兆头。我也曾排长队凑过热闹，眼看着理发师傅们手脚不停地忙到很晚还不能关门下班，真是辛苦了自己，扮靓了他人。

早先理发店里使用的是手动的理发推子，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未开始有了电动推子。起初，一些人有抗拒心理，担心电动推子会不会漏电伤人；一些小孩子遇见电动推子发出“咔咔”的响声会害怕而不愿理发。本身也有质量问题，电动推子会突然夹住头发揪地人头皮生疼；有时会不停出故障，气得理发师傅束手无策，最后只能把它扔在一旁，重新使用手推子。随着电动推子质量不断改进，人们渐渐适应并接受了这种新工具，毕竟它明显地减轻了理发师傅的劳动强度。

最初这家理发店里使用的是那种老式的有靠背扶手的木条椅，后来鸟枪换炮逐个换成了铁制皮软面的洋派理发椅。虽说是从大理发店淘汰下来的旧座椅，但仍然给小店增色不少，顾客们坐着舒服，理发师傅们也觉得挺有面子，感觉小店一下子上了档次。

再说剃头师傅。在街道中段冰窖巷口北边第一个院落外墙的房檐下，常年摆着一个剃头摊，剃头师傅年纪较大，是小学同学王树元的父亲，他们家就住在马路对面的院子里。树元的父亲不仅是一个老派的剃头师傅，连他使用的装备基本上都是旧时走街串巷的剃头师傅使用的那些家当。一个老式的木制脸盆架上放着黄铜脸盆，脸盆架一侧挂着的那条被剃头刀磨得锃明瓦亮的厚帆布带子，在墙角处挂有一面镜子，镜子前摆放着一个带有工具箱功能的木凳，凳子两侧镶着几只小抽屉，里面放有剃头刮脸的工具和一些必备物品。后来摊子上添置了一把木质理发椅，其后背可以向后翻，以方便给顾客刮脸时使用。来这里的大多是一些年龄较大且喜欢享受用剃头刀剃发的老主顾，别看是剃光头却也是个技术活。有时偶尔在剃头刮脸时将客人的皮肤碰破，师傅便从木凳的小抽屉里取出法宝一一“毛腊”，撕成绒毛状敷在破口处，很快就可以止血结痂。待剃完头刮完脸，给客人收拾干净后，皮肤破口处仅留下一条细细的印痕。小时候我一直觉得“毛腊”是非常神奇的东西。

街道北头的裁缝铺

在街道北头路西，也就是国营食堂的南邻有一家裁缝铺，不大的店面安着玻璃门窗，店内临窗处摆放着一张硕大的裁剪案子，案子后方头顶处挂着两、三排已缝制好，尚未被顾客取走的新衣服，店里后方摆有两架半旧的缝纫机。裁缝师傅是一位五十来岁的女性，个头不高皮肤白净，瘦瘦的身形穿着裁剪得体的衣服，显得干净利落。她上下班时常从我们院子门前经过，估计是住在报恩寺街吧。

我们小时候家家都不富裕，加之受布票的限制，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的拾着再穿，因此能去裁缝铺做新衣服的机会不多。我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细想想当年能在这家裁缝铺给我做新衣服，大概也就二、三次吧。记忆中最为得意的是上小学时曾在这里做过一件夏威夷式白衬衫，也就是短袖翻领衬衣，穿着它起码让我高兴了一个夏天。

最早这家店的裁缝师傅是收活裁剪带缝制全套活都干，后来增加了缝纫工，她就只负责收活和裁剪了。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各家的布票更为紧张，能到裁缝铺做新衣服的廖廖无几，于是大街小巷里的裁缝铺都打出了“翻新补旧”的招牌。街上这家小店也不例外，我记得父亲的一件中山装就是在这里翻新的，随后还改了一件旧西服给姐姐穿。经济好转以后，这家裁缝铺将南邻的房子扩充为工作间，增添了缝纫设备和操作工，干起了服装加工的活路。有一个时期工作间里堆满了一筐筐一摞摞裁剪好的服装片料，据说是加工赶制外贸出口的童装。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生活习惯发生了诸多变化，愿意去服装商店选购成衣的多了起来，而仍然去裁缝铺做衣服的主要是一些对服装有个性化需求，或是有特体裁剪需要的顾客。渐渐的这些开在街头巷尾的裁缝铺就有了生存危机。由于街上这家裁缝铺提早转变了经营方式，演变为以加工服装为主的缝纫作坊，才免遭被淘汰关张的下场。

姚师傅的修鞋铺

早先在我们院子南邻的隔壁临街开着一家小修鞋铺，店主姓姚，大约五十来岁，瘦小身材，说话声音有些嘶哑。一家人住在这里，修鞋摊就摆在门前，他家儿子姚明娃曾经是我的小学同学。有一个阶段姚师傅因身体变故曾歇业几年。后来重操旧业，便将他的修鞋铺开到冰窖巷对面一个狭小的铺面里，门口竖着一块木板写着“修鞋绱鞋”几个大字，算是小铺的招牌。虽然牌子上是修鞋在前，但在我的记忆里姚师傅每天总是在不停地干着绱鞋的活儿。

那个年代，大多数家庭都是自己做布鞋穿，家庭主妇们利用日常空闲时间，给家中的大大小小纳鞋底做鞋帮。待这两样半成品做好，最后一道工序是将底和帮绱在一起，可是这项技术性较强的活却是许多家庭主妇们无法自己完成的，因此需要送到修鞋铺来，花钱请姚师傅完成绱鞋这道工序。新鞋绱好后还要在鞋内打上木楦子，把鞋子撑起来，再给鞋面上喷点水，放置一段时间，等新鞋子定型后就可以交给各位家庭主妇了。

据说绱鞋分反绱和明绱，反绱属于老式方法，比如老样式的圆口布鞋和棉窝窝鞋就用反绱，技术难度要大一些。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时兴的方口布鞋和钉气眼穿鞋带的新样式棉鞋都用明绱，技术难度相对小一些。我们上学以后都要求家长把鞋做成新样式的，那种圆口布鞋和棉窝窝遭嫌弃了，但是大人们似乎还是喜欢穿老样式布鞋。

我家搬到这条街居住以后，母亲做的新鞋大多是放在姚师傅这儿请他给绱的，主要是手艺好，取送方便。当时绱一双鞋的手工费也就是二、三角钱，可是那个时候的钱顶用，几角钱看似不多，放在家庭主妇的手里时常要多走几家询询价，再仔细掂量一番。每年春节前和换季时，各家都要赶着给家人们添置新鞋，姚师傅的小鞋铺经常是顾客盈门，送鞋的，取鞋的，催活的不亦乐乎。谁家如果送晚了，姚师傅就不敢收了，怕到时候赶不出来失了信誉，还耽误了人家的事情。

王师傅的修车铺

我们院子北邻的是一家修车铺，主人姓王，他是把住房沿街的后墙打开作修车的营生。每天早上板搭门一卸，修车的工具箱往出一摆，就在门前的人行道上干起活来，放在现在是占道经营，当年可没有这个说法。王师傅是个壮年汉子，身板硬朗干活麻利，手艺好人缘也好，门前总是不断有人送来要修理的自行车、三轮车和架子车。

大约是1959年前后，王师傅的修车铺关门了，他去了街道北头路西与理发店紧邻的一家有着两间门面的大修车铺上班，算是单干户加入了集体单位吧。那里大约有三、四位修车师傅，经常是店里干活摆不开时，就在店外的人行道上支起了摊子。好在门前的地方比较宽敞，虽然三轮车、架子车摆放了好几辆，但尽量不影响过往的行人。

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单位压缩精简人员，大概是这个缘故吧，王师傅又回来把自己的修车铺重新开了起来。准确的说这次应该叫修车摊，干活的地方往北挪了一下，摆在了隔壁省京剧团家属院外墙的人行道上。修车是个体力活，特别是修三轮车和架子车，一个人没把子力气就别想把它们翻个车轱辘朝天。给架子车轱辘扒外带、上外带虽然有专用工具，但也得使点蛮力气。这些活在王师傅手里都不叫事儿。修车也是个细致活，像自行车前后车轴部位的钢碗里安放着一圈细密的小钢珠，王师傅把它们剜出来，先放在一块抹布里揉搓掉上面的油污，然后倒在手心里仔细挑选，找出磨损变形或带麻点的坏珠子放在一边，剩下的好珠子再配上新珠子，加上黄油重新摆放回钢碗里。给车轱辘圆圈也是凭借技术加耐心，只见他把钢圈架起来不停转动，手拿工具在边上一靠，搭眼瞄上几次就找出了问题。于是开始调整车幅条，松松这根紧紧那根，然后再转动钢圈，再调整幅条，如此反复直至达到他的满意为止。一年四季除了下雨、下雪天，还有过春节，平时很难看见他休息过，修车摊上总有干不完的活儿。就这样又单干了几年，待到经济形势好转以后，王师傅又回到街道北头那家大的修车铺去上班了。

中药铺和街道诊所

在街道南段路西22号院子沿街开着一家中药铺，店主姓李，中年人个头不高，黑黑的脸堂，头发已经谢顶，走起路来很攒劲的样子，家就住在药铺后面的院子里。由于中药铺低于人行道的路面，因此需要下四、五级砖台阶才能进到店里。店面为两间，装的是板搭门，砖砌的柜台上面镶有木板，店内沿后墙排列着几组高大的中药柜，在药铺后面院子的空地上经常晾晒着中药材。这家中药铺只有李店主一人照应着，偶尔离店就把媳妇叫过来照应一会，好在平时生意不算太忙。

后来中药铺搬家了，没走远只是向北跨过两个院子，挪到本街28号。新地方原先是房主家开的一个茶馆，里面曾打理的桌明几净，可能是喝茶的客人太少，后来关掉了。中药铺搬过来之后依旧是两间门面板搭门，但是相比旧店有了很大改观，首先进店不用下台阶，而是要上一个台阶，店里显得很敞亮；其次店里增添了玻璃柜台，里面摆放着各种常用的中成药；其三店里除了李店主外，还增加了其他营业人员，店里的生意也显得繁忙起来。新店里挂起了用彩纸书写的应时应季的宣传标语，墙上张贴着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画，店里装扮漂亮了，人气顿时也长了不少，有买药的，有咨询用药常识的，也有坐在店门口的宽面长条木凳上歇脚的、拉闲话的。每到夏季店门口会打出广告牌，推销防暑降温的中草药和中成药，柜台上还突出摆放着蚊香、花露水、清凉油之类的应季之物，甚至还有扇子出售。我家很少在这里买药，但是它的存在确实方便了附近的居民住户。

另外在西安晚报社对面的38号院子里曾经设立过一个街道诊所，内有挂号室、内科、外科、药房等，有坐诊大夫，但医疗条件很简陋，只可以看一些日常小病。我曾在这里看过感冒，也替父亲开过治拉肚子的抗生素之类的西药。小学毕业时，学校曾安排我们毕业班在这个诊所进行了体检。这个诊所曾经存在过好几年，由于很少与它打交道，因此它是什么时候停业的，已经没有明显记忆了。

街道北头的国营食堂

在街道北头，也就是裁缝铺的北邻是一家国营食堂，早点卖豆浆、油条、油饼，中午以后卖面条、馄饨、包子等面食。每逢端午节还会炸油糕，师傅的手艺不错，炸出的油糕皮酥馅甜，但需要耐心排队才能买到。平时来这家食堂就餐的主要是附近的居民和在周边单位上班以及过往的行人。大跃进时期，我母亲被动员去街道托儿所上班，碰到家里没人做饭或是错过了街道食堂的饭点，母亲就会带着我和姐姐或是让我们自己去这家食堂买碗面条吃。虽然当时一碗素面只要二两粮票七分钱，但在外面买着吃的机会并不多，主要还是粮票和钱都紧缺啊。

那个时期，上级号召各单位都要开动脑筋搞技术革新，这个小小的国营食堂也搞出了新花样，从后厨到前店破开隔墙架设了一条数米长木结构的传送带。操作时后厨将盛好面条的大瓷碗摆放在传送带上，然后一按电钮，马达带动传送带将一碗碗面条晃晃悠悠地运送出来，再由在前店等候的服务员分送到顾客的面前。以往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只需两个服务员里外相互传递就可以完成，结果为了搞所谓的技术革新而增加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既耽误工夫，又劳民伤财。这条传送带不久后就成了摆设停放在那里，我估计当时除了应付上级领导检查，没有几个人会喜欢它。形式主义害人啊！

（由于受字数限制，本篇回忆就此收尾，其他内容再作后续编发。）

二0一六年成稿

二0二四年五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