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理想 诗意人生

一路前行

在公众的眼里，李白是诗仙、酒仙、是天才诗人，他曾多次到扬州，因送孟浩然去广陵的一首诗，不经意间给了扬州一张靓丽名片。

昨天下午，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志熙来扬州讲坛做“李白的人生与诗歌艺术理想”主题分享，从李白的人生理想的表述和实际的追求过程，讲到李白的诗歌创作道路与艺术理想之间的关联，又说起李白在诗歌的艺术精神与风格、体制上的创造……讲座过程中，钱志熙教授带领我们走进了一个更全面立体的李白，让我们明晓李白理想和诗意人生……

一、李白的人生理想的表述和实际的追求过程

在李白自己的叙述里，希企隐逸、求仙学道是李白的人生理想，当然是指李白对其人生的整体规划及实践的目标，亦即李白对自我价值的认识，这种认识当然是在接受中国古代的各种人生价值观念之后逐渐形成并不断深化的。在许多方面，李白的人生理想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共性，尤其是体现他们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一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东西在内。这是李白的诗歌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感染力，能够引起普遍而又广泛、深远的人群之共鸣的基本依据。

但是，李白的人生理想之所以引人注目，具有非常魅力，并且构成了其非凡创造力之源，乃是因为其鲜明的个性。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李白事实上是中国古代最富有理想色彩、在表达个人的理想方面最为大胆真率的古代人物之一。李白的人生理想是整体性的，并且各部分相互关联，消长互补。事实上也不太容易割裂分析。但是为了我们认识上方便，我们可以将李白人生理想分为政治理想、隐逸求仙理想与文学理想三个部分。在这里我们主要想探讨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李白富于理想精神的人格产生的一些现实原因；

二是李白追求其奇特的神仙将相的人生理想的过程及悲剧结局；

三是李白以复古为宗旨的诗歌理想及其在体制、风格上的一些表现。

我们之所以执意地从这样一些看起来不易把握的精神与美学表现一些方面来讨论李白，意图是想从人生与艺术不可分割之处来思考李白，重新建立李白研究方面的整体性的方法。

李白晚年有一种常见的自述方式，大意是说自己原本方外之人，因缘落入世途，遭遇君王但终于无法入世，最后还是被放还山，回归隐逸与求仙访道的生活。这种表述，比较完整的是《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

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误逐世间乐，颇穷理乱情。九十六圣君，浮云挂空名。天地赌一掷，未能忘战争。试涉霸王略，将期轩冕荣。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

所谓"海上行"，即海上求仙之路，是从蓬莱神话体系中派生的一种神仙幻想，但确实支配了李白长安之后的漫游、隐逸的方向。关于这一点，拙文《李白与神仙道教关系新论》也已经有较详细的论述。

相信，李白大概在少年时代，就已萌发奇伟的政治理想，但真正明确化，应该是在开元中期寄迹安陆的时候。大约作于开元十五年隐居安陆寿山时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是李白早年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的完整表达。在这篇壮浪恣肆的寓言山灵的文字中，李白自称逸人，"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他在山林中"虬蟠龟息"，养真藏身，欲将"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亦即一种超越一切，达到绝对之自由的人生理想。但是，最终又拟放弃这种完全属于独善形式的仙真理想，决定投身政治，"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正是这样，独善与兼济，做巢由与做伊尹，就像两种基本旋律一样，在李白的人生中交响着，并且是同样的宏大奇特。出现于李白诗中的姜尚、鲁仲连、张良、谢安这些人物，正是作为这两种人生理想的完美结合。李白诗歌中对历史人物的成功的塑造，正是根源于他的这种精神气质，并且同样是富于奇特效果的。

总之，李白诗歌的浪漫情调、奇伟飘逸或豪迈激越的形象的造成，都来自于他的上述人生理想。只有深入了解并同情、理解他的这些鲜活的人生体验，领略李白的精神世界，才能接近李白的诗歌精神。李白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他怀抱神仙将相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历史。他的人生理想和现实遭遇的交织，构成他诗歌基本内容。要真正认识这个中国诗歌史上的独一无二的天才，关键还在于揭开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论者云，"李白无疑是个天才，这在历史上早有定评。可是，其所以成为伟大诗人，关键还决定于历史因素及其自身的人生态度"。（裴斐《李白选集·前言》）这是很对的。李白以隐逸求道为体，以帝王辅佐、显身荣亲为用的人生理想，在唐代士人并非独一无二，甚至可以说是带有普遍性的。其所以形成李白独特的精神风格与行为表现的，是其在遭遇各种现实的打击，甚至经过家国巨变的安史之乱这样的时代悲剧之后，仍然坚持不舍，充满真实的信心。这一点，与杜甫的虽在长期颠沛流离之中，仍然身忧君国、一饭不忘，在精神上可谓异曲同工，异途同至。

虽然传统上将杜甫视为现实主义的典型，将李白视为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但是李白诗歌关不缺乏现实性。相反，可以说现实性同样是李白诗歌的鲜明特点。李白早年诗歌，如《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登锦城散花楼》等，已显其天才英丽的气质，但风格清新浏亮，有一种清澄透彻的明丽。出蜀后的纪行之作，如《渡荆门送别》《静夜思》《春夜洛城闻笛》等，都有一种凄清的乡思萦绕，开始表现出较多的惆怅抒情的气质。这种气质，渐至发展为慷慨之气，或激昂、或悲凉，与我们熟悉的建安风骨有些接近。而李白自己也正是以"建安骨"来体察他自己诗歌中的这种新的精神内涵的。随着其对现实的认识的深入，还有个人失意感的反复的冲击，李白的现实精神在不断酝酿，甚至带上一种《离骚》式的愤世嫉邪的气质，现代学者也将此概括为一种批判现实的精神。有表现有委婉深沉，如孤舟之嫠妇，如《长相思》等作；有时又表现得慷慨奔放，如《行路难》等。在这方面，李白的长安经历，可能是此种精神气质成熟的重要促成因素。

二、李白的诗歌创作道路与艺术理想

李白在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上，也形成了横绝古今的宏大理想，这构成其人生理想的一翼。

李白早年的文学创作，是从文选体入手，也深受齐梁体的影响。后来接受陈子昂以来的复古诗学，形成其以复古为创新的文学思想。就在李白的政治理想开始成熟的同时，我们相信，他种以复古的方式来开拓千古的诗歌创作理想，也同时成熟了。复古并非李白个人的独创的文学想，而是他领受了时代的风气。玄宗朝崇尚道术，政治与文学上都迎来了复古的时代："圣代元古，垂衣贵清真。"（李白《古风》其一）"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良由主上恶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殷瑶《河岳英灵集》)然两家都是认为复古是由上而下的运动，不无歌颂玄宗之处。但当时为了对前面的武周统治拨乱反正，提倡去奢华，返淳朴，并尊老子为玄元皇帝以重新树立李唐的政治威望，所以在政治上标榜清真无为之治。可见，至少在政治与文化的观念上，复古的确是当时的政治风气。

中宗时代，宫廷创作始终占主流，所以复古诗学没有很好地展开。到了玄宗时期，一种纠正、甚至否定旧朝文学、厌恶繁缚作风的观念自然也是适时出现了。从其建设的方面来讲，则是复古观念在实践上的推进。另外，从思史的层面上，此时崇尚道家，佛学也经过禅宗的革命性发展。这两家其实都以追求自然为宗旨，禅宗更加自性清净，对心性多所开拓。从南朝齐梁到唐武周时代，佛教信仰的主流，一直是贵族化奢华崇丽、追求外表形式的宗教信仰，与这时期文学的绮靡风格是相应的。而以慧能为标志的南派禅宗的革新则带有更多庶民化的作风，这与此期寒素文学的兴起也是相对应的。李白本的崇尚自然的思想，从哲学分野来讲，就是属于道家之流，对佛禅之学也有定的接受。

李白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走上诗坛，通过他的广泛的交游，接触并深入到当时文的中心。他出蜀之后，先是进入了当时已经是诗歌创作活动的重要地区的荆襄、金陵一带，接以孟浩然为代表的楚汉间的一些复古诗人，这些在野的、带着江湖隐逸性质的诗人群，对于高武后、中宗朝以宫廷为中心的华丽雕饰文风，自然是有一种拒弃的倾向，其所追求的是一种以自然思想为基础的自然古朴的文学风格。陶翰《送孟浩然入蜀序》:"襄阳孟浩然，精朗奇幼高为文，天宝（按：据诸家研究，应是"开元"之误）年始游西秦，京师诗人皆叹其旷绝也观其匠思幽妙，振言孤杰，信诗伯矣，不然何以有声江楚间。"孟浩然代表了江汉地区在野派一种诗风，与高宗以来京师流行的宫廷诗风自然不同，所以"京师诗人叹其绝"。李白在孟然自京师归后获见其人，无疑是接触到当时复古之风的新气息。

孟浩然虽然没有明确地标举建安风骨，但唐宋人多认为他是开元时代学习建安风骨的代表其继陈子昂之后，学习汉魏，并承陶谢，这种作法，对于李白、王维、杜甫这些诗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从李白《赠孟浩然》诗中获得更多的信息。"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诗作于开元二十七年，孟浩然开元二十三年自长安归，至此隐逸襄阳，正是李白所说的"首卧松云"的状态。全部的宗旨，在于"自然"二字，超然名教之上。在这点上，当代与李白为接近，就是孟浩然。其后又进入长安贵族交际场，历抵卿相、遍干诸侯。在这期间，李白对时代的风气，已经认识得十分清楚了。《古风》其一中对玄宗朝复古文运的描写，以及他的整的文学史观，应该是在出蜀后的几年内逐渐成熟的。可以说，出川后的开元后期，是李白广泛接触当代诗坛的时期。

但是，正如在政治理想方面，李白的宏伟设想，并没有被玄宗朝的政治理念所局限，李白在文学上的复古思想与实践追求，同样是既出于玄宗朝文坛风气，同时又是超越了其当代的复古思想，甚至超越了唐初陈子昂、张九龄这一主流的复古派。玄宗朝的政治复古，多少带有一种自以为盛极之世的夸饰之嫌，甚至令人想起后来宋徽宗的崇道教与丰享豫大。到了天宝时代，政治上的各种矛盾开始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从李白大量的揭示当代现实弊病，慨叹自己怀才而不遇的诗歌中，我们知道他对玄宗朝的政治的弊端是清醒的，可见所谓"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只是李白对玄宗时代的一种温情的颂扬。同样，他也从当时诗坛中，看到其当代诗歌的弊端，这个弊端就是复古的不彻底性。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说："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又《本事诗》载："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集中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作为当代人与当事人的这些言论，可以说都是符合实际的。

从初唐到玄宗开元天宝时期，长安文坛一直是唐代文学创作的中心。虽然开元中期以后，复古的文学风气已经形成，但是从初唐以来延续下来的浓厚的宫廷文学风气仍然存在，甚至李白人，在天宝初也曾一度充当宫廷诗人的角色。虽然他的宫廷创作并非绮缛之体，而是清新自然尚，但从主题来看，毕竟属于宫体之流。甚至到了天宝后期，王维、杜甫、岑参等人，仍然对武后、中宗期的雅颂应制的诗风有所延续，虽然在风格上已经有发展，变为温丽雅润为壮丽铿锵风格。这些情况，使李白对其当代文坛存在的弊病有较多的认识，激起其更强烈的复古愿望。可李白复古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是针对梁陈以来的宫掖诗风。

李白对于其当代诗坛的不满，不仅在于风格上的延续梁陈宫掖之风，而且还在体制方面。引《本事诗》所载的"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就其在诗体方面的基本思想。唐诗的体制，总体上说，是沿承汉魏六朝诗体。但从齐梁以来，由声律及相关的咏物绮靡之体的形成，诗体上出现了古与今、新与旧的分歧。这个分歧，到陈子提倡汉魏的观点出现，以及武后中宗年间近体的定型，就变得十分清晰，即渊源于汉魏的古诗古乐府体，及渊源于齐梁的各种近体、齐梁体。这个问题，在开元、天宝时代的主要诗人的创中都存在。大抵可以说，当时主流的诗人，如王、孟、高、岑、杜等人，在观念上都是崇尚汉风骨的，但在体制上却是古今体并用。李白在观念上是彻底的复古派，在体制上则是取法晋宋下，并由汉魏而上述诗骚。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李白大量地写作古风与古乐府诗。他的风、古乐府，都是寄托比兴为旨的，体现兴寄深微的美学思想。他那些吟咏山水、纪交游、抒志的五言古诗与歌行杂体，也多取法晋宋以上，不落齐梁以后。

在近体方面，李白的五言律诗、五言律体绝句，七言律体绝句，虽然使用声调谐婉之法，律意并不明显，给人一种律而非律的感觉，与沈宋以来的"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的"靡丽"之体不同，与杜甫的律切精深，顿挫入神的一派也不相同。总体来看，是在近体中现了古体、古风的风骨与自然神韵。而在七律方面，虽然盛唐此体已经流行，但李白所做甚少并且仅存的数首，如《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是效崔颢的黄鹤楼之体，调在歌行与律之间。其余有限的数首，也都以直致为体，不同于同时王维、高适、李颀诸家情景交融、承转婉之作。

总之，李白承初盛复古一派的经验积累，进一步深化与复古的思想，是对陈子昂以来的复派的发展。他的古乐府创作，更是与众不同的一家之学。但他的复古并非流于形式，拘于格调而纵横古今，自由吸取，其精神在于通过复古来实现他独特的诗歌艺术理想。

在钱教授分析看来，李白的文学理想与他作为“寒素”文士的身份是一致的。“这种文学复古行为不仅是文学上的向汉魏晋宋寒素风格的回归，而且可视为文学本身向寒素阶层的回归。事实上，汉魏文学，尤其是新兴的五言诗歌，是在较低的寒庶阶层中发生的。李白是典型的寒素，因而也成为这一文学复归寒素的运动中最彻底的实践者。”

三、李白诗歌的艺术精神与风格、体制上的创造

同样，李白诗歌突出现实批判性，也是与他的人生经历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既是他对玄宗后期现实恶化的认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其人生理想严重受挫的一种反映。后一方面，李白的长安经历无疑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的。有学者指出："短暂的宫廷经历，使白之创作从思想到艺术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在其出宫后怀才不遇的歌咏总是伴随着对朝政腐败（奸佞当道、君主昏庸、穷兵黩武、滥杀无辜等等），并产生国之将倾的预感：'日惨惨兮云暝暝，猩猩啼烟兮鬼啸雨。'(《远别离》)、'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梁甫吟》)。"整个天宝年间，即安史之乱发生前的那种黑云压顶、山雨欲来的时代气氛，在同时众多诗人中只有李白感觉到，只有他在大声疾呼。他显得很孤独，却体现了时代的良知。"（裴斐《李白选集·序》）这正是因为李白所怀抱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理想，并且本来就关注历史上及现实上的治乱兴衰，"颇穷理乱情"。

李白诗歌的主题，常常表现出某种现实与超现实的复杂交结，这在《古风·西上莲华山》中表现最为突出。诗人本欲求仙，然睹洛阳之乱相后忽然而罢。这种纠结在高蹈远遁与不能舍弃君国民命、不能完全放弃生平理想之间的矛盾情绪，构成李白后期诗歌的一种奇异的景观。从曹植、阮籍、郭璞以来，文人游仙诗的传统，一直带有强烈的现实寄托。李白诗歌的游仙形象，正是继承这个传统而有突出的发展。这是因为李白对现实的系恋，远远超过阮籍与郭璞，而其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又是超过了曹植的。

李白在诗歌体裁方面，做出很大的革新。齐梁以降，声律技术的发展，虽然促使了近体的定型国古代诗歌体裁的一大发展。但从诗歌体裁的丰富多样、变化创新来说，反而有转趋狭窄化、单调向，即诗歌体裁渐趋声律化，李白称之束缚俳优。陈子昂、张九龄两家感遇是学汉魏体，于是使唐古体真正成立。应该说是对齐梁以来单调局面的突破，但还是属于齐言范畴。并且古风一体，篇制是属于短篇，以比兴为宗一种，是很难衍为长篇的。李白在诗体方面是不主故常的，对声律之体，元结和《箧中集》诗人们那样刻意拒绝。而是以比较自由的态度来使用，能做到用律而不律所束缚与众不同的声律美。同时，更重要的是它窥探到齐梁以前诗歌体裁与表现领域的丰富状态，尤其是府与南北朝各种新声的继承与改造，完全突破了齐梁以体制狭窄、单调的局面，为他驰骋非凡的天造元气淋漓的诗境、变化无穷的风格，提供了一种完全没有羁绊的空间。殷瑶《河岳英灵集》评论说："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 所谓"体调"，正包括了体制与风格这两种主要因素。而两常结合在一起的。可见在时人的眼中，李白在这两方面，都是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

李白诗歌艺术的另一高度，是其在语体、修辞艺术上复古与革新。汉魏诗歌以散直为体，晋宋诗歌语言渐趋于俳偶化，同时追求典雅华缚的风格。其间虽左思、陶渊明、鲍照的部分诗保持较然朴素风格，但总的来看，与日常语言的距离在拉大。齐梁时代，虽然永明声律体诗歌在语言上程度的向自然清新转变的倾向，但整体上看，绮缚雕琢的作风仍然在发展，并且隶事之风大兴。至唐，仍未革除。李白在诗歌语言方面，提出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理想，以汉魏体，但对六朝诗人们在诗歌语言、意象、造境方面的成就，也充分地加以继承，可以说将绮◇雕玻法完全革除了，造成一种极富表现力，与情志不隔的语言风格。歌行长句如"黄河之水天下来，奔海不复回"(《将进酒》)，五言短句如"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多古树，连夕起秋(《沙丘城下寄杜甫》)，都是露写情事，如在目前。其《古风》等学汉魏体的诗歌，虽然多用古时用词采，但有光英朗练之气，如"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却秦振后世仰末照"(《古风》其十）。其近体诗的语言，不仅全消齐梁之浮词缀属，而且比起盛唐诸家体，还要自然。殷瑶所说的太白诗的"纵逸"，也包括其语言风格，以及由这种语言风格造成的打格。

李白与另一位大诗人王维同龄，两人与比他们年轻十一岁的盛唐诗坛后劲杜甫，代表了当时最高成就。即所谓"文苑三分李杜王"（陈贻掀先生诗句）。而李、杜两位的历史影响尤其巨大，在的历代诗坛上，一直处于文人诗的最重要的典范的位置。现在看来，也的确是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术的最高的成就。杜甫代表了诗歌艺术的一种极致，而李白则是诗的精神的最自然、最充分的实现白所创造的诗歌美，或许更具一种人类性与世界性。他对近代西方诗人的影响，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当然，杜甫诗歌所表现的民胞物与的精神，其对君国与民生的热烈而持久的关切与悲悯，并且从未感伤，同样是一种人类的崇高精神的体现。我相信，在未来的人类诗歌发展进程中，李、杜的诗篇突出其在中国古代诗歌史及东亚汉字圈各国度的诗歌的范围，而发生新的世界性的持久影响。

　　在钱志熙教授看来，李白的人生理想与艺术理想，都带有宏伟、高远与奇特的特点。他的人生理想与艺术理想，既是其个性与天才的独特体现，同时也体现盛唐士人群体的共性。

钱教授还耐心回答十多位观众提问，饶有情趣，喜欢李白，不需要理由！

当然，扬州要感谢李白，也感谢钱教授用精美的诗句，为这座城市熠熠生辉的浪漫底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期望像李白一样，做一个富有理想自信坦荡又真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