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大往事（23）—— 湘西轶事

勾股定理

第23章 湘西轶事

恢复高考后，全国高校一下子招收了那么多的学生，不光缺老师，教材也非常缺，我们的很多教材和讲义都是学校自己油印的。

学校除了油印教材和讲义外，也会油印一些其它的参考资料发给我们学生。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唐老师，他的那个十位对数表就是学校油印发给我们的。

有一天林班长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份几页纸的油印资料，题目是《体育之研究》，作者署名“二十八画生”。我们都有点莫名其妙，以为是林班长搞错了，将体育班的资料错发给了我们。林班长自己也搞不清楚，说是教务科要他发给大家的。

后来才搞清楚“二十八画生”是毛主席青年时期写文章用的笔名（毛泽东三个繁体字的笔划总数为二十八画），《体育之研究》是他当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学校给我们发这篇文章，其用意当然是希望我们重视体育，锻炼身体，就像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讲的那样——“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字写得好，经常帮学校刻印资料。有一次晚自习时，我见朱大哥又在教室里刻写东西，我过去随意翻看了一下，发现是一篇研究陈渠珍的文章，厚厚一叠，我顿时来了兴趣。

陈渠珍被称为湘西王，是近代湘西历史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按过去极左的说法，陈渠珍是湘西最大的土匪头子。这篇文章就是专门研究他的，作者姓杨，是学校的一名老师，但因为在文革中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被停职在家反省。

杨老师是学历史的，反省之余，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湘西的历史，这篇研究陈渠珍的文章就是他那段时间的成果。

有一次晚饭后，杨老师来班上找朱大哥。他身材矮小，言语谦和，讲起湘西的历史如数家珍。

菁菁问他：“外面都说湘西人野蛮，茹毛饮血，是未开化的少数民族，说湘西人天生就是土匪。”

杨老师想了想说：“这事要从头说起。你们知道什么是‘屯田制’吗？那是清政府为了控制湘西苗民，将他们圈住在指定区域，并将他们的所有田产充公，一小部分由看管他们的汉人兵丁世袭耕种，作为军饷。大部分则租给苗民，由政府征租。不仅征租的比例很高，而且是‘荒田不荒粮’。什么是‘荒田不荒粮’？那就是无论什么年成，交租的数量都不变。你们想，要是遇到了灾年，租户连一丝活路都没有。所以当时有首《屯租歌》唱道：‘朝锄土夕锄土，年年月月欠屯租；男耕田女耕田，子子孙孙欠饷钱。一年到头替人锄，苗家没有一块土；四季劳动替人耕，苗家没有地安生。’这就是清政府欺压湘西苗民，实行‘屯田养勇，设卡防苗’的屯田制。”

杨老师喘了口气，提高声调说：“正是因为‘屯田制’的压迫，才迫使湘西苗民不断反抗，不断抗争，清政府就不断镇压。毛主席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时不断有来教室上晚自习的同学走过来旁听，杨老师讲得更起劲了：“解放前，湘西几次大的暴动，打出的旗号都是‘抗租’、‘革屯’，有的自称是‘革屯军’，有的自称是‘湘西革屯抗日救国军’。龙云飞当年就是打着‘抗租革屯’的大旗，势力才得到一步步扩大。由此可见，‘屯田制’才是湘西动乱的真正原因，也是湘西匪患的主要诱因。”

徐同学是凤凰人，对陈渠珍早有所知，他说凤凰老街还有一栋老房子是陈渠珍的，现在住着他的一个什么亲戚。他问杨老师：“陈渠珍虽然不是苗族，但他是土生土长的湘西人。说他是土匪吧，他是政府任命的官员，说他是政府官员吧，他有时又统领湘西的土匪与政府对抗。”

杨老师说：“陈渠珍这个人是‘庙小神通大’，三朝为官。清朝、民国时期，他是湘西的军政长官，解放后，他是省政府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但他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在湘西这块地方实行湘西自治，当湘西的土皇帝。民国时期，何健几次想逼迫陈渠珍下台，陈渠珍就鼓动湘西土匪闹翻了天，搞得何健自己在湖南都呆不住了。所以毛主席说湘西是中国的盲肠。”

“为什么说湘西是中国的盲肠？”杨老师解释说：“盲肠这东西平时看着没什么用，但一旦得了病也是会要命的。湘西这个地方看似不大，资源也有限，但它山高林密，民风彪悍，动荡起来，周边地区都不得安定，所以说它是盲肠。解放后，陈渠珍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曾提议成立湘、鄂、川、黔边区省，由贺龙兼省长，他自己当副省长。由此可见，陈渠珍当湘西土皇帝的梦想至死都没有破灭。”

杨老师好久没有上讲台了，这会儿忽然有了上课的激情。他站起身来，话风一转说：“当然，对历史人物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陈渠珍搞封建割据，围剿红军，与政府对抗等行为，都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基于他的思想认识和阶级立场作出的选择。他后来认清形势，顺应了历史潮流，弃暗投明，得到了新政府的优待。毛主席还接见了他，并向他赠送了一批农业机械，要他带回湘西发展生产。”

杨老师最后总结说：“前面说过陈渠珍是‘庙小神通大’，但归根结底他识时务。不像龙云飞，虽然也在抗日战场上立过功，新政府也向他发出过橄榄枝。但他不识时务，顽抗到底，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所以说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历史规律！”

杨老师意犹未尽，停顿了一会，又继续说：“你们知道吗？抗美援朝时，湘西有不少土匪参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建功立业。比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面写的松骨峰战役，里面就有很多湘西兵，其中不少人当过土匪。其实湘西‘土匪兵’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俘虏兵’一样，只要认清形势，转变立场，最后都变成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就像一句老话讲得那样——识时务者为俊杰！”

杨老师2010年出版了《湘西“土皇帝”陈渠珍传》的书，估计当年朱大哥刻写的那篇文章就是这部书的初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本书差不多花了杨老师三十多年的时间，可谓是他的“毕生之作”。

后来，随着湘西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湘西的历史也逐渐广为人知。当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陈渠珍，甚至是龙云飞，这些湘西历史的代表性人物如日中天、如雷贯耳时，我就想起当年曾经有一个小人物，身处逆境还在研究湘西的历史，最早用他那卑微的笔为我们揭开了湘西历史的“神秘面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