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白马尖，——记红25军老战士李锡铭

妞妞

作者：禁军教头

文图：禁军教头

编辑整理：妞妞

编者按：

我是眼含热泪一口气读完《巍巍白马尖》的！它向今天幸福生活的人们展示了一个行将遠去的时代背影~一位红军老战士战斗和充满人性光辉的一生。大别山的厚重与悲壮就在于有千千万万个像李锡铭伯伯这样的红军战士，他们敢于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实践人生信仰丶诠释对人民的忠诚，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们都胸怀初心，九死而不悔。作者禁军教头是一位与我有着同样家庭出身经历和军旅生活印记的曾经的老兵，我曾多次建议他将这篇佳作投稿发表以便能让更多人看到，而他对我的建议却迟迟不做理会，直到最近才同意由我责任编辑并投稿。在此真诚期待这片生长于大别山深处的红枫叶能夠借风助力飘向更遠的遠方，飘进每个平凡人的心里，从而绽放出赤诚的生命原色。这也是我~一个红军老战士的女儿对遠在天国里的父辈们的崇高敬意与永远缅怀！

安徽省霍山县位于大别山东南麓，境内山峦叠嶂，峡谷纵横，林木葱郁，物产丰饶，海拔1774米的大别山主峰~~白马尖就坐落其间。也许在很多人的眼里，白马尖没有华山的峻险、雁荡的灵秀，更不及黄山的神奇和泰山的浩尊，然而，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继中国共产党领导著名“黄麻起义”和“商南暴动”以后，1929年冬在白马尖下，爆发了“六（安）霍（山）起义”。从此，英雄的霍山成为鄂豫皖红色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耸的白马尖似如椽巨笔，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以鲜血为墨，参与书写无比悲壮的中国革命长篇史诗，绘制出壮丽的人民共和国画卷。在“六霍起义”的枪炮和呐喊声中，我的父亲李锡铭大校~~一个常年给富人家放牛、扛活的18岁长工，告别了家乡和亲人，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将自己的生命汇入澎湃激荡的时代洪流，也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征程。

一、一份并无传奇色彩的履历表

最近两年中，我曾几次接到家乡县政协和党史办同志的电话，要求配合了解李锡铭同志的生平和履历情况，可能是父亲的一生太平淡了，在家乡（我的家乡定义自然是包含了现在金寨县的一部分）那50多颗璀璨耀眼的将星炫目的光芒里似乎很难发现他的存在。依照父亲生前的一贯做派和要求，我和哥哥姐姐们每次都婉言谢绝了家乡政府的美意并强调说明：李锡铭同志一贯认为自己很平常，对革命并无突出贡献，况且很早离休（1961年），去世也已经十多年了（1995年）。他生前淡泊名利，始终持有一种彻悟达观的人生态度，且留有遗言，身后与其父母合葬于大山深处的无碑荒塚，就更不要什么“死后哀荣”了。

今年因为参加家乡亲友的婚礼和陪同北京一位老前辈的遗孀竟然连续回了三次霍山，尤其是参观了新建于南岳山风景区，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的“霍山县革命纪念馆”，典雅的周边环境，庄严肃穆的布展，一排排精心雕琢的大理石雕像，一件件锈迹斑斓的历史文物，一份份革命先烈舍生取义的悲壮史料，充分反映了家乡政府和人民对霍山光荣革命历史的自豪与珍重！也同时引起了我和哥哥姐姐们的反思。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川陕后，蒋介石下令将湖北麻城、河南商城以及安徽霍山、六安——几个“匪患”最严重的县（曾有10多万青壮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各划出一部分，以商南的金家寨为中心成立了“立煌县”（1947年革命政权将其更名为“金寨县”至今），将当时霍山县的燕子河、清风岭、青山、黄畈、流波幢等地悉数划归“立煌县”。

看见徐向前元帅亲笔题字的“霍山县革命纪念馆”的金匾，作为军史上著名“六霍起义”的发源地和红33师的诞生地（成军于流波幢，第一任师长徐百川）仅仅展示了霍山籍苏焕清、刘健挺等两位开国少将……越发强化了我“送父亲回归”的意愿。谦虚和低调固然是一种美德！然而，让更多的人们了解那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真切感受霍山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牺牲与贡献，却需要无数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红军战士以及他们的真实经历，非此，历史将会显得单薄和没有说服力！可惜霍山县在经历过历史上那次区域划分以后，像我父亲这一辈革命战争的幸存者，解放后在军队和地方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老红军却不到10名，我所知道的霍山籍老前辈还有原福州军区后勤部政委许军成、青海省人大副主任梁昌汉、长沙军分区司令员张本科、金华军分区政委汪登科、原安徽农学院党委书记张靖武以及原北海舰队后勤部长……当然也包括两位开国少将。

有鉴于此，不久前，当霍山县有关部门再次打电话找我了解情况时~我不再犹豫了。因为父亲的历史和光荣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也同样属于养育他的家乡人民，代表着霍山县和大别山的光荣！遂将父亲的简历整理后发给霍山县党史办。

李锡铭 ，汉族， 1912年7月出生于安徽省霍山县桃园河乡西边山村。出生妨母，岁余丧父，由其二叔、二婶（中农成分）养育成人，少年时曾读过两年乡间私塾，后因二叔家道中落给富人家放牛扛活。

1929年11月参加“六霍起义”，任乡苏维埃文书并参加霍山独立团，1931年初入党；1931年10月红25军成立，任红73师师部交通队（警通连）队长（师长刘英、政委吴焕先）；其间，遭敌重兵围剿致使建制分割，红25军一部由徐海东率领重新组建红28军，任红82师师部交通队指导员（师长刘德利）；1934年春重建红25军（与红28军合并、缺73师）任红74师222团1营政委。1934年10月在河南光山斛山寨战役中身负重伤，头部中弹，右臂残废（二等甲级伤残）。带伤长征，进入陕南，后遭军部“肃反”逮捕，白天当挑夫，晚上被关押审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方才平反； 1935年9月任红15军团经理部（供给部）科员；其间被派驻甘肃西峰镇（为国民党关麟征部控制地区）红15军团联络处（主任喻缦云），负责物资采购和统战工作。

1937年7月红15军团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政委）黄克诚），任旅部副官（按国军编制），参加平型关战斗；1939年2月，参加344旅抽组冀鲁豫支队（支队长为副旅长杨得志）转战太行山区，任支队司令部4科长并兼任支队机关党总支书记

1940年4月直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历经八路军344旅（冀鲁豫支队归建）~八路军第二纵队~苏北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洪学智）等一系列编制调整，先后任3师8旅司令部4科长和旅供给部副部长

1946年9月新四军三师北上，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二纵”，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担任二纵训练补充团团长兼政委，二纵卫生部政委

1950年10月第39军（前身为东北民主联军二纵）赴朝鲜参战期间，担任39军后方留守处主任；1953年至1955年，担任旅大警备区后勤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57年至1961年任黑龙江省军区后勤部长并晋升大校军衔，期间因脑伤反复发作（弹片压迫神经），于1961年离职休养。

1995年2月因病在安徽芜湖去世，享年83岁。生前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丶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勋章。

二级八一勋章

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二级解放勋章

二级红星功勋章

二、革命战争的“幸存者”



1983年父亲参加《红二十五军战史研讨会》~前排左1。

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少跟我们子女提及过去，只有两件事情他倒是经常念叨。一件是1934年10月红25军开始长征，国民党剿总上官云相以东北军4个师10多个团的优势兵力穷追不舍，给战略转移中的红25军造成严重威胁，军领导被迫决定在河南光山县斛山寨进行一场并无胜算的绝地反击。兵临险境，军长徐海东亲临前线督战，当时父亲任营政委，恰逢营长重病缺阵，由父亲指挥部队与敌激战，眼看着形势危急，阵地即将失守，他果断率领部队冒死出击，将敌人压了下去，却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前额形成脑颅贯通伤，战斗结束一个礼拜后方才苏醒。接下来两个多月的行军作战，无论战事多么危急，部队始终没有丢弃担架上的他，徐海东副军长（长征前，已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出任红25军军长）在紧张的战斗间隙曾几次看望他，还派人送来几罐缴获的英国“老鹰牌”奶粉，每天由卫生员给他喂一点，这在当时是多么珍贵的营养品啊！父亲能下地走路后徐军长还特别关照，给因伤致残的父亲拨了一匹骡子。

多少年以后，当我们问及父亲：当时战事那么紧张，为什么没有把你这个重伤员就地隐蔽打埋伏？父亲只是说，红25军辉煌时期总兵力曾达到13000余人，长征开始前仅剩下3000余人，部队进行了整编，取消师级建制，按军~团~营编制，军部直接指挥到团一级，使得部队更加精悍有力。故此，营一级指挥员的地位和作用也就相对突出了，得到了军部首长的重视（红军时期，为了扩大革命声势和威慑敌人，除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所属部队建制比较正规，其它多数打着红×军番号的部队通常不到1000人，甚至只有300~500人）。此外，父亲的同乡、开国少将苏焕清当时任军部医院政委，他们之间感情很深，父亲负了重伤，他极尽全力地照顾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父亲从来不说，我们从他口述的战场情况和徐海东军长当时的处境亦能猜出几分。父亲总是说：自己这条命是徐军长给的！如果不是徐军长的特殊关照早就被丢下“打埋伏”了，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其命运可想而知。

这一仗，给父亲留下了终身残疾，由于弹片压迫大脑神经，导致右臂残废，经常头疼欲裂。我们记事以后，经常看见他用拳头捶打头颅，还两次发病昏倒在工作岗位上，半夜里不能入睡，就一个人起床凶狠地抽烟和近乎自虐地走路，直到去世的前几年还曾发病昏倒在散步的路上。他的《残废军人证》上有如下记载：负伤时间1934年10月；负伤地点河南省林云寺；伤残等级二等甲级；负伤时职务营政委。我查遍河南信阳地区，只有罗山灵隐寺，恰恰斛山寨战役结束后，红25军在光山县的邻县罗山进行过暂短休整，应该是灵隐寺的谐音可能性比较大！因时间、口音和记忆等原因，徐海东大将的回忆录也曾把斛山寨写成“胡山寨”，也有一些红25军前辈的回忆文章将其写成“扶山寨”

另一件事是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26军汇合（约500人枪）组建红15军团。1936年秋（西征）驻宁夏豫旺堡时，父亲在红15军团经理部（供给部）工作，一次组织部队外出筹粮，返回途中因父亲生病“打摆子”，就落在部队后面渐渐地掉了队。黄昏时分，突然从路边沟里冲出两个人将他打倒在地，父亲当时虽然带了一支驳壳枪，其实是一支缺配件的坏枪，只是筹粮时做做样子的（非作战单位的装备），面对突然袭击，右臂残废、身体虚弱的他力所不逮，两个国民党（马家军）的侦察人员可能是担心枪声会招来不远处的红军队伍，他们没有开枪，对着父亲就是一顿毒打，踢断了他的几根肋骨，在对父亲痛下狠手之后，两个马家军侦察人员以为他死了，就扒光了衣服将他丢下了几丈高的土崖。身体受到重创，跌下深沟的父亲不知昏死了多久方才慢慢地苏醒，他拼尽全力地呼喊，惊动了路过的一老一少祖孙俩的牧羊人。听到有人喊“救命”，开始祖孙俩有些害怕，就贴着悬崖朝父亲喊话，当问清情况后，回族老汉带着小伙攀援而下，将父亲救起。由于天黑，没有攀爬的绳索和工具，祖孙俩就轮流背着父亲沿着沟底走出很远，最终将父亲救回了村子。当晚，他们为父亲擦身喂饭，还找来衣服给他穿上，父亲请求连夜送他回部队，回族老汉也爽快地答应了。就在这时，外面有人报信，说有一支红军小分队路过村庄，父亲让老汉赶紧去打探一下，不久老汉领来几个红军，领头的是红25军工兵连长张池明（开国中将，曾任总后勤部政委），他惊讶地问：李科员，你怎么在这里？并赶紧叫来七、八个战士，临时扎了一副担架把父亲抬回了军团部。

父亲晚年时，经常提起回民祖孙俩和张池明将军的救命之恩，全国解放以后，父亲也曾托人到宁夏豫旺堡寻找过祖孙二人，可惜历经多年战乱，没有得到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1980年前后，父亲左手运笔，将此事写成纪念文章《回族群众是红军的亲人》。顺便提及两点：一、这次父亲的肋骨被打断更兼有较严重的腰椎伤，当时的军部医院院长钱信忠（开国少将，曾任总后卫生副部长和国家卫生部长）亲自为他看病，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派出医院看护，每到一地就向老乡讨要三岁以下男孩的尿液给父亲喝，虽说是民间偏方且至今争议不断，无法科学定论，但是父亲的骨伤，在钱院长的精心医治和调理下竟然慢慢地好了。头颅贯通伤导致父亲常犯头痛，现在又落下腰伤的病根，所以，他对天气变化十分敏感，后来，一度成了单位和家里最为灵验的“气象台”。二、回族祖孙俩对红军人员的仗义施救，既体现了人性的善良，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红25军（红十五军团）当时在民族地区坚决、严格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而深得民心。毛泽东曾就红25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而提出过表扬，说红25军领导人不仅仗打得好，而且很有政策水平。

或许是两次大难不死的刻骨铭心，让父亲对功名利禄有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淡泊！1953年5月底，39军军部从朝鲜班师回国，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生效。当时军队已经开始了军衔评定的相关准备工作，各方面的传言也不少。考虑到父亲资历比较老，职务在同等条件的干部中明显偏低，于是组织上找父亲谈话，要调时任39军留守处主任的父亲参与军区工程兵的组建，被父亲婉言谢绝，他的理由竟然是：我不懂工兵，身体也不好，还是干我的老本行，换其他能力强的同志去吧！组织上这次没有再“迁就”父亲，没过多久，一道命令将父亲调到风景秀美，空气清新的海滨城市大连，任刚组建的旅大警备区后勤部长（区别于1955年初由朝鲜回国的志愿军三兵团从苏军手中接管整个辽东半岛陆海空防务后新成立的旅大防卫区~后改为正兵团级旅大警备区）。据说此举完全出于对李锡铭同志身体状况的考虑。

1960年，时任黑龙江省军区后勤部长的父亲时年48岁，可能是受到当时新疆军区后勤部长、江西兴国籍老红军甘祖昌少将“辞官为民”的启发，更是因为伤病频发还曾经昏倒在办公室里，为了不影响工作，于是父亲打报告要求提前退休，还向家人宣布：要带领全家回大别山家乡“盘泥巴”！鉴于他当时不到90斤的体重和身体状况，主动要求退休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他要带全家回家乡“盘泥巴”却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当时农村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对他这样的“残废人”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遭到了母亲和接近成年的大哥大姐的激烈反对而作罢。

在当时，因为战争结束不久，军内外和社会上对一些资历老的同志还是很重视和尊重的，一些身居高位的领导同志由于亲历战争、共过生死的缘故，往往对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同志格外关照。尤其是对一些提前因伤病退休的老同志，往往都在其办理退休时，将行政级别提升一级以提高退休生活待遇，让当时那些严格按照行政级别拿工资、分住房的退休老同志因此生活得更宽裕舒心些。可是父亲对此却只字不提，坚持按原职原级退休。因为少年轻狂和浅薄，看到别的老干部退休时都要了“一级”，住上了更大的房子，享受了更高的待遇，哥哥姐姐们有时会埋怨父亲“傻”，平日里一向和蔼的父亲，此时会板着脸训斥他们：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不知道天高地厚！他还不止一次地说过：“诸佛庵和我一起当红军的，有名有姓的就有上百人，除少数人失散了（红流人员），绝大部分都牺牲了！活着的就剩下我和老苏了（指苏焕清），今天的好日子那些人连边都没沾上，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这也许就是我们做儿女的，永远都无法企及的一种精神境界~一个“革命幸存者”的博大胸襟。

旅大警备区（早期）与驻旅顺苏军部分官兵合影，前排左5为陈美福司令员（1955年起任新成立的兵团级旅大防卫区~警备区副司令员）、左2为父亲。照片下方“中苏军区部分兄弟”钢笔字样，为父亲左手运笔题记

1957年初，朱德总司令视察新成立不久的黑龙江省军区，与全体机关人员合影，父亲也在其中

父亲的豁达和知足也许是有道理的。新成立的旅大警备区（司令员陈美福，江西兴国人，1955年的开国少将）的主要任务是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驻扎在旅顺口、大连的苏军打交道，负责城市警备和准备接管苏军撤离后的整个辽东半岛防务。两军经常组织酒会、舞会和各种联谊活动。大约在1955年初，驻旅（顺口）大（连）地区的12万苏军撤离前夕，主动提出为警备区领导检查身体。一位苏联专家在为父亲检查并了解到父亲是带伤长征后，激动地竖起大拇指，叽哩哇啦地说了一通话，翻译告诉父亲，这位专家说：简直是奇迹！这种脑颅贯通伤，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战争环境中竟然能够存活下来，而且还能行军打仗工作到现在，你是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三、首长、战友们公认的老实人

父亲在首长、战友的眼里无疑是一位忠厚、谦逊的老实人。然而，他的老实与宽容是以实事求是和革命原则性为底线的，更多地彰显出厚重与理性。1960年，国家开发黑龙江大庆油田，最初为了保密甚至一度让经过安达的铁路停止客车通行。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石油会战条件非常艰苦，后来曾任国家石油工业部长和冶金工业部长的唐克，当时任中央石油管理总局副局长具体负责油田开发。唐克是三十年代中期的北大学生，1938年入党并参加新四军，在抗战时期（1941年—1944年间）担任苏北抗日根据地的阜东县长，与时任新四军三师八旅供给部副部长的父亲打过多次交道。听说父亲在黑龙江省军区当后勤部长，就赶来求援，提的要求并不高~要几头肥猪，而且后勤农场就有现成的。可父亲却硬是没给“老熟人”面子，以“部队生活也很困难；与地方供应渠道是两条线，不能违反原则做人情”为由，让唐副局长碰了个软钉子。殊不知，父亲和我们全家还欠着盐阜根据地抗日政权的一个大恩情呢。

事情是这样的。1943年春夏之交，日伪军对盐阜区大扫荡，在新四军三师八旅卫生队工作的母亲当时有孕在身（怀我大哥），无法随部队转移，就依靠地方党组织留在今滨海县獐沟镇打埋伏，不料一名旅部通信员送信途中为敌所获，出卖了我母亲。随即母亲被日伪军逮捕关押在东坎镇（今滨海县城）的监狱。得知情况，三师及八旅首长张爱萍（副师长兼旅长）、李雪三（旅政委）、常玉清（副旅长）等都非常关心和重视，由八旅敌工部长郑文普（曾任黑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亲自组织，启动内线进行营救。当时的东坎镇伪镇长兼商会会长解舜臣系我方特工人员，接到上级指令即紧锣密鼓地组织实施，最终在我母亲入狱一个月后的一个黄昏，趁东坎日军大队与徐州日军换防之际，由地方抗日义士毛干臣、顾节桂、杨芳以及地下党员戴古才等，冒死将我母亲救出并安全护送回部队。此事导致日伪对解舜臣的怀疑，不久，在一次执行任务中，解舜臣为掩护战友撤离而被日伪逮捕，历经严刑拷打，坚不吐实，壮烈牺牲，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今天，老一辈都已经先后故去，我们兄弟姐妹与解、毛、杨、戴等革命前辈的后人经常来往，相互关照，情同手足。多年以后，家中闲谈重提“唐克讨猪”的往事，母亲仍然忍不住地怪父亲不讲人情，把事情做的太绝。而父亲则反驳说：当时国家进入空前的困难时期，吃肉简直是奢侈品。东北天寒地冻，部队吃不上绿叶菜，连养猪都比南方长得慢，基层官兵生活那么艰苦，我怎么能拿公家的东西去还自己的人情债，石油会战再艰苦再困难，还能比边防一线成天爬冰卧雪的战士苦吗？！这就是父亲，认准的理十头犟牛都拉不回来。

我的母亲蒋英

与当年参予营救我母亲的众多前辈中唯一健在的楊芳阿姨以及毛干臣、戴古才等前辈的后人，还有滨海县新四军研究会徐正理会长、王礼生副会长合影

大约是1968年前后，父亲的同乡与挚友，时任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的苏焕清伯伯（比父亲大两岁）卷入党内斗争，被“组织”以其“历史问题”关押审查。所谓“历史问题”是指红25军长征前，苏焕清曾经“脱队”一个多月后自行归队。父亲与苏焕清从参加红军就在一起直到全国解放才分开。第四次反围剿和红25军长征初期，父亲在222团任营政委，苏焕清在军部医院任政委；长征途中又一起背负所谓"第三党"罪名被关押审查，受尽磨难；到达陕北后，又一起在红15军团经理部共事；抗战期间，由八路军一一五师344旅南下华中改编为新四军三师（皖南事变后，中央为加强新四军实力之举措）。在新四军三师，苏焕清任师供给部长，父亲任旅供给部副部长…红军时期，父亲先后两次负重伤，都得到过苏焕清伯伯的倾心关照，在战火和危难中他们建立了超越血缘关系的兄弟感情。最初得知苏焕清被关押审查的消息，父亲内心的震惊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在“文革”那个混乱且是非颠倒的特殊时期，父亲只能将种种疑惑和不解压在了心底。此后的几年里，军委有关专案组曾经两次到干休所找过父亲，调查苏焕清的所谓“历史问题”。最后一次，经办人员干脆明说，苏焕清的《申诉报告》中明确提出：找李锡铭同志可以证明他这一段“脱队”情况。当时父亲心里非常矛盾，他后来告诉我，那时他在作战部队跟军部医院不在一起，由于战事紧张，老战友之间一、两个月甚至半年见不上面都很正常。也曾心一横，想帮苏焕清证明这一段历史，可是冷静地想想，“脱队”的一个多月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时间、地点、人员”又怎么可能与苏的口供对得上号？！其结果既帮不了老战友，还可能加大其“嫌疑”。最终，父亲告诉专案组的同志：对苏焕清同志的这一段历史我后来只是听说，具体情况的确不清楚，本着对党忠诚老实，对同志负责的态度，我不能做证明。今天想来，当时被押解到青海总后军马场劳动改造，交代问题的苏伯伯得知~李锡铭没有为他证明和澄清这一段“历史问题”时，不知会作何感想！

1973年下半年，苏伯伯被解除审查，从青海回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他和老伴吴述君阿姨、小女儿苏秋明利用回霍山探亲的机会来看我父亲，老战友劫后重逢不免唏嘘感叹一番。苏伯伯真诚地对父亲说：我当时也考虑不周，给你出了个大难题。虽然自己是清白的，对革命问心无愧，可是知情人都死光了，就指望你能出来为我证明！你是个老实厚道人，对自己不清楚的事情不乱说，现在看来你是对的。也就是在这次劫后重逢，父亲当面向苏伯伯做了诚恳地检讨~那是专案组第二次找父亲，在办案人员反复追问下，父亲脑伤头痛，不胜其烦，似乎觉得不说点问题就无法交代（对党组织的忠诚和服从是他们那一辈人的挚念），于是就避重就轻地说了两条，一是苏焕清能喝酒，在战争和困难时期影响不大好；二是抗战时期与x师长关系较好！事后，父亲曾几次在不同场合满怀愧疚地对母亲和我们子女说过：当时我太欠考虑！虽然是我的敷衍之词和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但从我李锡铭嘴里说出来确实不应该！老苏在红军时期救过我的命（指精心照顾其重伤）；1947年冬天北满冰天雪地，大鬼（我大姐，当时仅一周岁）病的要死，老苏特地找到紧贵药品（青链霉素？）送来，临走还掏空了口袋（钱）……

大约在1976年底，父亲最后一次专程去北京看望了苏焕清伯伯，据他回来讲，当时已官复原职，任总后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机关管理局长的苏伯伯带领老伴和子女10余人，在家门口隆重欢迎老战友并设盛宴款待，很少饮酒的父亲竟然陪着号称“千杯不醉”的苏伯伯喝了不少酒，那天晚上，两个老战友在总后招待所促膝长谈到很晚很晚……而今苏伯伯和父亲都已经驾鹤西去，重新审视他们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受了战火洗礼和政治风浪考验的战友感情，纯的让人心颤无语！两年前，我曾无意中看见一篇官方介绍苏焕清伯伯的纪念文章，称他为“后勤将军”，说他是“我军唯一从红军时期一直到建国以后，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开国将军”，其中就专门介绍了他曾经脱离部队一个多月的经过情况~当时任军部医院政委的苏焕清伯伯奉命护送一批伤员，待完成任务后，敌情发生了变化，军部已经转移，后来护送伤病员的小分队被敌人打散，他一个人！历尽艰辛终于归队，并向组织汇报了这一个多月的情况。谁能想到由于时过境迁，知情人的失散和故去，30多年以后竟然酿成了一桩冤案……

再说说首长和战友们是怎么看父亲的。39军于1950年10月19日首批赴朝参战，当时军首长考虑父亲的身体状况，没有同意他的参战请求，让父亲任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吴信泉军长还说：后方的任务也很繁重，有你李锡铭在，我放心。1951年底，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军队“反贪污、反浪费”的重点自然在掌管钱财、物资的后勤部门。刚升任军副政委的贺大增（开国少将，曾任武汉海军工程学院政委）具体负责39军的“打老虎”运动。当时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不少单位按照“后勤必贪”的思路，定“打老虎”的人数和比例，大有抓不够规定的人数绝不罢休的架势，长期在后勤战线工作的父亲对此想不通，有抵触情绪也是自然的，几次谈不拢，父亲跟贺大增副政委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甚至拍了桌子。恰在此时，一个被审查的科长说，曾经将一笔价值不菲的金银首饰上交给父亲，由于负责这笔首饰入库的同志已经去了朝鲜前线，一时联系不上，加之父亲抵触情绪很大，于是工作组就想当然地把父亲定为“重点老虎”进行内控调查。在朝鲜前线的军长吴信泉、政委李雪三得知后都表示不相信，要求工作组要重证据！没隔多久，消息传到了北京，一年前（1950年）刚由39军政委升任军委空军政治部主任的吴法宪（开国中将，曾任新四军三师政治部副主任、东野二纵政委、39军政委、军委空军司令员）得知此消息后喊了起来：“说李锡铭贪污，谁相信？你们不要搞错了！”不久，那位经办同志回国找出了几年前的入库记录，经核查无误。八十年代后期，当时已经身患癌症的贺大增前辈在上海看病期间，专程来芜湖看望父亲，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老李，我快不行了，你还记恨我吗？话没说完，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此后不久，解放军报即刊登了“武汉海军工程学院原政委贺大增同志因病逝世”的讣告。

父亲1961年底正式离休，我们家后来搬到省军区大院里的一栋白俄建的小楼里居住，与原黑河军分区司令员吴生开（江西吉安籍老红军，长征时曾担任周恩来的警卫员）一家成了紧邻好友，直到1966年春天，才举家离开哈尔滨，迁入安徽芜湖葛家山干休所，组织上本来安排父亲去大连休息，可是他坚持要回家乡安徽。今天的人们可能想象不到，在父亲退休5年以后，在我们全家登车南迁的那天下午，哈尔滨火车站竟然聚集了200多人前来为父亲送行，其中有省军区首长、机关干部和家属，许多人都哭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物资匮乏，生活困难，粮、油、肉统统定量，成年人每人每月32斤粮食外加2两菜油，肉票每人每月1—2两，连豆腐都要凭票供应。由于气候原因，东北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比较南方就更要艰苦一些。一只鸡、半斤肉、几个鸡蛋、一斤红糖或一罐奶粉，对一名孕妇和孩子，对一个急需营养的病人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自明的。当时，国家对高级干部（行政11级以上）生活上有些特殊照顾，每个月凭票限量购买一些食品。记得父亲每个月大概是3—4斤肉、3—5斤鸡蛋、2斤白糖，逢年过节还可以额外发票，买2只鸡或几斤鱼。家里餐桌上很少一点的荤菜，懂事的哥哥姐姐们都不伸筷子，当然也不允许我这个最小的弟弟染指，至今我都记得他们那“虎视眈眈”的眼神。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父亲和母亲经常将自己舍不得吃的鸡、鸡蛋、猪肉和白糖送给那些急需的人们。

1957年初父亲刚到黑龙江省军区任后勤部长时，省军区刚组建不久，办公和住房条件很差，比起旅大警备区差的不是一个档次。现实条件摆在面前，作为后勤的主官，父亲理应带个好头。他推掉了省军区为他准备的大房子（当时也就是100平方米左右，周边环境好一些），住进了机关干部公寓楼，因为孩子多，就住了一楼两套紧挨着的房子，一套是两间房约50多平方米；小的约30多平方米，后来得知军械处助理员张启勋结婚没房子，父亲就让已经分别上高中、初中的大哥和二哥带着三哥挤进一个房间，硬是在小套里腾出一间房子给张启勋夫妻居住。从此，三个哥哥和张启勋叔叔、小周阿姨就在一套房子里生活了好几年。听说张启勋叔叔转业后曾担任黑龙江某大学的副校长，也早已退休了。因为父母的为人在省军区机关留下了好口碑，也无意中收获了当年省军区首长和战友们的一片真情。1968年底，全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了高潮，当时我们家已经离开哈尔滨快3年了。我的二姐和三姐特别留恋她们曾经学习生活过的哈尔滨，决定重返东北参加刚组建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联系落户的日子里，临时住在省军区副政委黄明清叔叔家里。当时军队“内部招兵”刚刚开始，省军区机关大院的适龄孩子多，征兵名额受限，矛盾十分突出，女兵就更甚，就差挤破脑袋打破头了！不得已，省军区党委专门作出规定：原则上每家适龄孩子2走1。得知这个消息，黄副政委马上向司令、政委提出：李锡铭的两个孩子准备去建设兵团，现在我这儿……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省军区首长居然拍板让我的两个姐姐全部于1969年3月参军，此举也彻底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轨迹，三姐后来在海军某部退休并获高级职称。事有凑巧，1997年冬天我到济南炼油厂出差，偶遇父亲的老首长吴法宪将军的儿子吴新潮（一个非常正直兼有良好修养的人，曾因其父问题被关押审查了5年），一起去解放路十亩园干休所看望吴老，当我自报家门后，老人连声说：你爸爸我认识，太熟了。当得知我父亲已经于两年前去世时，吴老的目光一下子黯淡了，半晌，才若有所思、自言自语地说：是个好人啊…

看过以上，父亲可能会给人留下“老好人”的印象，而且仅从表面看，他也不是那种五大三粗，高喉咙，大嗓门，喜欢骂娘的人。可在处理原则问题和大事上他却丝毫不含糊，也是相当有主见且敢作敢当的，仅举两例说明。1938年夏天，父亲在344旅旅部任副官，一次，有一支近200人的抗大学员队伍路过344旅驻地向敌后进发，其中有许多红军时期的营团干部，还从延安携带了不少装备器材，行动比较迟缓，考虑到要安全、快速地通过敌占区边界，综合当时各种因素，父亲在其权限内动用了旅部骑兵（连？排？我没记清楚）护送并搭载物资，而且当天往返，圆满完成了任务。此事被一位酷爱骑兵、将其当成心肝宝贝的旅首长得知后，把父亲找去训了一顿，可是父亲坚持自己从大局和安全出发这么做没有错，结果惹得这位首长大动肝火，把父亲大骂了一顿。39军作为一支有丰厚历史和战功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与38军和40军，被誉为“东北战场的三只虎”，在朝鲜战争的3年中，参加了一至五次战役的全过程，重创了美韩军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骄人战绩并创造了多项作战之最。然而，由于武器装备水平的极端不对称，导致战争的异常残酷，造成了我军人员的大量伤亡，即使是那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老八路，面对美军的狂轰滥炸和整个前沿阵地陷入一片火海的场景仍不免心寒动容！少数人员的“怯战和厌战”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1951年下半年，父亲任留守处主任期间，一次，集中了39军分布在辽（宁）、吉（林）多个后方医院伤（病）愈的700多名军人，组成了“赴朝归队团”，事先进行了整训和教育，编组了营连排，可是在辽阳火车站组织登车时，在少数几个人的煽动下竟然拒绝登车返回朝鲜，场面一度十分混乱。父亲在喊话、做工作无效的情况下，果断调来警卫连包围了辽阳火车站，将为首闹事的几个人抓了起来（事后查明，煽动闹事的为首分子为旧军队解放人员），并对其他伤（病）愈归队人员进行了安抚和教育，迅速平息了骚乱。从而避免造成全局性的负面影响，也维护了志愿军和39军的光荣。

四、儿女们眼中的父亲

父亲一米七的身高，中年时的照片非常英俊和儒雅，老年时的照片就更是超凡脱俗的一派道骨仙风了，让人很难把他与长征中那个率领部队冒死冲锋的营政委联系起来。只是由于右臂残废，加之腰椎受过伤，父亲晚年站立和行走时身体明显地向右倾斜，尤其是过了80岁以后，身体弯曲的程度与“重度驼背”基本没有两样。1993年秋天我从部队回家看望父母，正好遇见父亲“走路”回来（他从来不说是散步，每天10多里路，清晨和下午各一次，几乎风雨无阻。过了80岁以后才改为每天下午一次，每次4、5里路），迎面看见他向右侧佝偻着上身，努力地仰起头，一瘸一拐地艰难走来，自认为从不轻易动感情的我，突然从心底里涌出了无限的伤感，泪水一下模糊了我的双眼，在那一瞬间，我真切地感到了父亲的衰老，意识到他会很快离开我们，也似乎更能理解他一生所经历的艰辛和不易。想到探家时，父亲要我早起陪他走路；让我帮他整理庭院除草修枝，却经常被我以在部队太累，回家想休息为由而拒绝……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风烛残年的父亲怀有一种深深的愧疚。

耄耋之年的父亲

从我们记事起就感觉父亲平日里话不多，可能是负伤带来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损害，更多的时候他有些沉默寡言，离休以后，总喜欢一个人走路或靠在藤椅和沙发上闭目养神，静静地思考一些问题，除了犯病，平时也很少激动或发脾气。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长到成年竟然从来没有挨过父亲一个狠手巴掌，今天问及哥哥姐姐们，也都说从没有挨过父亲的打骂，从小到大，倒是挨过母亲不少严厉的责罚。

父亲是一个乡土观念极重的人，家乡是他一辈子魂牵梦萦的地方，对养育他的故乡山水和亲人始终怀有感恩之心。记得父亲在黑龙江省军区后勤部长任上的五年中，家乡曾多次来人（其中我记得有县供销社计划股长陈继云和小堰口信用社主任李锡金等）找他帮助采买农村抗旱排涝丶粮食加工所急需的小型电动机和电缆（线），每次父亲都热情接待，尽力解决。1962年春天，父亲正式离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霍山探亲（全国解放以后，1950年初，父亲在阔别家乡21年后曾回去过一次），出发前父亲把家里彻底搜刮了一遍，让随行照顾他的公务员小刘背着大包小包地上路了。一个多月过去了，探亲返回哈尔滨的父亲比先前更清瘦了，而且像被打劫了一样，身上的毛衣、毛裤和摘去军衔的马裤呢军装都接济了穷亲戚，竟然还让小刘把随身带的30发手枪子弹送给了当时的诸佛庵区武装部长，背了一支没有子弹的空枪回来。最为离谱的是这次回乡探亲，父亲竟然答应他的三（堂）弟：送一个儿子给他。此举，比他当初要带领全家回乡“盘泥巴”而招致母亲更加激烈的反对！然而，父亲的固执和他对家乡的一片真情，最终打动了母亲，使他如愿以偿。

父亲出生于1912年，可是他自己总说是1911年，还多次强调是宣统三年，这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作为一个两岁前父母双亡的孤儿搞不清楚自己确切的出生时间，个中辛酸无人能够体会，所以父亲从来不过生日，作为儿女我们逐渐理解了父亲心中的痛点，也就随他的意了。父亲是在他二叔和二婶（我的二爷爷二奶奶）的抚养下长大成人的，因此父亲与二奶奶以及堂兄（我大伯）、堂弟（我三叔，父亲排行老二）之间的感情很深。当时二爷爷家底还比较殷实，有多间祖屋、几亩田地和一片竹园，相当于一个富农吧。二爷爷和二奶奶待父亲视同己出，在父亲10岁时还送他去读私塾。天有不测风云，在父亲13岁那年，二爷爷被邓姓地主所欺诈，在一场官司中几乎输光了田地和竹园，逼得二爷爷含冤上吊。从此家道中落，父亲不得不辍学去给富人家放牛、扛活……这一段经历是否启蒙了父亲最初的“阶级意识”不得而知。

1962年的这次探亲，看到因天灾人祸而凋敝凄凉的家园，望着年届七旬的瞎眼老娘（二奶奶），父亲受到了很大刺激，不仅把身上所有的钱物送了个精光，还让他毅然做出送子返乡，承继香火的决定。因为山里缺医少药和近亲结婚，我大伯唯一的儿子是个“半语人”，说话不利索，人也比较迟钝；三叔与三婶是亲姨表兄妹开亲，先后生了三个男孩，分别在出生、2岁和8岁时夭折，现在看来，应该是染色体导致免疫系统出了问题。1963年春节过后，哈尔滨仍然是一片冰天雪地，我三叔李锡申来接儿子，当时我大哥已经于两年前参军走了，二哥也已上了初三，三哥和我相差两岁，三叔以“大孩子养不家”为由，指定要最小的，就这样，我在九岁时（小学三年上学期） 随三叔回到了大别山家乡，直到1969年12月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我得以走出大山参军。其时，我已经在家乡生活了近7年，并于14岁（初一上学期）辍学，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砍柴、刨地、插秧、割稻，扛竹子，可以挑60—70斤的担子走30里山路，一年能挣700多个工分（成年人10分/天、我是7分/天），一双手至今留有劳动的印记~厚厚的茧子。参军以后，我一直履行着对养父母的赡养义务，直到为两位老人送终。我按照父亲的要求，把养父母留给我的7间大瓦房以及积攒的数立方木材，全部无偿捐给了桃源河乡西边山村（时任村支书汪敦传丶村长楊耀强），折款用于修筑乡村公路，在父亲殷切的目光注视下，我努力传承着他对家乡和亲人那份沉甸甸的爱。

1986年冬季我带着5岁的女儿回大别山看望三婶~养母，养父已经去世

女儿非常乖巧懂事，紧紧依偎着第一次见面且目不识丁的奶奶照相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星火燎原》出版，其中有许多战争年代里父亲熟悉的将领和高级军官撰写的文章和传记，父亲看过一些，对个别有自我吹嘘之嫌的文章会淡淡地说：“好像当时不是那么回事！”、“他不应该这么说呀！”对《星火燎原》编辑部的几次发函约稿，他都以“文化水平低写不了或脑伤记忆力差”为由推辞了。在那个“极左”年代，对“平型关大捷”，父亲始终说只歼灭了日军一个千把人的辎重部队，并且没有抓住一个活着的日军。因为他当时任八路军344旅徐海东旅长的副官，战后，还代表徐旅长赴太原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按编制员额每人1块银元的标准（也可能父亲说的是2块，我记不清了），领取了阎长官对344旅全体官兵的犒赏。

父亲还亲口告诉我：红二十五长征中的泾川河一役，政委吴煥先为掩护主力渡河而英勇牺牲。当天晚上，宿营地里3000将士悲恸的哭声让他一辈子感到震撼和难忘。当我继续问：是哭政委吗？他的回答让我寻味：“哭政委，也哭我们红25军的前途！”当时我还有些不理解，顶天立地的红军战士会对革命前途悲观绝望？答案在不断地深入交谈中逐渐明朗了。父亲说：从红军时期开始到建国以后，有过长期接触的首长当中，他最为敬佩的是吴焕先、张爱萍和吴信泉，他们有勇有谋，处事果断，治军严格，体恤部属，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堪称军中楷模。接下来说：红军时期由于干部战士普遍文化水平低，自觉革命意识比较淡薄，对党和红军本质的认识往往是从指挥员的个人品质、组织指挥能力和文化、政策水平开始的。吴焕先政委智勇双全，政策观念强，不仅治军严格而且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更兼善待部属，长征中率领红25军斩关夺隘，逐渐摆脱了军事上的被动和困境，也使红25军成为所有长征队伍中唯一一支非但没有减员，反而增兵1000余人并建立豫陕游击区的英雄部队，吴焕先政委也因此深受广大指战员的信赖和爱戴，成为红25军的核心灵魂人物！他的突然牺牲让红25军广大指战员有如此悲愤和震撼，甚至有失去方向的绝望之感，也就不足为怪了（吴焕先政委是红25军的军魂，是领导班子的核心，是广大指战员的主心骨！~~原中央军委副主席、红25军老战士刘华清语）！我曾经感到奇怪，父亲竟然没有把“下令抬着他行军并送他老鹰牌奶粉的首长”列入“钦佩”之列，由此可见父亲的处世准则，在他的心中“钦佩”与“感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曾多次表示，绝不认可因为政治划线的原因而刻意拔高或贬低一些人的做法！

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煥先

观察父亲久了，也许他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坚强~像一只志存高远、翱翔蓝天的雄鹰，被突然折断了翅膀，父亲在不经意之间会流露出一丝落魄英雄的悲悯情怀……作为儿子，我能隐约感到他内心深处的某种失落感，虽然会迅即被他达观恬淡的心态所化解。父亲在红军时期的许多战友和部下，解放后都成了大军区一级的首长，听母亲说，1956年3月，刚授衔半年，父亲去北京参加全军后勤（部长）工作会议，两位出身红25军、在总部机关工作的将军得知消息相约前来接站，一个敬礼和一声亲切的“老领导”，竟然让他难受了很长时间。记忆中，父亲1957年到1960年还曾几次赴京参加“全军后勤（部长）工作会议”以及1967年毛主席接见军队干部（包括一定级别的离休干部），都是办完事就回家，除了看望在北京观音寺1号养病、无职无权的“老病号”（党内军内并无贬义的称呼）~老军长徐海东，绝不在京串门逗留。就连他最为敬佩的老首长张爱萍到黑龙江省军区检查工作时，曾亲笔给父亲留下住所地址：北海公园冰窖胡同2号，让有事直接去找他，可是父亲却一次也没有去过。众所周知，张爱萍将军文韬武略、儒将风范，且有一副刚直不阿的凛然傲骨，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将军能对父亲如此厚爱，也说明他对父亲人品的认可。1976年看望苏焕清伯伯是父亲唯一一次因私事去北京，这一次，他从苏伯伯那里得知老首长黄克诚已经双目失明，去301医院看望后就连夜离京了。在我三个姐姐当兵的问题上，其实父亲当时完全可以通过那些手握重权的老首长、老战友和曾经的老部下办理，可是他却坚决不肯求人，让二姐和三姐去黑龙江建设兵团落户（如前所述，她们能参军完全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让大姐单独下放到皖南泾县一个叫下施阳的小山村。一年半以后，葛家山干休所10户老同志（其中9户都是南京军区退休的）的子女全部参军走了，就剩下我大姐一人，原南京步校校长周光伯伯和芜湖军分区原司令员阙耀华叔叔实在看不过去，两个人一商量，开车带着我大姐直奔南京，送到他们熟悉的南京军区L副司令员家里，硬是在征兵已经基本结束时，让我大姐当了兵，当时大姐都已经23周岁了。如今周伯伯和阙叔叔都已经去世，每每提及往事倍加感念他们的仗义之举。1978年前后，有一部反映红二方面军“肃反”的电影“曙光”，后来听母亲说，父亲只看了一半就离开了电影院，到家以后，一个人靠在沙发上默默地流泪，当天晚上也是反侧难眠。第二天，他破天荒地没有早起锻炼，在床上睁着眼睛躺了大半天，母亲说那次父亲是受了刺激，想起了自己伤愈后在长征路上被保卫局当做“第三党”逮捕，吊打拷问以及白天当挑夫，夜晚捆绑关押的悲惨境遇。

或许是经历了长达34年的退休生活，父亲整个身心都彻底平民化了。他与干休所附近的工厂职工、郊区的菜农、卖肉的小贩都成了朋友，总是会尽力去帮助别人。改革开放以前，好一点的烟酒和药品甚至时鲜水果都比较紧缺，父亲就经常帮他们弄一些。父亲散步认识了起重机厂一名叫宁蛟贵的职工，得知他女儿得了白血病，特别想吃黄岩蜜橘，当时市面上又买不到，于是父亲就打电话让我在部队帮忙，我托温州的战友买了5斤装箱寄去。1980年前后，各地登记“红（军）流（失散）人员”并给予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家乡经常有人来找，每次父亲都热情接待，认真地回忆并出具证明。桃源河乡汪家院子的女红军刘光启曾任红25军宣传员兼看护，在转战湖北时不幸受伤被俘，被国民党军押解到霍山县城坐大牢，受尽了苦难，最后在汪氏宗族集体担保并缴纳大额保释金才放回来，父亲在回乡期间主动为她写了证明。我在家乡时跟刘光启娘娘很熟，老人很精干健谈，曾跟我抱怨说：白军的枪好，放的是排子枪（指机枪扫射），他们男的（指红25军战斗部队）跑的快，也不管我们死活了，我要不是负伤被白军逮到，今天也不在这山沟里受穷了……提起往事，老人依然愤愤不平。

五 、荒野埋忠骨，魂归大别山

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时年82岁的父亲，饮食和健康状况都已大不如前，不再要母亲为他做最爱吃的“清炖猪肘”，并且也不能一个人走很远的路了。经医院检查，父亲的肾上长了瘤子。1994年春天到来时，父亲已经卧床不起了。似乎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父亲郑重地嘱咐了母亲三件事：第一，他的病不要过度治疗，不要用好药，也坚决不去住医院；第二，他死后不开追悼会，不要撰写悼词和任何评价，不通知家乡政府和任何老战友，免得让老战友伤感，给家乡政府添麻烦；第三，火化后的骨灰，择时让孩子们送回老家，在他曾经战斗过的苏家埠（战役）路口和黑石渡（反围剿时，大别山红军与白军对峙的界河）的桥头撒上一把，其余的在他亲生父母的坟茔上挖个洞埋了，他要在另一个世界里与之相守尽孝。父亲还特别嘱咐：不要立墓碑！不要向组织提任何非分要求！跟母亲说的这些话，在我们子女陆续回家探望时，父亲又在不同的场合提起过，他是担心我们做儿女的不按照他的想法来。像父亲这样职级的干部，即使在军区总医院也可以享受高干病区的单间护理待遇，而且可以得到更好、更及时地用药和治疗。可是他却死活不肯去住院，宁愿把自家人忙的团团转！父亲重病的日子里，家里在一楼腾出一个房间做病房，战争年代曾经接受过医护训练，当过一段医院看护和卫生队长的母亲，在74岁高龄时又不得不重操旧业，成了父亲的专职管床护士。好在我的三个姐姐都很孝顺，她们分别从青岛和南京的部队和地方单位请假，轮流回家，协助母亲照顾父亲，也让年迈的母亲减轻些负担，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安慰。

父亲的“遗嘱”让我们联想到他几十年来的一贯做派。从1934年父亲伤残以后，他不能再去前线冲锋陷阵了，然而，在每个历史时期，在平凡而琐碎的后勤工作岗位上，他都努力让自己伤残瘦弱的身体迸发出最大的能量，让自己这支即将燃尽的残烛在黑夜里绽放出人性最美的光辉。1942年，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精兵简政”，在盐阜抗日根据地，父亲作为团级干部，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带头上交乘马，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的张爱萍将军当面劝阻父亲说：李锡铭，你的情况跟其他人不一样，你负过重伤，留有残疾，你的马不用上交。父亲谢绝了张副师长的好意坚持上交了乘马。此事受到盐阜区行署（主任曹荻秋）的通报表扬。一次，八旅供给部组织部队到八滩运粮，作为副部长的父亲带头背起粮袋走在队伍前面，后来在旅首长的劝阻下，父亲勉强改成与其他同志合作，将粮食口袋绑在独轮车上，父亲套上绳子在前拉车，途中遇见张爱萍副师长，他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给拉车的父亲照了一张相，可惜，这张珍贵的照片因连年征战被遗失了。

在青岛海滨度假的父母亲，照片中可以看出父亲向右侧佝偻的身体和丧失功能、明显萎缩的右臂

哈尔滨市著名地标~松花江防洪纪念塔

1957年8月，父亲由旅大警备区调到黑龙江省军区工作才半年多，就赶上了松花江流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哈尔滨地区短时间里最大降雨量达到400——500毫米，最严重地方达到600毫米，严重威胁着哈尔滨这个国家科研和重工业基地的安全。在沈阳军区的统一指挥下，省军区和驻军部队出动15000余人，全力以赴参加抗洪抢险。在抗洪的20多个日日夜夜里，作为后勤部长的父亲不仅要组织协调抗洪物资供应和部队生活保障，他还亲自上抗洪一线扛麻包搬石块，由于右臂残废行动不便，他经常摔得浑身泥水，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今天看来，以父亲的力量和身体实际，他又能干多少活呢？可是一位身体伤残的红军老战士和年轻的士兵们一起奋战在抗洪前线，他就是一面光荣的旗帜，其影响和号召力是不言而喻的。抗洪结束后，父亲被哈尔滨市评为抗洪模范，出席了黑龙江省劳模、英模表彰大会，他的事迹以《抗洪战斗中的老红军》为题，以连环画的方式刊登在《黑龙江画报》上。

1980年前后，双目失明的（二）奶奶还健在，父亲在我的陪同下又陆续回过两次家乡（我从部队休假去大别山看望养父母，刚好与父亲结伴也好照顾他）。我们从芜湖坐长江轮渡到裕溪口，然后乘火车（只有慢车）四个小时到合肥，再坐4个小时的长途客车到诸佛庵镇，从镇上到家还有将近20华里的简易公路（可以通行北京吉普车）和5华里的山道，可是父亲坚决不准我去麻烦县政府和人武部，我就只好挑着行李陪着他步行20多里山路（比从简易公路走要近几华里）。当时父亲已经70岁了，看到他一路苦等苦熬地转车，挤在破旧的车厢里一路颠簸和行走在山道上的艰难，我这个做儿子的真是既心疼又无奈。虽然谦虚谨慎、低调做人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质和美德，可是被父亲给发挥到了极致，也的确让我和哥哥姐姐们有些无法接受。

1995年2月1日晚5点10分，父亲在与病魔顽强斗争一年多以后，病逝在芜湖家中，那天是大年初二。当时我们全家处在莫大的悲痛之中，我的母亲蒋英却在第一时间宣布：全家任何人都不许放声哭，也不许发丧！她考虑到隔壁的老干部~~80多岁的赵叔叔，此时也已是重病缠身，勉强从医院回家过春节，母亲担心哭声会惊扰影响病中的赵叔叔；她还想到干休所的工作人员此刻正在阖家团圆、走亲访友，无论如何也要让那些终年为老干部服务的干部战士们过好年。就这样，我们全家人强忍悲痛，悄悄地在客厅安排了简易灵堂，全家人守护在父亲的遗体旁，直到初四清晨，母亲才让我大哥大姐一起到干休所值班室报告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今天回想起这一段，作为儿子，我固然为父亲那种真正革命者坦荡无私的胸怀以及对待死亡的豁达态度而骄傲，也更加由衷地敬佩我的母亲，她与父亲共同生活了54年，作为一名1940年参加新四军的老同志、老党员，她曾经坐过日伪的大牢，坚贞不屈，英勇斗争。全国解放以后，为响应党的号召，也是为了照顾7个子女，她从旅大警备区机关某处协理员任上复员，过早地离开了工作岗位，她与父亲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感情很深！此刻，在失去终身伴侣这样的人生最悲痛和情感最脆弱的时刻，心里依然在为别人着想！这就是我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2005年3月11日，在父亲去世十周年之际，我和大哥、二哥3人代表全家，将父亲和母亲（1998年去世）的骨灰送回霍山安葬，遵照父亲的遗嘱，分别在苏家埠路口和黑石渡河边以及诸佛庵的皖西红军纪念碑前撒上一把，让父亲去陪伴那些早年牺牲的红军将士，最后在乡亲们的指点下，在海拔800多公尺的西边山邓家崖（读ai）找到了爷爷和奶奶的坟茔，一个被茅草和不知名的藤蔓遮盖得严严实实的坟包，没有墓碑和任何标记，在亲友的帮助下，铲去茅草和藤蔓后，将父母的骨灰下葬了。此时，站在无碑荒冢前，放眼望去，巍巍白马尖清晰可见，它无声地见证了父亲平凡而光荣的一生，见证了他对革命的忠诚以及对家乡的挚爱……

大别山深处的无碑荒塚

当天下午我们驱车离开家乡时，天空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到达霍山县城时，公路上积雪已经达到了10公分，为防止大雪封堵道路，我冒着漫天菊花瓣似的雪花强行开车出发了（后来从亲友处了解到，当天夜里霍山降雪达到20多公分，公路一度封堵）。当时我们兄弟三人都说这是天意~~回首远望，银装素裹的大别山用这样隆重的礼节拥抱归来的赤子！我还说：这是父亲和母亲舍不得让孩子们离开，想让我们多陪伴几天，可是最终我们还是离开了！就像当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父亲和从日伪铁蹄下的上海冒险偷渡到苏北参加新四军的母亲一样，无论对家乡和亲人有着怎样割舍不掉的牵挂，都要义无反顾地踏上征途，勇敢、坚强地走下去！我一边驾车，一边在心里默念着自己为父亲撰写的挽联：生也红军、死也红军，带枷负重长征路，不改矢志初衷，今黄泉路上，追随昔日首长战友；荣亦布衣，衰亦布衣，游子情系大别山，不忘父老乡亲，现魂归故里，永伴家乡绿水青山。

今天，值得告慰父亲和母亲的是~~直到我成稿辍笔的这一刻，我们兄弟姐妹7人以及我们的子女，已经有40多人生活在祖国和世界各地，无论从军、从政、从商、从教或者当工人和自谋职业的，无论处在事业的高潮还是人生的低谷，我们都恪守了“努力工作，诚实做人”的家训，没有发生任何玷污红军父辈光荣的事情。

我还要特别祭告父亲的在天之灵：那支军旗上曾染有您的鲜血，从红25军~红15军团~八路军344旅~新四军三师~东北民主联军二纵~志愿军第39军一路走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集团军（全军唯一历经多次整编，始终保持完整建制的野战兵团），如今仍雄踞辽东，虎视东北亚，成为与第38集团军、第54集团军齐名的~中国陆军中装备最为精良，信息化程度最高，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国之利器”！敬爱的父亲，您就放心地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