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街坊与保姆李素清的二三事

杜星

（一）

我小时候经常生病，黄皮寡瘦营养不良，不善言辞还表情木讷，长这幅模样的最容易被人欺负。

三街坊平房那几家人的娃有点野，欺负人不讲理由，纯属乱操。大约69年，我也就十岁多一年，被平房几个娃押住做喷气式飞机，也就是文革造反派斗走资派时的标准模式。当然我也激烈反抗，于是造成锁骨骨折，事后一直不舒服，出气紧，直到十来天后到职工医院照片才发现问题。

我家李婆婆，名叫李素清，在我两岁时就到我家做保姆，后来相继带大杜明和杜红。66年后父母都在广元山里搞三线建设，父母把家中三个娃所有一切都交由李婆婆安排决定。

李婆婆大约出生在辛亥革命前后，资格的老成都穷人家庭，从小居无定所混迹社会。早年嫁一男人育有一女，男人死得早，由于一只眼睛有疾中年后一直孤身一人，解放后就靠做保姆为生。先前在我大嬢家做了几年，把表哥表姐带大后又到我家，就在我家安定下来了。李婆婆在我家时从未见过她育的女儿，可见她们关系很淡。但李婆婆心地善良，做事认真，对我们三兄妹相当负责。

李婆婆也有解放前一起混的江湖朋友，一个叫徐嬢嬢，家中有一大口人，日子过得还不错。一个叫任二嬢，孤身一人。好在她们都住在九眼桥头两边，每次去会她的老朋友只到九眼桥就行了。

偶尔也带上我们兄妹一起去九眼桥，大约我八九岁的一天，先到徐嬢嬢家蹭完饭后，然后过桥往城外去会任二嬢。也就是现在府河边往望江公园方向的那条路，当时是一条小路，沿河边用茅草铺搭成的棚子，里面饲养着十几匹马。

古时代的人出远门大多靠马，沿城市边上有不少这样的马棚，相当于现在的停车场。只是马要喂饲料，一些人便以马棚为生，替别人照看马儿。到了六十年代，成都附近的马棚已经消失殆尽，九眼桥这个可能是成都最后的马棚了吧？

整个马棚就任二嬢一个人，五六十岁的样子吃住都在马棚。李婆婆每次去了许嬢嬢家，都要顺便去看看她的任二姐。在充满马屎马屎味道苍蝇乱飞的马棚里，两个婆婆坐在破旧的板凳上总要唠叨许久，讲讲她们曾经的那些故事……

话说远了。

被平房那几个娃欺负造成骨折，以李婆婆的性格为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几个娃相互推脱，医药费只能自己承担了。但李婆婆独自一人到平房去骂人，解放前老成都那些骂人的话许久没用过，李婆婆翻来覆去骂了好几遍。敢欺负我家崽，看老娘不收拾你，几家人从没见过边花婆婆怎么凶闭门不出，没人敢接招。

（这是61年春节前，我两岁多杜明半岁时，李婆婆两到我们家）

（二）

三街坊几乎算干部住宅，但每家人的生活状况差距也比较大。我们家三兄妹加李婆婆共计六人，父母都工作，工资每月有180元，人平均大约30元。

像我们单元一楼熊家，熊叔叔是处级干部，每月大约八十元工资，熊妈没工作。家中娃有六个，人平均一个月才十元，生活相当的苦。熊家开英大姐有一次拿着10元大钞去张家巷菜市场买菜，结果把钱给弄丢了。这对熊家来说简直是要命的事情，开英大姐后来对我说，当时她要死了的心都有。二楼的老医生家和曲松家的条件也还不错，都是父母工作家中娃两三个，有条件时都尽可能给予熊家一些支持。

怎么支持呢？大约69年冬季吧，国家发了一次牛羊肉随选票。票据经济时代，任何票据都是一种待遇也是可以兑换的钱。李婆婆去市场买肉时，看见羊肉比牛肉便宜一些，于是就买来羊肉。从来没做过羊肉啊，羊肉制作是有讲究的，那个时候的羊肉纯野，臊味非常重。李婆婆把一锅羊肉带汤端上桌，满屋的臊味已经让人难受，还要吃下肚简直就是一个要命。如此紧缺珍贵的东西，李婆婆冒火了，厉声要求每人一碗必须吃下去。

李婆婆对我们三兄妹始终是和蔼的，常常回忆起这样的场景，冬天的成都冷飕飕，外面不时传来嗖嗖的枪声，造反派们的战斗持续不止，我们一起围绕在火炉边，这是到楼下铁厂倾倒的碳渣中找出没燃烧尽的二碳生的炉火。婆婆让我们读报给她听，她用针线补着我们的旧衣服。还不停嘱咐我们，现在外面乱，少出去。

现在婆婆生气了，可能也是在后悔自己买错了羊肉。折腾半天，我憋住气勉强吃完了，杜明、杜红吃到一半时全部给吐一地。人的饮食特殊习惯，一定是在某种极端状态下形成。本人喝了几十年的浓香型酒，十多年前交往了一帮爱酱香型酒鬼，醉了几次后生理机能居然就改成酱香型酒是最爱。杜明和杜红这次童年受虐记忆，从此留下严重后遗症，终生再不吃羊肉。

这么好的东西倒掉可惜了吧，婆婆说给楼下的熊妈端下去吧。我端着羊肉下去时熊妈很高兴，她没什么文化却是一个爽朗乐观的人，乐于参加街坊和社区活动，是片区杨户籍警察最喜欢联系的人。熊妈会毫不掩饰的把家中困难告诉大家，希望得到邻居们的帮助，所以楼里一些家庭有放久了的食物，吃不完的东西等等，都往熊家送，互帮互助嘛，邻里关系相处很和谐。

不料，不久，我家与邻居居然发生一件大事，震动了整个三街坊。

（68年夏天，四川武斗最激烈时候，母亲带我们兄妹三人到北京八嬢家住了两个月，在北京吃面多，我居然第一次长胖了）

（三）

不能准确回忆是什么时间，大概率是在71年或者72年。因为我从70年下半年就从子弟校转学到太平横街小学，后来整体升入七中混了一个七中学历，是得助于我的大嬢在川剧学校教书收留了我。当然，新南门距曹家巷也不远，我还有一辆父亲的德国老旧自行车随时可以两边骑行。

一次回家后听见这件事。

三街坊是三层砖混结构楼，一层一般居住三家人，每家人有两个房间一个厨房，关键还是木地板，在那个时代属于豪宅了。

不知为什么，经常做梦会回到三街坊的老房子里，一些久远的事情，常常以三街坊的家作为环境从新演绎，魂牵梦绕就是三街坊的家，童年的记忆太顽强了。

我家住二单元三楼，对面一家是相当不错的雷家，白嬢从来不干涉我随时去串门。那个时代，每家人的大门随时开着利于家中娃的上蹿下跳，只要家中大人不干涉外家娃去串门，就是表示欢迎。我们隔壁家姓谢，谢妈是一位比较严肃的人，也是没有工作的家属老嬢。当时叫的家属老嬢就是现在称呼为居家工作的全职太太。

到谢家我可以偶尔去溜达一圈，只是没有去对面雷家次数多，但与谢家姐姐的交往却比较多。

谢家也是六兄妹，谢老大谢克庆是解放前出生的，岁数比较大根本不摔视我们。谢家二姐姐是一位和蔼又活跃的人物，经常拉着我们三兄妹讲故事，有搞笑的也有恐怖故事。特别是绘声绘色讲“一双绣花鞋”，那是把我们吓得来睡不着觉。我估计，谢二姐当时也不过十七八岁，让现在的高中生能讲出完整精彩故事的也不多，非常优秀。

谢三姐我叫严珍姐姐，比我大三岁，性格内向胆小，于是就喜欢与小几岁又性格相同的弟弟交往。我和严珍姐姐经常约上去旁边的小河沟用撮箕撮鱼，她负责提着小桶，我负责顺着河沟往上撮，一直要到现在一环路边那个什么厂的围墙边。一次在河边，捡到一根泡桐树小树苗，我们一起回来栽种在楼下，后来这根树长得很高。谢家其他几兄妹就不一一介绍了，反正印象都挺好的。

我家李婆婆是个能干人，每年都要自做一些豆瓣，非常好吃。不外乎清油放得多一点更香一些，还能保存较长时间。每次做了都往雷家、谢家送一小碗。

三街坊的房子设计都是原来苏联的图纸，我家进门后的通道上居然有一个窗户是与隔壁谢家相联，双扇窗的开关也在谢家。我转学到川剧学校后，家里进出的人少了，李婆婆发现每月定量买的米，少了一个人居然消耗还多了。当然，也许还有其他东西也莫名其妙的不见了。那个年代，除了对现金严防死守外，家中最值钱的就属柴米油盐了，柴就是蜂窝煤。李婆婆怀疑有盗贼，进出时把门关好也没阻止时不时的东西缺斤少两，便心生一计，专门对谢妈讲要去曹家巷买东西，因为她已经怀疑是谢妈。出门不到十分钟就杀个回马枪，钥匙开门却被里面插梢给闭住打不开，李婆婆大呼有贼，引来不少邻居围观。不久，杨户籍也来到现场，把门闯开却不见一人。再经过公安鉴定，发现通道上的窗户有人翻动的痕迹。

邻里家发生这样的事情，太尴尬了！轰动整个三街坊。谢妈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是她翻窗过来，找了一个好理由是李婆婆的豆瓣太好吃了，过来拿了一些豆瓣去。

这就是当年三街坊的“豆瓣事件”。

（在三街坊时，我最好的小伙伴小卫和曲松）

（这是13年去三街坊的照片，当年我与严珍姐姐的皂角树由于长得太好已经被取掉，只留下我与小卫在69年栽的榆树）

（四）

谢伯伯是南下老干部，与我父亲一样副经理级别，工资大约在120元左右。由于谢妈没工作，与熊家一样，也是八口人吃饭，只是稍好一点每月人平有15元。当然，每家人后面还有老人负担，不要进城就忘了爹娘，我们家每月大约要承担10元左右。所以，熊家是明面上的单元贫困户，从不拒绝施援。而谢妈却是一位爱面子的当家人，所有家里的苦都自己扛。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不可拒绝的诱惑，也许偶尔从隔壁的杜家补贴了一些责任。

有一年杨家大姐参加三街坊邻居聚会，她是有名的红卫兵也算是个作家，她说想写一本三街坊小伙伴的故事。我当即支持，怎么写、用啥主题来串联却始终没主意，后来就不了了之。杨大姐已经去逝了，这事永远就失去机会。如果当时能提出以我们所看不见每家的“苦”这个主题来写，贫困中的眼泪与无奈既能反映时代特征，也能勾引出许多未知的精彩故事。我们这一代人要讲故事写回忆录，只有“伤痕文学”。

那年我被平房几个娃弄来坐喷气式飞机，心灵的伤害是深远的，许多年都逃不了自卑的情绪。谢妈所引起的豆瓣事件，对谢家几个娃的打击想必更是惨烈。像向荣这样口无遮拦的小朋友，一段时间里可能经常会提起“豆瓣”来，谢家任何人听见，都是一种持续伤害。谢家的门从此紧闭了，全家都生活在阴影中，三年后就搬家了，后来隔壁是姓陈的一家人搬来。

谢家五妹算是比较开朗的，与杜红同学在毕业前后还有交往，后来谢家人全部消失不见，再无与任何三街坊相关的人来往，可见其伤害之深。谢家老大谢克庆呢？刚搬家走那几年，谢老大还时不时拜访我父亲请教一些话题，因为他在成都中医学院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后来如愿以偿担任中医学院院长，可见其谢家兄妹的优秀。大约两千年左右，我找到谢老大家电话，打电话问候，同时邀请谢家人一起聚一下，两三次电话邀请都被礼貌的拒绝，是地位差距还是心里疙瘩问题就不知道了。

（棉服两个字上面三楼就是我的家）

（五）

大约是74年初，父母终于从广元回到成都。这个家多年都是李婆婆当家做主，母亲回来了肯定有持家的自己意见，有点矛盾也是难免。可能因此李婆婆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三个娃已经长大该离开了，关键还有江湖老朋友徐嬢嬢和任二姐的馊主意。父亲给结算了两三百元，李婆婆成为有一笔大钱的富婆了。拿着这笔钱，到徐嬢嬢家旁边花几十元买了一间独立房间住下来，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去看过，在一个院坝通道口二十来平的小房子，李婆婆精神焕发。徐嬢嬢、任二嬢也沾光，李婆婆常请她们下馆子，纸牌经常玩到深夜。大约也就一年时间，没规律的生活让李婆婆突然中风，按李婆婆自己的说法是不注意摔了一跤。住院两三个月不见好转，我去医院看了一两次，后来由大嬢通知李婆婆在湖北沙市的闺女过来，我家大表哥与闺女两人抬着李婆婆上火车一路送到沙市。

李婆婆平时与闺女交往很少，关键时刻还是闺女孝道把自己母亲接回家。后来李婆婆请人写信告知我们，外孙女孙儿对她不好，想回成都来生活。如果不是偏瘫了还有可能，这种状况下怎么可能嘛，没回，从此再无李婆婆消息。

但很怀念！

（原来的三街坊楼前很宽广，这些年的乱建三街坊已经面目全非，但居然没被拆除仍然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