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事——怀念坚毅刚强的生母

朱建国

母亲李素仙，1922 年生于湖南湘乡，2000 年农历三月二十日在重庆合川病逝，享年七十八岁。生母家中共有九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九，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生母家有些土地，在当地算得上一个小地主，但由于人口众多，家道已经中落。外公在湘江下游跑盐船，因运输船损坏，加之外公身体本就不好，从此一病不起，在母亲出生三个月时外公病故，家中全靠外婆起早贪黑地操劳，家境十分贫寒，母亲的哥哥姐姐在十几岁时就外出谋生了。

母亲在湖南湘乡老家上学，一直读到初中，都是几个哥哥提供的学习费用，后来因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母亲无法继续上学。在当时的乡下，女孩子能读完初中已经很不错了。由于家庭困难，母亲不得不放弃学业，在乡下的学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在乡下教书三年，母亲觉得没有发展前途，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下，她鼓起勇气，决定走出家乡去大城市发展。

1947 年，天津的三姐回家探亲，母亲准备与三姐一同前往天津。后来，母亲收到相恋多年的男朋友谭良平的来信，得知去天津时会路过南京。谭良平是母亲的老乡，当时在南京的一所大学读书。母亲到南京后未能找到男朋友，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为了寻找失踪的男朋友，母亲只好在南京住下来，一边工作，一边寻找。母亲借住在南京堂兄李泳吾家，李泳吾当时在国民党国防部人事部门任职，他让母亲留在南京工作。就这样，母亲一边工作，一边寻找失踪的男朋友。后来，李泳吾给母亲安排到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通讯社任少尉，从事校对工作。

1948 年，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的关键时期，这一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半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进行，国民党的重要兵力被解放军歼灭了大半。南京也岌岌可危，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母亲也随堂兄一家去了广州。在国家形势动荡不安、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一个弱女子只能随波逐流。母亲在南京一直没有找到男朋友的音信，而且听说他可能已经去世了。这样的打击对一个弱女子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再加上时局的动荡不安，母亲对自己的处境也无能为力。

就在这时，父亲出现了。父亲当时在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通讯社采访部工作，与母亲在同一个单位。经人介绍，两人确定了关系。1948 年，随国民党的中央政府迁往广州。这一年，国民党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失败，国民党政府完全丧失了进攻的能力，大多数人都看清了这一点，知道国民党政府失败的命运已定。

1949 年 7 月，母亲随堂兄一家及父亲来到重庆。因堂嫂的娘家及父亲的老家都在四川，他们算是回到了家乡。1950 年，母亲考入中小学教师讲习班，参加川北土改运动，后又调入川北行署办公厅工作，当时川北行署主任是胡耀邦。1951 年，母亲与父亲结婚，正式组成了家庭。1952 年，母亲因照顾家庭调入合川内河三分局工作。

1953 年，老大出生，取名“纪北”，是为了纪念母亲与父亲在川北行署期间，工作顺利、生活幸福的美好时光；1954 年，父亲调入重庆内河局工作，这一年，大女儿来到了这个家庭，她出生于 3 月 5 日，与斯大林去世同一天。为了纪念这位伟人的去世，父母给大女儿取名为何维奇，因斯大林的名字全称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为顺口好听就取名为“维奇”二字；1955 年，老三出生，因他在拂晓时分出生，又是一个男孩子，家里有了一双男孩子，故取名“晓双”。三兄妹相继出生，1956 年是这个家最幸福的时光。

然而，好景不长。1957 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父亲因在工作中，对看不惯的事情直言不讳，给领导提意见，再加上历史问题，在这个当口被隔离审查。父亲从读书到工作，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一直都很顺利，他比较清高，从未受过委屈。这次被隔离审查，他从精神上接受不了，抗拒审查，曾跳楼自杀，被摔伤住进医院，后来单位让母亲陪护并做父亲的思想工作。

父亲的最后处理结果不是被划成“右派”下放劳动，而是按历史“反革命”定性，被判三年管制。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灾荒”来了，这场灾害持续了三年之久，天灾人祸波及全中国，老百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父亲被送到峨眉山沙坪劳改农场，管制劳教三年。

在这“灾荒”的年月里，劳改农场的条件很差，吃不饱，穿不暖，劳动强度大，加上父亲本来身体就受伤，精神又受到打击，他没能挺过三年的管制劳教期，于 1959 年 7 月在峨眉山沙坪劳改农场病逝，年仅三十七岁。父亲病重时没有通知家属，病逝时也没有通知家属见面，而是由峨眉山沙坪劳改农场埋葬后才告知家属。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含冤而逝，至今想起来都令人心痛！

父亲去劳改农场的第二年，我于 1958 年正月二十二日来到了这个家庭。此时，这个家内外交困，老大和老二稍大一点被送进幼儿园，老三请人帮忙带，老四还小，需要吃奶，母亲请了一个奶妈帮忙带。父亲在劳改农场没有工资收入，全家就靠母亲的三十来块钱维持生计，而且母亲的工作还特别忙，离家也远，母亲每天忙得晕头转向，真是无可奈何。

当时老四出麻疹，病得很严重，家里本来生活就很困难，母亲工作又很忙。奶妈看到这种情况，觉得母亲非常艰难，就说她有一个亲戚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想抱养一个男孩子。她认为母亲现在一个人带这么多孩子，工作又忙，经济也困难，不如把一个男孩送给别人，那家人经济条件较好，抱过去后，孩子会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也能得到较好的经济条件治疗疾病，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对于这件事，母亲想了很长时间，当时她的思想非常反感和痛苦，内心也很矛盾，拿不定主意。于是，她写信给在天津的三姐商量，三姐在回信中说，目前母亲的经济特别困难，与其让老四跟着受苦，不如早点送给经济条件好的人，让孩子有个较好的生活环境，也能得到较好的经济条件治疗疾病，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母亲三姐说：其实每个家庭抚养孩子都是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何苦非要苦在一起呢？把孩子都拖坏了。母亲看了三姐的信，觉得她说的有道理，但内心还是痛苦万分，毕竟谁愿意将自己的亲生儿子送给别人呢？后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母亲对要抱养家庭的情况进行了仔细分析思考，觉得老四去的这家人条件还不错，养父母都是纯正的工人，两人的工资收入也不少，而且还有一个婆婆帮忙带孩子，比自己带要强得多。想到这些，母亲才最后决定把老四抱给这家人。

为此，母亲给老四取了一个名字，叫“建国”，意思是不论在谁家长大，都是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将来要好好建设国家。在给老四办理户口时，母亲只改了姓，名字没有变，还是叫“建国”。

1947 年，母亲从老家出来去南京，没有找到恋爱多年的男朋友谭良平。到南京后没有见到谭良平，直到 1963 年，母亲去天津的三姐家看望她的母亲，路过北京时与谭良平见了一面。问起他突然失踪的情况，才知道谭良平解放前是共产党人，在南京一直做地下工作，母亲从老家去南京找他时，他已经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所以没有音信。在狱中，他被关到南京解放，出狱后，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由于一直找不到母亲的信息，他在北京安家结婚了。

母亲与谭良平在北京匆忙见过面，约定今后以姐弟相称。十六年的时间，世事变迁太大了，人也非十六年前的人，情也非十六年前的情。十六年的沧桑巨变，虽然父亲已经去世，谭良平的婚姻也不尽人意，但各有家小，已物是人非，有情无缘。后来，谭良平与母亲常通信，并常给哥姐邮寄书刊和书画。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中，谭良平被下放到外地，从此失去联系。

母亲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从出生不久父亲去世，从小生活贫困，她一个女人要承受多大的压力。直到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才知道，为母则刚是因为有了软肋，要为了孩子变得坚强。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做了母亲后，才会变得强大。当母亲不开心时，看看自己的儿女，所有烦恼都会烟消云散。

人间有苦难，人的一生，既不是想象的那么好，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坏。每一个生命，都会经历酸甜苦辣的生活，为了生命的存活与延续，不停地奋斗在喜怒哀乐的人生路上，让不同的灵魂承受生活的摔打，接受磨难的考验。母亲正是从一个弱女子，变成了一个刚强坚韧的母亲，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母亲那一代人生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大动荡时期，她们出生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期，成长于抗日战争的动荡之中，成家立业时又处于社会重大变动之时，养儿育女时又遭遇沉重打击。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母亲被审查，原本幸福的一个家庭就这样被分散，天各一方。

母亲，她们一晃几十年，从天真幼稚的童年，纯真无邪的少年，动荡不安的青年，忍辱负重的中年，到满头银发的老年，经历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阅历了人间沧海桑田与世态炎凉，吃尽人间酸甜苦辣，体会到生活的五味杂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