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

陈世宝

　　我没见过我爷爷，但我领略过他的余威。听人说我爸的脾气随我爷，我爸爱骂人，细碎而重复，翻箱倒柜，以点带面。儿时我挨过很多打骂，委屈时很自然地怨恨我爷爷教子无方。

等我当了爹，行走在教育子女的路上，反思过自己的种种毛病之后，内心先释然，随后和解，最后理解。回头再看，发现父亲也有很多优点，自然对爱打骂人的我爷爷也能重新看待了。

要讲我爷爷的故事，不提他的外号就没有意思了。我爷爷的外号有好几个，陈大个子、陈大爪子、陈古董、陈大man。前两个好懂，是身体特征；至于“陈古董”，听说是因为我爷爷时不时做点小买卖，喜欢收拾别人不收拾的破旧物件。而我爷爷以“陈大man”响彻桑梓，方圆百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他的本名“国柱”，知道的人寥寥无几。至于为什么要用“man”，我做了很多探究。比如“蛮”，通常都是对外来户的贬称之一，彭阳人称镇原人“县蛮子”，静宁秦安方向来的叫“南杆儿”，北边来的叫“北劭子”；比如“谩”，形容爱骂人；再比如“漫”，在固原方言里有善于恭维人，会来事一说。另外，这个字也有“宽泛”之意，况且绰号是外人起的，家里的表现不能作数，所以感觉“陈大漫”能更客观地体现我爷爷的性格。

我爷爷祖籍甘肃镇原县中原乡高胜村，一九零六年生人。一九三零年陕甘饥荒，无以果腹，携妻带子，离家逃难，相继流落至镇原县小岘乡、平凉草峰、宁夏彭阳县红河乡、古城镇田壕村，以给地主家打长短工为生，偶尔做点贩卖簸箕、筛子、扫帚、木磨（耙地用）等农具的小本生意。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在今古城镇川口村槐沟队置得薄田，得以落户。沿途还童养了从陕西岐山逃荒而来的我大妈和尚在襁褓中的我三妈。

我爷爷在外界享有仗义好施的美誉。他有一大帮结拜兄弟和一大群干儿干女，具体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涉及三教九流，社会各层。很多结拜兄弟和干儿女以及他们的后代几十年过去了，还和我们保持着某种亲戚般的联系。还有一些因逃荒流落当地的外地女人，几十年没回过娘家，年长的认了我爷爷奶奶当娘家哥哥嫂子，年轻的把我爷奶认了爸妈，从此也都有了诉说乡思的去处和安放灵魂的归宿。她们拖家带口来串门三五天不回去是常事，回去时大包小包的，待遇比我的亲姑姑还好。当然，我爷爷的人缘那么好，很大程度上有我奶奶的一半功劳，我爷爷在外边经营人脉，我奶奶在家维护人脉。那时家里三十几口人一口大锅里吃饭，在方圆算一道风景。我奶奶很能治家，每天都有亲戚朋友的造访，迎来送往，安排得很是妥当。啥时候来人了，啥时候就得做饭，三个专职做饭的人，一天到晚围着锅头不得消停。我奶奶六个儿媳妇四个女儿，她们公认我奶奶很公平，待人很和善。据说那时候家里来了客人做了好吃的，客人走了，我奶奶把十来个孙子孙女集合起来，在院子里排成一队，把剩下的饭每人一口轮流喂过去，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

在家里，我爷爷是个勤劳细致的“暴君”。他干活认真仔细，忙得不亦乐乎，对别人要求也高。只要他在家里，不论春夏秋冬，别人就休想闲着，总有干不完的活儿，还要干得有模有样。他要出门了，先给大家安排些活来。从外面回来，人未进门，骂声先到。一句话，凡事不入他法眼或者不对他脾气，都会遭到责罚。他打骂老婆儿女，也打骂儿媳妇，一视同仁，脾气还臭，活脱脱一个封建家长。这和他在外界人看来与人为善、仗义好施的老好人形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一直在思考他性格的两面性的原因，我的结论有三个：一是常年在外当长工短工，受到欺辱很多，奈何拖家带口，生活艰辛，就一直埋在心里。而回家总能找到发泄口，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惯；二是时代烙印，他是来自封建社会的封建家长，那时打骂是树立家长威信的一种最重要而最快捷的方式，也是最流行的方式；三是作为外来户，一直谨小慎微地过着，唯恐子孙不屑，导致家道败落，丧失容身之所。如果这么看，那就属于一种严苛的家风，其存在也有现实的必要性了。

我爷爷重视教育。我的父辈都是解放前出生的，在落脚稳定之后，有条件的都接受过学校教育。我爷爷作为一个文盲，有这般见识，难能可贵。事实上，他的教育是有收获的，我四大和我五大最后都是科班出身有公干的，我二大虽然1927年出生，但通过自学认识很多字。到我们这辈和我们下一代，受长辈的影响，大家都十分重视教育，读书都很刻苦，吃公饭的人也多。因读书整个家族普遍改善了生存面貌，这在上世纪中后期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而他在家教上的精打细算和好客，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父母辈的行事风格，爷爷奶奶去世后，他们以大爹为中心，努力维护着对外的人脉圈和家族内部的团结。至今我们堂兄弟十三个，谁家有事都能团结一心共同奔赴，逢年过节都要回老家来，我的侄子侄孙们也常常拖家带口回来聚一聚。而住在老家的几位兄长，不分亲疏，默默承担着几代人大部分迎来送往的繁琐工作，作为户头的二哥二嫂更把这些当成责无旁贷的义务，这不能不说是家风传承。

爷爷一生受过两大屈辱。一次是大年三十下午被地主赶出了家门，一家十余口，举目无亲，饥寒无助，无处藏身。幸运的是，隔壁田壕村的海姓回族仗义收留了我们，还借给我们一眼窑洞安身。那份来自绝处的救助，使得我们和田壕回族兄弟般的情谊持续了几十年。我大爹在世时，在他们家串门，翻两道沟的距离，都能住上三五天不回来。至今在田壕村有个叫“陈家洼洼”的地方，残留着几口破窑，还见证着我们和回族同胞的患难真情。另一次是置得薄产安家槐沟之后，当时卖给我们土地的地主老头说地卖给我们了，但是沟洼和沟里的水没有卖给我们。我们去沟里担水，他堵着去路。我们靠着沟洼挖窑，他在我们脚下也挖窑。那时地主家是当地大户，我们惹不起，爷爷只能忍气吞声，一再低三下四地说下情，然而没有得到好转。

实在没有办法，我二大披星戴月顺着沟坡挖了一条通往河里的小路，多走好几里，才解决了吃水问题。那时我大爹和我二大已经成人，我大爹口才很好，我二大人高马大，性格内向但力量极好，三五个人不是对手，我奶奶又很能和事。于是，在矛盾达到顶峰时，我爷爷充分利用了老婆和儿子的组合拳，斗争有理有力有节，维护了生存权，地主老头也逐渐收敛，一切终于平静下来。随着隔阂的不断消除，我们能在沟里担水了，他的一个儿子还成了我爷爷的干儿子。

爷爷去世在一九七三年，在他的身后，家族兴旺，和睦相处。为纪其功，大家商量清明节给我爷爷坟上立碑写文，从大家一言一语的回忆中，他的形象渐渐在我的脑海里变得清晰完整。原来我有一个不能小瞧的爷爷叫“陈大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