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我们把第一次国共分裂到遵义会议召开这八年的党史脉络基本捋清楚了。谈到这八年，我们当然绕不开左倾的问题，上文我们将三次左倾路线的情况也作了比较和说明。许多朋友比较感兴趣，在后面留言，主要讲左倾路线中一些历史人物的表现和具体历史事件。当然，对夏曦这样的历史人物表达了极大地愤慨。我一直说看待历史人物要从多个角度来看，许多历史人物我们确实很难对他功过作一个精准评判，但像王明、张国焘那样的毕竟是极少数。今天我们再聊聊夏曦。这篇文字并是不为他洗白。而是想通过这篇文字写出历史的复杂性。用夏的深刻教训来警示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问题，无论你是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作为生活中的人，我们要学会如何理智对待上级和下级的问题，无论如何，得严格要求自己，保全自己，因为你再有本领，再有水平，你如果不能保全自己，那你根本没有机会发挥你的本领，你有再大的理想和抱负都只能是空谈而已。只有在自保前提下，你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鸿图大业。<h3> 我们知道夏曦这个人在肃反中是“杀疯了”（贺龙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下令解散红三军的党团组织，真是令人瞠目结舌、莫名其妙！在与红六军团会师后，任弼时同志代表中央纠正了夏的错误，同时安排夏到地方工作。长征后，夏曦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安排他到红六军团其实是一种变相保护，毕竟红二军团的指战员对夏曦不会正眼看的！夏曦到红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是背着沉重心理包袱的，犹如一个如梦方醒的人一样，他极度内疚，知道自己犯的错太大，对不起同志们。因此，他是抱着必死的念头参加长征的。他早早留下一封遗书放在工作包里。夏曦牺牲后，这封遗书被发现了。我们解构一下夏曦的遗书。夏曦首先对自己在湘鄂西苏区的所作所为下了一个结论：“弼时、贺龙、德峰、王震、肖克诸同志明鉴”，“湘鄂西苏区中央分局工作，我的过大于功。那次取消各级党组织，是犯大错；搞肃反扩大化，更是对革命的犯罪。”他找出自己犯错的根源。“王明同志是极左路线代表人物，当过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我曾竭力追随他，学习他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现在看来，所谓越左越革命是多么可笑。我不愿意推卸责任，然而王明同志确实误导了我。”紧接着，他解剖自己。“除了革命公心，我也怀着个人私欲，喜欢表现，胸襟不够宽广，求全责备，缺乏容人之量。”然后，他逐个说明了每个同志牺牲或被误杀的情况。关于周逸群，他认为“当初我奉命撤销湘鄂西特委，但是没有妥善安排周逸群同志，而只让他担任地方工作，结果被敌人暗杀，我必须承担全责。周逸群同志是军政双全的优秀共产党员，我敬仰他同时也嫉妒他，我对不起周逸群同志，当然我也对不起贺龙同志。贺龙同志像大哥，恩重如山。”<h3> 关于段德昌的问题，夏的说法是“段德昌同志是著名红军高级将领，能征惯战立下赫赫功劳，参加领导创建了洪湖苏区，受到洪湖人民群众拥戴。然而他骄横跋扈，性情暴躁易怒，缺乏革命者的修养，不愿意严格遵守革命组织纪律。他始终没有正眼看我，妄自尊大，两人每次见面，他就不给我好脸色，或者冷嘲热讽，或者针尖对麦芒，多次公开挑战我的权威，肆无忌惮，平日不知尊重别人，致使中央分局机关内多数工作人员不待见他，所以，联名控告他欲回到洪湖有通敌之嫌疑。”在遗书中，夏曦也想到如果下令处决段德昌一定会引起公愤，甚至他认为贺龙会因此杀了自己。“宣布处决段德昌时，我是有心理准备的，就是被人打黑枪，即使贺龙同志当场杀我，我也接受。投身革命就不会怕死，然而忠厚善良的贺龙同志没有杀我，缘于他是共产党员，而且是严格遵守党纪的共产党员，当时，他的心里非常难受，我看见了，自己心里也是倒海翻江的反复思想斗争。衷心地感谢贺龙同志，留给了我这条命……”同时夏曦认为“不仅是我，邓中夏同志也十分厌恶他，如果邓中夏同志或者别人长期留在湘鄂西根据地担任领导工作，时间待久了也会痛恨段德昌分庭抗礼目中无人……”为了证实夏曦这一说法的可信性，笔者查了一下邓中夏烈士的相关生平，邓中夏在洪湖苏区时，确实与段德昌也不对付，两人多次发生口角，均是贺龙从中安抚。贺龙在回忆录里认为邓中夏虽然左，但很容易相处，听得进别人意见。我查了一些老同志回忆录，这些回忆录认为：段德昌同志的脾气确实不大好。另外，夏在遗书中证实了一个事实：因为柳直荀曾经揭发过夏曦，所以夏怀恨在心，有了机会便致柳于死地。遗书中讲：“我曾经总是记恨着，恨他揭发大革命失败以后我擅自离开湖南省委书记岗位赶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夏还讲清了为什么亲手枪毙三个警卫员的原因：“由于书生气太重，凡事追求完美，我容不下农家出身有偷鸡摸狗习惯而且仗势欺人的三任警卫员，为了所谓深明大义，在他们犯那些错误的时候，我竟亲自开枪击毙。他们中弹流血时，我的心里也滴血。”夏曦在信末再一次表示忏悔：“回首那些肃反往事，我极痛悔。面对你们这些领导同志和亲密战友，我必须吐露心曲。一家之言，请同志们酌情采信，若有错误之词，尚请同志们谅解！”最后，夏曦交待了一些身后事。“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是非，任由历史和众人去评价。革命必须牺牲个人生命的时候，我就责无旁贷坚决立即上前。”“如果将来有机会，请你们把这封信交给毛泽东同志阅读一下！我对不起革命兄长毛泽东同志和恩师徐特立先生。”“我的学长何叔衡、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郭亮、夏明翰早已经为革命而牺牲了生命，必要时我也情愿随他们而去……”“请你们看在我忠于革命的份上，照顾一下湖南益阳我的老父母，他们养育了我，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错……我必须用生命赎罪，真心诚意赎罪！”<h3> <p class="ql-block">“非常感谢同志们的帮助，这些大恩大德我来世报答！再见，亲爱的同志们！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任弼时、贺龙、王震、萧克分别看到这封信后都流下了泪水。任弼时评价：“夏曦同志本质不坏，错在土地革命时期紧跟王明。”贺龙认为：“夏曦同志的一生是两头好，中间错。他原来是在湖南搞学生运动的，牺牲之前在红六军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中间犯了严重错误。”萧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讲过：“革命者犯错误是难免的，对于一个同志的功过，应该根据历史事实，做出实事求是、公正的评价。从本质上而言，夏曦这个人不坏。”毛泽东在延安看到这封信后，扼腕痛惜不已，亲自给夏曦父亲夏墀燮先生写信：“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