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全文附后）</p> <p class="ql-block"> 拍个照片，现在看来实在是简单不过的事了，但若回想起来，即使是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些传奇的记忆和枯涩的心路历程。</p><p class="ql-block"> 我们小的时候，特别是在农村，照相留影不仅机会难得，而且价格也昂贵。人们说梦想，我们那时梦也不梦什么照相。 农村几乎见不到相机。谁家墙上照片多，相框子多，往往是一种家庭荣耀的标志。</p><p class="ql-block"> 谁家稀罕有个带照相机的亲戚来，那都是千载难逢的喜事——那东西非常稀奇金贵，更别说里边的胶片更加珍贵，给谁用都是盘算估计好的。给谁拍一张，那种难得不亚于天恩皇顾。十年九不遇有个来照相的，也是像做贼似的，在谁家悄悄地、冒着被抓的风险，窜联几个关系好的人，花两元钱左右，拍一张。</p> <p class="ql-block"> 那样拍一张照片也是很大的开销，要下非常大的决心。要知道，农村一个青壮年，背着日头辛苦劳作一个月也不一定能挣到两元钱。城里青年工人一个月也就十八元工资，已经不愿意接受与漂亮农村女孩婚配了。</p><p class="ql-block"> 几十天后才给你悄悄捎来那张茶杯口大小的黑白照片，有曝光不好半边黑的，有光线不好影像暗淡的，有晃动造成模糊的，有干脆没影子或绝对没睁眼的，会给退还钱；至于低头邪眼了，歪嘴扭鼻子了，傻笑暴牙了，衣冠不整的等等，那都是更本不能计较的。哦，现在看来倒是生动有趣了。</p> <p class="ql-block"> 为了拍个满意的照片，整衣正冠、梳洗打扮自不必说，夏衣冬穿的，借衣换鞋的，组合结伴的，帘布遮丑的等等，都很正常。</p><p class="ql-block"> 七十年代，我们县城还是仅有一家照相馆，橱窗里有摆出来的照片，还有一帧大的照片有四十厘米左右，我记得一名高中同学的父亲是那里最好的摄影师，我们80年高中毕业时，就是他给照相的。尽管如此，十五六岁的我，进去也不敢放松些。出来才听同学说，橱窗里的大照片是他爸爸从北京带回来的布纹纸的。</p><p class="ql-block"> 八零年，我考到省城念大学，父母亲专门叮嘱我照几张照片寄回来，我是到坞城路照相馆，第一次自己主动照相的。</p><p class="ql-block"> 八二年在北京实习，同学们四五个合起来，包了摄影师一个胶卷，在颐和园拍了四五张照片，寄回家。父亲后来在信中要求，以后拍照，人大点，不然看不清。我反复看了好几次来信，看到了父母亲如何端详相片中的我，心里觉得后悔，后悔自己不觉中父母亲已经上年岁了。</p> <p class="ql-block"> 八四年毕业，我是第三次进照相馆，拍了毕业证照片，还把一张82年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上了彩色寄给了家里父母。那时的涂色就叫彩照。出来我就觉得特难看，不过是为了父母亲。</p><p class="ql-block"> 工作以后的86年我在平型关蹲点进行扶贫工作，当时有位鲁迅美术学院的老师，到过台儿庄以后，来到这里想看看平型关，乡干部地方口音太重，就由我这位地委下乡干部陪着上关口、到当年的战斗发生地址走走。关口下的西沟村，有几位老汉晒太阳聊天，老师想给一位留着长白胡子的老汉拍个照，费了好多口舌，老汉怕摄走魂魄，就是不同意。我实在没法，就心平气和地说，日本人来了拍良民证，您不是也没有被拍走魂魄吗？老汉回顾左右，低声正色回道：“那次我们几个都小死一遭”。</p><p class="ql-block">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发展，有了真正的彩色照相，有了乐凯交卷，有了数码相机，有了手机，有了自媒体，有了VR、AR……过去揶揄人说的“不上胶卷啥像也敢拍”，如今倒成了现实！</p> <p class="ql-block"> 我倒是很可惜那些青年人，他们到的旅游景区，不是亲眼目睹，尽情饱览，回味畅想，却是把爱派或手机挡在眼前，“忙之蚩蚩”……莫非网上不比他们拍得好？唉，人家就是为网上拿流量啊！是我少见多怪！</p> <p class="ql-block"> 现在是数字经济，虚拟世界，AI盛行，拍照那不是随时随地、无时无刻吗？那还用考虑什么费用呢？狗仔队拍隐私，针头摄拍私密，专控区监视拍，天眼遍布罚款拍……拍得你无处可逃，几乎裸体。</p><p class="ql-block"> 照相由稀缺变得充足，由充足变得自由，由自由变得任性，由任性变成骚扰和束缚！</p><p class="ql-block"> 人生啊，许多财富和欲望，贪婪和占有，是不是都有照相这样的蜕变呢？</p> <p class="ql-block">咀嚼照相（全文）</p><p class="ql-block"> 云水禅心</p><p class="ql-block"> 拍个照片，现在看来实在是简单不过的事了，但若回想起来，即使是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些传奇的记忆和枯涩的心路历程。</p><p class="ql-block"> 我们小的时候，特别是在农村，照相留影不仅机会难得，而且价格也昂贵。人们说梦想，我们那时梦也不梦什么照相。农村几乎见不到相机。谁家墙上照片多，相框子多，往往是一种家庭荣耀的标志。</p><p class="ql-block"> 谁家稀罕有个带照相机的亲戚来，那都是千载难逢的喜事——那东西非常稀奇金贵，更别说里边的胶片更加珍贵，给谁用都是盘算估计好的。给谁拍一张，那种难得不亚于天恩皇顾。</p><p class="ql-block"> 十年九不遇有个来照相的，也是像做贼似的，在谁家悄悄地、冒着被抓的风险，窜联几个关系好的人，花两元钱左右，拍一张。</p><p class="ql-block"> 那样拍一张照片也是很大的开销，要下非常大的决心。要知道，农村一个青壮年，背着日头辛苦劳作一个月也不一定能挣到两元钱。城里青年工人一个月也就十八元工资，已经不愿意接受与漂亮农村女孩婚配了。</p><p class="ql-block"> 几十天后才给你悄悄捎来那张茶杯口大小的黑白照片，有曝光不好半边黑的，有光线不好影像暗淡的，有晃动造成模糊的，有干脆没影子或绝对没睁眼的，会给退还钱；至于低头邪眼了，歪嘴扭鼻子了，傻笑暴牙了，衣冠不整的等等，那都是更本不能计较的。哦，现在看来倒是生动有趣了。</p><p class="ql-block"> 为了拍个满意的照片，整衣正冠、梳洗打扮自不必说，夏衣冬穿的，借衣换鞋的，组合结伴的，帘布遮丑的等等，都很正常。</p><p class="ql-block"> 七十年代，我们县城还是仅有一家照相馆，橱窗里有摆出来的照片，还有一帧大的照片有四十厘米左右，我记得一名高中同学的父亲是那里最好的摄影师，我们80年高中毕业时，就是他给照相的。尽管如此，十五六岁的我，进去也不敢放松些。出来才听同学说，橱窗里的大照片是他爸爸从北京带回来的布纹纸的。</p><p class="ql-block"> 八零年，我考到省城念大学，父母亲专门叮嘱我照几张照片寄回来，我是到坞城路照相馆，第一次自己主动照相的。</p><p class="ql-block"> 八二年在北京实习，同学们四五个合起来，包了摄影师一个胶卷，在颐和园拍了四五张照片，寄回家。父亲后来在信中要求，以后拍照，人大点，不然看不清。我反复看了好几次来信，看到了父母亲如何端详相片中的我，心里觉得后悔，后悔自己不觉中父母亲已经上年岁了。</p><p class="ql-block"> 八四年毕业，我是第三次进照相馆，拍了毕业证照片，还把一张82年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上了彩色寄给了家里父母。那时的涂色就叫彩照。出来我就觉得特难看，不过是为了父母亲。</p><p class="ql-block"> 工作以后的86年我在平型关蹲点进行扶贫工作，当时有位鲁迅美术学院的老师，到过台儿庄以后，来到这里想看看平型关，乡干部地方口音太重，就由我这位地委下乡干部陪着上关口、到当年的战斗发生地址走走。关口下的西沟村，有几位老汉晒太阳聊天，老师想给一位留着长白胡子的老汉拍个照，费了好多口舌，老汉怕摄走魂魄，就是不同意。我实在没法，就心平气和地说，日本人来了拍良民证，您不是也没有被拍走魂魄吗？老汉回顾左右，低声正色回道：“那次我们几个都小死一遭”。</p><p class="ql-block">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发展，有了真正的彩色照相，有了乐凯交卷，有了数码相机，有了手机，有了自媒体，有了VR、AR……过去揶揄人说的“不上胶卷啥像也敢拍”，如今倒成了现实！ </p><p class="ql-block"> 我倒是很可惜那些青年人，他们到的旅游景区，不是亲眼目睹，尽情饱览，回味畅想，却是把爱派或手机挡在眼前，“忙之蚩蚩”……莫非网上不比他们拍得好？唉，人家就是为网上拿流量啊！是我少见多怪！</p><p class="ql-block"> 现在是数字经济，虚拟世界，AI盛行，拍照那不是随时随地、无时无刻吗？那还用考虑什么费用呢？狗仔队拍隐私，针头摄拍私密，专控区监视拍，天眼遍布罚款拍……拍得你无处可逃，几乎裸体。</p><p class="ql-block"> 照相由稀缺变得充足，由充足变得自由，由自由变得任性，由任性变成骚扰和束缚！</p><p class="ql-block"> 人生啊，许多财富和欲望，贪婪和占有，是不是都有照相这样的蜕变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2024.5.1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