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博物馆参观纪实（一）

菜鸟

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云南老年大学组织师生400余人赴云南省博物馆开展研学活动，感受云南本土厚重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醇香的人文气息。 师生们湧跃参加此次研学活动，早早的从四面八方赶到省博物馆门口。 宏伟的博物馆及馆前的雕塑吸引着大家的眼球！ 汉代乐舞的铜俑们用欢快的舞蹈，展开双臂热情的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及云南老年大学的师生们！ 同学们迫不及待走进博物馆，随着讲解员娓娓动听的解说声，博物馆的20多万件馆藏品，跨越5亿多年的历史长河，向老年大学的同学们讲述了云南历史文明轨迹： 五亿年前的云南虫奏响了地球生命的华丽乐章，百万年前的元谋猿人演变出人类进化的跨越标记。一枚金印揭开了尘封千年的文明之光，三座古塔唤醒了远逝已久的佛国记忆……云南是亚洲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中原汉文化、青藏高原文化和东南亚、南亚佛教文化在西南丝绸之路上交汇、碰撞，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多文化形态共生带。二十六个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成为中国世居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千百年来，在秦皇汉武远眺西南的目光中，云南与中华的血脉紧紧相连。《德化碑》以千秋妙文，诉说着南诏与唐王朝的一段是非曲直。松花坝引潺潺碧水，见证了云南行省创建的始末原委，护国桥碑的万千怒吼，击碎了洪宪帝制的复辟美梦。五华山上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了红土高原最美好的希望，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引领着我们走向复兴之路，前赴后继，风雨同舟，实现最美的中国梦、最真的云南梦！ 我们当天参观博物馆的《云南历史文明陈列》，共分六个部分：一、远古云南——史前时期的云南；二、文明之光——青铜时代的云南；三、南中称雄——东汉到初唐的云南；四、妙香佛国——唐宋时期的云南；五、开疆戍边——元明清时的云南；六、百年风云——近现代时期的云南。本篇先记载前三部分参观内容。 【一】远古云南——史前时期的云南数十亿年的沧海桑田，将时空烙印在被称作"地层"的史书中。翻开这本史书，我们可以窥见地质历史的一个个瞬间。远古云南，是远古地球的一个缩影，承载着地球的记忆和云南的地方特色。 澄江古海洋 澄江化石地是中国西南部云南澄江县境内40多处散存的寒武纪多门类古生物群遗址，距今约5.20亿到5.25亿年，主要集中于帽天山的页岩，开始发掘于1984年。它的特点是动物体内没有矿物质的软组织部份保存得非常好。2012年，澄江化石地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澄江动物群比加拿大的布尔吉斯动物群丰富，而且在年代方面更早于它一千万年，使得我们可以优先窥见到寒武纪生物大爆发时代的海洋景观。 最早的鱼类最早的鱼类曾生活在5.3亿年前澄江海域，昆明鱼和海口鱼是世上已知最原始的鱼类。它们由软骨构造的头颅骨及骨骼组成，表皮无骨骼和鳞片，身体呈纺锤型，可分为头部和躯干两部分。 澄江生物群的门类组成和丰富程度迄今为止澄江生物群已经有200多种物种被描述，归属于30多个门类，现生动物所有门一级分类阶元的祖先类型均包括其中，为研究地球早期的生命演化及生态等理论提供了珍贵的证据。 梦幻鬼鱼，世界上最早的保存完整的硬骨鱼。 三叶虫 古生物钟﹣-珊瑚 在远古温暖的浅海中生长着无数色彩斑斓的珊瑚，组成了绚丽多彩的海底景观，遗留下来的化石成为一座座神奇的古生物钟，古生物钟类似于树木的年轮，远古生物的生长纹理能够反应远古时代每年的天数。珊瑚表壁上的生长线代表着海水的季节变化，可用珊瑚化石发育情况恢复古气候带，将珊瑚硬体构造与时间概念联系起来也可以用于计算一年的天数，其中显著的生长带常被认为是一年的生长周期。云南的古生代地层中发现了许多古珊瑚化石。 植物登陆和维管植物在云南的大爆发 距今约4.7亿年前，最古老的陆生植物出现在地球上，开启了植物从水到陆之旅。到了距今约4.3亿年（志留纪中期）维管植物出现，至泥盆纪时期（距今约4.2-3.6亿年）维管植物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出现高大的树木和森林，多样化的植物类型构成复杂的陆地生态系统。云南是现代的植物王国，在数亿年前的泥盆纪是"古植物王国"。原始的维管植物在这里爆发式地出现，并扩散全球，繁衍至今。 中国恐龙缘起处在全球的恐龙爱好者中，云南因为许氏禄丰龙而被人熟知。因为它不仅是中国大地上时代最早的恐龙，还是中国人自己发掘和研究的第一批恐龙化石，也是中国人自己装架和展出的第一具恐龙骨架。云南的巨厚红层是远古云南恐龙时代的地层遗存。从距今1亿9千万年前的侏罗纪早期到距今1亿2千万年前的侏罗纪中期，以禄丰龙、双脊龙、川街龙为代表的多种恐龙以及中国最早的哺乳动物，就生活在今天云南的广大地区。杨钟健先生发现并命名的许氏禄丰龙1937年，杨钟健先生来到昆明，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昆明工作站站长。1938年他领导进行云南红层研究，在元谋马街调查古近纪和新近纪地质，回程途中路过禄丰。在禄丰沙湾村找到一串出露的颈椎化石，这是一条比较完整的动物化石，经过挖掘、采集与核对地层时代，杨钟健先生和助手对化石进行研究和确认。两年后，杨钟健先生记述沙湾发现的恐龙骨骼化石，把其命名为许氏禄丰龙。同年，许氏禄丰龙在重庆北碚装架展出，这是中国第一具装架展示的恐龙骨架。许氏禄丰龙的发现奠定了中国恐龙研究的基础。 中生代的哺乳动物 在约2亿年前的三叠纪晚期，早期的哺乳动物与恐龙几乎同时出现了。早期的哺乳动物主要靠昆虫等生息在丛林中的小型猎物维生。到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恐龙绝灭了，而具备恒温特性的哺乳动物在气候变化中存活了下来。图为一直存活到现在的小白鼠。 地质史上五次生物大灭绝 云南晚新生代古猿生存演化的"天堂" 恐龙的灭绝宣告了中生代的结束。地球历史进入新生代之后，随着板块的不断分离和重新拼合，气候带逐渐分明，生物演化也开始加速，哺乳动物灵长类开始在全球迅速分异。青藏高原的隆升则改变了世界气候格局，东亚季风气候逐渐形成。位于青藏高原东南方的云南得益于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交替影响以及自身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为哺乳动物及人类远祖﹣﹣古猿提供了生存、演化的"天堂"。 古猿与古人摇篮青藏高原的隆起造就了云南特殊的地形和气候。这是非常适合古猿和原始人类生活和繁衍的生态环境。因此，从距今1000万年前开始，云南就成为亚洲从猿到人的演化中心，孕育出开远古猿、禄丰古猿、元谋古猿、昭通古猿等多种猿类，和中国大陆最早的直立人﹣元谋人。几十年来，中国及全世界的人类学家一直没有停止在云南的寻找和研究，以进一步揭示这个全球少有的古猿与古人摇篮的真实故事。 从猿到人的过渡 古人类学家认为在距今七八百万年以前，人类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古猿开始向不同的方向演化，这个过程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的。在新生代的古近纪和新近纪，世界范围的造山运动很活跃，相继出现喜马拉雅山、阿尔卑斯山等。由于这样大规模的地壳运动，致使世界气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生代的第四纪，出现一系列的冰川期。在地形和气候巨大变化的影响下，原先一些连绵不断的森林逐渐变得稀疏，林中空地不断扩大，生活在这里的一些古猿逐渐由树栖生活转到地面上生活，最终演化成人类；而留在森林中的那部分古猿则演化成了类人猿。 大约两百万年前，人类祖先第一次站立，成为直立人。直立人解放了双手，为制造和使用工具创造了条件，成为能够劳动的人。因为劳动所获食物的改善，脑容量显著增加，站立起来的人开始抬头仰望星空。 人类直立过程人类演化起源于类人猿，从灵长类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经历了古猿、直立人、智人和现代人几个阶段。人类演化的历程经历了直立的过程，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漫长适应性变化过程。图为直立的元谋人。元谋人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中国目前是欧亚大陆直立人化石发现最多的国家，有确切直立人化石的地点多达15处。元谋直立人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境内时代最早的直立人。 石斧石斧是远古先民用于砍伐等多种用途的石质工具。在鲜有文字、绘画和雕塑的远古时代，石器和陶器代表了人们的艺术创造力。云南新石器时代各地使用的石斧既有特色，又有重叠。我们很难找出一种石斧独立代表某一个文化类型，但每个文化类型中都有典型的、主要使用的石斧形制。长条圆柱形石斧是滇西北新石器文化（戈登村类型）的典型代表。洱海地区的典型器物为圆角长条形石斧、石与新月形石刀，以宾川白羊村为代表。圆角梯形与圆角长条形石斧石铸流行于龙川江流域（即金沙江支流），以元谋大墩子为代表。澜沧江中上游如忙怀地区的有肩石斧分钺型、靴型二种。在滇东南区域，如麻栗坡小河洞，人们喜欢使用通体磨光的有肩石斧，其中平肩、斜肩双肩斧较多。在滇东北区域，梯形石斧、石铸、有段有肩石锈较为流行。在滇池区域（以石寨山类型为代表），人们主要使用有段石锈，和有段有肩石锈。 耿马石佛洞遗址石佛洞遗址是澜沧江下游地区一处较为重要的先秦时期遗址，是了解渊沧江下游地区居民生产生活的依据，对了解云南西南部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古代族群分布及相互关系有重要作用。石佛洞遗址的主人早在三千年前就已掌握牛耕、种稻、烧陶技术，他们的石器精致，陶彩精美，造型精细，创造了西南最先进的新石器文化。石佛洞先民使用的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仅见少量打制石器。打制石器多为大型石制品，周身遍布打制痕迹，多用自然岩石打制成型。这些石器以生产工具为主，其次为渔猎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礼器等，最有特点的是星形器。这些石器磨制精细的程度、特殊形制和造型充分显示出了同流域同时期遗存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粟米遗存的发现，揭示了早在3500年以前，粟米就已经在澜沧江下游地区种植。粟种的来源与澜沧江流域上游地区距今5000年的卡若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能是西北高原地区族群移动或文化交流的结果，揭示了早在3000年以前生活于此的居民族群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复杂性。 石佛洞外景石佛洞位于亚热带地区河谷地带，属典型的南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石佛洞周围森林茂密，雨量充沛，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为人们狩猎和采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因此成为早期人类的重要栖息地。 石佛洞人的尚红习俗 石佛洞遗址出土了红色石块、大量赤铁矿粉末和赭红色颜料，反映了石佛洞人鲜明的尚红习俗。铁红颜料是中国古代，特别是石器时代人们较多使用的一种天然原料，大量赤铁矿粉末和赭红色颜料被广泛运用于绘制崖画。石佛洞先民已经会加工制作并使用铁红颜料，用于作画，或撒于某些特殊位置。 河湖台地上的平顶屋聚落元谋大墩子遗址建筑的建造技术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基本一致。大墩子先民的建筑是长方形地面建筑，屋顶稍有倾斜，平顶结构。房屋均有排列密集的木柱作骨干，再编缀树条，两面涂草拌泥而成木胎泥墙。房屋面积大，还有储藏谷类的公共窖穴。窖穴在房址附近，有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穴内存放谷类、兽骨、牛牙、陶器和生产工具。 "贝丘遗址" 贝丘遗址多位于海、湖泊和河流的沿岸，在世界各地均有分布。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近水居住，主要取食当时盛产于滇池中的螺蛳和鱼类，食用后的螺蛳壳大量堆积在房屋四周，成为"贝丘遗址"。贝丘遗址是在文化层中包含人们食余弃置的大量贝壳为显著特征的古代遗址类型。年代主要为新石器时代，有的延续到青铜时期。贝丘遗址分布在沿海、内陆滨湖和临河地带，所含贝类基本上分为海生和淡水两大类。其堆积层中往往发现有文化遗物、鱼骨和兽骨等，有的还有房基、窖穴和墓葬等遗迹。这种遗址反映出渔捞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 云南先民丧葬礼俗云南先民丧葬礼俗和灵魂信仰丧葬礼俗，凝聚了人们对生命的思考和对灵魂的信仰。远古先民大都相信灵魂不灭，死亡只是从一个世界通向另一个世界的过渡仪式。图为彝族毕摩在为逝者指引从生前的澜沧江通往另一个世界青海湖的路径。 【二】文明之光——青铜时代的云南考古发掘证明，3000多年前，云南开始冶铸铜器，徐徐拉开了青铜时代的帷幕。战国末至东汉初是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以"滇国"青铜文化为代表，包括滇西、滇南、滇东等地，青铜器在社会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异彩纷呈，千姿百态。 云南人在充分汲取多种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用卓越的创造力，铸造出大量珍贵的艺术品，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精神财富。他们采用失蜡法，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了云南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世界青铜艺术史上罕见的、不可复制的精彩华章。 祥云大波那铜棺 1961年发现，位于云南省祥云县大波那村，年代约公元前4世纪前后。该墓为土坑竖穴，有长方形木椁，用长约5米的巨木叠架成。椁内放置铜棺及随葬品。铜棺长2米，宽0.62米，侧壁高0.45米，顶高0.64米，脚高0.11米。顶作人字形屋脊状，棺身为长方体，由7块铜板组成。顶部及四壁铸有人字形带纹、云雷纹、虎、豹、猪、鹿、马、鹰、水禽等图案。随葬品有青铜器、锡器、陶器等。青铜器造型、纹饰粗糙，表明冶铸技术还未臻于成熟，其中屋宇、家畜模型以及农具的出现，表明其主人已经是定居的农业民族。 云南青铜器的铸造加工工艺 早在商周之际，云南就已经出现了青铜器铸造技术。战国秦汉时期，云南的青铜器铸造、加工工艺日臻成熟。范铸采用单面范、双面范；施行分铸、浑铸；铸造的范型材料则有石范、泥范、陶范、铜范等。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云南已经出现了熔模铸造法（失蜡法）。江川李家山出土的剽牛祭祀铜扣饰就是用失蜡法制成，这在全国范围内也属于较早的范例。云南青铜器表面加工工艺很发达，有鎏金、包金、镀锡、线刻、髹漆、镶嵌等，甚至还出现了人工在青铜器表面施以氧化涂层的技术（俗称"黑漆古")。云南古老的青铜器制作历经2000多年的演变，发展出白铜、斑铜、乌铜走银等工艺。白铜、失蜡法从云南流传世界各地，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 镇馆之宝牛虎铜案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铜鼓 "滇王之印"出人间 浩瀚的滇池东南角有一座平地突起的小山，高仅33米，山形呈枣核形，西面岩石陡峭，东面较为平坦，就是这座乱石遍地、杂草丛生、其貌不扬的小山，竟埋藏着一个2000多年前惊天的秘密﹣﹣这座山名叫石寨山。1955年3月的一天，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学家来到滇池边上的晋宁县石寨山上，进行第一次试探性发掘就发现了两座墓葬，出土了纺织贮贝器、杀人祭柱贮贝器等珍贵的青铜文物，被郭沫若、郑振铎先生誉为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1956年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在6号墓出土了"滇王之印"等大量反映古滇国社会面貌的珍贵文物，文献隐约记载的消失王国赫然展现在人们面前，人们被古滇国的财富和它曾经的辉煌文明惊呆了。云南并非蛮荒之地，她曾经拥有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 名称："滇王之印"金印时期：西汉材质：黄金出土：1955年，在云南晋宁县石寨山6号汉墓中出土收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益州郡，封滇王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滇王之印用纯金铸成，金印重90克，印面边长2.4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蛇纽，蛇首昂起，蛇身盘血，背有鳞纹。汉武帝赐滇王之印后，对云南实行羁縻统治。 汉武帝赐印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出使西南夷地区，王然于等人来到滇池地区时，得到了滇王尝羌的友好接待。王然于等人返回京师后，向汉武帝禀报了滇国的情况，说滇国是西南夷中的大国，"足事亲附"，这引起了汉武帝对滇国的重视。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击破南越，平定南夷地区，在今天的贵州西部、云南东部设立了戕舸郡，继而灭南越、巴蜀。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兵临滇池之际，滇王主动投降，"请置吏入朝"，汉武帝于是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令其复长其民。 滇人的宗教和祭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滇青铜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青铜的使用和宗教、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宗教与祭祀活动是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滇人信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保留了中原文化的内容，中国古代一些重大礼仪在滇人的宗教活动中都得到详尽的展示，令人叹为观止，这是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向西南地区延伸的自然结果。 三支俑铜灯·西汉 该器高42厘米，出土于个旧市黑蚂井，状为一裸体男俑跪坐，双手平伸，头顶、双手各有一灯盘。该俑灯分四部分范铸后再拼合而成，手臂、头部均可与躯干分离，拼缝整齐，造型准确，线条流畅。在范铸的基础上，男俑的眉毛、短髓须，还用线刻手段加以细致刻画，脐部也有线刻的斜带交叉为饰。男俑表情恭谨严肃，大眼阔鼻，神态古拙，饶有"胡风"，头部缠绕一圈丝带，在额前结成竖立小髻。俑灯虽是汉式题材，但跪俑形象却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特色，是汉文化与地方文化结合得较好的产物。 鎏金骑士贮贝器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战争场贮贝器盖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杀人祭鼓铜贮贝器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祭祀场面铜贮贝器西汉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出土 滇青铜文化中的动物搏斗扣饰 滇青铜文化中的动物搏斗扣饰与北方草原文化中的动物搏斗铜饰牌在题材选择上存在相似性。但就具体器物而言，滇青铜文化中的动物搏斗扣饰与北方草原文化中的动物搏斗铜饰牌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上存在着差异，特别是滇国动物搏斗扣饰善于表现动物争斗中的悲剧气氛，与北方草原文化中程式化、夸张化的风格大相径庭，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例如在"虎牛搏斗扣饰"中，本该诺诺认命的牛一反常态，以无畏的勇气与老虎搏斗着。虽然狡猾的老虎钻到牛腹下用利爪撕裂了牛的腹腔，但它也用锋锐的犄角挑穿了虎身，玉石俱焚。这种弱者面对命运的阴霾不甘屈服而奋力抗争的场面，充溢着悲壮激越的气氛，具有崇高的悲剧美感，让人见之动容，甚至引发出对人类社会某些相似现象的联想。 云南青铜文化的特征虽然云南青铜文化的区系划分中带有不同地域特点和其他的文化因素影响，但这些不同的青铜文化区系基本上都能在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找到渊源关系。它主要文化特征还是在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从时间来看，云南青铜文化是一种晚熟早夭的区域性青铜文化。晚熟，是指它的成熟时间较之中原地区相对滞后。在中原已经进入铁器时代之际，它的高潮才刚刚拉开帷幕；早夭，是指它正处在发展的巅峰时，因为西汉帝国的大一统政策，迅速地被汉文化所替代。 滇人与昆明人的战争 滇人和昆明人是云南青铜时代的两大族群，从地域上说，昆明人主要居住在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滇人主要居住在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在文化上，这两个族群也具有不同的特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滇人是"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文化，而昆明人是"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的游牧文化。由于文化上截然不同的个性和双方利益诉求上的巨大矛盾，导致滇人和昆明人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战争，这种状况通过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滇中地区青铜文化﹣滇国 据《史记》、《汉书》等记载，在战国末期，楚人庄硚率领部队来到滇池地区，开疆拓土。后来因为秦国的军队阻断了归途，庄硚就留了下来，改变服饰，遵照当地习俗，成为了一代滇王。庄硚王滇之事，还有许多谜团，不过滇国崛起在战国时期，却是不争的事实。【楚威王时，使将军庄硚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硚者，故楚庄王苗裔也。硚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滇国青铜兵器 青铜兵器的使用，对古滇国战争的结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那个战争频发的年代，滇国青铜器中兵器数量特别庞大。滇国青铜兵器可分为六类：一、勾刺类兵器：戈、矛、叉、啄、剑；二、砍劈类兵器：斧、钺、锤、戚；三、奇特兵器：狼牙棒、八棱形铜棒、镂空铜锤；四、远射类兵器：弩、铜镞；五、防护类兵器：盔、甲、盾牌；六、特制的仪仗器：双钺形铜仪仗器等。 铜镜铜镜是古人用以照容貌、正衣冠的重要生活用品之一。镜的别名又叫"鉴"，亦为"监"，甲骨文中的"监"字就像水盆旁边有一人临盆照容的模样，《说文解字》中说："监可取水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行，故用以为镜"。铜镜是以铜、锡、铅合金铸造而成，铜镜之美，主要是欣赏铜镜的造型、纹饰和工艺。 滇王玉衣 玉衣随葬是中原习俗，汉代的人们相信"玉能寒尸","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玉衣随葬有等级区分：皇帝使用金缕；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主要流行于西汉，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它就逐渐消失了。玉衣的制作是一项很复杂的工程，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费用相当于一百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6号墓出土的"滇王玉衣"由166片玉片构成，其中包括69片规整的边角地带有穿孔的玉片，97片未穿孔玉胚片。它并不完整，仅覆盖了人的脸、前胸部位。穿孔玉片中未发现金缕的痕迹，当时大概是用丝线、麻线等穿缀成型的。 滇国的神秘消失 滇王受印和益州郡的设立意味着云南正式走向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过程的开始，同时也是滇国走向衰亡的起点。在汉武帝的边疆政策中，滇王虽然一度受到宠爱，但在"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之下，滇王也无法摆脱被废黜的命运。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廉头、姑增民反，杀长吏。祥轲、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西汉王朝费时5年才镇压平定，滇国南面的"钩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获畜产十余万。"在这次益州郡人民起义当中，曾经的统治者滇王却不见踪迹，所以学者们估计滇王在公元前86年以前就已经被废黜了。曾经显赫一时的滇王与滇国就此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云南青铜时代的落幕《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通西南夷，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大量移民的涌入，为云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牛耕的推广、水田的开发、陂池的修筑都标志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汉族移民入滇以及汉族官员在云南采取的汉化政策极大地推进了云南地方文化的汉化速度。漫长的青铜时代徐徐拉上了帷幕。汉以后，城市及交通干道上的云南人已经逐渐适应中原文化的方式，而高山峡谷中的一些民族，仍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形成了所谓的"上方夷"、"下方夷"。曾创造出辉煌一时的青铜文化的滇人，逐渐远离了原来的生活地域，开始向南迁徙，历经漫长的岁月，与西南边地民族融为一体，成为一些现代云南少数民族的祖先。 【三】南中称雄——东汉到初唐的云南 前言东汉至初唐的七百余年，中原政局动荡、朝代更替频繁。混乱引发了人口流动的加剧，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这七百年也是云南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转型时期，在经济上，大量汉族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方式，社会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在政治上，各种地方势力关系错综复杂，既有民族内部的斗争与联合，又有民族之间的分化与融合。本土的首领"夷帅"与较早进入云南的汉族"豪民"在相互的排斥与契合中，逐渐发展成为影响政局、独霸一方的势力﹣﹣南中大姓；在文化上，盛极一时的滇王国逐渐走向衰落，导致了青铜文化的没落，大量汉族的迁入，带来的是汉文化与云南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渗透。在南中地区，汉文化的浸润不仅催生了滇南碑刻文化的神来之笔，也改变了云南"墓而不坟"的丧葬习俗；但汉文化的春风很难普及到被群山分隔得支离破碎的小坝子中，在偏远的山区，少数民族还是保持了其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这使云南民族文化朝着多元化的方向缓慢前进，为多民族云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无形中也加速了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式发展步伐。 东汉章帝时，蜀郡王阜任益州郡太守，开始创办学校，"始兴文学，渐迁其俗"，这是云南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汉字的引入、学校的建立，结束了云南的无文字时代，使文化得以普及，南人可以直接获得内地文的信息。三国至魏晋时期，中原动荡导致了云南各种地方势力乘机崛起。他们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既有民族内部的斗争与联合，又有民族之间的分化与融合。本土的首领"夷帅"与较早进入云南的汉族"豪民"在相互排斥与契合中，逐渐发展成为影响政局、独霸一方的"大姓"势力﹣﹣南中大姓。他们不仅包括汉族移民中的上层人物，也包括被汉化了的"夷帅"。南中大姓以汉文化为主体，结合当地土著文化，构建了独特的文化系统，最典型的就是"爨文化"，即自东晋经南北朝至唐的四百余年间，南中大姓爨氏统治云南曲靖陆良等地区所造就的文明。这一时期也是云南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 梁堆墓 在西汉以前的滇文化墓葬，都是掘坑埋葬死者，不加封土，即所谓的"墓而不坟"；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出现修筑高坟、立碑刻铭的习俗。随着汉族移民的南迁，把这种习俗也带到了云南。"梁堆"的出现，是受外来文化影响后，云南丧葬习俗产生变迁的重要标志。梁堆东起昭通，西南经曲靖、昆明，西至保山地区，主要集中在昭通、鲁甸、曲靖、陆良、呈贡、昆明、晋宁一带，数量近千，因其突出地表，易受盗掘，今存已不多。从墓主姓氏多为爨、李、孟、霍、毛、王、吕等，这些都是当时的"南中大姓"遗留下的。现已得到的考古资料可以印证，当时滇池地区和滇东北地区是汉族移民的重点，移民范围还一直延伸到澜沧江西部。从滇东北、滇中以及滇西，分布着大量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梁堆"。 梁堆是云南昭通地区的土语，指地面隆起的“似冢而大”的封土堆。所谓“梁堆”，实为西汉末至唐初流行于西南地区的一种具有高大封土堆的墓葬，其鼎盛期为汉晋时期。后来的田野考古学也就借用“梁堆”这个词汇，专指封土堆下的墓葬。云南地区发现“梁堆”墓最多的地方是滇东北及滇中区域。“梁堆”墓体现了汉夷文化的融合，是西南地区汉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也是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重要见证。 昭通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地处云、贵、川三省结合部，东侧与贵州省毗邻，西侧与北侧紧邻四川省。历史上，昭通曾是云南通向四川贵州两省的重要门户，也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自西汉建元六年至唐天宝年间，昭通以"朱提"冠名，或为县治，或为都治，或为健为南部、键为属国都剧治所，前后达800余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昭通先后发掘了鲁甸县马厂新石器时代遗址，昭阳区酒淮营盘村战园西汉土坑墓群、张滩坝战国西汉土坑蔓群、大关县岔河崖墓群，昭阳区象鼻岭蜜草群等古代遗址，这些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珍贵文物，对研究云南、昭通的历史，甚至在中国考古学上都有重要意义。 【汉孟孝琚碑】此碑是东汉时孟璇"字孝琚"的墓碑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0一年】九月在昭通县东乡白泥井附近杨家冲子马姓舍旁梁堆前出土，移置城中风池书院，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月】建亭保护，将碑嵌在亭中壁间。出土时上截已缺，现存高1.4米，宽1米，邊文直行隶属二百六十字，碑側浮雕龙虎，惜不全。正面小脚完整刻有龟蛇。立碑的年代可能是东汉桓帝年【公元157年】，碑文叙述孟璇的曾祖和他的父亲都在四川做官，璇少时随父在川受《韩诗》兼通《孝经》，与間郡和氏通婚。碑的形制文辞书法也都是东汉同行的格式和风尚。它反映了南中大姓和汉族之间的关系。为研究西南古代民族史珍贵的实物资料。 爨氏的统治爨氏本为中原移民，并通过通婚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夷化"，成为南中的豪族和实际统治者。公元339年，霍、孟二氏火并而同归于尽，南中大姓仅存爨氏一家。随着东晋伐灭巴蜀李氏继而偏安江左无所作为，爨琛"遂王蛮夷"。此后，虽历经西晋、南北朝，中原王朝"遥授刺史"实行名义上的统治，官职任由爨氏自己任命。从西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爨彪、爨琛任交州刺史起，直至唐天宝蒙诏灭爨，爨氏父子世袭相传，实际统治云南达400多年。但爨氏十数代中，始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从未出现过割据称王或改元称号的现象。两爨碑中，按其太守和刺史的官职身份不同，对碑主爨宝子和爨龙颜分别采用了"府君"和"使君"的称呼，这与当时中原地区的官制称谓是相吻合的。 【爨宝子碑】《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此碑刻于东晋太亨四年，即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南70里扬旗田，后移至武侯祠，现存曲靖市第一中学“爨碑亭”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高190厘米，宽71厘米。爨宝子（380-403），建宁同乐（今云南陆良）人，年仅23岁。19岁时即“弱冠称仁”，就任建宁（今云南曲靖）太守。时值爨氏统治南中的强盛时期。 【爨龙颜碑】爨龙颜碑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　《爨龙颜碑》始建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距今近1600年。与爨宝子碑相比，此碑较大，高3.88米，宽1.46米，字数亦多，除碑阴题名外，仅碑阳即存文900余字，故称“大爨”而称《爨宝子碑》为“小爨。二爨是现存晋宋间云南最有价值的碑刻之一， 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夷交融中原汉族移民带来的先进生产方式以及先进文化在云南逐渐普及，汉文化的影响日渐深重，但云南人在接受了中原先进文化之时，也保留着自己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甚至还影响了当时上流社会的一些习俗。《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而云南现代一些彝族火把节时摊戏驱疫的面具，竟然是孟获、诸葛亮和关羽。汉夷之间的文化互动，交融而和谐。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出现修筑高坟、立碑刻铭的习俗。随着汉族移民的南迁，这种习俗也带到了云南。东汉以后，地表有巨大封土堆的砖石墓逐渐在云南主要交通干道周边出现，因形如粮垛，被当地人称为"梁堆"。"梁堆"的主人，以汉族移民中的豪强为主。"梁堆"是云南丧葬习俗受外来文化影响后发生巨大变迁的重要标志。从"梁堆"出土的汉式器物，如壶、尊、洗、摇钱树、印章等看来，墓主人的生活与四川乃至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生活已无所区别。从东汉至初唐，云南虽偏隅一角，但文化脉络的发展在滞后之中却依然与内地息息相通。 东晋霍承嗣墓壁画霍承嗣墓于1963年春在昭通县城西北后海子中寨发现。1965年冬拆迁至县城原孔庙内，建室保护。从已有的实物资料看，晋代壁画墓，在云南是首次出土；像这座具有确切纪年和地志的东晋壁画墓室，国内亦属少见。 霍承嗣墓 霍承嗣墓位于今昭通市昭阳区西北20千米处之北海子中寨。1963年当地农民烧砖取土时被发现。1965年，墓室被整体迁建于昭阳区城内今昭通市第三中学校园内。壁画绘于东西南北四壁，壁画所绘，既有神的世界，也有人间生活；既有莲花、超度亡灵的参毗仪式，也有四方神等道教神灵，还有土著文化中灵魂不死观念的反映。可以说，整个壁画就是一幅宗教画。这也说明，在这个云南文化的转型期内，南中大姓所秉承的汉文化并非其全貌，外来移民、大姓、夷帅、土著间的文化互渗形成了"儒学"、"巫鬼"共存、汉夷并重的特征。壁画中还有反映墓主人霍承嗣生前生活情况以及死后升入天国的景象。霍承嗣墓西壁壁画所绘之三排人物像，即为死者生前统属的部曲形象。壁画所绘的人物，穿着的服饰均清晰可见，他们身着披毡、额前发髻突出如角，与近代凉山彝族地区的"擦尔瓦"和"天菩萨"相同。由此可知，霍氏大姓统属的"夷汉部曲"中有今昭通地区的彝族先民，壁画为研究三国至两晋时期云南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霍承嗣墓八行题记】 在墓主人坐像的右上方有八行墨书铭记：宁二州诸军事建宁越嵩兴古三00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州刺史成都县侯霍使君之像君讳口字承嗣卒是荆州南郡枝江牧六十六岁薨先葬蜀郡以太元十00二月五日改葬朱提越渡余魂来归墓八行题记共计九十一个字，告诉我们墓主人姓霍字承嗣，曾官居东晋建宁、越舊、兴古三郡太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刺史，使持节都督江南交、宁二州诸军事，进封成都县侯，卒时任荆州南郡枝江牧，享年六十六岁。霍承嗣去世以后先葬在蜀郡（成都），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改葬朱提越渡（昭通后海子）。从最后一句"余魂来归墓"中可以看出，该墓属于招魂葬。 该墓壁用石条镶砌，平面呈正方形，顶为覆斗状。墓石顶棚与四壁上绘制了丰富的彩色壁画，并分别题有隶、楷、行三体的款识多处。四周的壁画，又分上下两层，中间有带形图案为界，下层图画内容，多反映现实；上层多属神话。 摇钱树 作为殉葬品，摇钱树常见于汉晋时期的砖石墓中，因叶片上铸有各种钱币图案（主要是五铢、新莽钱）故被成为"摇钱树"。树崇拜多源于上古建木神话，古人相信它是交通天神的渠道。作为冥器在墓中出现，隐含了希望死者藉以升仙的祝福，树枝上的钱币除夸示富贵外，亦有贿神之用。 昭通桂家院子出土的东汉时期摇钱树底坐、树杆及钱币残片。 结语 由于云南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汉文化的普及程度在地区之间仍有很大差异。曲靖、昭通等受南中大姓直接统治的地区，汉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甚至形成了汉夷联姻的"百世遑耶"。但在比较边远的山区，汉文化很难在被群山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小坝子间普及，很多少数民族仍然保持着其固有的生活方式，滇人创造的青铜时代的辉煌因汉文化的南传落幕了，在主要城市和交通干道上的人们已经迈入了更先进的铁器时代，但在远离城市的地区，地方民族的传统文化仍然根深蒂固的保留并发展着，甚至形成了在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如哀牢和钩町。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在不均衡中得到了很好的保持。历史前行，随着唐朝的崛起，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统治又开始加强，盛极一时的南中大姓也逐渐走向衰落，到唐朝中叶，随着南诏政权的崛起，云南又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