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大爸张凌云的革命岁月（十六）

延河农夫

追忆大爸张凌云的革命岁月（十六）

张忠义

公安厅专案组根据前几次调查情况，找大爸谈话审问，进一步核实相关事宜。大爸听说之后，是十分的感慨、气愤。

他质问专案组道：“想不到，你们调查到我贪污受贿的证据，全都是土匪、特务及反革命家属的证言证词。这让我好心寒呀。”

办案人员说道：“这个我们不菅，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给你行贿了，你就是贪污犯！”

接着，大爸又说道：“我投奔共产党，参加革命，快二十年了。如果我爱钱，就不参加革命了。我是为了打烂这个旧世界，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才参加革命的，根本不是为了荣华富贵参加革命的。当初我做土匪时，山寨里抢夺的金银财物也够我吃喝玩乐挥霍一辈子的。我投奔红军时，全部捐给了组织。在延安时，我抓获了陕北大悍匪刘志道的妻子，刘曾想送我万贯家财，赎回妻子，被我严词拒绝！为了替民除害，我把他杀了。在南泥湾垦区时，我曾押送价值昂贵的货物到国民党统治区换取枪支弹药、棉布药品，那时，不瞒你们说，我想拿多少？可以拿多少。我都没有去独吞贪污、据为已有。更何况，现在解放了，人民已经当家做主，过上了幸福生活，我更没必要去贪污受贿了。”

办案人员又问道：“据王金娥反映，她和你关系不一般，曾向你送过好多钱，还替你卖过好多鸦片烟土，获利数千万。”

大爸气愤的说道：“王金娥是岷县有名的赌场、妓院老板，表面欢迎解放军，背地里经常包庇土匪、特务。善于伪装，时不时得到公安局提供一些过时的情报，其真实目的是来公安局刺探情报。后被我识破，将计就计，一举抓获了潜伏的特务和‘新兴党’叛乱分子。王金娥恨死我了，这纯粹是她的栽脏陷害。”

办案人员又问道：“那安干青妻子反映，安临刑前，告诉她说：给过你一百大洋是怎回事？”

大爸答道：“安干青是岷县国民党三青团总干事，在任期间，为非作歹，危害百姓，罪恶累累。被公安局抓获后，一直关押在死囚犯监狱里，他怎么会有一百块大洋送我呢？这分明是安干青妻子想用这种手投，来诬陷我，为被我执行死刑的丈夫报仇。你们一定要搞清楚，千万不能被这些坏人及家属蒙蔽，陷害真正的革命者。”

办案人员又问道：“那李汝兰补交款数次减免，说给你送了一百块大洋，你给他减免的，是这么回事吗？”

大爸答道：“李汝兰是伪政府军事科员，县党部核心通信员，公安局接受伪政府军事科时，发现少了80套旧单军衣。据军事科人员讲，是李汝兰私自将军衣出售，从中谋利。当时，县委、县政府为了严惩罪犯李汝兰，研究决定：让其补交200万元军衣罚款。因李汝兰说他没钱交不起，二次改为150万元；他仍说：交不起。三次改为100万元，最后李汝兰交了90万元了事。在减免交纳的过程中，都是县委、县政府做出的决定，和我没有关系，我只管抓人。况且李汝兰和王金娥二人长期通奸，一起生活了四、五年。王金娥释放后，又积极活动，想把李汝兰也放了。这是二人联合起来陷害我。我根本没有拿过李汝兰的一分钱。”

办案人员又问道：“那秦永枝给你卖大烟又是怎么回事？”

大爸答道：“秦永枝是掉队老红军，岷县解放后，他昔日的一些战友都成了高官，他就找门子、托关系被安排进了公安局，搞后勤工作。可此人不务正业，手脚不干净，经常和一些伪政府人员、不法商人搅和在一起，泄露公安局机密。在教育无果的情况下，我将他清洗开除。他说给我出售大烟七两八钱，卖得白洋46.8元，给我分了38元。这纯粹是无稽之谈，要知道，我妻家是岷县有名的商人，开着几个药材部，药材部里就经销大烟，几两大烟我还需要别人去卖吗？我本来没有大烟，即使有，我放在妻家药材部不就行了吗。更何况，秦永枝说卖了46.8元，给我分了38元。你们想想，这可能吗？我是局长，假如他帮我去卖，是在迎逢巴结我，他怎么敢不如数奉还，还敢克扣吗？怎么又成了分了呢？既然是分，那不成了合伙生意了吗？前后矛盾，不符合最基本的常理。”

……

还有很多很多的行贿人证人证言，都被大爸一一驳回。大多数行贿者，大爸都不认识，不清楚。甚至有的人说：“他们是送给了胡家人，托大爸办事的。”既然是送给了胡家人，又与大爸何干？

大爸真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大爸只得告诉办案人员说：“我结婚两个月后，就调往兰州了。在岷县期间，迫于无奈，确实在胡家与一些亲戚、朋友吃过几次饭，但就是吃饭喝酒而已，根本没有谈过任何事。说真的，他们都怕我，对我很客气。有时候，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倒像个外人。”

接连数月的审查寻问，让专案组毫无收获。忽然，有一天，专案组领导大声吓斥道：“问了你那么多问题，你总是针锋相对，顽固不化，毫无悔改之意。你找资本家的大小姐，难道不是贪图享受、脱化变质吗？”

大爸生气的说道：“我第一次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在一起生活还不到一年时间。我到岷县后，已经42岁了，难道还不能结婚吗？至于说出身大资本家、大财主、大地主等身份不好的女人，在延安时，好多都嫁给了领导干部。”

领导吼道：“那是不一样的，来延安的那些出身不好的女性，都是向往光明，追求真理，摆脱家庭，投奔革命的新型知识女性。而你找的却是一个还在家吃喝玩乐、贪图享受的大小姐。”

大爸冷静的回答道：“我妻子固然是还没有摆脱家庭的阔小姐，但她心底善良，自小读书学艺，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我怎就不能娶呢？”

专案组领导接着又问道：“你安排妻子在公安局上班，让警卫员陪妻子到寺庙烧香拜佛，这是不是以权谋私，封建思想？”

大爸慢慢的解释道：“我结婚后，妻子不想待在家里，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阔太太，吵着嚷着要出去工作。我被缠得不行，就说：‘公安局传达室需要一个搞收发、打扫卫生的人，如果你看下的话，就去传达室。’本想以此拒绝，让她知难而退。想不到，她却愉快的答应了，并高兴地说道：‘我一定好好干，只要你给我发警服，我不要工资。’我妻子的工作就是这样按排的临时工。做为一个革命者，带领家人投奔革命是我们每个人的神圣责任和使命。在延安时，我曾带领三个亲弟弟，一个伯叔弟弟（堂弟）参加革命，还介绍引荐好多乡亲参加革命。有的人还干得很好，我堂弟张发云现任洛川县长，本家兄弟张友生现在武都任县长。我认为让一个资本家的大小姐出来工作，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这有什么错呢？”

说着说着，大爸是痛苦不堪，咳嗽不止……

其实，大妈也正如大爸说的，在传达室工作十分认真，一个养尊处优、有仆人丫嬛照顾服侍的大小姐，竟然干起了清扫厕所、垃圾的清洁工作。由于，大妈在教会学校上学时，学过包扎护理，略懂医道，有时也会帮助医务室，给一些受伤的战士，处理伤口。

接着，大爸又说道：“至于让警卫员陪妻子烧香这件事，我承认我有错，耍特权了。关于这件事，我还想再申明一下，就是我妻子怀孕后，按她们家习俗，要去寺庙还愿。你们也知道，岷县本身就是藏传祭祀文化比较盛行的地方，老百姓都讲究这些。本来，她是想让我陪她去的，因为我工作忙、走不开，加上在岷县剿匪、肃特惹下好多人，我不放心，才派警卫员去的。对于这件事，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

随后，大爸又说道：“只是有一件事，我应该向组织坦白，就是王瑞逃跑的这件事。”

王瑞，字吉悟，岷县王家大户人家，长期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

旧岷县民间传颂，官场有“四悟”能人，除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王吉悟外，还有国民党民政科长郭岷悟，国民党参议长李贵悟，国民党教育督学李新悟。此四人有文化，宏儒博学，长期在政府担任要职，可谓呼风换雨，风光无限。

“四悟”中，除了郭岷悟真正悟出了社会人生的真谛外，其余三人均被尘世情物所困所累，最终落下了一个凄残的结局。

岷县和平解放前夕，郭岷悟看破红尘，逃往藏区，隐性埋名，不知所终。

王吉悟、李贵悟、李新悟三人自命不凡，自视清高，秉承“不事二主”的封建忠君传统思想，报答国民政府的知遇之恩。在周样初将军、孙伯泉县长率部起义时，毅然决然地拒绝签字，成为了解放军的管控人员，被收监入狱。

收监不久后，党和政府从团结稳定大局出发，将他们放回家去，让他们进行自我反省，撰写悔过书，交待伪政府期间所犯的罪行。

殊不知，三人立场异常坚定，不思悔改，报效国民党，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李贵悟特别顽固，十分反动，回家期间，曾纠集旧部，成立“新兴党”反动组织，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公然对抗，捣乱破坏，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不甘受辱，投洮河自尽。

李新悟也是不思悔改，发表一些反动言论，与政府为敌，最后也被镇压了。

王吉悟，也就是王瑞，性情耿直，任职期间倒也清廉，在孙伯泉县长起义时也没有阻挠捣乱。政府想从思想上挽救他、改造他，为我所用，就将其暂时关押，未被执行。

关押期间，王身患重病，提出去兰州看病。党和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准其赴兰州看病。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王瑞的“重病”是伪装出来的，在赴兰州看病的路上，乘机逃脱，逃往了陇南藏区。随后，他沿茶马古道逃往云南，以难民身份，辗转跑到香港，最后于1953年逃往台湾。

入台后，曾荣光一时，被视为坚强的“反共义士”，受到台湾当局高层领导的接见，并授予大校军街。

他做为一名国民党忠诚卫士，拋妻别子，历经磨难，终于跑到台湾，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国民党身边。

可是，没过几天，他十分敬重效忠的党国，将他抛弃，仅仅给了他一个虚名、一张奖状外，再也无人问津，无人搭理。让他十分寒心，唏嘘不已。

为了生存，他只得下海经商，自谋出路……

王瑞在羁押期间，大爸的连襟兄长郎雅林，曾多次向大爸求情，让大爸予以照顾，能否保外就医。因郎雅林父亲曾与王瑞同朝为官，志趣相投，相处甚欢，两家是多年的世交。

大爸秉公执法，坚决拒绝道：“王乃重犯，我不能徇私舞弊，一定要按照上级的指示办理。”

后来听人说，王瑞逃跑时，在边境哨卡上通过时，有大爸盖有印章的“路条”。

至于“路条”是怎回事？是真是假，大爸一概不知。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会不会是连襟兄长郎雅林搞得鬼，背着自己，偷盖了印章。

但不管怎么说，在王瑞逃跑这件事上，做为公安局长的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当他把这件事向组织坦白后，愿意承担任何责任，接受组织处理。

专案组如获至宝，忙向上级领导汇报，可随后得到上级领导明确指示：王瑞逃跑这件事既往不咎，以后谁也不要再提。主要是审查张凌云的经济问题。

这让大爸百思不得其解，以至于多年后，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与台湾和解后，王瑞回岷县探亲，才道出实情：原来王瑞在国民政府中耕耘多年，人脉很广，昔日的许多同僚、部属都在新政府工作，在逃跑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多人的帮助，甚至是一些高层领导的帮助。

王瑞也算一个有情有义之人，他断定在逃跑的问题上，肯定会连累公安局张局长。

经过多方打听，才知大爸一家已被遣散回陕北老家。

于是，王瑞携台湾迎娶的娇妻和女儿，辗转多日，几次倒车，来到陕北看望大爸。

此时，大爸一家下放农村的问题，延川县已解决，予以平反，恢复商品粮城镇户口。一家人也从老家散岔村深沟中搬到了延川永坪镇上。可惜的是，大爸己去世5年了。

　　当王瑞提出要去陵上祭拜时，大妈哭诉道：“1979年，他去甘肃翻案平反，却死在了甘肃大儿子家，埋在了白银靖远劳改农场的沙滩上，我也没去过。”

说着说着，大妈已泪眼涟涟，泣不成声。

王瑞将大妈参扶的坐下，两位饱经动乱、沧桑的老人哭成了一团。王瑞深情地说道：“我‘不事二主’的想法害了我，让我选错了道路，没有与孙县长他们一同起义，参加革命，酿成大错。我的出逃得到了一些同僚、部属的帮助，嫁祸给了张局长，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了。”

说罢，站起身来，颤颤微微地向大妈鞠躬道歉。

话说公安厅专案组对大爸的案子，经过近两年的调查核实，觉得大爸有问题，可又不确定。于是，就把全部调查材料移送兰州法院，让法院进行审理判决。

兰州法院接到案件材料后，进行了认真的审理、甄别，觉得调查证言证词及大爸的口供，相差甚远，一些事实不清楚，疑点很多。

在审理了两个月后，将材料送回省公安厅，要求进一步核查，仅从现有的材料，无法判决。

公安厅专案组及部分领导也觉得大爸是遭人陷害，这分明是一些反革命分子及其家属们对共产党人的打击报复，让我们之间相互残杀。

此时，“三反五反”运动己经结束，各项事业走上正轨，大家正在兴高采烈、热情饱满地从事着社会主义建设。

公安厅领导也觉得尽快了结大爸这个案子，做出结论，让大爸继续工作。

可当厅领导向省政府领导汇报后，领导站起身来，来回渡步，沉默不语。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后。领导说道：“这个案子影响大，调查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不声不响的把人放了，我们怎么向人民群众交待？怎么平息那些投诚人员情绪？你们还是应该加大力度，采取一些非常手段，逼其交待就范，最后办成一个铁案。”

随后，省公安厅将大爸正式羁押，关在了兰州监狱。

大爸是异常的愤怒，异常的委屈，原本是要做结论，尽快工作，怎么一下子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大爸蹲在黑暗的角落里，思来想去，也理不出个头绪，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该说的都说了，该坦白的都坦白了……

经过数小时的艰难痛苦思考，大爸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就是死，也应该问个明白、死个明白。

于是，他在监所不停地大声吼叫，“来人呀来人，我要见领导。”

当狱警来到他身边后，他提出要见厅长，要向厅长汇报好多事，如领导不来，我就绝食自杀。

狱警不敢怠慢，忙向领导汇报。第二天早晨刚上班不久，贺子明副厅长拖着病体来到监狱，看望大爸。

大爸看到贺副厅长后，先是一楞，然后紧紧地握住领导的双手，不听话的眼泪刷刷地流了出来，情不自禁。

过了一会儿，贺子明问道：“听监狱领导汇报，你吵着嚷着要见厅长，说你有重要情况要汇报。现在，我来了，你有什么要汇报。”

大爸用袖子擦了一下眼泪，激动地说道：“我想见刘厅长，为什么要这样？非要致我于死地吗？想当年在延安时，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们一起剿匪除奸，共同维护大型会议的安保工作，都能圆满地完成各项任务，我们配合得很好、很密切。他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还真是，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时，大爸从社会部审干处回来，担任延属分区保安处治安科长。而刘兰亭厅长正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担任治安科长。他们在一起合作了一年多，刘正是大爸的顶头上司，直接领导。由于会议主要安保工作都是由延属分区保安处负责的，刘厅长常常在会议上表扬大爸。对大爸来说既是嘉奖、也是鼓励、更是严格要求。

大爸按照领导指示要求，重新部署，增加岗哨，确保万无一失。

两人在工作中相互配合，结成了很深的战友情谊。

这时，贺子明说道：“刘厅长工作特别忙，几乎不在厅里上班。他告诉我，你有什么话，就对我说，我会给你转达的。”

大爸说道：“为什么对我的问题，总是上纲上线，没完没了，请你们两个老领导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贪污呀！”

只见，贺子明深情地望着大爸说道：“你要是认为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那就勇敢地接受组织审查，毫不保留、实事求是的把问题说清楚。”

停了一会，他又说道：“你如果决得有委屈，可向中央、省委反映。但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党组织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临走了，贺子明又说道：“做为一名老同事，我奉劝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说罢，贺子明在警卫人员参扶着，慢慢的离开监狱，当临出门时，转过身来，向大爸招手致意。大爸看到贺子明一脸的泪水，在电灯光刺耀下，显得格外晶莹透亮。

接下来的日子，大爸是万念俱灰，异常悲伤，常常蹲在围墙角落发呆，一蹲就是几个小时。

好在大爸长期从事公安工作，监狱方面对他很照顾，把他关在单独的院子里，可以自由出入，看书学习哂太阳。每周大妈都来探往，送点吃点和换洗衣服。看守狱警们对他很容气、很尊重，尽可能的给予关照，也体现了党组织对他的关心。

他要来笔墨纸张，不停的向中央、省委写信，反映他的诉求。他给延安时期的老首长周兴、曹轶欧和时任陕西省检察院检察长的吴台亮等老领导去信，诉说他的遭遇，希望老首长们能过问他的案子，给予公正处理。

周兴、曹轶欧两位领导可能是工作忙或是没接到他的信，一直末给他回复。

吴台亮检察长很快就回信了。信中说道：“你延安时期的工作情况，我都知道，如果有人来调查，我一定会实事求是地进行说明。至于你在甘肃的事，我不清楚，也没法说。但你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客观真实的向组织坦白，一定要坚强的活下来。”

其实大爸在自由期间，也曾拜访过省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将军，张将军十分客气，开着玩笑说道：“想当年，你带领20余名土匪投奔红军，编入我的队伍，让我发展壮大，我还要感谢你呢。”大爸苦笑道：“哪里哪里，关健是我不会带兵，交您指挥，才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停了会，大爸又说道：“希望老领导在适当的时机，能过问一下我的案子，能否尽快处理。”

张将军望着大爸，为难的说道：“我在军队工作，一般不干预地方工作，更何况，主政咱们甘肃的领导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邓宝姗将军，我更不敢说话。你是这样罢，把问题一五一拾的讲清楚，多从自身上找问题。记住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坚强地活下去。”

几个老领导都是一个“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这让大爸真切感受到了老领导们的殷殷关怀。

于是，大爸一次又一次向公安厅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写信，请求组织尽快查清他的案子，给予处理，做个了断。

　　这是大爸第12次向省公安厅，省委、省政府等领导部门写得反映信。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爸用毛笔写得蝇头小楷，字迹隽秀飘逸，内容真切客观。

从信中可以强烈地看到：大爸是坚决配合组织，可以和检举者当面对质，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也向组织承诺，绝对不会出现意外情况，暗示了大爸听信了几位老领导嘱托，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也看出了大爸的无奈与悲凉，痛苦与悲摧。

信中内容也告诉世人，他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入党，一天也没有脱离，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为党和人民工作了20年。

也告诉人们，除他之外，还有7位家人入党或参加革命工作，说明追随共产党闹革命是我们老张家的孜孜追求，我们家也算是一个革命家庭。

我与家人们仔细核实了一下，还确实如此。

7人包括：

奶奶：高增福，1940年8月在七大代表李子厚妻子崔之姝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安定县（延安县）蟠龙区从事妇救工作（见我的记实散文《奶奶》）。

二爸：张步云，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永坪三区（丰百胜行政村）从事党的基层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大队书记。

四爸：张胜云，1944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长期从事地质勘探工作（详情见我的记实散文《大漠戈壁找矿人》）。

堂叔三爸：张发云，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洛川县长、陕西省省交通局副局长。离休后，享受省长级待遇（详见我的记实散文《一个80年党龄的共产党人一一记我的三爸张发云》。

五爸：张德云，1945年冬在延安保育小学（简称“保小”）第11期上学，与当时延安许多领导干部子女一起上学。大西北解放后，党组织想让他去西安印刷厂工作。但五爸生性懦弱，不敢出门，就随三爸在洛川粮食局、延安地区运输工作工作。1964年社教运动后，回乡务农。

姑父：姜崇山，1944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一辈子从事供销、商业饮食服务工作。我的记实散文《秀姑》中有所记载。

大爸儿子：张忠厚，1948年元月11日参加革命工作，长期在甘肃劳改系统下属的五大坪、靖远劳改农场工作（见我的记实散文《大哥，张忠厚》。

信中还谈到，奶奶给大爸抱养的女儿兰英，一直跟大爸前妻生活，前妻去世后，无人照顾。大爸表弟冯玉俊，在兰州粮食局工作，过年回陕北探亲时，就把大爸女儿兰英带到了兰州。当时大爸身陷囹圄，无法照顾，就向组织申请，能否予以照顾。

党组织知道后，十分重视，当即研究让大爸委托亲戚抚养，由组织每月补肋6元生活费。

就这样，小兰英在四爸家、冯玉俊家生活了好多年。

在大爸不断的申诉下，省委、省政府决定，由省政法委牵头，抽调公、检、法干部，组成联合调查组，继续对大爸的案子进行进一步调查核实。

（未完待续）

2024年5月20日

忠义写于城合墨缘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