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五</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15px;">苏华著《书边芦苇》初集</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128, 128, 128);">苏华著《书边芦苇》二、三集</span></p> <p class="ql-block"> 苏华的两本书，用全国视角写人写事的文章也不少，于我，最显眼的切入点是他评介一代报人《徐铸成回忆录》这本书，并为之唱赞歌说：“《大公报》当时标榜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在徐铸成先生这位民主报人身上，随着时代的变迁，理解为新闻记者人格、品德和报格的普遍规律。”关于徐铸成这个老报人的议论，我听说过不少，不过像这样用文字来界定徐铸成先生的，只见过苏华这番话：徐铸成继承和发扬了《大公报》的风骨。可能由于两篇文章都涉及了《大公报》，也可能我知道萧乾先生曾经是《大公报》的名人，自然对苏华在《〈栗子〉和萧乾讲真话的书》一文中关于萧乾的文字格外注意：“一九九三年，我调到山西文史研究馆供职，由于萧乾先生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所以我更加注意收集他的著作了。”苏华去看望萧老顺理成章，其后的文字写得认真、客观、谦逊而带有一些敬佩。这完全正常，无论地理位置还是任职位置、名人和常人的身份价值，还是一次陌生的造访行为，都是情理之中的。偏差在于我这厢：我写过一篇关于萧乾先生的文章——《我认识萧乾》，我现在仍认为我的叙述很客观，讲事实也讲了点道理。我和萧乾先生是在一个叫国家版本图书馆的地方认识并同事了两年。如同苏华所说：“看似嘻嘻哈哈的我，生性也有不愿主动结交名人的一面，可熟惯起来以后，反倒不拘小节，任性而往，随意而谈。”我也是一个不大喜欢结交名人的，得看名人值得不值得结交，不管通过什么形式，包括写文章。这不是什么好习惯，甚至可以说比较坏的毛病。我所以写文章，是因为我在黄雨石老师家吃饭聊天，师母说文洁若在《北京日报》写文章，批评老黄了。我一脸茫然地看着老师，老师说：“嗨，这个文洁若，批评钱钟书清高，把我捎带上，说我是钱钟书的学生，文革中抄了我的日记，里面有很多对社会不满的话。可笑，文章还有这样写的？写钱钟书怎么拐到我这里了？呵呵，呵呵。”听得出，老师和文洁若很熟，不仅是同事，据我所知，老师还给文洁若看过一两次她从英文翻译的稿子。后来，我和老文（那时我们就这样叫）同事了十多年，她曾经当着我的面说：“哼，你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年轻人，还接得了外文室的班？”我听了忍俊不禁，把老文弄懵了。她可能纳闷儿我是不是缺心眼儿，而我则感到这话说得太女人气了。老文干活儿踏实，人也可爱。比如说，她需要你了，能拿一本她的样书，说：小苏，你出版的那本书不错，我们交换一本吧。或者，出版社吃拜年饭，她喜欢把残羹剩菜打包，一下子二十多个饭盒，她拿回去放在冰箱，一吃就是半个月。有一次，我替她张罗打包，张罗过后她动情地对我说：“小苏，你是一个好人！”别嫌我旁枝野叶话痨了，说起老文的趣闻轶事，可以出一本《浮生六记》呢！</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15px;">《徐铸成回忆录（修订版）》（三联书店2018年1月）</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15px;">萧乾著《栗子》（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15px;">巴金著《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1月）</span></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不过，话还是往回说吧。我当场对老师说：“真的吗？我也来拐一下，写写萧乾吧。”估计老师当笑话听了，等我一年多后把文章拿给他看，他很惊愕地边翻边说：“你还真写了？光文章名字就够到位的。”文章一年多后才发表，不是我写得这么慢，是我投了几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肯发表，还有一个地方附了短信说：此类东西不宜发表！还是山西人讲道理，《黄河》2000年6期发表了，当时主编是张发，副主编是谢泳，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出于什么动机发了我的这篇文章的，但对我可是一件大好事。我听到至少三个文化人说，他们都是听了著名鲁迅专家朱正劝说而去看的：“一定看看，妙文！”估计这话不是以讹传讹，《随笔》原主编秦颖给了我有力的证实。2005年他接手《随笔》主编，给我寄来杂志，向我约稿，说早几年前看了我写萧乾先生的文章，一直难忘！2017年他出了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貌相集》，其中还给了我一个貌相，用文字解读说我身上有股“江湖气”。有趣的是他的书里也有萧乾先生一个貌相，他写的格调和苏华写萧乾基本上相同，不同是他特别推荐了我写萧乾的文章，建议读者多方面认识萧乾先生。我的感觉是这个世界有时候真的不够大，我丝毫没有贬损萧乾先生的用意，他一些散文我喜欢，我写萧老只是讲事实也讲了点道理，感觉是萧先生善于自我炒作，主观上希望人们把他当佛爷敬仰，有时候的表演却很不成熟，这不，苏华笔下就验证了我的感觉：“此时，萧老突然睁开眼睛问我，‘巴金的《真话集》你看过没有？’‘不说真话，尽说假话的教训太深了。里面有我许多惨痛教训的回忆’。”这么说，苏华一直在拜访一个挤着眼睛说话的老佛爷吗？突然间，老佛爷醒过来了，睁开眼睛了？苏华好胆量，要我一准吓个半死！然而苏华就是苏华，想必他的某种本能被触及了，糊里糊涂地发问：“怎么老是想着去，而最后总是匆匆忙忙地想着‘下一次吧’就走？”</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128, 128, 128);">黄雨石译劳伦斯《虹》（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10月）</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15px;">秦颖著《貌相集》（三联书店2016年5月）</span></p> <p class="ql-block"> 我和萧乾先生同事的时候，领导要我们叫他“老萧”。我感觉出老萧对“乡里无圣贤”这种不良风气肯定很不满意，但是在湖北咸宁干校，老萧不慎掉进了湖里，不会游泳的他眼看挣扎无望，愣是没有一个人下湖里救人！还是山西诗人牛汉仗着一米九的身高跳下水里，把喝了半肚子水的老萧救了上来，结果遭到了众人的背后呵斥：老牛你多此一举！至于为什么老萧在干校这般触发了出版社的众怒，我不大清楚，但就我所知道的老萧在出版社的所作所为，可用一句歇后语：马尾巴拴豆腐——没法提。要不，老萧去世后我受老文之托，敲开牛汉的家门，递上出席追悼会的邀请，老牛一看便气鼓鼓地对我说：“不去，萧乾是坏人！”</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15px;">山西诗人牛汉</span></p> <p class="ql-block"> 不过，这只是讲点文人好玩的事，我要强调的是，一九四九年以来，无处不在的极左主流意识形态，到底给历代知识分子洗了一个什么澡，应该成为后来知识分子的重要思考。我跟苏华交流过自民国以来，每十年一批的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沉浮，应该引起高度关注。比如，三十年出生的文人，如果在历次运动中一直站在改造别人的位置上的，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见一个人能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换句话说，如今能写出点好文章的，好作品的，都是在运动中受过冲击或者被改造过或者被冷落的。四十年代出生的，好像没有——嗯，也许王学泰是这代人的唯一？不对，还有文笔犀利文风刺骨的章诒和女士！至于五六十年代，如上述苏华所说：“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成长起来的两代文化人”，基本上无可救药；因此，苏华只好借民国知识分子的表现，说：“那时的知识分子比起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更有其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这‘三性’加起来，就是独立思考的思想性。”</p><p class="ql-block"> 这话很有思考，不过“那时的知识分子”只要在新时期这道屋檐下煎熬过，比如萧乾先生，已被“洗澡”得赤裸裸了，有的甚至洗得少皮没毛了。所以，我们今天对“那时的知识分子”也需要分析和批判的目光，赞许是主调，但是鸡蛋里的骨头须得挑一挑。寄希望于当今和未来的知识分子“更有其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这是要得的，因为苏华还说：“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是整个国家命运的缩影。”</p><p class="ql-block"> 那么，这个缩影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128, 128, 128);">万同林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山东画报出版1998年6月）</span></p> <p class="ql-block"> 《面对〈殉道者〉》是一篇两千字的文章，虽然不长，但我感觉是苏华想探讨“国家命运的缩影”的小试牛刀。这是一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始末的精华汇编，苏华看重的是汇编者万同林“在这些已经别人知悉的材料基础上，思考和整理出许多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和研究的话题，这不能不让我怦然心动”。由此，苏华总结出三条，每条都是苏华思考所得，比如第一条里这样的话：“除了胡风及其同仁和一些反思何以从积极参加‘思想改造’，落入‘反右’直至‘文革’深渊的人们，有谁真正将胡风及其同仁们视为整个民族的骄傲与鉴戒？”</p><p class="ql-block"> 答案：没有。不仅没有，而且在主流意识无处不在地荡涤下，人们脑子里接受了什么就是什么了，能够更新的人少而又少，因此胡风分子诗人绿原曾很生气地跟我抱怨说，他在火车上听几个文化人议论谁谁谁出版什么书了、做什么官了，有人很不解地发问：他们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人吗？又有一次，已做了出版社副主编的绿原有些愤怒地跟我说：沈醉是什么人啊？他杀人如麻的时候，我担心掉脑袋，可他的回忆录居然还说绿原是中美合作所特务，简直是无理可讲！那些编辑主编社长都在干什么？胡风平反都好几年了，怎么还出这样的书？</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15px;">沈醉著《我这三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span></p> <p class="ql-block"> 怎么能出这样的书？人家要问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出版这样的书？给我们赚了多少钱啊！”问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有多少读者津津有味地读了沈醉的书，就有多少读者会认定绿原就是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因为沈醉原是中美合作所的头儿，知道得最清楚。一般读者哪会去核对事实，弄清楚那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一手策划的无中生有的冤案？冤案一旦发生，它就成了事实，这是法西斯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逻辑：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是真理。</p><p class="ql-block"> 所以，苏华在文章最后认为胡风被批判的运动，至少留下了三个后遗症，其中第三个是“制造了思想意识案的政治化处置模式，许多知识分子不但丧失了行动的自由，甚至失去了内心思想的自由。”</p><p class="ql-block"> 这就是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不朽小说《一九八四》里天才地归纳的“思想罪”，并认为只有在高度垄断的集权主义国家里，才会出现“思想罪”这种反人类的概念。在这样的国家里，苏华赞同胡风这种殉道者精神，认为这是一种“不屈风骨”。嗯，在没有更进步的思想出现之前，殉道的精神和风骨确实可贵，值得提倡。不过，说到底，这还是一种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支柱。我以为，胡风上书三十万言，就是与虎谋皮，认错了主子。在这点上，可以肯定，胡风跳过民国，接受了所谓的先进思想，其实是直接回到了清朝甚至更远的封建思想模式。但凡他有一点共和思想，他都不会去做这样灯蛾扑火的傻事。我敢这样妄言，是因为我和胡风的两个忠实盟友同属一个出版社，一个是诗人牛汉，一个是诗人、思想者和翻译家绿原。作为一个后辈，我和这两位同事二十多年的前辈不能无话不说，却是有话直说的，因此我多次委婉地和这二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前辈，探讨过一些话题，例如：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思考苏联阵营的瞬间坍塌？这座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厦哗啦啦倾覆，是因为堡垒内部出了某个叛徒还是从根子上它就是邪恶的？</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15px;">苏福忠译奥威尔《一九八四》（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年6月）</span></p> <p class="ql-block"> 回头想想，他俩的回答，从本质上看，从忠君到忠党，一步之遥，还是封建的质地，尽管程度大不一样。他们算不上个体主义者（individualist），世界视角也有局限性。木心说他五十六岁上到了美国，思想才成熟起来；胡风分子们也许需要彻底换个环境，才能彻底成熟起来？</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作者：苏福忠</p><p class="ql-block">图片来自自我拍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