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江抗”的战地玫瑰

蓝天&白云

追寻刘飞将军夫人朱一与戴克林将军夫人林子明的青春足迹

原创作者：王仁山

编辑制作：蓝天&白云

审核校对：刘凯军

图片提供：刘飞将军子女、戴克林将军子女

编辑手记：

这是一篇记录新四军女兵成长历程的记事美文。朱一和林子明，这两位从学生到教师，从女兵到将军夫人的新文化女性，她们虽然有殷实的家庭条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在民族存亡之际，义无反顾地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投身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青春和热血。

战争年代，她们为民族大义，和爱人一起抛头颅洒热血，比翼双飞，坚守信仰；和平年代，她们严于律己，率先垂范，顾全大局，为新中国发展和建设做出了贡献。

朱一和林子明前辈，把一生交给了祖国，交给了人民，她们是新中国女性的楷模和骄傲。我们敬仰她们，颂歌她们，就是为了赓续红色基因，让子子孙孙牢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下面分享由王仁山撰写的《“新江抗”战地玫瑰》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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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从这张照片说起：它拍摄于1941年苏中战场，上面两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一位是后来成为刘飞将军夫人的朱一(右)，一位是后来成为戴克林将军夫人的林子明（左）。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新江抗”、新四军6师18旅、华野1纵、三野20军，她俩都是闻名遐迩的“战地玫瑰”。

1940年4月下旬，刘飞、戴克林等随谭震林化装到江苏常熟东塘，组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新江抗”），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委。

5月的一天，刚刚诞生不到1个月的 “新江抗”1支队，迎来两位年轻姑娘，一个叫朱一，一个叫林子明，她俩都是从青浦化装而来，当即被分配到1支队工作队。此时刘飞是 “新江抗”的政治部主任，戴克林是支队长。在此后的战火硝烟中，飒爽英姿的朱一和林子明先后分别与叱咤风云的刘飞、戴克林将军结成战斗伉俪，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俩和他俩比翼齐飞，携手书写着精彩的人生。

深受红色思想影响都从上海走上革命路

朱一和林子明都出生于殷实的家庭，从小衣食无忧。朱一，原名朱素娟，1914年出生于江苏江阴夏港镇，曾就读于名校江阴南菁中学和苏州高级女子师范学校。她的叔叔朱杏南1927年大革命低潮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苏州吴县地区地下党的第一任区委书记，后担任苏州县委书记。

1929年春，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在国民党中央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而坚贞不屈。1931年5月19日，朱杏南在南京雨花台北坡从容就义。在苏州女师读书时，国文教师孙其敏（孙起孟，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授课时经常讲解鲁迅的《呐喊》等作品，传播进步思想，得到同学们的爱戴和崇敬。

受叔叔朱杏南和老师孙其敏的影响，朱一从心底激起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充满向往。在苏州女师，朱一常与进步同学相聚，秘密传阅《西行漫记》、《大众哲学》等“禁书”，参加驱逐反动校长陈淑、抗议校方辞退孙其敏等三位进步教师的学潮。由于朱一是挂了号“危险分子”，1936年夏毕业时，教育当局有意将她分配到偏僻农村小学任教，对她继续布下“耳目”监视。分配时规定她不准教授国文，只能教体育。朱一不顾“耳目”的监视，仍利用体育课对学生进行不当亡国奴的宣传。

而林子明原名陈雪月，1920年12月生于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比朱一小6岁。其父先是做漆工、当西餐厨师，后在法租界一位丹麦人家做家庭厨师，薪酬颇丰。林子明3岁时母亲病故，父亲因工作无暇照顾，便将她送宁波镇海大碶镇外公、外婆家寄养。外公开裁缝铺，还雇四五个伙计，生意兴隆，收入不错，8岁时将她送镇上条件最好的时敏小学读书。当时大革命失败，大碶镇却仍有共产党人的秘密活动。一天，一位和蔼可亲的王姓高年级同学突然被警署带走；接着，一位很受尊敬的老师也于当夜消失，据说这两位都是共产党员，此事让林子明很困惑。

“九一八”事变后，林子明常见东北逃难到大碶镇乞讨的人，讲述日军烧杀抢掠的恐怖情景。好人被捕，穷人逃难，社会黑暗，没有前途……在林子明幼小的心灵里，留下这些挥之不去的印象。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彻底点燃朱一和林子明的革命热情。

八一三事变后，日本向上海派遣军队，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国难当头。此时朱一24岁，一般女孩这个年龄都已结婚生子了。可她却只身到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她的想法却是：“日寇不灭，何以家为？”在这儿，朱一与从事难民所工作的顾德欢、邱生凡、房雄等地下党员结识，朱一除给难童学校教课外，还创建了一个有十多位进步青少年难民参加的慈愿剧团，并任团长，到上海许多难民收容所演出抗日歌曲、短剧等，激发民众抗日救亡热情。

而14岁从宁波转回上海继续上陈泾小学读书的林子明，1937年夏天高小毕业时，正赶上“七七事变”，父亲安排她在那位丹麦人家帮其打下手做些杂务。丹麦人家所在的法租界受特别保护，林子明在这里可安稳度日。但她考虑的已不是个人安稳，而是民族危亡。当战火烧到上海，在街头听到《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后，她热血沸腾，投身到救亡活动，瞒着父亲报名参加抢救伤员的培训班，经10天培训加入到“抢救伤员团”和“国难青年服务团”等战地服务组织，穿上自己买布做的军装，到激战的四行仓库附近救护伤员；后又加入“民众救亡演说团”，走街串巷慷慨激昂地宣传抗日救亡。

因参加抗日团体的救亡活动，她毅然放弃报考初中。然而，时局的发展比预料更糟，很快上海沦陷，国民政府机构纷纷撤走，各种组织一哄而散。就在彷徨之时，林子明遇见丹麦人邻居的地下党员王仲夫。原来，林子明奋不顾身抗日救亡之举，被王仲夫“尽收眼底”。经他介绍，林子明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华联同乐会”，每晚听讲座，接受抗日教育，由于她写得一手好字，就帮助刻钢板、印传单。林子明还找王仲夫借阅了《西行漫记》《一个女兵的自传》等书籍，激发起她投身革命的热情。林子明向王仲夫提出强烈要求：到延安去，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抗日。她在地下党组织观察考验和培养下逐渐成熟，地下党组织派代表李方明（原名戴湘生）与她面谈、考察后，让她在家等待通知。

日军占领上海初期，大部分兵力派往南京及沿津浦线向北进犯，驻守上海地区的日军兵力有限，因此，上海周边乡村，成为各种抗日力量的活动场所。1938年11月，朱一得悉，难民所的负责人顾德欢，将到青浦抗日游击队工作后，坚决要求随他同去。顾德欢对朱一的革命坚定性已有所了解，此时好像是有意给她更大考验：“我先去了解情况，再回上海带你去。你一个人去不行，必须动员一批进步难友同去。”朱一有文化、有魄力，有向心力，很快做通十多位慈愿剧团演职人员的工作。

1939年1月25日（腊月二十四日），朱一带着这批青年知识骨干，化装越过敌人的9道封锁线，秘密到达青浦县观音堂地区（此时属江苏省管辖），正式加入顾复生领导的淞沪游击纵队第3支队。 朱一对带去的十多人并不满足，5天后的1月30日（腊月三十日），她风风火火返回上海，多方联络又带走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其中就有王仲夫、李方明向她介绍的“坚定分子”林子明。

原来，一心向往延安的林子明，已经在家收拾好了行装，随时准备远走高飞。终于，除夕这天王仲夫来接她了，不过并非远去延安，而是让她就近到青浦打鬼子。只要是抗日，林子明都愿意接受。因怕父亲担心和阻拦，她没有告别亲人，就在本应团圆的日子里失踪了。父亲以为女儿与人私奔，愤怒地将她留在家中的物品抛出家门，以示断绝亲情（后其父得知实情，方冰释前嫌）。

林子明跟随王仲夫到外滩附近的谦捷旅馆，第一次见到来接她到青浦的朱一大姐。这晚先后到旅馆的还有李杏妹（后名李毅），朱一的弟弟朱守恒（后名江新）以及王初化等。朱一又将他们带到了青浦3支队。

民族危亡时刻一起到青浦抗日根据地

上海沦陷， 国民党军队西撤后，迫切需要发动群众，共同抗敌，保卫家乡。这时，1927年加入中共、曾在大革命时期与陈云一道领导过青浦秋收暴动的顾复生，辞去上海工作，回到家乡创建以观音堂为中心的青东抗日根据地，并联合几支抗日力量，组建第3支队。

3支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它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戴笠领导的“淞沪游击纵队”，而行动上坚持独立自主。在与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后，1939年1月，江苏省委决定由顾德欢、顾复生、秦雄（王永成）、蔡群帆、顾德熙组成中共青浦工作委员会。顾复生担任第3支队支队长，而青委会书记是顾德欢。顾德欢是“暗线”，他的公开身份是3支队政训处处长。

朱一、林子明等也被安排到政训处工作，朱一仍然兼任在慈愿剧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3支队剧团团长。为不连累家人，一到达青浦她就将“朱素娟”改名为“朱一”。到观音堂第3天，是“一·二八”事变爆发6周年，为纪念这个日子，朱一将剧团曾在上海编排演出过的许多节目，安排在部队和各个村庄巡回演出，还新编不少小型活报剧。她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演出机会，就连中队长王正芳结婚，朱一也把演出安排到婚礼现场。一次次充满激情的演出，燃起游击队战士和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万丈火焰。

1939年3月左右，剧团男性演职人员全部下部队当兵了，朱一却被顾德欢留在了政训处，担当编写支队教材的任务，这是游击队的第一本教科书，是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课本。她负责从编写、刻蜡纸、印刷，到装订的全部工作。到底是师范高材生，她编写的教材受到上下一致好评。

敌人常常下乡来扫荡，3支队住所极不固定，有时一夜就要换几个宿营地。由于是水乡，部队行军都是小船。政训处有两只船，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深夜要起来巡视，白天却照样高度紧张地工作。这样的战斗生活，朱一并不觉得苦，也不知道怕。为锻炼朱一，顾德欢有意几次让她夜间跟着男队员一起除汉奸，她总能出色完成任务。

朱一在上海难民收容所时，工作大胆泼辣，敢于针锋相对地批评收容所包括国民党员在内的一些人的错误言论和做法。顾德欢几次找她谈话给予肯定，她以为这样自己就是中共党员了。1939年4月，当顾德欢让她写入党申请书时，方知入党有严格程序。当月，由顾德欢书记介绍，朱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夏，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要在扩大抗日武装的同时，积极开展地方群众工作。不久，朱一受命领导开辟青沪公路以北的党群工作，就是在其区域内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起来共同抗日救国。不长时间，她就以极大的热情和魄力，将路北地区的农抗会、妇抗会、儿童团等都轰轰烈烈地组织起来了。

1940年1月，朱一接受了新的任务，就是与林子明、李毅一道，在路北观音堂的钱家木桥附近开办一所小学。实际就是白天上课，晚上以教师身份做掩护，通过办夜校、搞扫盲班开展群众工作。她们每天都有危险伴随着，却从未被吓倒，也未退缩。一次， 3人住进一户人家，这家有前后两个天井院子，她们住在最里面。一天半夜，日军来搜索，朱一十分老练地化装成老太婆烧饭，林子明和李毅则躺在床上装睡。幸好敌人没有搜到里面，才让她们躲过一劫。还有一次，她们在村民陆大勤家，日军来搜查。陆大勤反应灵敏，分别将她的3个孩子交到朱一、林子明和李毅手上， 3人各抱一个孩子，竟然混在乡亲们中跑出去了。

1940年朱一和李毅合影于清浦。

由于林子明出色的工作，尤其是在应对日伪扫荡时表现出坚定、勇敢和机智，1940年3月，经朱一和李毅介绍，党组织吸收她成为中共党员，随后与朱一、李毅被编为同一个党小组，朱一任组长。

在青浦14个月，几乎每天都是血雨腥风的日子，不少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了：1939年夏，曾与朱一一道表演节目、教唱歌曲的3支队1大队教导员房雄，正与顾德欢、周达明等研究工作时发现敌情，他出去观察时，被日寇枪击身亡；1939年2月，顾复生的外甥、1中队中队长王正芳结婚时，朱一曾组织剧团在他婚礼上演出，仅4个月后，1中队遭遇日军袭击，王正芳等12人牺牲；1940年大年初一，曾考察过林子明并将她介绍到青浦的李方明，凌晨与另一位战友起解时，恰遇巡逻敌人，那位战友被射杀，李方明被捕后，受尽酷刑坚决不说党的秘密，被敌人残酷杀害……

这一切都没有吓倒朱一、林子明，反而激励她俩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行。

朱一开辟路北片，既要负责整个“面”，又要抓钱家木桥小学这个“点”，因而她与林子明、李毅时分时合。1940年4月13日晚，朱一和负责路南片的徐虹参加顾复生、顾德欢等领导人召集的会议。朱一和徐虹分别汇报了路北、路南工作情况，深夜会议结束后，二人一道到陆家角北面的独家村住宿。谁知，4月14日凌晨，日伪军突然包围了以观音堂、陆家角为中心的青浦抗日游击区，疯狂进行了半月之久的大屠杀。那天朱一、徐虹醒来发现，陆家角附近布满了敌人。一连几天，敌人到处搜捕烧杀，观音堂方圆十多里的地区大小水陆要道、河汊，均有敌人设的哨卡。敌人先是抓到有疑点的青壮年男子就杀，后来连妇女老少都不放过，老乡们都不敢点火烧饭。

敌人不断查户口搜捕顾复生抗日力量，如躲藏乡亲家中怕连累他们，朱一、徐虹决定冒险向路南突围。路上巧遇一位姓黄的工作队员，方知此时3支队已化整为零转移，顾复生支队长已秘密回上海。她俩就与一位老乡称是一家人，乘小船经几道哨卡，搜身查物，到重固镇敌人据点附近那位老乡的亲戚家躲避。

几天后，朱一探知每天凌晨此地许多菜农送菜到上海市区，于是她俩灵机一动，化装菜农混入上海市区。与此同时，4月14日凌晨，林子明和李毅在睡梦被房东叫醒，发现钱家木桥四周村子满眼是日伪军和太阳旗。她俩随即趁黑到荒野树林里躲避。几次想回找乡亲家住下，都因有日伪军监视而未成。

最后，她俩的做法竟与朱一、徐虹相似，干脆“大隐”于黄渡镇伪军据点附近一位熟悉的老乡家，在敌人“眼皮子底下”住了五六天。老乡每天给她俩送来的都是坏消息：由于日伪军抄出一些藏在草堆里的枪支和书籍，于是威逼村里交出顾复生，否则就要烧全村的房子；敌人了解有顾复生部队人在黄渡镇，准备严密清查户口。为避免给乡亲们带来麻烦，她俩设法找关系弄到一张“良民证”，也混入上海市区。

一起到东塘“江抗”融入铁的新四军 从青浦到达上海市区后，朱一和徐虹，林子明和李毅，都费尽周折，才寻找到地下党组织。朱一先是带徐虹到亲戚家住下，然后打扮成学生模样，每日到跑马厅（现人民广场）东方饭店漫步“转圈子”。她俩知道附近有一个党的秘密联络点，但不知具体位置，于是就在那儿等待。果然，她俩碰到了3支队中队长许世亨，进而见到支队政治部主任张松年（朱启銮）。张松年指示朱一迅速到昆山，然后转乘小轮船到常熟东塘，那儿的一家茶馆会派人接头，给她安排新的工作。

林子明、李毅同样到上海跑马厅附近的一个联络点，联络员陈白告诉她俩，顾复生和其他领导人可能就在附近一家旅馆，等赶去时，他们已离开一天了。于是，她俩也在跑马厅东方饭店附近“转圈子”，碰到了乔装成绅士模样的张松年。按张松年安排，她俩于次日随“江抗”指挥部参谋周达明（不久任“江抗”新组建的3支队参谋长），一起离上海到常熟东塘接受新的工作。

1940年5月初，在敌人大屠杀中劫后余生的朱一和林子明、李毅，在东塘那家茶馆重逢，三人内心万分激动。此时，组织上通知李毅返回上海另有任务。而周达明带着朱一和林子明去了

“江抗”。

她俩太高兴了！因为，1939年初夏“江抗”东进上海袭击虹桥机场，截击水上汽艇时，她俩正在青浦根据地，无不为之振奋。特别是7月上旬，叶飞率 “江抗”到达观音堂地区，对青浦党、政、军干部做报告时，朱一做会议记录，更是心潮澎湃。会后，“江抗”要带走3支队的几位剧团演员，朱一要求同去，却因工作需要未获支队领导批准。现在，她俩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地方，怎能不兴奋！她俩被安排到了1支队政治部工作队。

工作队有10多个队员，队长是张孟荣，而女性就朱一、林子明和另一位叫陈光的姑娘3人。 工作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仗时担负救护伤员的任务。这对朱一和林子明来说，已是拿手好戏。经过在上海街头抗日救亡宣传，特别是在青浦14个月的“开辟”实践，她俩对于如何宣传组织群众，“把自己的力量搞得大大的”，深谙其道。很快，朱一担任了工作队队长，林子明也是独当一面的队员。她俩出色的工作，连司令员谭震林、政治部主任刘飞、支队长戴克林等都刮目相看，成为引人瞩目的战地玫瑰。

不久，为开辟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江抗”成立直属的民运大队，朱一受命担任大队长。民运大队将工作队员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县区乡做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游击武装，镇压恶霸汉奸，建立地方政权，发展党的组织，迅速开辟扩大抗日根据地。

从左至右：林子明、朱一、陈光（拍摄于1941年）

1940年8月，“江抗”组建民运训练大队，朱一又担任大队长。“民运大队”和“民训大队”的工作总目标是一致的，但各自具体目标又有区别。简单地说，民运大队直接负责“开辟”，而民训大队则是培养更多的人去“开辟”。民训大队先后办了5个班，其中有一个女子班。学员除了澄、锡、虞地区的青年骨干、进步学生和店员、学徒等爱国青年外，还有冲破日伪封锁、克服种种障碍，来自无锡、苏州、上海等城市的爱国学生和工人。民训大队没有固定的上课地点，经常跟着“江抗”指挥部在江阴蒲墅里、无锡张缪舍、肖庄圩等一带流动办学。以村庄的打谷场、农家的天井院子当课堂。

在3个多月的培训中，向学员讲授了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中国革命运动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怎样做好民运工作等内容。这些学员，最后都唱着《毕业上前线歌》奔赴抗日战场，其中不少走上重要领导岗位。朱一可谓桃李满天下啊。 与此同时，1支队调往锡北寨门地区，工作队一同前往做“开辟”工作。林子明做“开辟”工作已是轻车熟路，她在锡北先后担任张寨区委书记、锡北县委宣传部长兼妇女部长，独立地担当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减租减息，向抗日武装输送兵员、支援粮草的重任。后来，朱一出任澄西县委组织部部长，更是挑起培养抗日干部，“把我们的力量搞得大大的”的重担。

正是在这个时期，朱一的革命坚定性和出色的工作，吸引了“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的目光。同样，刘飞当年在黄安（现红安）带一个赤卫连参加红军、翻越雪山，三过草地，“江抗”西撤遭国民党顽固袭击时，身为政治部主任带头冲锋而身负重伤的英雄形象，也为朱一所敬佩。此时刘飞已35岁，该成家了。连谭震林也关心起他的婚姻大事。一天，谭司令员对刘飞半开玩笑地说，要为他介绍一位“刚从莫斯科回来，工人出身而革命觉悟高的女工”。不料，刘飞却以“我要么不结婚，要找就找个知识分子，是老婆又是老师”而婉拒。谭震林只好笑对：“好，好，只要你有本事找到，我立马就批准结婚！” 或许是受到谭司令员的“刺激”，眼看朱一将派到地方工作，刘飞不再犹豫。一天，刘飞兴冲冲地敲开谭震林的门“报告”：“老板，知识分子我找到了！”谭震林立即回道：“是朱一吧？”原来，谭震林早就知道这个“动向”，于是当即批准他俩的结婚申请。不久，刘飞调任新“江抗”第1纵队政委，就在驻地，他俩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后来，已怀孕的朱一无法随部队一起转移，组织安排她秘密回江阴老家生育孩子。再后来，朱一担任了华野一纵子弟小学校长、三野子弟学校教导主任等职。朱一晚年曾对女儿凯军讲过：“那时‘江抗’的人都说我素来敬慕刘飞，其实部队整天行军作战，我要忙着做群众工作，哪有时间想这些事！后来回想起来，我和你爸爸之所以能走到一起，说到底还是感到你爸爸这个人对党忠诚，作战勇敢，也很关心人，靠得住可以托付终身，只是有些想法当时不是很清晰罢了。”

皖南事变后，苏南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6师，东路部队组建为6师18旅。1941年5月，6师组织庞大的“江南参观团”赴苏北新四军军部参观学习，林子明是参观团中5名女性之一。

不久，日、伪、顽对苏南发动大扫荡、大清乡，形势骤变。为保存实力，上级决定，参观团中包括林子明在内的18旅以及身份公开的地方干部，不回苏南，暂时安排到如西县双甸区帮助工作。11月，6师师部以及18旅中做地方工作且身份公开的干部，分批由苏南向苏中的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转移。

1941年12月，林子明调到江都县曹王区担任区委书记。不久，因真武区骨头难啃，又派林子明去担任书记并兼游击连指导员。江都的真武、丁沟、樊川3个区，丁沟、樊川被日伪军控制，经常下来扫荡；樊川有一股土匪武装，经常抢劫扰民。真武区夹在中间，“开辟”工作难度极大，林子明就在夹缝之中，建立了乡、村政权，发展壮大抗日的力量。由于林子明倾注心血的工作，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和学生加入抗日队伍。

解放后担任过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组织干部处处长的邱枫晚年回忆说，她当年在江都，就是听了林子明的激情演讲而热血沸腾，从而参加新四军走上革命道路。 就在林子明任江都曹王区委书记期间，中央发出“主力部队地方化”号召，戴克林被派到丹北地区担任军事部长，一天他托人捎来一封信给“陈雪月”，正当工作人员为查无此人着急时，被林子明看到。原来，“陈雪月”就是到江都后，因工作需要而改名的“林子明”。这是一封情书，戴克林正式向林子明表白心迹。而戴克林西征时身负重伤掉队凭着信念乞讨四个月到达延安；到东路在谭震林宣布其担任支队长的当天，突遇敌人袭击受命指挥，就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些传奇故事也让林子明无比感动。1942年冬，新四军苏中一分区组建第二个江都独立团，戴克林任参谋长，林子明又与戴克林在江都共同战斗。

1943年初秋，在时任1师18旅旅长刘飞和夫人朱一关心下，由江都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杨逸麟筹划，戴克林与林子明在江都举行了婚礼。林子明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我与克林结婚后，身边有人问：戴参谋长说话口吃，满身伤疤，你怎么找他？我总以为相爱要看思想，论品德。克林对党忠诚，革命意志坚强；为人厚道，待人亲切，立身清正廉洁，做事光明磊落。他身上留下许多伤疤，是对敌斗争的光荣记录。我不仅不嫌弃，恰是又敬又爱。”

前排左起：彭冲、刘文学、刘飞、林子明（左六）；二排右二朱一；后排左一邱布（1944年拍摄于苏中）

拍摄于1949年上海，前排左林子明，右朱一，后陆大勤（当年掩护过她们的村民）

前排左起：戴晓汶、刘晓亮；后排左起：林子明、朱一、苏菲、蔡群帆、刘飞（拍摄于1949年）

1949年拍摄于上海嘉定：前排左起刘晓亮、戴林溪、朱行行、戴晓汶；后排左起：朱一、刘凯军、林子明、戴燕燕

1949年10月拍摄于上海：朱一（右）、林子明（左）

1955年，人民解放军大规模整编，朱一、林子明带头执行军委决定，依依不舍脱下军装。为减少国家困难，朱一甘愿放弃工作，相夫教子当家属，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林子明转业到地方，先后担任过无锡市委机关党委书记、合肥工业大学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处处长、南京大学组织部副部长、浙江医科大学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1957年拍摄于南京：朱一（左）、林子明（右）

1965年拍摄于上海：左起：朱一、张青、林子明

1966年拍摄于扬州：左起：朱一、赵珍、林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