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记录

＆常学则明＆

　　上海博物馆东馆的开馆大展《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在5月20日闭幕了。我有幸在5月10日那天去参观了。在现场手机、相机和手持摄像一起用，还微信扫描标卡上的二维码链接，试图能够比较完整地记录下珍贵的资料。但是现场人群拥挤还是有许多缺失。

　　经过断断续续的10天左右时间整理，初步成文。与不方便、没时间参观展览的朋友们一起分享 。若有差错，请朋友们及时提醒我修改。

　　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是“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三展，由上海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等全国28家文博考古机构携手推出，展览将持续至5月20日。展览共计363件/套文物，汇集了最新考古发现，最新文物修复成果，是迄今为止古蜀文明考古出土文物在四川省外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阵容。

古蜀文明自成体系，文化传承延绵不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震惊世界，神秘的古蜀文明令人神往。两处遗址有很多相同文化现象和大量相似文物，证明以两处遗址为代表的古蜀王国是夏商周时期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叩开了古蜀历史的大门，逐步揭开古蜀王国的神秘面纱，深刻揭示了中原以外的边缘地区文化的特殊性，是为中华文化起源“满天星斗”学说的重要佐证。

这次展览以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笄发青铜人头像、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辫发青铜人头像为序，通过“天行乾道”“地势坤物”“人和明德”三个部分，向公众全面揭示古蜀文明的面貌、内涵和特点，着力呈现古蜀文明与不同族群和文化的交流互动，以及中华文明发展的多元一体和开放包容特性。

第一部分：天行乾道

先秦时期，古代中国思想领域的许多核心知识正在逐渐形成。古蜀文明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系统显示了与中华文明密不可分的特征，这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背景的真实写照。古蜀文明具有显著的区域特点，奇诡神秘的艺术表现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体现了古蜀人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与惊人的创造力。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具有共同文化因素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古蜀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以及古蜀文明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一脉相承的特质。

展出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夔龙冠纵目青铜面具、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金蛙形饰等文物，以阐释古蜀文明独特的古史传承体系与信仰体系。

金面具笄发青铜人头像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高48.1宽22厘米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笄发青铜人头像在面部粘贴与面部相同的金面罩，露出眉毛、眼睛。
圆顶，头发似从后向前梳，发梢敛于面罩内，脑后留有一方孔，似接发簪，发际线清晰可见，额头两侧耳上方各有三角形装饰，顶部周围有两圈未闭合的凸棱，与耳部上方三角形装饰相接，眉头较尖，眉尾斜直，眉头低于眉尾，立眼，上眼睑微上弧，下眼睑下凸明显，外眼角高于内眼角，鼻梁高挺，蒜头鼻，两鼻孔成M形，阔口微张，嘴角下勾，口缝微下弧，长耳，双耳耳垂穿孔，颈部下端残缺。
旁边的这件金面具辫发青铜人头像与它发式相同，但为平顶，垂辫于脑后，形象威严肃穆而富有神秘感。

　　金面具辫发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的青铜人头像除了冠饰，还有各种不同的发型。
三星堆青铜人像主要有笄发和辫发两种类型，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的是三星堆国家内部的两个贵族权力集团，分别执掌宗教权力和贵族权力。此外，还有盘发、立发等类型。
金面具是古蜀文明权利的重要标志。两个带金面具的青铜头像就在一楼展厅的入口处。

夔龙冠纵目青铜面具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长77.4 宽55 高82.5 面具高31.5厘米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该面具出土时，尚见眼、眉描黛色，口唇涂朱砂。其整体造型意象神秘诡谲，风格雄奇华美，在三星堆各类人物形象中颇显特出。
　　面具双眼眼球呈柱状外凸，向前伸出约10厘米。一般认为，面具的眼睛大致符合史书中有关蜀人始祖蚕丛“纵目”的记载。亦有认为“纵目”应是“竖眼”之意，即如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二郎神额中的眼睛，其形象可能是祖先神造像。或联系夔龙形额饰的造型，认为它与神话中“人首龙（蛇）身”“直目正乘”的天神烛龙有关。

青铜鸡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长10 宽4 高14.2厘米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三星堆出土的众多神像、神灵都极具神秘诡秘之色彩，其造型手段也多用夸张的、超现实的表现方式，而唯有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这件青铜鸡却可称得上是写实风格的杰作。青铜雄鸡造型风格颇为写实，与三星堆众多属意象造型的艺术品形成了鲜明对比，是三星堆青铜文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铜鸡为范铸法铸造，尾羽丰满，引颈仰首，气宇轩昂，神采飞扬。其冠、眼、喙、爪、羽毛等刻画工细不苟，神形兼备。整体造像谨严而不失灵动，体现出雄奇超逸的气格，堪称极难得的艺术神品。
　　此铜鸡自非一般的家禽，有更深沉的象征意义，或许它代表的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鸡”“神鸡”。正所谓“雄鸡一唱天下白”，这件雄鸡的造型意蕴引吭高歌、呼唤日出，带给人间无限光明。

青铜无首人形器

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世纪）

长10.4,宽4.6,厚1.4厘米

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本件青铜无首人形器人物造型抽象。无头，颈部有一直径较大的圆孔。身体上部凸起，下部平齐。躯体细长，肩部较窄，腰部不收。双臂直伸，平放身旁，手内侧与身躯相连。双腿粗壮，向两侧略弯曲。双足外翻，踵部突起，足尖上翘。人形器的颈部与小腿处各对称有两小圆孔，似为铆接固定或悬挂之用。

青铜猪鼻龙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长120厘米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整体呈圆柱形，吻部前端较扁平，向前突出，横截面呈圆角长方形，周围饰一圈带孔牙璋图案及阴刻弦纹。吻部上端有三个圆形穿孔（其中一处在牙璋图案处，两处位于阴刻弦纹之间，其中左侧穿孔可见钻孔痕迹），下端两穿孔均位于牙璋图案处。头部遍饰鳞纹，额头正中生一角，角扁平，前端残断。“臣”字形目，眼球外凸，颌下正中饰神树图案，两侧饰网格状纹饰（疑似牙齿），耳部呈镰刀状向前弯曲，左耳从根部残断，可见内部白色的范土。头部与身体间隔以环形宽带纹，宽带纹两侧各有一圆角三棱形纹饰。身体两侧饰以刀形羽纹，腹下饰波浪纹。尾部羽纹略有不同，分出一支呈钩状，另有一圈环形宽带纹。尾部末端呈波浪状，有三圆形穿孔。

青铜太阳形器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直径85 阳部直径28 高6.5厘米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器”全部被砸碎并经火焚烧。从残件中能识别出6个个体，经修复复原的2件太阳形器的直径均在85厘米左右，构型完全一致。这里介绍的是其中一件。
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未见于以往的出土文物，发掘者因其与同坑出土的铜神殿屋盖上的“太阳芒纹”的形式相似等原因将其定名为“太阳形器”。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此器的形式构成是车轮，或是用于军事作战的盾牌上的盾饰。多数意见认为，这种形制的器物应即是“太阳形器”。它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又或用于祭祀仪式，钉挂在某种物体之上，作为太阳之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许多重器如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及其他一些青铜重器上的大量的各式太阳纹饰表明，“太阳崇拜”在三星堆古蜀国的宗教文化中颇为突出。可以推知，商代的古蜀国已有专门祭日的仪式，并当在古蜀国诸多祭仪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成都平原古族的信奉习俗，“太阳崇拜”一直延及东周。据《华阳国志》记载，末代蜀王族的号为“开明”。一般认为，“开明”词义与“太阳升起”密切相关。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铜立人像等，则正是商末至西周早期之间古蜀太阳（太阳神）崇拜的实物例证。作为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它们与三星堆同类器物前后衔接，为进一步研究古蜀宗教文化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据。

金蛙形饰

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世纪）

长6.9,宽6,厚0.05厘米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整器为片状，头部呈尖桃形，面部并列一对圆眼，整体造型像青蛙或蟾蜍。身呈亚字形，蛙背部中间有一脊线，前后四肢相对向内弯曲，身体尾端呈尖状。脊两侧饰对称弦纹，由背脊处延伸至四肢，弦纹内饰一排连珠状乳丁纹。此器制作时可能使用模具加工，经锤鍱成型后，再切割成外形。目前在金沙遗址已出土8件。
蛙纹图案在公元前3000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上已有大量发现。而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蛙既是生殖崇拜的象征，也是月亮崇拜的代表，同时祭蛙又被赋予了求雨的功能。在这件金蛙形器出土之前，三星堆遗址中就发现了一件写实的圆雕石蟾蜍。
学者推测，此类器物很有可能是与“太阳神鸟”金饰组合，贴附在漆器上使用。其构图“太阳神鸟”金饰居于漆器的中央，周围等距放射状或旋转状的排列金蛙形器。

青铜神树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残高94 底座直径54.8厘米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全器曾被砸击、火烧，树干上有两处明显的砸击凹痕，树座被砸破变形，均残断。因出土器件不全，无法拼接复原。

器物分树座和树干两部分，树座三等份分铸后拼合，并用铆钉固定，与座圈衔接处用铜液铆焊。树座圆形座圈上三足在三个方向呈拱形，座圈三面正中各起一方台，方台上各有一高19厘米的跪坐人像。人像大眼、直鼻、大耳，身穿对襟半袖长衣，衣饰勾云纹，腰束带，前裙及膝，后裙压于股下，两臂平抬呈持握状，光脚。

树干现存二层树枝，均有三枝，分别向三个方向伸出，与树座三足一致。第一层树枝靠近根部，大部残断无存；第二层树枝仅一枝保存完好，另二枝大部残断无存。

观念

古蜀文明有自身独特的古史传承体系，通过考古发现揭示了典籍中充满神话色彩的蜀王世系和英雄传说却有真实的“历史”素地。古蜀文明目前尚未发现成熟的文字系统，但是这些蕴含思想性的艺术形象既是古蜀人历史观念的真实反映也是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烙印，表明古蜀文明的形成具有不同的文化来源。

第二部分：地势坤物

四川盆地周围群山环绕，构成一个近乎完全封闭的地理环境，但是穿越盆地的岷江、沱江、长江等又与外界相通，使成都平原处于交通的十字路口。以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等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以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吴城文化等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四坝文化、齐家文化等为代表的甘青地区，以及远达海滨地区的各种文化因素纷纷向成都平原汇聚，共同塑造了古蜀文明的辉煌。这种物质文化现象不仅为传世文献典籍中的相关记载提供了佐证，还深刻揭示了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周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甘青地区文明之间长期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史实。

该部分展出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的金面具、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十节玉琮和有领玉璧等文物，以阐释古蜀文明的权力表现形式及礼制观念。其中，金面具使用锤工艺完成整体造型，再通过脱錾和裁切的技法形成眉目等透雕轮廓，最后以轧亮的方式使其光彩夺目。展览中的金面具为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科技中心最新修复成果之一，以其焕然一新的面貌和观众见面。

青铜爬龙权杖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高41 宽18.8 最大径9厘米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这件青铜爬龙权杖的柱断面呈椭圆形，顶部斜平，下端四面有半圆形缺口，缺口相对的上方各有一圆形穿孔。柱顶有一龙，龙头上有镰形大耳一对，耳内内侧有一对犄角。龙口大张，呲牙咧嘴，两前爪趴于柱顶上，身尾下垂贴于柱侧，后爪紧紧抓柱两侧，尾巴上卷，在和龙相对应的柱壁另一侧，有一简化的头向下的夔形饰。此器可能是某种器物上的附件。

从这条龙的头部看，很像山羊，还有长长的胡须，所以有人认为应该定名为神羊；从身体看，它细长的身体又很像蜥蜴。

竖披发青铜人像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高104厘米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此件青铜人像竖披发，分为三股，一部分在头顶上上卷，另一部分向后尾端上翘，另有两侧竖发直接上翘至脑后，尾端向上勾卷，脑后有五组竖发，尾端向后凸出。浓眉大眼，鼻梁高挺，嘴角向下，大耳，左右皆有圆孔。脖子修长，左臂握拳上举，手握飘带，大拇指上翘，右臂从肘部残，平举至腰部，残臂手部残缺，似呈拳握状，小拇指向外呈兰花指状。
身穿无袖及膝长裙，右衽，腰部束带。臀部后翘，膝盖弯曲，呈半蹲状。赤足立于方座之上。膝盖连接裙摆处有桃形装饰，两小腿外侧饰眼形装饰。

兽首冠青铜人像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残高42.6宽21.3两耳宽23.2厘米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古人重冠，冠具有身份地位的标识意义。兽首冠人像与大立人像头冠、体量等的差别，反映出二者职司范围与权力大小的差异。
这件人像仅存上半身，估计是在入坑前举行某种宗教仪式时被有意火燎及砸损所致。人像体态端庄，神情冷峻肃穆，两臂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双手皆作执握中空的手型。其所穿对襟衣纹饰精丽，且腰间系带插觹，整个构型和服饰符号元素的运用均力图表现人像的威武气质和着装的神秘华丽。推测这尊人像表现的也应是某种祭仪主持者的形象，其所穿之衣应是法衣。
总体来看，人像造型及手势与大立人像相类，其手势的细微变化在于其右手大拇指并未与其他四指扣拢，且小拇指作略向外微翘状，其形式意味与后来道教法术的“捻诀”颇为相似，从手形来看，似乎原握有形制为外圆内方的“琮”这种礼器。造像最为引人注意的便是其奇特的兽首冠。兽首冠作昂扬取势，兽口宽扁，口部两侧各饰一太阳纹。冠两侧为兽眼，冠顶中部铸一劲拔的兽鼻，冠顶后部两侧铸呈外展开张之势的兽耳。兽首怪异莫名，显然是综合多种动物局部特征的复合型神兽形象。从兽鼻和兽耳的造型特征看，当是以意象手法仿拟大象的鼻与耳。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大量用以祭祀的象牙，二号坑出土的一件玉璋上也刻有以象牙为献祭品的图像，均侧面反映出古蜀人对大象的崇奉。由此看来，提取象的形貌特征以作为兽首头冠的主要形式构成元素，完全在情理之中。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青铜牌饰

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长12.8 宽6.7 厚0.6厘米

1987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仓包包祭祀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牌饰平面似长方形，体薄，微拱如瓦状。上边直，下边微弧，器表平刻有变形缠枝浮雕图案。主干环绕于器表四周，与中间的枝干相互连接，居中的枝干两旁有三层果枝对称向外斜出，与周边枝干相连，枝干侧有12个叶芽和4个圆形似果子的饰物相间其中，空隙中均镶嵌有绿松石碎片。铜牌两侧边缘上下各有半圆形穿钮，便于固定。背面铜锈上有竹编印纹痕迹。
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是中原地区神权的标志性器物。四川地区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可能是受到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的双重影响，反映了不同区域之间文化的交流与扩散。

青铜大面具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宽131高71深66厘米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三星堆器物坑出土了多件人头像和面具，本件青铜大面具保存较为完整。其面庞夸张，棱角分明，线条流畅，宽颐、广额、粗横眉作扬起状、蒜头鼻、阔口、长耳，耳廓较宽，耳垂有一圆孔。面具的两侧上下及额部中间有方形穿孔，可能是用于固定用途。

兽面纹玉方座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长12.6 宽8.8 厚5厘米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玉质通体呈青灰色，器型为规则长方体。方座四个侧面均有纹饰，两长边侧面为兽面纹，兽面呈一对夔龙向两面展开状，卷角，龙尾上卷，方颐，长眉直达龙尾端，大眼，长直鼻，阔口，露齿，兽面纹两侧有形似焦叶纹的山形纹饰；两短边侧面为凤鸟纹与山形纹饰，凤鸟眼圆，喙长而尖，鸟身较长，背部耸起一只羽翅，鸟纹两侧各有一山形纹饰。顶面有一直径约2厘米的半圆孔。本件器物疑似某器物的底座。

有领玉璧

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世纪）

直径24.25，孔径6.46，高1.94，壁厚 0.52厘米

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该器体型巨大、制作规整，且由于光的作用与土壤的影响，出土时器表两面呈现出不同的色泽，其中阳面呈紫蓝色，阴面呈浅白色。这种现象体现出玉器因自身矿物质成分分布不均匀，受埋藏环境影响而产生的神奇变化。

十节玉琮

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前2300年）

上端长6.94,下端长6.3,上孔径5.55,下孔径5.14,高 22.2厘米

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十节玉琮呈长方柱体，外方内圆，上大下小，中间贯通一孔，上下均出射。全器共分十节，每节雕刻有简化人面纹，由阴刻细密平行线纹的长方形横棱表示羽冠，用管钻琢出一大一小的两个圆圈，分别表示眼睛和眼珠。长方形的短横档上有形似卷云纹的几何形图案，表示鼻子。在其上射部阴刻一人形符号，人形头戴长冠饰，双手平举，长袖飘逸，袖上还有羽毛形装饰，双脚叉开，仿佛正在舞蹈。孔内壁两头大中间小，为双面钻孔而成。
器内外打磨抛光，玉质平滑光润，制作十分规整。此器在料、工、形、纹上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其他玉琮完全不同，却与浙江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相似，说明两地在较早时期可能就有了交流与往来。

玉牙璋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长68.8 宽7.8 厚1.0厘米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玉牙璋两面扁平，射部渐向前宽出，前端有叉形刃。射本部两侧有齿饰，上、下齿均呈云雷纹状向内勾卷，中间为直齿。蚀变白云岩，黑色。局部被火烧后泛白，残断，经拼接复原。射与邸之间有一直径0.7厘米的管钻圆穿。
玉璋是三星堆出土玉器中最多一类。关于璋的用途，有祭天、拜日、祈年、兵符等多种观点。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刻划一个图案，是在两个山峰的外侧各插有一件璋，刃口向上，柄部向下，说明玉璋在当时祭祀活动中可能是作为祭祀山川的礼器。二号坑还出土了一件双手执握玉璋作祭拜状的小铜人像，则为我们生动地显示出了古蜀祭祀活动中玉璋的使用方法。

兽面纹青铜尊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高45 口径42.8 底径22 肩径28厘米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尖角方唇，沿微弧，喇叭口，束颈，斜肩，深腹，平底，高圈足。颈部有三周凸弦纹，肩部有三立鸟与腹部、圈足上的扉棱成一线，将肩部、腹部及圈足上的纹饰分隔成三组。圈足上部有三处镂空。肩外缘有三个卷角羊头，与三立鸟相间，羊头两角间也各有一立鸟，鸟已残。肩部饰象鼻龙纹，地纹为双勾云雷纹。腹部主纹为双夔龙组成的兽面纹，两侧有以扉棱为中轴倒置的兽面纹。圈足上部有一周凸弦纹，其下主纹为虎耳龙纹形成的兽面纹。
青铜尊不仅出土数量很多，而且还有顶尊的跪坐人像和表现顶尊祭祀场面的铜器出土。因此尊一定还有更多的含义。

“尊”是盛行于商周时期的主要盛酒器之一，在商周青铜礼器中占有重要地位。甲骨文“尊”字像双手捧着酒器，《说文解字·酉部》云：“尊，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早期的“尊”，是对礼器的统称，《周礼·春官·司尊彝》有献尊、象尊、著尊、壶尊、大尊、山尊等“六尊”。北宋吕大临《考古图》中首次出现“尊”这一类别，宣和年间成书的《博古图录》更加完善了尊与其他青铜器的区别，基本上确定了尊的形态。

兽面纹青铜罍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高35.4 口径20.1 腹径28 圈足径18.5厘米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和青铜尊一样，应该均为祭器。这件兽面纹青铜罍方唇，窄沿，直口，直颈，斜肩微弧，直腹，近底处弧形内收，平底，圈足稍外撇。颈部有三周凸弦纹，肩部、腹部和圈足上各有四扉棱，上下对应，将纹饰四等分。肩外缘及器壁上补铸四个卷角羊头。肩、腹及圈足纹饰均以云雷纹为地。肩部饰象鼻龙纹。腹部上沿纹饰同肩部；中部主纹为卷角夔龙组成的兽面纹，兽面正中有一浅凸棱，主纹两侧又有以扉棱为中轴倒置的兽面纹；下部有目云纹饰带。圈足上部有四个方形镂孔与扉棱成一线，下沿有八个小镂孔。圈足饰双列式目纹。

罍 读作罍(léi)，⒈ 古代一种盛酒的容器。小口，广肩，深腹，圈足，有盖，多用青铜或陶制成。⒉ 盥洗用的器皿。《诗经》里提到罍，《诗·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这里的“金罍”即是青铜罍。罍诞生于商代晚期，流行于西周至春秋中期，绝迹于战国时期。青铜罍在历史上流行时间较短。

制度

古蜀王国利用宗教信仰代替强权政治，通过礼制构建来维系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古蜀文明的玉石礼器和青铜礼器具有中原地区、西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特征，有的是从这些直接输入的产品，有的则是古蜀工匠的仿制品。这些明显具有中华文明风格的礼器，可以看到中原文化的远程辐射。这不仅是不同地区的工匠流动和技术交流，更是思想和信仰认同的真实写照。

第三部分：人和明德

从黄河流域“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到长江流域良渚古城、石家河古城的强势崛起，中华大地普遍步入早期文明社会。古蜀文明自成体系，传承有序。考古学研究显示，古蜀文明的源头在川西高原的岷山上游。古蜀人当中既有来自西蜀本土者，也有来自西北、西南和东方长江中下游的各个支系，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族群。这些情况表明古蜀王国作为一个地域性政治体，很早便是一个多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开放系统，吸纳了来自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观念、思想和技术，并融为一体。

该部分展出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大神兽、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出土的长发青铜跪坐人像和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青铜人头像、石虎、玉剑鞘等文物，体现古蜀文明的社会体系、服饰习俗、祭祀礼仪文化及其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

高柄陶豆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口径12.6，底径15.1，高52.4厘米

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陶高柄豆是金沙遗址早期的典型器物之一，和陶瓶、陶盉等陶器一样承袭自三星堆文化，反映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紧密的传承关系。
此件高柄陶豆造型极富特色。器身呈杯状，高柄如灯，座呈喇叭状，中空，因此不能作为盛器使用，可能为尖底器的器座或为祭祀用品。

鸟头把陶勺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长15.5 宽3.6 厚4.2厘米

1980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鸟头勺把是三星堆最具特色的陶器，它们是“鸟头把勺”的一部分，因为勺体不易保存，大多仅存勺把。遗址出土了数以千计鸟头形勺把，其鸟头形象颇似鱼凫（鱼鹰），可能与古蜀传说中以鱼凫为族名、族徽的鱼凫王朝有关。有学者认为，鸟头勺把应不仅仅是生活用品，而是古蜀人在祭祀礼仪活动使用的一种祭祀用品。

尖帽青铜人像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高19.5宽5.5厘米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保存完整。整体形态稳定，各部位比例大致协调，唯头部与四肢偏大。粗眉，三角斜眼，高鼻，大口，口部以两道窄凹槽表现，长方耳，耳后各有三个小圆孔，中间小孔未透，头后有“U”形轮廓，故其发式为“笄发”。头戴尖脊帽，弧形尖脊前端与额头平齐，中部两侧各有一孔，原或插笄。粗颈，窄肩，双臂呈“作揖”状，双手对握，右手在外，左手在内，中有圆孔，原似应持物。躯干挺立，双脚略微分开直立，跣足，可见脚趾，足底有孔，与脚踝内侧孔对穿，似为固定之用。上身着长素衣，似左衽，腰间系带，于身前腹部打节，下身穿短裙，裙摆盖膝，上衣背部和短裙均有多道纵向折痕，似“百褶裙”。

长发青铜跪坐人像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高48 宽15.5 厚13.6厘米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人像整体呈跪姿，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头部微颔并扭向身体右侧，表示两股头发的铜条大致平行，呈相对的凹槽状，中有缝隙。双手呈半“合十”对掌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尚未完全合拢，中有缝隙。两手缝隙及隔片、头发缝隙及削平的左肩，共同构成一个卡槽。两膝贴地，双脚前脚掌着地，后脚掌抬起。身体重心在左肩与双手手掌之间卡槽的位置，表现出强烈的负重感。两小腿外侧各饰一组4个歧羽纹，两小腿肚各饰1个羽冠纹。该文物从造型、纹饰等方面来说都是三星堆考古全新的发现，对研究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及艺术、宗教信仰与社会体系、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材料。

高冠立发青铜人像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高11 宽6.5厘米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仅存头部，整体器形不明。国字脸，粗眉，三角斜眼，高鼻，大口，方颌，长方耳，耳垂处有小圆孔，头后有“U”形轮廓，故其发式为“笄发”。头戴高冠，冠梁较宽，绕头一圈，前额两侧向外伸出，呈“几”字形，冠身较高且向后下方弯折，表面有多道沟垄，与后世的“纶巾”较相似。下颌下接一长柱，似表现人头像的颈部，末端呈尖锥状，原应套接其他器物，头后往下斜伸出一圆柱与头像相连。

玉剑鞘

商代晚期—西周早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世纪）

长30.32，宽10.70-18.70，厚1.28厘米

2001年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整器成上大下小的梯形，正面刻划出五道上宽下窄的凹槽，槽间有脊；背面平整，以阴线刻划出边栏，两侧刻划装饰性短线。两侧边向内卷曲形成卡槽，卡槽上有8个小孔，器身上有6个大孔。
目前金沙遗址中已出土了两件此类形制的器物，均为国内首次发现。经测试这一件器物每一刻槽的宽度和形态正好与一件玉剑的宽度与形态相吻合，初步推测可能是在器外封上皮囊一类的物质，作为剑鞘使用。

青铜虎头龙身像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通高75.5 前后长58 左右宽38.5 座高10厘米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头上有两犄角，圆眼外鼓，眼球墨绘，位于角跟两侧，兽鼻向上微鼓，鼻孔清晰可见，脑后两侧有圆尖耳，阔口微张露齿，上下各有两颗獠牙、四颗门齿，中间衔一铜质条状飘带，飘带向后弯曲。长颈，前肢撑于器座之上，前爪有五趾，前四后一，胸部以下翻折向上，后肢腾空，双爪合并，后爪有五趾，前四后一，膝关节有象征关节的尖棱，腹部下侧用铜丝交叉缠绕捆绑加固。器座呈三叉形，中间高拢呈山形。三个角各有一鸟，鸟头顶有冠，圆眼，宽扁嘴，长颈，体型肥硕，胸部中空，呈倒立桃形，翅膀收翅向后，尾羽与底座隆起处相接，双爪站立于座上，爪似呈蹼状，可能为某种水禽，脑袋至后背呈鳞状羽，翅膀及尾羽有凹弦纹装饰，内填红彩，多数脱落。前面鸟保存较好，左右两侧已断裂脱离，右侧鸟尾残断。底座分为两层，局部可见裂痕，可见墨绘痕迹。器座上附着象牙残渣和象牙珠。

青铜神兽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高26.5 宽24 厚27厘米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三星堆出土了多件类似的神兽，融合了众多动物的特征。本件铜神兽大头，吻部扁宽中空，微喇叭状，立耳，右耳不存，左耳残断，头上正中间有独角，较高且末端向前内卷，形态类似象鼻。眼大，两眼角均向下勾，口露方齿，下颌角向上勾卷，有四蹄从身体向左右伸出，两后蹄自中段以下残，前蹄相对完整，左蹄有所残损，四肢肘部向后突出，身体较细，尾巴向上生长后又向下垂落，在中段残断。吻部一周有圆形纹饰带，角、耳、胸脯、四肢、尾巴上纹饰均以云雷纹填充，下巴和身体有近似三角形纹饰，四肢肘部以下有“f”形纹饰。神兽身体内部中空，可见范土。四肢、角、耳与身体推测为分铸。

青铜蛇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残存头、身、尾各一段。头残长29.9，宽11，高9.9；身残长34.5，宽10.5，高6.5 尾残长20 宽5 高11厘米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

全器残为蛇头、蛇身和蛇尾三段。身躯呈S状。头宽大，微上昂，头上有耳，长眼，眼球呈圆形凸起，颈下有二环钮。身上饰菱形云纹，两侧腹部各有一排鳞甲。头顶及背脊上有镂空的刀形羽翅。右侧颈下环钮及头上羽翅脱落。

青铜连枝灯

东汉（公元25年—220年）

高117厘米底径30厘米

贵州兴仁县雨樟镇交乐6号墓出土

黔西南州博物馆藏

连枝灯，顾名思义，在主灯杆之上，会有规律的分层，并对生出一些灯枝，属于汉代的座灯大类。这件青铜连枝灯，通高117 厘米，由灯座（1件）、灯杆（3件）、灯枝（4件）和灯盏（5件）四大部分、13个部件组成。其中灯枝残损一件，灯盏缺失两件，现存11个部件。
这件连枝灯出土于贵州兴仁县雨樟镇交乐6号墓，尽管只有五连枝，与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十五连枝灯，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十三连枝灯，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西汉墓出土的十连枝灯，在连枝数量上存在差距，但其巧夺天工的创意和精美绝伦的工艺，却有技压群芳之势。这盏连枝灯，不仅是贵州汉代青铜文化鼎盛时期一件瑰丽的代表作连枝灯，顾名思义，在主灯杆之上，会有规律的分层，并对生出一些灯枝，属于汉代的座灯大类。这件青铜连枝灯，通高117 厘米，由灯座（1件）、灯杆（3件）、灯枝（4件）和灯盏（5件）四大部分、13个部件组成。其中灯枝残损一件，灯盏缺失两件，现存11个部件。
这件连枝灯出土于贵州兴仁县雨樟镇交乐6号墓，尽管只有五连枝，与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十五连枝灯，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十三连枝灯，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西汉墓出土的十连枝灯，在连枝数量上存在差距，但其巧夺天工，其上的玄武（龟）、鹦鹉、孔雀、胡人、跪人等人兽形象，更是蕴藏了汉代多种文化因素在贵州的融合与影响。特别是整盏连枝灯上一共铸造有13条神态各异的龙，与该灯由13个部件组合而成，形成巧合，实属全国同类型文物中罕见。

礼仪

礼仪文化是一个文明体的传统和内核，是辨识不同文明体最重要的标志。随着不同地区族群的迁徙，各地的礼仪文化和礼器系统被引进成都平原，经过古蜀人的解构与重建，形成带有鲜明古蜀文明特点的礼器群。从礼器文化的本质来看，仍属于中华文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在现场拍摄的零星照片和视频

青铜大神兽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八号祭祀坑出土

杀人祭柱青铜贮贝器

西汉（公元前202年～8年）

1955年云南晋宁石寨山1号墓出土

青铜神坛（复原件）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摇钱树

东汉（公元25年～220年）

树身：四川绵阳市三台县灵兴镇出土；树座：三台县公安局移交

青铜鸟人像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祭祀坑出土

顶璋青铜龙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七号祭祀坑出土

青铜鸟

青铜鸟

青铜鸟形饰

青铜鸟

青铜鸟

青铜鸟形饰

青铜虎

太阳纹青铜铃

青铜人面具

青铜人面具

青铜人面具

青铜人面具

青铜兽面具

青铜尊

青铜罍

青铜罍

青铜尊

青铜尊

青铜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