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连故事（之十二）

伊兰阿婆

二连故事：《鸭蛋河的诉说》继续转载张锡镇文章的下集：难以磨灭的记忆。

本文作者：张锡镇

张锡镇简介：北京知青，北京十七中六七届高中毕业，1968年6月到达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团，先后在四连（六队）、二连、团政治处任排长、副指导员、干事。1973年9月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2010年退休后受聘于泰国法政大学任教授至今。

　　拓荒者的足迹（下集）

难以磨灭的记忆

张锡镇

　　四、蔡连长：难以磨灭的记忆

1958年4月的北大荒，仍是春寒料峭，一股股西北风吹拂着还未苏醒的东北大地。新建不久的黑龙江汤原农场的场部广场上，正在举行新一轮开发北大荒的动员大会。农垦部部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震将军正在向原驻守在四川的预一师、预七师所属排级以上的干部发表讲话。大会上宣布成立预一师农场，地点就选在萝北县延兴镇。会场上的人群情激奋，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新的战斗。队伍中，有一位年轻的中尉，面孔白皙，留着偏分，中等身材，清瘦，但英姿勃发，他就是31岁的战斗英雄——蔡景堂。

动员大会之后，蔡景堂随部队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紧张准备。他需要准备的不再是行军打仗，而是要安家落户建设家园，所必须解决的家眷问题。他是山东文登人，按旧时风俗，年方15便结婚成家了。但那时兵荒马乱，日寇入侵中原，不满19岁的小伙，不得不舍家撇业，参加革命。他南征北战，屡建战功……现在，终于天下太平，安居乐业了，他将要在北大荒重新安家，开始新的生活。

1958年，十万解放军转业官兵奔赴北大荒，形成了一股巨大洪流，书写了一部灿烂夺目的“老兵新传”。这年春天，预一师1488名转业官兵用100天时间就盖了1000多间马架，使萝北荒原上出现了几十座荒原新村。1958年5月23日预一师农场在延兴镇宣布成立。

蔡景堂把妻子接到新建的农场，在老三队的马架房里安了家。从此，他便从一个解放军连级军官变身成一个农场基层干部。蔡景堂和战友们，在这块人迹罕至的万古荒原上，一干就是十年。他们披荆斩棘，开荒种地，顶风冒雪，忍饥挨饿，白手起家，终于建成了有相当规模的国营农场——延兴农场。

1958年，王震将军带领十万官兵挺进北大荒，万古荒原终于见了人烟。

58官兵们在荒原的 真实写照（图片来自网络）

马架房实景。

蔡连长及其它官兵，把家属安置于马架房，开始工作生活在北大荒。

　　1968年6月，第一批老北京知青来到了延兴农场，我和其他十几名北京知青被分配到当时的六队（即后来的四连）。那时，“文革”的造反、批斗的高潮已过，老干部重又回到工作岗位。六队的队长是蔡景堂，支部书记是李思考。副队长是张建元，副书记是江学成。江副书记是亲自到北京来接我们这批知青的，曾在我所在的北京十七中学同我们这些准备下乡的知青座谈。

来到六队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在六队的村口，迎接我们的是六队队长蔡景堂和书记李思考，一群红小兵们列队欢迎我们，（其中就有李思考的儿子李繁荣和蔡景堂的女儿蔡玉英，当时我对他们还一无所知），墙上还贴着欢迎我们的花花绿绿的标语。

蔡景堂队长，第一眼就有一种沧桑感，看上去好似50开外，但当时他的真实年龄才41岁，正当英年风华。这沧桑的外表显然是战火的冶炼和风雪的吹打所致。他身材中等，长脸，留着偏分发型，但并不讲究。身材清瘦，但精神抖擞，一双大眼，炯炯有神。操山东口音，说话干脆利落，言简意赅，典型的军事干部。书记李思考，身材健壮，黑红脸庞，讲话时总带着微笑，眼睛眯成一条缝，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两人一文一武，一温一火，一胖一瘦，简直是天地绝配的好搭档。

初次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一切得从头学起。每天上班前，全队职工都要先集合到大饭厅，由连长布置安排当天的工作。饭厅里没有桌子，坐的也不是椅子，是用木板搭起来的长条“凳”。一排排的木板排在两侧，中间是过道。知青们一般坐在前几排，听队长的工作安排，后边是老职工。蔡队长有十来年的农场工作经验，又有部队生活的组织指挥能力，所以，在布置工作时，胸有成竹，考虑周到，安排停当。他说话简明扼要，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啰里啰唆，所以职工们听得一清二楚，了然在胸。

连长布置完工作，李书记一般要出来讲几句，内容除了简单的补充之外，就是提出要求和注意事项。这完全是他们从部队带来的一套工作作风。军事首长负责作战计划，而政治首长则负责政治动员。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很是新奇，但又不觉得陌生，因为在电影小说中常常看到这种场面。我很欣赏这种战斗般的生活，这种感觉淡化了笼罩在我们知青心中的那种“农民愚昧”的阴影。从繁华的都市一下到了偏远的山村，到处是鸡鸣狗叫，猪屎牛粪，老职工们衣冠不整、自由散漫、拖家带口，这让知青们确实感到郁闷。但蔡队长和李书记的作风却多少给了我们有些安慰，似乎闻到了不同于农民的部队气息。

那时，虽然原来的干部恢复了工作，成立了临时队领导班子，但并没有明确这个领导班子叫什么名堂，只是称作领导班子筹建小组。不知道是上边的要求，还是蔡李二人的决定，我同我们同来的战友薛培松被吸收到领导班子。蔡李二人找我们谈话，说领导班子应该有新鲜血液，还说我们两个是知青的代表。我们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只是强调，我们没有实践经验，缺乏生产知识。我们知道这无法谢绝，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挑战。

那以后，我晚上就经常参加队部会议，主要内容就是第二天的农活安排。队部是在村东头一栋干打垒的土房，屋内只有会计和出纳各自用的桌子，还有一个装账本的木箱子和几个凳子。参会人员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箱子上，也有的坐在摞了几块的砖头上。既然是讨论工作，自然是蔡队长主讲，然后大家讨论。这时，我发现他总是讲得头头是道，而且周到全面，常常没有人质疑，更不要说反对意见。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他对各种情况了如指掌。蔡队长几乎每天在大田里跑来跑去，每次看到他，总是风尘仆仆好像刚从地里回来，这就是调查研究。他知道哪块豆子地该锄了，哪块地应该犁了，哪块的麦子该收了，因此，他布置的工作基本上都准确无误。看到队长的这种工作作风，心里暗暗敬佩。有时也心里暗想，我能做到吗？大有疑问。

有一次，队里主要干部外出开会，蔡队长就指示我指挥生产，布置安排队里工作。这下，可让我犯难了。那时，我刚满21岁，到六队还不到半年，我怎么能指挥全队几百号人，特别是面对那些有丰富经验的老职工们，我怎么能对他们发号施令？我们是来接受他们的在教育的呀！那天晚上，紧张得没睡好觉，一直在琢磨第二天上工前，如何分派工作。尽管蔡队长将工作给我作了大致的交代，但心里还是没数，但别无选择，只得硬着头皮上阵。还好，没有人出难题，看笑话，尤其是我们十几位北京知青，对我的工作相当支持，这给了我极大安慰。同时，我也深深感到，蔡队长如此放手，是对我的锻炼和培养。

蔡队长深知如何培养年轻干部，身教胜于言教，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在给我做着示范，只要你认真观察，努力照做，就能学到手。另外，蔡队长还深深懂得，对年轻人的培养和教育必须严格要求，关键时刻，不能客气。这也就像在战场上，关键时刻，不能讲任何情面。有一件事，对我的教育刻骨铭心，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1968年初冬，六队又来了一批哈尔滨青年。不久，农场就组建成了生产建设兵团，六队就成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三团四连。蔡景堂和李思考被分别被任命为连长和指导员。我的同班同学王兴无被任命为一排长，我被任命为二排长，张文英被任命为三排长。

我的排大概有20多人，大多数是哈尔滨知青其余的则上海知青。

有一天，蔡连长检查各排内务，在我排房间发现一堆被啃过的发霉、干裂的馒头。这使连长大为光火。事情虽小，但这反映知青们的缺乏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决定对知青们进行一次严肃的教育。他做了一些准备，并没有事先给我打招呼，突然召集全连大会。各排青年和老职工都来到食堂，大家坐定之后，他端出了那一大盘被扔掉的剩馒头。开始，他对这种浪费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都静静听着，鸦雀无声。突然，他问道，“你们知道这些馒头是哪来的吗？”没人吱声，他接着说，“是在二排的宿舍！”。他愈加声色俱厉，“为了给你们一个教训，牢牢记住勤俭节约的品质，我命令二排，现场把它吃掉！”会场死一样寂静，气氛异常紧张，二排的人吓得都低下了头。

大概持续了5秒钟，他突然叫了一声：“二排长，你带头！”。我几乎吓傻了，心里一股怨气油然而生，连长啊，你怎么当着全连，让我出丑呀，不给我留一点情面，好歹我也是你得意的知青骨干呀！当时，我的脸唰地一下红了，简直无地自容。我迟疑了片刻，以为他吓唬一下，就了事了。他总不会让大家把那长满绿毛的馒头真的吃到肚子里吧！没承想，他又叫了一声，“二排长，站出来！”。我真的觉得连长换了个人，一向对我不错，怎么一下变得冷酷无情。我只好硬着头皮，走到他的面前，在盘子里捏起一块发霉的馒头咬了一口。接着，他让二排的战士一个个上前吃一口那不知扔了多少天的脏馒头。

事后，好几天，我不敢正视连长。好像他看出了我的心，对我说，“锡镇呐，不是我老蔡跟你过不去，教育部队，就不能含糊。”后来，我才慢慢理解，钢铁部队是怎么带出来的，没有惩罚就没有纪律，没有纪律的部队又怎么能打仗？这件事让我真正领教了他作为一个军队干部的领导作风，这也是我第一次深切地理解，“接受再教育”的意义。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近50年了，但每当我想起蔡连长时，我在众人面前吃馒头的窘相就浮现在眼前，但却没有丝毫的怨言，有的是对这位师长的深深的敬重。

在四连，他是全连生产的主要领导者和指挥者。农工排，后勤排，还有机务排，方方面面都得管。机务排他尤其用心和关注，因为这是农场的主要劳动力，没有机械，整个连队的生产就得瘫痪，每当机械作业的时候，蔡连长常常是连轴转跟班作业。农忙季节歇人不歇马， 他常常白天跟班作业，晚上继续打夜班。经常能看到他从田里坐着机车回来，头发里满是灰尘和草叶，衣服上也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土。他穿的那身黑棉袄，已经变成了土灰色。我有时想，机务排有机务排长，每台机车都有机车长，你又不懂机务，为何要跟班呢？现在想来，完全可以理解，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品格，素质，对事业的责任心。那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锤炼出来的忘我和奉献精神。他不是不信任他人，不是监督他人，在他的世界里，领导时时处处都应该吃苦在前，就像他在战场上冲锋在前一样，行动就是无声命令。

在他这种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的精神鼓舞下，机务排从排长到战士，对连长都很服气，没有人敢顶撞这位上司。不过，还是有一位二百五车长公然同连长干了起来。事情起因是，机车出了毛病，无法继续作业。蔡连长恰好在该车上跟班。眼看要耽误生产任务，两个人都很着急。车长急得抓耳挠腮，连长也急得跑前跑后，寻找毛病。不料，这位车长发起飙，公然向连长耍起技术权威，厉声道，“你走开，别在这儿跟我捣乱！”连长一听，也火冒三丈，“什么！你有什么了不起，离开你不行啦？”这位车长开始耍他的技术权威，想拿一把，看你怎么办？于是他把扳子往地上一扔，“老子不干了！”。连长道，“你不干，老子撤你的职！”

两个人僵持了半天，那家伙回过来味儿后，又慢慢拿起了扳子，爬到了机车上……。以后，他再没有在连长面前耍威风了。

时任四连（原六队）队长，后调入二连的蔡景堂连长。

时任四连（原六队）书记李思考。

时任四连（原六队）副队长，后调入二连的副连长张建元。

北京第一批女知青，二排左一是文中提到的薛培松，与作者张锡镇同进领导班子的女知青代表。

北京第一批来到延军农场的知青。图二排第 三位是文中提到的江学成副书记。第三排右三：薛培松。

文章中多次提到的上海知青，当时的文书陶明渊。

上海第一批知青：一排左一为三排长张文英。右二：八班长叶彩霞。二排右一：一排长殷俊。右二：文书陶明渊。

1973年新年，男生一排二排部分战友合影。

插图：把浪费的馒头吃下去。作者：天津知青邵志毅。

　　1969年春天，大地仍然覆盖着皑皑白雪，天空仍然刮着凛冽的寒风，四连人仍然热炕上面猫冬，但一股小小的热潮在我们知青心里开始涌动。这就是，我们面临一项重要任务——开辟新建点儿。四连是一个物质基础较好的老连队，团里委托四连承建新连队的任务，即在四连地界以东的一片荒原上建立二连。这可是一项艰巨任务，相当于重新书写五十年代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创业史，当然，这时的条件不同了，有四连这个大本营，也有物质上的雄厚支持。尽管如此，这毕竟是一张白纸，从头开始，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谁来承担这项重任，是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也是当时谈论的中心。很快得知，蔡连长在领导班子中主动请缨，要率先头部队，前往二连打前站。究竟谁能成为先头部队，大家议论纷纷。我们二排首先在誓师会上要求充当先头部队，并在会后公开张贴了我们的《请战书》。毫无疑问，蔡连长必然会选中了我们排，因为这符合蔡连长的个性。这就像他带领战士冲锋一样，要选最勇猛的士兵作为前锋。说心里话，蔡连长主动请缨对我鼓舞很大。虽说，他那时岁数并不大，但战争年代的出生入死，开发北大荒的爬冰卧雪，已经将他的精力和心血耗尽大半，未老先衰的外表凝聚了他多少无私的奉献和牺牲。尽管如此，他又像当年在战场上一样，又一次扮演了冲锋陷阵的角色，令人感佩之至。自开创二连到我离开二连时仅仅10个月，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同蔡连长朝夕相处，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是他亲自带着我和文书兼通讯员陶明渊趟着近膝盖深的雪，最先到二连踩点，打桩；是他带领我们二排坐着爬犁，开进了新建点儿；还是他教我们一锹一镐安营扎寨，打井盖房，使北大荒的原野上又增添一个有人定居的连队。

蔡连长虽然南征北战，今天仍身先士卒，带领我们摸爬滚打，每每想到这点，就令我十分感动。最使我难忘的，要算是打二连第一口井的那个场面了。当时，我在日记里是这样记述的： 新建点儿，头擎蓝天一顶，脚踏荒原一片。饿了，吃口干粮；渴了，吞口积雪。水井打了七天还没有见水。一个月过去了，同志们看着眼前一片茫茫荒原，都皱起了眉头。我也低下了头。这里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我们图纸上那样呢？老连长看到这一情景，把我们叫到一起。他，一位饱经艰苦环境摔打的硬骨头连长看了看身边这些刚刚飞出来的‘雏鸟’，讲起了当年五八年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情景。他指了指远处老团部的瓦房说，“那时，这里没有一间房子，到处是树木丛生，野兽出没，哪里像现在这样？”他顿了顿，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创业吗！就会有困难，就要吃苦。过去先辈们吃苦不就是为了我们少吃苦？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为后人吃点苦吗？”最艰苦的任务就算是打井了，为了打出水来，连长早起晚归，一直在井口指挥战斗。到了第十天，终于出水了，但还得继续深挖。在水里干活更加困难，不仅水冷刺骨，还时时有塌方的危险。那天，正在深挖，一大块泥土塌了下来。连长立即命令井下战士赶快上来。人脱离了危险，井还要保住，怎么办？这时，连长不由分说，把井上的指挥权交给我，自己抓住了井绳，命令战士们把他送到井下。我急忙抓住他的衣服说，“不行，你还有严重的关节炎……”没等我说完，老连长就下到井底。他一直在井下工作了一个小时。当他上来时，已是浑身泥水，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看到此情此景，我的眼眶湿润了……。

连长没有向我们发出克服困难的动员令，可是战士们的干劲早已融化了积雪，唤醒了大地，新建的连队终于以无限生机展现在我们面前。那时，接受再教育是我们知青的主课，老连长的榜样不就是我们学习的好教材吗？出于学习，也出于好奇，有时一闲下来，我就主动凑到连长跟前唠嗑儿。很愿意听他讲打仗的故事，特别是听他讲起攻打济南城的故事。那时，他是班长，济南城墙很厚，久攻不下，他就带领他的战士，把棉被浇上水，然后顶着被子，穿过枪林弹雨，爬上城墙……。

一次清早，和连长一起刷牙，连长又讲起战争时的生活。他说那时，发的牙刷是木头把儿，牙刷毛是黑猪毛。他指指他那个铁皮肥皂盒，对我说，“它比你的年龄都大，已经跟随我27年了”。随着同连长接触的加深，他的形象在心目中愈来愈高大起来。

作为连长，他要比大家考虑的更远，当我们还在打井、修路的时候，他便考虑开春解冻后，农田开荒的事了。一天，我们刚刚吃完午饭，有人看见从三连的方向有一个黑点在向二连方向移动。这一发现立刻引起了大家好奇，要知道，二连刚开建不久，很少有人知道，更不要说会有人造访了。那时，厚厚的积雪还没有溶化，我们二连就像茫茫白色海洋上的一叶方舟，只要周围远处有一点黑色物体，我们就会看得一清二楚，而且，也极其敏感，因为，只要发现有人来，就会带来什么东西，或什么消息。那天，没有人外出，通讯员陶明渊也待在连里，不可能是我连的人。不少人都出来辨认，不像是熊瞎子，更不像狍子之类的小动物。那黑点很黑，移动的十分缓慢。愈来愈近了，确定无疑了，是人，手里还拄着拐棍儿。会是谁呢？肯定是一位老人，二连的知青们不可能知道他。只有蔡连长熟悉这个身影，“哦——是他啊，王承先，王副团长。”这个人我也知道，是原延兴农场的场长，五八转建的老干部。兵团组建后，被任命为副团长，主管农业。我只是知道此人，但从未打过交道。今天，他光临二连，肯定与开荒有关。

王副团长已年过半百，个子矮小，胖墩墩的，绑着个裹腿，像个小老头，外貌比他实际年龄老得多。到二连来，本来就没有道路，再加上地上30多公分的积雪，让老头走得筋疲力尽。到了临时的连部，二话没说，就连忙叫蔡连长坐下来谋划启犁开荒的事。开荒里头的事情的确有学问，二连周边土地如何开发，犁口走向，道路设计都必须根据地势高低，土质好坏，而这一切都基于准确的调查和资料。然而，此时仍是大雪覆盖，如何进行调查和考察。看来没有必要调查了，所有资料都储存在这位老人的头脑里了。据说，“文革”前当场长时，他就跑遍了延兴的山山水水，尤其是没有开垦的荒地，哪里土质是沙性，哪里是黏土；哪里的草是小叶樟，哪里是什么什么……我根本就叫不上来。

他把蔡连长叫到跟前，我也凑了上去，听这位老头指手画脚地用山东话描画着二连的未来。他没有地图，只是用一个小木棒，在地上画了个圈，说这是二连，然后，就在二连的不同方位，讲述各个地块的水文、地质、土质情况，并能一口气说出什么地方适合种什么作物。

看着他和蔡连长讨论着，勾画着，我暗暗对这位不起眼的老头肃然起敬。这些在“文化革命”中曾被批倒斗臭的“走资派”，一旦出山，重新启用，丝毫没有怨气，像啥也没发生，像一台永动机一样，又轰隆隆地运转起来。蔡连长不也是这种人吗？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叫无私忘我，什么叫对事业的忠诚，什么叫真正的革命战士

中国版图最东北端，红色圆圈处，延军农场。是我们开发北大荒的地方。

插图：开荒人。作者：二连天津知青邵志毅。

开发丈量新建点。

起犁开荒

插图：北大荒人。作者：二连天津知青邵志毅。

插图：打井。作者：二连天津知青邵志毅。

以下几张照片是修水利，开公路……。

开垦出的荒原，一眼望不到边。可以耕地播种了。

收获季节……二连人的喜悦😀

　　到了1969年的初冬，随着连队基本建设的完成，连队主要干部的配备也逐步到位。副连长张建元是山东移民中培养起来的干部，是随我们先头部队来到二连的。从团里调来的钱通礼被任命为指导员，是1966年转业兵。我被任命为副指导员。

1970年1月，是我政治生命的里程碑。那时，虽然我们二连从财务上已经脱离了四连，但组织上，仍属四连党支部领导。作为一个力求上进的青年，我和四连的薛培松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69年11月党支部准备讨论我和薛培松的入党申请书。履行的程序非常正规，是严格遵照党章的规定，由两名正式党员介绍。我的介绍人就是蔡景堂和李思考，他们俩人手把手把我教出来，可以说他们是最了解我的人。

11月11日，讨论我和薛培松入党的支部会就在连部的办公室。那天晚上，办公室来了不少人，这是党支部全体会议，所有党员全都来了。会上，指导员主持会议，连长介绍了我的情况，指导员念了接受我入党的支部决议，然后全体党员投票。投票结果，全票同意接受我们两人入党。根据九大新党章的规定，取消了新党员的预备期。1970年1月16日，十三团党委批准我为中共正式党员。那时，还没有宣誓这一程序，只是让我在会上表了个态。蔡连长和李指导员成了我名副其实的政治道路上的领路人。

在二连同蔡连长朝夕相处，并肩战斗不足一年，1970年2月份，我被调到团机关的整党办公室。知道自己要离开二连时，我的心情很不平静。

我有一篇日记，记述了我离开的情景：

“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十点半了，可我怎么也不能入睡。是啊，明天就要被调到机关了，将要离开火热的连队，离开这朝夕相处的战友，心情怎么能不激动呢？

我索性穿好衣服，走出了宿舍，好像要把整个连队再看个够。初春的深夜仍是冷得刺骨，夜幕把整个营区遮盖的朦朦胧胧，但在我的眼里，仍然是那么清晰可见。面对一排排整齐的营房，有谁能想到两年前这里还是荒原一片呢？两个冬夏，两个春秋啊！面对这亲切的连队，我可以无愧地说，这里也留下了我冬雪的脚印，融进了盛夏的汗水。再看看吧，这熟悉的连队，再听听窗内的鼾声，更使人产生依恋之情。一个个血气方刚的战士，是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为创这个新业，我们送星月，迎朝阳，并肩战斗。而今，如何同他们分手呢？

我缓慢地移动着脚步，忽然，营房的尽头一个窗户的灯光映入眼帘。定睛一看，昏暗的灯光下，一个人影在晃动，啊，是他，又是他，我们的老连长，身穿一件绒衣，旁边竖着一捆条子，还在编筐呢！我的心潮一下高高地涌起，用敬慕的目光望着他的背影。老连长，四六年参加革命的老兵，战争的硝烟带走了他青春的面容，北大荒的风雪又为他画上累累皱纹，满头苍苍华发。冬天，一身黑棉袄为他档风雪，夏天，一件发白的旧军装为他浸汗水。冬去春来，在革命的征途上，他没有歇过脚。回想这两年和连长并肩战斗的日日夜夜，更是我心潮难平。是他教我在艰苦环境中如何磨炼，是他领我在阶级斗争中怎样冲杀。是他的行动告诉我，革命战士应该怎样做，路应该怎样走。他不仅是我的首长，而且还要更准确地说，他，是第一个把我领进生活的老师。”

这就是我离开二连的最后一夜。

1995年7月1日，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盏启明灯熄灭了。蔡连长积劳成疾，终因治疗无效离开了我们，年仅69岁。当我得知这一噩耗，心情格外难过，没有想到他走得这么早，最终没有等到我们亲自去看望他。

1998年，当我们全家再访兵团的时候，就没有机会见到我崇敬的师长，只能拜访他的家人，向他们表示我对蔡连长的深切哀悼与怀念。他的女儿蔡玉英接待了我们。看到他的后人，就像看到连长的影子，感到格外亲切，愿他的精神能在我们这一代得到延续……

插图：魂系乡情。作者，二连天津知青邵志毅。

二连第一任指导员钱通理。现已80多岁高龄。

本文中多次提到的女知青干部薛培松。

　　朋友们，《鸭蛋河的诉说》张锡镇的文章分为上下两集，已经发布完毕。谢谢朋友们阅读！

下一集即将发布我连天津知青赵树森的文章—我的兵团生活。请朋友们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