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兵团生活(六)

予实(程建国)

作者:魏凤枝，1970年9月至1976年3月，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三十一团，历任战士、班长、指导员；1976年4月至1982年11月，服务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建设银行，担任科员、科长；1982年12月至退休，任职于保定市环保局，先后担任科员、监测站书记、办公室主任、党办室主任、副局长、局长。

1974年夏末秋初，正值我来到放牧班三年有余，担任班长两年之际，我收到了调令，前往兵团五师师部招待所担任代理副指导员。那一刻的心情难以言喻。在放牧班的岁月，尽管充满艰辛，却也让我无比眷恋。草原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记忆，战友、羊群、牧羊犬、坐骑、蒙古包，这一切都令我难以割舍。特别是那只牧羊犬，它似乎预感到我要离开，一路相送，直至再也跑不动才返回。令人惊奇的是，即便我离开近一年，再次回到放牧班时，它仍能早早地迎接我，从头舔到脚，依偎在我身边。临别时，它又一次送我一程又一程，直到再也看不见。这份深厚的情感，使我此生再不愿养狗，生怕再次经历这般离别的伤感。

然而，能够离开这片草原，也是我内心深处的愿望。我曾期望能够进入大学深造，为此在放牧之余自学了初高中课程，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做了充分的准备。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调离，尽管职位有所提升，但心中却难以提起兴致。那个年代，服从命令是天职，尽管有许多不情愿，我依然踏上了新的征程。记得连队派马车送我至锡林浩特，再倒班车到西乌旗，师部所在地。到达西乌旗汽车站时，无人迎接，我只得自行前往师部招待所。好在旗县县城不大，师部驻地更小，我很快就找到了目的地。

初到招待所，我对环境并不熟悉，但很快发现这里的状况并不乐观。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关系户，天生带有优越感，工作态度懒散，几任领导都对此头疼不已。面对这样的现状，我心中难免动摇，但既然已经来到这里，便只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第一次见面会是由师管理科召集的，会上的氛围明显不友好、不欢迎、不和谐。尽管如此，我没有退路，必须迎难而上。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想看看我的笑话，认为现役军人都无法管理好这里，一个女兵团战士怎么可能管得住？为了吓唬我，他们将我安排在招待所的第一排房最西边的一间，据说那里曾经“闹鬼”。然而，由于我不知情，也没有恐惧感，加之在草原上放牧的经历，使我对孤独和未知并不惧怕。从我入住后，再也没有人提到“闹鬼”的事。

师招待所现有两名所长，其中一位是现役军人，另一位是地方干部。与我一同调来的还有三十一团一连的兵团战士蒋学文，她担任副所长，我则担任副指导员。提干任命需要先代理，实习期满后才能正式任职。领导对我寄予厚望，认为我能够管理好这个招待所，毕竟这里是师部的门面，接待任务繁重。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熟悉，我找到了问题所在，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渐渐地，招待所的名声好转，过往的领导和战士们也表示满意，恶作剧的行为大大减少。不到半年时间，组织上正式任命我为指导员，不仅不再代理，还破格直接晋升为正连职，行政24级。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我成为少数直接从代理副职晋升为正职的干部之一。

1975年，我已在师部工作了一年，尽管许多战友陆续回城或上学，我依然保持单纯的心态，没有过多的想法。然而，1975年的招生机会再次来临，师部有一个名额分配给了招待所。程序是投票推荐，考试考察。我心想，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一定要全力以赴。结果，我得票最多，文化考试也因多年的复习准备而信心满满。考察方面更是毫无问题，家庭成分好，社会关系简单，再加上近年来的工作表现，一切都看似顺利。

然而，关键时刻我却患上了眼疾，师部医院无法治疗，建议我转院到呼和浩特。我本想参加完考试再走，但病情已经严重到无法睁眼，不得不先回家治疗。母亲介绍了一位老家察右前旗的老太太，她用一种特殊的草叶为我治疗，虽然过程令人害怕，但效果显著，一周多的时间竟痊愈了。我急于返回师部，但父母劝我再休息一周，确保身体完全恢复。当我再次回到师部时，原本十拿九稳的机会已经改变。我试图弄清原因，但不知该向谁询问，最终只能选择接受现实，一切随缘。

第二次机会出现在我回城后，在建设银行工作期间。当时，我作为最年轻的科级干部，被盟委组织部列为处级后备干部，重点培养。然而，唯一的短板是没有大学学历。1981年，有政策和指标可以保送我上内蒙财经大学。然而，我刚生了儿子，爱人也调到河北保定工作，为我联系调动事宜。种种牵绊使我再次与上学机会擦肩而过。此后，我通过各种途径不断补充知识，先后在省委党校、河北大学、中央党校进修，但始终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1975年下半年，关于兵团即将撤销的传闻逐渐增多，师部得到的信息更为确切。起初，人们难以相信，毕竟兵团的建立和经营耗费了巨大的心血，解决了众多知青的出路问题。然而，随着内蒙电管局、呼铁局、包钢等大单位纷纷前来招工，传闻变成了现实。作为师部招待所的一员，我得到了更多相关信息。

内蒙电管局招工工作组中有一位是我的战友银晋平的父亲，他在乌盟电管局工作。我前去探望，他将我介绍给了工作组的领导和同事。在这段时间里，我尽力安排好他们的食宿，逐渐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问我是否打算回城，我表示非常希望。没想到，他们认为我的条件非常适合内蒙电管局团委书记一职，直接联系了内蒙电管局主管人事的副局长。对方欣然同意，我被列为招工对象之一，档案和其他战友的一并带走。

随着兵团撤销的消息越来越明确，大家纷纷为未来做打算。我结束了五年多的兵团生活，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了家乡集宁，等待通知。然而，同批招工的战友已经在呼市集中学习，准备分配到各盟，唯独没有我的消息。我非常焦急，多次前往内蒙电管局劳资科询问，得到的答复是内蒙劳动局不给办理招工手续，因为我是干部身份。尽管如此，电管局并未放弃，一直在协调。

1975年冬天，我往返呼市13次，举目无亲，住不起旅馆，只能与同班同学索树华同住。她当时在呼市上学，每次我去找她，她总是将有限的细粮留给我。我深刻体会到了“同学是没有血缘的亲人”的含义。经过多方努力，1976年1月，内蒙电管局通知我可以取回个人档案。那一刻，我感到绝望，仿佛走到了绝路。在拿到档案的那一天，我大哭了一场。

天无绝人之路，我父亲的一位亲戚在乌盟工会担任主席，他了解情况后安慰我不要着急，帮我找到了一条解决之道：将招工手续改为干部调动，直接调回乌盟。经过一番周折，我联系到了五师师部在赤峰的留守处，汇报了我的情况，得到了积极的回应。盟组织部看过我的简历后，直接开具了商调函。我立即前往赤峰，重新办理了干部调动手续，又返回西乌旗办理了户口关系，终于在1976年3月调入乌盟建设银行工作。尽管我对银行业务不太熟悉，但通过上岗培训，很快就胜任了工作。至此，我在建设银行工作了7年，直到1982年年底随爱人调至河北保定市环保局，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