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

梅子

　　母亲，曾是一名赤脚医生。

童年时，经常看到母亲背着药箱，走进田间地头，走入千家万户，处理村民们的医疗需求。她背着一个紫色的药箱，箱子的正面是个白色的圆形图案，内有一个“十”字，药箱上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药箱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分成几个小格子，里面放着一些常用的药，包括红药水、碘酒等，下面是整体的，放着听诊器。我在她工作的医务室里用过听诊器，母亲把听诊器的两个头夹在我两个耳朵洞里，再把一个圆形的东西放在我的左胸，我听到“咚，咚，咚”的有节奏的声音，似乎有一个东西在一个空旷的空间敲打，吓了一跳，问母亲这是什么声音，母亲笑着说那是你心跳的声音。自此，我对自己的身体有了第一次模糊的认识。

我对医生的崇敬是从母亲开始的。

那时候农村医疗设施缺乏，村民们有什么小毛小病都找赤脚医生，无论是割稻子时割破了手，还是小孩有个头痛脑热的，赤脚医生用他们的知识努力为村民们解决问题。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寒冬腊月的晚上，外面狂风呼啸，我们在家里睡得正香，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外面有个男人边敲门边叫“詹医师詹医师，家里小孩高烧昏过去了，你帮忙去看看吧”。母亲二话没说，背起药箱就跟着走了。我迷迷糊糊又睡着了，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只知道经过母亲处理之后，那孩子后来退了烧，家里人千恩万谢。那时候，农村的夜晚没有路灯，只有四处可闻的狗叫，我不知道母亲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多少路。

母亲特别爱钻研。她有一手针灸的绝活。以前我们家里有个小小的人体模型，身上布满了穴位，母亲为了能精准地找到穴位，经常在自己身上做试验。后来她学会了针灸，经常用那盒小小的银针为村民解决问题，家里的老人哪里不舒服了，就让她用银针扎。有时候我看到奶奶身上都是针，吓得不敢靠近，奶奶却说一点也不疼，就是有点儿酸胀，而针灸的效果是奇特的，很多问题扎一下，竟然就会好了，这也让我特别好奇。而母亲给人打针也跟别人不一样，在针头扎进去之后，她一边用手指扶着针筒推针，一边会用空着的手指给打针人轻轻地挠。我很奇怪为什么要这么挠挠呢，母亲说是为了分散患者的注意力，让他们不觉得那么疼。原来母亲还这么有爱心呢。

小学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种牛痘。有一次我看到隔壁班里的学生开始了，就知道我们班马上也要轮到了。我天生对痛觉特别敏感，怕得要命。回家之后就问母亲，她说他们已经开始打了，我就央求母亲给我轻点，母亲用一个东西轻轻割开了我的皮肤，在表皮上滴了点药水，我感觉微微地有点疼。第二天真的轮到我们班了，同学们一个个排队轮流出去，回来的时候都撸着袖子，有的同学皮肤上的口子还挺大，流着血。我一边胆战心惊，一边暗自庆幸，幸亏是让母亲给我种了，不然不知道会是怎么个疼法呢。

家里有本已经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书《中国赤脚医生教材》，是母亲当年所用的业务书，全套共有上下两册，已经翻烂了，我们搬过几次家，这套书在经历搬迁时不小心丢了上册。母亲小时候因为家里穷，读到小学五年级辍学（那时六年制），文化底子薄。当时正值全县赤脚医生业务考试，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看书，硬生生地取得了嘉兴县第三名、公社第一名的好成绩。昏暗的灯光下，母亲苦读的身影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虽然后来母亲没有继续当她的赤脚医生，但她良好的职业操守却在村民中得到认可。小时候跟母亲一起出去，经常有村民叫她詹医师，而孩子看到她则吓得大哭，因为这人要打针的，以至于后来村民们吓唬小孩子都用上了她的称呼，让我感到很骄傲，乃至我后来的理想也是当一名医生。虽然最终当医生的理想没有实现，但对医生的敬仰却扎根在心里，他们是救死扶伤的天使。

如今，乡村医疗条件得到了彻底改变，乡镇卫生院全部建起来了，招录的人员也都是有资质的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尤其是长三角一体化之后，即便到杭州上海看病也不再是奢望。“赤脚医生”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当年赤脚医生的作用却不容忽视，他们是当时落后的乡村医疗积极的有益的补充，用他们的一腔热血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很自豪，母亲也曾是其中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