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高一团在安东

海在呼吸

　 1950年7月下旬，安东鸭绿江畔，30余门大炮炮口朝天，这即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第一师第一团。

　　就在一个月前的广州，高一团刚刚开完解放海南庆功大会，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6月28日毛泽东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的任何挑衅。7月10日前后，高一团奉命北上，要编入东北边防军。

高一团女兵在七十二烈士墓前合影 张冰提供

1950年6月团卫生队4人在广州炮台合影 孔繁若提供

高一团前身为1946年8月于牡丹江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高射炮大队和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高射炮第一团，是名副其实的我军第一个高炮团。建团后曾参加了辽沈、平津、太原、渡江等战役，击落敌机近10架。我军解放的如沈阳、天津、北平、武汉、长沙、广州等大城市，无一例外地都是它参与打下来而后首先进驻防空。这次也不例外，从广州星夜兼程而来。

　　从广州出发时走的挺急，时任高一团作教参谋的陈哲文因是广东人，会粤语，就负责在车站协同军代表调度装载车皮。“从下午五六点钟去车站，盯在车站军代表那里，一直干到第二天的深夜跟最后一列车皮出发，30多个小时里，同铁路军代表同志催车皮、搞调度、指挥部队装载、检查车炮固定，根本顾不上休息，送走一列，回到车站坐在办公桌前听着军代表打电话到处调车皮，头一偏就呼呼地睡一会儿。军代表是东调几节、西调几节车皮，来几节马上装几节，我就上站台督战，边装边等另外的车皮，凑够一列便开出一列。就这样，由于军代表的努力，我们全团的行动还顺利，军列安全及时出发。我上最后一列车后钻到炮车底下倒头就睡。到武汉因为要轮渡过江，全团又下车在武昌休整2天，师部在原都督府大院里开大会，欢迎我团海南岛战役胜利归来也为我团开往东北送行，几位师团首长都在会上讲了话。在这次行军评功中，我被记小功一次。”陈哲文回忆说。在武昌等船和北岸军列到位，全团分批上船、换车，继续北上。

陈哲文1949年 陈哲文提供

　　“我们北上一路挺紧张，团里当时规定了一条不得请假回家的纪律。因连队战士中绝大多数是东北人，从东北入关后，一路在平津、河南、武汉、湖南等驻地，招收了不少当地青年，此时北返都途经他们的家乡，可任务需要又不允许他们回家看看，所以明令禁止。车到苏家屯车站停有一会儿时间，站台上红旗招展，兵站抬饭来给大家，还有敲锣打鼓演节目的鲁艺师生，这给部队教育不小，大家都很兴奋。军区派作战科长王云峰上车来交代了任务：到安东防空保卫江桥、车站。我们晚上到沙河镇车站，下了火车就上山，进到一个叫辽东师范学校的院子里住下，第二天作教股长裴辅忠等人去勘察地形。王思谦团长、张佩政委和我到炮司报到。”时任团参谋长的袁守范回忆说，“就在我们团部山下不远的一座丹麦医院里，是四十军一一八师师部。邓岳师长是我们团长政委在抗大时的队长，打海南岛时我团就配属他们，在徐闻他还请我们一起吃了顿饭。这次我们又去拜访他，见个面聊了会儿。”

　　陈哲文参谋说：“我们查看了地形，考虑敌机可能从海上飞过来，3个营就从桥头依次向下游排列，把部队沿江边展开，直到浪头地界。团观察哨就设在帽盔山顶。我画了阵地部署图。”

李玉江2006年于抚顺家中讲史 袁潮摄

　　时任八连炮二排四班长的李玉江回忆：“我们连起初在江下游一片开阔地那（浪头附近），刚挖好阵地没几天又转移到了市里一个小火车站旁边，背后就是山，在这一直到走也没开过炮。”

　　“开始一段时间里比较平静，团里一营营长李家琛还趁此机会结婚办了喜事。”袁守范回忆道，“他是天津人，是四七年组建高炮团时从牡丹江军区老二团即林海雪原杨子荣那个团调来的，他对象是天津纺织厂女工，由于我们不让请假回家，就特地赶来部队完婚。婚礼安排在帽盔山下造纸厂营部驻地，我们几位团干部还摸黑顺着山根走去参加，祝贺、吃喜糖。”

　　此时无战事，对于全团官兵来说，从暑热潮湿的南海前线回到北方凉爽宜人的鸭绿江畔，尽管有备战戍边任务和严格纪律不许请假回家探望亲人，但能吃上家乡的大米高粱米、享受这没有敌机袭扰轰炸的和平安宁，也是多年来求之不得的莫大幸福了。张政委经人介绍找了对象，是造纸厂的一位徐会计。政治处主任戴英文也结了婚，新娘汪雪玲是团宣传队员——前一年南下途中参军的学生兵。

1950年8月戴英文汪雪玲夫妇结婚照

1951年3月张佩夫妇于二次入朝前留影

　　团宣传队这时依旧四处宣传演出，又招了几位女兵，其中一位聂淑琴是街道妇女干部，一位赵永桂是浪头兵工厂工人。

赵永桂2002年10月

　　赵永桂于2002年10月25日在石家庄家里回忆说：“我原是安东建东铸造厂工人。我们厂是做六O炮弹的，我就管炮弹壳头上的引信口，还参加厂宣传队演出。（1950年）７、８月份时江对面是人家的高炮部队，江这边是我们的高炮部队。高一团宣传队张雅彬队长那时到厂子来借演戏衣服，我就要求参军到部队干干。我们厂子那时也说要搬到吉林去。张雅彬说‘你来参加考一考吧。’９月初的一天上午，我就去八道沟团部，考了唱歌、背了一段台词，又到另一个屋里写两个字，完后就把我和聂淑琴留下了。下午１点钟，领我们到食堂，说‘给整点饭让她俩吃。’吃完饭就发军装，不让回家了。一个星期后，我提出要告诉家里一声，队里就派老兵刘斐斐和我一起到浪头我家里，告诉我父母，吃了顿饭，我俩就回队里了……”当时团里宣传队和卫生队有几十名女兵，后来纷纷说她俩“临到打仗了还来参军，真不简单！”

　　平静日子到8月底被打破。美军飞机不断地在江对面朝鲜新义州和鸭绿江桥上空盘旋侦察，8月27日还飞临我浪头机场工地上空，扫射几秒钟使我伤亡多人、损坏汽车火车多辆。高一团虽然有部队部署在江边，但这次因敌机来得突兀且距离远未及开炮。9月15日美军实施仁川登陆后更加强了空中袭扰，9月22日有架轰炸机投掷炸弹在江桥这头炸坏一片民居。时任四连连长的朱光远回忆：“我们连阵地远远地看得见鸭绿江大铁桥。有次赶上敌机轰炸，我们组织全连去参观被炸毁的民房，大家看了敌机投弹炸的大弹坑，都很气愤，就地控诉美帝侵略暴行，表示保家卫国的决心。后来见敌机在江对岸猖狂轰炸，我们还有一两次隔着鸭绿江向其开火，但是都因炮太老、距离远没啥战果。”

2002年10月朱光远和袁守范讲史 袁潮摄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指战员们既气愤又着急，气的是美国竟公然把战火烧到了我国境内，急的是我们手中的高射炮太老旧，不足以有效地打击敌人。当时高一团装备日式75毫米高炮36门、14.5毫米高射机枪36挺、大小车辆百余台。高炮是老古董，炮膛线磨损厉害，最大射程不到一万米，有效射程也就五六千米，完全依靠观测手和指挥员目测来判断敌机方向距离高度和飞行速度。作战时，每个连的指挥镜手发现敌机后大声报出方位给观测手，观测手测航路、航速、高度，还用手在小黑板上记录计算，然后报出数据作为射击诸元给阵地指挥员，指挥员再下命令，各炮根据这些命令装弹、瞄准，完成动作后大声报告：“好！”然后由指挥员下达“放”的射击命令。

　　炮班长李玉江回忆：“每个炮班14人，任务分工为：一炮手方向瞄准；二炮手高度装定；三炮手航路角装定；四炮手高低瞄准；五炮手高度报读；六炮手航向装定；七炮手航路报读；八炮手引信测合；九炮手炮弹装填；十、十一炮手是弹药手；十二炮手引信数据报读；还有正副班长。打仗时我们就像小猪崽拱老母猪一样围着炮忙活，这一套完整程序下来，最快也得几十秒钟。”

日本88式75炮操炮训练 袁守范提供

　　相比之下，美军飞机是当时世界上速度、机动性和火力最好的，其Ｆ-80喷气式战斗轰炸机，平飞速度达每秒258米、俯冲时速接近音速，爬高可达13400米，装有6挺12.7毫米机关枪，每秒能射弹200发。在如此先进的美军飞机面前，常常是还未等我炮瞄准目标发射，敌机已经呼啸着凌空而过，我炮弹不是炸前就是炸后，很难击中敌机。面对如此之大的武器优劣差距，为弥补在武器上的不足，全团开展了紧张的练兵活动。
　　高一团作战两次，均无战果。袁参谋长回忆：“9月底，有苏联红军高炮师的五六名先遣人员来安东，我奉命同他们接洽。他们全都穿便衣，住在镇江山半山上小洋房里，其中一人穿着藕荷色短袖衫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这种颜色在中国男人的衣服中不多见。我陪同他们查看了我团沿江阵地，在江桥跟前一座小平房里向他们介绍了阵地部署，以后又去他们的洋房住处介绍了近来作战情况。据他们讲，已接到来此防空的命令，部队随后就要开来这里。我听后挺高兴，有武器装备都很先进的苏军支援我们，美国鬼子的飞机还能猖狂起来吗！后来我团入朝时，他们尚未到，我们把防务交给了早已从上海来的高炮十七团。这个团是年初组建的装备苏式85毫米、37毫米高炮团，我团在撤出阵地后，还组织全团军事干部参观学习了一下他们那85炮和炮瞄雷达及指挥仪等先进装备。”

郝树国与袁守范回忆团史 袁潮摄

　　10月8日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一团开始入朝战前教育动员和物资准备。时任一连指导员的郝树国回忆：“所有干部发人民军军官棉衣、佩武装带……在领回时，通信员很稀奇地问‘指导员，我们连没有马，怎么还领马肚带？’我说：‘你真是个小外行，那是军官的武装带。’大家都笑了……”陈哲文参谋回忆：“我领到了朝鲜人民军的套头服、马裤，裤腿两边有两条红杠杠。还把白毛巾上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红字剪掉，说是汉字不能留。炮司开干部大会，宣传部李伟部长给大家讲国际形势和朝鲜战况，讲抗美援朝的必要性紧迫性并提出要求。”

　　袁参谋长说：“炮司（令部）开团以上干部会传达部署准备入朝作战。那天我们几个团领导到镇江山下广场东侧的学校（后六中）参加会，见到许多原延安炮校同学和四野炮兵老首长。大家会面在鸭绿江边、又准备并肩出国作战，都很兴奋，开会之余还抓紧时间互相交流这几年来的情况，打听其他老战友的消息。中午饭后休息，大家就七手八脚地把教室的课桌并起来，躺上去睡一会儿，边休息边聊。”可惜的是，关于开会具体内容他记不清楚了，记得清楚点儿的是出发前要精干队伍，会后落实：一是人员，司令部作教参谋陈哲文和日本籍的军事教员有川茂男、车炮技师曹仓等几人回武汉师里另行分配；政治处宣传队男兵少数下连、其他人和女兵留守或去双城特种兵文工团集训。二是装备，将解放沈阳后装备的二营8门好炮调换给一、三营，入朝时上级另调一个40毫米机关炮营配属来团。关于精简人员中，有川和曹仓因为是日本籍而非“中国人民”，不合格；陈参谋生长于香港，是一年前在北平参加我军的国民党高炮学校毕业生，父亲陈公哲是精武会创始人，时居香港。“大概是因为背景复杂没通过政审。他会英语，到朝鲜审问美国俘虏时我就常想起他来。”袁参谋长多年后这样苦笑道。

2002年夏陈哲文在家中整理字帖 袁潮摄

　　14日开始与高炮十七团交接防务，16日夜开进令到：去长甸河口护桥。全团当即向宽甸开进，行动紧迫甚至是有点仓促。“那晚大家都熟睡中，连排长把大家叫起来，打好背包，扛着铺板到停车炮场，装好车就出发，快天亮时到达长甸……”八连战士杨启武说。李玉江笑谈：“走的挺急没来得及喝水，一路我渴得够呛，天不亮到地方下车，进老乡院子在窗户底下摸到一个水缸，拿出碗咕嘟咕嘟喝了两三碗，结果到天明一看，原来那是个泔水缸，给我恶心了半天。”袁守范说：“夜行军我在前卫车上，与一个骡马炮团同路，他们是三八式野炮，每门炮要用六七匹马拉着走，因此很占路面。山道崎岖，路窄人多，尽管我们的汽车不便开大灯急驶，毕竟还是比骡马拉炮走得快些。在路上他们走得慢又不肯给我们让路，我也很为难：那个团的戚金山政委和齐东阁参谋长我都认识，也不好意思叫他们让路。所以我就先停路边等他们走一段后，再开车赶上去，追上后再让他们走一段，再去撵上。就这样走走停停，直到半路他们停下，我们才超过他们一气赶到目的地。”
　　此时是10月17日晨，高一团离开了安东市区，结束在此八十余天只打两仗的防空任务。

见证高一团诞生成长的牡丹江老战友

1981年合影 裴辅忠提供

　　到长甸后，做饭备干粮，检修车炮装备，时任作教股长的裴辅忠对过江那一刻记忆颇深：“10月18日傍晚，我跟王团长乘指挥车从长甸河口公路大桥过境，对岸桥头人民军七手八脚打开路障，我们这是当天从这里过境的我军第一台车。团部和一、三营过江在南岸进驻阵地，掩护大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留下一营三连继续守卫河口江桥，二营在宽甸灌水保护车站。

　　随着志愿军大部队急速过江，高一团继续前行。10月25日我军一 一八师与敌交手，美伪军似发现我军入朝，加强了对江桥空袭，紧张战斗开始了。

三连邓大悟回忆文章发表于《人民炮兵》杂志1981年第2期

邓大悟2002年于石家庄家中 袁潮摄

10月29日三连初战，65分钟打下1架击伤2架敌机，这是高一团抗美援朝第一个大仗。后来三连归建回到一营时李营长说：“我们前边还没打呢，你们倒先打上了。真是怪事！”关于这一仗，时任三连文化教员的邓大悟曾于1981年写过一篇《长甸河口首战告捷》登在《人民炮兵》杂志上。2002年10月他又在石家庄家中回忆说：“那文章3处不准确，一是时间不是19号应该为29号：二是来犯敌机不是F-47应该是P-51；三是战果不是击落3架应该为击落1架击伤2架。”

四连杨乃鹏、田福贵回忆四连河口护桥战

发表于1960年6月25日《辽宁日报》

11月8日二营四连也从灌水车站开上来护桥，时任四连班长的孙继忠回忆道：“当时连长朱光远和指导员徐聪，带领四连全体以高昂的士气，同敌机进行了数不清次数的战斗。美空军对长甸河口大桥是誓必炸毁，以阻挠我军的补给线。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有飞机来轰炸大桥，常用机型有B-24重型轰炸机以高空水平投弹方式轰炸；有P-51、F6、Ｆ4E、F-84等轻型机以俯冲投弹方式轰炸。一次战斗中美空军40多架次飞机轮番轰炸，我们阵地是桥头附近，桥头正面是一个大山包。敌机采用从桥头俯冲顺着大桥飞的方法进行轰炸，这对我们作战来说造成了极为困难的条件，山顶上有我们观察哨，山包距桥又近，所以非常不好打，于是连长命令以班为单位对敌射击。这次战斗中，各班打了60多发炮弹，由于炮身太热，炮身上的油漆就化成水一样一滴滴掉下来。据观察哨报告，这次战斗共击落2架敌机，落在朝鲜很远的地方（未找到残骸）。”11月9日公路桥被炸断抢修好后，没几天又被炸断。之后，三连前行归建，四连继续护桥直到年底。

孙继忠（前右三）和老战友1996年7月于牡丹江畔 裴辅忠提供

　　1950年12月28日晨，团部率领在云山战役中损7门炮和伤亡50余名官兵的一、三营由前线返回国内，在宽甸灌水会同二营一起连夜开往锦州扩编换装。至此，高一团离开安东地区再没回来。

张佩和高射机枪特等射手马富1952年于朝鲜 张文摄

　　高一团到锦州后番号撤销，部队变成炮兵六十一、六十二师于1951年3月再次入朝作战，直到停战后分别于1953和1958年回国，六十二师驻守安东至1969年。——这是后话

2022年4月一稿（文字）

2024年5月二稿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