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运，四年读了两个大学，进校门的时候是抚州地质学院，出校门的时候是华东地质学院。听说那时学校为了改名，做了很大的努力，力尽千辛万苦，才把“抚州”改成“华东”，当时老师和同学们都兴高采烈，觉得学校的地位有所提升了。有意思是我们毕业多年后，给我录取通知书的大学没有了，给我毕业证书的大学也没有了，学校又变成“东华理工大学”。校名里除了“学”，其它五个字完全不一样了，看来学校还是把握住了大学的核心，就是“学”，无论校名怎么变，“学”不能变。我不是调侃母校，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母校用心良苦。衷心祝愿我的母校有更好的发展。</p><p class="ql-block"> 大学四年住了两个宿舍，入学时，学校学生宿舍不够，我们新生都住进了临时的宿舍，是长长的平板房，红色的砖砌的墙，白色的缝隙线在墙上画了很多格子，好像提示我们要好好书写大学的年华。宿舍容进十来个同学，由于刚刚入学，住的时间短，已经不记得有哪些同学了。大概是半学期后，搬进正规的学生宿舍，红红的木地板，白色的墙壁，门和窗框也刷了红色的漆，焕然一新，学校是用心的。四张高低床，房中间是几张小书桌。这间宿舍虽然简陋，却是我们七个同学温暖的家，将近四年的时间，我们共同生活学习在一起，同学亲密无间，一些生活的场景至今还会不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历久弥新。</p><p class="ql-block"> 谢克强是我们宿舍年纪最大的同学，上海知青，籍贯是我们湖南双峰的，入学时已年过三十了。他比我们宿舍其他同学至少大十岁以上，但没有一点代差的感觉，为人极友善，没有一丝上海人的优越感，学习之余，也会参与我们年少同学的喧闹和戏耍。他是我的下铺，我们有时会躺在床上讨论一些学习的问题，他是老三届（初中？），一些历史地理的知识非常丰富，有一次我故意难为他，找了一本世界地图册，把我认为一些非洲最不引人注意的小国首都是哪来问他，他对答如流，甚至那些小国的形状都能说出来，让我佩服不已。也是那一次，我记住了班珠尔是冈比亚的首都。每到星期天，为了多睡一会懒觉，我们都会经常在前一天晚上进行一场赌决，我从床上抛饭菜票，看正反面，谁输谁去食堂打早饭，还别说，我把我猜的那一面朝上抛下去，我的胜率要高一些，他是豁达的人，我们彼此从没有不执行赌约。他入学时还没有女朋友，为此，我们经常讨论，为他出谋划策，但大学四年他没有获得爱情，很为他遗憾。毕业后他分配到江西水文站工作，几年后他不幸因病去世了，令人心疼和惋惜。</p><p class="ql-block"> 那时虽然读大学了，我还是有点童心不泯，顽童的行为有时也会不经意间就表露出来了，有一次我看谢克强出了宿舍，知道他一会就会回来，我打一盆清水放在门上，门开了一个口子，盆放上去保持平衡，我们在屋里静静等他回来，一会，门被推开了，水哗哗的从门上落下来，但推门进来的是许从年，水浇到他身上，还好，没有湿很多，他擦了身上的水，笑嘻嘻的走进来，反而让我局促不安，低俗的恶作剧。许从年是我们班的辅导员，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工农兵大学生，为人极为亲和，说着安徽口音的普通话，许老师后来成了母校的党委书记，毕业二十聚会时又见到了许老师，同学们说起推门之事，他还是手指着我哈哈大学，我还是有点局促不安，后悔当时行为。许从年老师已故去，但愿他在天上也能笑口常开。</p><p class="ql-block"> 我们宿舍在班上应该是中庸的，宿舍同学在班上不突出，也不落后，我们宿舍就符合学概率时知道的一个正态分布。有次期末了，要考高等数学，有三天的复习时间，不知是孙占学还是金有生从图书馆借了一本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可不得了，同学们争相读这武侠小说，被其中的荡气回肠、起荡跌伏故事深深吸引，全然不顾即将来临的考试，复习时间里硬是通宵达旦地把这小说传阅了一遍，考试的分数哪有快意恩仇回荡在心中的那份惬意重要。孙占学后来成了母校的校长，在参加我们班大学毕业四十二年小聚会时还谈起了这件事，让人有点唏嘘不已，同学时的那些轶事不会在我们记忆中淡忘，只会成为同学们对过往青春追忆时的花絮。</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