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片段（2）

唐泽军

1978年5月的一天，已经是很遥远的过去了，送别最后陪伴一程的母亲后，我到班主任邱老师家，想咨询报考大学的一些事情，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在老师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张高校招生的宣传报纸，报头是抚州地质学院几个红色的大字，便拿起来看看，有学校和专业的介绍，放射性水文地质，其实那时并不太明白放射性水文地质的概念，想当然地认为跟放射性有关的专业那一定是高科技，对于一个心怀科技梦想的青年，还是有一点吸引力的。也就是这份招生简章无意的匆匆一瞥，就确定了我一生的轨迹，不久后填报志愿时，我在第四志愿填报了抚州地质学院，好像那时我们湖南可以填报五个志愿。也许我的高考分数不多不少，正好达到抚州地质学院的录取分数线。那天我正在地里干着农活，一个知青老远走过来高声告诉我，“唐泽军，你考上大学了，录取通知书寄到知青点了”。意料之中的事，但心里还是非常高兴，赶快收拾农具回知青点。那一刻，天更高更蓝，风更柔和，小路边的小花也更灿烂，前方豁然开阔了。拿到那份已被热心人拆封的录取通知书，抚州地质学院，放射性水文地质专业，心里高兴之余还是有点弱弱的遗憾，没有被更好的大学录取。注定的缘分，一生都有了抚州地质学院的烙印，也因此有了一群让自己为之骄傲的大学同学。

国庆节过后几天，我坐上了东去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跨省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上特别快车，那时的特快列车也就每小时70公里左右。坐上火车的那一刻，心中充满着离开湘潭的惆怅和对未来的向往，我知道，湘潭从此可能就是故乡了，高中同学们聚会时，我说出了几十年来的感觉，湘潭在我心中就是那湘江边上的那栓绳柱，无论我漂流多远，它就一直栓着我的心。现在回过头来看，踏上东去的列车那一刻，实际上也是我无意中踏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的时代列车，作为个体，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但却深刻地感受到了国家空前绝后的发展过程，有幸地看到了国家波澜壮阔的前进步伐。大约七八个小时后，深夜的时分，到了向塘西站，沪昆线的一个小站，在这里第二天早上转车去抚州。在向塘西站见到了来接站的一个年轻老师，隐隐约约记得好像是花明老师，也是我见到学校的第一个老师，花明老师后来教我们政治经济学，说实话，他在台上讲的头头是道，唾沫横飞，极其努力地给我们讲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剩余价值，可我们台下却是没有多少人听，不是在记英语单词就是在看数学，当时的风气使然，我们重理轻政。花明老师后来做了母校的副校长，他即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朋友。

抚州，一座小城，一条主干马路，有人常说，抽一支烟就能从马路的头走到尾。我是从招生简章上才知道这座城市的，也经常被人误以为我是考取了福州地质学院。抚州虽名不见经传，却是才子之乡，汤显祖、王安石等等耳熟能详，现代的名人能士也不少，如书画家舒同，小提琴家盛中国等。学校坐落在城边，从大门走进去，走完一段往下的斜坡路，就看见一栋行政大楼，一栋三层的俄式教学楼，中间一个足球场，学校小巧玲珑，树林成荫，十分紧凑，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记得第一个认识的同学是冯绍元，那是在入学后的几天里，学校对新生进行体检，我碰巧跟他同时检查一些身体项目，他当时是14岁多一点，身高也是140厘米多一点，体重35公斤左右（记得是这么多），印象深刻，完全是一个没有成年的小孩，那些体检的医生也是议论纷纷。大学四年，绍元就是一部德国电影的名字“英俊少年”，阳光开朗，他被班上年纪大一点的同学亲切地称作“小家伙”，他为人热心，同学谈恋爱需要传递个口信或纸条，他便欣然领命，他可以自由出入女生宿舍。绍元现在已是我国农业水土工程领域的知名教授，是我们班同学的骄傲之一。我在中国农业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上过他的土壤水动力学的课程，那时他是我们学院的院长和党委书记。我们交集甚多，他对我帮助也甚多，我们是同学，是同事，是领导，是老师，更是一辈子的朋友。他离开中国农业大学转赴扬州大学工作时，我难过了很久，依依不舍。

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潘乃礼教授，他是我们专业基础课《地下水动力学》的授课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第一次上课时，我在走廊看见潘老师从楼梯间缓缓走来，个子不高，胖胖的，圆圆的大脑，几根头发贴在脑门上，一丝不乱，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透过厚厚的镜片，可以看到智慧的光芒，穿着一条笔挺的条带裤子，配一双皮鞋，手上拿着两本硬板封面的外文专著，形象极佳，在远去的岁月中依然清晰。潘老师的课像他的仪表一样，也是一丝不苟，娓娓道来，他讲地下水动力学就像在给我们上数学课一样，严谨，逻辑性强，虽然不幽默，但也引人入胜。说来也巧，我和绍元的地下水动力学考试成绩是一样的，都是95分。其实，潘老师也是站上大学讲台不久，他刚刚从野外地质队调到学校，我退休前也是大学老师，知道站在大学讲台是多么的不易。潘老师是上海人，极其聪明，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优秀的高考生中选拔到苏联留学，从苏联一个矿业学院以优秀生毕业，他的俄语特别好，他自豪的告诉我们同学，他在莫斯科广播电台接受采访时，听者都以为他是苏联人。有一次，我们在学校附近实习，晚上同学围成一圈，中间燃起了篝火，潘老师站在篝火旁，用俄语唱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声音醇厚，我想很多同学应该还记得那篝火，记得那歌声。回国后潘老师被优先分配到二机部的地质队，寻找铀矿，为“两弹”做着最初的基础工作，“铀”是敏感的话题，很长一段时间与之相关的都是绝密，也是我们学校所谓放射性专业的由来。因而潘老师所做的工作也具有“核”的性质，是绝密的，不能发表科研成果，是默默无闻的。他与学校其它留苏的老师一样，我们认为都是一群很厉害的人，可学术地位都不高，有的直至退休都不是博导，要是在别的高校，他们早就是知名教授了吧，这也许这就是无私的奉献吧。此刻，耳边又想起离校时潘老师的谆谆教导，“到了单位，好好工作，多给我来信，看看科研上能不能合作”。对不起潘老师，到工作单位以后，忙忙碌碌，一个字也没有给潘老师写过，三十年再回学校时，邵元作陪，请潘老师吃了一顿饭，略表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