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唤醒的记忆之三——前雁窝岛时期的那几年

.虚空子

文/龚立人 　　一个人的人生时期的划分，大多以儿少时期，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壮年时期，老年时期划分。我则不然，我以我的人生主基调划分：我的一生中，最灿烂的生命，最青春年华的二十四年是作为知青度过的，所以我把那定为知青时期，那之前则是前知青时期，那之后就是后知青时期，原以为这样就包括了我的一生，不承想2017年4月21日的突发意外打破了我的贯常划分，我患了脑干区脑梗，从此开始了脑梗时期，在三、四天后我的症状最严重时我的脑梗时期也就结束了，继之来的是今后漫长的“后脑梗时期”，多久不知道，大概是N年N月N日，所以从4月21日之后就统称“后脑梗时期”。这就是我的人生时期的划分： 前知青时期（从出生到高中毕业） 知青时期（1964年～1987年） 后知青时期（1988年～2017年） 后脑梗时期（2017年～……） 现在细分一下，把我的高中三年，叫做“前雁窝岛（知青）时期那几年”。 一、高一、从悲观与颓唐中挣扎出来 武斌的去世将我的精神世界击垮。 武斌是我初中的一个蜜友，一个音乐天才，他的乐感极佳，听力过人，记忆力极佳，一口极整齐的牙齿最适合吹黑管，他的手也很大，就是萨克斯的键子他都能娴熟点击，乐队的程先生对他评价极高，我时常为他吹奏的曲子倾倒。但初二我班一批同学去考艺术团体，他的专业成绩最好，却被刷了下来，原因是他过世的父亲有历史问题。对他打击甚重，回校后他变得非常郁闷。初三我转校过来后，他却与我成了好朋友，还有伊宝泉与他也很好，两个人都是吹黑管的，对别人他很冷峻少答理。 初三毕业后他没考高中，我和宝泉都是学校保送升高中的。八月武斌被分到良乡的一个供销社上班，我就一直没见他。 十月初的一个星期日的大清早，我在床上被弄醒，睁眼一看是武斌，我高兴地跳下床。他说怕来晚了我会出去玩。 我们出去吃过早点，他付的费，他说他上班了。他说咱们走走聊聊天吧。我们边说话边慢慢顺西长安街往中山公园走，又进了园。 我们的话题挺灰暗，我还没从杨健平的去世中走出来，他也为自己的音乐梦的破碎而愤愤不平，为什么一个过世人的历史问题还决定一个健在人的人生道路？我们走到内河边，有出租的游船，他租了一条船，买了两瓶酸梅汤，我们下到船上，我划桨，慢慢在水面上游荡，划船不是目的，旁边没人我们坐着好说话。 我俩精神上的问题当时都无解。 他低声唱《三套车》我吹树叶给他伴奏。唱完后好久我俩都没说话，到点后还了船，我们来到中山公园餐厅，他点了四个菜，要了两瓶香槟。饭后我们又在园内一长椅上坐下，他和我说了好多当时我感到莫名其妙的话，我最初以为他想“叛逃”去香港。我想要真那样他的音乐天赋便有了用场，所以我没说劝阻的话。 约下午三点多我们离开中山公园，他返回良乡，我回了学校。 下个星期一下午，学校来了两个良乡派出所民警，说有个青年在铁道上卧轨自杀，口袋中有一个民院附中的学生证，姓名武斌，蒙族。教导处告诉民警，他初中毕业后上班了，便帮他们联系良乡的那个供销社。供销社说此人失踪。几天后消息反馈到学校，他被分配在供销社当出纳。发现他账上的24.5元现金没有了，结论：贪污后畏罪自杀，结案。一个年仅十六岁的生命就这么消逝了，没有人查找是什么原因，就这么草草地以“贪污后畏罪自杀”七个字结案了，真的是“生命诚可贵”吗？ 事后，教导处的全家瑞全先生知道我俩关系好把结论告诉我。我当时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原来那天他挪用账上的钱是为了最后陪我一天，他说的那些我当时莫名的话是来世再见的意思。本来我还没有从杨健平的自杀中解脱出来，这回我的精神世界被彻底击垮。 经过长久的精神挣扎，我好了些，又读了席勒的《孔夫子的箴言》一诗及之后关于空间的诗受到启迪。 《孔夫子的箴言》中对“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诠释让我想到逝去的终已逝去，该来的终将要来，我是该振作起来了。 其后席勒所作的关于空间的诗中：“你要看到事业垂成，必须努力向前，不可休息；绝不可因疲乏而静止，你要认清全面的世界，必须广开你的世界；” 席勒的诗告诉我为事业的成就，必须努力，必须看清世界，开扩世界。现在的颓唐是不对的，必须立即振作起来。心结仿佛一下子打开了，于是我下定决心发奋读书。 　　二、高二、为走上知青之路的潜在准备期 发奋读书，高一年级就自学完高二、高三的数理化全部课程并做完每课后的全部作业题。 高二上期之前我准备大学学理工科。高二第一学期自学完大学的《普通化学》上下册。 高二寒假与父亲一夜的争吵，决定改学文科。 同学们的劝阻无用，李季孚先生的劝阻也无用，这物理老师最喜欢我，他说从事教书近三十年，我的脑子是最适宜搞发明创造的。 第二学期转向文科，就有了高三毕业后不考大学的初步想法，但还在摇摆。 黄钟琦先生的出现：我们上高一时，学校新调来一个年轻教历史的女老师黄钟琦。我的一个恶作剧却使我和她成为了朋友。 高二上学期的一天，她突然来我们班听物理老师李季孚先生的课，她直接向我走来，我坐最后一排，右边课桌没人。我当然不愿意又没办法，趁她不注意我把一小瓶乙酸异戊脂的瓶盖拧开放在右边课桌靠里边点不易被看到的地方。这东西淡淡的有苹果梨的香味，闻着很舒服，但浓了，时间长了就会头晕脑胀。我们开始交谈，她问了我的名字，我问她为什么听物理老师的课，她告诉我学李先生的讲课艺术。上课了，我坐得尽量远离课桌，她伏在课桌上做笔记。起先她闻着不知从何处飘来的淡淡香味，很舒服。但她伏在桌上做笔记，那香味直接从她胸前升起，半节课后她倍感不适，我又不敢叫她远离课桌。终于下课了，她向我投来一个怀疑的目光与李先生一起离开了教室，据别人告诉我她与李先生分开后直接去了校医室找白大夫。 我等着班主任高宪仁先生找我，但没有。黄先生亲自来了。那天我在教室院的一个角落朗诵郭小川的诗。朗诵完后我听到背后响起掌声。我转过身来一看是黄钟琦先生，我想欠账总是要还的。 令我意外，她如同对待朋友一样与我聊了起来。原来这几天她对我做了大量的了解，任课老师都喜欢我，各科成绩都很好，教导处老师说我是文体的活跃分子，是学生中的“非正式组织头头”，在学生中很有影响力。那时她正有个计划，组建一个话剧团，已征得学校领导的同意。听了我的诗朗诵后决定邀我当话剧团团长。我拒绝了。 高二寒假与父亲一夜的争吵，决定改学文科。回到学校宿舍后想了几天，一天，我找到学校后边教职工家属院（红光电影院对过）黄先生家，她没有结婚与母亲同住。 “黄先生，你邀我进话剧团的话还有效吗？” “你想清楚了吗？” “是。” “那好，咱们商量一下。” 她告诉我她最喜欢的一个现代剧作家是欧阳予倩，他在日本留学时参加过一个叫“春柳社”的社团，并参演过《黑奴吁天录》的话剧，回国后他把这个剧本改编为《黑奴恨》。 田汉曾盛赞欧阳予倩的《黑奴恨》，评价这是一部“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的“力作”。 我们商量话剧团起名叫“小春柳话剧团”。于是我当上“小春柳话剧团”团长。 开学后很快她把话剧团的人务色齐了，决定排演《黑奴恨》。由付金志饰男主人公黑奴，罗英琴饰女主人公黑奴，我演男二号农场主，黄钟琦先生导演。每天下午课外活动和星期天下午排练。经过近三个月紧张的排练，终于在学期快结束时在全校公演，演出相当成功。那之后好多“小迷妹们”叫我“农场主”。 我的朗诵技巧和演话剧的功底，让我后来在“建设中的北大荒展览会”当讲解员时获得听众学生们的好评，有一天竟然有将近五十人在留言中表扬“49号讲解员”。 所以高二这一年是我当“知青”的潜在准备期。 三、高三、准备当知青 高二结束那年我校广春兰考上了北影导演系。我还去找过春兰姐，也使我萌生了考电影导演的想法。 我买了许多蒙太奇及电影导演的书，但当我决定上北大荒时，把那些书全给了陶特必力格，并全力帮他备考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后来陶特因体检有点小毛病没有被军艺录取，若他报了戏剧学院很可能被录取。 我决定不考大学，去北大荒。当时的政策我听父亲说过：工作满三年，考上大学的可以带薪。我看过有关北大荒的报导，看过电影《北大荒人》，那是个很艰苦的地方，我去锻炼三年，积累生活再考回“北大”的中文系或哲学系。这样可以带工资，就不用靠家里了。 所以那以后我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课本上，而是转向对社会的关注。我觉得那时的北京城的文化氛围比现在浓，西单、西四、王府井等很多地方都有旧书店，可以很便宜买到所需的旧书。西长安街上“首都影院”与六部口之间有个“期刊门巿部”，有租期刊的业务，办个租借证，用学生证办每月只需五毛钱。可以租国内出版的任何刊物。我办了个证，学校订的报刊已经不能满足我了。门巿部给一个大夹子，可以保护杂志。我每天去借一本，无论刮风下雨都去，学校到那走小路也就十分钟。那时我才知道我们国家出版的报刊杂志这么多，开扩了我的视野。 进入“建设中的北大荒展览会”。 五月毕业考试后，正好赶上“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我校的学生户口都在学校，西长安街派出所要我校出一个人，我已通过学校给北京市教育局递申请不考大学去北大荒，便派我参加。于是我天天去派出所上班。 体育和艺术院校的专业考试到了，马祖荫先生责承我当我班女生陈枚的辅导老师，带她参加北师大体育系的专业考试。陈枚体育成绩很好，百米跑13秒，比好多男生都快。在我的帮助下她初试复试都取上，经过高考后她考上了北师大体育系。二十多年后我们之间的一次通话她还对我这“一日之师”深表感谢。 人口普查刚刚结束我就接到北京市教育局的通知，让我到在北海公园内举办的“建设中的北大荒展览会”报到，我被分到第四展览室，成了49号讲解员。 从此开始了我正式踏上当“知识青年”之路。只是那时我虽决心当知青，但其实只想当三年，我的目标还是要上大学的。不过天意弄人，一场“伟大的运动”改变了一切，开始了我二十四年的知识青年的生涯，也许是我与雁窝岛有着不解之缘。 后记 《被唤醒的记忆》之一、之二、之三终于整理完了。 看来真的老了，昨天上午到楼下超市，进去后却忘了要买什么东西，只好转了出来柱杖慢慢向每天晒太阳的运动场走去。但中学时的一些记忆碎片却清晰的记得，这才让我用一个多月时间完成了这篇记忆。 特殊的家庭背景。北京和湖南我都有一个家，却仿佛没有家。北京的家中有同父异母的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湖南的家中有同母异父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中最大的比我小十岁，最小的比我小十九岁。我上中学时最大的还未上小学。虽然他们与我关系都还好，也很尊重我，但我上中学时他们不可能是我的知已，所以在学校交的朋友对我就显得格外重要。 恰恰在一年中我的两位挚友相继自杀身亡，我的悲伤无法消解，我的痛苦无人可诉。那时又没有心理诊所，只能自己治疗，所以高一时金先生看我找心理学方面的书问我为什么？我也无言以对，只能莞尔一笑，答道：“杂家嘛，杂了点。” 在民院附中就读那几年，是决定我的人生道路最关键的时段，也是我“三观”逐步形成的时段，更是我天马行空，特立独行性格锻造的时段。 从那里我走出了校门，走向了雁窝岛，并在之后给学校的信件，被教导处张贴而影响了一大批学弟学妹们报名去了北大荒。一批人去了八五O农场，一批人去了兵团二机厂（这批人因我的关系与贾淑君也成了好朋友”，也有人到了八五三农场。 这篇记忆纪录了我最关键的转折时期的心路历程，可能也回答了我要好的同班同学们的好多问题。 龚立人 2024/4/18 写于天津瑞欣家园 2024/5/18 编辑于天津海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