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部礼堂的记忆

震亚

55年前的8月，我们新一批北京知青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第一天，是在密山下的知青专列，然后乘卡车奔赴位于金沙的41团。听说，原本是要在团部礼堂举行完欢迎大会后再把我们分散到各个连队的；但时值农忙，又赶上大雨，于是欢迎大会取消，卡车直奔连队。

不过，途经团部时，我还是看到了那礼堂。在周边一片低矮的土坯平房中，两层的砖混结构的楼房堪称是鹤立鸡群，大门上方高悬的正副统帅的巨幅合照尤为触目，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由于夏收之后紧接着就是秋收，地里、麦台的活计一茬接着一茬，所以等我第一次有机会走近并进入那礼堂时，已届初冬。

它处于团部的中心位置，主干道旁，其会场可以容纳数百人。除了用于我团召开各种大会外，它是我们在祖国边陲享受“文化大餐”的唯一地方。在这里，搞过各连文艺小分队的调演，推出过我团文艺宣传队搬演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当然，更经常的功用是放映电影。此外，很多知青都曾在此摄下自己青春的身影，以便寄回千里之外的家中，告慰惦念儿女的父母亲人。

那些年里，能在团部机关、学校、医院、邮局、商店工作的人是幸运者。甚至，地处团部周边的加工厂、麻袋厂以及相近的4连、8连、10连等农业连队也令人羡慕。因为，可以有较多机会到这礼堂里看电影、观演出。不过，僧多粥少，并非都能搞到票。于是，曾有知青为看《英雄儿女》却没有票，遂爬窗户进入礼堂而被警通排抓去关了禁闭。还有老职工的孩子，为省一毛钱而去电影院门口听电影，终于感动了把门的检票员，等到电影演到快一半的时候，将其放了进去。

细想，在无书可读，精神食粮极端匮乏的年代里，能够多看上一场电影，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尽管当时团部放映的电影仍然有限，不过是些领导人接见外宾的新闻记录片、朝鲜的《卖花姑娘》、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等故事片，以及若干样板戏的电影版而已。

我先后呆过的19连（后改为轮训队）、四营中学（在20连）远处大山里边，一年里仅有难得的几次，由团放映队带着老掉牙的电影进山来给我们放映。虽然只是些看过多遍的《地道战》《南征北战》之类的老电影，对于连队中的大人孩子来说，仍如同过年一般的兴奋。

因此，只要有机会到团部办事，总希望能赶上有电影放映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在团部工作的哥们儿真够意思的，他们总是为我们这些大山里来的荒友尽力设法去搞票。有的电影，他们也没有看过，却优先让给我们。待到电影散场，还把我们接到宿舍里，一个炕上挤一宿。

要说，团部礼堂的使用率还是很高的。除了会场用于开会、演出外，其二楼的过厅曾办过展览，举行过乒乓球比赛。当年，正是在这块场地上，我作为四营乒乓球队的一员，与连晓峰、齐福增、李俊才、王巍峨等人合力奋战，连胜数场，取得了41团男子乒乓球团体比赛的亚军。

至于楼下，有分隔成几间的小办公室。其中，有一间还曾临时腾出，作为我团准备参加兵团四师美术展的创作场地。在那几天里，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的刘勇玲创作了两幅版画。而临时从连队抽调来的我，则混迹其间，画了幅工笔水墨画《草原放牧》。毕竟有专业打底，几十年里，刘勇玲始终坚持美术创作，参加各种展览、并多次获奖，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我，原本仅是业余爱好，且又缺乏持之以恒的执着，所以在后来的岁月里逐渐地把画笔丢弃了。

记得，那是1974年5月，团里准备召开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临开会前的一天上午，刘传友队长突然把我叫到队部，要我赶紧代表轮训队写几句诗。原来，此次大会召开之际，还要展出各连队的诗歌作品，以便营造文化气氛、凸显知青特点。彼时，交通很不方便，队长要搭乘拉粮的卡车赶去团部办事，所以一个劲儿催促。无暇细想，我便把当时流行的豪言与口号串了起来，以“一代新人”为题，勉强凑了四句：“农村天地阔，熔炉火正红。众手创新业，壮志在全球。”随即提笔蘸墨，涂抹在文书递过来的四尺红纸上。一看，纸大字少，留白太多，便又在右下角补画了一台正在耕耘的拖拉机。

几天后，我去团部办事时看到，我连的这首诗被布置在青代会会场、团部礼堂二楼的门厅进口处。远观，醒目标题、四行大字，外加拖拉机的剪影，从内容到形式颇有些气势；近看，红黑分明，又多少带点儿木刻版画的意味，居然视觉效果不错。后来，在团机关工作的郭其珉、鹏伟、郑保潮等人把这批来自各连队的诗作选编成册（收36首），题为《诗言志》，油印出来，我们轮训队的这首诗就刻印在《我们是诗的主人——代序》之后的第一页上。

也许，时间具有过滤的功能，所以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往往是相对美好的。但有一件事，我不会忘记。那就是，1970年，炮连煤气中毒中不幸逝去的三位北京知青骆忠、傅志武、梁平安的追掉会也是安排在这礼堂的二楼。这样的悲剧原本是不该发生的啊！他们的生命被永远地定格在了20岁。

如今，离开北大荒已经几十年了，其间，我只回去过两次。

第一次重返41团——现为855农场，是2004年。虽然，场部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初的机关、商店、学校都已扩建或易址重建，但原来的礼堂还在，只是外立面粉刷一新，名称也改为了“职工文化活动中心”。自然，那“亲密战友”的巨幅照片早已摘除。而从名称看，其基本的功能还与过去相近。

第二次回访，是2015年。我发现，曾经的礼堂已经荡然无存。原址上拔地而起的是于2013年落成并投入使用的“双老文化中心”。它长高了，从两层变成四层；外立面愈加漂亮，塑钢门窗、玻璃幕墙，从材质到风格都在与现代都市的建筑接轨。其内部更是设施齐全，包括有图书阅览室、乒乓球室、台球室、麻将室、棋牌室、电脑室、健身房、舞蹈室、器乐室、书法绘画室、多功能会议室及老年大学教室等十多个活动场所。

顾名思义，所谓“双老”，应指老干部、老职工吧？果然，在这中心里，我看到了老连长，还有我的留在农场没有返城的知青荒友。细想，当年的小青年，如今都已六七十岁了，当然是该进入双老的行列了！

他们有的打台球，有的搓麻将，有的玩扑克……和大城市的银发老人一样，拥有相应的文化娱乐设施，能够享受美好的金秋时光。

这样的情景，怎不令人欣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