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士祥为您呈现“我爱大自然”之八十一:我的青葱岁月（下农村）——忆故乡之五

白士祥

　　1966年夏，全国有数千万学生被迫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此后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从狂热到迷茫，从沮丧到深思，今后出路何在，仍然一无所知。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 :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

　　尽管经过两年半的折腾，其间也上演过“复课闹革命”的“闹剧”，我对学校生活却一直情有独钟，割舍不下。学习是我长这么大最喜欢的一件事。我想读完高中再考大学，让自己拥有更多的知识，将来报答父母、回馈社会。如今这一梦想只能成为空想。

　　对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是有过切身感受的。

　　我家房前屋后有两片一亩多地的菜园子，为了增加家庭生活经济来源，父亲决定把种菜改种黄烟。种烟有两项劳动最累人 : 一是春天翻地，保持土壤疏松。我手攥锹把干一上午，两手就磨起了几个血泡。下午接着干，只得用针挑破血泡，挤出脓水，缠上布条再干，手钻心般的疼，脚也蹬得火燎燎的难受。这项劳动要干5天，我只能咬牙坚持。二是“备地”（把铲平的地垄用镐培起来）。烟苗生长过程中，要铲三遍，备三遍。每备一遍至少需要3天，又是在“三伏”天，既累又热，每天干完活儿，上衣都湿透了。

　　在那次学校组织的“支农”活动中，更让我切身体会到了农村体力劳动的艰苦。赵光农场由于阴雨连绵，收割机下不了地，只得人工收割已经熟透了的大豆。农工干不过来，我们学生去支援。从没见过这么长的豆地，一眼望不到边。我们第一次干这活儿，镰刀不快，也不会割，戴着手套去抓豆杆也扎手。最难受的是得一直猫着腰干活儿，干了一会儿，手就扎出了血，腰也猫不住了，就跪在地上割。回到住地，就想上床躺着，饭也懒得吃。这活儿一连干了7天，回家的路上大家还叫苦不迭。

　　这两件事虽然让我吃了很多苦，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 我对农村繁重、艰苦的体力劳动在思想上有了一定的准备，在身体上有了初步的承受力。

　　听到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我想 : 到农村去，当一辈子农民，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出路，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我别无选择，只能抛开我想继续上学的梦想。

　　我没用学校和老师到家动员，主动报了名。我父母也同意了我的选择。

　　1969年元旦刚过，我就收拾起简单的行装，也没让父母去送，到校乘坐汽车，冒着严寒，来到了距县城80多里的二八公社二八大队青年点。

　　青年点是一趟坐北朝南的平房，40多名男女青年都是呼兰一中初、高中学生。大队安排一名师傅为我们做饭。

　　我到青年点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水井打做饭用水。来到井沿一看，井水深不见底，最少也有30米深。我平时见过的水井才几米深。辘轳上井绳两端各拴着一只水桶，打水时一上一下。提起一桶水，辘轳要转动30来圈。一桶水打上来，累得我气喘吁吁。后来我才知道，摇辘轳28圈才能提起一桶水，故称“二十八井”，后简化为“二八”，二八公社就是由此得名。

　　第二天，我被分配到第七生产队，同队的还有2男1女3名初中生。

　　我到队上参加的第一项劳动是刨粪。积攒了一年的农家肥，在生产队的大院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几十个社员围着粪堆，有的用镐刨，也有的俩人一伙，用大锤和钢钎子打，刨下的粪被马车随时送到地里。社员们边干活儿，边说笑，累了就歇一会儿，气氛很活跃。我一直闷着头刨，不敢跟身边的社员唠嗑，一是不熟悉，二是也不敢。十冬腊月也累得浑身冒汗。实在干不动了，只好放慢速度。生产队长看到我这样，让我歇一会儿再干，我才敢停下来。一天活儿干下来，社员们都很轻松，我却浑身像散了架子。第二天继续干，抬胳膊抡镐都很吃力，我咬牙坚持，直到临近春节把粪刨完。

　　过完春节，队上没有大宗活儿，社员就进入了冬闲期。可能队长看我老实巴交，干活儿挺能吃苦，尽量给我多派活儿，让我每天都有工分可挣。

　　跟车运沙子是队长派给我的新活儿。队上为了增加收入，冬季农闲时安排几辆马车拉脚运沙子。我的任务是跟车装卸沙子。每天早晨3点多钟就得摸黑出发，要走几十里地到江边取沙子。当时正值“三九”天，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马车上坐一会儿手脚就冻得猫咬似的，坐一阵就得下车小跑一阵。到了江边天也放亮，赶紧抡锨装沙子。装沙子不能用铁锹，得用大板锹，一锹沙子有二、三十斤，装一阵身体就暖和了。卸完沙子回到青年点，已到晌午了，空着肚子干了一上午活儿。

　　再没有别的活儿，队长就安排我铡草。队里有4挂马车，十几匹马，要经常给牠们铡饲料草。一把大铡刀，刀把上绑一横杠，一人握一头，一人续草，两人铡草，抬腰猫腰，一上一下，既要用力气，又要讲究协调。铡草的劲儿要使匀，还要与续草的节奏一致。我开始使不好这股劲儿，续草的社员就反复给我做示范，慢慢我才顺过劲儿，也越干越顺畅。

　　很多农活儿，光用蛮力气不行，还必须使巧劲儿。春天打玉米“柞（zha）子”就是这样。每年玉米收割完，都留下高出地面10公分左右的茬子，农民称之为“柞子”。第二年春天耕种前，要用人工刨掉。玉米是农村的主要种植作物，这项劳动量很大。打“柞子”工具是用一把小锹头呈80度角绑在木把上，锹头必须很锋利。刨时要一步一挥锹，锹入土深浅要适度，深了费力气，浅了“柞子”根刨不断，还得刨第二下。开始我总也掌握不好深浅，又累又慢，有几次险些刨到了自己的脚。我细心观察身边社员的刨法，慢慢摸索锹入土的深浅度，一天下来，我才基本适应了，也跟上了社员的进度。

　　长时间连续的重体力劳动，耗费了我大量的体力。青年点的伙食没啥油水，我又处在长身体时期，饭量大增，每次在地里活儿干到一半儿，就饿得不行，浑身无力。一次青年点吃白菜猪肉馅饺子，60个一斤的，我一连吃了120个。还有一次我们几个青年上饭店，半斤一碗的面条我吃了2碗，接着又吃了11个一两一个的酥饼，用去了我2斤1两粮票。当时的我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吃货”。

　　长期与社员在一起劳动，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他们的淳朴、善良、智慧和热情。我们7队这4名青年，都是沉默寡言、内向型性格。虽然我们与社员在语言上交流不多，但是我们能吃苦耐劳的表现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接受了他们，他们也认可了我们。我们与社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

　　我们3个男青年一直想骑马，队上两个车老板知道后，特意选了2匹老实的马，亲手牵着让我们在大街上来回骑。骑完之后我们的屁股都被马背“铲”得很疼，还是为过了一把骑马瘾而兴高采烈。

　　干农活儿，社员总是手把手地教我们。活儿干得慢了，他们也从不责怪我们。我们使用的各种农具，他们都帮我们修理。镰刀不快了，他们给磨；镐头钝了，他们拿到铁匠炉去打。
　　社员盖房，我们都去帮工。盖坯房的，我们去和泥、托坯；盖拉合辫房的，我们把草把沾满泥浆，送给瓦匠师傅码墙。农村盖房，这两样活儿是最累人的，我们都抢着去干。

　　平时社员家吃点好吃的，就把我们请到家去，给我们改善伙食。过年前很多社员家都杀年猪，会轮班请我们4个青年到家去吃杀猪菜。春节我们回家过年，很多社员给我们带上猪肉、粉条、粘豆包，让我们满载而归。

　　刚下乡时我想自己会做一辈子农民，实际上我在农村劳动的时间总共没超过8个月。1969年的前5个月在农村，6月份我被大队抽调去城里建呼兰河大桥，整整去了13个月。桥建成后我又重回农村劳动了3个月，1970年9月末又被抽调到阿城县小岭公社参加钢铁大会战，从此就离开了朝夕相处的青年点和生产队，离开了教会我农活儿的社员。

在生产队劳动，除了少量的年节假日，每天都会给我安排活儿，日记10分，头一年我就挣了 3000多分。年底分红，每分2角，我分到了600多元，这真是一笔天大的数目！我不但能挣钱了，还一下就挣了这么多。当我把这些钱交到父母手里时，他们也都惊讶得睁大了眼睛。第二年虽然只有9个月，由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出民工建河桥，一天都不放假，每天又记12分，我又挣了3000分，年底又分到了近600元。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与生产队里的社员们虽然再也没见过面，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早已在我的内心深处扎下了根，他们已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温馨的永恒回忆。

　　1968年末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发出后，全国先后有近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回乡。这是特殊历史时期摆在中国青年面前的一条特殊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更有一代知识青年的奋斗业绩。他们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与5亿农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有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2000万知识青年用他们已经结出老茧的双手，在广袤的农村大地，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