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唤醒的记忆

.虚空子

文/龚立人 前言 2023年末，康敏通过闵禄莘转给我一个视频，中央乐团1959年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的片段，这个席勒的《欢乐颂》是由康敏的老爹严宝瑜老先生翻译的。个人认为严老爹翻译的这个版本更适应中西文化的结合。看完这个视频后，唤醒了我六十多年的记忆。 首先想起了两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其次想起了1960～1961年，我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读初三时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再次想起了我人生的前雁窝岛时期的那几年。 由于一下子涌入脑海中的记忆如一颗超新星爆炸，那诸多的记忆碎片在经过我近几个月的不停地接驳之后决定写成《被唤醒的记忆之一、二、三》 《被唤醒的记忆之一》——初三那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被唤醒的记忆之二》——由三个外国人说起 《被唤醒的记忆之三》——前雁窝岛时期那几年 被唤醒的记忆之一——初三那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1957年我从湖南返京后，次年考入在中国人民大学后边的北京十九中初一六班，那几年父亲被中央抽调暂不在“人大”上班，我独自居住在父亲的那两居室中，继母带弟弟妹妹及姥爷姥姥在中央民族学院住。父亲偶尔回校办事告我状的太多，让他秘书给我联系十九中和人大附中住校，拒收！ 父亲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去处，中央民族学院附中。那个学校半封闭式管理，周一至周六，只有下午近两小时课外活动时开校门，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校门。他的一个学生在当校长可以对我严加看管，且我继母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我可以算民族干部子女，政策也说得通。 于是1960年8月下旬的一天，一个未及束发的少年携一个大帆布箱一个行李卷被送入了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原以为还没开学，宿舍中只有我自己，没想到六张上下铺，只为我留下靠门口的一个下铺，我不愿住下铺，与上铺丁增却批（阿丁）兑换了。原来他们都是前两天从外地回校的。 这个学校的前身（1951年前）叫“国立蒙藏学校”，是1913年由国民政府建的，校址在西单北大街东侧小石虎胡同，据说前清时期是吴三桂的王爷府。特殊的学校师资也特强，大多老师是中教一、二级的教师，学生称呼老师为“先生”。学校中有木工室，理发室，缝纫室学生们可以自由使用，有一个教工食堂，一个学生大食堂，一个回民食堂。 这个学校具有红色基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经常到这里秘密开展革命工作，传播马克思主义，蒙藏学校成为了少数民族进步青年学习、传播、实践红色精神的摇篮。 在这里，诞生了很多个“第一”： 　　第一份少数民族青年的爱国反帝宣言——《蒙藏学界之愤激》（1919年）；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团员组成的团支部（1924年）；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1925年）……。　　　 最早在这个学校入党的蒙古族的青年多年松1924年在校入党，1927年牺牲，牺牲时仅22岁。蒙古族的贾力，1925年在校入党，1941年牺牲，牺牲时34岁。 我见过的革命前辈有后来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据说他们经常在礼堂的顶棚上开会，所以那年民委要拆部分校舍建商场时乌兰夫曾指示礼堂不能拆。 这个学校还出过一位我最喜欢的大诗人郭小川。 我入校时初三班是最低年级，就是这个学期开学不久又招了一个初一班，全校八个班，共有学生四百人。吃住上课都在学校，半封闭管理，所以大多数人都认识。 在这里我才真正理解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学校就有40多个民族，我们班也有16个民族。在这里我学会了和各民族的同学相处，相交，相识，并与他们相处得如兄弟姐妹们一般，也受到了他们豪迈、奔放、乐天的性格所感染。 初三那年，对我来说是很特殊的一年。 一下子我变成了“少数”民族，班里汉族只有我和“王之的”两人。开扩了我对民族大团结的认知。 这是进入“著名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人人被减粮食定量，中学男生由36斤减到32斤，女生由32斤减到28斤，我们学校被格外照顾，女生定量不减，男生大多减为34.5斤，少数个子大或有浮肿的还是36斤。 这学期期中考试后半学期只上、上午四节课，体育课不上，课间操不做，期末只考两门功课。这给精力过盛的我带来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下午第二节课下课铃声响起时图书馆就开门了，我总是第一个冲进去。图书馆订了近30种报纸杂志，对于我这个“书虫”来说是最好的精神食粮。 下午六点晚饭铃声响起图书馆关门，我提前十分钟还一本书再借一本，之后帮图书馆老师陈先生把同学们丢在阅览桌上的报纸杂志和椅子归位并把阅览室的窗户关上。陈先生原是教历史的，那年她身体不很好，调整到图书馆。她看我懂礼勤快又爱护书籍，很喜欢我，有时她有事不能及时来开门，就把钥匙留给我，我下课后就来开门，打开窗户，为来借书的老师和同学们找书并登记。 高一后，图书馆老师换成金先生，她听了陈先生的介绍，继续用我。那时我发现有许多图书破损得厉害，我建议金先生去总务处领来牛皮纸和浆糊，我用了两个多月把全部破损的书修补好。 寒暑假我都在学校住，图书馆一周开三个半天，多数时间是我替金先生值班。 我也获得了一个特权，借书不用登记，而且一次可以抱走很多本。 由于我在图书馆的便利条件，和少上课少考试时间上的充裕。我把阅读的视野进行了大调整。 我把初二之前的阅读探险、侦探、武侠、传纪、科幻、唐诗、宋词、元曲及中国四大名著转变为向世界名著、中西方哲学、中外文学史、西方美学、文学评论、心理学…… 初三那年主要是外国文学和诗歌名著，小说一天一本，诗集两三天一本。 初三这一年，我用两个字来概括：“拓展”。 首先是拓展了与同学们的关系，从初一到高三年级的同学几乎都认识我。也拓展了民族团结的意识。一下子就拥有了近四十个民族的同学和兄弟姐妹，亲如一家人。 二是拓展了阅读的视野。与图书馆老师的亲近，为我的阅读提供了极便利的条件。图书馆的老师如同我的精神导师，她们为我提供的便利让我养成了喜爱读书和自学的好习惯，令我受用终生。 三是拓展了人际关系。初二时我班不少人考入了艺术团体，如后来在《西游记》中演二师兄的马德华考入昆曲学校，滿都乎、武锡平考入总政文工团，瑟布格扎布考入中央乐团学员班……他们后来回校玩带来了同学，让我认识了好多艺术团体的人。比如扎布带来中央乐团学员班的第一把小提琴手杨健平很快成了我的铁哥们。 初三开学不久，西城区举办中学生运动会，为此学校也举行了选拔赛，我跳高跳远百米都是学校第一，因此与体育老师马祖荫马先生成了莫逆。我和侯瑜两人经常到他家玩。 在西城区中学生运动会上我的百米成绩12.4秒。略高于国家三级运动员标准，由体育室的另一位老师陶权先生给我授以《国家等级运动员》证书，他是国家级田径运动裁判员。后来这个证书上又增加了两项，马先生替我在陶然亭体育场测试游泳队员们成绩时，给我报了百米蛙泳和仰泳，也都取得了国家三级运动员的成绩，游泳队的教练特招我进队，可惜后半学期停体育课，游泳队也暂停活动，后来恢复活动我没有再去。这个游泳运动员证书作用可大了，冬季去体育馆游泳可以免票，所以一直到高三，每年冬天每周，我都会去体育馆或工人体育场游泳馆游三场。 四是拓展了户外活动的范围。我虽住校，但每个月都买学生公交月票，每月两元钱，巿区和近郊公交车和无轨都可以乘坐。从初三到高三，我用礼拜天跑遍了四九城，熟悉了四个城区的街道。 总之这一年我完成了由少年向青年的过度。 1961年的4或5月，初三的下学期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一下子趋向成熟了。 扎布带来的中央乐团学员班的第一把小提琴手杨健平，只有12岁。他和我要好后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来找我。 我管他叫小平，他管我叫大哥，他来找我时偶尔也带学员班的第二把小提琴手韩荣安来过（这个韩荣安就是1965年到雁窝岛的北京知青，后分到三队的“韩老弟”，“韩老弟”曾闻名八五三的各个分场。他中央乐团学员班毕业后分配到广播乐团，因精神上有点问题，被辞。1965年报名作为知青来了北大荒）。 小平对我讲他的音乐畅想，讲他最喜欢奥地利小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说中央乐团打算在他学员班毕业后送他去维也纳音乐学院进修，这样他就可能在维也纳见到自己的偶像。 可是他却突然两个星期不来找我了，于是我就去找他，刚到学员班正好碰上韩荣安，他神秘地把我拉到一个角落，告诉我小平跳楼自尽了。 我脑子中不啻响了一个炸雷。荣安告诉我小平在教室与一个姑娘亲嘴被一个老师碰上，被训。小平冲出教室向走廊尽头一扇开着窗子跑去，一头从三楼栽下身亡。一个还不到13岁的天才小提琴手夭折。一个优雅的自甶落体，将一腔热血喷洒在学员班楼前的大地上，如血色牡丹的盛开，他就这么一个飞身去了天国，仿佛空中还回响着他的绝奏《梁祝》，却给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脑子都木了，漫无目的在街上走着，从上午走到快开晚饭时才回到学校。我倒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晚饭还是侯瑜从食堂帮我端回来的。 我消沉了两三个星期，想不明白，也想不通。不到13岁的音乐天才我的好兄弟，就这么没了…… 我有了很大改变，内心有了阴影，只有武斌和伊宝泉两人知道。班里大多数人看不出来我的变化。但这并没有结束，直到1961年10月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让我彻底从少年蜕变成了青年。 《被唤醒的记忆》还有之二、之三。 2024/3/20 写于天津万隆花园 2024/5/14 编于天津海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