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连故事 （之十一）

伊兰阿婆

二连故事因为我的原因，使得发表了十期的二连故事停止转载了很长时间。感谢美友及朋友们的支持鼓励和期待！今天二连故事的第十一期继续发布。

二连故事

本文作者：张锡镇

作者简介：张锡镇简介：北京知青，北京十七中六七届高中毕业，1968年6月到达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团，先后在四连（六队）、二连、团政治处任排长、副指导员、干事。1973年9月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2010年退休后受聘于泰国法政大学任教授至今。

　　本文作者张锡镇于2023年暑期从泰国回北京，与二连部分战友团聚时，与本文美篇转载者，战友鲍孟瑜交流转载事宜。

2023年暑期，作者张锡镇回国与部分战友团聚合影。

拓荒者的足迹

张锡镇

一、踏上新征程

1969年3月初，北大荒仍是白雪皑皑，寒风刺骨。几台拖拉机拉着沉重爬犁缓缓离开了四连，向东驶进了茫茫雪原。地上的积雪仍有脚脖子深，前进的拖拉机和爬犁过后，犁出了两条深深的雪沟。爬犁上坐着30多名兵团战士，头戴绛紫色栽绒帽子，身穿新发的兵团战士服和黄色大衣，歌声嘹亮，迎着寒风，正朝着一处无名的，人迹罕至的处女地进发。几台红色的东方红履带拖拉机，一辆接一辆，冒着青烟，隆隆作响，在白色海洋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夺目和壮观。 这是四连二排战士奉命出征，开辟新建点儿的先头部队。

根据团部扩大生产规模的规划，几个基础好、实力强的老连队要负责组建和开辟几个新建点儿，我们四连就承担了组建新建点儿二连的重任。面对这项艰巨任务全连开了动员大会。就像在战争年代那样，蔡连长做了战前动员，语气铿锵有力，他身先士卒，宣布自己要亲自挂帅。接下来就是各排表态。我是二排排长，当即表决心，立誓言，要求领导把这项任务交给我们排。我第一次感受到，电影里常常看到的那种请战场面，非常的庄重。

军中无戏言，为了郑重起见，我指派笔头很厉害的上海知青章志忠帮我起草一份请战书。第二天，写着我们豪言壮语的一张大红纸就贴到了食堂外边的墙上，真得承认，上海知青的文化水平就是高。章志忠的文笔确实充满激情，很有感染力，写出了我们全排战士的心声。至今，我还记得文中写道，“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在那片荒原上建立自己的家园，勾勒和描绘我们青春的未来。”老实说，“勾勒”一词，我还是从那儿学到的。来自上海长风中学的章志忠，干瘦，内向，不善言辞，但思想深邃，后来他被留在四连，一直当文书。

我们的要求得到了连里批准，决定由我们男二排和张文英的女三排承担组建二连的任务。连里干部则有蔡连长挂帅，张建元副连长辅佐 。

选中我们排去新建点是有理由的——因为战斗力强悍。我排共有三个班，其中有两个班长都是上海人，不论学历、能力都能服众。一班长殷俊，来自上海四川中学，老初三，大个儿，足有一米八〇，干力气活是把好手，当然，也极有头脑，看书不少，智商情商俱佳。二班长也是上海人，叫陈健康，来自四川中学，老初三，四方大脸，不善言辞，不哼不哈，踏实肯干，任劳任怨，人称“老黄牛”。三班长魏巍，来自哈尔滨奋斗中学，比一般哈尔滨知青年龄偏大，成熟，老练，在哈尔滨知青中威信颇高。后来被提拔到团部后勤处。

要到一个冰天雪地的荒原上安营扎寨，当然不能男女生同时前往。由我们男二排打前站，先去营地搭帐篷，打井，砌炉灶等，建好最基本的生活设施。三台红色的拖拉机在轰鸣中驰骋。在蔡连长的率领下，我同三个班长及全排兵团战士坐在爬犁上，带着各种工具和帐篷，到新建点儿安营扎寨。

新建点儿方位早已踩好，位于四连正东，三连的南边，往东大约10公里就是沿江公路。这里像一座孤岛，周围是茫茫草甸子和沼泽，荒原中只有一条被拖拉机碾压出来的通向四连的车辙，是我们刚刚开辟出来的。这里地势不错，虽然周围地势低洼，但这个地方相对高些，东侧还有一个不高的小土丘，这对我们将来盖房取土十分有利。

最初阶段，我们还得住在四连，每天坐着爬犁早出晚归，到新建点儿搞基建，最重要的三项任务是：打井、砌灶和支帐篷。

打井要算最艰苦的。先选好地点，清理积雪，架好带有滑轮的三脚架，然后开始用镐刨开冻土，向下挖。开始还比较容易，到了几米深见水之后，就困难了。打井的人必须赤脚跳到冰冷的水里挖，将泥一锹一锹装入铁桶，再由上边的人将铁桶用绳子通过滑轮拉上来。腿脚在泥水里像针刺一般，时间一长就会麻木。因此，必须几个人轮流下井，每人在井下只能干5分钟。为了增加体温，下井之前，都要喝几口白酒，否则坚持不了3分钟。哈尔滨知青虽然总体文化素质不及上海知青，但干起活来却数他们最棒，上海和北京的青年都干不过他们。下井的多是哈尔滨青年。我印象中，实力最强的当属张殿英、杨树春、魏焕起、王振宽等。水井的轮廓挖好后，要在四周镶上木框，以防止四周泥土塌方。这时，要把事先做好的四方形木框一个个放到井下，整齐地摞起来，直到井口，最后将井口收小，再修建一个高出地面的井台。经过几天的奋战，打井任务胜利完成。

二连的第一口井打好了，可水却不大理想，水质发黄，还带有铁锈的味道。这大概是这里的自然条件所致，原本这里是沉睡千万年的沼泽地，地下腐殖质成分太大，自然会影响到水质。那时大讲革命的苦乐观，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要“自找苦吃”，谁还去想，这水好不好喝，对身体有没有害？

帐篷是我们的临时房子，在正式的营房建好之前，我们要一直住在那里，这大概要大半年的时间。过完寒冷的初春、炎热的夏天，直到深秋我们的营房才有可能竣工。因此，这种帐篷可不能像抗震救灾的简易帐篷那样，而是比较坚固耐久、保温性好的棉帐篷。仅仅把沉重的棉帐篷支起来，固定好，并不困难，关键是里边的设施，当然主要是床，如何设计，比较麻烦，还要考虑烧火取暖的问题。肯定不能打地铺，这里仍是冰冻的沼泽地，必须将床铺架起来。也不可能是单人床，沿着帐篷两侧搭起两个大通铺，要容纳一个排30多人的睡觉。大通铺不是平展展的木板，而是用从山上砍来的粗细不等，歪七扭八的粗木条并排搭起来的。为了睡觉平整柔软，上面铺上很厚的麦秸，上边再铺上一层草席。这就成了我们的床。初春的北大荒，仍旧寒气逼人，因此，我们在帐篷的两端，各安装一个用大汽油桶改装的取暖炉。这一切完成之后，我们的住房就算建好了。两座深绿色的帐篷屹立在空旷的原野上，显得孤零零的。

作为三大工程之一的伙房，这时也基本大功告成，两口大锅已经放到了灶台上，切菜，揉面的案板也准备停当。当我们放下手中的工具，长吁了一口气，欣赏我们的劳动成果时，无不感慨。连我们自己也不敢相信，我们这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城市娃娃居然能在这片荒原上建起了自己的家！？当然这一切离不开两位连领导的指导和手把手言传身教。连长蔡景堂虽四十出头，却已经有南征北战的战争历练，今天仍身先士卒，带领我们摸爬滚打，令我们十分感动。副连长张建元是1960年初的山东移民，经验丰富，不善言辞，但他手把手地身教言传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赢得我们的尊敬。当我们的基础工程完成之后，天气也逐步转暖，冬雪慢慢开始消融，大地褪去了银装，干草使大地变成一片枯黄。到了4月中旬以后，北大荒才真正迎来暖暖的盎然春意。很快大地又披上了一层新绿，我们的营地好像茫茫绿海中的一片沙洲。我想象着它的未来，那肯定是一片充满活力和生气的青年家园。

插图开荒人。作者：天津知青邵志义。

年轻时代的战斗英雄，蔡景堂。

新建二连时的二连连长蔡景堂。



图片：创建新连队，木爬犁开进草甸子。图片来自兵团摄影展。



图片：搭帐篷。图片来自兵团摄影展。



图片：背树条。文中提到的到山里砍下树条子，背回连队，打大铺。就是这种情景。作者：二连战友邵志毅。

　　二、艰苦的意志磨炼

对北大荒的知青们来说，1969年的七八月份极不平凡，刚刚来到北大荒的小青年们着实遇到个不小的考验。要知道，他们还只是十六七岁的孩子。

那年的天灾十分罕见。七月中旬，到了小麦快收割的时候，老天爷不知哪来的脾气，一怒之下，连续40天没有睁眼，连阴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连老职工都说，这种天气十分少见。这对于完全依靠机械化收割的兵团来说，现在只能望“麦”兴叹啦。一大堆机械像一堆废铁，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成熟的麦子收不回来，一年的劳作，最后很可能丰而不收。兵团各级领导果断决定，不能消极等待，必须争分夺秒，同老天爷抢时间，提出“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的口号，只要雨一停，就到田里抢割抢收。蔡连长布置了任务，钱指导员进行了动员。我们新建点还没有自己的麦田，主要任务是帮助收割四连的小麦。每天只要不下大雨，我们就带着小镰刀上战场。

用镰刀割麦子可不是下一道命令那么简单。要知道，所有知青从来没有摸过镰刀，我大概是唯一有过割麦子经历的知青。小时候我曾在河南老家生产队干过，自然成了指导大家割麦子的教练，从如何磨镰刀到割麦姿势和技巧，把自己的感受与大家分享，很快大家都上道了。割麦子，要不停地挥舞镰刀，非常耗费体力。不到中午，大家的肚子就咕咕直叫，两腿发软，胳膊发酸，还需要不时的直起腰来，休息片刻。正好也借此时机向远处张望，搜寻炊事班送饭的影子。因为路途遥远，中午只能吃在田间，每当送饭的一到，大家就迫不及待，不管好不好吃，都是狼吞虎咽。我敢说，有不少人在家是娇生惯养，有挑食毛病，但此时这些毛病都治好了。

割麦子的活，疲劳还在其次，最难忍受的是蚊子和小咬。阴雨天，北大荒的蚊子和小咬相当凶猛和猖獗。割麦时，蚊子成群成团地嗡嗡叫，不时往你脸上扑，用手往脸上拍一下，至少能打死四五个。有时，喘气不小心，蚊子能钻进鼻孔。小咬是北大荒一大特产，没到这里之前，没听说过小咬。但是它对我们的威胁不亚于蚊子。小咬，形状类似超小型苍蝇，但威力远超苍蝇。苍蝇不咬人，而小咬却咬人，而且吸血，甚至比蚊子还厉害。小咬和蚊子好像是同盟军，总是联合向人发起袭击，弄得我们奈何不得。大白天，甚至大中午在田里干活，我们不但要穿上长裤和长袖衣服，还得用衣服或布把脑袋包上，只露出眼睛和鼻孔。有的小女孩子忍受不了这种折磨，难受得直流眼泪。

割麦子，如果田地里没水还好说，如果碰上低洼地，就得水里捞麦，这就更加辛苦。割麦最常见的伤害是镰刀割到腿上和手指上，受伤流血的事经常发生，就拿我这个相当在行的人，手上、腿上也留下了不少伤疤，至今还依稀可见。每有人受伤时，卫生员就赶快进行现场包扎。有时老天成心和人作对，出发时明明没有雨，可我们刚走到麦地，大雨却哗哗的下了起来。我们又不得不淋着雨回来，很是作弄人。有一次，我们正在割着，下小雨了，毛毛雨，大家要求收工，但我命令继续干，心想过一会儿雨或许会停，但是雨却像是与我作对一样越下越大，此时我不得不下令收工。大家都往回走了，可是有两人不听指挥还是在地里干，叫了半天，也不走。这俩人一个是李艳华，另一个是陪着李艳华的朱晓燕，显然，她俩是在同我赌气，对我刚才坚持继续干的命令不满，于是就用这种任性和我对着干。最后，还是在我的再三呵斥下回来了。虽然两个人回来了，但是跟在我的身后，嘴里嘟嘟囔囔的表示不满。

那年的麦收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个不小的身体考验。我一直炫耀自己的身体棒，但没想到，就在麦收的关键时刻，我闹痢疾了，上吐下泻，而且发起高烧。为了同大家一起工作，我极力掩饰，只是从卫生员孟江那里要了些药。大热天干活，我居然还要穿着棉袄下地，小青年都不大懂，不知道我为什么穿成这样。我硬是凭着身体的抵抗力熬过来了。后来虽然康复了，但却落下了病根儿，自那以后，每年七八月份我都要闹肠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五年，直到在北京上学，吃了两个月的中药才根治。

1969年的麦收，对大家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磨炼，十几岁的娃娃们一下子都长大了，体魄健壮了，意志坚强了，成了真正的战士。

麦收过后，大家全力以赴投入到营房基建，因为冬天快要来临了，必须在入冬前将我们的新营房盖好，好在新宿舍里过冬。我们的房子不是砖砌的，而是土坯，因此需要大量的土坯。这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脱坯。女排主要承担脱坯任务，而男排要承担砌墙、运送木料，以及其他更繁重的体力活。

脱坯这活有三道主要工序，一是和泥，主要原料是黄土，先把土堆成火山口的形状，倒上适量的水，浸泡一些时间，再往土上撒上碎麦秸，然后用二齿钩子和铁锹在泥土上反复翻揉，直到水、土、麦秸糅合均匀。二是用铁锹将泥端到脱坯地点，将泥倒入脱坯人手中的坯模子。三是脱坯人用手将模子里的泥捣实，抹平，之后再将模子提起，一个土坯就算完成。在太阳下晒干后再摞起来备用。

第一道工序最累，需要足够的力气。和泥者要赤脚跳在泥里，不断地挥舞二齿钩子，捣翻泥土，干这活一般都是强壮的男生，我是和泥的高手，一是有经验，二是有力气。上海知青殷骏身材高大强壮，也是和泥的主力；陈健康，看上去，不是很壮，但相当能吃苦，也是和泥好手。女孩子们主要是运泥和脱坯。

一排排的干坯摞了起来，像一道道墙。保护这些干坯也相当重要。每当下大雨之前，我们必须将这些土坯用草帘子苫盖好，否则大雨一淋，则前功尽弃。每当发现有下雨的征兆，就吹紧急哨，全连出动，苫盖土坯。不少的男生都成了泥瓦匠，许多哈尔滨青年都成了这方面的能手，像杨长春、魏焕起、张百锋等。他们的双手将土坯一块块砌到墙上，墙一天天往上长。盖房少不了木匠，有大量的木料加工的木工活，我们有专门的木工房和木工班。这是二连著名的三位木匠，一是哈尔滨的张殿英，还有两名是天津的王宗志和史正明。张殿英长着瘦长脸，爱说笑，一笑露出两个虎牙，很是可爱，令我印象深刻。其他两位也性格开朗。到了木工房，你总能听到欢声笑语。王宗志小小年纪，极有心计，下乡前略通木工手艺，知道下乡有用，便带了一套家伙什儿，果然派上了用场。大约十月中旬，我们的两栋营房主体工程终于完成，开始内部装修，其实这根本谈不上装修，因为用不上这一现代生活的概念。室内墙壁连一层黄泥都没有抹，更别提水泥和白灰了，就是裸露的土坯墙，房顶也没有什么天花板，抬头就看见一层苇簙，再上面就是露天的水泥瓦。这空旷的大房间足有25米长，10米宽。室内唯一需要修筑的设施就是床——大通铺。经过周密设计，中间是宽宽的通道，两侧靠墙是两个大通铺。通铺长大约15~20米。大房间只在一端开门，进门有大约15平方米的空间，中间要修一个巨大的烧火灶，灶身建在地下，人需要蹲在下边烧火。地面上是灶台，上边放一个大锅，以便烧水。从炉灶后侧引出两条烟道，分别从两个大通铺下边通过，直到通铺尾端，再合成一个烟筒通到室外。这两条烟道很像两条火龙，用红砖砌成，当热气通过时，向外散热，最后通过烟筒排出室外。靠着这种热气驱散大通铺下的冷气。这就是室内设施的基本结构。

大通铺所用材料也基本上同帐篷里相同，用较粗大的木头将一根横梁在离开地面三四十公分处支撑起来固定好，中间铺上胳膊粗细的木条，上边再铺上一层厚厚的乌拉草，最上边是草席，这就是我们休息的地方。

女排的宿舍要比男生的高级些，主要考虑到女孩子的身体和生理特点。她们的宿舍并不是男宿舍那样的大通铺，而是隔成了一个个小房间，每间房子住一个班。床铺也不是我们那种用木条搭起来的大通铺，而是用土坯砌起来的土炕。

1969年10月末已经上冻了，营房的所有工程才最后完成，我们告别了驻扎大半年的帐篷，搬进了自己建造的新房。然而，新房并不比帐篷里暖和。新房高大，空旷，很不保暖，尽管大柈子一炉炉的烧，昼夜不停，但室内温度仍然维持在零下。睡觉时个个蜷缩成一团，不敢伸展。第二天醒来，每个人的被头都结了一层白霜。室内挂的洗脸毛巾都冻得帮帮硬。

女排宿舍要比我们幸运。她们是小房间，一天到晚，也是有人值班烧火。我相信女生宿舍的温度肯定比我们的高。冬天寒冷的生活条件对男青年来说还无所谓，对女青年来说，就更加痛苦和难熬。夜里上厕所是最大的困难，男宿舍是在室内准备一个大尿桶。女宿舍据说也是用洗脚盆，轮流做值日倒尿。

厕所是大问题，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厕所。所谓的厕所极其简陋，只是用玉米秸篱笆围起来的一块地，里边是冻得硬梆梆的臭屎堆。在零下20多度上厕所，尤其在大烟儿炮的天气里，对于女孩子来说那真是受罪，并且可能会因此患上妇女病。现在想来，作为连领导真的有些失职。可是，那年头讲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好像不吃苦就是一种罪过！后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些政治思想观念的转变给追求物质文化需求平了反，承认了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正当性。现在反观哪些极左观点是多么的违反人性和愚昧呀。

以下三张照片真实记录了当时水中捞麦子的情景。图片来自兵团摄影展。

开荒，来自兵团摄影展。

图片：脱坯。作者：二连天津战友邵志毅。

脱大坯。来自兵团摄影展。

　　三、新建点儿初具规模

二连最基本生活设施具备后，四连的三排（女子排）也开进了新建点儿。我们二排（男）和三排（女）是二连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这两个排的人员当时还不足50名，主要由1968年先期来到四连的知青构成，包括1968年6月到四连的北京知青：宋佩琴、邢俊玲和我；同年9月到四连的上海知青：陈健康、殷骏、陶明渊、唐德超、唐思浩、张文英、叶彩琴；以及1968年11月到四连的哈尔滨知青：孟江、肖德奎、张伯峰、张红专、李英杰、杨树春、周淑兰、冯更前、刘怡、王振宽、赵秀芬、李丽珠、汪松金、陈世坤、张世申、王国庆、王凤芝、张殿英、车延滨、胡秋滨、魏焕起、贾长海。还有1969年4月刚到四连就转往二连的温州知青：顾无忌、吕金英、朱筱燕、柯海燕、康香妹、郑九如、谷莲莲、苏应援。

我是二排长，三排长是张文英，她是到延兴的首批上海知青，长风中学老初三学生。她个子不高，十分俊俏，白里透红的脸蛋儿，戴眼镜，梳短辫，性格开朗，工作泼辣，相当能干。这两个排，共有四五十人，是二连的首批创业者。到了1969年的5月份以后，二连的队伍开始迅速壮大。首先是从天津先后来了两批知青，第一批是5月份，有项邦杰、赵树森、王宗志、林立新和陈迎春；7月份又来了一批，有高洪原、王云珠、史正明、何淑琴、商萍华、王文义、邵志毅、史晓梅。几乎同时，上海又先后来了三批。

5月份一批：陈昌发、盛祥发、祝伟奇、徐元根、胡如珍、顾丽娟、娄珠凤、刘杏珠、翟翠娣、高林根、阮志勇、徐松春、胡云兰、杜慧敏。

7月份一批，徐军燕、李艳华、李桂荣。

8月份一批中专生：孙建华、陈春盛、何鹤鸣。

到了1969年8月和9月，哈尔滨又来了两批，有修先利、苗文义、李智辉、栾雅琴、吴杰、郭翠芝、付德芳、王润明、牛国辉、刘长振、王英华、王学谦、孙燕、王恩娟、李秀芬。

最后是1969年9月到达的一大批小北京，共42人，有佟连绪、冯俊杰、韩玉明、谢禾、张建英、李淑清、刘美丽、王淑华、郑亚玲、宋璞云、李俊荣、王秀莲、马晓莹、俞芳、朱雅琴、张虹天、鲁小强、赵玉镇、徐文革、郝岗、石风珍、马文娟，张立宅，蒋爱华、贾喜茹、刘玉峰、白金英、李玉芬、李秀云、康秀兰、鲍孟瑜、荆存义、陆潤新、陈庆蛟、岳怡原、鲍承华，张喜旺，田来旺，姚振龙、吴慧明、袁小宁、刘静芳。至此，二连从最初的不足50人，发展到132人（知青），正可谓兵强马壮。

1969年夏天，二连的领导班子陆续配齐。团里派来了一位指导员，叫钱通礼。此人30出头，个儿不高，常穿一身褪色的军装，一副娃娃脸，总是笑嘻嘻的，是1966年从部队转业而来。他曾在团部做宣传工作，能说会道，文笔不错，写有一手好字。他同连长蔡景堂搭档，真可谓一文一武，一老一少，相得益彰。不久又调来一位管生产的副连长杨会双，也是1966年转业兵，个头高大，嗓音洪亮，典型的男子汉。此时，只有副指导员还处于缺位状态。

一天我正在和泥脱坯，有人来叫我到连部去一趟，说有人找我。我卷着裤腿，露着两条泥腿就进了连部帐篷。一进门，见里边坐着一位戴红领章的现役军人，蔡连长介绍说，这是团里来的干部股唐股长。

连长离开后，唐股长打开了他的笔记本，开始了解一些关于我个人的情况。我毫不隐瞒地有问必答。实际上也没啥值得隐瞒，可以说，政治上没有任何污点。不过，也有一点小小政治挫折，那是1968年初冬，下乡不到半年，黑龙江又掀起了一股政治风潮，叫“反右倾”，说那些老农场干部又被启用了，这是右倾。为了组织好这次反右倾，沈阳军区还派来了军宣队，到我们四连的是两位穿军装的小兵，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当头的是班长，大家叫他柴班长，还有一个，大家叫他小魏。既然这股风是针对老农场干部的，李思考和蔡景堂自然成了被打击的对象。而我和薛培松又是他们提拔进入领导班子的，所以也受到了牵连。在一次全连大会上，柴班长向全连职工训话，披着军大衣，左手叉腰，右手不停地挥舞，很有点装腔作势的派头，说起话来恶狠狠地，当众，训斥资格比他老得多的解放战争老兵。就是那次会上，柴班长不点名地指责，“领导班子有小修正主义”。当时我的心蹦蹦直跳，这不是在说我和薛培松吗？很长时间我闷闷不乐，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屯垦戍边，怎么成了修正主义？好在，这场运动只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军宣队又突然神秘地消失了。据说，他们接到紧急命令，一天深夜，派驻在全团各连的军宣队悄无声息地撤走了。那些老干部又恢复了工作，一切又回到常态。这大概是我下乡后遭遇的唯一的政治小插曲。受冲击的还包括三排长张文英，很是莫名其妙，一个纯洁、正派、能干的女青年被指责为“反军宣队”，她自己都不知道说过什么，真是岂有此理。这一打击致使她后来精神上受到颇大刺激，久久未能平复。

唐股长同我谈完话后，就回团部了，我仍然继续和泥干活。几周之后，团部下来一个文件，任命我为二连副指导员。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哦，那次唐股长找我谈话是对我的亲眼考察。

这样，连级班子算是搭起来了。随着知青越来越多，班排编制也做了调整。原来的男二排改编成男一排和男二排。殷俊是一排长，孙建华是二排长。孙建华，老中专，脸圆，微胖且白，博览群书，智商出众，极富言辞，语言生动而雄辩。晚上躺在帐篷里，大家都愿听他讲小说，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家像在听评书。男排班长有顾无忌、徐元根、陈健康、肖德奎、魏焕起和邵志毅。顾无忌给我的印象颇深，此人极其聪明，脑子灵活，善于学习，长于言表。对理论极有兴趣，读过的毛选，能讲得头头是道。杨树春，哈尔滨知情，是副班长，此人身体魁梧健壮，一身力气，老成持重，看上去颇为成熟，常常同我在一起攀谈，比较谈得来。好像也是出身问题不能重用。肖德奎，口才不错，相当能讲，能力也很强，后来进入了团机关司令部。魏焕起会武功，很能干。女三排维持不变，但班扩大到5个班，七班长李丽珠，八班长叶彩琴，九班长柯海燕，十班长胡如珍，十一班长李艳华。炊事班直属连部，贾长海是司务长，细高，实干，负责连队的吃喝拉撒。班长是徐军燕，身材高大比较成熟，像个大姐姐。她在部队大院长大，很是泼辣能干不怕脏不怕累，把炊事班工作搞得红红火火，风生水起。连队里只要谁有病，她都叫炊事班准备病号饭。记得有一次炊事班一个战士小顾病了，她忙里忙外，热心关照。因为工作出色，炊事班被评为四好班，她本人也被评为五好战士。我清楚地记得，她在总结自己的工作体会时（那时叫活学活用的“讲用会”），检查自己的“活思想”，不安心炊事班的工作，觉得不如其他工作。总认为干别的工作，成绩都能看得见摸得着，而干炊事班工作，干出的成果都被吃掉了，看不见摸不着。她对照革命先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计个人得失，显得自己十分渺小。由于徐军燕工作能力强，当张文英被提拔为副指导员后，她也被提为三排排长。

连部除了连级干部外，还有文书、会计、统计、卫生员。第一任文书是陶明渊，上海知青，长风中学老初三，中上等个头，身材匀称，举止优雅潇洒，属于英俊小生型。他聪明好学，能写会画，是文书的绝佳人选。他负责连里的宣传报道，尤其是板报，在他的策划下，连里的板报搞得图文并茂，有声有色，焕发了连队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他也不断向团广播站投稿，报道我连的好人好事，弄得新建点儿二连在全团的名声大噪。后来，他被调到团政治处的电影队了。卫生员叫孟江，哈尔滨年龄最小的知青之一，生得小巧玲珑，说活奶声奶气，性格温顺柔和，心灵手巧，极富细心、耐心与爱心。会计和出纳是六九届小北京张建英和贾喜茹，都是寡言少语比较内向的小姑娘，但工作相当认真负责。

连队组织机构健全之后，全连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百多号人，清一色城市知青，年龄都在15至22岁之间，我是知青中最年长的老大哥。一个天津知青年龄当时只有15岁，是二连里年龄最小的一个，他睡在我旁边，长相几乎是我的翻版，大家喊他“小张锡镇”，此人叫项帮杰。还有一个更小的温州知青，睡在离我不远，叫苏应援，个头也很矮小，尚未发育成熟，一脸稚气，说话时有点羞涩。全连，蔡连长最为年长，40开外，活力十足，总是身先士卒，带领我们年轻人摸爬滚打。他是解放战争老兵，有过实战经验，所以在连队军事化管理方面很有一套，加之我们的钱指导员和杨副连长又都是部队转业，所以我们连队管理搞得井井有条，整齐划一，真有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部队生活气氛。早晨起来，要整理内务，要求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指导员抓评比，看哪班搞得好，我当然积极配合。吃饭，上班都以哨音为号，上下班要集合整队，集体行动。那时，常常有政治学习和各种总结评比，什么“学毛选讲用”，“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初评、总评。几乎每天晚上睡前都有活动，不是学习就是开会。会前总是各班排互相拉歌，“一排唱得好不好？”“好！”“再来一个要不要？”“要！！！”诸如

此类。在那种刻板单调的社会氛围下，这也算唯一能让年轻人激情宣泄的方式。半夜紧急集合，长途拉练，也是我们军事化的一部分。当全连睡意正酣，紧急集合哨声突然响起，大家要在黑暗中起床，打好背包，10分钟内集合完毕，然后徒步穿越草甸子。一次行军一二十里，全程走下来，各个筋疲力尽，丢盔卸甲。好在年轻，一觉之后，又是活力四射。由于老连长管理有方，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全连上下，生龙活虎，井然有序。二连的好名声很快在全团传开，并得到团里的表扬，当上了四好连队。团政治处报道组派陈东辉报道员到二连采访，宣传我们的事迹。后来，有的连队还组织一些骨干到我连参观学习。那是二连最为风光的时候。

1968年7月，奔赴北大荒二师十三团的第一批北京 几 所中学的知青集体大合影。后排左一为本文作者张锡镇。

本文中提及的二连初建时的第一届指导员钱通理。（这是钱指导员八十岁时与二连战友合影的截图。年轻时的照片始终没有找到）



文中提及的二连初建时的第一任女排排长，三排长张文英。

二连初建时的天津男知青。右二：文中提到的项帮杰（小张锡镇）

三排部分成员。一排正中拿锦旗者是文中提到的炊事班长徐军燕。后任为三排长。

初建连队时的田间地头。一排正中左：文中提到的杨副连长。右：蔡连长。后排右三：徐军燕。

初建连队时的三排八班。后排右一，班长：商萍花。

文中提及到的炊事班成员。

文章提及到的上海男知青。前排右一：一排长殷峻。后排左一：二排长孙建华。

文中提及到的：前排右一：温州知青，一班长顾无忌。左一：天津知青邵志毅，后任一班长。（本美篇的插图绘画作者）

二连初建规模时四位知青的合影：分别是文中提到的：前左：上海知青，文书陶明渊。右：温州知青，一班长顾无忌。后左：天津知青，一班长邵志毅。右：上海知青，一排长殷峻。

二连自发组织的小乐队。图片久远不清楚，无法辨认之全部。之所以要发表：背景是荒原上的蓝球架，以此见证艰苦环境下的二连这支年轻的队伍生活的生动活波……

文章中提及到的，温州知青七人。后排右一：顾无忌。右二：苏应援（小苏）

2019年，二连在北京集贤山庄举办建连50周年庆典活动。温州战友远道而来，在会场合影。

间隔五十年，当初的姑娘小伙如今的老头老太……但笑容却如此灿烂。

二连建连五十周年时，本文作者张锡镇与文中提及的温州小苏和天津小项（小张锡镇）以及二班长杨树春合影留念。

本文作者张锡镇与二连初任文书陶明渊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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