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部来的年轻人 一一 我的文字生涯之二

尹育民

宣传部来的年轻人

一一 我的文字生涯(之二)

尹育民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著名作家王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却因言获罪，成为右派份子，吃尽了苦头。现借这题目来说说曾经在武汉市自来水公司宣传部门工作过的年轻人，但不只一个，包括我自己是一大批。而这批年轻人先后战斗在宣传战线上，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场，为武汉市自来水事业的发展鸣锣开道，成绩斐然。当然，这批年轻人比当年的王蒙幸运，不断没有因言获罪，反而因言兴“邦”，前途都很圆滿。

一

我的文字生涯，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是1972年从武汉市自来水公司基层单位调进公司宣传部门的，那时的名称是汉口自来水公司政工组，军代表任党的一把手，政工组组长也是军代表。此前的一段时间，我因连续在长江日报上发了几篇小文章，所以被政工组领导看中，这样借调政工组，以工代干。那时负责内外宣传的是马名敏科长，30多岁，而我，26岁，算是他手下的年轻人。

在政工组，我有机会接触了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因为办公室书拒里，文革前的文艺书籍被认定为封资修而被一扫而空，剩下的都是政治书籍。刚去时工作任务不多，闲时就读马恩列斯,如《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之类。学毛著主要是在机关安排的政治学 习时间，真正读 《毛泽东选集》原著的比较少，学《毛主席语录》的时间比较多，《语录》人手一册，学起来方便，而且是读一段讨论一段，努力做到斗私批修，活学活用。那时(70年代初)虽然主席提倡读一点马列”，那是对高级干部而言的，一般基层的工作人员真正读马列的不多，但我却发现了一个例外。我与同学兼同事的赵玉虎，同住职工宿舍，俩人门对门。我惊奇地发现，赵同学常常在业余时间包括工余和星期天都泡在职工宿舍里读马列(他的女朋友还在农村没有抽上来)，读的还不是一般的马列，而是像《资本论》这样高深的“马列”，而且还认认真真地做了很厚本的读书笔记，而那时他还只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管道工人，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这让我这个初入宣传部门的人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且钦佩不已。

我跟着形势读马列，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收获。当年发表在长江日报上的政论文《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就是一例，还有《孔子的克己复礼和林彪的政变经》之类，现在看一下这些个文章的题目，就会哑然失笑，而当年全国都是这样的氛围，革命大批判无处不在。最有趣的是我与长江日报的一位女编辑讨论法国的巴黎公社。此前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大理论家均就巴黎公社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召唤都作过详尽论述，且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的极左派势力正欲推动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华人民公社，而此时我也不知天高地厚地撰写了将近占位大半个版面的论及巴黎公社的文章，我所论及的倒不是成立中国公社，而是论及法国革命包括巴黎公社成立的历史功绩以及它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所昭示的历史意义以及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女编辑是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对世界史和中国史是比较熟悉的。她委婉地对我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立意比较高，但是如果要发表的话，占报纸的版面太大了，而且你论及的一些理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是不是再整理一下，文字弄短一点?没等我把文章改完，她电话告诉我，说她要调回湖南老家去了，你的文章我无法再看了，此后，就再无音讯，一篇宏文，就此烟灭!

在政工组呆了2年，理论上有了一些提高，写作上也有了一些收获，继续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豆腐块，而且也练习创作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虽无成功，但却练了笔，为日后的更上层楼打下了一定基础。后来，军代表撤了，公司建立了新的党委。一位姓吴的党委副书记对我说，小尹，你到基层去锻炼一下吧。这样，1974年初，我就被安排到国棉水厂去当办事员。这个办事员，我干得很认真，得到全厂干部职工的认可。在那里，我先是当了团支部书记，后来入了党，再后来又当了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1976年10月，重新调回公司宣传科(政工组已撤)。

二

主席逝世之后至八十年代初，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人们的思想开始由一统而多元化起来，这个时候的宣传工作是最难做的。我依然是马科长手下年轻的兵，宣传科就我们俩，而且要做的事情並不多，主要是照本宣科地宣读上级文件，宣讲.上级文件精神，拨乱反正都是很虚很虚的东西，听多了，干部门大都不以为然。宣讲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锻炼，尤其是口头表达能力的锻炼，此后我虽然做不到口若悬河，妙处横生，但能基本做到表达清晰，听得明白，之后还有了一定的语言艺术的表现力，干部们都还愿意听我这个报告员的报告，这给了我极大的慰藉，表明我的努力已经受到认可。在这段时间內，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创作了一部独幕话剧《桂花飘香》，以本单位一位所谓右派份子为原型，表现他及他们一类人在遭受打击之后的苦闷彷徨以及他们的政治身份对下一代人的工作、生活、婚姻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这类题材，在当时平反冤假错案刚刚萌动，右派问题的处理还没有完全明朗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我没想那么多，只当是练笔。当时我为什么想到要写话剧，也是受环境氛围的影响。此前政工组里有一位北京某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大学生刘德成，写了一部反映当时汉口自来水公司开展技术革新活动取得重大突破的话剧《闯新路》，先在公司演出，后参加武汉市文艺汇演並获奖，之后又有职工吴善阶创作了快板剧《收费员之歌》、职工陈幼生创作了反映管道工人工作和生活的小话剧，以及其他职工创作的艺术作品，均获成功。那时公司的文艺活动十分丰富活跃，有一大批_上世纪50年代从专业剧团转行来到自来水公司工作的文艺骨干，如洪重光、黄凤英、龚荆莉、赵起超、陈绪玉等老师，还有杨华秀老师的爱人李老师(专业剧团的导演)，也经常到单位来指导排练。职工中参与排戏的骨干和积极份子还有霍国长、马名敏、潘远运、吴善阶、赵承红、俞丽红、田欢庆等人，这些戏骨们经常聚在一起讲戏排戏演戏，並且毫无保留地培养文艺新人，为自来水企业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受这些前辈们和艺术爱好者们的影响，激发了我这个文艺青年的创作热情，并且得到了他们的热情鼓励，如是就有了独幕剧《桂花飘香》。这是我第一次创作话剧，虽然是独幕剧，但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参加全市文艺汇演获得表演二等奖。这是导演李老师的功劳，也是几位演员(都是公司职工)共同努力的结果。

三

1981年，我从公司宣传科调到堤角水厂任党支部书记，在那里干了四年。85年初整党，新任的党委书记感觉到宣传部门的力量薄弱，上传下达不够畅通，于是就提议把我调回宣传科。这是我第三次到宣传部门工作，前兩次是兵，这一次成了主管，在宣传工作上有了话语权。整党，上下级情况的沟通交流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召开各类座谈会调查研究，很快就整理出几份简报，把公司整党的情况上报给上级，也把面上的情况通报给下级。宣传上去了，被动局面也开始扭转了，受到各方认同。

这一年，公司开始筹备公司成立80周年的庆典活动，经理室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宣传科。此后我们做了以下五件事:

1、印制全员花名册; 2、出版纪念画册；3、拍摄电视宣传片; 4、创办武汉供水报;

5、承办湖北供水报。

这些工作自然需要人手，而我手下只有二人，于是黄建华、康七平被我从基层借调上来，一个负责文字，一个负责摄影。恰好这一年公用局党校中专班毕业分配，张艳玲、周章敏被分到宣传科实习，我就把这俩个年轻人留了下来。这俩位跟我一起工作了几年，走出宣传部门之后，都成了自来水公司的中坚骨干。

1987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全市开展服务行业的新风杯竞赛活动，自来水公司首当其冲。公司成立了新风杯竞赛活动领导小组，宣传部门既是领导小组成员，更是具体方案的执行者。因为工作量大，许多具有文字工作能力的年轻人被借调新风杯办公室，其中有覃诗章祝焰、李喜清、颜惠斌、潘致、钟汉华李良健等。这时的副科长张仁巷，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负责编制全国自来水行业职工职业道德 规范，1995年由 建设部以《城镇供水职工职业道德》(简明读本)为书名正式出版这项工作，从短期来看，是全国供水职工职业道德教育的一 个抓手，一部 教材；但从长远看，全国供水行业的职业道德教育有了统一的施教范本，这对提高供水行业职工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由参与新风杯竞赛而聚集起来的这么多年轻人，形成了巨大的宣传战力，《武汉供水报》、《湖北供水报》各按月发行，不仅在公司内部完善了通讯员队伍建设，而且在全省自来水行业也建立了通讯网络，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通讯员队伍。年轻人写稿、编稿、排版、校对、发行，与通讯员联系，工作都干得井井有条，自身在干的过程中也不断得到充实提高。除了内宣之外，外宣也是一条很重要的战线。编辑部的每个人除了完成本职工作，还负有对外报道，每月至少一稿的发表任务。

四

1988年，是武汉市闹水荒最为严重的一年，武汉市自来水公司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内部要挖掘潜力外部要扩建新建水厂，在供水设备老化、外扩资金匮乏，上级施以压力，百姓呼唤用水的严峻形势下，时任公司经理的苏前炬急得焦头乱额。这时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抢占舆论高点，向社会解释供水难点，争取市民理解，为企业争取资金和政策不断鼓与呼。于是长篇通讯《“水荒”缘何困绕江城》(作者:尹育民、覃诗章)应运而生，于武汉最炎热的8月中旬发表在武汉晚报的重要版面上。这篇通讯，对于争取市民对城市供水工作的理解，缓解政府和企业的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后，苏经理特意要送给我两瓶好酒，被我婉言谢拒。在此后我市供水依然紧张的几年中，公司宣传战线上的干部和广大通讯员，在各类媒体上发表了众多的消息和通讯，继续为我市供水事业的发展鼓与呼，其中重要的报道题目如下:

1、 《供水缘何紧张可否有望缓解一一市自来水公司负责人如是说》(尹育民《长江日报》1989年7月17日)

2、《汉口部分地区吃水难可望缓解》(钟汉华张艳玲《长江日报》1989年12月17日)

3、二十九家用水大户昨起让水于民(|霍国长《长江日报》1989年7月19日)

4、《三镇今冬供水形势如何?汉口无大改善汉阳趋于紧武昌有所好转》(覃诗章尹育民《长江日报》1989年12月20日)

5、《事在人为一一我市缓解居民用水难纪实》(覃诗章《长江日报》1990年9月4日)

6、我市日供水量创历史最高纪录达226.5万吨(夏理银《长江日报》1990年7月15日)

7、市府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抢修冻损水管力保居民用水(祝焰《长江日报》1991年12月31日)

8、《武汉冬季水荒透视》(覃诗章《湖北日报》1993年1月31日)

9、白鹤嘴水厂昨顺利通水(颜惠斌卫如意《长江日报》1992年6月29日)

10、 《历史将永远铭记一一 市自来水公司抗洪保供纪实》(尹育民、涂险兰《武汉公交报》1998年8月19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