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庸常 你喝点啥-裘新民

雨竹

　　陈佩君的《魔都咖啡》里，《咖啡·说》里一共有10篇短篇小说，其中一篇叫《三个女人的咖啡》，三个女人去喝了一趟咖啡，就把灯光幽暗的咖啡厅及其衍生出的故事盈满。三个女人，一个要了蓝山，一个要了日本炭烧，一个要了卡布奇诺。生活不易，《咖啡·说》10篇小说里的大多数人物，都是属于被时间的浪潮抛到岸上那些存在，他们眼望着那些继续在时代光影中乘风破浪的身影，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依旧在不断努力，柔弱而顽强，以使自己保持那么点对生活的敏感。庸常的日子里，一杯一杯咖啡已经送走了多少往事。但是，总得喝点什么。三个女人一台戏。艾伦，戴珏，叶穗，三个人，一个蓝山，一个日本炭烧，一个卡布奇诺。像在坚守着什么。爱喝卡布奇诺的叶穗劝戴珏尝试一下卡布奇诺的味道，却被一口回绝。戴珏的意思，各自喝各自的，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别人。叶穗没好气地说，我太贱，另一个叫艾伦的连忙做了一个“stop”的手势，让两人别吃饱饭没事做。虽说是朋友，说话也直来直去，还有类似主观意志这样文绉绉的词。由此，故事展开。对自己好一点，尤其是女人。《咖啡·说》里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女性，人到中年或将近中年。她们是新中国经过扫盲运动后的女性，不同于30年代那些小说里的贩夫卖浆或愚昧落后的人物如阿Q闰土祥林嫂，也不同于那时代的知识分子如鲁迅《孤独者》里的孤独者魏连殳、郁达夫《沉沦》里的灵与肉挣扎者“我”、及叶圣陶《倪焕之》里的国民觉醒者倪焕之，她们的年龄和经历，是活过了那个特色时期，已经不对生活抱以浪漫主义的幻想。她们有知识，但不会像旧就时代的知识分子那样先是满怀浪漫理想，然后在现实遭遇种种之后，“轰毁”“幻灭”。她们不消极，不沉沦，确切地说，她们是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的，工具主义的。生活的本质本来就是活着，对此她们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她们知道生活不易，却在努力。她们是通透的。因此，她们知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人生在世就应该把日子过好。庸常是常态，更何况这些人物都明白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那些空洞的抓不住的东西他们不屑去抓，看一眼都觉得是浪费。她们是脚踏实地的，她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基本不再愿意改变什么了，包括喝点什么的习惯，除非改变直接找上门来，比如天上掉下馅饼。因此，她们不去强迫自己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她们心底里，每天认真地生活着，但内心总会期望还是能够有惊喜发生。上世纪80年代，读王安忆在《青年一代》发表的《庸常人生》，内容讲什么已经忘了，但“庸常”一词作为人生的一种寻常状态却深刻地记住了。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最终都逃不脱“庸常人生”的一生。也确实，有几个人能够达到“高光”时刻，并借此荣耀一生。因此，庸常人生，不是灰色的，却应该有“生活之树常青”的意味，只是不似曾经的“三突出”理论下的作品中的高大上而已。

　　读陈佩君这些小说，感觉作者基本上保持一种写作倾向，当然，第一是以女性为主角，她们受过教育，已经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又不断在小说中丰富着自己，识大体，明事理，生活小康，不愁吃穿，这就是人物塑造的“知性性”。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有文化，甚至还有一技之长，或音乐，或绘画，或英语，或写作。其次是故事推进的“突兀性”，有时候往往带给读者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却也在情理之中，啊，原来如此。其次是场景安排的“怪诞性”，时不时的会撞见很奇妙的场面，真的是奇思妙想，碰得着的，可见作者在气氛渲染中非同一般的想象力。其次是心理描写的“透析性”，通过穷纤入微的心理活动描写，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以达到多侧面地服务于塑造人物、推动情节、丰富主题的目的。人物塑造的“知性性”，是指小说中的主人翁，所思所想，所行所谓，必是理性的，没有什么非分的举止行为，尤其表现出一种待人接物时的理智，即使有一时的冲动，也是即刻化而解之，像韦尔夫林《艺术史的基本概念》中“理智的自我保存”的那种概念。当然，其中人物，即小说中的主人翁都是普通人，而她们所交往的也几乎是同一类人，没有所谓叱咤风云大红大紫的人物，也没有又坏又奸的奸佞小人。虽然如鲁迅所言“杂取种种人”，但又有别于以往文学作品概念中的“小人物”“套中人”“多余的人”甚而“单面的人”，生活虽然带着些许灰色，但梦想依然如桃花盛开的季节。她们穿梭于小说创造的商业都市里，既理想主义又工具主义，忙忙碌碌，不卑不亢，平凡又普通。但无论如何，她们在世人面前，都保持着一分优雅，即使私底下有多少焦虑忧愁，她们唯一选择的是把日子过好，不辜负自己。唯有不辜负自己，才是不辜负时代。艺术就是创造“这一个”或“典型人物”来表现作者对时代与人物的理解，而小说的时空自由又给小说的叙述提供了广阔天地，由此，作者才有了一系列性格迥异的“知识性”的女性主人翁展现在读者面前。如《三个女人的咖啡》《风筝》里，分别写三个女人，都是平平常常的的经历，或有家庭，或是离异，或是再婚，故事的就在平常中展开，或为朋友的委托四处奔走，或为朋友的画展弹琴助兴，尽心尽兴。《桃花谢了还有玫瑰》《永远的爱丽丝》，一个写女子的一场梦，梦见自己死了，在葬礼上，主人翁把自己的正好把自己的经历作了一番梳理；一个写老年人在养老院，遇到一个与自己死去的丈夫名字读音相似的男人而引起的情感波澜，虽然记忆衰退，忘记曲谱，仍坚持每天弹一首《永远的爱丽丝》。《谁是谁的衣服》《无迹可寻》《学步》，是写人际交往中的种种，或写“我”与同学交往中各自对爱情婚姻的理解，或写“我”与朋友之间如同手足的情谊，或写“我”与姐姐那种理还乱的千丝万缕关系，坦率、亲密、克制、还有五味杂陈。《走出来的人》《生命之租》《或者我们不谈感情》，也都是写寻常女性在感情中的经历，写她们的工作，写她们的社交，写她们的独立自主，写她们的爱以及在感情中的波澜，虽然遭际不同，但其中所表现的聪慧、知性、理智，却是很符合知识女性的角色。过去写知识女性的小说，如茅盾笔下写的，多是革命加爱情的角色，充当一个觉醒或被觉醒的人物。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有了主体意识，追求女性独立，开始有了知识女性的道路选择。到杨沫的《青春之歌》，更有了一种知识女性道路选择成功的觉悟，也有了独立人格追求成功体验。当然，新时期以降，文学作品中知识女性独立人格

　　的追求和个性独立的展示有了更进一步的开拓，其性别意识性别认同与追求及其阻隔、烦恼、突破也成为社会议题之一，尤其在城市，女性在工作、生活、社会中的境遇有了极大改善，进步可观。在张洁、陈染、林白、卫慧们的小说里，有很大程度的反映。80年代，吴爱雯写《二十一岁》，被丁玲认为是继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后，又一篇描写女性状态的好作品，于是刊登在她主编的《中国》文学杂志上，《二十一岁》也是写知识女性的追求与阻隔，以及性别意识初醒后的现实遭际。陈佩君的这几篇小说，可以说是对之前那些作品的延续，更进一步展现了在获得物质生存状态满足的境遇下，知识女性在成长道路上的追求、烦恼和独立性，是对当今社会这一群体的真实写照。故事推进的“突兀性”，不是说没有照应，没有交待，没有铺垫，而是即使有铺垫有交待有照应，揭开最后一页，还是能够让人出乎意料，如《无迹可寻》，胡晓守护着刚刚失去丈夫的闺蜜贝婧，陪她住，陪她聊天，陪她“party”，陪她与网上男友约会，有一次碰巧遇到胡晓的前夫斯若其。一段时间后胡晓收到贝婧的婚宴请柬，贝婧要结婚了，请胡晓赴喜宴，胡晓打开请柬一看，新郎竟是她像阴影一样甩也甩不掉的前夫斯若其，是不是有点尴尬。又如《风筝》里，说的是女人手中牵着两只风筝，一只孩子，一只丈夫，她们的心里，不是与别人比丈夫，就是与别人比孩子，认为女人就应该牢牢牵住这两根线。钟晴的儿子出国了，她还是整天为儿子操心不止。朋友蓝兰的儿子被起诉，要她帮忙找律师，她前夫是一个有高级职称的律师，蓝蓝就来找她。钟晴不想再见到丈夫，就找到多时不见的朋友张朵尔，让张朵尔的丈夫王律师帮忙。在与张朵尔聊天时，问起张朵尔的孩子，回答也是出国了，去了意大利。钟晴在羡慕张朵尔的同时，注意到张朵尔说话漫不经心躲躲闪闪，以为张朵尔两根线牵在手中，有点做作。不料第二天钟晴路上遇到王律师，说请她理解张朵尔，告诉她，他们的儿子死了，“不说儿子出国来安慰自己，那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安慰自己呢？”又是很出其不意的。再如《三个女人的咖啡》里，戴珏的继父在她小时候伤害过她，做出禽兽不如的事，偏偏后来她的前夫开车撞死了她的继父，小说中的巧合，就是这样。生活的遭际，何妨又不是如此，许许多多事情突兀地来到眼前，或喜或忧，或福或灾，难以预料。莫泊桑写《项链》，女主人翁为赴舞会向朋友借了一条昂贵的项链，舞会后项链不知去向，女主人翁和丈夫借足了钱买了一根项链还给朋友，之后几十年间为归还借债忙碌劳作，人生困顿，面色憔悴，再见到昔日的朋友，朋友惊讶于她的模样，她告诉事情的原委，朋友惊道，那根项链是假的呀。是不是也很突兀，一生的岁月，为一夜荣光，也为一根假项链所耗去。卡夫卡写《判决》，男主人翁那一天好好的，一切都是好好的，与平时并无二致，他沉思，写信，与父亲聊天，也就是一句话与父亲顶撞了，父亲气氛道你去死吧，你去淹死吧，男主人翁随即冲出门，跑下楼，来到河边，翻越栏杆，跳进水里，把自己淹死了。很突兀把，但谁说生活里没有这种事情呢。80年代，蒋丽华写大概叫《一场事先张扬的吵架》，题目是根据马尔克斯一篇小说而来，作品的男主人翁是一个知识分子，老是被共用一个厨房的邻居老太太占去便宜，不但厨房使用面积被占，话里话外还不让人，男主人翁是在吞不下这口气，决心与老太太吵一架，他去与老太太的子女打招呼，与其他邻居打招呼，说了他的意图。到了这一天，他严肃地认真地一本正经地且早有预谋地地胸有成竹地胜券在握地刚刚对老太太说了一个“你”字，老太太双手拍拍屁股，朝他翻了个白眼，扭头走了，剩下男主人翁莫名其妙地呆在那里，事先精心准备的一通话全部噎了回去，不知所以。从吵架的酝酿到最后的不了了之，尽显荒唐滑稽。略萨把他的评论集，取名《谎言中的真实》，有一定的道理。他说，“生活不仅仅是由理智构成的，它还有激情的部分。居住在人心里的天使从来都没有击

败过与之分享的人性。”智性与魔性，或是人一生的陪伴。面对突兀，能够猝然临之而不乱，也是一种格局，需要阅历，需要胸怀，需要担当，当然也需要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看破。《三个女人的咖啡》里，最后叶穗得知男友穆有明没有离婚，像没事一样说开了：“你们说好笑不好笑，那个穆有明竟然没有离婚，若不是他老婆打我官司，我还蒙在鼓里。我原本不想出席这次庭审，但后来想想我有什么不敢担当？”同样在《三个女人的咖啡》里，艾伦也向同伴展开胸襟，述说她的人生态度：“暴雨天中有一把伞等着你，那你管是谁撑着这把伞等你呢？”真的是“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这与百年前小说中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形象，相去何止公里计。场景安排的“怪诞性”，说的是小说中的场景环境的设置，有怪诞的意味。如《三个女人的咖啡》，艾伦、戴珏、叶穗三人在法院里遇见了，艾伦是为丈夫的官司来的，见到戴珏从大门走进，起初以为丈夫的官司与戴珏有关，想去大屏幕看看，查询开庭内容。戴珏见到艾伦，以为艾伦要看自己的官司，说不要查了，我会把我的故事告诉你的。艾伦还一根筋地想着怎么是戴珏的故事，叶穗又匆匆跑来，还踢了艾伦一下，算是打招呼。叶穗的男友在国外做生意，一直养着她，要不是他老婆与她打官司，她还一直蒙在鼓里，男友竟有老婆。最后，三个女人又去咖啡馆，说各自的“秘密”，与小说开头的喝咖啡情节，也呼应得恰到好处。又如《生命之租》里，女主人翁柳笛嫁给有三次婚姻史的黄大刚，小说说“和大多数再婚的男女一样，黄大刚和柳笛也都各自背负着一大堆责任。” 黄大刚之前的婚姻曾有三个女儿，他去新疆，去黄山，去广西，种子也一路播撒过去，他生意失败，女人们分别离他而去。等他再发达，黄大刚竟大张旗鼓地为三个女儿和她们的母亲摆了席，而此时此刻，柳笛也正在与前夫儿子以及前夫姐姐一家人围坐一起吃饭，且刚刚还收到黄大刚“我爱你”的短信。此时此刻的场景看似怪诞，其实也作证了他们担负的“责任”。还是在《生命之租》，黄大刚生意轰轰烈烈，摆宴席也是极尽豪奢，却偏偏住在租借的一室一厅的斗室里，这种反差不仅他的新任妻子感受到了，读者也感受到了，很怪诞。或许，这就是所谓“典型环境”。如萨特写《死无葬身之地》，场景是在监狱，游击队被敌人抓去，面临背叛与怒背叛的考验，有一位游击队员不能确定自己能够面对考验，于是杀死他的是游击队。再如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奥巴》，男人对女人说我去年在这里遇见过你，说好要一起私奔的，女人说没有这回事，男人就不停说，不停地说，女人一阵恍惚、迷惘后，最后真的跟男人走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戈戈与狄狄两个人在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来的地方，真是荒凉之地，无所适从，实在无聊，要玩上吊的游戏，结果皮带断了，没有死成。这些环境描写，投射到文艺作品中，展现的是一种荒诞。它们也正如昆德拉说的，“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逻辑，存在的各个方面发现。”也因为如此，如前述两个法庭相遇与各有饭局外的例子说怪诞，也可以戏说，假如排成一出戏，还可以带出更多料。还如陈佩君笔下的《永远的爱丽丝》，让患老年痴呆症，会忘记时间，会忘记吃饭，岁月的沉淀只给他留下一曲《致爱丽丝》的陶岑惠，见到会哼哼小调，拉拉二胡的与他过世的丈夫姓名胡大华相近的胡达桦时，有了注意力，思路变得清晰，并不再忘记吃饭或没吃饭这种事了，甚至想起更多的事。《学步》里，女主人翁的遭遇也如此，在机场由于忘记护照而遇到张耀，而张耀与他同在美国的弗吉尼亚

，由此女主人翁想起自己以前的男友，也在弗吉尼亚，因为老板的一个耳光服毒自杀。在与张耀恋爱后，张耀又因为飞机失事而亡。写的是一个远离故乡又生性好强的女子，命运多舛的故事。这些荒诞的情景铺垫，或烘托了场景气氛，或推进了情节发展，或暗喻了某种结果。心理描写的“透析性”，是指作者仿佛拿了透析仪器，通过细致的心理刻画，展现人物丰富又隐秘的内心世界。小说中，心理描写往往为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打开窗口，让读者多一个侧面理解主人翁及其思想脉络与行为轨迹，或补充、或铺设、或暗示、或剖析，从而进一步理解作品。陈佩君这10篇小说中，女主人翁们的心里活动大都健康、积极、乐观 开朗，同时也有一时的脆弱、慌乱、失落，甚至还有挣扎，但是都很正常，没有丝毫逾越之处，这也是这几篇小说的一个特色，与人物的知性保持一致。作者通过细腻地心里描写，去表现知识女性尤其是追求个性独立的女性的道路选择，在生活、家庭、工作等环境中，表现她们的独与追求、疏离与阻隔、烦恼与脆弱，以及性别意识与女性身体经验，从人物，家庭、事业、情感等方面，窥见她们情感宣泄之端倪。在《桃花谢了还有玫瑰》，通篇几乎都是女主人翁做梦，做梦的过程其实也是心理活动的过程，梦中一个叫戴维的要抱起死去的她。醒来以后，她还在想梦境，那不过是个意外，我明明躺在丈夫大黄的怀里，怎么可能是戴维呢，戴维只不过是她在网上聊天且从未见过面的网友“桃花谢了还有玫瑰”。如《三个女人的咖啡》里，艾伦经常在外做生意的丈夫回家，艾伦在帮丈夫脱去衣服进卫生间洗澡时，就像她平时完成一幅画一样，平平淡淡。艾伦暗自骂自己怎么啦，平时一个人洗澡时会生出很多奇思怪想，今天多了一个自己盼望已久的身体赤裸裸地站在面前，却无动于衷。又如《走出来的人》里面，忙碌一天的阿美回到家，洗了澡，赤裸裸地躺在床上，一手拿着烟，一手拿着与故去丈夫合影的相框，她仿佛感觉到故去的丈夫从相框走出来，走向她的身体。当天从恍惚中回过神来，看见大厨镜子里照出她的脸，才恍然大悟床上只有她一个人。此类描写较多，读这些心理描写，再仔细品味小说中的人物，她们的家庭、事业、情感，倒是看到一些情感宣泄之端倪，对理解小说主旨也是帮助。年轻时读鲁迅的《伤逝》，很不理解涓生育子君的想法，但知道他们最后分手了，有点戚戚。及后来，有了阅历，才有点感觉。读土耳其的《我们心中的魔鬼》，倒是被其中大段大段的内心活动写法揪住，觉得写得太好，像手术刀一般解剖主人翁的思想，句句到位。读苏联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里面主人翁见到一位心理医生，竟然慌张了手脚，记忆犹新。想连到再早读过的一个短篇里，是写草原上一个学校的女教师去学生家家访，见到墙上学生哥哥的照片，小说写女教师的心里活动，千不该，万不该，竟看了照片一眼。这句话，真的很传神。俄国的《一个小公务员的死》里，小公务员的思想过程，不正是当时的社会生活与人们心理的正常写照吗。在小说里，有时候心理活动，还含有暗示性隐喻性，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通过思想、梦魇、下意识行为等，对人物未来的结局走向有所铺排交代。而在心理学家方迪看来：“人的行为，无因果性。”陈佩君小说中的人物，如前所述，基本是人格独立之人，或是追求人格独立之人，符合小说中人物的形象教养性格与行事风格，没有阴暗唐颓的想法，更没有丁点的恶念邪念闪现。她们想方设法在努力改变，让生活变得理想一些，于是她们操心、奔走、忙碌，但无论如何她们同时也被生活改变着。即便如此，即便在生活中遭遇多少不堪，她们还是如略萨在说《都柏林人》时说表达的，平庸生活，但她们保持尊严。小说中的女人们

都有了一定年纪，青春将逝，顾影自怜，但对自己的压抑、掩饰也应该是很成功的，至少她们不出格，为其如此，其中所付出的也是可想而知。即使偶尔的爆发，如《学步》里的晓华，“眼眶里的泪水滚滚而出。”如《无迹可循》里的胡晓，“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神经病！”《风筝》里的钟晴，“从小玩到老的姐妹，有必要做作吗？”《走出来的人》里的丽丽“我失业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 忽然想到，这或如方迪所讲，“我个人认为，严格地讲，不存在正常心理状态的人。”“在生命的每时每刻，‘正常的’人都浸在精神症状态中。” 方迪是搞微精神分析的，他认为从某种潜在的、恒定的层次上讲，是这么回事。也正是因为如此，就试图在小说里找一些蛛丝马迹，在小说主人翁们“无症候性”也即“常态性”状态中，通过些许心理的“暗示性”，来读懂人物的思想情绪或下意识的行为。也许，作者笔下的人物心理描写，也有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