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摄影师揭秘 毛泽东主席 为何不喜欢照相

识途

《红镜头》

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

目 录

专职摄影记者揭秘

毛泽东为何不喜欢照相？

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

我这辈子照够了

专职摄影记者揭秘

毛泽东为何不喜欢照相？

顾保孜

毛泽东

他活生生地叫人感到真实可信可亲。尽管他已是老人，但男子汉的魅力丝毫不减。1970年元月，杜修贤担任了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当他接到通知，不知怎的在窗前沉思起来……窗外，冰天雪地的景色。10年前，也是这个季节，他担任了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这似乎和冬季有着某种机缘？他的心扉不断被兴奋和激动撞击着。当他平静下来后，一种重如泰山的责任感又把他的自信和潇洒扫荡得一干二净。这时，他的心中倏然想起不知是谁说过的一句名言——高处不胜寒。难道这就是冬季的机缘？他曾问过办公厅的领导：“总理一个人的活动就够我忙的，又加个主席……这怎么忙得过来呀！只是管主席一人？还是两人都管？”

“当然都管！”领导口气十分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他是个痛快人，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既然这样，与其犹犹豫豫不如干干脆脆答应了。

周总理与杜修贤

虽然，他从60年代就走进中南海，成为一名出色的“红墙”摄影师。他跟随在总理身后，为当时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精彩瞬间，这其中也包括了毛泽东。但毛泽东在他的记忆里有时仍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好像他沉默、忧郁。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讲毛泽东没有架子，讲话很风趣，一举一动都带有诙谐的成分。特别是浓郁的湖南话，使得本来就很有诗意的语言更加悦耳也更加难懂。为此工作人员们没少闹笑话，待主席明白他原话已被别人理解成牛头不对马嘴的意思时，他自己也会跟着一起大笑，丝毫没有一点责备。但由于没直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所以杜修贤觉得毛泽东仍有一丝神秘感……西伯利亚的寒流又一次袭击了北京城。这时杜修贤接到毛主席秘书的电话，说主席要接见外宾，叫立即就去。这是走马上任的第一次拍摄，也是他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本色世界。他走到这幢普通却不寻常的平房——“游泳池”前，决然料不到它是毛泽东一生最后十年的住处。毛泽东的客厅也兼书房。他第一次走进时，因为充满好奇神秘，目光不由得环顾四周。书房里的情景并不像脑海里所想象得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朴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要算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子，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思考和阅读的记号，猛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地放着一摞纸巾、国产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具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这时毛泽东从他的隔壁房间走了进来，杜修贤正背对着门测光，没有看见，待转过身时，主席已坐进了沙发里，他竟没有一点察觉，自顾选镜头，无意间发现镜头里怎么有个人？一骇，是主席！他忙放下相机，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动……毛泽东似乎也没有注意他们，正捧着一本厚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正仔细地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杜修贤和拍电影拍电视的两位记者生怕惊动主席看书，就悄悄地出来，到外面的过厅里等着。主席的机要秘书这时告诉杜修贤：“主席常夸你呢！”“夸我？”杜修贤不相信地直摇头。我从没跟过主席，他怎么知道我拍照片是好是坏？“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手快，抓神抓得准，动作也快。真的，你是主席点名要的将。”秘书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他想可能主席常看见他拍的新闻照片，才这样说的。杜修贤只是笑了笑，好像不以为然似的。其实他心里很高兴，能得到主席的夸奖是极大的荣誉。只是他行为要有一种尺度，也就是要符合中南海的行为规范——波澜不惊的沉稳，忠心耿耿的服从。有一次，几个中央新闻组的人想趁主席在大会堂开会之际，为他照一些正面的标准像。他们就在会议室外的大厅里架好大照相机，等候毛泽东开会出来。过了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出来，就是人们记忆里的那种大步流星的步伐，估计办公厅主任已经通知他，有拍摄正面像的任务。他大概看出摄影师们的用意，就径直走来，在为他摆放的椅子上坐下，但表情很严肃，好像在进行什么重要仪式似的。杜修贤知道主席不喜欢面对镜头，就赶紧手忙脚乱地对焦距，想早点照完。可是他一看取景器，却傻了眼，明明镜头是正面对着毛泽东的，怎么……眨眼工夫就转了向，镜头里毛泽东是侧面！这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是椅子没有放正，可是一看，椅子是正的，毛泽东却侧着身子。不仅头部侧着，连整个身子都侧着。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是要照侧面像？还是不喜欢面对镜头？猜来猜去，杜修贤也猜不透主席此时的心思。一般标准照都是正面像，杜修贤又不敢擅自做主给主席照侧面像。大家一边直着急，可谁也不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干脆，将大相机连架子端起来，顺着主席的姿势移了半个圈，直到又一次镜头对准他。毛泽东一声不吭，满脸不快望望黑幽幽的镜头，幸好没有再转侧身子。他们赶紧利索地抢拍了几张就关了机子，好让主席早一点“解放”。以为一拍完，主席会马上离开拍摄地点。谁知他见关了机子，倒不慌不忙站起身，掏出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一口，接着又轻轻放出，一缕烟雾在他眼前飘散，好安逸！他们一见主席轻松的表情，也轻轻松了口气。这时有几位年轻的服务员你拉我搡的，红着脸磨蹭到毛泽东跟前，想和主席合影。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主席就是不喜欢照相，她们偏偏要和主席照相，不碰一鼻子灰才怪？结果令人不敢相信，主席竟然乐呵呵地答应了，镜头里的毛泽东像换了个人似的，不仅正面而且笑容满面对着镜头，非常有耐心地和一个又一个服务员合影留念。后来发现许多次他都这样，只要你不将照相机镜头笔直地对着他，即使灯光忽闪忽闪的，他也会谈笑风生，神情自若的。他并不是拒绝所有的镜头，而是喜欢记者在他轻松自由中拍摄他。过了一会儿，秘书进来说外宾要到了。外宾没有进客厅里面，杜修贤没敢先给主席拍。杜修贤以前就听说他最不喜欢记者围在四周，更加讨厌闪光灯。所以，他会见外宾只允许一个摄影记者在跟前，如果外宾带来的记者，只要是摄影记者一律拦在门外。外宾的车子已停在了门口，主席放下书，十分利落地站起高大魁梧的身躯，弯腰将烟头按在烟缸里，快步朝门口走去。1970年，主席看上去身板子还硬朗，脸色也红润，常从眉宇间流露出人们最熟悉的慈祥。外宾由总理陪同走进客厅。杜修贤飞快地按动快门，因为他能把握最佳瞬间，拍这样的照片往往是又快又好。毛泽东随客人一同落座。镜头里——毛泽东正和外宾谈笑风生，将他精辟的论点和英明的预见交给来过这里的客人。聚集着伟人思想的小小空间将成为影响全球的支撑点，他充满了自信。喀嚓，喀嚓，快门不住地响动。看见毛泽东兴致勃勃，神采奕奕，大家心里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会见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客人离去时，毛泽东总是坚持将客人送出客厅，穿过放着乒乓球桌的房子，走到通往室外的过厅门口，主席这时才止住送客人的脚步。过厅不大，一扇门通向外面，人们进进出出都从这扇门里走。过厅里靠窗有一排沙发，杜修贤和同事们拍摄时就常在这里等客人或是休息。杜修贤见主席送客人到了过厅，估计不会再有新任务了，就收拾机器，准备离开。“老杜！”主席送走客人，转过身用浓郁的湖南口音喊道。没有想到，这个在中南海干了10年的摄影师一个最难忘、最幸福的时刻就这样降临了。他激动地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那双温暖的巨手。毛主席笑眯眯地问：“老杜，你是么子地方人？”“陕西米脂。”主席在过厅的沙发上坐下，从茶几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烟递给他，这简直不可思议！连他会吸烟主席都知道。他没好意思接，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烟：“主席，我抽这个。”“嗳！吸这个烟，这个烟有劲哦，不习惯么？”杜修贤见主席手这么举着，连忙接了过来。主席自己又点了一支雪茄烟，顿时，雪茄烟特有的芳香飘袭而来。“会吸这个烟才叫会吸烟呃！”杜修贤笑了，用手小心摸了摸这粗黑、外面还裹着塑料膜的进口雪茄烟。没抽，而是点燃了自己的香烟。毛泽东凝着眉，用手指头敲了一下自己闪亮的大额头。“陕北有句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可惜啦，你是个汉子。”毛泽东虽然湖南口音很重，但这几句陕北顺口溜愣就学得有那么股子陕北黄土坡的土腥子味。他笑着连连答应：“对的对的，就这么说的。”“米脂风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他也是个汉子，看来，米脂也出汉子嘛！”这一番话勾起了杜修贤遥远的回忆。“穷则思变！所以，米脂出了个李自成。米脂的汉子自古有出来闹革命的习惯嘛。”主席又和他开玩笑说了起来。接着，主席讲了许多红军在陕北的趣事。今天，杜修贤已想不起来这些趣事的内容，只记得当时主席很开心，和他一起哈哈大笑个不停。毛主席身上的灰色中山装似乎掩盖不住他诗人的浪漫气质，明明是笔挺的毛料服装，他这么一穿，什么样都没了，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身上，把每个细节都勾画了出来。杜修贤看见，他一个口袋盖掖在口袋里，另一个盖则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衬衣领口的扣子没扣；袖口敞着……不过，眼前的毛泽东比心目中的毛泽东更有魅力，他活生生地叫人感到真实可信可亲。特别是他对生活细节的忽略，使他更像个男子汉。尽管他已是老人，但男子汉的魅力丝毫不减。谈完话，主席站起身，抖抖一裤腿的烟灰，走进了书房。离开主席住所，杜修贤想起了那根雪茄烟，他捏了捏，放在鼻下一嗅，带劲！原来，他留个心眼：这烟没舍得抽，悄悄地收了起来。这支雪茄烟杜修贤珍藏至今。在今天，也许有些年轻人感到他的举动似乎可笑。然而，这却是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人民，对领袖爱戴和敬仰情感的真实流露。杜修贤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历届专职摄影师中，他的任务最艰巨，责任最重大。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骤然衰老再也躲不过真实的镜头，而八方责难却向他涌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对林彪集团的揭批查工作。精神上的打击和极度的劳累，使毛泽东的身体骤然衰老。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只在睡衣外套了件大衣就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结果着凉感冒引起了肺炎。就在那次追悼会结束时，在场的一位医生注意到，毛泽东在上汽车时几次想抬腿都未能蹬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上了车。同年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得亏大夫胡旭东、吴洁立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及时抢救，才缓了过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赶到毛泽东住所的周恩来，却许久迈不开要下车的腿（当时周恩来也身患绝症）。如果抢救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毛泽东重病脱险后的第九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画了脚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抵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在住地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等。当客人进门时，工作人员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站起来，向客人们致以问候。毛泽东为自己已不能用十分清晰的语言流利地表达意思向客人表示道歉。周恩来向客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而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却判断：“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尼克松有所不知的是，毛泽东的病情实际比他的判断还要严重得多，书房的屏风后放置的就是应急抢救的医疗设备，医护人员正在隔壁的房间内待命。原定这次会见只是礼节性的15分钟，实际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延长到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在会谈中毛泽东是那样地机敏，但会谈一结束，疲惫的他却不得不在沙发上静坐了30分钟，随后即卧床休息。也许有心人会注意到有关这次会见的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一类的用词。在这以后，毛泽东讲话越来越困难，到最后一年时间里，只有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才能听懂（有时是根据口形猜测）。他在与人谈话时需要工作人员逐句“翻译”。1973年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帷幕拉开之前，他是由工作人员搀扶到主席台的座位上。会议结束时，他是等全体代表退席后才让工作人员扶走的。所以，在“十大”的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的镜头，也没有他退场的镜头。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身体的骤然衰老同样也躲不过摄影记者杜修贤的镜头。1972年初，毛泽东第二次病倒后，情形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会见尼克松时，他们这些常常看见主席的人都禁不住吃了一惊，毛泽东犹如化妆般地迅速苍老，矫健的步伐被沉沓的蹒跚取而代之了。这是多么令人心悸也令人忧虑的现实啊！虽然那高高耸立的红墙可以阻隔人们的视线，可没有什么能阻隔再现真实的镜头。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化为沉重的阴影笼罩在杜修贤的心海上空。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是不会忘记伟大领袖那神采奕奕、迈着矫健步伐登上城楼的日子，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形象被人民完好地收藏在心里，而当时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更是留下了许多精彩的镜头。随着岁月无情地流失，形象感觉的偏差越来越大。当杜修贤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时，他却时常为获得一张对得起亿万人民的照片而绞尽脑汁。

为了弥补这种偏差，杜修贤和他的伙伴们几乎施展浑身的解数——形象不够角度补；脸色不好光线补；还利用侧照、仰照、远照等技巧避开病态的表情，寻找把握“传神”的瞬间……手里的相机沉重了，他们的心更加沉重。他们的沉重和胆怯还不仅仅是来自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不愿意将自己苍老的形象过多地曝光，这个心思他们能理解。他们的沉重和胆怯更多的是来自“四人帮”的指责。每次开启快门后，留在胶卷上的形象让人焦灼、失望又是那样无可奈何。因为他们拍摄毛泽东会见外宾的片子都要经过中央领导人审看。一般是总理先看，看后就送到钓鱼台给住在那儿的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审看。几乎每一次审片都要遇到相同的话题：毛主席的形象没有拍摄好！江青有一次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杜修贤，问：“老杜，我最近才去主席那里，他的身体很好嘛。你们怎么拍成这个样子？”那话里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将主席拍成这个样子？其实，要论去主席那，江青决没有他们记者去得多，他们虽然不知道主席的身体病情，但主席的形象他们心里是有数的。江青这样一问，在他们本来就沉重的心上又增加了一种恐慌。姚文元分管新闻，片子都要经他审看的，有时他并不多说什么，只是听到别人说这说那时也插上几句，往往一句就噎得你够戗：“你们照不好毛主席，全国人民会骂死的。”张春桥说话阴：“越拍越没经验了，奇怪。”王洪文好像心思不在审片这样的小事情上，他们倒是很少听到他的责难之词。神化的力量是难以置信的。有时照片刚刚见报，电话铃声便会震耳欲聋，心理防线过于森严的读者，会毫不客气地将责难之词劈头盖脸砸过来：“为什么将毛主席拍得苍白无力？”“你们是资产阶级新闻还是无产阶级新闻？”……杜修贤至今还记得有一封人民来信上这么写道：“我们对《人民日报》上刊登的5幅照片深感不满。我们以为，这样的照片，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故，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诬蔑，是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所不能容忍的。”长期置身在这样沉重、紧张和压抑的环境中，杜修贤觉得自己的精神都快崩溃了。一阵时间，竟害怕电话铃响，那悠长悠长的铃声，每响一下，心就蹦跳一次，似乎预告某种最惧怕的事情来临。他们满腹委屈，却要镇静自然地将责难之词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总理阅示，及时向他汇报外界对中央外事协作组的反映。对待这个问题，总理有时不像他们那样紧张，他看看手里的“状纸”再看一脸苦涩的杜修贤，居然会像打开折扇似的舒展眉头，笑出了声。可杜修贤心里沉甸甸的，实在笑不出来。“老杜，群众反映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有问必答，更不要背包袱，你看这句话……”总理取下老花镜在纸上的某一段话下面划过，“这几句话显然是不符合客观情况嘛，是红卫兵的语言。这些你就不要去管它了。这不能都怪你们！”杜修贤不知怎的鼻子酸酸的。在欲诉无语、欲哭无泪最需要鼓气和理解时，有总理这么一句话，这委屈这苦涩这沉重……也认了！他离开西花厅时，尽管挎相机的肩头又沉又酸，但心里轻松了许多。为了主席的眼睛，周恩来指示把拍摄时间限制在三分钟。这下可让那些平时从容不迫的摄影师们慌了手脚，1973年春季，毛泽东患白内障多年的眼睛，视力急剧下降，愈发讨厌耀眼的摄影灯在他书房里闪来闪去。因此，中央办公厅的领导给“红墙”摄影师们打了个招呼，可能在主席那儿拍摄还要作些新的规定。从70年代起，外国首脑大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会有个急切要求：我们要拜会毛泽东，并以一睹“东方巨人”为快为荣。毛泽东身体状况日衰，而外宾求见的要求日盛。八旬老人面临的是纷至沓来的友谊之手，这能拒绝吗？犹如人不能拒绝空气一样不能拒绝这个热忱的世界。这天下午，杜修贤刚在人民大会堂拍摄了总理会见外宾的场景，照片和电影胶片也刚冲洗剪辑好，等总理的空隙见缝插针，送他审看。“文革”以后，总理规定拍摄人员，外事活动结束后两小时，新闻照片要到他手里审发；三小时内电影电视片要投在幕布上。当时杜修贤他们机子里装的是32度电影胶片，冲洗工艺比较复杂，从冲洗到看样片，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有时他只好少剪点电影胶片，一卷好快些照完。像流水作业似的，他边拍边叫人不停将胶卷往社里送，这样可以节省不少的时间。杜修贤等了一会儿不见大会堂来电话，估计总理正忙，没有时间审看片子。他也想来个见缝插针洗个澡，没料这“针”还没插进“缝”，总理那边来了电话。“老杜老杜，快、快，主席见客！”杜修贤慌忙跳出浴缸，也来不及擦干身子，湿漉漉套上衣裤，抓起相机，就水淋淋往门外跑。跑出门才想清楚，刚才总理电话说主席晚上11点见客人，现在叫他们去大会堂。怎么这样紧张？是不是总理要审片？杜修贤等人一进大会堂就径直往总理常看片子的西大厅走，到门口一看，总理不在。服务员告诉他，总理在东大厅。总理见他到了，看了看表，做了个手势叫他坐。借着灯光杜修贤观察总理的神情，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最近主席视力下降厉害，你们知道吧？”杜修贤点点头，但他已意识到不妙。“医生建议主席少用摄影灯，要避免强烈光线的照射。我找你们来，是给你们下道命令，从今天开始，只给你们3分钟的拍摄时间，多一分也不行。时间一到立即关灯。”说到这，总理将严肃的目光投向杜修贤，“老杜，你负责指挥好。”3分钟？！杜修贤和他手下工作人员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目光。“谁要违反规定，我不找别人，就找你这个头！”总理不容置疑的口气把杜修贤想放宽时间的请求全堵在嗓子眼里了。别无选择。他们只能如此。宴会后，总理在西大厅看了电影电视片，他没提什么意见。放映完，他们收拾好东西，就驱车去“海里”。“海里”是工作人员对中南海的简称。毛泽东住宅外很静，微风徐徐。不远的中海映着一轮清月，凛凛月光随着波动的水纹，星光跳闪……这恬静的夜晚，杜修贤却无法平静，心里老想那“3分钟”。杜修贤踏上极为熟悉却又陌生的台阶时，发现失去了以往的镇静和从容，汗老是密集地渗出来，本来就潮湿的内衣，显得更加闷气、黏糊，很不舒服。毛泽东书房里没有人，他们赶快放线架机子。“3分钟能够吗？新闻片放一次还要五六分钟。”“主席的神态要慢慢等，3分钟光拍也来不及，别说等了。”拍电影拍电视的记者在一边嘟嘟囔囔的，杜修贤的心情更烦躁，勉强压住阵阵攻心的虚火，说：“今天，咱们光试试，万事只有开头难。你们还比我强点了，机子可以转足3分钟，回去可以剪辑，多少有个余地，我呢，只能一张一张地按。每张都要成功才行。你们说3分钟我能按几张？我心里比你们还急。可这是总理的指示，咱们得听呀！千难万难，咱们不能再给总理添难了。主席的眼睛不到这么严重程度，也不会这么限制我们的。再说咱们到底还有3分钟时间，抓紧点，估计还是够用的。”大家这才不吭气了，埋头整理手里的机器。他们谁心里都清楚，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周总理操心最多。他今天只给3分钟也是事出有因，无可奈何之举啊！第一次他们终于闯了过来。握手1分钟，关掉摄影灯。他们微微地松了一口气，等客人就座，开始会谈，他们又进去拍1分钟会谈的镜头。最后，毛主席站起来送客人，他们再拍1分钟。开始，他们不太掌握毛主席的病情规律。会谈刚进行时，毛主席的精神面貌不佳，头无力地倚在沙发上，照出照片显得无精打采。后来渐渐发现，稍晚一点进去，毛主席的情绪要好一些。有了经验，他们便摸到了最佳分配3分钟的摄影时间，冲洗出来的镜头效果也要比刚开始好一些。路是人走出来的。几个月后，3分钟的摄影时间好像也不那么紧张可怕了，不说绰绰有余，倒也能从容自如。可是“好景不长”，刚摸到了3分钟的最佳分配规律，领导又对他们说：“要尽量减少开灯次数，只拍一次握手的镜头，告别握手就不要再拍了。电影电视放映告别镜头时可重复使用见面时的握手镜头。少开灯，对主席的眼睛刺激也少一点。”这样显然对杜修贤不利。主席和客人见面时，精神有时没提上来，留在镜头里的表情往往是平淡、漠然甚至是呆滞的。会见活动每人能有两次握手的机会，而属于杜修贤拍摄的瞬间只有一次。他走出书房，左想右想，总觉得对主席握手的镜头没把握。和以前一样写请示条递给里面的总理！可递出来的条子，不像以前指示明确，只有3个字——“视情况”。杜修贤想总理可能也为难，叫他们自己灵活掌握情况。可他们不怕“死”，就怕“活”。一灵活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视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叫行，什么情况叫不行？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总理为难，他们更为难啊！没有办法，他们几人只好轮着将眼睛贴在书房的门缝边，费劲地往里瞅。这三分像记者七分倒像小偷的滑稽举止，让站在门外的卫士掩嘴窃笑。但他们也管不了那么多，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只要见毛主席情绪好，只要见客人要告辞就拿着机子往里跑，迅速抢拍。如果偷看到最后，毛主席仍情绪不好，他们只好偃旗息鼓，悄悄收兵。

中南海摄影师杜修贤

我这辈子照够了

文/张中江

作为毛泽东、周恩来的专职记者，红墙摄影师杜修贤曾经记录下很多珍贵的历史时刻。比如尼克松访华远远向周恩来伸出手的照片，毛泽东周恩来留下的最后一张合影，江青摘苹果的最后自由时光，还有胡耀邦追悼会用的遗像等等。这些都出自他的手笔。不过越到晚年，杜修贤越不想再摸相机，“荣也摄影，辱也摄影”，“我拍够了”。2014年6月11日，身患肺癌的杜修贤平静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结缘摄影，师从吴印咸

著名军旅作家顾保孜曾推出《红镜头》《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等畅销书。1990年，因为一次对杜修贤的拜访，改变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在她眼中，杜修贤始终都是倔强好胜不服输的性格。1926年，杜修贤出生于陕西米脂。因家中贫困，很小就给地主家当长工。后因不堪地主打骂逃到陕北参了军。再后来到了延安的新华书店，任务是给中央领导配书送书。正好遇到书店后面的八路军电影团招学员，杜修贤从此与摄影结缘，成了著名摄影家吴印咸的一名弟子。之后杜修贤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拍了大量照片。因为不服输的性格，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他的照片见报量特别大。1953年被调到新华社，那一时期还没有进入中南海拍领袖人物，拍的大量是北京的建设、乡土民风。“后来拍领袖太有名把他过去的历史淹没了。”顾保孜说。在一些领袖出席的公开场合，杜修贤拍的照片见报率很高。以“手快”著称的杜修贤，1960年进入新华社中南海组，成为周恩来的专职摄影记者。1970年以后，又同时成为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因为历史的契机，他接近了权力的最高层，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也因为太过接近而遭遇猜忌和歪曲。杜修贤先生用相机记录了领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瞬间，以见证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风雨历程。

毛泽东

在天安门城楼

向游行人群挥帽致敬

1964年11月14日，周恩来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典返回北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到机场欢迎。

1966年1月

周恩来在北京玉泉山

1966年4月，刘少奇和夫人出访巴基斯坦。回国后“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1971年5月1日，毛泽东和XⅩ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1971年5月1日晚，周总理神情严肃注视着不辞而别的ⅩⅩ留下的座位。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家中书房会见第一位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1973年，毛泽东在书房，搀扶者为张玉凤。

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最后握手告别。当晚周恩来住进了305医院。

1974年5月，重病的周总理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凝神倾听交响乐。

1975年夏天，江青与张玉凤在钓鱼台合影。
▲江青观看革命样板戏后与演员合影。

1976年5月，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外宾。第二天，中央对外发布公告，宣布毛泽东今后不再参加外事活动。

病中的周总理嘱咐机要秘书张玉凤（左一）、护士长吴旭君（右二）照顾好毛泽东主席。

1976年，中央领导人登城楼参加庆祝活动。

1976年9月，毛泽东与世长辞，享年83岁。左起：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八个人手牵手肃立。

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毛泽东的追悼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1976年10月2日，王洪文标准照。

1976年10月6日，江青最后一次在毛泽东生前住宅前拍照留影。

17301976年10月6日，江青在景山公园摘下最后的苹果，4小时后，她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分别被拘捕。

“我最喜欢周总理”

顾保孜对纸牌屋记者说了这样一件事，曾经在一次签名售书活动中，有个读者问杜修贤：“您最喜欢毛主席还是邓小平？”杜老盯着他说，“我最喜欢周总理”。杜修贤之所以对周总理有感情，一方面是因为跟在身边时间长达16年，另一方面也因为总理鞠躬尽瘁、严谨的作风，对他影响很深。大家都说周总理平易近人，但其实他对身边工作人严格到近乎苛刻。而这种苛刻，其实是一种人文关怀，在其他的领导人那里体会不到。顾保孜介绍说，按照惯例，那时每年“五一”和“十一”，毛主席登上城楼，喜欢走到城楼栏杆前，向下面的群众挥手致意。这时想拍领导人的正面图像是很难的。杜修贤为了理想的拍摄角度，不得不将自己的上半身悬到栏杆外。有一次他刚对好焦，突然觉得有人用手紧紧拽着他的衣角，回头一看，正是周总理。“要镜头不要命了，掉下去怎么办？”周恩来低声责备。这样的事，还不止一次，让杜修贤颇为感动。在人生第一个“四年低谷”，杜修贤的贵人也正是周恩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杜修贤陪同周总理从阿尔巴尼亚回国，在机场就被红卫兵带走审问“相机里有没有窃听器”，后来被下放到新疆“改造”。那段时间领导人的外事活动也少了很多，周总理后来恢复出访时发现摄影记者不是杜修贤，点名要用他。接到中南海电报，当时正在新疆的杜修贤乘火车赶回北京，而原来跟他在一起的记者都牺牲了。从某种角度来说，周恩来救了杜修贤一命。杜修贤生命中第二个“四年低谷”出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长期拍摄领导人活动，照片频频见诸报端，让杜修贤因此扬名。不过在那个“见得太多、知道太多”的环境，也容易被人攻击。1976年10月6日，江青上午打电话要杜修贤到毛泽东住地游泳池。她组织工作人员继续学《毛选》。合影之后，江青兴致勃勃组织大家去景山公园摘苹果，杜修贤拍下了她人生中最后的自由时光。四小时后，她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分别被拘捕。而在那之前，因为工作关系，杜修贤还为江青拍过不少照片。再加上“八人照”等其他因素，长期担任高层摄影师的杜修贤被审查了四年。直到后来才由胡耀邦帮他平反。而日后胡耀邦那张不合当时“标准”的室外彩色西装照，也正是杜修贤在无意间为他拍下的，不成想却用在了追悼会上。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

最后合影

作为并肩作战的开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合影并不多。而两人最后一次握手的照片，也是由杜修贤拍到的。1974年5月29日，周恩来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那也是他最后一次走进毛泽东书房。回见结束后，周恩来一反常态，没有马上离开书房，而是站在一边，等着毛泽东与外宾一一握手。毛泽东告别最后一个客人后，回过头看到周恩来。

周恩来走上前去，紧紧握住了毛泽东的手。两个人就这么默默地握了很久。杜修贤眼明手快地抓拍了这个忧伤凝重的瞬间。这是两位开国领袖最后一次在镜头前握手的画面。之后的6月1日，周恩来到办公室整理了一会儿文件，就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当晚躺上了手术台……相比于在周恩来身边，杜修贤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的时期不仅更短，也是毛泽东疾病缠身、愈加苍老的最后光阴。作为摄影记者来讲，如何将一个苍老衰弱的真实毛泽东，与人民心目中神采奕奕的毛泽东，两者之间的反差做最好的弥补，往往需要耗费很多心力。1972年2月21日，重病脱险后第九天的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会见了尼克松夫妇及其随行人员。为了将主席形象拍得更好，杜修贤施展了浑身解数：形象不够角度补；肤色不好光线补；还利用侧照、仰照、远照等技巧避开病态的表情，寻找把握“传神”的瞬间……事实上，自从毛泽东生病后，记者们的拍摄就受到了限制，一般宾主握手的镜头只拍一次，如果还要进去补拍就必须经过周恩来同意。再以后，在毛泽东书房拍摄的时间被硬性限为三分钟，时间一到就立即关手灯，离开书房。而那一次，杜修贤考虑到握手的镜头没有拍好，向周恩来申请了特赦令，获得了重新拍摄的机会。晚年毛泽东对自己的苍老、病态是十分清楚的。1974年10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加蓬总统邦戈。杜修贤按照规矩将照片传给毛泽东的秘书，请她转给主席审阅。事后秘书告诉他，以后不要发毛泽东和外宾站立的合影照片。这是毛主席本人的意思。毛泽东从照片中，看到了久病的自己和健康人站在一起的反差对比。两年后，身背氧气瓶去拍“安详”躺着毛泽东的，也是杜修贤。事实上，此前在他的镜头里，还记录了毛泽东多个“最后一次”……在顾保孜看来：“杜老拍摄最后瞬间变成他的一种象征。毛主席周恩来的最后瞬间是他照的。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出访的最后一张照片也是他照的。”

难以磨灭的

“中南海”

印记

多年在中南海工作的经历，无疑是很特别的。即便离开多年，这段工作散发的特质，依然影响着杜修贤。“比如说他的动作很轻，脚步声甚至盖盖杯盖的声音，你都听不到。这和当年在主席总理身边工作，会谈时进去拍摄的要求是有关系的。而且他拍照片非常敏捷，导致思维也很敏捷，做事情雷厉风行，不打折扣。”顾保孜说。当然，走到“海”外，自然也会有一些生活上的烦心事。过去跟着领导人到什么地方，都是一路通行、最便捷的。现在难免会遇到堵车或者不方便的地方。对当下社会的一些现象，杜修贤也会感慨：“我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子，现在怎么这样子了？”有时候也会生气发火。过去虽然杜修贤参加过很多次国宴，但忙于工作，都是在结束的时候才吃碗面。对于现在一些饭桌上大吃大喝的现象，他非常不适应。顾保孜介绍说，如果有人请他吃饭，他就提两个要求，一不吃贵的东西；二不许浪费，所点的菜都要吃下去，否则他就退席。真发起倔脾气来，“通通拿下去，这个不许上，那个不许上”。或者干脆直接回宾馆房间，让服务员送碗面条过去。还有时候杜修贤参加宴会，会有人问他关于领导人隐私的问题，他会很生气。回答最多的就是：“我只管照相，其他的你们别问我。”

晚年杜修贤

独自居住，远离摄影社

平反之后的杜修贤，去了中国图片社当副总经理，一直到1986年离休。性格耿直的他，头天接到离休通知，第二天就将物品全部搬回了家。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还会参加一些笔会之类的社会活动，或者带着相机外出拍拍风光，不过七十岁之后就不拍了。到最后，他对照相机几乎就不看不摸。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这辈子照够了”。小小相机让他成了知名的中南海摄影师，但也因此遭遇过很多磨难，可谓“荣也在摄影，败也在摄影”。在人生最后的岁月，杜修贤对摄影的兴趣越来越淡。因为自己都“干够了”，他也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学摄影。杜修贤有三个女儿，原来忙摄影的时候顾不上照顾孩子。后来遭受人生挫折，也影响了他和家人的交流。而今，他女儿的孩子们也都长大参加工作了。老来性格依然倔强，喜欢独来独往的杜修贤，没有和孩子们住，一个人住在郊区的小院。孩子们上班，周末有时会过来。此次病重，三个孩子轮流值班照顾，一家人相处得很融洽。对于自己的病情，杜修贤是非常清楚的。他在八十岁的时候装了心脏起搏器，还患有糖尿病。因为长期抽烟，最后得了肺癌晚期。不过倔强的老人，坚决不肯上医院看病，只能是病很重的时候才被拖进医院。“做梦阎王爷请喝酒”的杜修贤，对于最后的时刻早有准备，离开得很平静。

向杜修贤老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