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那事-那营房（四）

卓然

我被抓进了营区

俱乐部的乒乓球室是不对我们“熊”孩子们开放的，进入的办法只有一个：爬窗户。被管理员发现了，立马赶走，怎么进来的，怎么出去。然后，管理员严格地检查和插好插销，就是，上下都插好的那种。

他以为“熊”孩子们进不来了。

他，错了。

我们有办法：用尖锐的硬东西把固定玻璃的油泥扣掉，拔出小钉子，拿下玻璃，伸进手打开插销，用八号铁丝弯个勾，把上面的插销细心的挑开，向下拉，插销脱出，窗子就打开了，然后把玻璃装好，再把小钉子插回到原来的钉子眼里，人从窗户跳进去，按事先排好的顺序，开打。

打球时，可能发生争执和吵闹，嘈杂声音隔着礼堂的大舞台传到在广播室的管理员耳朵里，他会过来赶跑我们，然后再仔细检查每一个窗户，并且插好。可是事情反反复复的发生，仔细检查，玻璃和窗户都完好，他找不出毛病，穿过礼堂舞台来赶我们，费时费力，用不多久，我们还会出现在球桌前，有时，他也就懒的管我们了，除非有更吸引我们的事或因球发生争执而不欢而散外，我们可以在里面玩一下午。

打完球，跳出窗户，手指挑着插销，把窗扇推至离窗框仅一指宽的地方，有时甚至需要轻轻地夹着手指，然后，迅速抽离手指的同时迅速推窗，趁窗扇和插销都未反应过来时，窗户就合拢了，插销也落入插座中，下一步，走人，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管理员叔叔应该纳闷了好多年，令他不明白的是，每次都把所有的窗户插好了，所有的窗玻璃也完好，这帮“熊孩子”们是怎么进来的呢？

但是，但是后面总有故事，有一年，管理俱乐部的人换了，以前，都是干部，这次换成了一个战士，他很认真，也很严肃，对我们从来不给好脸，无论在院里哪个地方见了我们都没笑过，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我们叫他“阶级斗争脸”，没事时，总是离他远远的。

在他管理的大礼堂、广播室、乒乓球室开放时见到他，只要是在他的地盘上被他撞见，第一个动作就是张开双臂做向外赶小鸡的手势，嘴里第一句话就是：

“出去，出去，走，快走。”

我们打乒乓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用以前的方法进入，却不能像以前那样被赶走了事，他总想抓住我们狠狠地凶一顿，我们也有对付他的办法，每次进去打球，除了不吵闹，尽量压低声音，还得设置观察哨，轮流守在通往礼堂的门口盯着舞台那边，只要他一出现在那头，我们就立刻分别从好几个窗口踏着事先摆放在窗下的板凳跳到窗外逃跑，逃跑的窗口和人员顺序也是事先约定好的，以免到时混乱和拥挤。

即便这样，百密一疏的事还是出现了，那次，我们刚进去，开打了几下，他突然冒出来了，他不是从舞台那头跑过来的，而是从舞台靠近乒乓球室的侧幕里蹿出来的，也不知他藏在那里等待着抓我们多久了？他凶神恶煞地出现时，距我们太近了，守望的人绝望地惊叫着，率先踏着板凳跳出窗外，其他人虽然也被吓着了，但还是出自本能及时地从离着最近的窗户跳了出去。

而我正在角落里拾球，离窗户最远，他目标明确地奔我而来，堵住了我能跳出的窗户的通道，我，被他抓住了。

他扯着我的胳膊，扭着耳朵，用力地把我拖出了俱乐部，拉拉扯扯的经过门岗，推搡着我进入办公楼，走过长长的走廊，在经过父亲办公室门口的那一刻，我仨魂吓掉了俩，主动停止挣扎，顺从着后边推我的“阶级斗争脸”，快速地通过“危险地带”，来到一间办公室门口，他推开门，把我搡到了一个经常见到却不知姓什么的叔叔面前：

“这些熊孩子们太疵毛了，怎么说也不听……” ，没等他说完，叔叔看了看我，站起来拉着“阶级斗争脸”出去了。

我松了一口气，刚才，没有碰到父亲和任何一个我熟悉的叔叔，父亲有可能不会知道这件事，那样，就不会挨打。但也有担心，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置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告诉父亲？看到这间办公室的窗户很矮，我不用踩东西就能跳出去。我想一走了之，可又怕后果更严重，就站在那儿打量了一会房间。

那个叔叔还没回来，我想，这次可能坏事了，他们一定在那儿商量怎么狠狠地治我呢，要不，这么长时间怎么不见来人呢？胡思乱想着的时侯，那个叔叔一个人回来了，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你怎么还在这儿？”

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我懵了，稍一顿，按着正常待遇的思路，回他道：

“你们还没凶我呢！”

他笑了：

“你想让谁凶你？我给你叫去！”

啊，不凶了？我立马问：

“那，我可以走了？”

“走吧，以后别爬窗户了。”

咦！这叔叔糊涂了吧？就这么放了我了？刚才的担心多余了？到目前为止，我是全院唯一一个被抓到营区里面来的孩子，以后会不会再有被抓来的不知道，我的第一次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我回去，跟小伙伴们没得可吹啊！我不敢相信，又问了一句：

“我真的可以走了？”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似笑非笑地说：

“要不，我叫你爸爸来接你？”说着，就假装往外走。

吓死我了，我急忙摆手说：

“别别别！我自己走，我自己走。”

我拉开门，小心翼翼地看了看走廊，没人！我急急忙忙地从西门跑了出去，我连蹦带跳地就要走到门岗那儿了，站岗的是我认识的战士，他正招手让我过去时，我突然想起来，我的球拍还在那个叔叔的办公室里呢！我掉头回去了，趴在窗户上对着叔叔说：

“把我的球拍给我！”

我再次来到岗哨那里时，站岗的叔叔隔着老远就问：

“你又惹什么祸了？”

我听着就烦，本来，我都不知道自己犯了哪一条？回家会不会挨打还不知道，你还说我惹了祸，还加个“又”字，你气我，我也气气你，知道他不能离开哨位太远，就挥舞着球拍绕着他跑，边跑边冲着他喊：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他被气着了，端着枪，跺着脚，佯装追我，我几步跨过马路，跳进了家属院。

这些熟悉的战士叔叔们很可怕，有时候，惹着他们被抓住，他能在你脑门上弹好几个“痢疙瘩”。

营房里的干部叔叔们对我们都是“文斗”，这些战士叔叔们，对我们绝对都是‘武斗’！

我宁愿惹干部十次，也不主动惹战士一次。

本以为，那些逃出去的家伙们会在院里盼望着我的归来，围着我问长问短，可一个人也没见着，编好的吹嘘也没用上。

从那次起，我们打乒乓球也轻松了许多，不过呢，窗户还是得爬，但屋里窗户下的板凳不用放了，也不用做逃跑的紧急预案了，因为，那个“阶级斗争脸”不来管我们了。

我们也弄不清，我们打个球，为什么还会遭遇“水火两重天”。

管它为什么了，只要能打球，不再被抓进营区就行。

只是，没过多久，我们也不常爬窗户打乒乓球了，父亲给我买了一个篮球，我们转移战场了！

乒乓球只是偶尔打打，但“活”玻璃窗没有被抛弃。

大礼堂里开始放映“批判电影”后，大人们闭窗锁门地不让家属和小孩们观看，我利用“活玻璃”在黑暗中，只身爬进乒乓球室，回身插好窗户，穿过内门，避开台下上千只眼睛，悄悄地挪动到侧幕里，背靠舞台台口，兴致勃勃地观看那些“有毒”的电影。

在台口，没人和我争地盘，没人档我视线，不用提前“占地方”，是我一个人的专属区。

只是，那儿离幕布墙很近，电影里的人一个头两个大，离音响也近，电影里出现爆炸场面时都能感到音响声波对身体的冲击，看完电影，老长时间，耳朵嗡嗡响，脑袋懵懵的，还要在电影临近结尾时，提前爬回到乒乓球室，打开窗户跳出来，再把窗户关好。

散场时，部队要整队，出来的慢，不需要整队的干部都是出西门，我在东侧做好这一切，从容回家，未曾失手过。

我心情愉悦地在那里看了《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清宫秘史》、《武训传》等影片。

这是我一个人秘密， 从未和任何一个小伙伴们吹嘘过，如果，他们照方抓药，人一多，就会被大人们发现，到时，谁也看不成了。

这个秘密如果被其他人知道， 我不但再也不能看这种电影了，弄不好，被人供出我是带头人，等待我的将是家中严厉的“军阀” 式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