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左传背景】</p><p class="ql-block">隐公三年，宋穆公的病情严重，因此就召见大司马孔父，用意是把殇公托付给他辅佐。穆公说：“先君（宋宣公）抛弃了他的儿子兴夷（殇公）而立寡人为国君，寡人不敢忘记先君的恩德。我死后，当先君在黄泉下问起兴夷时，寡人无以答对，所以为了发扬先君的美德，请贤卿拥立兴夷即位。”孔父回答说：“不过大臣们都愿意拥立公子冯为国君。”穆公不同意，于是就下令公子冯到郑国去。同年八月，穆公去世，殇公即位。隐公四年，宋殇公为除掉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两次与他国联军攻打弱小的郑国，从而结怨。</p><p class="ql-block">当时君子对宋宣公和宋穆公的举动作出正面评论，认为这是一种义举，东莱先生这里却从反面阐释出另一番道理。他认为宋国这两个君主的行为是好高鹜奇、偏怪不伦、不正视常理的表现，贻害后人不浅。真正的君子应该遵循常情，不做偏怪的事。</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原文】</p><p class="ql-block">人皆爱奇，而君子不爱奇；人皆爱高，而君子不爱高。君子之情未尝不与人同也，而爱恶与人异者，何也？盖物反常为怪，地过中为偏。自古自今惟一常也，自南自北惟一中也，是常之外而复求奇焉，斯怪矣；是中之外而复求高焉，斯偏矣。是故众人之所谓奇，即君子之所谓怪也；众人之所谓高，即君子之所谓偏也。至贵莫如金，至多莫如粟。然食粟则生，食金则死，反常之害盖如此。适百里之都而必行千里之路，其行愈速，其都愈失，吾又知中之果不可过也。君子所以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p><p class="ql-block">【译文】</p><p class="ql-block">人们都爱好不寻常的人或事，而君子不爱好；人们都喜欢显得高明，而君子不喜欢。君子的性情不一定就与普通人不同，但爱憎却与普通人不一样，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事物违反常理就会显得怪异，位置不处于中间就会显得偏斜吧。从古到今只有一个常理，从南到北也只有一个中心。在这个常理之外再寻求奇特，就是怪异了；在这个中心之外再寻求高明的地方，就是偏斜了。正因如此，众人所认为奇特的，正是君子认为怪异的；众人认为高明的，正是君子认为偏斜的。价值最贵的莫过于金子，数量最多的莫过于黍米。但人吃黍米则生存，吃金子就会死亡，违反常理的危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去百里之外的城邑却非要走上一千里，那么他走得越快，离都城就越远，我于是又知道了中庸的境界确实是不可以超过的。所以君子行事，不以在困难面前苟安为贵，说话不以随意辩察为贵。</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原文】</p><p class="ql-block">治民无可传之政，治兵无可喜之功者，曷尝厌奇而畏高哉？奇若果奇，则君子已先出于奇矣；高若果高，则君子已先出于高矣。其逡巡退缩，终莫肯就者，非不爱奇也，不爱怪也；非不爱高也，不爱偏也。苟惟不然，则避赫赫之名，受碌碌之毁，果人情也哉。</p><p class="ql-block">【译文】</p><p class="ql-block">那些治理百姓而没有可以传颂的政绩、整顿军队而没有可喜功劳的人，何曾厌倦奇特而畏惧高明呢？奇特如果真是奇特，君子早已经超出奇特了；高明如果真是高明，君子也早已经超出高明了。君子之所以徘徊犹豫不前，最终不肯趋附，不是不喜欢奇特，而是讨厌怪异；不是不喜欢高明，而是讨厌偏颇。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逃避煊赫的名声，接受庸碌的消磨，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原文】</p><p class="ql-block">有国者传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以为，是未足以为奇，必传于弟，以为奇焉；是未足以为高，必传于弟，以为高焉。一传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传殇公，而使之杀其身。公羊氏以为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其说既无以加矣。吾尝推宣公之意，必以为圣人建国，使父子之相继者，为众人设也。尧何人哉？不传之子而传之舜；舜何人哉？不传之子而传之禹。吾何为以众人自处，而不慕尧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殊不知道无不常亦无不中，传贤之事，自众人视之，则以为奇，以为高；自尧舜视之，则见其常，而不见其奇也，见其中，而不见其高也。扛万钧之鼎，乌获以为常，而他人以为勇；游千仞之渊，没人以为常，而他人以为神。未至尧舜而窥效焉，是懦夫而举乌获之鼎，稚子而入没人之渊也，何往而不败哉？</p><p class="ql-block">【译文】</p><p class="ql-block">统治国家的人把国家传给他的儿子，是通常的道理，也是中庸的道理。宋宣公以为，传给儿子算不上稀罕的事，一定要把国家传给弟弟，才算是稀罕；传给儿子算不上高尚的事，一定要传给弟弟，才算是高尚。国位一传而到了穆公，就害他赶走了自己的儿子；二传到了殇公，就害他丧了性命。公羊高所作的传里，认为此事“明达事理的人，注重做事须依遵正当的常道，宋国弄到这样的祸患，是宣公一人做出来的！”公羊这般话，意思已经讲尽，不需要再增添什么了。我曾经推究宣公的心思，他一定以为圣人建立国家，使父子们前后相接传下去是为普通人设立的。尧帝是个怎样的人？他不传给他的儿子却传给舜帝；舜帝是个怎样的人？他不传给他儿子却传给夏禹。我为什么要以普通人自居，却不追慕尧舜两帝最稀罕最高尚的行为呢？一点都不明白大道没有不是平常的，也没有不是中庸的。把国家传给贤人这种事，用普通人的眼光看，把它当成稀罕的事，当成高尚的事；在尧舜二帝看来，却只看到它的平常，并不觉得稀罕，只看到它的中庸，并不觉得他高尚。扛起三十万斤重的大鼎，乌获把这当成很平常的事情，但别人却把这看成勇猛；能游八千尺深的深渊，善于泅水的人，把这当成很平常的事情，但在别人看来却要算是奇妙无比了。还没有达到尧舜这种人格，却要私下里学他们的样子，这好比是怯弱无力的人反要去举乌获才能举起的大鼎，又好比年幼的小孩子反要投身于擅泳者才能下去的深水里，哪能不失败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