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母亲

闲云鹤

　　“妈”这个字眼，恐怕是一个人在原始的本能和启蒙中，最早、最长久、最随意、最亲切的称呼了，然而在我的人生中，甚至还没来得及叫熟，就过早的从我的口语中消失了，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仍耿耿于怀，痛心不已。

在我脑海里，母亲的样子有时候清晰，有时候又模糊的很。

母亲去世时四十多岁，那年我十一岁，该是懂事的年纪了，但把母亲归葬回家的路上，我就没了丧母之痛，开始调皮贪玩的说笑，记得随行的一个姑姑感慨道，“这孩子，还是年纪小啊！”

母亲得的是肺结核，农村俗称痨病，那个年代，这基本是不治之症。这个病多是劳累而致。五姨妈说，家里小时候家穷，母亲上学不多，参加工作后，在人民公社任民政干部，单位给她安排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她很是珍惜，在学校开始没明没夜、废寝忘食的学习。母亲身体本身就差，最后竟积劳成疾。

从记事开始，家里始终就飘荡着一股熬中药和熬小米粥的味道，到现在都特别熟悉和亲切。因为长期生病，母亲喝中药的次数，恐怕比吃饭都多。现在都清楚的记得母亲喝中药的样子，可能是药太苦，喝后她都要皱着眉头吃点水果糖，那时候还叫“洋糖”，很稀缺、很珍贵的，只要我眼巴巴的在面前站着，她总会咬开分我一半。

来家探望母亲病情的客人络绎不绝，总要掂些点心、水果之类的。那个年代商品、副食品稀缺，物以稀为贵，这些都是奢侈品，我就总盯着。但母亲常常婉言谢绝，推来推去还是让客人带走，毕竟那个年代谁都不容易。我就因此特别生气，嘟囔母亲，她就好笑的用手点我的脑门。偶尔也有推脱不过留下来的，最后还是进我肚皮的多。

母亲的人缘极其的好。记得那时候到村里澡堂去洗澡，刚进村，就会被熟悉的村民们拦着问候身体的什么，刚走几步又被截住。母亲总是满脸微笑，不急不躁的和人寒暄聊着，也就一百多米的距离，她常常和随行的姐妹要走一个小时左右。

母亲是个很严谨、自律和有洁癖的人，这些除了表现在工作中一丝不苟外，在生活中对自己近乎有点苛刻。肺结核病是有传染性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强，但顾忌的这一点，母亲甚至忍痛割爱，将我和两个姐姐“撵”到两个姨妈和奶奶家，只是在自己实在想孩子了才让我们过来吃顿饭或者就是充满爱怜的盯着你看看，但也一般不准在家里过夜，后来才慢慢变化。

作为家里最小的、唯一的男孩，每次母亲想我了，总会让人带我来见她，眼神中的关爱、亲切之情溢于言表。记得见面后她经常想独自带我去走走转转，以增加母子感情，我却少不更事，贪玩的不想去，她便在口袋里装几个像“饺子”一样的点心，常常像变戏法一样的逗着我不停的跟着她走。母亲去世这么多年，每每想到她时，这个温馨、朦胧的画面总会不由自主的浮现在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在生活中，母亲自己的洗漱、餐具严格于别人分开，不准外人碰触。记忆犹新的是母亲从不随地吐痰，她自己寻了个大的红色药瓶子，咳嗽过后总会把痰吐到瓶子里，也不随处倒到厕所等地，总会在清晨去散步时，到野外找个隐秘的地方挖个坑深埋。事实上母亲是过于小心了，但她就是这样，总怕给别人带来了一丁点儿的麻烦，更别说是伤害了。

母亲生病期间不知吃了多少中药西药。记得有次父亲去驻马店给她淘了个中医偏方，需要用童子尿来煮草鱼。父亲当时在村里任支部书记，威信极高，说话一言九鼎，村里哪家有不满周岁的男孩他都倍儿清，他提出来了人家都不说二话，他也给我安排了任务。于是每天上学，我都会拿几个罐头瓶子，挨家挨户的放到几个人家去，放学了再去收了倒到一块儿。看着瓶子里黄橙橙的童子尿忍不住去捏鼻子，但母亲却还需要用这作药引煮鱼。我记得曾搬着板凳和母亲坐在一块儿，眼睁睁的看着她强忍着恶心，用筷子慢慢挑着剔着，一点点的把一条半斤左右的草鱼吃到只剩下一个完整的白花花的骨架，他当时面色看似平静，但偶尔会微微皱一下眉头，内心的感觉可想而知，但为了治好病，她什么都能忍。现在想起来当年有许多事，母亲的内心都是强大的。有天中午放学回家，母亲很高兴，说连续吃了一段时间这药后，感觉这几天身体很好，但过了没几天，看她表情又变得难受起来，可能那时她已病入膏肓，药物只是暂时缓解了她的病症和痛苦。

母亲去世前一天，记得那时刚学会了骑自行车，歪歪扭扭的骑着去农场给母亲取牛奶，到家后父亲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撵我回奶奶家住。朦朦胧胧睡到凌晨，听到有人从外面进来，跟奶奶悄声说母亲已经去世了。他们怕我听见，继续悄悄地又说着什么，虽然心里一阵痛苦蒙着被子想哭，但失去母亲对一个家庭，对一个刚满十岁孩子一生的影响，是成年后认真回味、思考后，才能感觉得到是深刻的、巨大的。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我一个人在冷冷的寒风中穿过萧瑟的田野独自回家。推开门，父亲正在和人商量着母亲的后事，看到我独自进来，一向坚强的他忍不住放声大哭，他搂着我待了一会儿，便让一个本家叔抱着我去看已经盛殓了的母亲。

母亲已经被换了寿衣躺在窄小的棺材里，像睡着了一样安详，只是脸色更加的蜡黄，嘴唇紧闭着，稍微有点歪斜。我一阵伤心、委屈，扭过头哭了起来。这是我和母亲的最后一面，从此，她的音容笑貌就只存续在我脑海深处，时而模糊，时而清晰。

后来听父亲和别人说，母亲临死前晚吐了许多血，还有血块，她的肺其实已经烂了。她当时忍受的痛苦外人是不能理解的。五姨也曾唠叨的说过，母亲死时痛苦得牙关都咬得歪了。

母亲埋葬的前晚，狂风大作了一整夜。

母亲去世后葬在村东头的祖坟里，墓地距离大路不过二三十米。三十多年来，我上学、外出、回家，千百次的从坟地边上来来回回路过，里面躺着十几位我曾有懵懂记忆或从未谋过面的家族先人，但我总臆想、惦记的是她在下面过得好不好，下雪寒冷的日子、寂静的夜里是否孤独难捱，想告诉她我上大学了、工作了、结婚了、她有孙子了......其实只是单纯的想让她高兴高兴。

母亲去世将近四十年后，父亲也离开了，为了让他们“久别重逢”，按照风俗，不得不在埋葬父亲的那天凌晨掘开了母亲的墓。桐木的棺材早已烂掉，还好“掘墓人”很有经验，谈笑间顺利的寻找到了她的遗骸。看着那沾满泥土的颅骨上那有点扭曲变形的牙齿，证实了五姨的说法，她随葬佩戴的唯一奢侈品“上海”牌手表居然也重见天日。

在微弱的晨曦下，久久的盯着那个已经在泥土中深埋了将近四十年的头颅，心情既悲悯又复杂，这就是那个曾经无比爱我的母亲了啊。当年，这上面曾经留露出多么温暖、慈祥的笑容，空洞的眼里留露出来的满是关切和慈爱，包括那嘴里发出的细声慢语，和经常昼夜不停的咳嗽声，虽然遥远、恍惚，但又格外清晰、亲切。

冬日午后的阳光下，当一锨锨黄土逐渐埋没了两具棺木时，我的心从来没有过的轻松。

母亲终于不孤独、不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