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背后的故事——著名军旅作家刘秉荣访谈录(四)

国华书院

著名军旅作家刘秉荣从1985年4月到2018年10月，共创作并由人民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等38家出版社出版了79部5000多万字著作，其中《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八路军新四军全传》、《贺龙传》等53部3878万著作，2023年8月经“上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审核向其颁发了“个人创作出版红色经典主题著作字数之最（累计）”——“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

以下是刘秉荣老师关于这四部纪实文学出版风波的连载

《红海冤魂》的出版风波

我于1985年出版长篇评书《菜刀记》后，到1990年，先后出版了小说集《蛇头弄险》、《新编拍案惊奇》，故事集《东方武警》、《南疆擒魔》、《南疆谍影》，长篇评书《贺龙演义——反南昌》，长篇纪实小说《杨三姐告状》、纪实文学《中共领袖蒙难记》、《西路军魂》，章回长篇小说《新军阀大战》、《硝烟谍影》。期间，还写了许多中短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1990年10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长篇纪实文学《红海冤魂》，全书65万字，分上下卷出版。这部书实际上是我写的《红二方面军通俗演义》第三部，但我没用评书语言、演义手法，而改用纪实写法。因为这部书所书写的史实，是红二方面军发展史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最惨烈的时期，全书从贺龙、周逸群于1928年初由上海赴湘西写起，写了贺龙在湘鄂边创建红军几起几落，周逸群、段德昌开辟洪湖苏区的重重困难；写了贺龙、周逸群会合后使红军和湘鄂西苏区发展壮大的历程；写了邓中夏、夏曦推行“左”倾路线给苏区和红军发展带来的损失和灾难。特别是夏曦的肃反扩大化，几乎把红军中营以上干部、地方的区县以上干部杀光，最终使苏区丢失、红军几乎失去战斗力。书中写了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6军团在黔东与红3军会师，纠正了夏曦的“左”倾错误路线，使红军和苏区得以恢复。由于我在了解这段史实中下的功夫深，采访广泛，资料多，并多次实地考察，创作准备充分，因而写得很顺手，用了约一年的时间即完成了这部作品，初名《战洪湖》。但此时正值出版界不看好革命题材，认为这类题材卖点低，出版赔钱。由于花山文艺出版社已出版了我写的“红二方面军通俗演义”第一部《菜刀记》、第二部《反南昌》，于是这部书稿又给了他们。出版社提出可否找“二渠道”即书商发行。我当时在点校出版《奇门遁甲》时，认识了保定市的书商杨三儿，就和他商量。杨三儿说：“大哥的事我一定帮忙，但这书要发行好，《洪湖曲》的书名不行。”当听我讲这部书中写了苏区的肃反内容时，他眼睛一亮说：“这是书的亮点，要在这方面做文章。”于是我们给书更名为《红海冤魂》，把书的座标定在“肃反”上，其实全书写“肃反”的内容不到十分之一，我对此提出这质疑后，杨三儿说：“‘肃反’是这部书的卖点，现在卖书都在标题上做文章。”

我同意了杨三儿的意见。为了扩大书的影响和有“后台”撑腰，我请革命老先辈王首道题写了书名。1989年10月，我把书稿给了花山文艺出版社。

花山文艺出版社对出版该书很慎重,出版社的党委书记兼社长和总编辑刘哲亲自审读了书稿，并于1989年11月15日写了如下审读意见：如此真实地再现我党历史上肃反扩大化的情景还未读过。此题材如政策允许出版，确实是既又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可读性的一部书。读这样的著作，既沉痛，又想到革命来之不易，对现在的人和将来的人（也包括过去的人）都是很有警策意义的。作者掌握了丰富的真实生活素材，运用传统的演义小说的写法，颇有可读性。从作品艺术上讲，不算精彩，文字较粗，稿子改得也乱，错漏、标点、分段不妥之处甚多，我尽量作了些修饰。一些史实和人名、地名不统一，不确切的地方还有，校时盼注意改正。特别要注意的是P1179页后接不上，似有缺页。其他处，我基本上都能下来了。史实核对问题，请慎重处理。1989年11月16日，花山文艺出版社就出版《红海冤魂》向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写了请示报告，报告如下：河北省新闻出版局：《红海冤魂》一书描写的是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周逸群、郭亮等五同志奉中共中央之命，赴湘鄂西组织工农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他们在创建工农红军时，三起三落，历尽了千辛万难，牺牲了许多同志，终于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正当革命顺利发展之时，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及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开展了肃反运动，致使段德昌、段玉林、万涛、柳直荀等许多优秀同志不幸遇害。加之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敌人势力加强，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贺龙等率红3军只得退出洪湖苏区，艰难行程八千里路，到达湘鄂边，后又到川东黔东建立根据地。正当红3军危难之时，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6军团到达了黔东，与红3军会师。任弼时等同志及时纠正了夏曦的肃反错误行为，使得两个军团的战斗力大增，接连取得重大战斗胜利。后遵照中央指示，进行了万里长征。这部书热情地歌颂了贺龙、任弼时、王震、萧克等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创业的精神，歌颂了周逸群、柳直荀、段德昌等先烈的丰功伟绩，描写了红军创建的艰苦历程，鞭挞了党内“左”倾路线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本书作者经实地调查采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揭示了我党历史上若干鲜为人知的事实，对弘扬革命精神，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具有一定的意义。中顾委常委王首道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并附毛泽东同志当年悼念柳直荀烈士的诗及王首道同志悼念任弼时挽救其性命的诗(王首道同志在当年肃反运动时几被杀害，是经任弼时同志相救的)。并附李维汉同志的题字。1990年2月9日，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向河北省委宣传部呈报了出版《红海冤魂》的请求报告，报告称：我省花山文艺出版社拟出版一部纪实性小说《红海冤魂》。根据新闻出版署(88)新出图字第587号文件第三条关于涉及“党史上陈独秀、王明、张国焘一类人物的，地方出版社先报本省委宣传部审批，……遇有把握不准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再报中央宣传部转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批”的规定，此书内容因涉及到王明“左”倾路线及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故应送省委宣传部审批。现将花山文艺出版社的请求报告及审读意见一并送上，请阅示。4月23日，河北省委宣传部就《红海冤魂》审读请示事宜批复河北省新闻出版局，称：《红海冤魂》作为一部纪实小说，以贺龙、周逸群等正面典型人物作主线，纵横捭阖，再现了南昌起义失败后历经艰辛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组建红3军的战斗历程，可歌可泣，令人感奋。上篇，写军民鱼水情，当今读来，颇受教益；中篇以后，侧重描写夏曦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在湘鄂西苏区搞肃反扩大化，对革命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致使段德昌、万涛、柳直荀等一批先辈无端惨遭杀害，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也丧失殆尽，第三次“左”倾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在这里做了形象的表述，读之，既令人痛心，也使人警觉。下篇，尤其三十五章后的一些章节，既脱开了主人公，也偏离了主题，需作改动。总之，该书符合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拟同意出版。但对这样一部再现我党一段主要历史的纪实体小说，既涉及一批已谢世的革命先烈，又涉及一些尚健在的老革命家，如王震等，因我们条件所限，对事实的核实尚有一定困难，特别是对夏曦这个人物应做如何评价，实在没有把握，建议由省新闻出版局报中央文献研究室帮助把一下关。

5月7日，河北省新闻出版局致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请对《红海冤魂》一书进行审读。函称：我省花山文艺出版社拟出版《红海冤魂》一书，经河北省委宣传部审读，认为此书书稿内容符合我党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拟同意出版。但对书中涉及的党内历史人物的评价因条件有限，尚难核实，请你们帮助把一下关。5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室以“中献审［1990］29号”文回函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函称：5月7日函悉。审阅文艺作品不属我室工作范围，因此不能承担审读《红海冤魂》一书的任务，特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拒审，河北省新闻出版局研究决定后，批准了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红海冤魂》一书。同年10月，《红海冤魂》一书出版。就在书印出还没发行之际，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书商杨三儿身上，因为书是他包发的，他即在发生广告上在大做文章，在征订单的内容介绍中，写了“血淋淋”的广告语，征订单这样写的：《红海冤魂》征订单大肃反内幕纪实征订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掌权者，为了推行其“左”倾路线，在党内制造了残酷的大肃反，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军队内营以上干部，政府中区以上干部，几乎全部杀光，杀人手段，令人毛骨悚然，被杀者，无不遭严刑拷打，受尽非人折磨，而其中许多人之冤，数十年后才得以昭雪。大肃反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损失。贺龙元帅曾感慨地说：“敌人搞不垮我们，我们自己却能搞垮自己。”本书以大量翔实的材料，详细地描写了大肃反的过程，使读者了解到柳直荀、段德昌、邝继勋、万涛、潘家辰、段玉林、孙德清、邓中夏、曾中生、宋盘铭、周逸群、唐赤英等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中华民族的精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惨遭杀害的经过。数万共产党员的鲜血书了党内的历史上一次大的悲剧。渺渺冤魂、泣泣悲声，昔日冤案制造者，今多已作古，然历史这一页，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更加清晰地展示于今人面前。听罢冤魂之述，今人将何感慨？或激昂？或悲愤？或沉思？本书由中顾委常委王首道同志题写书名。另外有毛泽东、李维汉题词，望大胆订数，谢谢合作。杨三儿这个征订单发下之后，湖南省新华书店的“革命派”立即向新闻出版署进行了举报，认为这种有损党的光辉形象的书不应出版。新闻出版署随即进行了追查。花山文艺出版社和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就书的审读过程向新闻出版署写了报告，并送去了样书，报告和样书是经我送去的。当时的图书司司长叫潘国彦，我记得把书和报告交给他时，他看着我说：“没想到你这作者这么年轻？”那一年我45岁。潘司长觉得写这类书作者年龄应该大些。这时，总政宣传部召开了出版工作会议，会上点了一批问题书的名，其中也点了《红海冤魂》，并说书正审查。武警总部宣传部副部长王国才参加了会议，他回来传达总政会议精神时，又加油添醋地说：“刘秉荣写的《红海冤魂》是第二个《血红雪白》(张正隆写的有关四野的纪实文学作品遭到批判，作者也受到处理)，等着处理吧。”因为书的内容我心里有数，所以对王国才的言论不予理睬，但也很恼火，毕竟出了乱子，要费周折。我有个好友叫徐瑞，是武警总部机关的干事，他同新闻出版署图书司的干部于青是朋友，徐瑞得知此事后，给于青打了个电话，请于青给予关照。我的一个叫王义成的战友转业后在署里任纪检书记，他也很关照。于青出了个主意，改书名，把《红海冤魂》改为《红海忠魂》。但对此书的出版新闻出版署也拿不准，就上报了中宣部。中宣部的相关同志在了解书稿审读过程后，约我去谈了一次，记得那是个大雨天，我冒雨到了中宣部，同我谈话的是一男一女两位同志，名字想不起来了，但二人态度都非常好，他们向我了解了成书的过程，我向他们讲了采访和写作的经过。中宣部图书处在了解各方情况后，又写了报告，报与中宣部的李副部长。李副部长批示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遂安排人员对此书进行了审读。审读此书的是位老同志，女性，名字我忘了，她提的意见使我哭笑不得。她问我：“你写遵义会议这一章中毛主席的发言用了引号，毛主席当时是这样说的吗？那时也没录音机呀？”我向她解释，说明这书是纪实文学作品，不是纯史书。她问我什么叫纪实文学？我说纪实文学介乎于小说和报告文学之间。她说：“历史就是历史，怎么还纪实？”我也无法和她理论。最后，她提议请总参《贺龙传》编写组审读。我只得又找到《贺龙传》编写组。这时组长是顾永忠。顾永忠我没见过面，就找到传记组党支部书记徐惠恩。徐惠恩把我介绍给顾永忠。我向他讲了《红海忠魂》前前后后的情况，请他帮忙。顾永忠当即安排了人审读，并出示了同意出版的意见。这时已到了1992年7月3日。而这期间，杨三儿等人早已急不可耐，盗印的《红海冤魂》一书已铺天盖地的发往市场。待新闻出版署向河北省新闻出版局下发了更名出版的通知后，这书已没了市场。但是花山出版社已经印了3万套，他们只好扯掉已装订好的《红海冤魂》一书的封面，改换成《红海忠魂》，这样，这部书就留下了两个版本存世。

《红海忠魂》出版后，各方的反映很好，被评为中国通俗文艺三等奖。花山出版社的3万套书最后也销光了。

这就是《红海忠魂》一波三折的出版经过。《魂飘重霄九》的出版风波

《红海忠魂》一书出版的波波折折，使我产生了全面了解苏区肃反经过的想法，于是我放下了手中的创作，全身心地投入到红军时期各根据地肃反的了解中。由于我对红军史的研究已有十多年，断断续续的对各革命根据地的肃反也有所了解，查找的线索比较清晰，而且许多当事人健在，且有许多报刊也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史料。我经过一番努力，对《红海忠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增删，增加了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内容。实际上这部书的内容已与《红海忠魂》不一样了，《红海忠魂》的原内容仅为这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三分之一我也进行了增补。1993年8月这部有关“肃反”内容的书稿写好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同韩振宇说起书稿的事。韩振宇是个20多岁的青年人，当时承包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昆仑书店。他即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本版书，还做外版书。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出版这部“肃反”题材的书，书名中引用毛泽东主席诗词《蝶恋花》中“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一句，确定书名为《魂飘重霄九》，副标题是“苏区肃反大纪实”，并在封面标有“‘左’倾痛史”4个字。韩振宇还提出应有个序言。我认为他说得对，就找到李振军政委，我向李政委汇报了成书的经过和内容，李政委欣然作序，其序如下：

刘秉荣同志呕心沥血十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魂飘重霄九》一书就要出版了，他请我作序，读罢这部长达60余万字的书稿，心情久久不能平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革命第一枪，从此走了武装夺取革命政权的道路。又先后举行了广州暴动、秋收暴动、湘南暴动等暴动。在全国其他各地，也相继举行了大大小小的暴动，从而建立了工农武装，建立了革命政权。其中，毛泽东、朱德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和南昌暴动、湘南暴动的人马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贺龙、段德昌、柳直荀、周逸群等赴湘鄂西，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曾中生等在鄂豫皖，领导和发展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发展红军和创建苏区的过程中，许许多多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怀着推翻腐败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决心，不怕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使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形成了烈火燎原之势。但是，由于从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的更加“左”倾的路线，先后统治了全党达数年之久，结果，给中国的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期，在党内进行了扩大化的肃反，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邓中夏、周逸群、段德昌、柳直荀、万涛、潘家辰、宋盘铭、王炳南、孙德清、曾中生、邝继勋、许继慎等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红军高级将领被错杀，造成千古奇冤。“左”倾路线的恶果，使得红军丧失了战斗力，日益发展的红色政权丢失，最后，只得进行万里长征。这是一部即充满着革命激情，又回荡着悲壮深沉之气的著作，使人读后掩卷深思：中国的革命，必须依照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依照实际，必须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革命的力量才能发展，革命的事业才能壮大。右的路线会给革命带来损失，而“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更是无法想像。毛泽东老人家曾教导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加大我党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对“左”倾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巨大损失的了解和认识，尤为必要。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告诫全党，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左’还有革命的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江泽民同志报告中对“左”的警惕的提出，都一针见血地指出“左”的危害及其恶果，告诫全党：“现在明确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住柳直荀等烈士用鲜血写成的湘鄂西苏区历上的悲壮一页吧！这部书交哪家出版社出版好呢？我首先想到了花山文艺出版社。于是我和小韩一起到了石家庄，见到了出版社的娄社长和总编宁宣成。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书的出版事宜一拍即定。这里，我真的对不起他们，我没有向他们说明书稿内容的真情，只说再版《红海忠魂》，由解放军出版社的昆仑书店包发。既然是再版书，他们也没多问就批了。记得是个中秋节，小韩还给娄社长、宁总编买了月饼。我们很快拿到了书号。回到北京后，小韩找到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于1993年12月把5万套书印出。按照与花山文艺出版社的合同规定，昆仑书店给出版社1.5万套书代替书号费。就在书开始发行之际，出了问题，问题又出在发行广告上。昆仑书店有个女孩子小赵，她花了500元在12月23日的《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上登了个该书的发行消息，消息内容如下：本报讯由山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的《魂飘重霄九——苏区“肃反”大纪实》一书近日出版发行。该书以大量史料为背景，详细描述了1928年到1936年由于“左”倾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致使大规模肃反运动在苏区疯狂展开，许多红军中坚力量无辜错杀，极大地削弱了革命力量，迫使红军走上长征之路。此书是一部充满革命激情而又回荡着悲壮之气的著作，读后让人掩卷深思。本市各新华书店有售。

当时正是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之际，张震副主席从报上看到了这则消息，当即让有关人员查问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为何出这样的书。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接到张副主席的指示，立即要总政宣传部查明事实。宣传部部长是赵克明，他曾是李振军政委的部下。据讲，赵部长看到是李政委作的序后说：“李政委怎么能作这序呢？”情况很快查明，书是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是武警部队的，昆仑书店只是卖书，此事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无关。情况报于主任后，于主任说：“张副主席已关注了此事，还是要组织人审读一下书的内容。”于是总政宣传部组织了五人审读小组，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王颖、编辑部主任吴振录等。五人小组审读的结论我没见到，由于王颖、吴振录都是我的好朋友，吴振录对我说：“读了这部书我最大的启示是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能由上边指定，共产国际指定了向忠发、王明、博古，王明、博古又指定了张国焘、夏曦等，这些指定干部几乎毁了红军、毁了中国革命。”就在这时，我的一个朋友、辽宁群众文艺主编顾旸从沈阳来到了北京，我请他吃饭。吃饭时我说起《魂》书出版后遇到了麻烦，还挺复杂。顾旸会预测，我就请他测一下结果，并问该如何办。顾旸用手在头上抓了抓，随即问我是不是杀了条蛇吃了。我问何时？他说就在出版这书的期间。我猛然想起些我们在订合同不久，花山文艺出版社娄社长来北京，我们请他吃饭，陪同的除小韩和我外，还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发行部主任刘成华。吃饭地点在刘成华儿子承包的饭店。在这次吃饭时，厨子拿过一条蛇，还让我们看了看，而后杀掉做成菜。顾旸说，这条蛇已修炼了800年了，被我们杀吃了，蛇找我们麻烦了。我问该怎么办。顾旸遂要我炒个鸡蛋，准备了一盅酒，他做了做法。过一会儿说，我把蛇的阴魂拘来了，对蛇说你们是无意伤他的，蛇吃了鸡蛋和酒走了，放心好了，这部书结局没事的。听了顾旸的话我很高兴。这里我多说几句。顾旸这次来京，是要南下到各大名山访高人的，他问我京城有无认识的高人。我说有个叫陈新传的是搞预测的，是我的朋友。他提出见一面。我就把二人做了引见，一起吃的饭。吃饭时我见二人就话不投机，顾旸还把牙崩掉了一块。第二天，顾旸花了5000元买了块假表，而他预测时这表是真的。陈新传知道后，冷笑着对我说：“你告诉老顾，他那两下子，不过是顶个着800年的狐狸，还敢来京城耍能耐，让他快回关外吧。”我把陈新传的话跟老顾讲了，顾旸说：“姓陈的顶的是3000年的狐狸，咱惹不起呀。”这是一段小插曲。话转回头。在顾旸和我见面后，我去找李政委，向李政委汇报了《魂》书出问题的情况，李政委说：“这是历史，也不是你刘秉荣编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总是要总结嘛，要以史为鉴嘛！”李政委、贺捷生大姐都劝我不要紧张，尔后他们去找了赵克明部长。赵部长说：“这事我们不处理了，由武警总部去办吧。”由于武警部队当时不隶属解放军，归公安部管辖，这样，总政宣传部就把《魂》书的情况通报给了武警部队政治部。

当时的文化处副处长(相当于副部长)是萧家禄，由于没有处长，由他主持工作。萧家禄向我问了问这事的来龙去脉(我没有看到总政宣传部的具体通报，是萧口头向我讲总政宣传部有通报的)。我向萧讲了三大苏区的肃反大概过程，并把1983年6月8日《国务院批转的民政部关于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的处理意见》给他看，该《意见》这样写的： 国务院：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肃反工作中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致使一些人被无辜错杀。在这些被错杀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党的好干部、好战士和工农积极分子，有的甚至是党政军的领导同志。他们被错杀，是革命的重大损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切经过调查确系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根据这一决议，建国前，特别是建国初期，各地为解决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被错杀人员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大多数人已得到平反昭雪。至于是否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的问题，内务部根据各地的反映，报请中央同意，于1954年5月22日发出了《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者及其家属处理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对确无反革命行为而被错杀者应予平反昭雪，其家属生活有困难者应帮助解决，但不称烈士，其家属也不按烈属待遇；过去有些地方已按烈士家属待遇的，亦不再变更。此后，对被错杀人员一般没有再追认为烈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又有一些单位和个人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错杀尚未平反昭雪的同志提出申诉，并要求将被错杀的同志追认为烈士。我们认为，内务部1954年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处理的规定，基本上是可行的。但是，根据二十多年的实践经验和一些地方的意见，有必要作一些补充，以便进一步处理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为此，提出如下意见。(一)被错杀人员尚未得到平反昭雪的，应继续做好平反昭雪工作。凡被错杀人员的家属、战友提出申诉的，应予受理；亲友虽未提出申诉，但已发现错杀了的，要主动予以复查。经复查确属被错杀的，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作出书面结论。此项工作由县(市)以上人民政府会同同级党委责成有关部门或单位负责办理。(二)被错杀人员平反昭雪后，对其中的革命军人、革命工作人员，一般可按因公牺牲对待，其直系亲属由居住地的民政部门按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给予优待；对其他人员，其家属生活有困难的，由民政部门酌情给予照顾。(三)考虑到在我党的内部肃反中被错杀人员与对敌斗争壮烈牺牲人员有所不同，一般仍不宜追认为革命烈士(过去已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可不再变动)。其中对革命有重要贡献的，可以在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进行表彰和在适当机会、场合(如清明节)进行悼念。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也按上述意见处理。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参照执行。民政部1983所5月26日

萧家禄听了我的汇报，看了《意见》后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冷处理。萧家禄是个好人，我们关系非常好，但是个胆小拿不起事的人，他说：“你还是写个情况吧，我心里也有个数，领导问起来我也知道怎么说。”我见他为难，就答应了。遂于1994年2月1日写了题为《关于〈魂飘重霄九〉一书出版的情况报告》，报告这样写的：萧副处长：现将《魂飘重霄九》书的情况汇报如下：一、成书过程。《魂飘重霄九》一书是我写的长篇纪实《红二方面军通俗演义》系列之一。此书共五卷，起始于1985年。当时，制定创作计划后，报于宣传文化处曲处长和政治部陆副主任、龚主任批准。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前四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五卷。第一卷《菜刀记》，第二卷《反南昌》，第三卷《战洪湖》，第四卷《双龙会》。一、二卷出版后，因图书市场不景气，三、四卷印数太少，无法开印，《双龙会》一书西北一家出版社拟出，也因印数少而停，仅排了校样。为此，出版社提出改书名，因二、三卷涉及到苏区肃反，便将二、三卷合为《红海冤魂》出版，并在内容提要及后记上作了文章，书就这样在1990年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印出了。在更名之后，出版社为慎重，组织了二十多名专家审稿，又上报了省新闻出版局，省委宣传部，省党史办，省新闻出版局并报中央文献研究室。二、书印后还没发行，由于书商们乱发广告单，并胡乱写，引起新闻出版署的注意，当即下令封书审查。新闻出版署审查后，认为书可出，但要报中宣部审批，遂报中宣部。中宣部出版局审后同意新闻出版署的意见，并报与分管的李副部长。李副部长批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查。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查后，提议请总参《贺龙传》编写组审查，编写组审读后同意出版。此次审读，前后历时一年，最后，把《红海冤魂》改为《红海忠魂》，改了内容提要，荼一概未动。三、《红海忠魂》出版后，社会反映很好，被评为中国通俗文学优秀作品三等奖。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杨成武将军亲自为我颁奖。是年，政治部购买了此书，配发于基层。文化处党支部还为我报了三等功。四、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十四大后，我遵照中央的“现在明确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精神，我对《红海忠魂》再次进行了修改，并请李政委作序，请王首道老先辈题签，更名为《魂飘重霄九》副标题为苏西来反大纪实，该书于去年11月出版。五、关于总政审查《魂》书的情况。经我了解，审查的缘由起因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所属昆仑书店，包发了北京地区该书的发行昆仑书店为促销，花钱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上登了广告，除广告词写的玄乎外，并注明该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发行”，如此引起总政有关领导的重视，遂排了五名同志审读。据我所知，审读的意见已于数天前转中宣部图书处，现该处已于花山文艺出版社取得了联系。目前，《魂》书仍在发行中。由于总政、中宣部均没找我了解情况，所以上述之情况，我也没向他们反映。

萧家禄没听我的“此事冷处理”的意见，他拿到了我写的报告就上报了。政治部张钰钟主任画了个圈儿，总部徐副政委批的是“我不知道此事”，只有蒋副政委批了一大段，提出要组织人审查云云。报告批回后萧家禄让我看了，我说：“怎么组织人审查？这是历史，你能查清？”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还是老话，冷处理。”《魂》书风波在武警总部就画了句号。花山文艺出版社接到新闻出版署转去的总政宣传部审读意见后，在得知《魂》书出了问题，也当即组织了省党史研究室和河北大学的党史教研室进行了审读，这两家权威部门审读后反而认为《魂》书是部好书，填补了中共党史的空白，河北大学还把这部书当成党史教材。1994年2月7日（春节前夕），花山文艺出版社又致函王首道先辈，函称：王老，刘秉荣同志著《魂飘重霄九》（原名《红海忠魂》）已由我社出版，据秉荣同志讲，这部著作是在您的关怀下完成的，因此，我们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审读这部作品。祝春节安好！2月26日，王首道复函花山文艺出版社，函称：来函收悉。刘秉荣同志所著《红海忠魂》一书是由我题写的书名，并粗略看了一遍，我年事已高，精神不济，不能仔细阅读，况记忆力也减退，不能提出具体意见，若遇何疑问可来我处，尽所知予以解答。这期间，我收到了一位1938年入党的离休老干部占蒙坚于1994年5月25日写的信，信中说：“秉荣同志，大作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建国前的惨烈‘左’祸，教训深刻，读之惊心，唯盼能再版，使人人皆知之。我怀疑我最近看过的《魂》书是盗印本，故写此信，如非盗印，则谨提出如下意见：一、“苏反‘肃反’大纪实”应作“苏反大‘肃反’纪实”，否则欠通，因纪实无大、中、小之分。”老先生在信中写了四点意见，还附了两页勘误表。信的最后写道：“我已年迈，手发抖，字潦草，写了这些，全是一片好心和诚心，如果我不说真话（不管这些意见对不对），那我就等于是害一位青年作家了。”这位老先生读到的可能是盗版书，因为此书一经总政和新闻出版署审查，书贩子们就红了眼，疯狂盗印。盗印之书自然不去认真校对了，所以老先生说书的错处很多。因为老先生是桂林人，他买到的书是盗版无疑了。但老先生提出的“肃反大纪实”应为“大肃反纪实”的意见是对的。1994年10月25日，新闻出版署给河北省新闻出版局下达通知，对《魂飘更霄九》一书不准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宁宣成还为此受了处分，我感到很对不起他和娄社长。而这时，又一件麻烦事找到了昆仑书店。由于《魂》书印后没能及时运走发行，压在了三河市杨庄的个体装订户杨志刚的库房。装订户的库房是很空的，装些书本无所谓，可这家装订户得知这书出了问题，加之是部队办的昆仑书店，就想敲一把。于是，杨志刚把昆仑书店告上了法庭，要昆仑书店赔占库费。同年10月27日，三河市人民法院一审判昆仑书店赔付王志刚17万元。小韩一见这判决书就急了，因为这部书他分文未得，却印刷等费用已经花了不少钱了，而今又要支付17万元，他承受不了。于是，我们一起到了三河市。出发之前，我找到武警廊坊支队的政委和在三河市居住的浩然老师，请他们出面做做工作。他们都很帮忙，经他们介绍，我们与三河市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见了面，刚好他爱人是三河市法院的，还负责这个案子。于是，我和那个副局长在一家饭店的房间里像过去买驴“捅驴屁股”一样，进行了讨价还价。最后，我让小韩买了十几条烟，在那副局长指定的饭店吃了顿饭，给了几千元现金，这个案子就了结了。饭后，那个副局长抱着烟，用牙签剔着牙高兴地走了。据知底人讲，那个装订厂的杨志刚其实分文未得，只当了个托儿。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魂》书虽然没发行，但盗版书充斥了市场。小韩最后把书也都卖了，他还赚了钱。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说英国的皇家图书馆藏有此书，这书是怎么漂洋过海的？我不知道。但市场上公开的卖我是见到的，我还买了几套。香港《明报月刊》在1995年9月号发表了题为《揭开中共二、三十年代“肃反”真相》的文章评《魂》书，其文称：“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毛泽东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写于1957年5月11日。词中的“杨”为毛的发妻杨开慧，“柳”指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柳直荀是怎么死的？有关该词的注释，历来写道：“1932年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然而，这注释掩盖了历史的真实。

当我翻开《魂飘重霄九——苏区“肃反”大纪实》书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并非死于敌人屠刀下的烈士们！”下方排出了204个冤魂的名单，其中有功名显赫的段德昌、瞿秋白、周逸群、邓中夏、柳直荀等，他们都是1927年至1937年间中共在瑞金、湘鄂西、鄂豫皖等根据地进行“肃反”斗争中被错杀的。最可悲的要数瞿秋白，他本是中共第一次“左”倾路线的头子，许多人都是挨过他的整，没想到后来的李立三、王明比他还要“左”。书中有一节《瞿秋白之死》披露：早在莫斯科时期，王明就与瞿秋白结了仇。王明大权在握后，便欲置瞿于死地而后快。瞿因害怕违心地写了一份《声明书》，实际上是“讨饶信”。尽管如此，心毒手辣的王明、米夫们仍对其继续“无情打击”。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瞿要求隨队西行，但王明的代理人博古坚决不同意。后來，瞿赴上海就医途中被宋希濂部俘获并处决。作者之所以把瞿也列入冤魂名单，意指“王明借刀”杀人。至于柳直荀，根本不是什么“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而是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亲自下令处决的，且执行方式极端残忍：“乱棍下去，顿时鲜血四溅，脑浆崩裂，骨肉横飞。”与柳直荀同时遇难的有20人，他们的罪名是“改组派”。这本书又称作“‘左’倾痛史”，它以大量翔实的史料生动地描述了“大肃反”的历程，使读者对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形式、发展及罪恶，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并透过重重现象认识其本质。书中记录的“夏曦在洪湖四开杀戒”、“悬而未决的富田事变”、“川陕赤色肉丘坟”、“廖承志遇险”、“徐向前泪别爱妻”、“张国焘阴算毛泽东”等史实，读来令人触目惊心。作者刘秉荣是一位擅长纪实文学作品创作的作家，现供职于中国武警部队，先后出版了《贺龙演义》、《西路军魂》等20余部长篇纪实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常务理事。《魂飘重霄九》凝聚着他十年的心血，在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整理、筛定、鉴别的基础上，以严肃朴实的笔触，展开了一幅悲壮的历史书卷。作者既重敘事，又重论理，努力引导读者探究问题的原因，让人至少得到如下两点启示：首先，这个悲剧不是某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个政党的悲剧。悲剧的制造者并非都是品质不好，而是他们代表或贯彻的路线不对头。你今天是悲剧的制造者，也许你明天成了悲剧的牺牲者。其次，在中国，“左”的根子很深，很顽固，尽管付出了血的代价，交了昂贵的学费，然而要清除它并非易事，所以在今后的一个很长的时期里仍需要特别警惕。作为长篇报告文学，我以为在不违反真实性的前提下，如能将人物形象加以适当的刻画，那么这本书可能会产生出更强烈的感染力。从1996年起，我开始创作《中国工农红军全传》，我把《魂》书的内容我全部融入到《全传》书中，这部书经军事科学院两次审读通过。200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450万字《中国工农红军全传》。我曾想，我为屈死的无数冤魂讨公道，那些冤魂一定会保祐我的。

刘秉荣，天津宝坻人，1965年入伍，同年12月入党。先后在某军炮团、军政治部、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任记者、编辑、主编、文艺创作室主任。总参《贺龙传》编写组成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6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国工农红军全传》《八路军新四军全传》《红一方面军纪实》《红二方面军纪实》《红四方面军纪实》《贺龙全传》《彭德怀传奇》《朱声达将军传》《唐子安将军传》《红海忠魂》《魂飘重霄九》《西路军魂》《国民政府秘史》《北伐青史》《辛亥革命秘史》《天变》《杨三姐告状》《洪湖血浪》《刘家友传》《新编拍案惊奇》《菜刀记》《东方武警》《南疆擒魔》《英雄赞歌》《尘烟滚滚唱英雄》《共和之殇》《新军阀大战》《洪湖曲》《屹立》《善书》等70余部著作，在报刊发表作品数百篇，著述总字数5000余万。《贺龙元帅》获全军第五届图书奖，《贺龙全传》获全国长书金奖等奖。

图文:刘秉荣

编辑: 李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