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记往事》(五)——做农业工人的日子

红杨树

( 一) 1975年8月，丹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经过试办和筹备，开始大规模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主要是丹东和本溪地区的下乡和在乡青年，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丹东共大当时不仅缺乏师资，还缺少为教学服务的工人，特别是农业工人。为此市革委会给共大，特批了一些招工指标，而且共大家属子弟可优先录用。于是1975年9月，我们下乡到大堡的8名家属子女，全部招工回到草河，进入丹东共大的农科所，成为农业工人。第一年月工资22元，从第二年起为36.5元，这在当时也算很知足了。我在丹东农科所工作了两年零七个月，可以说这是我激情燃烧的日子，是我从幼稚开始走向成熟的时段。这两年多时间，我对社会的认知，对人的认知、对国家发展的认知和对国家政治的关心，都有了很重要的提升。 想起一年前，在共大欢送我们下乡的大会上，我曾代表出征小伙伴们，套用知青典型柴春泽“扎根农村60年”的口号，发出要在农村扎根的豪言壮语。可刚过一年，我们就从大堡农村拔根回到草河，感到人生命运难料，一切交给党安排。那是个用典型带动和影响人的时代，我虽然回到草河，由知青变成农工，伹全国知青典型董加耕、候隽、邢燕子；辽宁知青典型柴春泽；丹东知青典型战凤梅和梁胜利的事迹，仍激励和影响着我，革命的激情依然澎湃。决心不负韶华，努力奋进，为祖国也是为了自己。 我做农业工人的第一课，是建办公大楼当力工。当时的丹东共大用房，主要是占用了原草河农科所和省农村实验中学。但这两处场所已不能满足办学的需要，而需要再建一座集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综合大楼。我们参加工作时，大楼的地基已打完，正在搞地面施工，建楼需要大量水泥板，我就被分配去打水泥板。我们由一个老工人领着，要求保证质量，保证施工需求。打水板这活比在农村种地还累，一部分人负责先用钢筋铁絲制成一个骨架，我们则负责在骨架四周，先用木头镶个四框，然后用双轮手推车，把和好的水泥和沙石倒入四框中。用震荡器在上边反复震荡、摊平、压实，而后再把钢筋抽出去，上铺草帘浇水养生。那时我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又刚参加工作，有体力、有热情，每天干得一包子劲，产量和质量都很高，受到领导多次表扬。 新大楼盖起来了，共四层高，供农学系教学和科研工作使用。大楼盖起来，基建的任务基本完成，我们几个被另行分配工作。有的去了机工班当了拖拉机手，负责为农科所耕地、耙地和翻地；有的去了菸草组，负责菸草的品种繁育；我被分配到玉米组，同组的还有张秀琴，我们俩中学是一个班，下乡是一个点，七七年又同时考入沈阳农业大学，我学土埌，她学农学。 玉米、菸草与大豆的科研和育种，是丹东市农科所的三张王牌，早在文革前就蜚声辽宁，在全国也有名气，特别是玉米，更是王牌中的王牌。我分配在玉米组，有幸认识了后来被誉为中国玉米杂交之父的农业大科学家——景奉文。文革期间，他只是农科所的一名普通农业技师，并说他有历史问题，是控制使用的对象。文革结束后，他任农科所玉米研究室主任，主持育成配合力高、抗病、抗倒伏的玉米自交系“330”，1982年此项研究成果，荣获国家科学发明一等奖。颁奖时说景有历史问题，一个主要发明者，竟然没有资格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颁奖大会，这都是后话了。我认识景老时，他己经50多岁了，高高瘦瘦、带着眼镜、彬彬有礼。每天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从凤城镇骑行几十分钟，风雨无阻到单位上班。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遭受批斗，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却痴心不改，牵头育出丹玉系列，杂交种子非常高产，尤其是丹玉6号，亩产高达600一800斤，受到农民欢迎。 我在玉米组才知道什么是玉米杂交育种？玉米杂交是一个很严谨细致的工作，先选出要杂交的玉米，不同品种要分种在不同地域，每个品种种植的地块，地头都插有一块，用红油漆写着代码的小木牌。欲杂交的两个品种，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和生长优势，通过两个品种杂交，会生成更优质的品种。这就需要在玉米吐穗和抽绒之前，用专用纸袋将其扣住，待扬花袖穗之后，将纸袋里收集到的花粉，套在另一个品种的玉米穗上，这样就完成了杂交。第二年春，再将这个杂交新品种种在地里，观察其长势，即株高、叶长、茎粗，粒况和抗虫抗风能力，然后评估是否达到予期效果。这个过程特别繁杂，科研人员劳动量很大，从春到秋一直都在地里，甚至半夜还在地里观察。在景奉文的指导带领下，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丹东农科所玉米选育，在辽宁一直是排头兵。从丹玉6号起，一代比一代强，杂交出的玉米产量高、米质好、抗病、拉倒伏，为丹东地区农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玉米组的科研人员，都是科班出身的农业院校毕业生，我对他们很是羡慕，也特别尊重。他们对我也很好，有外出的机会经常会带着我，使我对育种也产生兴趣，并略知一二。 文革前的农科所，是丹东地区最大的农业科研基地，级别也很高，是县团级单位。它除了玉米、菸草与大豆的研究和育种之外，还担负着植物保护、土埌肥力和水稻试验等的科研任务，云集了一大批科班出身的科研人员。农科所有上百亩的科研用地，还有一大片山林和果园，为丹东市农业生产和发展贡献极大。丹东共大成立后，农科所就划归到农学系。我招工进农科所，也就成了农学系职工，每天在大自然里工作，又生活在父母身边，觉得人生再无所求。 我参加工作不久，就经历了两次大地震。第一次是1975年的政治大地震，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3年邓小平复出，对各行各业大刀阔斧进行整顿，毛主席认为是否定文革、右倾翻案，所以予以反击，邓小平再次被打倒。那时共大农学系也必须紧跟形势，开大会传达上级指示和批邓文件，组织批判反回潮。 我当时年龄小，人云亦云、随帮唱影。爸爸则不同，他当时是农学系主任，虽不多言语，但我看出爸爸对这次运动是有想法的。他对我说:“这个运动和形势让人心不靜，但建设社会主义，人总还是要有知识，有本领的”。他怀着对党教育事业的忠诚，和对邓小平教育整顿的拥护，顶着压力，一如继往地专心抓教学。结果被人抓住把柄，运动上挂下连，他成了共大“走资派还在走”的典型，说他“十七年阴魂未散”"对抗文革，要翻文革的案”，多次遭到批斗，并撤销了他农学系主任职务，第二次被打倒了。 后来农学系工作开始混乱，教学一片散沙，引起了教职员工和学生们的不满，甚至是愤怒。他们向共大领导喊话，呼吁让杨主任重回领导岗位。在这种状况下，共大领导不得不重新启用我父亲。但犹抱琵琶半遮面，虽然他重回农学系领导班子，但由原来的一把手降为九把手。所以有人用《智取威虎山》的经典台词，调侃我父亲:“杨主任，你真是老九不能走啊”！(文革也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第二次大地震，就是自然界的唐山大地震，也波及到凤城，人们如惊弓之鸟，谈震色变人心惶惶。 这年的11月份，正是玉米组农闲季节，我被农学系政工组抽去，同周长富一起去山东和河北搞外调，调查一个准备发展入党同志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我真不知道怎么能选中我？可能我年轻上进，又是杨明书儿子的缘故吧？！(我父亲在农学系有很高的威望)总而言之选中了我。我也挺高兴，毕竟有机会能到外省看看，外边的世界有多精彩，只有走出去才能知道。 我们俩人从沈阳去大连，然后买大连至烟台的船票。晚9点从大连上船，这是我第一次乘轮船，坐的是最底层的三等舱。人很多睡大通铺，我那时年龄小，躺下就睡着了。早上5点多汽笛响了，船已到了烟台码头，这是我第一次踏上山东的土地。其实，我的先祖就是烟台蓬莱登州府人，二十世纪初叶，我爷爷闯关东飘洋过海，在东沟大孤山龙王庙落脚安家。真没想到70多年后，我做为爷爷的孙子，在杨家后代中，第一个踏上了老家的土地。 下船随人流走出码头，来到烟台市区，城市挺清净。街上叫卖豆浆油条，听了都很馋，当时辽宁供应困难，缺粮少油，油条基本绝迹。烟台气候很温和，不像凤城那么冷，我们工作第一，没有停下游玩，马不停蹄坐汽车到牟平县。牟平县几乎都是平房，住的招待所也是平房，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伙食，三两粮票一个大馒头，三角钱一大碗猪肉炖白菜，对于我们这些很少吃细粮，肚里没油水的辽宁人来讲，真是实惠又解馋。那时出差每天补助5角钱，自已搭上几角，吃得就蛮好。我们去了要调查的公社和大队，让知情人为被调查者写了证实材料。山东农村土地平整，住的基本都是砖瓦房，表面上看，比咱辽宁农村还是要好些的。 从牟平县出来，又乘汽车来到乳源县。在乳源县的自由市场上，有卖花生米的，但也是偷偷摸摸做交易。卖的人像作贼，东张西望、小心冀冀地询问:“买花生米吗”？买者也是不敢声张，只是点头示意，于是两人鬼鬼祟祟来到僻静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迅速完成交易。我就是这样在山东的市场上，给爸爸买了10斤花生米，因为爸爸平时爱喝点小酒，花生米就是最好的酒咬了。花生米的价格是每斤7角，可在辽宁多少钱也买不着。我怕被别人发现，买后把花生米马上放入背包，迅速离开市场后心里才踏实，因为那时花生米属油料作物，市场禁止交易。现在看起来这事挺可笑，可那时买卖双方都是违法的，抓住了可了不得，这也是我冒着违法的危险，尽了对爸爸的一点孝心。出山东又去了河北的石家庄，完成任务后经北京返回凤城，这也是我第一次走出辽宁，见了一次较大的世面。 （二） 我在农科所玉米组，那时很多地方，已开始使用激光照射玉米种，促使种子基因发生变异，从而增加玉米产量。丹东农科所也开始进行这项实验，并把实验任务交给了农学系老师马成全(原草河实验中学生物教师)。马老师就选中了看似精明，还能吃苦切高中毕业的我。为了外出学习激光照射技术和引进激光设备，马老师领我去了一趟吉林和黑龙江，使我即长了知识、又见了世面。如今马老师已经作古，但和他在一起北上的情景，仍历历在目。1975年12月，这是个寒冷的冬天，马老师带我首先去了在白城子的吉林省农科院。白城子市地处吉林省的西北方，车站是日式建筑的平房，站前广场很空旷。我们在省农科院主要交流两地玉米育种的情况，学习了解最新玉米育种技术。完成工作任务后，按爸爸行前嘱托，去看望在本院工作，爸爸在奉天农大时的学友周贵发。对于我们的到来，周叔叔夫妇喜出望外、十分高兴。周叔叔和我父亲己分别很多年了，他们一直是要好的朋友，文革中同受冲击彼此牵挂。周叔叔详细问了我父亲的近况，抚今追昔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老俩口待我们胜似亲人，外边天寒地冻，家里温暖如春，周婶上灶炒了好几个菜，还拿出了一瓶鹿茸曲酒。周叔劝我也喝点儿，盛情难却，我第一次喝了白酒，虽然觉得很辣，可心里真是热乎乎的，周老师把对我父亲的感情，都倾注在对马老师和我的接待上。 告别了周老师，马老师又带我去了长春，到长春光机学院去参观激光机。然后马不停蹄去了公主岭，公主岭在长舂与四平之间，吉林农科院玉米所就设在这里。公主岭火车站前是石块铺的路，以前我见过柏油路、沙石路、土路，还头一次见过石块路，这真是走多才能见多，见多才能识广。跨过铁路桥就到达了玉米所，做了一些情况交流，我们在吉林的任务就全部完成，我也似懂非懂地初步接触和了解了一些玉米育种知识。 离开吉林后，我们北上取道哈尔滨去牡丹江市。哈尔滨在旧中国就有东方莫斯科之美誉，我们见到的哈尔滨真是名不虚传，有许多俄式建筑，还有异常美丽的索菲亚大教堂，这是我这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洋葱头欧式建筑。街道也特别宽敝，城市框架很大，一看就是个大城市。我们在这里只是中转，抽空去看望了原在草河实验中学工作多年的于国凯老师。当晚住在松花江旅社，这个旅社就在松花江边，附近就是著名的中央大街。松花江这时已经封冻，江面是冰和雪的复盖，蓝天之下惟余茫茫，抗洪纪念塔就矗立在江边。我站在松花江边，耳边似乎又传来《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的歌声，还有评书《夜幕下的哈尔滨》，八年抗战，这里演绎了多少英雄的故事？江边寒风凛冽，把帽耳扎得紧紧，下巴还冻得生疼，脸也像刀割得一样。于是，我想到当年的抗联，他们在深山老林、冰天雪地中打鬼子，是何得的严酷和艰难？我们又逛了中央大街，人来人往、煦煦攘攘。大街的道路是用纯花岗岩石块铺成的，同公主岭街道一样。石块都是长方型，竖着排列挤在一起，由于车马行人上百年的磨擦，石面已被磨得铮明瓦亮，在冬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马老师和我还就近游览了兆麟公园，缅怀一代传奇的抗日名将李兆麟。 从哈尔滨转车，下午到了牡丹江市，但去牡丹江农科所，还需要再换趟火车坐两站地。记不清是什么站了？车站和凤城差不多，上下车的人不少。我们步行去农科所，大地山川皆被冰雪所复盖，田野四周靜悄悄，只有我俩走路时，踩雪发出吱嗄吱嗄的声响，仿佛进入一个童话世界。《林海雪原》的剿匪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三）　　1976年3月，我又接到了去青海省农科院，引进小麦种子的任务。接到这个任务后，我爸妈真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得是我这个19岁的孩子，刚参加工作就得到组织的器重和信任；担心得是孩子一人独闯西北，虽然我已去过山东、河北、吉林和黑龙江，可那都是两人同行，我还属配角。而这次是我一人独行，要独挡一面。而且青海遥遥万里，还须随身携带1000多元现金，万一出事了可怎么弄？但任务还是要完成的。临出门时，妈妈帮我收拾行装，真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为安全起见，给我缝了一个密针脚的细长布袋，把现金装在袋里，系在我腰间，并嘱咐我睡觉也不准拿下来。当时的1000多元钱真叫巨款，顶我三年的工资，丢了是赔不起的。而我只身要去那么远的地方，特别是腰里还绑那么多钱，说实在的，就连我自已心里也没有底。就这样，我在父母的千叮咛万嘱咐中启程了。 这是一次从东北到西北的长途旅行，先是从凤城乘27次特快去北京，到北京后再换乘去青海西宁的火车。火车沿着京广线南下，到郑州又折陇海线西行，记不清过了多少个小时，车到陝西省会西安天已过午。三月的凤城残雪未尽，而三月的西安暖阳高照、草色青绿。这座历史上就知名的古城，地容地貌在车窗前一一闪过，八百里秦川云雾濛濛，厚厚的黄土层尽收眼底。火车继续西行，黄土、黄河、戈壁，长云、雪山……我从未见过的西北画卷，从车窗外不断展开变幻，越向西走越觉苍凉。车轮铿锵作响，我透过车窗凝视远方，想起“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古代征战；想起“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西域荒凉；想起“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独旅孤寂，就这样一路到了青海省会——西宁。 这时天已大亮，阳光灿烂。西宁火车站在一座陡峭的大山下，山上无草也无树。但隔着一片大空场，新的火车站正在对面修建，候车楼已经成型，有些现代的气势。再向东走是一条通向市区的柏油马路，中间经过一座桥，河面不宽，河水缓慢地流淌。桥头有个不大的饭店，我径直走进去，居然还有牛奶油条，牛奶2角一碗，我们在东北是喝不到的。吃完饭后我即前往青海农科院，农科院在郊区，需要换乘二次公交车。我在第四中学站换乘时，学校操场正举行公判大会，人山人海，高音大喇叭震耳欲聋，我急于赶路没有停留。乘公汽在市里穿行，感到西宁很小，楼不高也不密集，马路上还尘土飞扬。省农科院环境还是很幽靜的，我直接去了小麦育种组，与他们接头联系上了。我讲清需要引进小麦的种名，商讨了引进事宜，办理了相关手续，还交了所需费用。事情办得很顺利，然后我就去了院招待所办理食宿。 整个招待所就我一人入住，招待所也就一个服务员，30多岁的样子，服务得体、性格温柔。她把我引进房间，告诉我吃饭会有人来叫的。由于在火车上，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上床就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我被敲门声喚醒。打开房门，只见门前站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两朵高原红贴在俊俏的脸蛋上，好似擦了胭粉。她轻声轻气地说:“叔叔吃饭了”，便拉着我走进饭堂，进门就喊:“妈妈，客人来了”！原来接待我的服务员，就是这女孩的妈妈。第一次遇见这样漂亮的小女孩，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后来每听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总会浮现这个青海小女孩清纯美丽的身影。以后数次去青海、去西宁，但没有时间去省农科院，也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如果她还在，也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了。 青海的事情办得顺利又圆滿，完成任务后，我带着一身的轻松，又顺原路返程。火车到北京中转，为了去朝阳我哥家，便签了去承德方向的火车票，是晚上10点的火车。这样还有10多个小时的空余时间。上次去河北，路过北京没停留，这回有空闲可以逛逛北京了。从北京火车站出来，天空飘起了雪，大地一片洁白。我急不可耐地走到长安街，车辆不多、井然有序。路两旁的树修得很整齐，树冠枝头挂滿白雪，好似千树万树梨花开。交通警察穿着配带黄色绶带的制服大衣，身上落满雪花全然不顾，棉帽耳朵也不放下，手势、站姿、仪表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我充满敬意地注视他们，心想北京是首都，就是和其它地方不一样。我披着雪花，在长安街一路西行，宽阔的长安街尽收眼底。走过王府井大街口、走过纺织工业部、走过北京饭店，就这样边走边看。过了南池子，到了劳动人民文化宫，心仪已久的天安门广场就在眼前。看到了金水桥、看到了天安门、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看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看到了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这是一个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广场，是一个聚集着世界人民目光的广场，也是我非常向往的广场。 我站在金水桥上看着天安门，看着毛主席画像，久久佇立；站在人民纪念碑前，看着毛主席手书“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苍劲有力的大字，静思良久；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前，巨大的力柱像征着人民顶天立地。接着我又去了颐和园，倚在昆明湖栏看游人湖上泛舟；登上万寿山，眺望了颐和园的全景。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来到祖国的心脏，无比振奋和自豪。这次在北京，我还在天安门前和万寿山下，各留下一张青春的影像，19岁的我，也算是英姿勃发。 晚上十点，我登上了去承德方向的火车，到朝阳去看望哥哥、嫂子。早晨7点多，车到朝阳站，我哥早早就等在站口，骑自行车把我接到家中。我们兄弟姊妹6人，我哥是老大，我是老小，他大我16岁，对我十分爱护，他上大学时，每年寒暑都给我买玩具。最令我难忘的是有一年暑假，他从家里给的每月20元生活费中省吃俭用，竟然花12元钱(当时这不是小钱)，给我买了一个小丑打鼓。小丑歪带红帽，一拧腰上的发条，就在炕上行走表演，一边走一边打鼓，头还一歪一歪地摇晃。在那个年代，这个玩具可太高级了，邻居的小孩都上我家来看。我一遍遍给他们演示，一双双小眼晴都盯着这个小丑，我真是开心极了！更难忘的是，我家旁边有个大石碾子，我们一群小孩在碾盘上玩，一个小孩推动了碾子，把我的两个手指盖压掉了，直到现在还有伤疤。我哥正放假在家，气得他跳上碾盘，仗着年轻气盛，硬是把大石碾子㨄掉在地。 哥哥是沈阳农学院毕业的。1964年大学毕业后，由于品学兼优，被辽宁省委组织部选调，进了省第一批大学生青干班，入省党校培训。这是当年党培养接班人的新尝试，组织部门从各大专院校，在应届毕业的大学生中选拔人才，先进党校培训学习，后再分配基层锻炼。培训班毕业后，哥哥听爸爸的话，选择了最艰苦的朝阳，立志“吃辽西的黄沙，建绿色的朝阳”。他25岁做了朝阳长宝营子公社副社长，文革也受到冲击，带了高帽游了街。朝阳是辽宁西部的一个重镇，l976年，那里还很落后，特别是市政建没。市内没有几个楼房，被称“一条大街一岗楼，一个公园一个猴”。但那时沈阳农学院搬到了朝阳，改称朝阳农学院，还是很有名的。 我去时，哥哥受爸爸的影响，改行从事教育，先调入朝阳三中，后调到了朝阳地区师范学校做校长。哥哥住的是平房，嫂子也从沈阳调到朝阳新华小学做音乐教师。他们的儿子橹涛，一直在凤城奶奶家生活，女儿红帆也2岁多了。我在北京给他们买了5斤猪肉，嫂子做了红烧肉，一家人美美地改善了一次。我在朝阳仅住了一天，因归心似箭就返回家中。这是我第三次远行，并且是一个人去的，也是一次独立社会的锻炼。 （四） 我在农科所做农业工人，最难忘的是去海南岛育种的经历。时间最长:从1976年10月一直到1977年3月；收获最多:参予了玉米杂交育种的全过程；锻炼最大:学会自我管理、自律自立，养成善于合作的团队精神。 东北由于气候原因，一年只能种一季庄稼，若搞育种试验，种子头年完成杂交，次年还要试种新种，最低两年才能出成果。而我国海南岛属热带气候，气温高、日照充足，一年可种两、三季作物，特别是每年10月至次年3月，非常适合玉米种植。为了加快玉米的育种步伐，在东北4至9月份搞一次，10月份去海南还可以再搞一次，一年可当两年用，育种速度翻一倍。所以，海南就成了全国最理想的育种试验基地，每年全国各地的育种人都云集海南。中国水稻之父袁隆平，就常年去海南搞育种试验。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凤城也有很强震感，地震谣言和所谓的政治谣言都很多，弄得人焦燥不安。但批邓还要坚持，生产还要继续，农科所玉米组一边搞批邓，一边筹备10月份去海南育种之事。去海南育种需要几个新人，那时我年轻肯干又有些灵性，于是我就被选中了。同时被选中的还有:共大农学系留校生郭永才和李成新。19岁的我正是充满好奇的年龄，海南我没去过，对它充满好奇。育种我未全程经历，也是充满好奇。组织决定让我去海南，不仅是全新的工作，而且还能看看海南岛，我自然是非常高兴。 我们三人10月16日从凤城启程，乘27次特快向海南进发。17日清晨，火车经过刚恢复通车的唐山火车站，这一区段铁路，因才抢修完路基不稳，所以列车运行很慢。我们三人同时睜大眼晴向车外望去，看看地震后的唐山。只见唐山大地一片残垣断壁，完整的房屋没有几间，列车缓缓而过，我们心情沉重，三人对视无言。我们就这样一路走、一路看，唐山→天津→北京，到处都是地震的惨况，才知道这次唐山大地震的破坏性有多大？ 到了北京巳无心出站游览，于是立即转车去往长沙。我们在南下的车厢里，突然感到气氛不大对劲，发现旅客三三两两、窃窃私语，脸上不时露出惊呀或喜悦的表情，隐约听见北京高层出了大事，江青一伙垮台了，就这样听着只言片语，将信将疑地到了长沙。我们之所以到长沙，就是要去韶山瞻仰毛主席的故居。当时流行的儿歌《火车向着韶山跑》，民歌《浏阳河》，唱不尽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景仰和对韶山的向往。这时毛主席刚逝世一个多月了，我们有了这个机会，怎么能不顺路去看看韶山呢？ 到长沙下了火车，吓了我们一大跳。只见在细雨霏霏之中，马路上一辆辆敞蓬军车，坐满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个个威风凛凛、表情严肃。车厢两侧贴着“打倒王、张、江、姚”“庆祝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大标语。街道两旁、建筑物上，都是庆祝和支持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标语口号和横幅，街上的人们喜气洋洋。这时我们在车上的疑惑才得以解开，知道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我9岁那年赶上文化大革命，10年文革历历在目。混乱的形势、动荡的社会，加上父亲遭受的迫害，家庭辛酸的境遇，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巳深恶痛绝，只是迫于高压态势，敢怒不敢言而巳。 我们带着愉快的心情，在长沙首先坐轮渡过湘江，来到桔子洲头。这曾是风华正茂的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江心之岛。此时湘江江面辽阔，江水奔流，虽没有千帆竞发的景象，但很多江轮往返，货船上下穿梭，也足以让我们这些，没有见过大江大河的人，感到冲击与震撼。在桔子洲头，我们登上岳麓山，坐在爱晚亭，仿佛看见当年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正在此聚会，挥斥方迺，舞动湘江风雷。眺望北去的湘江，似乎又看到青年毛泽东，正在这里劈波斩浪。我不禁在心里默诵起泌园春《长沙》，实地实景对诗词的感受真是不同，青年毛泽东有多么的了不起！一般的江河都是由东向西流，而湘江则是由南向北流。奇异的天相地貌，必产生奇异的人物，毛泽东就是北流的湘江，孕育出的伟大弄潮儿。 文革中为朝圣方便，湖南修建了长沙至韶山的专用铁路。我们从桔子洲头回来，即乘专线火车去了韶山，大约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就到达了日思夜想的韶山。韶山冲四面青山环抱、满目青翠，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的韶峰横亘其北。毛主席故居门前有一个很大的水塘，他小时候就在这里游泳。住房是典型的湖南民居，黑瓦白墙、一正两厢，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却诞生了一位中国的救星和世界的伟人。我来到了韶山，看到了红太阳升起地方，精神上很满足，也了却一个许久的心愿。 离开湖南，沿途中我们又去了桂林。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有了机会哪有不看之理？桂林这时已是深秋，奇山、奇水、奇人，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奇山——东北的山都是峰峰相连，桂林的山大都独立成峰，形似插在秀女头上的玉簪，山不高而险陡，峰不大而峻秀，亭亭于漓江两岸；奇水——涧中水响、沟中溪流，青绫带似的漓江浅如明镜，偶见竹伐漂过；奇人——见有漁翁头带斗笠、身披蓑衣，居溪涧与漓江靜静垂钓，烟雨濛濛中，好似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我们去了七星岩，但没有开放，游人也不多。穿过横跨漓江的大街，在桥下的小吃店，吃了一碗正宗的桂林米粉，在絲絲秋雨中，顿感身体暖和了不少。 1976年的桂林，水还如青罗带，山仍似碧玉簪，保存着奇山秀水的天生丽质，婉如清纯恬静的美少女。 游罢桂林继续南下，直达南宁。南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我们住在南宁市解放广场的八一宾馆，在房间里就可以看到，南宁市的母亲河——邕江，因下雨江水浑黄。我们只住了一夜，便搭乘南宁至衡阳的火车，在衡阳倒车直奔广东湛江了。 湛江是广东重要的沿海城市，与海南的海口市隔海相望，也是去海南的必经之地。我们出了湛江火车站，立即换汽车去海安县，从海安上船，渡琼州海峡去海囗。轮渡不是很大，还是客货混装船，第一次过琼州海峡感到很新奇。我基本都是站在船舷边，一路随船看着海景，船开很得很稳，琼州海峡的水是浅蓝的，不是很深透明度还高，清澈可以见底，真是一片没有半点污染的水域。我热得只穿一件汗衫，尽情地享受吹来的南海之风。从家走时，随身携带的物品并不多，可此时却又增加了四瓶酒，这是路上在桂林买的2瓶白瓷的“桂林三花酒”，在南宁买的2瓶广西名牌“乳泉酒”，都是给爸爸的，想必爱喝酒的爸爸一定会喜欢，我必须小心翼翼，护着它们漂洋过海去海南。 我们从凤城出发已是深秋，一路南下气温升高。船抵海口港，热浪扑面而来，大太阳挂在晴朗的天空，刺得我们睜不开眼睛。海囗是海南自治州首府，但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大街是圆圈型的，为防止日晒，人行道都在路边大屋檐下。下船后，与先期到达的胡贵奇老师相遇了，我们四人一同前往，去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市荔枝沟的部队农场，科研所的玉米育种基地就设在那里。当时的海南交通还很落后，只在岛的南端，有一条三亚至黄流的铁路，从海口到三亚要坐汽车，也不像现在有空调，车里就是一个大烤箱。汽车走的是南线，经文昌县、过南渡江、越万泉河、穿陵水县，终于到了荔枝沟。好在海南的柏油路质量高，尽管天气炎热，太阳很毒，却不像东北的柏油路遇热发软，而是还很坚硬。不宽的路两边，是成排细高的马尾松，一片片的甘蔗田，一个个的小村寨，到处可见椰子树和香蕉林，南渡江和万泉河水滔滔流淌，海南真是一派好风光！ 到了荔枝沟，就远远望见了我们的育种基地，沿田间小路抄近道，细细的小毛道，两侧都是绿色的秧苗，它们似敞开胸襟，欢迎我们这些来自北方的客人。我们几人是最后一批到达的，这次农科所海南育种队总共17人，领工员是翟师傅，是个很倔的老山东，在共大时我们就认识，这次又在一起工作，是很高兴的。 育种基地是多个省市共用的一个大四合院，中间是篮球场，收获的玉米种子在大院里晾晒。院子里有伙房、有宿舍，我一人住在厢房的南端，屋后有一眼饮水井，水位很高、水也挺凉，睡觉前冲冲身，感到很爽。同时在这里同时育种的，还有锦州农科所和江苏农科院的育种队，大家相处得很好。白天各忙各的，吃完饭在一起打篮球。那时文革刚结束，没有麻将和朴克，打篮球就是最好的娱乐。分配我的工作是做保管员，育种工作由科技人员全权负责，僱当地农民劳作，工作还是较轻松的。 基地旁边就是试验田，稍北是掩映在竹林中的一个黎族山寨，还有一大片香蕉林。向西是一个面积很大的芒果园，对芒果我们真是充満好奇。芒果本是一种热带的普通水果，但文革中芒果可就火了，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没见过，也没吃过芒果，可人人都知道了芒果。那还是文革初期，非洲友人访华，给毛主席赠送了一些芒果。毛主席将芒果送给了首都军宣队，军宣队又转送给了首都工宣队，就这样层层转送，芒果就身价百增，从普通水果贵升至有政治意义的水果。下边纷纷效仿，把它做成塑料模型，做为圣品放在玻璃罩里，供人瞻仰膜拜。还流行一首歌“颗颖芒果恩情长，沐浴着金色的阳光……”。记得1968年秋，凤城绸二厂工宣队从北京归来，就捧回一个芒果模型，县革委命组织了上万人，敲锣打鼓去火车站迎接。我两个在保卫四队插队劳动的姐姐，随社员一起起大早，步行十余里地参加迎接。姐姐回来说:“人太多挤不进去，没看见芒果长啥样？白去了一趟”。我们盼望芒果成熟，看看它的模样，尝尝它的味道岂不快哉？！ （五）　　安顿下来后，一切步入正轨，新的育种生活就开始了。因为沒有电视，沒有收音机，报纸也很少，所以对外边政治现状和形势发展也了解不多，没有分享到人们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也不知道中国怎样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这里一切平静如水，仿佛世外桃园，每天看当地农民日出而做，日落而归。我们则各做各的工作，忙而不乱，起居有律，三顿饭很及时。而且基地有一块菜园子，种了油菜、芹菜、白菜等多种蔬菜，每天早晚两头，都要用喷壶洒二遍水，这也算是重活了，大家都很积极卖力，抢着干活变成了乐趣。 海南属于热带，每年十月至次年二月，属于较为凉快的时期，气温相对低一点，与东北夏天温度相仿。但下过雨太阳一晒，就热气腾腾、暑气逼人。我们刚到是十月末，天气仍然很热，晚饭后一帮年轻人，就依次列坐在院中的水井旁，用小桶到井里汲水，每人从头到脚浇上一桶凉水，身子一下子就凉下来了。晚上睡觉时窗户洞开，吹着少许夜风，钻进蚊帐酣睡入梦。 海南的日出日落也与北方不同，可能周边都是浩瀚的大海，没有山峰之屏，仿佛太阳一出来天就全亮了，没有黎明的过渡。可以说海南的日出，太阳不是升起来的，而是跳出来的；日落也是如此，太阳一下子就掉到地平线下，黄昏与黑暗无缝对接。 为了保障食堂烧火做饭，我们需要定期去打柴，打柴是去山里砍灌木杆。每次打柴，我们都是坐着基地的小三轮拖拉机，有个陈姓的当地人为我们引路。这人50多岁，穿着拖鞋身手敏捷，能说会道也很能干，打一上午柴，食堂就会烧很长时间。 主食是海南产的水稻——籼米，北方人俗称线米。籼米若贮存半年以上，就成了陈米，做出来的米饭没有粘性和油性，用东北话形容就是发渣。出锅一个米粒、一个米粒的，看起来挺蓬松，吃起来却不抗饿。可新籼米就不一样，新米细长两头有尖，而陈米则没有尖，只剩中间了。新米无论是做粥或蒸干饭，都可与东北大米有一比，也是油汪汪的香气十足。 我在海南还学会了擀饺子皮。先是学擀包子皮，因为皮厚好擀一些，一点一点熟练，一点一点积累经验，很快就擀得有模有样了。接着我就向擀饺子皮进发，擀法与包子皮大同小异，只是皮要小、要薄。开始擀得较慢，后来越来越快，食堂包饺子我就成了主力军。这也是我在海南，学会的一个生活小技能。 在海南我还经历了两次车祸。记得招工刚进共大，农科所有一台北京吉普，是帆布蓬的，开车的是王师傅，那时已50多岁了。我当时很想学开吉普车，可我爸怕有危险没让我学。到了海南基地，有一辆三轮手扶拖拉机，主要是用于运输和耕地。机身有三个轮子，两个轮子负责驱动，一个轮子为转弯抺角之用。发动机是烧柴油的，每次发动，都要用摇把子使劲摇动，待发动机轰隆作响，冒出黑烟之后，才能驾驶出行。这种小拖拉机很简易，坐上去很颠，开起来扑腾扑腾，响声很大。所以有人叫它“扑腾鸭子”，真是很形象。由于我想开吉普车的願望没实现，看别人开拖拉机，我也手痒痒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手扶拖拉机学会。于是让师傅教我，先从学发动开始，陆续又学会换挡、转弯、加油、刹车，很快就可以上路慢慢行走了。但毕竟没经过正规训练，仅仅是会开而己。 基地邻居江苏农科院有一台拖拉机，也是手扶的，只有两个轮子，没有中间脚踏的导轮，看起来不大，很是精巧。有一天中午，我和同伴丛惠，借他们的手扶拖拉机去田间。刚开始是丛惠开，行至中途，我想显示一下身手，与丛惠商量换我来开了。一开始还挺顺利，在树荫下开车，凉风扑面而来，在海南炎热的夏天很是惬意。当从大路开进小道，因为我没开过这种手扶，转弯时，方向盘需要用手串换，而我却双手紧抓住方向盘，车身一转，我也整个身子都跟着转，一下子掉到了地上。可手扶并未停火，继续前行，撞上了沟沿才熄火停下来。丛惠这时还坐在手扶上，他一点没怕，反而看见我摔在地下的狼狈像，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一次小事故，也算是一次小车祸，只是屁股摔得很疼，拖拉机也完好无损。 第二次车祸是1977年元旦，基地组织我们，去三亚的天涯海角旅游观光，我们乘坐两台拖拉机前往。我坐的那台车厢里摆了两条长凳，坐了6个人，每人都戴了一顶挺硬的塑料遮阳帽。当走到一半路时，迎面来了一辆大卡车，我们这台拖拉机立即向右靠，由于车速快，斜到了路沟沿。而后司机又急忙打轮想扳回正道，由于车速的惯性，拖拉机刚正回来，就发生了翻扣，有三个人当时甩出了车厢。而我和另外两个人则扣在了车厢里。当时我知道翻车了，过了一会儿，就听外边人齐喊:“一、二、三”，马上车厢就被掀了起来。只见我们三人蜷在厢内，像三个冻虾挤在一起。我们爬站起来，只受了些皮肉伤，没酿成大祸。我穿的衬衫两个腋窝的布都挤烂了，头上戴的塑料帽被挤扁了，真应该感谢这顶帽子，如果沒有它，也许脑袋要保不住了。这次历险，也是我人生第二次遭车祸。后来我还遭过一次车祸，那是在民委工作时去新疆，车在公路上翻了，我还摔掉了两颖门牙。 这次遇险，絲毫没有减低我们游岛观光的兴致，后来，终于又去了三亚的天涯海角。七十年代的三亚不发达，很少有楼也不繁华，它的名度就在于地处祖国的最南端。天涯海角是海南和三亚一张很亮的名片，不到天涯海角，就等于没到过海南。那时人们工资低，吃饭都困难，哪有闲钱和闲情出来旅游？所以此地游人很少。天涯海角，我们终于来了！一片大海滩上，突兀地立了几块大石头，像巨人一样，雄赳赳气昂昂地面对浩瀚的南海。有一块巨石足有两三层楼高，上刻四个大字“南天一柱”，见到它一刹那间，四个大字也刻进我青春的记忆中。我站在南海边，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感到海的辽阔，天的高远。凭着不多的地理知识，遐想再往南就是风吹浪卷的西沙群岛，1974年，在这里中越发生了一场大海战；还有中沙群岛，有着美丽的珊瑚礁；南沙群岛是祖国丰富的漁场；再往南、再向前……祖国的海疆是多么的辽阔！说心里话，站在南海边上，在遐想中会给你海一样的力量。 从天涯海角回来，隔了一段时间，我们第二次又去了南海，主要是采集海石花。海石花也叫珊瑚，产于热带海洋，人称“海石花”。它既不是植物，也不是矿物，而是无数珊瑚虫的遗骸，集缩而成的化石。它们在海中天然生成，奇形怪状、五颜六色，白的如雪、红的似血、绿如翡翠、黄如类金。珊瑚主要用于首饰和工艺品的制作，如项链、手串、花鸟、动物、人物及盆景等。第一次看见海石花，是刚登岛时在海口见到的，市场和地摊上有很多海石花做的工艺品。在南海浅滩透明的海水中，生长着很多形状各异的海石花。那时也没人管，我用小铁锤轻轻敲下了几块海石花，小的如拳头大，大的如小青瓜，形似支楞着的花菜，花头是开放状的，就像一枝枝小鹿角。海石花洁白如雪，捧到手里甚是喜欢，带回来后都给朋友分了，我留下一块做为纪念，看到它就会想起我在海南的岁月。 那时我们几个小青年恶作剧，两次去附近黎寨偷香蕉和椰子，第一次是偷香蕉。我们生在北方，由于运输贮藏不便，很少吃到吃香蕉。而到了海南，满地都是香蕉林，到处都有香蕉卖，两角钱可买三个大香蕉，黎语叫香蕉“挠几答嗄”。我们出师大捷，偷回来的一大串香蕉，足有40多斤重。香蕉刚砍下来是青色的，而且涩还不能吃，就先放到我的库房里，用被子捂了一个多星期。捂到时候，香蕉就熟透了，变成了金黄色，吃起来即清香又醇甜，回东北后，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香蕉。香蕉树好像一株只结一串，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偷香蕉的地方，发现那棵香蕉树已被村民砍倒，估计一边砍，一边骂偷香蕉的小毛贼。 第二次是偷椰子。一提起海南岛，人们自然会想起晚风椰林的美丽景象。椰子树是热带经济作物，全身都是宝:椰子汁好喝，椰子肉好吃，还可加工成糖果饮料；椰壳可加工成工艺品；椰树枝条和杆茎可做家俱和生活用品；椰子油可食用，也可做化妆品。椰子树是海南重要的经济作物，岛上到处都是椰子林。椰干直径可达一尺多长，树有十几米高，最下边的一蓬叶离地面也有个七、八米高。叶下结有几个像球一样，溜圆溜圆的大椰子。椰子没成熟时皮是青的，成熟后皮是黄褐色的，裹着厚厚的外売，皮外还有棕毛。 椰子摘下来是个圆球，上端有三个孔眼，用刀砍开，其中只有一个孔眼可以直穿壳内，用吸管汲喝里边的椰汁，这汁清冽解渴，并没什么特殊的味道。但椰壳内敷着的那层果肉，有半厘米厚，把它刮下来吃，很有嚼头也很香。因为椰肉含椰子油不能吃多了，否则像吃肥肉一样感到很腻，吃多了还会上头。椰子不熟时，椰肉就像豆腐脑，切开后加一点白糖，再用汤匙舀着吃，那味道真是绝了。我们在海南，大饱了椰子各种吃法的口福，做为北方人真是难得的幸运。 说到偷椰子，那次是我和拖拉机手张致义去的，他负责爬树摘椰子，我负责接应装袋子。他动作敏捷像猴子一样，手脚并用很快爬到树顶，用砍刀接连砍下几个成熟的椰子丢在地下，我赶紧捡起来装进麻袋。当他爬第二棵树，刚爬到一半时，突然有几个黎民向这奔来，我们知道被发现了，他快速从树上滑下来，我俩会合后立即逃离现场。当时只管逃逸，回来才发现，张的两条大腿内侧，被椰树干刮得血肉模糊，因为年轻也没当个事，涂了些红药水，过几天就结痂了。两次偷摸实为找乐，以后就金盆洗手啥也没偷过，就是路过甘蔗林，也没见蔗起意。 1977年过春节，我右边的门牙突然很疼，连喝口水都疼。农场卫生员是个矮个子的湖南兵，热情地为我做了针灸。几根银针扎下去，整个口腔都麻了，可那颗牙还是疼。我知道这是想家上火了，火攻到牙上，也没别的办法只好扛着。这次牙疼，才真正体会到“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的滋味。 在海南基地，领导还派我出了一趟差，那就是去崖城。崖城在海南的西南部，需要乘海南唯一的铁路线——三亚至黄流的火车。这条铁路线是日伪时期修的，车道是窄轨的，车厢也不宽，里边是木头座，火车车门长年不关，坐的人也不多。上了火车，我贪婪地望着窗外，看那画轴一样闪过的海南风光。只见海天一色、椰影婆娑、蕉林片片、稻田展展，真是美极了。 海南是天然橡胶的主产区，但我没有见过天然橡胶林，听说它们都是生长在山区。我上山砍柴时，还看过海南的木棉树，树上没有多少叶子，当时正是花开时节，沉甸甸的大红花开满枝头，红艳艳的像血一样。所以，广东人也称木棉树为英雄树，木棉花为英雄花，这也是人民对英雄和先烈的景仰与怀念。我二姐特别喜欢木棉树和木棉花，她去了几次广东，每次都要在木棉树下，捧着几朵又大、又重、又红的木棉花拍照。她说看到它们，就像看到了英雄顶天立地；捧着它们，就像捧着先烈的英魂。因为她研究并熟悉党史，所以对英雄和先烈更重感情。 1977年3月，历时半年的育种工作结束了，半年里我长了十多斤秤，瘦瘦的脸也有肉了，肚皮也有了脂肪了，腰也粗了，胳膊腿也有劲了，一句话就是长结实了，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小伙子。接到撤离通知，我就开始打理行装，准备北归回家乡。我用一个大木箱，里边装了在广西给爸爸买的四瓶酒，装了几个大椰子，还有椰子糖、衣物及几个海石花，箱子装得满满当当，走水路和陆路托运，我则一身轻松踏上归程。 （六）　　离开海南岛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到郑州看望大姑一家。我爸老家是东沟龙王庙，是我爷爷早年闯关东，从山东飘洋过海在此落脚，分枝散叶。爷爷粗有文化，自学中医做了乡间郎中。上个世纪初，丹麦人在安东一带传播基督教，我爷爷则接爱教义，成了安东最早的基督徒，并接受洗礼虔诚布教，在安东和大孤山一带很有影响。爷爷生有四男两女，由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想开明，6个孩子都接受了新式教育，女孩也不例外。我有两个姑姑，大姑杨爱春是1909年生人，从小聪慧上进，15岁从教会学校毕业，考取了哈尔滨女子师范学校。18岁毕业回大孤山做了小学教师，因书教得好，业务和人品又很优秀，20岁即被东沟县提升为大孤山小学校长，她是大孤上教育史上笫一个女校长，也是最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家里我父亲最小，不到十岁我爷爷就病逝了，大姑立即担起教育弟弟的责任，把我爸接到她身边严格教育。我爸就这样在大姐身边，在大孤山读完小学和中学。1936年，大姑嫁给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归国后在广西大学做教授的臧广田。为了保证爸爸的学业，她走时，将多年积蓄都留给了我爸，只拎一只小皮箱去了南方。我爸从大孤山中学毕业，考入了奉天省立笫二师范学校。毕业后根据姐姐姐夫的建议，又考入了奉天农业大学，后留校做了助教。 大姑离开东北后，在广西大学工作，抗日战爭期间随学校迁移，带着年龄很小的三个孩子，还有书籍，从新加坡到越南再到云南和重庆，可以说是颠沛流离。抗战胜利后，大姑父做为国民政府文化接收大员，北上沈阳接收了奉天农业大学，姐弟才得以团聚。沈阳解放前夕，大姑坚决不去台湾，而是去了北平。被共产党接管后，先后在哈尔滨、开封、许昌等地辗转，最后定居郑州。大姑父在河南农业大学任畜牧系主任，大姑则在家相夫教子。 我没见过大姑，但常听爸妈讲起。爸爸说大姑很优秀，是五四时期，从大孤山走出的新女性；说大姑热爱教育、播洒文明，不仅教书做校长，还辅助爷爷在龙王庙家中，免费开办贫民教育；说大姑敬业有胆量，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占领大孤山。那天是周日，大姑正在龙王庙家中休息，闻讯后不听家人劝阻，不顾个人安危，回大孤山保护学校和学生；说大姑有主见，1948年丈夫家人都去了台湾，姑父举旗不定，是大姑说服姑父留在了大陆。更常常提起的是大姑对他的培养，若没有大姑，我爸是读不起也读不好书的。大姑是我家的恩人，没有大姑，爸爸不会有后来的发展，也不会成为中国有名的教育家。 解放后，很多年爸爸和大姑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了书信往来。1964年爸爸去北京开会，特地南下去郑州看望大姐，回来时大姑用竹篮，装了滿滿一筐小人书，一整套的《三国演义》共64本。爸爸说这是大姑专门送给我的，从此，我对大姑就更加爱戴。只可惜这整套《三国演义》没能保住，文革时造反派来抄家，当作四旧给抄走了。 大姑教子有方，三男一女都品学兼优，彬彬有礼。大儿子庶声，西北师大毕业，在兰州医学院做教授；次子庶铭，19岁考入当时很难考的唐山铁道学院，立志做新中国的詹天佑。但不幸的是1957年被错化右派，入狱劳改多年，十分磨难。平反后，成了郑州有名的化学教师，退休还和妻子开创性地开办了“金秋养老院”，一度在郑州很有名气；女儿柳萍，聪明漂亮，河南农业大学毕业，官至郑州二七区科委主任；小儿子庶康，1968年初三毕业，插队去了大别山，艰苦劳作中坚持自学日语。天生我才必有用，70年代国家地震局资料室，在郑州招考外语人才，小表哥榜上有名，随入地震局工作。以后又转入司法领域，成了有名气的大律师。 我们兄弟姊妹6人，只有二姐趁大串联之机，去郑州见过大姑和大姑父，其他人都没见过。这次我也趁返程之机，带着对大姑的敬仰和爸妈的深情，决定去郑州，看望从未谋面的两位老人。3月5日早晨车到郑州，按照地址，一路找到了河南农业大学。文革期间农大从郑州迁到驻马店。粉碎四人帮后，刚刚迁回郑州。原家属宿舍还没倒出来，大姑家暂住在学生宿舍。 我到大姑家天刚放亮，待我敲开房门，大姑第一个迎出来，高兴地说:“满子(我乳品)来了”！大姑的头发梳得十分整洁，一絲不乱，白白净净的脸上带着慈祥，长得和我爸爸有些相像。大姑看见我就好像见到弟弟一样，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大姑父高高的个子，戴着黑框眼镜，眼神中透着智慧的光。我第一次见大姑父，也是第一次面对面、零距离地看一位留过洋的大学教授，儒雅温文印象颇深。大姑把小儿子庶康和他的爱人贵生(郑州工学院一个教授的女儿)及柳萍姐都叫回来与我见面。同时又见到了即能干又年轻的二表嫂，我对她充满敬意。她曾是1968年郑州下乡知青，在农村干得很出色，还是知青中的优秀典型。就是这样的一个少女，在阶级斗爭为纲的文革年代，竟然爱上了她的看管帮教对象，即当时正在该村劳改的二表哥。不顾他右派反革命的身份，和相差十多岁的年龄，勇敢地和二表哥结合了。他们共迎风雨，共担艰辛、共创生活。只可惜二表嫂后因医疗事故，50多岁就走了，留给亲人的是无尽的惋惜与怀念。 庶康哥带着着我，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沿着著名的二七大道，游览了郑州市容。还登上了当时郑州最高建筑——“二七”纪念塔，俯瞰整个郑州。三月初的郑州，在黄河的南岸巳有了淡绿的春色，梧桐和柳都巳泛绿。感叹中国之大，神州南北各不同，我刚离开的海南己入夏天，满岛碧绿、百花齐放；河南居中，巳迈出了春天的脚步，比东北的春天要早绿一个多月；而我即将回去的东北老家，还没走出冬天，冰雪尚未消融。 我回家心切，在郑州只呆了两天，就急于返回凤城。大姑给我家带了5斤香油，文革十年，辽宁供应特别困难，豆油每人每月3两，香油连闻都沒闻过。我带着礼品和姑家的亲情，从郑州回到了凤城。28次特快到凤城是早晨七点多钟，待我乘公汽回到家中，爸爸和四姐都上班了，家中的妈妈非常高兴。中午刚过11点，我就像小孩一样，站在家门口等爸爸下班。11点半爸爸回来了，我急忙迎上去，一个劲地喊爸爸。爸爸紧紧抓住我的左手，把我一直领进屋，到屋里才松开手，生怕一松手我会走掉。每当想起这些，眼睛不免湿润，爸爸的手有多温暖！现在再无爸爸的手可牵了。我向爸妈讲了去大姑家的情况和感受，也讲了一路南下过黄河、跨长江、去桂林、到南宁、渡琼海的见闻，以及在海南半年的工作和表现。他们一直用慈爱的眼光看着我，听我滔滔不绝地讲述，似乎对我说出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感兴趣。是啊，离家半年了，儿子又长大了，而且还非常省心，他们怎么能不高兴呢？ （七） 半年前我去海南，走时正值主席去世，全国笼罩在一片悲痛中，也不知中国将走向何方？可就在我离家之际，谁知中国政坛惊雷突炸，迅雷不及掩耳地粉碎了四人帮，宣告了十年文革的结束。这个变化大快人心，大得人心，爸爸精神饱满，早出晚归，一心扑在教书育人上。农科所的领导和科技人员，也都意气风发、擦拳磨掌，决心跟着华主席进行新长征。 这次从海南回凤城，我是提前被所里召回来的，比其他人早回来一个月。原因是农科所这时组建了科技室，物色人选时想到了我。科技室主任是王德良，所里的化验室也包含在内。进入科技室我就成了科室人员，有了自巳的办公桌。不必像以前做农工，天天需要下地，观测玉米的长势，记录不同品种的玉米，在不同生长期的表现。也再不用春种、夏管、秋割、冬考种了。 进入科技室，我主要是在化验室工作。这个化验室在办公楼的二层，一南一北两个屋子，南屋是做化验用的，北屋贮藏化学试剂和药品。我的任务主要是为做试验，准备化学试剂和药品。大多数的工作是洗涮试管和试皿，每天与毛刷、去污粉和水打交道。试验室里有两个长辈，一个是白姨，朝鲜族人，带着白边眼镜，文文靜靜的，是沈阳农学院土化专业早期毕业生。一个是狄婶(康淑琴)，是个老中专生，丈夫是农科所所长狄惠林，狄叔也是我爸在奉天农大时的学生。她们两人都与我父母有很好的交情，再加上我肯干又听话，所以她们待我特别好，像自己孩子一样。在工作中，她们耐心教我做化验，掌握化验操作技能；让我学习应具备的相关化学知识。我在化验室只工作了几个月，考上大学就离开了。但这是我人生中最安静的一段时光，也培养了对化学的兴趣，学到了不少知识，如植物营养所需要的基本物质；肥料的多与少对植物生长的影响；什么叫土埌肥力；什么叫氮磷钾；如何测定土埌的营养成份等。化验室工作，也给我打开了一扇农业科学之门，1977年恢复高考，我之所以选择了沈阳农业大学的土埌农化专业，与我在化验室工作有很大关系。 丹东共大虽然是文革的产物，但当时还没有解散，而且在1976年秋，又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我们这些共大职工，客观上都是为办学服务，为工农兵学员服务的。特别是我年龄和这些学生相仿，都是知青出身，都有下乡务农的经历。所以就很快与这些工农兵学员熟悉起来，在一起打篮球、打乒乓球，每天高高兴兴上下班，生活丰富多采，感到我的青春很充实，充满了朝气。而且我在丹东共大工作期间，工作好、人缘好、口碑好，爸爸对我是满意的。 （八）　　从海南回来，家里又有了新变化，二姐结婚后一直住在我家，我走时小外甥宏扬才一岁，回来时已经满地跑了。三姐和四姐也结婚了，三姐在沈阳，四姐在科研。为了减轻朝阳大哥和金县大姐的家庭负担，让他们一心工作，妈妈让他俩把孩子都送到草河，由她来抚养。于是大哥的两个孩子小涛和红帆，大姐的两个孩子小牛和子佳，都相继来到草河，再加上宏扬，一下子有了5个小孩，家里像个幼儿园。妈妈每天忙忙碌碌，做饭都得用大锅，但爸爸妈妈累却高兴着，儿孙绕膝满心欢喜。 家里还养了一只奶羊，每天早晨牵出去，找一块茂密的草地，钉个小木桩，把羊脖子上的长绳绑在桩上，让它在规定范围内吃草。我和妈妈都喜欢这只奶羊，把它收拾得又白又凈。妈妈每天早起挤羊奶，由于手法柔和，所以羊很温顺，有时还会望着妈妈咩咩地叫着。羊不仅吃草，还经常喂它豆饼和玉米粒，怀小羊羔时，吃得更好更精。挤出的羊奶不膻，煮熟了滿屋都是奶香，加上点白糖，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真是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小外甥宏扬从小没奶，就是靠这只羊的乳汁养大的，而且又白又胖，后来长成一米八的大个子。羊奶除了喝之外，妈妈还用它煮大米干饭，更是奶香十足。妈妈还乐于施舍，经常把奶挤出来，送给邻居家的老人或有病的人喝。 受父亲的影响，我也喜欢植树，下乡在黄岭子，我在房前屋后就栽了不少树。回到草河后，我在前院又栽了一棵柳树，经常给它浇水，看它一天天长大。我从海南回来，又开始照料这棵小树，它已有小碗口粗了。天天看着它，看它泛绿、看它袖叶、看它摇曳、看它垂下绿絲绦。我把它看成是家的守卫者，为我家站岗放哨，迎来送往。当1979年，我家搬回沈阳时，它已亭亭玉立，摇晃着枝条，依依不舍地和我们告别。现在家属院巳搬迁，从这里开出一条，通往凤城东站的公路，这棵柳树也就不复存在了。可我没有忘记它，每当想起草河的家，它就在我的眼前摇曳…… 这段时间，也是我家经济条件最好的时期。哥姐们都有工作，爸爸高干工资每月150多元，我工资也30多元，除姥姥家需要继续接济外，再没有什么负担。虽然手头宽裕了，可那时有些东西还要凭票，家里托人弄了张自行车票，给我买了一台飞鸽牌28加重自行车。那时自行车三大名牌“飞鸽”“凤凰”和“永久”，好似现在汽车中的“奔驰”和“宝马”，骑着“飞鸽”天天上下班，自觉得身上多了几分神气。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科研地里干活，突然听到爸爸喊我，看见爸爸站在公路旁的槐树下向我招手，我急忙跑过去，爸爸说:“你看这是什么”？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样东西。我接过来打开包装一看，哇！竟是一台像小砖头一样的半导体收音机，外边套着一个黑色皮套，还有三个波段，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那时半导体很不好买。当时社会上流传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有了这台小收音机，就不用去借手抄本了，在半导体里就可以听小说连载。以后的半导体越来越精巧，我还是舍不得换，因为这是爸爸给我买的，看到它就像看到爸爸一样。 1977年3月下旬，乍暖还寒。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家突然炸了锅，发生了一件天大的祸事，在我家寄养的大哥儿子小涛，大姐儿子小牛双双不见了。他们当时都住在我家，同在草河小学读书，两人又同为9岁。那天，我在科研收拾完玉米秸子回到家，未看到二个孩子，因为他们正是淘气的年龄，到处跑都是常事，也没有在意。但吃晚饭仍不见踪影，我出去找了一圈，问左邻右舍和周围的孩子，都说没看见。这才感到情况不妙，家里开始着急了，邻居们都帮着找，仍无结果。大家坐下来分析，根据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周边环境，被坏人拐走和遇险的可能性不大，判断坐火车出行的可能性较大。为了找孩子，爸爸的单位也出了不少人，一路奔宽旬，一路奔丹东。我则骑着自行车，直奔凤城火车站，一路骑行、一路观察，看路边有沒有他们的踪影？赶到火车站，等车的人很多，我在候车室昏暗的灯光下仔细查找，也没见到这两个小子。我又急忙返回，希望他们此时已经回家，但回来只看到，炕上六神无主的父母和陪同的邻居。这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感到凶多吉少，事态严重。这一夜是最难熬的，一家人谁也没有睡，只好给朝阳的哥哥和金县的姐姐打电话，让他们回来找孩子。他们听了焦急万分，急得火上房，连夜乘车往凤城赶。 小涛的姥爷在省物质局工作，我二姐无意间记住了他单位的电话。第二天早晨挂了过去，希望能有好消息，结果是更加失望，小涛姥爷说:沈阳没见到这俩个孩子。孩子丢了，姥爷急得不行，姥姥闻讯大哭起来。第二天，哥哥车到沈阳没出站，就直接转车中午回到了草河。姐姐、姐夫还在途中，各路人马回来均无消息。同时也惊动了警方，查不到两个孩子的线索，家里布满愁云，为两个孩子的命运担心。在焦急的寻找与等待中，下午四点，小涛姥爷从沈阳打来电话，说两个孩子冒着雨雪，浇得像两只落汤鸡，刚刚到了他们家。听到消息，家里突然烏云散去，悬在每个人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这时姐姐姐夫刚到沈阳。在万分紧急的时刻，走时姐夫还沒忘给家里扛一袋白面，听说孩子找到了，连人带面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他们赶到小涛姥爷家，将两孩子领回草河。回来后才知道原由:那天下午，他俩放学回来，在家附近的一个大水坑里玩，造得泥糊千鳅。我妈去找他们，把罩衣罩裤扒了下来，拿回家去洗。临走时撂下一句狠话:等回家我剝了你们俩的皮！两个孩子当真了，怕回家挨打。那时小涛的姥爷住在沈阳三好街的省党校家属院，小牛的爸爸正借调在沈阳太原街2号的省建材局工作。两孩子一核计，坐火车跑吧！跑到沈阳小涛找姥爷，小牛找爸爸。他们步行了十多里，赶到凤城火车站，等车时看见了我，他们就跑到货场一个木堆后藏了起来。天黑以后，有一列丹东至沈阳的火车进了凤城站，他俩就上了火车。查票时被乘务员发现了，因为他俩棉衣棉裤罩脱下洗了，里边的棉袄棉裤都是姑姑们穿旧的，活像俩个小叫花子。刚开始乘务员以为他俩是在车上寻机作案的“小抵搂”(掏包的)，就让他们把手伸出来，拉手上的关节，一看拉不出来(受过训练掏包的关节可伸缩)确定不是，又以为是唧个家长为给孩子逃票，故意不坐在一起，发慈悲就把他俩放过了。火车到沈阳站已半夜了，他俩在票房子里呆了半宿，睡在长凳上，还遭到围观。天刚亮，他俩就一路打听，先来到太原街2号的省建材局，一个叔叔正在涮牙，小牛问:“李茁(他爸)在吗”？那人随口答:“李茁出差去大连了”，他俩失望地又走回火车站。这时沈阳下起了雪和雨，他俩又冷又饿，两顿没吃饭了，摸摸兜里只有8分钱，买了几颗黑枣吃。他们决定去三好街找小涛姥爷家，可沒钱坐环路无轨，他俩脑瓜够用，知道顺无轨线走，就能到三好街。三好街离火车站有十好几里地，他们冒着雨雪一路前行，终于到了三好街。可又迷了路，不知在正街往哪拐，才能到姥爷家？反复走、反复找，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转过向来，找到了姥爷家。姥爷开了门破啼为笑，当即打电话给草河报喜。因为他们的这次出走，我爸妈急火窜心，妈妈为此白了不少头发，爸爸为此上火拔掉了两颗牙。他们怎么能不上火呢？若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向外地的儿子女儿交待呢？那家真是没法过了。 小涛小牛出走沈阳，在草河一时成了新闻，他们在学校也成了“名人”，小同学们纷纷跑去看他们。两人读书的草河中心小学，秋季开运动会，我侄小涛个子小，自已报了个3000米，班主任怕他跑不下来，不想让他报。校长尹天庸笑着说:“怎么不行？沈阳都能跑到，3000米怎么就跑不下来”？现在想想都后怕，那时社会治安好，坏人少，放到现在，不知会出多大的乱子、多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