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二伯一家人

随方就圆

田发刚

我的情感世界中，二伯一家人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一

二伯田长楦与我爹是亲兄弟。二伯二妈待我如亲儿子。二伯成人之后，1933年爷爷让他自立门户，置田地屋宇于李家槽。解放后划成中农成份。二妈谭赛芝出身大富人家，裹一双小脚，基本上可称得上是三寸金莲，行走斯文。她性情大方，处事静气。二伯是个很精明能干的人，在亲朋族友中很有威信。他在家中只管经营农田活路。二妈主持着家中大政，铺陈忙闲生活，统管收支用度，安排礼尚往来，接人待物，井井有条。二伯二妈对我疼爱不是没有缘由。父亲那辈三亲弟兄，到我们这辈只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二伯的儿子田发崇，我的哥哥，另一个就是我。所以把我们看得金贵。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个幺儿子。称呼我是昵称“珩娃子”，这个昵称好像只有爹妈和伯伯、二伯二妈能用。二伯二妈疼爱我主要是在吃字上。那个时代缺吃少穿，我们家境穷，小孩子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二妈常常让我星期天去她家给我做好东西吃。肉是少不了的，多数时间还专门煨一罐米饭。米饭满屋清香，吃的时候好象二妈和嫂子是不沾边的。一般就是我同侄女儿吃。侄女是庚寅年生，所以取小名庚元，学名儿植芬。她给我喊幺爸，其实我只比她大四岁。侄女十二岁时，嫂子连生三孩，两男一女，依次为植品，小东，植玥。有了带把儿的传宗接代，嫂子的地位升高，自不必说。我长大了有观察力之后，好像未见二伯二妈和哥有重男轻女的表现。孩子个个金贵。我倒觉得我哥对两个女儿更疼爱些。

二

我上初中以后，他们对我的疼爱好像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就是我哥对我的前途更关注了，希望我有出息。我哥在本区吴家乡医院当医生，我每年见他大体都是在春节。他并不与我多说话，因为我在小时候不大爱讲话，我俩中间大体相差近二十岁，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他对我疼爱方式最直观的就是我上初中后就开始给我压岁钱。每次二元，相当于他月薪的十五分之一。到了上高中时，每年压岁钱增至六元。我懂事后才有点体会。他是通过给压岁钱的方式给我搞点学习零花钱。这种想法好像有二伯的授意。我不敢说嫂子对这事没有意见，但至少这种方式不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

哥对我的帮助最刻骨铭心的一次是上高中。他听说我考取恩施高中后很高兴，他是见世面的精明人，知道能考取恩施一中算是光宗耀祖的事，知道上高中要花钱，知道我父亲拿不出钱。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单独到我家，问我父亲有什么打算？父亲说要他考卫校他考了高中，我供不起，读不成。哥问要多少钱？我抢着说：第一年交学费16元。哥说不就是16元钱吗？说着就掏出20元钱，很决断地说：书一定要读，先拿去把名报了再说。我好高兴。但父亲还是一脸愁苦，没说话。上学报名的事就算这样定了。用现在的话说，是一次作重要决定的家庭会，高层会谈，哥是腹有预案，有备而来，一定要作这个主。上学前，我从大队（村）到乡政府，开申请助学金的困难证明。高中三年我享受甲等助学金，每月7元。基本上是生活费全免。小用钱基本靠哥哥每年六元的压岁钱。

三

我参加工作后，凡回乡探亲，都要去看二伯二妈和嫂嫂。与哥的交流也就有了些层次，谈话的范围比较广泛，但从不说家长里短。这个时候我最向往的是二伯家的春节，像一个大沙龙。拜年的人一批批去去来来，好不热闹。其中也有好些赶仗（打猎）的伙计，二伯和我哥是赶仗的好把式，哥还是拴锦鸡花溜鸡的神手，家中喂有“媚子”若干。哥行医在外面，“媚子”就由二伯二妈负责饲养。过年时，赶仗的伙计们也三三俩俩来串门，背着火铳，听他们摆龙门阵就是一些赶仗的精彩故事，让你听得入神。如遇雪天，大家约着赶仗是最快乐的事情。春节期间，他家还有几个高端常客如田恒凡、谭贤凤、田长山等，算是乡贤。我和哥的大女婿张安汉算是自己屋的人，能够陪着他们玩得上板，说得上腔。他们都是吹牛高手，扑克牌上将。我们这几个人春节至少在二伯家里玩上两三天，打扑克牌升级，通宵达旦，嫂子烧茶添火，每餐自配蜂蜜包谷酒，喝得云天雾地，其乐融融，莫过如此。

四

1980年前后几年，二伯二妈及我爹相继去世。哥后来的三个孩子也先后成人。大儿田植品娶妻生子，二儿子田小东参加义务兵，幺女儿植玥到巴东县酒厂上班。哥退休后赋闲在家，嫂子正式接婆婆（二妈）的班主持家政。

我哥忙碌半生，退休后本来应该是过晚年的安然日子，可随着孩子们长大成人就生出一些矛盾，渐渐演变为一本难念的经，完全改变了他们两老的幸福轨迹。两个儿子性格差别大，同在一个屋场坐不拢堆，激烈时像一对仇人。哥想让他们分开住，缓解一下关系。恰逢这时我将两个孩子的户口转到建始县城。哥与我商量借住我的房子，他们两老带小东住过来。想到哥家几代人对我的好，这时哥有难事，我自然得帮。我把下面的“新屋”全部让给他们住，土地山林全部由他们管理。如果没有后来的意外，可能就是这种格局固定下来。殊不知天有不测风云，大概是1989年时，哥得了食道癌。我将他接到建始人民医院诊断确认后，调理了一些时日。他是医生，知道这个病不好治，加上心境不爽，更不想割“喉”插管，坚持回家用中医调理，命由天定。1990年底，我接到他的亲笔书信，告诉我说他的生命已到尽头，称自己“六十有五，死何足惧，况且自己不算夭亡”。他在信中说了两件事，一是他死之后，小东的事托付于我，二是所借住房屋，由我自行处置。这时，我已从建始调回恩施，尚未安排正式工作，在州委农村工作队总部负责，大儿子在高坪教书，二儿还在业州镇读初三。我接到信的当天下午，就找州委办公室要了一台车，从建始城经高坪，一家四口赶回去与哥见最后一面。途中我在车上开了一个“家庭会”，申明这次回去是全家与伯伯（随孩子称呼）告别，见活着的面，待将来伯伯百年之后，由我一人回去协助伯娘料理后事。我们回去后，给嫂子说明我们回来的意思。我单独上楼见了哥，两人说了一些话，哥说他看好了地方，在屋后竹园边，其他依然如信中所言。他已没有力气说更多的话而且也基本上不能进食。我说：”哥放心，你这辈子积善成德，也算风光快活一生，老天要你去，也是天命难违。我们只有两兄弟，为了让你能走得安静，我今天把你的两个侄子带回来向你拜别，待到那日，为弟一人回来，便于全身心协助嫂子料理大事，热热闹闹，免得另生枝节。”我向哥无保留地说明缘由〔不便文字表述〕，哥特别能理解我这样安排是一种处心积虑，微微点头，表达了认同之意。我下楼后，叫他们母子三人到床前见面。

五

我回恩施不过数日，就传来噩耗。我当即赶回。我回去后，即与田恒凡、谭贤凤、张安材、田祚贤等人碰头，了解各项细节安排。为何大家如此慎重？根本原因是两孝子当时矛盾较深，担心影响丧事顺畅办理。这几个人算是核心小组，在孝家面前和社会场面上都有威信，在玉米乡没有什么办不下的事。田恒凡、谭贤凤对我说：“你回来了，事情就好办，大家既要看僧面，又要看佛面，毕竟是在健康三队，在你的屋场。嫂子和你就只要坐阵静观，具体事吩咐我们来做。”大夜之前，首先落实的是墓地，按哥生前交待的地方实在是既无土脚，又无山势，完全在一个溜石皮上。经请人踏看，一致确认在谭祖传山上的一块地方比较合适。经几位指点，孝子田植品自己带着礼物到谭祖传家，下跪请求。谭祖传与我是坡上坎下的邻居，素来友善，也只能就事成全。大夜非常闹热，远近亲朋族友齐聚送一程亡人，丧鼓通宵达旦。实在不枉我哥在世时做人做事的好人风格。

六

哥去世后，小东在巴东做事，嫂子孤单一人，依然住着我的房子。1992年上半年，我回家征求嫂子的意见，并给田植品做工作，将他妈接回。我于1992年7月，将房屋田庄交给妹妹一家居住经营，这是后话。此后数年，因我的婚姻发生裂变直到离婚。加上我们相隔较远，与几位侄男侄女交往就很有限，但只要有能做的事，则尽力为之。简记如后：

▲1993年，侄媳谭礼花带侄孙田杰到恩施专医院治疗骨结核，我请当时专医院第一把刀黄秀生动手术很成功，我支付了全部住院费用。约十天后度过消炎安全期，按医嘱需平躺一月再半坐一月逐渐坐起方可康复。经主治医生同意此过程可出院按规范料理。我用车专送至新坪田玉才医所，商量由他负责指导观察，由我负责各项费用，谭礼花负责陪护。安置妥贴后，回玉米将情况及要求告诉嫂子，并反复嘱咐。殊不知过几天她下新坪看到一向好动的孙娃这样“绑在床上”躺着，实在心疼，作主让孙娃动与坐，于是前功尽弃。田杰留下跛疾。田杰成亲时，我看到聪明的孙子却带此残疾，实在心酸。

▲哥去世后，我将哥病重期间给我的信转给小东，我说这可说是你父亲的遗嘱，要他好好做人做事，不忘亲恩。小东一向对我尊重。我依哥的嘱托找了巴东县县长杨泽柱，作特例将小东转为非农户口，此后小东在巴东谋得水上派出所职事，后又在水泥厂开车，并与县水泥厂税红结婚。有女书华。后因性格不合离婚，女儿随母生活。水泥厂改制，税红来恩施喜福汇打工，供书华读至武汉市职业艺术学校。2008年5月，我应邀到省商务厅讲学，专门到学校去看她，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孙女。看到她的聪慧和漂亮，却遭遇父母的离异，实在有些可怜。书华后考入四川某艺术学院，税红觉得供学艰难。我与谭笑、植荣分别商议，准备凑够上学学费二万多元让她先去报名，再动员她作一些勤工俭学补充开销。可是，税红的确无法挑起这个担子，孩子未能入愿，后只身去了北京发展。小东在巴东做事期间主要是植荣与他交往，关系尚好。

▲两个侄女出嫁之后，我分别去她们家（婆家）去看望过，也算知道她们都嫁了不错的人家，之后很少有机会走动。植芬虽为晚辈，但我们叔侄也算一块儿长大，她知书达礼，贤淑文静，完全充当了相夫教子的角色。夫妻和睦，很令乡邻羡慕。1996年中考后，侄婿张安汉来恩施日报社找我说，他小女儿报考建始师范，请我给建始师范黄校长做做工作。当时正值前妻寻死觅活，我无心与张安汉多说，坐都没坐一下。当时他不明就里。第二天，我依然给黄校长打了电话。他女儿好在录取了师范，或许是成绩合格，或许有我打招呼之力，也没谁去弄个究竟，我想，只要孩子如愿就好。不过我觉得张安汉是应该多点心才正常。植玥虽为幺女，在家中也算一个娇娇儿。但她成家之后，处事持家也同姐姐一样继承了祖母和母亲的品格，贤慧通达，家中和谐，后又自己创业，虽不算富甲一方，也足为小康之家。去年10月4日，已接儿媳入门，我本来准备借此机会去玩一下，无奈偶患重感冒，没有成行，委托植荣前往祝贺。

▲2018年4月，随着我年事已高，思乡思亲之情越来越浓，植荣植望商议后，由大儿植荣和儿媳惠琼的陪伴，我回老家看望了植品、植芬、植玥几家人，不久，晓冬也在女儿书华的劝说下，从东莞回来，与税红重归于好，在恩施做事，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写下这篇文字。其实，也有非常复杂的心境。二伯在世时，家庭是远近闻名的旺家之门。从人丁上说，亦算发达。只是由于后人有各自的人生轨迹，这种人气不再有热闹二字。所以家族的繁盛与凋敝往往在一时之间，一人之故。每念及此，百感交集。再者，也透彻表明家风传递是需要有素养的明白人。有时我还想到一些问题：社会发展并不等于事事都在进步。家族的凝聚是需要有众望所归的族人，二伯和哥当之无愧地充当了这种角色。我有时遐想：如果我今天还在农村务农或在家乡做事，我是这个家族近二十年来唯一健在的高辈分者，我的善良与包容品格或许可以成为一个中心人物。但身为公家的人，又遭婚姻之变，却无法把自己塑造成这样的角色。这并不是传统文化观念的忘本，而是新社会时代的一种无奈。（写于2019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