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曾论文人画：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

鹰击长空

陈师曾论文人画：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

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必于艺术 上功力欠缺，节外生枝，而以画外之物为弥补掩饰之计。殊不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 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邪？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而文人又其个性优美，感想高尚者也，其平日之所修养品格，迥出 于庸众之上，故其于艺术也，所发表抒写者，自能引人人胜，悠然起澹远幽微之思，而脱离一切尘垢之念。然则观文人之画，识文人之趣味，感文人之感者，虽关于 艺术之观念浅深不同，而多少必含有文人之思想；否则如走马看花，浑沦吐枣，盖此谓此心同、此理同之故耳。

世俗之所谓文人画，以为艺术不甚考究，形体不正确，失画家之规矩，任意涂抹，以丑怪为能，以荒率为美；专家视为野狐禅，流俗从而非笑，文人画遂不能见赏于 人。而进退趋跄，动中绳墨，彩色鲜丽，搔首弄姿者，目为上乘。虽然，阳春白雪，曲高寡和，文人画之不见赏流俗，正可见其格调之高耳。

夫文人画，又岂仅以丑怪荒率为事邪？旷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 望其肩背哉！但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式，故形式有所欠缺而精神优美者，仍不失为文人画。文人画中固亦有丑怪荒率者，所谓宁朴毋华，宁拙毋巧；宁丑怪，毋 妖好；宁荒率，毋工整。

纯任天真，不假修饰，正足以发挥个性，振起独立之精神，力矫软美取姿、涂脂抹粉之态，以保其可远观、不可近玩之品格。故谢赫六法， 首重气韵，次言骨法用笔，即其开宗明义，立定基础，为当门之棒喝。至于因物赋形，随类傅彩，传摹移写等，不过入学之法门，艺术造形之方便，入圣超凡之借 径，未可拘泥于此者也。

盖尝论之，东坡诗云：“论画贵形似，见与儿童邻。”乃玄妙之谈耳。若夫初学，舍形似而骛高远，空言上达，而不下学，则何山川鸟兽草木之别哉?仅拘拘于形似，而形式之外，别无可取，则照相之类也；人之技能又岂可与照相器具药水并论邪?即以照相而论，虽专任物质，而其择物配景，亦犹有意匠寓乎其中，使有合乎绘画之理想与趣味。何况纯洁高尚之艺术，而以吾人之性灵感想所发挥者邪？

文人画有何奇哉？不过发挥其性灵与感想而已。试问文人之事何事邪?无 非文辞诗赋而已。文辞诗赋之材料，无非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及寻常目所接触之物而已。其所感想，无非人情世故、古往今来之变迁而已。试问画家所画之材料，是 否与文人同？若与之同，则文人以其材料寄托其人情事故、古往今来之感想，则画也谓之文亦可，谓之画亦可。而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寻常目所接触之物，信手拈 来，头头是道。譬如耳目鼻舌，笔墨也；声色臭味者，山川鸟兽虫鱼，寻常目所接触之物也。而所以能视听言动触发者，乃人之精神所主司运用也。文人既有此精 神，不过假外界之物质以运用之，岂不彻幽人微、无往而不可邪？虽然，耳目鼻舌之具有所妨碍，则视听言动不能自由，故艺术不能不习练。文人之感想性格各有不 同，而艺术习练之程度有等差，此其所以异耳。

今有画如此，执涂之人而使观之，则但见其有 树、有山、有水，有桥梁、屋宇而已。进而言之，树之远近、山水之起伏来去、桥梁屋宇之位置，俨然有所会也；若夫画之流派、画之格局、画之意境、画之趣味， 则茫然矣。何也？以其无画之观念，无画之研究，无画之感想。故文人不必皆能画，画家不必皆能文。以文人之画而使文人观之，尚有所阂，何况乎非文人邪？以画 家之画，使画家观之，则庶几无所阂，而宗派系统之差，或尚有未能惬然者。以文人之画而使画家观之，虽或引绳排根，旋议其后，而其独到之处，固不能不俯首 者。若以画家之画与文人之画，执涂之人使观之，或无所择别，或反以为文人画不若画家之画也。呜呼！喜工整而恶荒率，喜华丽而恶质朴，喜软美而恶瘦硬，喜细 致而恶简浑，喜浓缛而恶雅澹，此常人之情也。

艺术之胜境，岂仅以表相而定之哉？若夫以纤弱为娟秀，以粗犷为苍浑，以板滞为沉厚，以浅薄为淡远，又比比皆是也。舍气韵骨法之不求，而斤斤于此者，盖不达乎文入画之旨耳。

文人画由来久矣，自汉时蔡邕、张衡辈，皆以画名。虽未睹其画之如何，固已载诸史籍。六朝庄老学说盛行，当时之文人，含有超世界之思想，欲脱离物质之束缚，发 挥自由之情致，寄托于高旷清静之境。如宗炳、王微其人者，以山水露头角，表示其思想与人格，故两家皆有画论。东坡有题宗炳画之诗，足见其文人思想之契合 矣。王虞，王羲之、献之一家，则皆旗帜鲜明。渐渐发展，至唐之王维、张洽、王宰、郑虔辈，更蔚然成一代之风，而唐王维又推为南宗之祖。当时诗歌论说，皆与 画有密切之关系。流风所被，历宋元明清，绵绵不绝，其苦心孤诣盖可从想矣。

南北两宋，文 运最隆，文家、诗家、词家彬彬辈出，思想最为发达，故绘画一道亦随之应运而兴，各极其能。欧阳永叔、梅圣俞、苏东坡、黄山谷，对于绘画皆有题咏，皆能领 略；司马君实、王介甫、朱考亭，在画史上皆有名。足见当时文人思想与绘画极相契合。华光和尚之墨梅、文与可之墨竹，皆于是时表见。梅与竹不过花卉之一种。墨梅之法自昔无所闻，墨竹相传在唐时已有之。张璪、张立、孙位有墨迹；南唐后主之铁钩锁、金错刀，固已变从来之法。至文湖州竹派，开元明之法门，当时东坡 识其妙趣。文人画不仅形于山水，无物不可寓文人之兴味也明矣。

且画法与书法相通，能书者 大抵能画，故古今书画兼长者，多画中笔法与书无以异也。宋龚开论画云：“人言墨鬼为戏笔，是大不然。此乃书家之草圣也，岂有不善真书而能作草者？”陆探微 因王献之有一笔书，遂创一笔画。赵昂论画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又赵子昂问画道于钱舜举：“何以称士 气?”答曰：“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翼而飞。不尔便落邪道，愈工愈远。”柯九思论画竹：“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撒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南唐后主用金错书法画竹。可见文人画不但意趣高尚，而且寓书 法于画法，使画中更觉不简单。非仅画之范图内用功便可了事，尚须从他种方面研究，始能出色。故宋元明清文人画颇占势力，盖其有各种素养、各种学问凑合得 来。即远而言之，蔡邕、王廙、羲、献，皆以书家而兼画家者也。

倪云林自论画云：“仆之所 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又论画竹云：“余画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是与非。”吴仲圭论画云：“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翰之余， 适一时之兴趣。”由是观之，可以想见文人画之旨趣，与东坡若合符节。元之四大家，皆品格高尚，学问渊博，故其画上继荆、关、董、巨，下开明、清诸家法门。四王、吴、恽，都从四大家出。其画皆非不形似，格法精备，何尝牵强不周到，不完足？即云林不求形似，其画树何尝不似树，画石何尝不似石?所谓不求形似者，其精神不专注于形似，如画工之钩心斗角，惟形之是求耳。其用笔时，另有一种意思，另有一种寄托，不斤斤然刻舟求剑，自然天机流畅耳。且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何以言之?吾 以浅近取譬。今有人初学画时，欲求形似而不能，久之则渐似矣，久之则愈似矣。后以所见物体记熟于胸中，则任意画之，无不形似，不必处处描写，自能得心应 手，与之契合。盖其神情超于物体之外，而寓其神情于物象之中，无他，盖得其主要之点故也。庖丁解牛，中其肯綮，迎刃而解，离形得似：妙合自然。其主要之点 为何？所谓象征 Symbol是也。

征诸历史之经过，汉以前之画甚难见；三代钟鼎之图案与文字，不过物象之符记，然而近似矣。文字亦若画，而不得谓之画。汉之石画，古拙朴鲁，较三代则又近似矣。六朝造象，则面目衣纹，俨然画家法度，此但见于刻石者也。

若纸本缣素，则必彩色工丽，六朝进于汉魏，隋唐进于六朝，人意之求工，亦自然之趋势。而求工之一转，则必有草草数笔而摄全神者。宗炳、陆探微之有一笔画．盖此意欤?宋人工丽，可谓极矣。如黄筌、徐熙、滕昌祜、易元吉辈，皆写生能手。而东坡、文与可，极不以形似立论。人心之思想，无不求进；进于实质，而无可回旋，无宁求于空虚，以提揭乎实质之为愈也。

以一人之作画而言，经过形似之阶级，必现不形似之手腕。其不形似者，忘乎筌蹄，游于天倪之谓也。西洋画可谓形似极矣！自十九世纪以来，以科学之理研究光色，其于物象体验人微。

而近来之后印象派，乃反其道而行之，不重客体，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亦足见形似之不是尽艺术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或又谓文人画过于深微奥妙，使世人不易领会，何不稍卑其格，期于普及耶?此 正如欲尽改中国之文辞以俯就白话，强已能言语之童而学呱呱婴儿之泣，其可乎？欲求文人画之普及，先须于其思想品格之陶冶；世人之观念，引之使高，以求接近 文人之趣味，则文人之画自能领会，自能享乐。不求其本而齐其末，则文人画终流于工匠之一途，而文人画之特质扫地矣。若以适俗应用而言，则别有工匠之画在， 又何必以文人而降格越俎耶？

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所谓感情移入，近世美学家所推论，视为重要者，盖此之谓也欤？

“诗书画印”才擅四绝的陈师曾(衡恪)先生，天不假年，仅四十八岁便因病归了道山。其实他也并非得了什么不治之症，而是因继母俞夫人病故，他于京奔丧至金陵，劳累哀悴，得了伤寒，竟一病不起。过去人的生命似不如今人的金贵，医学也远不及今天的昌明，所以小毛小病一不留神，或是遭遇了庸医什么的都会致命。民国文人中，如刘师培、黄侃、刘半农等，均因病没活过五十便走了。难怪古人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哪像今天——“人生九十多来兮”。

一生仅得四十多年的陈师曾先生，于金石书画上却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这也是今人所难以企及的，现在从事艺术的才子，四十八岁也许只能算刚过了“喝奶期”吧。而陈师曾四十多岁在北大等高校讲授的《中国绘画史》，后整理成书，即成了中国绘画史研究上的一本开山之作，以后的同类著作皆以它为蓝本，而欲在材料或见识上胜出它的却极少。故梁启超赞赏他有“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之语。另外，在对传统文人画价值的阐释与维护上，陈师曾也有筚路蓝缕之功。上世纪20年代初，他率先将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一卷译成中文，并附上自己撰写的《文人画之价值》，合刊成《文人画之研究》一书。

陈师曾归结文人画要有“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四要素，并归结道，“具此四者，乃能完善”。从此，文人画成了有别于宫廷画、学院派画之外的重要“一枝”。著名翻译家、美术史论家傅雷先生多年之后在评论陈师曾和吴昌硕时说：“这两位在把中国绘画从画院派的颓废风气中挽救出来这一点上，曾尽了值得赞颂的功劳。”

　　我们说起齐白石的衰年变法、终成一代大师时，总要提到有陈师曾的引荐之功。因为当时齐白石初到北京，在琉璃厂挂牌刻印，其画也稍拘泥，所谓“流落京华无人识”。正是陈师曾的发现，主动寻访晤谈，不想一见如故，遂成莫逆之交。后来齐白石走出一条大写意文人画的成功之路，也是得自于陈师曾的建议和鼓励。这个毋庸讳言，齐白石自己就曾多次在回忆自述中提及并表示“难忘”和“感谢”之辞，齐在《题陈师曾画》也有诗写道：“君我两个人，结交重相畏。胸中俱能事，不以皮毛贵。牛鬼与蛇神，常从胸底会。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我言君自知，九原毋相昧。”白石老人这里一句“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传播甚广，让人感觉是“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意思。其实，陈师曾结识齐白石时自己已经四十二岁了，往后的生命也没几年，相对说他受齐白石的影响已很小，而齐白石受他的影响却非常大，不光是画，即便篆刻，陈师曾也曾劝齐白石不必模仿《飞鸿堂印谱》、《小石山房印谱》等，而应以汉砖刀法入印，“去雕琢，绝摹仿”，自辟道路，才可成为一代篆刻大家。

要论陈师曾自己的印章，虽未受齐白石的影响，但受吴昌硕的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陈师曾有一斋名“染仓室”，即因吴昌硕有“仓硕、仓石”之别号所“染”者，吴仓硕也。据马国权《近代印人传》记载，陈师曾治印初由黄易、奚冈、赵之谦入手，后转喜缶翁印风而师之，得吴氏钝刀入石之妙，出奇造意，拙中见巧。他的好友、书画金石家姚茫父论其印曰：“师曾印学导源于吴缶翁，泛滥于汉铜，旁求于鼎彝，纵横于砖瓦匋文，盖近代印人之最博者。又不张门户，不自矜秘。”尽管我们今天来看陈师曾的印章，古朴苍莽者得缶庐风格最多，但其深厚的传统功夫依然可见，秦私汉官、封泥、元押等印风，均自然体现于其创作之中。而且他的印，自然率真，书意淳厚，如“朽者”、“姚华”等，那方介于楷隶之间的朱文“师曾画佛之记”，虽以今体字入印，但并无现代装饰之态，刀笔之间，古趣盎然。我想，若假以时日，陈师曾先生彻底摆脱缶庐印风，走出自己也是完全可能，何况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齐白石曾记述道：“吾友师曾，篆刻之道师缶庐，惟朱文之拙能肖其神，自谓学缶庐稍得之，故以染仓铭其室。学无二心，知者於篆中可能见之矣。予独知师曾在戊午(一九一八)己未(一九一九)之间渐远缶庐。周大烈亦语予曰：观师曾画用印，戊午以前师缶庐作，以后之刀法篆势渐远缶庐，苍劲超雅，远胜汉之铸铁，亦非前代之削做。”陈师曾卒于一九二三年，戊午之后虽竭力想远离缶庐，然毕竟来日无多，为时间所限矣。

这里提到的“周大烈”，在陈师曾的印谱中出现甚多，诸如“周大烈字印昆”、“周印昆读碑记”、“周大烈所藏金石刻辞”等。关于周大烈，今人知之已甚少，故不妨简介几句。我们都知道陈师曾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兄弟陈寅恪都是才冠一时的大名人。南社诗人沈禹钟《印人杂咏》有诗咏之：“名父文章一代宗，清芬踵武有遗风。才高不薄雕虫技，细处功夫与道通。”陈师曾虽老家江西义宁(今修水)，但因祖父任湖南巡抚，父亲一家都迁于湘。陈师曾即出生于斯，自小也在湖南入学。据陈三立《长男衡恪状》说，陈衡恪儿时随祖父“识字，说训诂”，“七至十岁，能作擘窠书，间作丹青，缀小文断句。”可见陈衡恪少时就显示出极高的天赋。十四岁，在湖南长沙与著名书画家胡沁园王湘绮相识，常以国画请教。而与陈三立友善交好的湘潭名师周大烈，也受聘于陈家，日课陈师曾、陈寅恪兄弟。周大烈字印昆，不仅于文学诗词有造诣，还精于金石书画之鉴赏。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家、写过名篇《落花生》的许地山，即是周大烈的女婿。后周大烈隐居北京香山，与陈师曾一直有诗词唱还之交往，陈师曾绘制过《姜白石词意册》十二帧，每幅皆有周大烈的题诗。周大烈曾评价弟子陈师曾耽于书画，于诗词却不甚精，但多以意为之。这也是陈师曾自己所谓的“生平所能，画为上，而兰竹为尤。刻印次之，诗词又次之”。

还有一位与陈师曾关系密切的大名家不得不说，那就是鲁迅了。陈师曾早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学堂，就和鲁迅同学，后来赴日本弘文学院，又与鲁迅朝夕相处。回国后彼此都于别处干了几年，等到蔡元培组阁的北京教育部成立，他们又聚在一起共事了。在五四前的那一段时期，“陈师曾”大概是鲁迅日记中出现最频繁的名字之一，他们趣味相投，时常在一起逛琉璃厂，谈论金石，互赠书画碑拓等。当然，陈师曾也为鲁迅刻过多方印章，如今尚保存在鲁迅博物馆的就有“周树”、“会稽周氏收藏”、“会稽周氏”、“俟堂”等印五六枚。自然因鲁迅的关系，师曾也为鲁迅之弟周作人刻过印。鲁迅虽为文学家，但他的艺术眼光非常独到与苛求，一般作品即便是名家大师也很难入他的法眼。然而，鲁迅对陈师曾的书画印章一直颇为看重，且赞赏有加。早年鲁迅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以及《会稽郡故事杂集》，封面题签都请陈师曾书写。后陈师曾故世，故宫博物院编《师曾遗墨》共十集，分集出版，前后历时两年，鲁迅均随出随买，一一记录，可见他与师曾情谊之深厚。一九三三年鲁迅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于序中鲁迅谈起陈师曾的画，也是同样不吝赞词：“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干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

不光鲁迅，周作人对陈衡恪也有很高的评价。譬如陈师曾创作于一九一五年的《北京风俗人物画》，最先以速写漫画的形式，绘出了当时不为人画的社会底层的民间生活，后被称为中国漫画的开创者。周作人于是在《陈师曾的风俗画》一文中有这样几句：“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

周氏兄弟是文人学者，他们对艺术家的评判，往往更注重的是学问和思想，陈师曾对文人书画、印章都有自己的认识，能领风气之先，我想，这也是周氏兄弟之所以要“高看一等”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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