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局长笔下的孝义商业史——史荫岐回忆录辑选（七）

张建文

三个二级批发站下放又上收

1971年开始，新成立的吕梁地区在孝义陆续建了八大二级商业批发站和一个储运公司。当时我作为孝义县商业办公室副主任，按县委安排，直接协助了这些单位的建设和组建工作。这些单位组建以来与孝义关系融洽，为孝义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1985年国家作出了《关于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改革内容很多，其中有各二级批发站下放到所在市（县）管理，产、供、销、人、财、物全部下放。

我县是二级站所在地。对接收二级站，县委县政府态度是积极的。但我们在参加省里几次会议中得知省地的态度暧昧。理由其一认为中央精神是下放到所在地市，而孝义是县。其二，二级站的级别是正科，县里不便领导。其三，地局对企业检查指导还得经过县局增加了领导环节。在征求我们的意见时，我县直截了当地回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愿意接管。一时意见不能统一，事情不算小，省地也没有硬性决定，所以就暂时搁置起来。当时全省二级站所在地只有孝义和忻州是县制，忻州和地局同一城，而吕梁地局与二级站距离二百余里。这种情况为全省唯一，全国少见。

在搁置的时间里，我们认为这个改革意见符合实际，符合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的精神，所以，一直等待下放。而地局则心中不安，想方设法，上下做工作。在上面讲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对下面做工作，除对各站沟通不愿下放的理由外，还对我们多次以各种形式谈话动员，让我们主动放弃，并且一直说县里管不好也管不了。“说客”是两位副局长，一名是兼百纺站的经理，我们之间非常熟悉，个人关系和谐，可以无话不谈。他们和言悦色，软硬兼施，而我笑容可掬，以不变应万变，反正不能违背中央精神，不能违背县委县政府意见。双方多次不欢而散，但也未失和气。

有一次省厅开会，我和忻州（县）商业局长姜应文同志谈起了这件事，两人很有同感，因而一起找时任厅长的陈德贵同志，试探省厅领导意图。结果是含糊其辞，让我们耐心等待。我俩回来分析认为中央精神是坚定不移的，省里意见不一，一时难下定论，也只能继续等待了。

后来又有“说客”到我的办公室“闲谈”，谈话中得知想让我们以县局名义写报告给省厅表态：我们不愿接收。我以“上不能违背中央精神，下不敢不听县委意见”为由，婉言谢

绝。最后骞占文经理说：“老史，看来咱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说：“彼此，所观略同”。最后非给我留两条烟不可，说是个人所买，我只好留下，下次遇机奉还。地县两级关系本来一直很好，但因这个问题，一直有些尴尬和无奈。为了缓解矛盾，我们把本来是给县商业局制做的一套会议室木质沙发送给了地区商业局使用，好像还多少恢复了些正常关系。双方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到1987年初，接到了省厅通知：按照中央《关于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吕梁百货纺织品站、五交化站、副食品站三个企业单位，下放孝义，各二级站的产、供、销、人、财、物全部下放到县。但在移交过程中又出花样。1987年4月份以行署办通知：二级站经理由地区财委提名，地委组织部任命，由经理提名副经理组阁，并强调对各站紧俏商品地区有分配权。我县县委认为这不符合中央精神，逐向地委反映。5月初地委组织部答复，经理应由县里任命，否定了行署办的文件。此后，我县分管财贸的副县长王绍汾告诉我，他在地区财委以行署名义召开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行署办公室文件不符合上级精神，最后地委总算同意了按上级精神办。王副县长还通知我考虑三个站的经理人选，研究后报县组织部任命。我考虑后和财委主任张树荣、副县长王绍汾共同研究形成的意见是：五交化站，原经理张克勤同志态度一直明确，同意根据上级精神同企业一齐下放到县，应该维持原职不变。县里应派一名熟悉业务的副经理协助工作，原副经理温清川继续留任。百货站，原经理不愿意随站下放。我们提出让熟悉百货业务的有工作能力和责任心的杨朝明同志任经理，并带一名年轻副经理李文耀（原东风商店经理）协助工作。原副经理李玉奎、陈玉琦原职留任。副食品站，原经理缺位，由副经理冯生盛临时主持工作，需要派一名有资历的老同老压阵。财委张主任的意见，想让县供销社总支书记、原主任张汉章同志接手，我和王副县长也认为合适。原副经理杜秋香、侯洪富均留任不变。研究后王县长让我先征求一下张汉章个人意见，同意后再行上报。张汉章先是不想离开县社，听我介绍了副食品站的情况，他

考虑了两天后又找我说那就去吧。逐即以商业局名义向组织部推荐提名，组织部审查同意后下任职通知，正式就任，开始交接工作。

为了理顺关系，便于工作，我们将三个站的经理均扩大为局党总支委员，并将张克勤同志增补为总支副书记。杨朝明同志原来就是总支委员。

下放接收后马上进入了正常工作。上下之间关系融洽，企业内部团结一致，各项工作均无影响，业务蒸蒸日上，利润逐年增加。

三个站下放孝义后，县商业局对各站的业务没有多加干涉，让其自主经营。对地局领导所关心的紧俏商品分配我们更不去过问。实际上当时真正奇缺商品除彩电、凤凰自行车外基本上已都可以满足市场需求了。对这些还有所紧缺的商品我们也是一直从孝义应分指标内（这个指标也是地局分配）解决需求，从不动用地局的“机动”指标。

由于我们对这三个站采取了只通过服务进行监管，对具体业务不加干涉，使各企业较前有了极大的自主经营权力，企业活力增强。下放后的各项经济指标逐季逐年大幅上升，在归属孝义的近三年里，均达到建站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当时政策规定，县商业局分得上缴主管单位的利润分成，最高年达30余万元。

尽管这三个站下放后发展顺利，但下放前的曲折仍从未消失。一遇机会，地区一些人就想要再收回去。1989年好像是11月份的一天，地委通知孝义县委政府，要王绍汾副县长财委张树荣主任和我，去离石参加地区财委召开的会议。到会后才知道是地区要以加强宏观调控的理由，收回二级站。我们三人都没有思想准备，当即找到县长刘技传，他说他知道这事，咱们不要再坚持了，没用。因此，王副县长也只能就按地区收回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地区对孝义县给这三个站的60万元投资要予以补偿。二、要核减孝义财政收入指标160万元，并调整我县共享收入分配比例。三、移交时间必须年底为限，由县里执行当年的承包兑现。地区财委当场表示完全同意这三条意见，并决定移交具体事宜由地、县商业局协商办理。这件事虽然使人有点莫名的不大正常之感，但下级服从上级，只能如此。

下放期间各站派了正副经理，经理们除张汉章同志外都要求留在孝义工作，不去地区。职工除少数人外，全部随同企业交回了地区。

延续数年的二级站下放又收回的风波，就此结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流通领域市场化的冲击，这些都被渐渐淡化以至烟消云散了。

兴办知青集体企业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外地来的知青均已招工，安置回城，而当地职工市民的子女在初中、高中毕业后考不上中专、大学，处于无处就业状态。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号召各系统自办一些企业，以各自解决本系统子女就业问题。

商业是个较大的系统，每年仅城镇市民户口的待业青年就有几十名。广大职工迫切要求给子女安排工作，而上级根本不给招工指标。自办企业，资金、场地都是难题。1980年我们研究筹划，先办个门市部看看是否可行。这时百货公司一个老同志马宪章主动要求创办知青门市。老马虽然身体不太好，但工作积极性很高。于是局里就支持了7000元资金，在新欣旅馆傍边的沿街空地上，搭起几间铁皮活动房，院内又盖了三间简易瓦房作为营业办公场地。又从公司抽调了些旧货架、柜台、桌椅等物。一开始招了十几个青年，经过简短培训，就开始营业。货源是从各批发公司先借调了些商品，经与银行协商研究，也得到了小额贷款的支持。经过试办，效果不错，既解决了职工子女就业问题，又补充了市场网点不足。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业务逐步扩大，人员也随之增加。除一切开支，还有了利润结余。因此决定继续办下去，并定性为集体企业，取名“振兴商店”。到1983年，扩大到三个门店，人员增加到50人左右。老马同志又推荐青年职工郭健同志接任经理，他退居二线帮忙。

郭健接手后，更为热情积极，企业如虎添翼。进一步扩大了业务，人员增加，达到80人左右。这也为春阳大楼开业培训了新生力量，到春阳大楼开业时这批青年人搭配到各柜组形成了青年主力军。这批青年调走的同时（留了骨干十几名），又招进一批新的知青，因网点不足，我安排在铁南旅店腾了5间门市，在商业局后院腾出4间平房，作商店行政办公。租用鞋帽厂沿街一处院子，开展了批发业务（重点是五金交电）。业务越来越大，又把师明同志调过去任副经理。二人同心协力，带领全体青年职工干得非常出色，商业系统知青商店成了全县唯一有名气的知青企业。这时已积累了几十万元的自有资金。

商业局和这个企业是隶属关系，财、供、销、人、财、物全面主管，但未

列入国营系统，只服务不收费。按国家规定应收0.5%-1％管理费，但我们是只记账不上交，下年如数返还给企业。所以这个企业除照章纳税外（初建时免税三年），没有任何额外开支，只要经营出色，资金积累就快。到1984年底自有资金已达近百万元。这时开始了基本建设。与楼西村协商征地6亩，新建旅店、饭店、办公室、仓库，购置两辆货车，更名为商业贸易中心。二年后临街又建起二层楼的华仙宾馆和饭店，业务蒸蒸日上。1989年被评为吕梁地区先进集体企业。1990年春节，组织威风锣鼓队赴吕梁地区演出。这个企业是孝义唯一办得成功，而且巩固下来的知青企业。到我离任时人员又达到了80余人。业务有商业批零，兼营饭店、宾馆，后来又投资办了一所华杰民办学校。

多形式多渠道搞好职工教育

为提高职工素质，狠抓在职员工干部的文化、技术、管理、理论水平等的素质教育。从1977年开始，对在职职工的文化程度作了初步摸底，发现大部分职工尤其是20-30岁的青年职工，文化程度偏低，高中生极少，相关一部分不达初中水平。签于这个情况，决定创办商业职工文化补习班。聘用专职教师两名，利用业余时间，在机关会议室和旧城里专门教室，购置课桌40余支，开设初中班、高中班，坚持了两年的时间、毕业了二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并通过教育局发了结业证书。

在文化补学取得经验后，得到了县里领导的肯定。也引起了兄弟单位（供销社、粮食局）的兴趣。财委领导十分重视鼓励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扩大范围，巩固成果。我又组织人员利用东风菜场院内新建教室九间，投资两万元，办起了商业职业学校，向社会招生50-100人。后因资金不足，在财委主任张树荣、分管副县长王绍汾的主导下，把供销、粮食、外贸、财政等财贸系统单位联合起来，筹集资金建设职业中学。商业局出资最多，除原建教室两万元交归新学校外，又给了四万元。经两年时间建成了能够办2-3个班学制三年的县财贸职业高中。成立了董事会，财委主任张树荣任董事长，我和财政局长宋景文任副董事长，再聘用老教育家闫振华任校长，得到了县委和教育局的认可和大力支持。截至1990年毕业400余人，就业情况良好，也有少数学生考入大专再深造。1990年被省教委评为职业教育先进单位，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为了提高在职干部的综合素质，1990年初，我与山西财经学院联系。当时领导是蔡杰，是我1958年在财院上学时的早年相识。所以大力支持我的工作，议定了选送8名在职中青年正副经理，在该院干部培训班带薪进修半年，专修贸易经济理论和经营管理专业。结业后效果很好，对企业工作促进很大。尤其对这些经理在后来评定技术职称中，起了很大作用。

在首批八名干部进修尝到甜头后，广大干部纷纷要求在职学习，很希望我们再办几期。但如果有过多的职工带薪培训，资力不允许，工作也会受影响。为尽量做到教育工作两不误，为商业培养更多的人才，我又和山西财经学院成人教育部联系，在我县开设山西财经学院成人教育大专专业证书班，学制两年，院方负责全程教育，学员考试合格，发放证书，承认学历。学费由企业负责。我县毕业两届达120余人。毕业典礼在省城财院校内举行，并与院校领导合影留念。这件事轰动了全区商业系统。当时各二级站干部也有要求参加的，我们全部接纳，还吸收了交口县商业局冯殿新局长，地副食品马爱民经理等人参加学习。

另外，为解决本系统女职工上班看孩子的后顾之忧，利用宿舍区空闲地，建设四间房子办起了职工幼儿园。聘用了3名教师，购置安全简单的教育实施，免费接收商业系统职工幼儿，深受职工欢迎。坚持十余年，到1991年我离任时，一直保持在园幼儿40-60余名。幼儿园声誉不错，一名教师被评为县级先进幼儿教师。

1990年省商业厅了解到以上情况后，非常肯定孝义商业局在职工干部教育上的工作。省厅基础处常处长对我说，现在商业部非常重视职工教育，今年给山西两个先进指标，一个集体，一个个人。你们县职工教育工作搞得出色，跑在了全省前列，省厅认为够格，但又不能把两个指标全部给孝义，征求你的意见，是要集体的（商业局）还是个人先进（你自己）？我当即答复说：我们做了些工作是应该的，同时工作是大家做的，有点荣誉应该给集体吧，我个人就不用了。1991年春，省商业厅总结上年工作会议，孝义商业局获得了三面奖旗：“完成任务综合奖”“职工教育先进单位奖”“四好仓库先进奖"。

之后我就卸任局长了。这次获奖似乎聊可算作是我十六年局长岗位的美好留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