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小故事：丫角山至老牛湾紧边（160）

刘建国

清水河县南境二边长城是明代山西镇外长城延伸于清水河境内的一段长城，明史称之“紧边”。这段紧边长城以口子上丫角山为界，东接大同镇，西至老牛湾黄河边，全长仅百余里，突出一隅，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在仅仅百余里的紧边线上，明蒙之间曾发生过多次较大冲突，其中一次还被载入《明史》。如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俺答兵围草垛山堡四天四夜，全堡将士覆没，城堡被毁，守将邵定战死，偏头关总兵潘浩治罪。《明史.本纪》载，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俺答攻破水泉红门口，沿小元岇、好汉山长城扫上柏杨岭，南下袭击老营，三关游击将军梁平率士七百余人迎敌，反被数千敌骑包围，全部战死。故尔，丫角山至老牛湾百里“紧边”无疑在整个山西镇外长城防御中所占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所谓“紧边”或称“极边”就是逼临胡虏的长城。历史上中原毗邻的河套，一直是北方草原游牧诸部驰骋活跃的地区，水美草肥滋养了他们彪悍、桀骜不驯的秉性。他们从河套地区一次次崛起，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强势力量。每到中原草茂马肥的秋季，游牧骑兵常常趁此入边。中原王朝为对付游牧民族的侵入，往往在毗邻长城的“紧边”地区，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防范措施。如明朝针对紧边地区采取的“防秋”、“烧荒”、“捣巢”等一系列“打防结合”措施。明代丫角山至老牛湾“紧边”防务是山西、大同两镇共同的职责和任务。造成丫角山至老牛湾长城“紧边”形势就是防守困难带来的压力、嘉靖一朝彼连不断的蒙古扰边。

明初，明军在攻陷元大都，又连夺山西、陕西、甘肃、辽东等地后，逐步开始构筑东起辽东，西至甘肃的北部防线，并于紧要信地置都司、卫所，屯兵戍守。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虽屡次用兵于漠北，事后证明收效甚微，元朝的政治机构和主要军事力量几乎没有受到太大损失，他们只是远远避于漠北，日后形成近乎二百年南北明蒙对峙局面。

北归的元人不甘退出历史舞台，“屡谋兴复”，在此情形下，朱棣之后的明朝军事战略防御思想发生了较大改变，从“攻势”转变为“守势”：“以葺城池，严为守备”，“来则御之，去不穷追”。在“御戎之道，莫先于守，而以守为战，则修边其急务”这种军事思想指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v修筑边墙堡垒。

丫角山至老牛湾紧边与山西北部是唇齿相依的关系，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讲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东则太行为之屏障，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历史上许多朝代莫不据守阴山河套等地来屏护山西、关中。明代建国初依托阴山河套构筑起三条军事防御线，一条是阴山防御线，第二条是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以西至宁夏，以东至大同、宣府的防御线，第三条是偏头关至大同的防御线。然而至明中期其中的两条基本形同虚设。靖难之役后东胜至大同一线上的镇虏、云川丶玉林诸卫回撤，阴山南北成为明蒙双方争夺的地区，局势不断恶化。当丰州、云内州（均在呼和浩特境内）虽然有过反复的争夺但最终弃守，阴山再无守御。

山西当初被视为内地的原因，是明初的军事势力向北扩展深入了数百里，又有东胜卫护卫偏头关这道屏障，山西自然不会感到有多大的军事压力。“土木堡之变”后诸如东胜卫许多镇城弃为草地为游牧虏巢，山西屏障尽失，偏头三关直面虏境，军事压力增大。在此情形下，山西镇三关防务被朝廷提到了“议事日程”受到高度重视。梳理史料发现，山西大同两镇结合部紧边从成化至嘉靖年间，山西内外边墙的修筑频律是较高的。

成化二年（1466）山西镇总兵王玺筑丫角山至老牛湾长城，号为二边，这是山西镇紧边长城的一部分；

成化二十二年（1486）兵备副使郝志义重修这段紧边，沿黄河天险增建军堡7座，奠定了山西镇外长城与黄河边长城基础；

弘治年间，于紧边建柏杨岭堡、草垛山堡、黄龙池堡，与老营堡、水泉堡、滑石堡构成声援之势；

正德、嘉靖年间在偏头关一带营建三边、四边长城，形成偏头关地方边墙围护、城堡声息相连多重格局；

嘉靖二十四年翁万达总督宣大山西保定军务，继续增新补修山两镇内外长城，山西镇防御体系全面形成。

万历年间对丫角山至老牛湾紧边防御功能再次强化，将原些土夯城墙、土堡全部以条石、大城砖包砌加固，增建空心砖楼。

崇祯末年，在紧边长城段陆续增建好汉山堡、老牛湾堡、五眼井堡和丫角山以东之大水口堡（今山西平鲁区境内）。

崇祯年间所筑“三堡”和平鲁境内的大水口堡，是为应对已崛起的东北地区的后金（1636年改国号为“清”）而修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