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蜕变记

张海路宁

陶树青，男，布朗族，云南保山人。

1952年出生，1971年入伍。

身高158公分，体重45公斤。

皮肤黝黑，牙齿雪白，大眼睛又黑又亮。

手大脚大，永远出汗潮湿如洗手后未擦干的状态。脸上冒油，额头、鼻尖儿有汗水与油脂混合物渗出。军帽帽圈与军用胶鞋的鞋头部位，始终留有汗渍的痕迹。浑身散发着人体特殊而浓烈的气味。

文化程度：自报初小。几乎不认识汉字，仅能说几句勉强听得懂的汉语。

陶树清，第二排，右数第一名。白色箭头所指位置。

陶树青和他的少数民族新兵老乡们，人数占了当年新兵团的三分之一。他们的身材普遍偏低，个头较之我们北方人平均矮了差不多十八公分。当他们聚在一起单独训练的时候非常“打眼”，总能吸引老兵们围观。

面对着团副参谋长手中晃动的树枝子，面对着班长严肃甚至严厉的管教，他们表现出惊人的平静与沉默。除了好奇而略带惊恐的眼神，听不到他们任何的言语，即便是在班长发出口令之后 也很少听到他们的回应。作为士兵经常挂在嘴边的“是”，“到”，“明白”，在他们的嘴里是那么的难以启齿，似乎还没有掌握好口型和发音的技巧。

由于腿短，裤腿多半都卷起来。无论班长的口令多么清晰而富有节凑感，就是紧张不起来。还时不时的走顺步，因听不清楚或判断上的失误，而造成相互之间，脸对脸或者背靠背的尴尬局面。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唐山地区的新兵。他们身材高大结实，白白胖胖。初来乍到，对昆明的水土不服，吃不惯红米糙饭和辣椒。他们被云贵高原的紫外线晒得嘴唇干裂脱皮，鼻孔流血。他们因新兵连的严厉管教而哭鼻子，生闷气。他们到团部去告状，反映班长的“简单粗暴”，非要理论清楚，讨要说法。

训练间隙原地解散休息。唐山地区的新兵，相互间打闹嬉戏。而陶树青们则是赶快脱下军帽，解开风纪扣，脱掉军用胶鞋和袜子，让那一双汗脚紧贴地面，在发烫的水泥操场上留下一串串湿脚丫的印迹。

陶树青们实在是不习惯这一身军装的束缚，从里到外一层一层的着装。衬衣、绒衣、薄棉衣、罩衣，再扎上一条腰带。陶树青们被捂的满脸汗水，油光发亮，帽圈和胶鞋被汗渍洇湿并泛出白色的汗碱。

每到这个时侯，就会听到班长们的大声呵斥，注意军容风纪！小心不要感冒！于是，陶树清们继续束缚，继续捂汗。

队列训练一周之后，还是在训练的间隙，还是要摘帽子脱鞋子凉脚丫。令人目瞪口呆的情景出现了。陶树青们黝黑粗糙的脚底板，一层类似鞋垫子的脚底板的厚皮，竟然完整的脱落啦！

这是从小光着脚板儿，爬山涉水，劳动跑路，经年累月磨就的老茧子！这堪比鞋底子的老茧，半透明，有弹性，散发着噎人的酸臭味，引来众多的老兵看稀罕物似的围观。

陶树青们的一双汗脚，脚底板的厚皮老茧一经脱落，个头眼见着又矮了一截。脚底板露出鲜红粉嫩的新肉，不敢触碰坚硬的水泥地面。走起路来七扭八歪，直到三天之后才适应恢复了常态。

陶树清参军来到昆明，人生第一次走出高山密林，第一次来到省会昆明，第一次穿上成套的军用制服，第一次穿鞋子穿袜子，第一次使用牙刷牙膏，第一次使用卫生纸。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之后，陶树青从新兵连毕业分到我们一营一连。

班长决定，我和陶树清结成，互帮互助的“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最初的一段时间里，陶树清都与我形影不离，甚至上厕所都跟在我的后面。

我和陶树清在一个战斗小组军事训练；床铺紧挨着睡觉；吃饭坐一条板凳；碗里的肥肉都归他享用。

政治学习时，我们俩的小马扎并在一起，共读一本毛选（便于给他讲解），共同使用我的学习笔记（他还不会用汉字记笔记）。

一年的时间里，我教陶树清认识读写汉字。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小红书，就是我们的扫盲课本。

他与家里的通信往来，都由我代笔代读。每次收到家乡来信，他就会掏出一盒春城牌香烟（我知道他不抽烟），约我到一个僻静的角落，为我点上香烟（他知道也我不抽烟）。然后郑重其事地打开家信，递到我的手上，目不转睛的注视着那一页家信（始终只有一页，而且一看便知是在当地邮局，由人代笔书写的）。

最隆重最神秘的时刻，是他的未婚妻来信和由他口述，我来代笔写回信的时候。他对我毫不掩饰内心的激动，向我倾诉对女方及其家庭的看法。

陶树青寡言少语，政治学习从不发言（主要是汉话还说不利索）。从早到晚，神情紧张，动作局促，大眼睛里流露出好奇、不安、羞涩的神情。

他动作敏捷神速，紧急集合总是第一个冲向集合地点。每当军事训练冲上山头的时候，或者周日劳动，掏厕所挑大粪的时侯，他的脸上才有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他那双因出汗而永远潮湿的大手，做起针线活来熟练灵巧。缝补的衣服裤子的补丁，针脚细密均匀，令人啧啧称奇。

军营和城市，对陶树清是那么的新奇而陌生，他几乎用了两年的时间来适应这全新的环境。他始终在努力着，学习着。而他的老乡，一大批和他一样来自深山老林的，祖国边陲的少数民族战友，直到服兵役三年期满，也没有适应现代化的军事生活环境，最终又回到了他们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山林里。

1971年年底，我到连部担任文书一职。陶树清几乎每天都要找个理由，路过连部“顺便”看看我。

后来，他被安排到炊事班喂猪。我告诉他（我是连队党支部的战士支委），这是连队领导对他的考验。一定要干一行爱一行，做出成绩来，接受党组织的考验，用优异的成绩报效父母。

再后来，陶树清“顺便”路过连部的次数越来越少。他已经初步具备了，独自完成读写家信的能力。

除非是全连集合，其他的场合很少能看见他的身影。

在炊事班队伍的末尾，陶树清标准立正姿势纹丝不动。一身褪了色的旧军服，右肩部位，一大块补订，针脚细密均匀。上衣左兜插一只圆珠笔，上衣右兜，鼓鼓囊囊，装着他的小笔记本。帽圈和军用胶鞋上的汗渍痕迹，浅浅的若隐若现。整个人似乎瘦了一圈，确切地说，是更加精干结实了。

时不时的，从炊事班后面菜地尽头的猪圈方位，隐约传来他哼唱家乡小调的歌声。

1973年的夏季，我调动至华北的部队工作。我与陶树青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又过了一年，他用一张信纸，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告诉我，他提干了，在我们的老连队担任司务长一职。

1979年2月，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参战负伤，战后被评为三等甲级伤残。虽然极不情愿，可还是服从组织的决定，转业回到了原籍云南省保山地区。

就在他离开部队返回家乡之际，恰逢我正在办理工作的调动。我与陶树青多年朝夕相处的兄弟情谊，竟阴差阳错的中断了。

五十多年前，陶树青和他的少数民族的同乡们，在新兵连训练时的，那青涩鲜活的模样，至今历历在目。特别是我与陶树青那一段“一帮一一对红”的战友情谊，让我非常地怀念他。

陶树青，我的好兄弟，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文字：张海路宁

美篇号：37486802

图片-2：连队合影

其他图片：来自网络致谢原作者

背景音乐：士兵突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