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地名考证‖夏启之征有扈于甘与晋水止于扈之辨

飞天6711

中华历代战争【夏朝篇】——甘之战

网易号: 风尘讲历史2023-10-29 07:30

甘之战档案

发生时间：约公元前21世纪

参战方：夏朝、有扈氏部落

交战地点：甘

参战兵力：不详

指挥官：夏启、有扈氏

战争结果：夏启取得胜利，巩固了夏朝统治。

大禹去世后，当年随大禹治水有功的伯益继位，但大禹的儿子夏启不甘大权旁落，发动了夺权之战，成功杀死了伯益，夺取了中原地区的领导权。

夏启夺权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朝。之后便按照惯例举行盟会，通报联盟内部的各部落和附近的酋邦，寻求支持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但以有扈氏为代表的一些部落认为夏启篡位的行为破坏了联盟传统的禅让制，因此公然反对夏启。夏启便率军征讨有扈氏，甘之战爆发。

战前夏启举行了誓师大会，向六军将士们宣布了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罪行，表明自己是顺应天命前去惩罚有扈氏。誓师以后，师出有名的夏军与有扈氏展开大战，而有扈氏也是一个实力强大的部落，与夏启率领的夏军是强强相遇，因此双方打得十分激烈。但最终还是夏军更胜一筹，取得了甘之战的胜利。

此战过后，天下震动，纷纷来朝拜夏启，这标志着夏朝的统治得以稳固，禅让制正式终结，也标志着中国正式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

　　从网络上搜寻到夏朝的立国之战甘之战，也就是夏启征讨有扈氏的这次战争，真的是这样的吗？首先这个战争的出发点和有扈氏的居住地很让人怀疑。这显然是把夏朝灭亡之后的夏遗民所居住的夏邑当成了夏启立国之时的冀都、阳城和夏邑了。而且有扈氏的居住地最先应该也不是在陕西户县那块儿才是。那么就让我们拨开那些历史的重重迷雾，还原历史的真相吧！

甘之战，为巩固王位夏启讨伐有扈氏

憨豆侃影 原创 · 2022-09-22 08:48

约公元前21世纪，天下“共主”夏禹死后，夏禹之子启杀掉原定继承人益而夺得王位，从而取消了传统的部落联盟首领禅让制。部族有扈氏(在今户县)认为夏启不该继承大位，拒不服从其命令。夏启从国都阳城(在今洛阳以南，洛河、伊河流域登丰县一带)起兵讨伐有扈氏。夏军进抵甘河地区，与有扈氏军队展开激战。由于夏军人多势壮，终于杀掉有扈氏首领，罚其部落民众为牧奴。这是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发生在西安地区最早的一次战争。

甘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战争，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民主禅让制的复辟与奴隶制反复辟的长期斗争的结果，表明新兴的、先进的社会制度最终将取代原始社会的残余势力。经过这场战争，代表新兴的奴隶制社会的夏王朝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为其后定都斟鄩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社会进入新的文明阶段作出了积极贡献。夏王朝的胜利，使中原地区部族纷争的局面得到了统一，巩固了夏王朝的专制政权。

启的一篇战斗动员令《尚书·甘誓》这样记载：

[原文]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②。王曰：“嗟!六事之人(3)，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4)，怠弃三正⑤。天用剿绝其命(6)，今予惟恭行天之罚(7)。

“左不攻于左(8)，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9)，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10)；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11)”

[译文]

即将在甘进行一场大战，于是夏启召集了六军的将领。王说：“啊！六军的将士们，我要向你们宣告：有扈氏违背天意，轻视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怠慢甚至抛弃了我们颁布的历法。上天因此要断绝他们的国运，现在我只有奉行上天对他们的惩罚。

“战车左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箭射杀敌人，你们就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战车右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矛刺杀敌人，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中间驾车的兵士如果不懂得驾车的技术，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服从命令的人，我就在先祖的神位前行赏；不服从命令的人，我就在社神的神位前惩罚。我将把你们降为奴隶，或者杀掉”。发布于：山东省

自立为王，开创中国，夏启与有扈氏甘之战

读史哥 2019-01-17 18:40:58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颠覆你的历史观，了解不一样的历史。

中华汉民族著名战争之

夏启与有扈氏甘之战

（中国夏朝时代）

大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氏族部落大联盟最高首领禹去世后，将首领之位禅让给东夷部落益。正当益准备举行继位大典时，华夏部落禹的儿子启站出来宣称：禹的首领位子是经过几十年辛苦奋斗得来的，是自家的私有财产，应当传给子孙，所以首领之位应传给自己。益当然不同意，据禅让之理力争。启于是动用武力，赶走了益，接着召集各地氏族部落首领在钧台(今河南禹县)举行继位大会。在会上，启宣布父亲禹建立了夏王朝，自己继承父亲的王位，是第二代夏王。从此，举贤任能的禅让制度就被王位世袭制度所取代。

新制度的建立，遭到了不少氏族部落的反对。有扈(hù)氏的首领首先站出来，指责启不该破坏禅让制度，用武力抢夺王位，要求启把王位还给益。启当然不同意归还王位给益，有扈氏首领不服启的决定。启就率领军队去讨伐有扈氏，在甘(今河南洛阳洛河南岸)与有扈氏展开大战。在作战前，启作《甘誓》鼓舞士气，并使用先进的青铜兵器，打得有扈氏溃不成军，成功消灭了有扈氏。

甘之战胜利后，所有氏族部落首领全部都来朝拜夏王启，夏王朝得到认同。夏王朝有人数众多的军队，在中央设置六卿，其下设有百吏，有法律和刑罚，征收捐税，将所属居民划分为九州进行管辖。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形成，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哥的历史观：

1.夏朝的建立者是启，不是禹；家天下不是禹传子开始的，是从启传子太康开始的。

2.武力是建立国家的基本保障。

夏启讨伐有扈氏

◎有扈氏

有扈氏，是夏代时期一个部落或酋邦。传说启时就曾发生过“攻有扈”，“以行其教”的战争。启继承权位后，在钧台大宴各地部落首领。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绝出席钧台之会。启以“恭行天之罚”的名义讨伐不服从他的有扈氏。

所以《史记·夏本纪》有“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的记载。战争的结果是有扈氏被打败，夏后启灭掉了有扈氏，它的族众被沦为牧奴。

有扈氏的故地旧说在今户县，但近人利用多学科研究成果，考订其故地在今河南郑州以北新乡的原阳、原武一带，应更符合历史实际，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而这个地区正和夏后氏活动地区相邻，文献记载，“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又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崇山就是今中岳嵩山，“禹都阳城”，其地当在今河南登封一带。

基本信息

中文名：有扈氏

存在时代：夏代时期

类型：古部落名

相关文献：《史记·夏本纪》

1.甘之战

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是两强相遇，因而打得十分激烈，但留下的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不多，主要是启的一篇战斗动员令《尚书·甘誓》，全文为：“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文中第一段介绍《甘誓》背景，是启在战于甘之前，召集左右高级官吏申明纪律约戒的誓师词。“六卿”过去的解释多认为是六军之将，实际上“六卿”和“六军”都是周代以后出现的，是成书时借用的后代词汇，其所指当即下文中的“六事之人”。

在古文字中事和史是一个字，商代甲骨文中商王所称“我史”、“朕史”、“东史”、“西史”等往往参与征战，所以夏后启召“六事之人”传达战争约戒就很容易理解了。第二段是誓师词全文，首先宣布有扈氏罪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意思是指责敌人上不敬天象，下不敬大臣，引起天怒人怨，所以伐有扈是代天行罚。其次宣布军事纪律，命令部属各自奉行命令，忠于职守，努力战斗，还申命奉行命令者将在祖庙中受到奖赏，违背命令者，将在社坛前处死。和伐三苗的《禹誓》相比，可见启时最高行政长官是前一个历史时代无法相比的。

相传启初“与有扈氏战于甘泽而不胜”，总结原因说“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于是励精图治，“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可见启取得甘之战的胜利，“灭有扈氏，天下咸朝”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双方激战的地方“甘”，有多种解释。大多数专家认为在今户县甘亭镇一带。《索隐》解释：夏启所伐，鄠南有甘亭。一些专家认为，在甘邑(今洛阳南)。还有专家认为在今户县甘河乡一带。古有甘国于此，甘国是一个袖珍小国，国中最大的河就是甘河。《百家姓溯源》一书认为，甘姓就起源于甘河乡，皆因其乃古甘国之地。

2.有扈郡望

甘之地望有陕西户县境、河南洛阳西南和郑州以西古甘水沿岸等说法，据今所知，户县说和郑州说可排除。

洛阳说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据《水经注》这里虽有甘水和故甘城，但与甘之战的古战场无涉，如前所述，伊洛平原是夏文化的腹心地区，启伐有扈，战场不可能置于自己的后方。甘地是夏王启讨伐有扈氏叛乱的一个重要战场，其地理位置必在双方势力范围邻接处，而且根据夏王朝处于攻势、有扈氏处于防御的作战态势，前人关于甘地在有扈氏南郊之说值得重视。考今荥阳地区古代曾有潘水和荥潘之泽，周代以前称甘水和荥甘，地傍甘水和荥甘之泽的区域则为甘地，它北距原武有扈氏故地仅数十里，西傍印山岭，东邻圃田泽，是有扈氏的南方门户，也是启与有扈氏大战的古战场，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荥阳不仅对有扈氏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荥阳之西即巩县、偃师，也是一条进入“有夏之居”的必经之路，夏王朝面对有扈氏的威胁，要保卫他的腹心地区，也要把敌人拒于甘地，即今郑州西北古荥泽之外。

3.史籍记载

启与有扈氏作战之前，在甘宣誓，《尚书·甘誓》对此有记载，原文如下：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4.译文

大意是：即将在甘进行一场大战，于是夏启召集了六军的将领。王说：“啊！六军的将士们，我要向你们宣告：有扈氏违背天意，轻视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怠慢甚至抛弃了我们颁布的历法。上天因此要 断绝他们的国运，我只有奉行上天对他们的惩罚。 战车左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箭射杀敌人，你们就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战车右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矛刺杀敌人，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中间驾车的兵士如果不懂得驾车的技术，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服从命令的人，我就在先祖的神位前行赏；不服从命令的人，一律处死在祖庙前，并且株连妻、子，罚作祭坛上的牺牲。

古代历史第一位帝王“夏姒启 ”

“世袭制”第一人

笑孤石 2019-04-20 19:23:15

启的母亲是涂山氏(中国上古时期神话传说中大禹的妻子的氏族)，屈原在其《天问》中曾记载“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与涂山氏相遇于台桑，怀孕的涂山氏女生下了启”。相传“女娇再也顾不得世俗规矩，亲自跑到了禹的家乡。女娇有一天给禹送饭，看见了化身为熊的禹，十分羞惭，遂化为石头，禹向此石索要儿子，石头裂开，禹的儿子启诞生了。”女娇出自《吴越春秋》”大禹治水在涂山遇见了涂山氏之女女娇。

禹本来要按照禅让制传位给皋陶，皋陶早亡，就决定传给皋陶子伯益。史籍记载：“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禹死后启按照尧舜禅让和舜禹禅让的惯例避位，让伯益作君主。启通过武力征伐伯益，将其击败后继位，启破坏了禅让制，自行袭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开创了世袭的由父传子的家天下制度，自此，宣告从此，原始社会宣告结束，开始了奴隶社会，启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帝王(有的史学家认为禹是第一个帝王)，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他放弃阳翟，西迁到大夏(今汾浍流域)，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

和启同姓的有扈氏部落(在今陕西省户县)不服，认为启破坏传统习俗的篡夺行为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同样觊觎联盟最高权位的部落首领，以有扈氏为代表，公然表示不服从启作新的领袖，从而发生了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 被有扈氏打败。为了赢得民心，启便严于律已，过著粗茶淡饭的俭朴生活；还尊老爱幼，任用贤能，然后在人民的支持下，他再次出兵攻灭了有扈氏，巩固了王位。

这以后，启又一反以往的作风，晚年生活奢侈，终日沉迷于歌舞声色之中，朝中政事不修。生活变得腐化起来，整日饮酒作乐，歌舞游猎。传说他曾创作了名为《九韶》的大型乐舞。　　

启的年纪老了，他的几个儿子激烈地争夺著继承权。小儿子武观(一说为幼弟)因为争得最凶，启就将他放逐到西河(今山西蒲县一带)。武观聚众反叛，启派大将彭伯寿带兵将他打败，并押来见启。武观只好认罪服输，这就是有文献记载的《武观之乱》。不久，启因为荒淫过度而病死，葬于安邑附近。

三千年前我国古人如何断案？

说来你可能不信：卜一卦

法硕备战进行时 2019-04-16 00:00

在三千年前，我国的夏、商时期，神权法思想一直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法制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统治阶层将宗教意识和审判方法相结合，形成了今日我们眼中荒谬的“天罚”和“神判”制度。

当时的人们受限于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迷信心理，统治阶层便利用了这一点，假托神意来进行审判。国王(尤其是商王)每逢审判时，必先通过占卜求问天神，然后再作出判决，从而为国王的随意审判涂上一层神权色彩，让审判结果更富权威性，但同时也更具欺骗性。在这种情况下，卜者参与司法，伪托神意断罪，实行所谓神判已是惯例。

孟涂神判

《山海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说的是夏王启的臣子孟涂，主管巴地的诉讼，当地的百姓去他那里告状，孟涂为其主持公道的故事。但文中并没有吐露百姓所讼是什么案情，只是一笔带过了孟涂的断案方法——“其衣有血者乃执之”。

我想此刻你的心中，一定泛起了这样的涟漪：“难道说这是一起凶杀案？凶手杀人后并没有换洗衣服，被细心的孟涂发现了蛛丝马迹？”如此断案，虽貌似有点依据，但实在算不得严谨，更谈不上“是请生”(也就是不会冤枉好人，有好生之德)。万一此人碰巧在家杀鸡蹭到身上血迹岂不冤枉？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答曰：当然不是！古人怎会如此“草率”断案，在古人眼中，只有天神是无所不知的，只有请天神来判决才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孟涂是如何请天神来断案的呢？其实他是借助了一种叫做“獬豸”的传说中可以代表神意志的独角圣兽。东汉王充《论衡·是应篇》云：“獬豸，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但凡面对有罪之人，獬豸便会用其独角顶触，一旦用力过大就会使疑犯受伤流血。读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孟涂“理所当然”的认定“其衣有血者”是罪犯。如此“快速精准”找到犯人的断案手法，我想后世的狄仁杰、包拯等一定会自愧弗如吧。

不仅仅是上述的“神判”，夏、商两朝统治者都还假托天神之意，以所谓的“天讨”“天罚”来解释其实施法律和司法镇压的最终依据。如夏启在讨伐有扈氏时发布的《甘誓》中对出征将士说：“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主旨就是说有扈氏悖逆天意，故而天要灭之，夏启以此为自己的征讨正名。又如商汤伐桀和盘庚迁殷时发布的王命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夏、商统治者实际上是在利用宗教意识来强化司法镇压，以使臣民服从君主的意志。

竹书纪年全文(节选)

◎黄帝轩辕氏

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弱而能言，龙颜，有圣德，劾百神朝而使之。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圣德光被，群瑞毕臻。有屈轶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则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进。

元年，帝即位，居有熊。初制冕服。

二十年，景云见，以云纪官。

有景云之瑞，赤方气与青方气相连，赤方中有两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黄色，以天清明时见于摄提，名曰景星。帝黄服斋于宫中，坐于玄扈、洛水之上。有凤凰集，不食生虫，不履生草，或止帝之东园，或巢于阿阁，或鸣于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鸟来仪。有大蝼如羊，大螾如虹。帝以土气胜，遂以土德王。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

庚申，天雾，三日三夜，昼昏。帝问天老、力牧、容成曰:“于公何如？”

天老曰：“臣闻之，国安，其主好文，则凤凰居之。国乱，其主好武，则凤凰去之。今凤凰翔于东郊而乐之，其鸣音中夷则，与天相副。以是观之，天有严教以赐帝，帝勿犯也”。

召史卜之，龟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问之圣人。”

帝曰：“已问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龟不违圣智，故燋”。雾既除，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接万神于明庭，今塞门谷口是也。

五十九年，贯胸氏来宾，长股氏来宾。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弱水，产帝乾荒。

一百年，地裂。帝陟。

帝王之崩皆曰陟，《书》称“新陟王”，谓新崩也。帝以土德王，应地裂而陟。葬，群臣有左彻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庙飨之，诸侯大夫岁时朝焉。

◎帝挚少昊氏

约案：帝挚少昊氏

《左氏·昭十七年传》：“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母曰女节，见星如虹，下流华渚，既而梦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凤凰之瑞。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帅鸟师，居西方，以鸟纪官。

◎帝颛顼高阳氏

母曰女枢，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登帝位。

元年，帝即位，居濮。

十三年，初作历象。

二十一年，作承云之乐。

三十年，帝产伯鲧，居天穆之阳。

七十八年，帝陟。

术器作乱，辛侯灭之。

◎帝喾高辛氏

生而骈齿，有圣德，初封辛侯，代高阳氏王天下。使瞽人拊鞞鼓，击钟磬，凤皇鼓翼而舞。

元年，帝即位，居亳。

十六年，帝使重帅师灭有郐。

四十五年，帝锡唐侯命。

六十三年，帝陟。

帝子挚立，九年而废。

◎帝尧陶唐氏

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采，须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梦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归之。

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命羲和历象。

五年，初巡狩四岳。

七年，有麟。

十二年，初治兵。

十六年，渠搜氏来宾。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二十九年春，僬侥氏来朝，贡没羽。

四十二年，景星见于翼。

五十年，帝游于首山，乘素车玄驹。

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

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

六十九年，黜崇伯鲧。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锡虞舜命。

帝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凤皇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润，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箑，摇动则风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箑脯”。又有草荚阶而生，月朔始生一荚，月半而生十五荚，十六日以后日落一荚，及晦而尽，月小则一荚焦而不落，名曰“蓂荚”，一曰“历荚”。洪水既平，归功于舜，将以天下禅之，乃洁斋修坛场于河、洛，择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盖五星之精也。相谓曰：“《河图》将来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黄姚”。五老因飞为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礼备，至于日昃，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白云起，回风摇，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缘坛而上，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赤玉为柙，泥以黄金，约以青绳。检文曰：“闿色授帝舜”。言虞、夏当受天命。帝乃写其言，藏于东序。后二年二月仲辛，率群臣东沈璧于洛。礼毕，退俟，至于下昃，赤光起，元龟负书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坛。其书言当禅舜。遂让舜。

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嫔于舜。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终于文祖。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

八十六年，司空入觐，贽用玄圭。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

八十九年，作游宫于陶。

九十年，帝游居于陶。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

一百年，帝陟于陶。

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不克。朱遂封于房，为虞宾。三年，舜即天子之位。

◎帝舜有虞氏

母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华。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涂廪，自下焚之，舜服鸟工衣服飞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龙工衣自傍而出。耕于历，梦眉长与发等，遂登庸。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作大韶之乐。

即帝位，蓂荚生于阶，凤凰巢于庭，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景星出于房，地出乘黄之马。

三年，命皋陶作刑。

九年，西王母来朝。西王母之来朝，献白环、玉玦。

十四年，卿云见，命禹代虞事。

在位十有四年，奏钟石笙管未罢，而天大雷雨，疾风发屋拔木，桴鼓播地，钟磬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舜乃磬堵持衡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见于钟石笙管乎”。乃荐禹于天，使行天子事也。于是和气普应，庆云兴焉，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百工相和而歌《卿云》。

帝乃倡之曰：“庆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群臣咸进，顿首曰：“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迁于圣贤，莫不咸听。□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已竭，褰裳去之”。于是八风循通，庆云丛集，蟠龙奋迅于其藏，蛟鱼踊跃于其渊，龟鳖咸出其穴，迁虞而事夏。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气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其文言当禅禹。

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

十七年春二月，入学初用万。

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

二十九年，帝命子义钧封于商。

三十年，葬后育于渭。

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

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复九州。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

四十二年，玄都氏来朝，贡宝玉。

四十七年冬，陨霜，不杀草木。

四十九年，帝居于鸣条。

五十年，帝陟。

义钧封于商，是谓商均。后育，娥皇也。鸣条有苍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

◎帝禹夏后氏

母曰修己，出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虎鼻大口，两耳参镂，首戴钩铃，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长有圣德，长九尺九寸。梦自洗于河，取水饮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当尧之世，舜举之。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渊。禹治水既毕，天锡玄圭，以告成功。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洛出龟书，是为《洪范》。三年丧毕，都于阳城。

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颁夏时于邦国。

二年，咎陶薨。

五年，巡狩，会诸侯于涂山。

南巡狩，济江，中流有二黄龙负舟，舟人皆惧。禹笑曰：“吾受命于天，屈力以养人。生，性也；死，命也。奚忧龙哉”。龙于是曳尾而逝。

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

夏六月，雨金于夏邑。

秋八月，帝陟于会稽。

禹立四十五年。

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丧毕，天下归启。

◎帝启

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诸侯从帝归于冀都。大飨诸侯于璇台。

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

王帅师伐有扈，大战于甘(有扈，在始平鄠县)。

六年，伯益薨，祠之。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

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武观即五观也。观国，今顿丘卫县)。

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

十六年，陟。

《水经注·卷五》及翻译

黄河变迁史——原阳的兴衰史

原阳大米 2022-09-22 15:45 河南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条长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被称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原阳县地处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的顶部，自古滨临黄河，黄河安危，事关全县大局。可以说，一部黄河变迁史，就是原阳的兴衰史。

一、禹河故道时期

原阳县自古就有滨临黄河的记载。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河水》中这样写道：“河水又东北，迳卷之扈亭北。《春秋左传》曰：文公七年，晋赵盾与诸侯盟于扈。《竹书纪年》：晋出公十二年(公元前463年)，河绝于扈。即于是也……河水又东，迳卷县北。晋楚之战，晋军争济，舟中之指可掬。楚庄祀河，告成而还。即是处也”。

这段文字说明：一、“卷之扈亭”即今之原阳县境内的古卷县扈地，春秋时诸侯曾在此8次会盟；二、晋出公十二年，黄河曾在次断流；三、这里所说的晋楚之战，即春秋时期发生在古卷县的邲（原阳县古地名，在今原武镇一带）之战。“晋出公十二年，河绝于扈”。是迄今有关黄河流经原阳县境的最早文字记载。

学术界认为，《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河道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黄河河道：“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用今天的地名来描述就是：自积石山导河，曲折流至山、陕交界的龙门，南到华山的北面，再向东经过洛河转弯处，达到浚县附近的大伾山，向北流入大陆泽，又向北分若干条支流，然后注入渤海。这条河道在孟津以上被夹束于山谷之间，几无大的变化。在孟津以下，汇合洛水等支流，改向东北流，经今河南省北部，再向北流入河北省，又汇合漳水，向北流入今邢台，巨鹿以北的古大陆泽中。然后分为几支，顺地势高下向东北方向流入大海。当时的黄河因大禹治水被称作禹河，今原阳县境内最早的黄河故道仍被称作禹河故道。

据文献记载，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发生了有记载的第一次大改道。之后，黄河下游曾有几次重大的改道，但都发生在原阳、延津等故道以下，因此，北宋之前的黄河故道原阳段一直相对稳定。该河道从西南武陟圪垱店入新乡境，经过原阳县西侧的祝楼乡，获嘉县亢村东，新乡县八柳树、朗公庙，延津县榆林、胙城，卫辉庞寨至延津丰庄出境，经浚县之南、滑县之北，一路东北行，历古青州、冀州地带，即今山东省北部和河北省南部，经山东利津入海，此即禹河故道，与现行河道入海口相近。

黄河自古就是中国地理天然的南北分界线。大河左岸谓河内，也叫河北；大河右岸谓河外，也叫河南。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殷都(当时属黄河流域)遗存的大量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建都，历史长达千年。东周迁都洛阳以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时也有900多年，被誉为“九朝古都”。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中国古代的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文学经典，以及大量的文化典籍，也都产生在这里。北宋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但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

北宋之前的黄河河道将新乡一分为二。今新乡的卫辉、辉县、获嘉、市区属河内或河北，原阳、延津、封丘、长垣则称河南或河外。原阳之西，有黄河孟津要渡，可直下太行，攻击洛阳；原阳之东，有黄河白马故关，渡黄河可直掠青、徐。原阳居黄河之中，一直处于黄河故道的南岸，黄河主河道相对稳定，且从黄河主河道分出的几条支流以及形成的湖泊水系，将早期原阳这一带行政区域自然划分开来。如中牟县和阳武县以南济水划分(浪荡渠或汴水)；古原武县与阳武县以济澻为界；酸枣县(古延津)与阳武县以北济水为界等，并在黄河南岸原阳境内形成一些重要军事重镇和古城邑，如原武、阳武、卷、扈、阳池、衡雍、践土等，都是历史上的渡口城市，是黄河南岸的战略桥头堡。这些城邑，凭据关口要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攻防战守的制衡之所，又是交通南北的商衢要枢之地，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丰沛的水资源也为古代原阳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因此，在北宋之前，原阳成为农耕社会发达地区和中原文明的活跃地区。而临河的战略地位，又使之成为古代许多政治、军事活动的发生地。

春秋时期的十五次诸侯会盟就发生在今原阳县境。据史料记载，公元前671年至公元前515年的156年中，中原各诸侯国在原阳会盟达15次之多，比较著名的有“践土之盟”“衡雍之盟”“扈地之盟”等。其中，“践土之盟”成就了一代霸主晋文公重耳，单是“扈地之盟”就达八次之多。春秋时晋楚邲之战，战国时六雄修鱼之战和秦攻魏的多次战争均发生在这里。

秦灭六国之后，原阳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继续扮演自己的角色。公元前218年，张良对秦始皇的奋力一击，使博浪沙名扬天下。楚汉相争，原阳是沛公略地的主要争战地之一。原阳人张苍、陈平、周勃、周亚夫等，辅助刘邦建立并巩固西汉政权，在原阳历史上留下了浓厚的“汉兴文化”印记，被史家盛赞“一部西汉历史，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是由原阳人搀扶着一步步走过来的”。官渡之战，曹操依托官渡水与袁绍对决，成就了三国时期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在唐太宗至唐玄宗时期，原阳人张亮、娄师德、韦思谦、韦承庆、韦嗣立、杨再思、杨绾均官居相位，为盛唐文化贡献了原阳人的聪明才智。据统计，自西汉至宋，原阳县共涌现出16位官居宰相的历史名人。此外，据考证，原阳还是字祖仓颉的故里、毛姓姓氏发源地、战国名人毛遂的故里、江南毛姓始祖毛宝的故乡、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祖根地。

二、河道多变时期

禹河故道时期是黄河对原阳文明的促进发展时期。但到宋之后，由于黄河下游淤积、河道排泄不畅，黄河在原阳境内频频泛决，原阳成为河患重灾区，“大量土地朝为桑田，暮成巨豁，或变为不毛荒壤”(引自《原阳县志》)，原阳人慨曰：“盖黄河古经县北，后徙县南，溢决靡常，朝桑田而暮巨壑，诗云‘高岸为谷’是也……每秋霖泛溢，一鼠穴辄溃防，沸腾雷奔电激，虽神禹临流，难办仓卒矣。噫，万古此黄河，则万古此患此劳费也”(摘自明万历二十二年《原武县志》)。

“五代后晋开运元年(944年)十月，河决原武”。这是有史记载黄河在原阳境内的首次溢决。之后的后汉、后周、宋、金各个朝代，河道虽多有溢决，却没有大的改道。直到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八月，河决阳武光禄村北故堤(在今张大夫寨村北二里老龙洼处)，致河道大徙。这是有史记载黄河在原阳境内的首次大的迁徙改道。

《金史·河渠志》对河决光禄村是这样记载的：“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这里所说的阳武故堤，始建于春秋时期，历代加修，汉代称金堤，取固若金汤之意。今原阳县境内福宁集镇的张大夫寨村一带尚有遗迹可寻。

这次决堤改道，河水沿黄河金堤南东北流，经本县娄庄、王钦庄、桂刘庄、韩庄及延津县之盐厂、大潭、小潭等村灌封丘而东，历长垣，山东东明、曹县等地，注梁山泺后，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济水故道)至利津入海，水势占十之二、三；南派则由南清河夺淮入海，水势占十之七、八。至“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明史》)。

　　金明昌五年的黄河改道，致使在此之前稳定了数千年的原阳黄河河道走向大变。在《禹贡锥指》以及《阳武县志》对这次决口以后的河道描述中，均有“汲胙之流空”“汲胙之流塞”之说。也就是说，由于这次改道，原本流经新乡、胙城、汲县方向的河道淤塞，北派入海的水势仅剩下十之二、三，到了金明昌中期，“北流绝，全河皆入淮”。

更准确地说到了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河又决阳武县贺屯，出阳武县南，县北之流遂绝，新乡之流亦绝，以下禹迹遂淹，河道大变，全河夺淮入海。考之泛道，盖自口门南行，经今关王庙、曹李庄、白堤口、范堤口、葛埠口等村折向东，过马庄、任庄、毛庙、宣化堡等村至马头村后，再转向东北至查地，复折向东南，历太平镇、水牛赵、东老河等村入封丘县境，灌开封，分道出归、徐、陈、颍入淮。自此，原、阳二邑始以河相隔。由于黄河冲决淹埋，历史上原阳境内的古济水、汴河、官渡水、乌巢湖以及后来的古沁河等水系，全被湮没找不到踪迹。黄河从此不再进入河北平原，直至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才改回东北入海。今本县文岩渠下游即此次黄河改道后的故道。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河决黑洋山，大河首次夺颖入淮，自决口东南行至白庙村向东入元代至元故道。达开封城北五里处分为三支。一支经陈州、项城、太和、颍上，至寿州正阳镇入淮，因分水较多，后称“大黄河”；一支向东，至徐州南入淮，因分流较少，称“小黄河”；另一支由曹州、郓城漫东平之安山，致会通河淤。

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秋，黄河南北两决。北决新乡八柳树，复徙金代明昌宗故道，坏运道，合大清河入海；南决原武姚村口漫原武、阳武二邑、阳武城郭居民荡然一空，原武县治浸灌六年之久，自此河出原武南，经开封城西过开封南，由陈留、杞县、睢亳之涡口，至淮远界入淮。原武城始在河北，黄河基本流入今河道，只是主流紧靠北大堤，原阳全县始在河北。

明天顺六年(1462年)，马营河口闭塞，“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获嘉之流塞”(乾隆《怀庆府志》)，黄河在武陟折向东北流的历史彻底结束。黄河进入现行河道，黄河南趋，获嘉黄河流绝。

明末清初，黄河在今北堤以南行，逐步南迁。清道光间，由王屋村向北分流，几乎牵动全河，涮塌堤身。时有东河总督栗毓美沿堤创筑砖坝挑溜外移，水复南归。咸丰五年(1855年)，河又自兰阳铜瓦厢(今河南兰考附近)决口改道，向东北入海，大堤以南遂形成高滩，河不复上岸。

民国27年(1938年)，国民党为防御日军西进，扒决花园口堤防，大河夺溜，分注贾鲁、涡河入淮。原向东北之河道分水不及十分之一二。民国 36年(1947年)堵复决口，黄河才回归北道，自山东垦利县入海，至今无变。

这一时期是河道多变时期，据史料记载，自五代后晋开运元年河决原武，至清末的近千年间，黄河在原阳境内泛决达67次之多，给原阳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时至新中国成立之后，原阳境内的黄河大堤仍是千疮百孔，随时都有河患的威胁，风沙、旱涝、盐碱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遍地蛤蟆叫，潮碱不打粮”是当时原阳县的真实写照。干旱少雨时节，黄河虽近在咫尺，但原阳境内的高滩和背河洼地，却根本用不上黄河水灌溉。而到了汛期，无边水患漫野而来，原阳黄河滩区到处是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对着黄河望洋兴叹。虽与古城开封、省会郑州一河之隔，由于黄河天堑的阻隔，原阳与郑州只有“黄河大桥之母”的平汉铁路郑州黄河大桥相通，该桥定时单向放行，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原阳人去一趟郑州有时排一天队也过不去，这一时期的原阳用“穷乡僻壤”来形容实不为过。

三、今之黄河

今之原阳县境内的黄河，西出郑州市北郊邙山，东行5公里，在桥北乡小刘庄、盐店庄村南入原阳县境，沿县境南陲蜿蜒东行60公里，历桥北、韩董庄、蒋庄、官厂、靳堂、大宾、陡门 7个乡镇，至陡门乡三教堂村南而入封丘。

建国后，历届原阳县委、县政府都把黄河安澜当做头等大事，带领全县人民治理河患，分别于1951年、1955年、1976年三次对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分别对黄河大堤实施了前戗修筑和淤背加固。

如今原阳境内的黄河大堤，堤顶宽度10米，临河地面高出背河地面1.14米~6.86米。按海拔高度计算，堤顶高于新乡市地面23.5米，高于原阳县城地面16米。“金堤御患历峥嵘，海晏河清颂太平。绿色长廊今又是，蜿蜒壮美画屏中(本人诗)”。蜿蜒长堤，已构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成为横跨中原城市群东西方向的生态涵养带。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建成投用和作用的发挥，千年害河变害为利，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原阳广袤的黄河滩成为良田沃土和天然的大牧场，今之原阳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大粮仓，是享誉华夏的“中国第一米”的原产地。

　　1986年，郑州黄河公路大桥建成通车，从此，天堑变通途，原阳告别了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桎梏，与郑州这个中原大都市紧密连在了一起。如今，原阳与郑州一河之隔、五桥相连。京港澳高速、郑焦晋高速、107国道三条国道和六条省道，在原阳境内形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居九州之中，坐中原腹地的原阳县，处在了以郑州为中心、东连开封、西接洛阳、北通新乡、南达许昌的大“十”字形核心区重要位置，成为加速郑新一体化的桥梁和纽带。从原阳驾车，20分钟可达郑东新区，30分钟可达新郑国际机场。

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郑新融合的加速发展，为原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如今的原阳“区位交通、生态农业、黄河文化”三大优势越来越凸显，“郑新一体化发展中心区、新乡沿黄经济带核心区、中原城市群最具魅力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三区”建设如火如荼，原阳正以其独具的魅力，把前所未有的美景展示于世人面前。

原阳“新八景”赞曰：金堤长廊，天然屏障；滩涂牧场，广袤无疆；卧波长桥，彩虹飞架；坝上酒肆，大河风光；湖泊柳岸，泛舟逐浪；槐林氧吧，生态涵养；桃源农家，把酒桑麻；黄金米带，魅力稻乡。

当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被列入重大国家战略。抓住这一重大战略机遇，原阳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利用黄河资源优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原阳已成为黄河岸边一颗璀璨的明珠，一幅更新更美的原阳发展蓝图展现在世人面前。不久的将来，原阳必将成为当之无愧的“宜居、宜业、宜游”之城，成为名副其实的“离城最近、离尘最远”之城，成为都市人首选的旅游目的地之城！

（文章摘自：新乡日报）

水经注·卷五

北魏·郦道元 Li Dao Yuan

　　○河水五

　　△又东过平县北，湛水从北来注之。

　　河水又东，迳河阳县故城南。《春秋经》书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晋侯执卫侯，归于京师。

　　《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冬，会于温，执卫侯。是会也，晋侯召襄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狩地。

　　服虔、贾逵曰：河阳，温也。

　　班固《汉书·地理志》、司马彪、袁山松《郡国志》、《晋太康地道记》、《十三州志》：河阳，别县，非温邑也。汉高帝六年，封陈涓为侯国，王莽之河亭也。

　　《十三州志》曰：治河上，河，孟津河也。

　　郭缘生《述征记》曰：践土，今冶坂城，是名异《春秋》焉，非也。今河北见者，河阳城故县也，在冶坂西北，盖晋之温地，故群儒有温之论矣。

　　《魏土地记》曰：冶坂城旧名汉祖渡，城险固，南临孟津河。河水右迳临平亭北。

　　《帝王世纪》曰：光武葬临平亭南，西望平阴者也。河水又东迳洛阳县北。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题云：洛阳北界，津水二渚分属之也。上旧有河平侯祠，祠前有碑，今不知所在。

　　郭颁《世语》曰：晋文王之世，大鱼见孟津，长数百步，高五丈，头在南岸，尾在中渚河平侯祠。即斯祠也。河水又东，迳平县故城北。汉武帝元朔三年，封济北贞王子刘遂为侯国，王莽之所谓治平矣。俗谓之小平也。有高祖讲武场。河北侧岸有二城相对，置北中郎府，徙诸徒隶府户并羽林、虎贲领队防之。河水南对首阳山，《春秋》所谓首戴也。夷齐之歌，所矣曰登彼西山。上有夷齐之庙，前有二碑，并是后汉河南尹广陵陈导、雒阳令徐循与处士平苏腾、南阳何进等立，事见其碑。又有周公庙。魏氏起玄武观于芒垂。

　　张景阳《玄武观赋》所谓高楼特起，竦跱岧峣，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之清飙也。朝廷又置冰室于斯阜，室内有冰井。

　　《春秋左传》曰：日在北陆而藏冰。常以十二月采冰于河津之隘，峡石之阿，北阴之中。即《邠诗》：二之日凿冰冲冲矣。而内于井室，所谓纳于凌阴者也。河南有钩陈垒。世传武王伐纣，八百诸侯所会处，《尚书》所谓不期同时也。紫微有钩陈之宿，主斗讼兵阵，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与钩陈并气，下制所临之辰，则秩禽敌，是以垒资其名矣。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

　　《论衡》曰：武王伐纣，升舟，阳侯波起，疾风逆流，武王操黄钺而麾之，风波毕除。中流，白鱼入于舟，燌以告天，与八百诸侯，咸同此盟，《尚书》所谓不谋同辞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书》所谓东至于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晋阳秋》曰：杜预造河桥于富平津，所谓造舟为梁也。又谓之曰陶河，魏尚书仆射杜畿以帝幸许，试楼船，覆于陶河，谓此也。昔禹治洪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及子朝篡位，与敬王战，乃取周之宝玉沈河以祈福。后二日，津人得之于河上，将卖之，则变而为石。及敬王位定，得玉者献之，复为玉也。河水又东，湨水入焉。

　　《山海经》曰：和山，上无草木而多瑶碧，实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阳多苍玉，吉神泰逢司之，是于萯山之阳，出入有光。

　　《吕氏春秋》曰：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遇大风雨，迷惑入于民室。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即东首阳山也。盖是山之殊目矣。今于首阳东山，无水以应之，当是今古世悬，川域改状矣。昔帝尧修坛河洛，择良议沈，率舜等升于首山，而遵河渚，有五老游焉，相谓《河图》将来，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翻为流星而升于昴，即于此也。又东，泲水注焉。

　　△又东，过巩县北。

　　河水于此，有五社渡，为五社津。建武元年，朱鲔遣持节使者贾强、讨难将军苏茂，将三万人，从五社津渡，攻温。冯异遣校尉与寇恂合击之，大败，追至河上，生擒万余人，投河而死者数千人。县北有山，临河，谓之崟{山原}邱，其下有穴，谓之巩穴，言潜通淮浦，北达于河。直穴有渚，谓之鲔渚。

　　成公子安《大河赋》曰：鳣、鲤、王鲔，暮春来游。

　　《周礼》：春荐鲔。然非时及佗处则无。故河自鲔穴已上，又兼鲔称。

　　《吕氏春秋》称：武王伐纣至鲔水，纣使胶鬲候周师。即是处也。

　　△洛水从县西，北流注之。

　　洛水于巩县东迳洛汭，北对琅邪渚，入于河，谓之洛口矣。自县西来，而北流注河，清浊异流，皦焉殊别。

　　应玚《灵河赋》曰：资灵川之遐源，出昆仑之神邱，涉津洛之峻泉，播九道于中州者也。

　　△又东过成皋县北，济水从北来注之。

　　河水自洛口又东，左迳平皋县南。又东，迳怀县南，济水故道之所入，与成皋分河。河水右迳黄马坂北，谓之黄马关。孙登之去杨骏，作书与洛中故人处也。河水又东，迳旋门坂北，今成皋西大坂者也。升陟此坂而东趣成皋也。曹大家《东征赋》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皋之旋门者也。河水又东，迳成皋大伾山下。《尔雅》曰：山一成谓之伾。许慎、吕忱等并以为丘一成也。孔安国以为再成曰伾，亦或以为地名。非也。《尚书·禹贡》曰：过洛汭至大伾者也。郑康成曰：地肱也。沇出伾际矣。在河内修武、武德之界。济沇之水与荧播泽出入自此，然则大伾即是山矣。伾北即《经》所谓济水从北来注之者也。

　　今泲水自温县入河，不于此也。所入者奉沟水耳，即济沇之故渎矣。成皋县之故城在伾上，萦带伾阜，绝岸峻周，高四十许丈，城张翕崄，崎而不平。

　　《春秋传》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即东虢也。鲁襄公二年七月，晋成公与诸侯会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郑，求平也。盖修故耳。

　　《穆天子传》曰：天子射鸟猎兽于郑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于葭中。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擒虎而献之。天子命之为柙，畜之东虢，是曰虎牢矣。然则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为关，汉乃县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观，临河，苕苕孤上。景明中，言之寿春，路值兹邑，升眺清远，势尽川陆，羁途游至，有伤深情。河水南对玉门，昔汉祖与腾公潜出，济于是处也。门东对临河，泽岸有土穴，魏攻宋司州刺史毛德祖于虎牢，战经二百日，不克。城惟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容防捍，潜作地道取井。余顷因公至彼，故往寻之，其穴处犹存。河水又东，合汜水。水南出浮戏山，世谓之曰方山也。北流合东关水。水出蒿渚之山，泉发于层阜之上，一源两枝，分流泻注，世谓之石泉水也。东流为索水，西注为东关水。西北流，杨兰水注之。水出非山，西北流，注于东关水。又西北，蒲水入焉。水自东浦西流，与东关水合，而乱流注于汜。汜水又北，右合石城水。水出石城山，其山复涧重岭，欹叠若城。山顶泉流，瀑布悬泻，下有滥泉，东流泄注。边有数十石畦，畦有数野蔬。岩侧石窟数口，隐迹存焉，而不知谁所经始也。又东北流，注于汜水。汜水又北，合鄤水。水西出娄山，至冬则煖，故世谓之温泉。东北流，迳田鄤谷，谓之田鄤溪水，东流注于汜水。汜水又北，迳虎牢城东。汉破司马欣、曹咎于是水之上。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艰赋》所谓步汜口之芳草，吊周襄之鄙馆者也。余按昔儒之论，周襄所居在颍川襄城县，是乃城名，非为水目。原夫致谬之由，俱以汜、郑为名故也，是为爽矣。又按郭缘生《述征记》、刘澄之《永初记》，并言高祖即帝位于是水之阳，今不复知旧坛所在。卢谌、崔云亦言是矣。余按：高皇帝受天命于定陶汜水，又不在此也，于是求坛，故无仿佛矣。河水又东，迳板城北，有津，谓之板城渚口。河水又东，迳五龙坞北。坞临长河，有五龙祠，应劭云：昆仑山庙，在河南荥阳县。疑即此祠，所未详。

　　△又东过荥阳县北，蒗荡渠出焉。

　　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即《经》所谓蒗荡渠也。汉平帝之世，河汴决坏，未及得修，汴渠东侵，日月弥广，门闾故处，皆在水中。汉明帝永平十二年，议治汴渠，上乃引乐浪人王景，问水形便。景陈利害，应对敏捷，帝甚善之。乃赐《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以钱帛。后作堤，发卒数十万，诏景与将作谒者王吴治渠，筑堤防修堨，起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有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开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一水门，更相回注，无复渗漏之患。明年，渠成，帝亲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景由是显名，王吴及诸从事者，皆增秩一等。顺帝阳嘉中，又自汴口以东，缘河积石为堰，通渠，咸曰金堤。灵帝建宁中，又增修石门，以遏渠口，水盛则通注，津耗则辍流。河水又东北，迳卷之扈亭北。

　　《春秋左传》曰：文公七年，晋赵盾与诸侯盟于扈。《竹书纪年》：晋出公十二年，河绝于扈。即于是也。河水又东，迳八激堤北。汉安帝永初七年，令谒者太山于岑，于石门东，积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冲波，谓之八激堤。河水又东，迳卷县北。晋楚之战，晋军争济，舟中之指可掬。楚庄祀河，告成而还。即是处也。河水又东北，迳赤岸固北而东北注。

　　△又东北，过武德县东，沁水从西北来注之。

　　河水自武德县━━汉献帝延康元年，封曹叡为侯国，即魏明帝也。━━东至酸枣县西，濮水东出焉。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大发卒塞之。故班固云：文堙枣野，武作《瓠歌》，谓断此口也。今无水。河水又东北，通谓之延津。石勒之袭刘曜，途出于此，以河冰泮为神灵之助，号是处为灵昌津。昔澹台子羽赍千金之璧渡河，阳侯波起，两蛟挟舟。子羽曰：吾可以义求，不可以威劫。操剑斩蛟，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辄跃出，乃毁璧而去，示无吝意。赵建武中，造浮桥于津上，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下辄流去，用工百万，经年不就。石虎亲阅作工，沈璧于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荡上岸。遂斩匠而还。

　　△又东，过燕县北，淇水自北来注之。

　　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亦谓之石济津，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晋将伐曹，曹在卫东，假道于卫，卫人不许，还，自南河济，即此也。晋伐陆浑亦于此渡。宋元嘉中，遣辅国将军萧斌率宁朔将军王玄谟北入，宣威将军垣护之以水军守石济，即此处也。河水又东，淇水入焉。又东，迳遮害亭南。

　　《汉书·沟洫志》曰：在淇水口东十八里，有金堤，堤高一丈，自淇口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又有宿胥口，旧河水北入处也。河水又东，右迳滑台城北。城有三重，中小城谓之滑台城。旧传滑台人自修筑此城，因以名焉。城即故郑廪延邑也。下有延津。《春秋传》曰：孔悝为蒯瞆所逐，载伯姬于平阳，行于延津，是也。廪延南故城，即卫之平阳亭也。今时人谓此津为延寿津。宋元嘉中，右将军到彦之，留建威将军朱修之守此城。魏军南伐，修之执节不下。其母悲忧，一旦乳汁惊出，母乃号踊，告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时，今忽如此，吾儿必没矣。修之绝援，果以其日陷没。城故东郡治。《续汉书》曰：延熹九年，济阴、东郡、济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记，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凿度》曰：上天将降嘉应，河水先清。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民厉疾，三者并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以为异。河者，诸侯之象，清者，阳明之徵，岂独诸侯有窥京师计也？明年，宫车宴驾，徵解渎侯为汉嗣，是为灵帝。建宁四年二月，河水又清也。

　　△又东北，过黎阳县南。

　　黎，侯国也。《诗·式微》黎侯寓于卫是也。晋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迳其东。其山上碑云：县取山之名，取水之阳以为名也。王莽之黎蒸也。今黎山之东北故城，盖黎阳县之故城也。山在城西，城凭山为基，东阻于河。故刘桢《黎阳山赋》曰：南阴黄河，左覆金城，青坛承祀，高碑颂灵。昔慕容玄明自邺，率众南徙滑台，既无舟楫，将保黎阳，昬而流澌冰合，于夜中济讫，旦而冰泮，燕民谓是处为天桥津。东岸有故城，险带长河。戴延之谓之逯明垒，周二十里，言逯明，石勒十八骑中之一，城因名焉。郭缘生曰：城，袁绍时筑。皆非也。余案：《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三年，郑釐侯使许息来致地平邱、户牖、首垣诸邑，及郑驰地，我取枳道与郑鹿，即是城也。今城内有故台，尚谓之鹿鸣台，又谓之鹿鸣城。王玄谟自滑台走鹿鸣者也。济取名焉，故亦曰鹿鸣津，又曰白马济。津之东南，有白马城，卫文公东徙渡河，都之，故济取名焉。袁绍遣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关羽为曹公斩良以报效，即此处也。白马有韦乡、韦城，故津亦有韦津之称。《史记》所谓下修武，渡韦津者也。

　　河水旧于白马县南泆，通濮、济、黄沟，故苏代说燕曰：决白马之口，魏无黄、济阳。《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师出河水，以水长垣之外者也。金堤既建，故渠水断，尚谓之白马渎。故渎东迳鹿鸣城南，又东北，迳白马县之凉城北。《耆旧传》云：东郡白马县之神马亭，实中层峙，南北二百步，东西五十许步，状丘斩城也。自外耕耘垦斫，削落平尽。正南有躔陛陟上，方轨是由。西南侧城有神马寺，树上修整，西去白马津可二十许里，东南距白马县故城可五十里。疑即《开山图》之所谓白马山也。山上常有白马群行，悲鸣则河决，驰走则山崩。《注》云：山在郑北，故郑也。所未详。刘澄之云：有白马塞，孟达登之长叹，可谓于川土疏妄矣。亭上旧置凉城县，治此。白马渎又东南，迳濮阳县，散入濮水，所在决会，更相通注，以成往复也。河水自津东北，迳凉城县，河北有般祠。《孟氏记》云：祠在河中，积石为基，河水涨盛，恒与水齐。戴氏《西征记》曰：今见祠在东岸临河，累石为壁，其屋宇容身而已，殊似无灵，不如孟氏所记，将恐言之过也。河水又东北，迳伍子胥庙南，祠在北岸，顿邱郡界，临侧长河，庙前有碑，魏青龙三年立。河水又东北，为长寿津。《述征记》曰：凉城到长寿津六十里。河之故渎出焉。《汉书·沟洫志》曰：河之为中国害尤甚，故导河自积石，历龙门，酾二渠以引河。一则漯川，今所流也。一则北渎，王莽时空，故世俗名是渎为王莽河也。东北迳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晋赵鞅率师，纳卫太子蒯瞆于戚，宵迷。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顿邱卫国县西戚亭是也。为卫之河上邑。汉高帝十二年，封将军李必为侯国矣。故渎又迳繁阳县故城东，《史记》：赵将廉颇伐魏，取繁阳者也。北迳阴安县故城西。汉武帝元朔五年，封卫不疑为侯国。故渎又东北，迳乐昌县故城东，《地理志》，东郡之属县也。汉宣帝封王稚君为侯国。故渎又东北，迳平邑郭西。《竹书纪年》：晋列公四年，赵城平邑。五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郸，围平邑。十年，齐田汾及邯郸韩举战于平邑，邯郸之师败逋，获韩举，取平邑、新城。又东北迳元城县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史记》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故县氏焉。郭东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公羊》曰：袭邑也。《说》曰：袭，陷矣。《郡国志》曰：五鹿墟故沙鹿，有沙亭。周穆王丧盛姬，东征，舍于五鹿，其女叔｛女坐｝，届此思哭，是曰女｛女坐｝之丘，为沙鹿之异名也。《春秋左传·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晋史卜之，曰：阴为阳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后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后王翁孺自济南徙元城，正直其地，日月当之。王氏为舜后，土也。汉，火也。王禁生政君，其母梦见月入怀。年十八，诏入太子宫，生成帝，为元后。汉祚道污，四世称制，故曰：火土相乘而为雄也。及崩，大夫扬雄作诔曰：太阴之精，沙鹿之灵，作合于汉，配元生成者也。献帝建安中，袁绍与曹操相御于官渡，绍逼大司农郑玄，载病随军，届此而卒，郡守已下，受业者，衰绖赴者，千余入。

　　玄注《五经》、《谶纬》、《侯》、《历》、《天文经》，通于世。故范晔《赞》曰：孔书遂明，汉章中辍矣。县北有沙邱堰，《尚书·禹贡》曰：北过降水。不遵其道曰降，亦曰溃。堰，障水也。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风俗通》曰：河，播也。播为九河，自此始也。《禹贡》沇州，九河既道，谓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句盘、鬲津也。同为逆河。郑玄曰：下尾合曰逆河，言相迎受矣。盖疏润下之势，所通河海。及齐桓霸世，塞广田居，同为一河，故自堰以北，馆陶、癭陶、贝邱、鬲、般、广川、信都、东光、河间乐成以东，城地并存，川渎多亡。汉世，河决金堤，南北离其害。议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兹距汉，北亡八枝者也。河之故渎，自沙邱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河水故渎东北，迳发干县故城西，又屈迳其北，王莽之所谓戢楯矣。汉武帝以大将军卫青破右贤王功，封其子登为侯国。大河故渎又东，迳贝丘县故城南。应劭曰：《左氏传》齐襄公田于贝丘是也。

　　余按京相璠、杜预并言在博昌，即司马彪《郡国志》所谓贝中聚者也。应《注》于此事近违矣。大河故渎又东，迳甘陵县故城南。《地理志》清河之厝也，王莽改曰厝治者也。汉安帝父孝德皇，以太子被废为王，薨于此，乃葬其地，尊陵曰甘陵，县亦取名焉。桓帝建和二年，改清河图曰甘陵，是周之甘泉市地也。陵在渎北，邱坟高巨，虽中经发坏，犹若层陵矣，世谓之唐侯冢，城曰邑城，皆非也。昔南阳文叔良以建安中为甘陵丞，夜宿水侧，赵人兰襄梦求改葬。叔良明循水求棺，果于水侧得棺，半许落水。叔良顾亲旧曰，若闻人传此，吾必以为不然，遂为移殡，醊而去之。大河故渎又东，迳艾亭城南，又东，迳平晋城南。今城中有浮图五层，上有金露盘，题云：赵建武八年，比释道龙和上竺浮图澄，树德劝化，兴立神庙。浮图以坏，露盘尚存，炜炜有光明。大河故渎又东北，迳灵县故城南，王莽之播亭也。河水于县，别出为鸣犊河。河水故渎又东，迳鄃县故城东。吕后四年，以父婴功，封子佗为侯国，王莽更名之曰善陆。大河故渎又东，迳平原县故城西，而北绝屯氏三渎。北迳绎幕县故城东北，西流迳平原鬲县故城西。

《地理志》曰：鬲津也，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穷后羿国也。应劭曰：鬲，偃姓，咎繇后。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建义将军朱祜为侯国。大河故渎又北，迳修县故城东，又北，迳安陵县西，本修之安陵乡也。《地理风俗记》曰：修县东四十里有安陵乡，故县也。又东北，至东光县故城西，而北与漳水合。一水分大河故渎北出，为屯氏河，迳馆陶县东，东北出。《汉书·沟洫志》曰：自塞宣防，河复北决于馆陶县，分为屯氏河，广深与大河等。成帝之世，河决馆陶及东郡金堤，上使河堤使者王延世塞之，三十六日，堤成。诏以建始五年为河平元年，以延世为光禄大夫。是水亦断。屯氏故渎水之又东北，屯氏别河出焉。屯氏别河故渎，又东北迳信城县，张甲河出焉。《地理志》曰：张甲河首受屯氏别河于信成县者也。张甲河故渎，北绝清河于广宗县，分为二渎。左渎迳广宗县故城西，又北迳建始县故城东。田融云：赵武帝十二年立建兴郡，治广宗，置建始、兴德五县隶焉。左渎又北，迳经城东，缭城西，又迳南宫县西，北注绛渎。右渎东北，迳广宗县故城南，又东北，迳界城亭北，又东北，迳长乐郡枣强县故城东。长乐，故信都也。晋太康五年，改从今名。又东北，迳广川县，与绛渎水故道合。又东北，迳广川县故城西，又东，迳棘津亭南。徐广曰：棘津在广川。司马彪曰：县有棘津城。吕尚卖食之困，疑在此也。刘澄之云：谯郡酂县东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吕尚所困处也。

　　余按《春秋左传》：伐巢，克棘，入州来。无津字，杜预《春秋释地》又言棘亭在酂县东北，亦不云有津字矣，而竟不知澄之于何而得是说。然天下以棘为名者多，未可咸谓之棘津也。又《春秋·昭公十七年》，晋侯使荀吴帅帅，涉自棘津，用牲于洛，遂灭陆浑。杜预《释地》，阙而不书。服虔曰：棘津，犹孟津也。徐广《晋纪》又言：石勒自葛陂寇河北，袭汲人向冰于枋头，济自棘。棘津在东郡、河内之间，田融以为即石济南津也。虽千古茫昧，理世玄远，遗文逸句，容或可寻，沿途隐显，方土可验。司马迁云：吕望，东海上人也，老而无遇，以钓干周文王。韩婴云：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七十则屠牛朝歌，行年九十，食为帝师。皇甫士安云：欲隐东海之滨，闻文王善养老，故入钓于周。今汲县城亦言有吕望隐居处。起自东海，迄于酆雍，缘其迳趣，赵、魏为密。厝之谯、宋，事为疏矣。张甲故渎又东北，至修县，东会清河。

《十三州志》曰：张甲河东北至修县，入清漳者也。屯氏别河又东，枝津出焉。东迳信城县故城南，又东，迳清阳县故城南，清河郡北，魏自清阳徙置也。又东北，迳陵乡南，又东北，迳东武城县故城南，又东北，迳东阳县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更之曰胥陵矣。俗人谓之高黎郭，非也。应劭曰：东武城东北三十里有阳乡，故县也。又东，散绝无复津迳。屯氏别河又东北，迳清河郡南，又东北迳清河故城西。汉高帝六年，封王吸为侯国。《地理风俗记》曰：甘陵郡东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者，世谓之鹊城也。又东北，迳绎幕县南，分为二渎。屯氏别河北渎，东迳绎幕县故城南，东绝大河故渎，又东北，迳平原县，枝津北出，至安陵县遂绝。屯氏别河北渎，又东北，迳重平县故城南。应劭曰：重合县西南八十里有重平乡，故县也。又东北迳重合县故城南，又东北，迳定县故城南。汉武帝元朔四年，封齐孝王子刘越为侯国。《地理风俗记》曰：饶安县东南三十里有定乡城，故县也。屯氏别河北渎又东，入阳信县，今无水。

又东为咸河，东北流，迳阳信县故城北。《地理志》，渤海之属县也。东注于海。屯氏别河南渎，自平原东绝大河故渎，又迳平原县故城北，枝津右出，东北至安德县界，东会商河。屯氏别河南渎又东北，于平原界，又有枝渠右出，至安德县遂绝。屯氏别河南渎，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渎东出，亦通谓之笃马河，即《地理志》所谓平原县有笃马河，东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者也。东北，迳安德县故城西，又东北，迳临齐城南，始东齐未宾，大魏筑城以临之，故城得其名也。

又屈迳其城东故渎，广四十步，又东北，迳重丘县故城西。《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秋，同盟于重丘，齐成故也。应劭曰：安德县北五十里有重丘乡，故县也。又东北，迳西平昌县故城北。北海有平昌县，故加西。汉宣帝元康元年，封王长君为侯国。故渠川派，东入般县，为般河，盖亦九河之一道也。《后汉书》称公孙瓒破黄巾于般河，即此渎也。又东为白鹿渊水，南北三百步，东西千余步，深三丈余。其水冬清而夏浊，渟而不流。若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乃通注般渎。又迳般县故城北，王莽更之曰分明也。东迳乐陵县故城北，《地理志》曰：故都尉治。伏琛、晏谟言：平原邑，今分为郡。又东北，迳阳信县故城南，东北入海。屯氏河故渎，自别河东迳甘陵之信乡县故城南。《地理志》曰：顺帝更名安平。应劭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乡，故县也。屯氏故渎又东，迳甘陵县故城北，又东，迳灵县北。又东北，迳鄃县。与鸣犊河故渎合，上承大河故渎于灵县南。《地理志》曰：河水自灵县别出为鸣犊河者也。东北迳灵县东，东入鄃县，而北合屯氏渎，屯氏渎兼鸣渎之称也。又东，迳鄃县故城北，东北合大河故渎，谓之鸣犊口。《十三州志》曰：鸣犊河，东北至修，入屯氏，考渎则不至也。

　　△又东北过卫国县南，又东北过濮县北，瓠子河出焉。

　　河水东迳铁丘南。《春秋左氏传·哀公二年》：郑罕达帅师，邮无恤御简子，卫太子为右，登铁上，望见郑师，卫太子自投车下，即此处也。京相璠曰：铁，丘名也。杜预曰：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东城有子路冢。河之西岸有竿城。《郡国志》曰：卫县有竿城者也。河南有龙渊宫。盖武帝起宫于决河之傍，龙渊之侧，故曰龙渊宫也。武帝元光中，河决濮阳，汜郡十六，发卒十万人塞决河，起龙渊宫。河水东北流而迳濮阳县，北为濮阳津，故城在南，与卫县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堤，宣房堰。粤在汉世，河决金堤，涿郡王尊自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决坏。尊躬率民吏投沈白马祈水神河伯，亲执圭璧，请身填堤，庐居其上。吏民皆走，尊立不动，而水波齐足而止，公私庄其勇节。河水又东北，迳卫国县南，东为郭口津。河水又东，迳鄄城县北，故城在河南一十八里，王莽之鄄良也。沇州旧治，魏武创业，始自于此。河上之邑，最为峻固。《晋八王故事》曰：东海王越治鄄城。城无故自坏七十余丈，越恶之，移治濮阳。城南有魏使持节征西将军太尉方城侯邓艾庙，庙南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广武将军沇州刺史关内侯安定彭超立。河之南岸有新城，宋宁朔将军王玄谟前锋入河所筑也。北岸有新台，鸿墓层广高数丈，卫宣公所筑新台矣。《诗》齐姜所赋也。为卢关津，台东有小城，崎岖颓侧，台址枕河，俗谓之邸阁城，疑故关津都尉治也，所未详矣。河水又东北，迳范县之秦亭西，《春秋经》书：筑台于秦者也。河水又东北，迳委粟津，大河之北，即东武阳县也。左会浮水故渎。故渎上承大河于顿邱县而北出，东迳繁阳县故城南。应劭曰：县在繁水之阳。张晏曰：县有繁渊。《春秋·襄公二十年经》书：公与晋侯、齐侯盟于澶渊。杜预曰：在顿邱县南，今名繁渊。澶渊即黎渊也，亦谓之浮水焉，昔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故《地理志》曰：赵南至浮水繁阳，即是渎也。故渎东绝大河故渎，东迳五鹿之野。晋文公受块于野人，即此处矣。京相璠曰：今卫国县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今属顿丘县。浮水故渎又东南，迳卫国邑城北。故卫公国也，汉光武以封周后也。又东，迳卫国县故城南，古斟观。应劭曰：夏有观扈，即此城也。《竹书纪年》梁惠成王二年，齐田寿率师伐我，围观，观降。浮水故渎又东，迳河牧城而东北出。《郡国志》曰：卫本观故国，姚姓，有河牧城。又东北，入东武阳县，东入河，又有漯水出焉，戴延之谓之武水也。河水又东，迳武阳县东，范县西，而东北流也。

　　△又东北过东阿县北。

　　河水于范县东北流，为仓亭津。《述征记》曰：仓亭津在范县界，去东阿六十里。《魏土地记》曰：津在武阳县东北七十里，津，河济名也。河水右历柯泽。《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卫孙文子败公徒于阿泽者也。又东北，迳东阿县故城西，而东北出，流注河水，枝津东出，谓之邓里渠也。

　　△又东北过茌平县西。

　　河水自邓里渠东北，迳昌乡亭北，又东北，迳确磝城西。《述征记》曰：确磝，津名也。自黄河泛舟而渡者，皆为津也。其城临水，西南崩于河。宋元嘉七年，到彦之北入，拔之，后失。至二十七年，以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前锋入河，平确磝，守之。都督刘义恭以沙城不堪守，召玄谟，令毁城而还。后更城之，魏立济州，治此也。河水冲其西南隅，又崩于河，即故茌平县也。应劭曰：茌，山名也，县在山之平地，故曰茌平也。王莽之功崇矣。《经》曰：大河在其西，邓里渠历其东，即斯邑也。昔石勒之隶师懽，屯耕于茌平，闻鼓角鞞铎之声于是县也。西与聊城分河。河水又东北，与邓里渠合，水上承大河于东阿县西，东迳东阿县故城北，故卫邑也。应仲瑗曰：有西，故称东。魏封曹植为王国。大城北门内，西侧皋上，有大井，其巨若轮，深六七丈。岁尝煮胶以贡天府，《本草》所谓阿胶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县出佳缯缣，故《史记》云：秦王服太阿之剑，阿缟之衣也。又东北迳临邑县，与将渠合。又北迳茌平县东，临邑县故城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东北流，迳西渎津，津西侧岸临河，有四渎祠，东对四渎口。河水东分济，亦曰泲水受河也。然荥口石门，水断不通，始自是出，东北流，迳九里，与清水合，故济渎也。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也。昔赵杀鸣犊，仲尼临河而叹，自是而返。曰：丘之不济，命也夫！《琴操》以为孔子临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风扬波，船楫颠倒更相加。

　　余按：临济，故狄也。是济所迳，得其通称也。河水又迳杨墟县之故城东，俗犹谓是城曰阳城矣。河水又迳茌平城东，城内有故台，世谓之时平城，非也，盖茌、时音相近耳。

　　△又东北过高唐县东。

　　河水于县，漯水注之。《地理志》曰：漯水出东武阳。今漯水上承河水于武阳县东南，西北迳武阳新城东，曹操为东郡所治也。引水自东门石窦，北注于堂池，池南故基尚存。中城内，有一石台。大城西门名冰井门，门内曲中，冰井犹存。门外有故台，号武阳台，币台亦有隅雉遗迹。水自城东北，迳东武阳县故城南。应劭曰：县在武水之阳。王莽之武昌也。然则漯水亦或武水矣。臧洪为东郡太守，治此。曹操围张超于雍邱，洪以情义请袁绍救之，不许，洪与绍绝。绍围洪。城中无食，洪呼吏士曰：洪于大义，不得不死，诸君无事空与此祸。众泣曰：何忍舍明府也。男女八千馀人，相枕而死。洪不屈，绍杀洪。邑人陈容为丞，谓曰：宁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绍又杀之，士为伤叹。今城四周，绍围郭尚存。水币隍堑，于城东北，合为一渎，东北出郭，迳阳平县之冈城西。《郡国志》曰：阳平县有冈城亭。又北迳阳平县故城东。汉昭帝元平元年，封丞相蔡义为侯国。漯水又北，绝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春秋·桓公十六年》，卫宣公使伋使诸齐，令盗待于莘，伋、寿继殒于此亭。京相璠曰：今阳平阳平县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阸限蹊要，自卫适齐之道也。望新台于河上，感二子于宿龄，诗人《乘舟》，诚可悲矣。今县东有二子庙，犹谓之孝祠矣。漯水又东北，迳乐平县故城东，县故清也。汉高帝八年，封空中同于清。宣帝封许广汉少弟翁孙于乐平，并为侯国，王莽之清治矣。汉章帝建初中，更从今名也。漯水又北，迳聊城县故城西。城内有金城，周币有水，南门有驰道，绝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东门侧有层台，秀出云表，鲁仲连所谓还高唐之兵，却聊城之众者也。漯水又东北，迳清河县故城北。《地理风俗记》曰：甘陵故清河。清河在南一十七里，今于甘陵县故城东南，无城以拟之。直东二十里有艾亭城，东南四十里有此城，疑即清河城也。后蛮居之，故世称蛮城也。漯水又东北，迳文乡城东南，又东北，迳博平县故城南，城内有层台秀上，王莽改之曰加睦也。右与黄沟，同注川泽。黄沟承聊城郭水，水泛则津注，水耗则辍流。自城东北出，迳清河城南，又东北，迳摄城北，《春秋》所谓聊摄以东也。俗称郭城，非也。城东西三里，南北二里，东西隅有金城，城卑下，墟郭尚存，左右多坟垅，京相璠曰：聊城县东北三十里有故摄城。今此城西去聊城二十五六里许，即摄城者也。又东迳文乡城南，又东南迳王城北。魏泰常七年，安平王镇平原所筑，世谓之王城。太和二十三年，罢镇，立平原郡，治此城也。黄沟又东北流，左与漯水隐覆，势镇河陆，东出于高唐县。大河右迤，东注漯水矣。《地理志》：桑钦曰：漯水出高唐。余按《竹书·穆天子传》称：丁卯，天子自五鹿东征，钓于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东征，食马于漯水之上。寻其沿历迳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桑氏所言，盖津流所出，次于是闲也。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谓之源河矣。漯水又东北，迳援县故城西，王莽之东顺亭也。杜预《释地》曰：济南祝阿县，西北有援城。漯水又东北，迳高唐县故城东。昔齐威王使肸子守高唐，赵人不敢渔于河。即鲁仲连子谓田巴曰：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者也。

《春秋左传·哀公十年》：赵鞅帅师伐齐，取黎及辕，毁高唐之郭。杜预曰：辕即援也。祝阿县西北有高唐城。漯水又东北，迳漯阴县故城北，县故黎邑也。汉武帝元狩三年封匈奴降王昆邪为侯国，王莽更名翼城。历北漯阴城南，伏琛谓之漯阳城。南有汉沇州刺史刘岱碑。《地理风俗记》曰：平原漯阴县，今巨漯亭是也。

漯水又东北，迳著县故城南，又东北，迳崔氏城北。《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崔成请老于崔者也。杜预《释地》曰：济南东朝阳县西北，有崔氏城。漯水又东北，迳东朝阳县故城南。汉高帝七年封都尉华寄为侯国。《地理风俗记》曰：南阳有朝阳县，故加东。《地理志》曰：王莽之修治也。漯水又东，迳汉徵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以明经为秦博士，秦坑儒士，伏生隐焉。汉兴，教于齐、鲁之间，撰五经《尚书大传》。文帝安车徵之，年老不行，乃使掌故朝错受《尚书》于徵君，号曰伏生者也。漯水又东，迳邹平县故城北，古邹侯国，舜后，姚姓也。又东北，迳东邹城北。《地理志》千乘郡有东邹县。漯水又东北，迳建信县故城北。汉高帝七年，封娄敬为侯国。应劭曰：临济县西北五十里，有建信侯城，都尉治故城者也。漯水又东北，迳千乘县二城间，汉帝高六年以为千乘郡，王莽之建信也。章帝建初四年为王国。和帝永元七年改为乐安郡，故齐也。伏琛曰：千乘城在齐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会水，即漯水之别名也。又东北为马常坈，坈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乱河枝流而入于海。河海之饶，兹焉为最。《地理风俗记》曰：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则通津委海，水耗则微涓绝流。《书》：浮于济、漯。亦是水者也。

　　△又东北，过杨虚县东，商河出焉。

　　《地理志》杨虚，平原之隶县也。汉帝文四年，以封齐悼惠王子将庐为侯国也。城在高唐城之西南，《经》次于此，是不比也。商河首受河水，亦漯水及泽水所潭也。渊而不流，世谓之清水。自此虽沙涨填塞，厥迹尚存。历泽而北，俗谓之落里坈，迳张公城西，又北，重源潜发，亦曰小漳河，商、漳声相近，故字与读移耳。商河又北，迳平原县东，又迳安德县故城南，又东北，迳平昌县故城南，又东，迳般县故城南，又东，迳乐陵县故城南。汉宣帝地节四年，封侍中史子长为侯国。商河又东，迳朸乡县故城南。文帝四年，封齐悼惠王子刘辟光为侯国。王莽更之曰张乡也。应劭曰：般县东南六十里，有朸乡城，故县也。

　　沙沟水注之。水南出大河之阳，泉源之不合河者二百步，其水北流，注商河。商河又东北流，迳马岭城西北，屈而东注，南转，迳城东。城在河曲之中。东海王越斩汲桑于是城。商河又东北，迳富平县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国也。王莽曰安乐亭。应劭曰：明帝更名厌次。阚骃曰：厌次县本富平侯车骑将军张安世之封邑。非也。案《汉书》昭帝元凤六年，封右将军张安世为富平侯，薨，子延寿嗣。国在陈留，别邑在魏郡。《陈留风俗传》曰：陈留尉氏县安陵乡，故富平县也。是乃安世所食矣，岁入租千馀万，延寿自以身无功德，何堪久居先人大国，上书请减户。天子以为有让，徙封平原，并食一邑，户口如故，而税减半。《十三州志》曰：明帝永平五年，改曰厌次矣。案《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帝六年，封元顷为侯国。徐广《音义》曰：《汉书》作爰类。是知厌次旧名，非始明帝，盖复故耳。县西有东方朔冢，冢侧有祠，祠有神验。水侧有云城。汉武帝元朔四年，封齐孝王子刘信为侯国也。商河又分为二水，南水谓之长丛沟，东流倾注于海。沟南海侧有蒲台，台高八丈，方二百步。《三齐略记》曰：富城东南有蒲台。秦始皇东游海上，于台下繙蒲系马，至今每岁蒲生，萦委若有系状，似水杨，可以为箭。今东去海三十里。北水，世又谓之百薄渎，东北流，注于海水矣。大河又东北，迳高唐县故城西。《春秋左传·襄公十九年》：齐灵公废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以夙沙卫为少傅。齐侯卒，崔杼逆光。光立，杀公子牙于句渎之丘。卫奔高唐以叛，京相璠曰：本平原县，齐之西鄙也。大河迳其西而不出其东，《经》言出东，误耳。大河又北，迳张公城，临侧河湄，魏青州刺史张治此，故世谓之张公城。水有津焉，名之曰张公渡。河水又北，迳平原县故城东。《地理风俗记》曰：原，博平也，故曰平原矣。县故平原郡治矣，汉高帝六年置，王莽改曰河平也。晋灼曰：齐西有平原，河水东北过高唐，高唐即平原也。故《经》言河水迳高唐县东，非也。按《地理志》曰：高唐，漯水所出，平原则笃马河导焉，明平原非高唐，大河不得出其东，审矣。大河右溢，世谓之甘枣沟，水侧多枣，故俗取名焉，河盛则委泛，水耗则辍流。故渎又东北，历长堤，迳漯阴县北。东迳著城北，东为陂淀，渊潭相接，世谓之秽野薄。河水又东北，迳阿阳县故城西。汉高帝七年。封郎中万䜣为侯国。应劭曰：漯阴县西南五十里有阿阳乡，故县也。

　　△又东北过漯阴县北。

　　河水自平原，左迳安德城东，而北为鹿角津。东北迳般县、乐陵、朸乡，至厌次县故城南，为厌次河。汉安帝永初二年，剧贼毕毫等数百，乘船寇平原。县令刘雄门下小史所辅，浮舟追至厌次津，与贼合战，并为贼擒。辅求代雄，毫纵雄于此津，辅可谓孝尽爱敬，义极君臣矣。河水右迳漯阴县故城北，王莽之巨武县也。河水又东北，为漯沃津，在漯沃县故城南，王莽之延亭者也。《地理风俗记》曰：千乘县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故县也。魏改为后部亭，今俗遂名之曰右辅城。河水又东，迳千乘城北，伏琛之所谓千乘北城者也。

　　△又东北过蓼城县北，又东北过甲下邑，济水从西来注之，又东北，入于海。

　　河水又东，分为二水，枝津东迳甲下城南，东南历马常坈，注济。《经》言济水注河，非也。河水自枝津东北流，迳甲下邑北，世谓之仓子城，又东北流，入于海。《淮南子》曰：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尚书·禹贡》曰：夹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经》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东流注入于河。河之入海，旧在碣石，今川流所导，非禹渎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又以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又徙东郡，更注渤海。是以汉司空掾王璜言曰：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侵数百里。故张君云：碣石在海中，盖沦于海水也。昔燕、齐辽旷，分置营州，今城届海滨，海水北侵，城垂沦者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无证矣。

“晋侯合诸侯于扈”的出处是哪里

2024-02-01 22:15:58

“晋侯合诸侯于扈”出自先秦左丘明的《郑子家告赵宣子》。

“晋侯合诸侯于扈”全诗

《郑子家告赵宣子》

先秦 左丘明

晋侯合诸侯于扈，平宋也。

于是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于楚也。

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

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

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

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

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

八月，寡君又往朝。

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

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

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

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

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

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

将悉敝赋以待于鯈，唯执事命之。

文公二年，朝于齐；四年，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

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有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 晋巩朔行成于郑，赵穿、公婿池为质焉。

作者简介(左丘明)

丘明(姓姜，氏丘，名明)，华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岁。丘穆公吕印的后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称“左丘明”，后为鲁国太史。左丘明籍贯，一说为鲁国中都人，一说为春秋末年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按新见《左传精舍志》，当以后说近是。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他品行高洁，为孔子推崇，称“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即与其同好恶；汉司马迁亦称其为“鲁君子”，且以“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为己著述《史记》的先型典范。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传》与《国语》二书。左氏家族世为太史，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2。《左传》、《国语》对中国传统史学影响深远，对司马迁的《史记》创作尤其具有重要启发。从这个意义讲，左丘明堪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鼻祖之一。后世或称其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或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历代帝王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改封中都伯；明封先儒，改封先贤。今山东泰安肥城市建有丘明中学以纪念其乡先贤左丘明。

郑子家告赵宣子翻译及注释

翻译

晋灵公在黄父举行大型军事训练，于是借机又召集各国诸侯在郑国的扈地会合，目的是要与宋国谈和。鲁文公没有来参加，因为有齐国侵伐鲁国的患难。《春秋》写道“诸侯会于扈”，意思是说这次会合没有效果。

当时晋灵公拒绝与郑穆公见面，认为郑国既服从晋国又投靠楚国。郑国大夫子家就派一位送信的官员到晋国送了一封信，信写给赵盾，信中说：“我们君主即位的第三年，就邀请蔡庄公一起服从你们君主。这年九月，蔡庄公来到我国准备同我们国君一起去晋国，但因为我国发生了侯宣多恃宠专权的患难，我们君主因此而不能与蔡庄公一起去。这年十一月，战胜灭绝了侯宣多，我们君主就与蔡庄公相随朝见服事于你这位执政。我们君主即位后第十二年六月，归生辅佐我们君主的太子夷，为了向楚国请求他们与陈灵公讲和，特地去朝见了你们君主。十四年七月，我们君主又以完成了陈国的事情朝见你们。十五年五月，陈灵公从我国去朝见你们君主。去年正月，烛之武去，陪同太子夷去朝见你们。八月，我们君主又去。作为陈、蔡，与楚国如此亲密相近，却不敢投靠楚国，那是有我们的缘故。虽然我们如此对待贵国君主，却为何不免得到你们的责罚呢？你们在位的君主当中，我们朝见过晋襄公一次，而朝见过在位君主两次。太子夷与我们国君的一些臣僚一个接一个地去到绛都。虽则我们是小国，这样做也没有哪个国家能超过了吧。现在你作为大国说：‘你们还做得不快我们的心意’。我国要像这么被要求就只有灭亡，再不能增加什么了。古人有言说：‘头也害怕尾也害怕，留下身子还能剩余多少不害怕呢？’又说：‘鹿要死也就不管自己的声音了’。小国服侍大国，大国以仁德对待它，它就是人；不用仁德对待它，它就是一只鹿，着急了就会疾速走入险境，着急了还能选择吗？大国无准则地下命令，我们也知道要灭亡了，只能把我国的全部军资集中起来在鯈地等待了，任凭你执政命令我们吧。我们文公即位的第二年六月壬申，到齐国朝见。四年二月壬戌，因为齐国侵伐蔡国，我们也只得与楚国谈和。处在大国之间，都要求我们服从强者的命令，难道成了我们的罪过？你们大国如果不考虑这些，那我们就无处逃避性命了”。

赵盾看到信后派巩朔到郑国和谈，赵穿、公婿池也到郑国作了人质。

注释

晋侯：指晋国国君晋灵公。扈：郑国城邑，故地在今河南原阳县。郑伯：指郑国国君郑穆公。子家：郑国公子，大夫。执讯：掌管通讯联络的官。赵宣子：晋国卿大夫赵盾。蔡侯：指蔡庄公。侯宣多：郑国大夫，因立郑穆公有功，所以侍宠专权作乱。归生：即子家，归生是其名子是字。夷：郑国太子。陈侯：陈国君主共公，名朔。蒇：完成。陈侯：陈灵公，名平公，即陈共公之位。孤：指郑国国君。绛：晋国都城，在今山西新绛县。蔑：无音：同“荫”。赋：指兵，古代按田赋出兵，所以称赋。鯈：晋，郑交界的地方。成：讲和修好。巩朔：晋大夫。赵穿：晋国执政大夫。池：晋灵公的女婿。

郑子家告赵宣子解读

这是郑晋外交斗争的一个回合。郑国处于晋楚两强之间，对于近邻的晋国要侍奉，可对于远一些的楚国也要朝拜，这还未计尚须在齐秦的周旋，察言观色仰人鼻息，夹缝中的苟活苦不堪言。但是晋国对此还很不满意。于是，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给晋国的执政大臣赵宣子写了这封信。这是一份照会，也可以说相当于一份最后通牒。在信中子家历数了郑君对晋的朝见，暗示其所表现出的恭顺已无以复加，如果晋再如此逼迫，不对现行政策改弦更张，那郑国只能是铤而走险，彻底投靠楚国，和晋国决一死战。文中只有三位人物：晋侯、晋国大臣赵宣子和郑国的执政子家。

郑国子家的照会，不是致意晋侯，而是“告赵宣子”，这因为赵宣子才实权在握，而他与晋侯，也有着十几年的、非同寻常的生死渊缘。

这个晋侯，是晋襄公的儿子夷皋，即晋灵公。晋文公流亡在外十九年，秦穆公送其渡河回晋已经有六十二岁了，他在位只有九年，就病死传位给太子姬欢，也即晋襄公。姬欢是晋文公逃亡前在蒲城的儿子，晋献公进攻蒲城时，文公逃亡，夷皋幸免于难，躲入民间。晋文公即位后他被文赢认为己子，估计其继位时候已经有四十多岁。有些学者认为，姬欢系文赢所生，很有些牵强，因为重耳从楚到秦才娶得文赢，且是当年就渡河复国，如姬欢为文赢之子，则继位时节不足十岁，哪里像秦晋崤之战时刚刚继位的晋襄公！何况晋襄公在位仅仅七年，却做成了不少大事，这绝非十三四岁的少年所能为。但是，也正是因为他避难民间，直至文公复国才来投奔，所以娶妻生子较晚，他死的时候太子夷皋还在襁褓。为了他继位的人选，晋国的大臣们很是争论了一番，他们觉得立夷皋为君，政局是不容易安定的，还不如立一位年长的公子。当时晋文公的从亡臣子，如赵衰、咎犯俱已亡故，执政的大臣是赵盾，就是本文所说的赵宣子，他是赵衰和叔隗之子，准备到秦国迎接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而贾季主张到陈国迎接公子乐。赵盾为此罢免了贾季官职，贾季逃亡翟国，赵盾派大将先蔑、重臣随会去秦国。

此时秦穆公亦故，秦康公继位。他认为必须以重兵送公子雍为妥。因为上次秦穆公送晋文公复国，还没有安定晋国国内的局势，就匆匆退兵了，结果吕甥、郤芮随即阴谋叛乱，若非勃鞮告密，还不知鹿死谁手。所以这次大军准备得很充分，随先蔑、随会缓缓而行。可是在晋国，此时却出现了变故：夷皋的母亲听说后，抱着太子上朝，把夷皋放在赵盾怀中：“先君在病重时，就把他的儿子交给你了，当时他嘱咐说，如果你能教诲他成才，那是对晋国的恩赐，如他不能成才，则就只能怨你失职。你为什么弃之另立？”

诸位大臣哑口无言，只能是拥立夷皋继位，这就是晋灵公。赵盾自统大军，在令狐迎击秦军。秦康公是好心好意，帮人落得个冤家，先蔑随会也只好流亡秦国。赵盾扶保着一个孩子，晋国的内政外交是一手操持，所幸还有昆弟赵穿鼎力相助，十几年总算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但是赵盾未得周公精神的精髓，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是时刻不忘对侄子的教育；赵盾是位臣子，就不能太放肆，以避免流言蜚语，日久天长就培养出一位奢侈荒淫的君王，《史记》载：“十四年(新君继位时为元年)灵公壮，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何等的残暴！用弓弩发弹子伤人，观看无辜者逃跑躲避为乐；至于杀人更是家常便饭，一次杀了厨工，还让他的老婆背尸体去丢弃。赵盾多次劝谏，惹得晋灵公烦躁，曾几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不得已逃亡，还没有出境，赵穿就带兵袭杀了晋灵公迎赵盾回朝，晋国的民众对此都很拥戴。但是史官董狐仍然记录在案：“赵盾弑其君”，赵盾认为自己无罪，董狐指出赵为执政，逃亡还没有出境，返回后又不惩办赵穿，就应该负全责。后人评论认为，董狐记录实事求是，不为尊者隐匿过失；赵盾也是为了国家，确实是一位忠臣，背着黑锅有些可惜。事件后赵盾迎接公子黑臀(晋文公之子)立为晋成公。

郑国当时的国君是郑穆公，即郑文公之子子兰也。郑文公有三位夫人，但是她们所生的儿子都因罪死，文公一怒之下，将姬妾庶出的公子一律驱逐。公子兰逃奔晋国，侍奉晋文公谨慎，所以很得喜爱。晋文公出兵围郑时(见第一卷《烛之武退秦师》)，秦穆公自行退兵，晋文公也只能和郑文公盟约，条件即是立子兰为太子。郑国的群臣认为，子兰在诸公子中最贤，立之对国家有利，于是子兰成了太子。两年后晋文公和郑文公相继而卒，子兰继位为郑穆公。子家是当时郑国的执政大臣，也是姬姓的公子，名归生。

本文涉及的史实发生在鲁文公十七年，即晋灵公继位的第十年，应该说那时他还是个青少年，国家事务的决断，仍须赵盾为之。子家致函赵盾，是相当适宜的，但是作为正式的外交照会，书面上仍然对着晋灵公。

晋灵公在詹会合诸侯，商议平定宋国内乱的事务，此间（于：在，是：这次）他没有会见郑文公，认为郑投靠楚国，对晋国已有贰心。

应该说明的是，詹就在郑国的地域，晋灵公在近边大会诸侯，却不召见郑文公，已经明显地表露出极大的不满。按照周朝在立国初对功臣、王室重要成员和前代君王后人的封爵，晋为侯爵而郑为伯爵，所以分别称其为晋侯郑伯。文中尚有蔡侯、陈侯亦然。

郑国的执政大臣子家派执讯，即负责联络的官员给晋国送来书信(与之：给晋君送来)，以向赵宣子申述。

子家的书信是给晋国的外交文书，本来其接受者是晋侯，但主持政务的是赵盾，子家也就不再绕弯子，总统还是个小孩子，我也不过是个代言人，那就直接和你这位总理交涉吧，但文书陈述的主要对象仍是晋侯。

信中说：“我们国君继位才三年，就曾招蔡庄公(他也封爵为侯，故称蔡侯)来一同去侍奉贵国(当时是晋襄公)，九月蔡侯到达以后(蔽邑：对自己地域的谦称)准备出发，但我国因为侯宣多事件，公子子兰逃亡晋国，在晋文公伐郑时，作为盟约条件被立为太子，当时一些郑国的大夫力促此事，其中包括侯宣多；两年后郑文公卒，侯又力保子兰继位为郑穆公，为此侯宣多居功专权，故子家称之‘侯宣多之难’。因此国君不能和蔡侯同往。十一月大体平定了侯宣多的作乱后，(在仅过了两个月之后)就紧随蔡侯去朝见襄公。十二年六月，我姬归生陪伴着太子夷，为陈国(陈侯：陈共公)要朝见晋须请命于楚国的事宜，专意来朝见君王禀告，这时候已经是晋灵公在位。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来朝见，从而促成(蒇：读chan，完成)了陈国的事情(作为楚国附属的陈来和晋和好)，十五年五月，陈侯从我国出发前往贵国去朝见君王。去年正月，烛之武陪伴着太子夷又往朝见(往年：去年；往朝夷：应是‘夷往朝’，这是个倒装句，是因为在烛之武后面省略了‘佐’字)。八月我国君又亲去朝见。按说(以：释为按照)陈、蔡这样和楚亲近的国家(迩：读er，近，如遐迩闻名)，却对晋不敢怀有贰心，是(则：这里作判断词)我国的作用啊！虽然我们这样尽心地侍奉君王，为什么(何以)仍然不免获罪？我们国君继位以后，一次朝见襄公，两次朝见君王(这里‘一’、‘再’指的是一次和两次，而非‘首先’和 ‘然后’)，太子夷和我国的几位大臣，相继到你们绛都朝拜。

文中的这个‘孤’应该是郑穆公的自称，外交文书的言者其实就应该是国君，但本文是以子家的口气申述，例如自称‘归生’，称郑穆公为‘寡君’，称太子‘寡君之嫡夷’。可是这里却用‘夷和孤的二三臣’这种口气来称呼太子，直呼其名——和大臣们，只有郑穆公才有此资格。这可能是左丘明写书时有所失误。

虽然我们是个小国，但尽心尽意地所做是没有(蔑：无)再能超越的了，现在大国(指晋)还说：‘你们没有满足(逞：使得逞)我的愿望’。那我们只有灭亡，因为确实已经再也无以复加了。古人说过：‘畏首畏尾，去了两头，身子还能剩下多少？’还说过：‘鹿在生死的关头，就顾不得选择庇荫的地方了(音：古通荫，即庇荫之处。这言外之意是，如果晋国逼迫得太紧，郑国也只能不得不投靠楚国了)’。小国侍奉大国，如能遇恩德相待，他们就是人；如不能被尊重，他们就是危机中的鹿，铤而走险。铤：快跑的样子，在险路上飞奔，急迫之中还有什么选择！你们的命令，已经超越了极限(罔极)，我们知道就要亡国了，只能准备(将)悉数动员我军(赋：军队，因为那时是按照田赋出兵员的)，开赴鯈地(鯈：读chou，在郑晋边界)迎候你们，现在只有听候您的决定了。文公二年我国也曾朝见齐国，四年，为齐国去攻击蔡国，结果是和楚国讲和(蔡国是楚的盟国)。居于大国之间而服从其强制性的命令，难道也是罪过吗？作为大国您要连这也不体谅，我们就已经不在乎违抗了”。

晋国于是派巩朔来郑国讲和、盟约，并把赵穿和晋君的女婿池(此人或许是晋襄公的女婿，因为晋灵公当时只十几岁)留在郑国作为人质。

这一篇照会，终使晋国赵盾审时度势，改变了对郑的外交策略。郑国在楚晋二强的夹缝中苟活，可以说对双方都毕恭毕敬，就如子家所说是无以复加了。而此时晋国仍不满意，也即要求专一敬我，这其实就断绝了郑国的生路。晋人不讲信义，曲沃翼都争锋，同族手足相残，借道伐虢而灭虞，对秦以怨报德，晋灵公的继位也是赵盾等出尔反尔的例证。如果郑国彻底和楚断绝来往，今日让赵盾心满意足，就必须面对楚国的讨伐。等到楚军压境，再向晋国求援是来不及的，只能死路一条。而晋又从不枉费钱粮，不像烛之武说秦退兵，穆公还留逢孙等驻守，反正屈从晋国是死，不从也就再无可加之刑了，郑虽军力绵薄，但也能拼死一搏，或楚国尚有体谅，倾力前来救援，绝路逢生也未可知，这才有了子家的呐喊。所谓哀兵必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子家的说辞，和展喜不同。虽然齐鲁和晋郑相互地位、关系有相似之处，但展喜是胸有成竹：当时的齐孝公内忧不断，伐鲁不过是炫耀武功，鲁国虽有灾荒，但人心同仇敌忾。齐军并不愿在疆场和鲁国对决，更不能粘着对恃。所以很顺利地说退齐兵。子家文书倒类似烛之武的方式，都是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都是在逻辑上引出第三方的砝码，让对方来权衡利弊，重新斟酌和我方的关系。所不同的是，子家的陈述面对的晋国，是威胁的主要发起方，而烛之武说秦穆公，面对是进攻联军的次要部分；因为当时晋文公是决心灭郑，没有改变的可能性——叔詹自杀都无济于事！但秦穆公的军事实力最强，具有左右局势的能量，而第三方砝码就是晋的图霸！所以谈判水到渠成。子家面对的晋灵公(也即赵盾)，只有彻底折服郑国的愿望，却没有灭郑的力量——如果能够，他不必装模作样；郑国尚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是陈蔡小国所能比，又地处中原战略要冲，是晋楚在争霸中最具价值的帮手。可以说，他们谁争取到郑国，就为称霸奠定了最有力的基础。子家的说辞，最让赵盾担忧的，不是“鹿死不择荫”，而是铤而走险——彻底地投靠楚国，甚至请楚派军驻守。这个砝码的重量，赵盾不可能不掂量。子家专门说到陈国，那么详尽地讲他先和陈侯去楚国请示，再和陈侯来晋国朝见。言外之意是：你看看楚国多大气，我们是不能只依靠你的！和解是最好，开战也可以，让我彻底背离楚国不可能！利弊得失您看着办吧。

《水经注》里的晋水

◎晋水

△晋水出晋阳县西悬瓮山。

县，故唐国也。《春秋左传》称，唐叔未生，其母邑姜梦帝谓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及生，名之曰虞。《吕氏春秋》曰：叔虞与成王居，王援桐叶为理，以授之，曰：吾以此封汝。虞以告周公。周公请曰：天子封虞乎？王曰：余戏耳。公曰：天子无戏言。时唐灭，乃封之于唐。县有晋水，后改名为晋。故子夏叙《诗》称此晋也，而谓之唐，俭而用礼，有尧之遗风也。

晋水，即晋祠泉水及南北二渠。今泉名难老泉，东流汇为湖，分南北二渠，北渠即智伯渠，今为晋源镇一带稻田荷塘所赖。有三晋名泉之誉。

悬瓮山，太原市晋祠西，《元和郡县志》晋阳县条：“悬瓮山，一名龙山”《嘉庆重修一统志》太原府条：“悬瓮山，……山腹有巨石如瓮，水出其中，亦曰汲瓮山，又名结绌山”。嘉靖《太原县志》称：“山腹有巨石如瓮形，因以为名。宋仁宗时地震山坼，巨石摧毁，今无复瓮形矣。

《晋书地道记》及《十三州志》并言，晋水出龙山，一名结绌山，在县西北，非也。《山海经》曰：县瓮之山，晋水出焉。今在县之西南。昔智伯遏晋水以灌晋阳，其川上溯，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於水上。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羁游宦子，莫不寻梁契集，用相娱慰，于晋川之中，最为胜处。

唐叔虞祠，即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原名为晋王祠，初名唐叔虞祠，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后被追封为晋王)及母后邑姜后而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园林，为晋国宗祠。

飞梁，即晋祠鱼沼飞梁。不过注文“枕山际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飞梁记载，但可惜的是郦道元所描述的北魏飞梁今已不存。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晋祠鱼沼飞梁系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所重建。古人以圆形为池，方形为沼，此方形池中多鱼，所以取名鱼沼。沼上架十字形板，桥沼内立34根约30厘米见方的小八角形石柱(系北朝遗物)，柱头卷杀，柱顶架斗拱与横梁，承托的十字形桥面，就是飞梁(宋代遗构)。飞梁形制与构造之殊，偶见于古画中，国内现存实物仅此一例。梁思成先生称：“此式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孤例，洵属可贵”。

东过其县南，东入于水。

沼水分为二派，北渎，即智氏故渠也。昔在战国，襄子保晋阳，智氏防山以水之，城不没者三版，与韩魏望叹於此，故智氏用亡。其渎乘高，东北注入晋阳城，以周园溉。汉末，赤眉之难，太原郡缘刘茂，负太守孙福，匿于城门西下空穴中。其夜奔盂，即是处也。东南出城流，注于汾水也。其南渎，于石塘之下伏流，迳旧溪东南出，迳晋阳城南。城在晋水之阳，故曰晋阳矣。《经》书：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杜预曰：大卤，晋阳县也。为晋之旧都。《春秋．定公十三年》，赵鞅以晋阳叛，后乃为赵矣。其水又东南流，入于汾。

智氏故渠，今称智伯渠，系战国公元前458年，智伯攻赵引晋水灌晋阳城始筑，距今已2400余年。郑连第《古代山西水利漫议》认为是见诸文献记载的我国第一座有坝取水工程。

往事成千古 地灵论唐晋

——唐叔虞封地晋阳的考证(一)

杨柳春风天

往事成千古 地灵论唐晋

——关于唐叔虞封地晋阳的考证（一）

周初唐叔虞所封唐国究在何处，已成为史学界一个引致多年争议的议题。因此，不同文献对于这一问题的阐述，矛盾抵触之处，层见叠出。这一点同样表现于现版《辞源》与《辞海》中。如现版《辞源》缩印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773页“晋祠”条曰：“在山西太原市西南悬瓮山麓，为周初唐叔虞始封地。原有祠，祀叔虞，正殿之右有泉，为晋水发源地……”。同页“晋阳”条曰：“古唐国地，春秋晋邑。晋赵鞅入晋阳以叛，知伯遏晋水以灌晋阳，即此……”。

而《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1829页“晋”字条则云：“古国名。公元前十一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姬姓。开国君主是周成王弟叔虞，在今山西西南部，建都于唐(在今山西翼城西)”。该条下之“晋祠”，则避开了“唐叔虞始封地”这一说法，改用一种笼统的说法：“在山西省太原市西南五十公里悬瓮山下。原为纪念晋国开国君主唐叔虞而建的祠”。

这种矛盾陈述，甚至在同一书中也屡屡出现，如《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晋阳县”条：“古唐国。相传帝尧始都此。周初灭唐，成王封其弟于此。后改国号曰晋……故城即今山西太原县治……”。其“晋祠”条也说：“在山西太原县西南十里悬瓮山麓，晋水发源处。祠唐叔虞。叔虞封唐，子燮因晋水更国号，因以名祠……”。但同书的“唐”字条“国名”类又云：“（甲）在今山西翼城县南”，并基本全文引《清一统志》中原引顾炎武《日知录》否定郑玄、杜预唐叔虞封地晋阳说之观点，仅在“地名”类“丁”点提到：“在山西太原县北。《都城记》尧所筑，叔虞封于此。子燮父徙居晋水旁，并理故唐城。书中另加引号：“叔虞封处，一谓在翼城县南”。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初封地究竟在何处？以上说法的来龙去脉究竟如何？何以形成如此矛盾的看法？争议因何而起？这些问题我认为很有探讨的必要。

一、对这一问题较原始的基本观点的追溯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追溯一下对这一问题最原始的看法。依笔者之考察，现今所存文献中最早谈到“唐”所在方域范围的是写作《史记》的司马迁(约前145年生，卒年不详)，但遗憾的是，司马迁的说法颇为笼统，不但使后人难以得到一个确切的“唐”的地理概念，而且也给后世许多人留下了诸多可供“想象”的途径。司马迁在其《史记·晋世家》谈到周成王封“唐叔虞于唐”时仅说了简单的十四个字：“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后于司马迁的是《汉书》的作者班固(生当公元32~92年)。班固对“唐”地论述的特点是进一步把司马迁的说法具体化。他在《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所属二十一县中，首列“晋阳县”，并自注曰：“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地叔虞，龙山在西北，有盐官，晋水所出，东入汾”。班固说晋阳是“故《诗》唐国”，是因为《诗经》有《唐风》，班固认为，《诗经》中的《唐风》诗就其来源来讲就是来自班固时代叫晋阳县的民间乐曲或歌谣。

班固之后谈到晋阳地域范围的学者应该排到郑玄(生当公元127~200年)。郑玄《毛诗谱·唐谱》说：“ 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毛诗正义》据此评《诗经》中之《唐风》“有尧之遗风”曰：则尧都之也。《汉书·地理志》云：太原晋阳县，故《诗》唐国，晋水所出，东入汾，是汉时为太原晋阳也。《史记·晋世家》云：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言百里则尧为诸侯所居，故云“尧始居此”。《地理志·河东郡平阳县》应劭云“尧都也”，则是尧为天子，乃都平阳，故云后迁河东平阳也。……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

后于班固的应该提到的是西晋皇甫谧(皇甫谧生当公元214~282年)和杜预(杜预生当公元222~284年)。皇甫谧在其《帝王世纪》中说：“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尧山是也……尧之都后徙晋阳，今太原县是也，于《周礼》在并州之城；及为天子，都平阳”。杜预《春秋释例》明确地指出：“唐，太原晋阳县”。又在《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一“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鹵”加注云：“大鹵，太原晋阳县”。又在“迁实沈于大夏”句下加注说：“大夏，今晋阳县”。

后于皇甫谧和杜预的学者，应该提到的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范晔(范生当公元398~445年)，他在《后汉书·郡国志·太原郡》提到太原郡所属“十六城户三万九百二，口二十万一百二十四”后云：“晋阳本唐国，有龙山，晋水所出”。

后于范晔的学者，有资料文献可查的应该就是南北朝时北朝的郦道元(郦生当公元466或472~527年)。郦在其《水经注》卷六“晋水”条中对“唐”之地名及“晋水”辨之甚详，他说：晋水出晋阳县西悬瓮山。县故唐国也。《春秋左传》称，唐叔未生，其母邑姜梦帝谓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及生，名之曰虞”。《吕氏春秋》曰：“叔虞与成王居，王援桐叶为珪，以授之曰：‘吾以此封汝’。虞以告周公。周公请曰：‘天子封虞乎？’王曰：‘吾戏耳’。公曰：‘天子无戏言’。时唐灭，乃封之于唐”。县有晋水，后改名为晋，故子夏叙《诗》称此晋也，而谓之唐，俭而有礼，有尧之遗风也。《晋书·地道记》及《十三州志》并言晋水出龙山，一名结绌山，在县西北非也。《山海经》曰：“悬瓮之山，晋水出焉”。今在县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晋水以灌晋阳……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于晋川中最为胜处……城在晋水之阳，故曰晋阳矣。经书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杜预曰：‘大卤，晋阳县也。’为晋之旧都。《春秋·定公十三年》赵鞅以晋阳叛，后乃为赵矣。其水又东南入于汾。

二、唐代李泰在唐与晋阳问题上的矛盾记述

按在唐叔虞封地问题上由很明确的“晋阳说”到引致后人争议，追根溯源来自唐代的李泰。李泰，唐太宗第四子，官封魏王，贞观十二年，他引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担任编撰，开始编写《括地志》一书，贞观十六年其书完成。可能由于出于众人之手，书中记录难免有互相不一致之处。这一现象，似乎在晋阳问题上就是一个显例。如其书在“并州”条所属的太原县与晋阳县曾作如下的论述：

太原县：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晋阳城。智伯与韩、魏攻赵襄子于晋阳，即此城也。

晋阳县：大夏，今并州晋阳及汾绛等州是。昔高辛氏实沈居之，西近河(《史记·秦始皇本纪》“禹凿龙门通大夏”引)。

晋水源出并州晋阳县西悬瓮山，《山海经》云：“悬瓮之山，晋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汾水”。晋赵襄子保晋阳，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没者三版……东南出城，注于汾也(《史记·魏世家》“决晋水以灌晋阳城”正义引)。

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徐才常《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旁，今并(理)[州]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处。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毛诗谱》云：叔虞子燮父以尧虚南有晋水，故曰晋侯。(《史记·晋世家》“子燮是为晋侯”引)。

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李泰对故唐城、晋阳及唐叔虞的封地的表述是肯定而清楚明白的。然其书在“绛州”之翼城县条又这样写道：

翼城县：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春秋[传]云夏孔甲时有尧苗裔刘累者，以豢龙事孔甲，夏后嘉之，赐氏御龙，以更彖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阳(县)。夏后盖别封刘累之孙于大夏之墟，为唐侯。至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大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谓之杜伯，即范匄所云“在周为唐杜氏”。

以上《括地志》文字引自（《史记·晋世家》“成王立唐有乱”句后。另《史记·郑世家》“唐人是因”正义引了一段与之几乎全同的文字，不同的是在最后引了一段《地记》中的一段文字：“《地记》云：唐在大夏之墟，属河东安[邑]县，今在绛城西北一百里有唐城者，以为唐旧国”。(以上所引《括地志》均据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1980年2月贺知君辑校本)。

按以上李泰《括地志》中的两段记载，出现了两个“故唐城”一个是尧所筑之故唐城，在晋阳，是唐叔虞之子燮父“所徙之处”，他振振有词地举出例证说：这个故唐城，在唐代遗迹尚存：“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并说：叔虞子燮父因晋阳城尧墟南有晋水，故曰晋侯。另一个是绛州翼城县之故唐城。这个故唐城，是夏朝时尧的后代刘累之孙所封之地(刘累初因豢龙有功得夏孔甲信任，后畏祸潜逃，也许夏孔甲感念刘累的好处，又复封其孙吧)。到周成王时，唐人作乱，成王灭之而封太叔，更迁唐人子孙于杜。这个太叔，与唐叔虞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太叔者，肯定是周成王、唐叔虞的同辈，如太叔与唐叔虞是同一人，则两处记载，当如何解释？是唐叔虞之子燮父由翼地唐城迁往晋阳吗？即所谓“唐者即燮父所徙之处”。但这似乎又难以解通并州“尧所筑”的故唐城。或者说燮父是由翼城之故唐城北迁到晋阳尧所筑之故唐城？如太叔和叔虞不是一个人，那么，按《括地志》的说法，建立后来晋国的就不是在翼的那个太叔，而是在晋阳的那个唐叔虞！

晋水·绵山历史渊源考辨

段士朴

(一)晋水发自何山，绵山位于何处，历代对这两大问题，争论不休，说法各异。

《水经注》:“晋水出晋阳县西悬壅山”。这一提法早已在群众中造成了深远影响，主此说者颇多。由于晋水直接牵连到唐叔虞的封地问题，故争论的焦点，也大都集中于此。而主晋阳说最早的根据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下:“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

……晋水所出，东入汾”。此说一出，历代相沿，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很大错觉。虽然《山海经》也有“悬壅之山，晋水出焉”的提法，但《山海经》只是提到了晋水，并未有发自晋阳的晋水就是晋国都城(指唐)附近的晋水之说。把叔虞封唐和晋阳的晋水强行结合起来，只能说成是当时一一些具有地方主义色彩的学者，不顾客观存在，不切实际的牵强附会的提法而已。

《水经注》:“汾水又南与石桐水合，即绵水也。水出介休县之绵山，北流迳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祀(祠)也。昔子推逃晋文公之赏，而隐于绵上之山也，晋文公求之不得，乃封绵为介子推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因名斯山为介山”。这种说法，千百年来，已经约定俗成，老少咸知，尽管有持不同学术观点的考据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然至今主介休绵山说者仍占多数，实践告诫我们，要想把约定俗成的看法改变过来，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奏效。

(二)《曲沃县志》载：龙山(卧龙山)，别名崇山，亦名太尖山，俗名塔儿山，在县东北五十五里，即桥山东峰也。山较桥山不甚险，而高则倍之，拔地千丈，亭然独峙。岭复峦回，中抱招提，山崖寺也……。

巍巍龙山(崇山)，介于曲沃、翼城、襄汾之间。近年来，国家考古工作者在龙山(崇山)周围进行发掘,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早期大型墓中,发现的彩绘蟠龙陶盘,与夏代或夏代以前曾经有过龙的传统说法相印照。同时也说明“豢龙氏”、“御龙氏”等氏族部落世代活动在龙山(崇山)周围,与龙山(崇山)结下了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这也就是龙山(崇山)之所以为龙山(崇山)的缘由,在陶寺早期大型墓中发现的彩绘蟠龙陶盘,不仅仅是一种礼器,显然可以认定为是这一氏族部落的族徽标志。

成王之弟叔虞于西周初年(约当公元前十一世纪)受封在夏墟建立了一个诸侯国,即历史上人们所通称的“叔虞封唐”。为了使叔虞与周围的戎狄搞好和睦关系,成王再三叮嘱叔虞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以此为本,振兴国运,巩固政体。唐是晋之本,强大的晋国就是沿袭唐的政治体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而建立起来的。唐后来又是怎样改晋的,《诗谱》:“燮父作宫晋水,改国为晋。”可见晋国的建立与晋水的关系极为密切。翻阅文献,我们可以看出过去对晋水出自何处的说法颇不一致。《水经注》引《山海经》曰:悬壅之山,晋水出焉,此其一;《水经注》:(汾水)又东迳平阳城南,东入汾,俗以为晋水,此其二;《水经注》引《晋书地道记》及《十三州志》:竝(并)言晋水出龙山(崇山),此其三。

《诗谱》:“燮父作宫晋水,改国为晋。”显然是指晋水围绕在晋国的国都之旁。古者依山而棲,傍水而居,这是几千年来古人类与山水相依为命的风俗习惯。就在近现代,我们要建立一座较大的城市,水源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水对人的生活生产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想而知,晋都之所以要建立于晋水之旁,就是因其具有这方面的意义。

我国著名学者兼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奴隶社会》中提到:“今山西南部是夏人聚居的又一个重要地区,特别是汾水以东的今翼城附近,后世称为夏墟。”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说得好:叔虞始封地“在河汾之东方百里。”还有另一位汉代著名学者服虔说夏墟在“汾浍之间。”就其位置来说,龙山(崇山)周围正好与河汾以东方百里的地望相符。龙山(崇山)之北,有遗存十分丰富的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龙山(崇山)之南,同样有遗存十分丰富的曲沃方城——翼城南石遗址,与白冢、下邬、东许等龙山文化遗址。从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遗物(见文韦图)来看,多数属于夏文化,这就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探讨夏文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与实物佐证。同时在龙山(崇山)之南也还有遗存十分丰富的天马——曲村遗址,近年来出土了大批青铜器与陶器,为更深入地探索晋文化与晋都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线索和实物佐证。

在我国地名学中,从古迄今曾经出现过水源大小不同,位置不同而命名相同的数水同名现象,如曲沃有浍水,安徽也有浍水。绝不能用安徽的浍水去取代曲沃的浍水,也不能以曲沃的浍水去取代安徽的浍水。同样晋阳有晋水,曲沃有晋水,平阳也有晋水,——省之中以晋水命名的就有三条。问题在在于晋阳认为其晋水命名是由于叔虞封唐引起的,而曲沃经过考证认定,发自龙山(崇山)脚下的晋水(今名滏河),正好是燮父作宫晋水,改国为晋的晋水。我们并不排斥晋阳的晋水,也不排斥平阳的晋水,更不排斥翼城、曲沃的晋水,水名相同在这里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叔虞封唐,燮父改国为晋的晋水,到底应以那条晋水为准。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工作来谈,在晋阳的晋水之旁,并未发现有重大的夏文化遗址和晋文化遗址,而在曲沃、翼城发自龙山(崇山)脚下的晋水附近,不仅有重要的夏文化遗址,同时也有重要的晋文化遗址,此其一。曲沃、翼城境内的晋水在汾水之东,与“河汾之东”的方位相符,晋阳的晋水在汾水之西,与“河汾之东”的方位不符,此其二。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定发自曲沃、翼城境内的晋水(今名滏河),与叔虞封唐息息相关,正是燮父作宫晋水,改国为晋的晋水。“其水三泉齐发,西北流总成一川,西迳尧城(俗名尧都)南,又西南入汾。”燮父作宫晋水的方位正与此相符。近年来在山西省曲沃县曲村晋文化遗址内出土的“

孳方鼎”,象征着武王克商后,把掠到的商王康丁之姪

孳祭祀父亲的宗庙彝器,转赐给叔虞,从而为叔虞封唐这一历史事件和地望提供了佐证,初步为我们揭示出叔虞封唐的地理位置。

正是:

龙山脚下看流泉,唐叔初封始卜迁。

改国总因河浩瀚,作宫惟爱水回旋。

这次卜迁,仅仅是咫尺之间的事,在位置上变动并不太大,只不过把宫室建筑得更接近于晋水之旁而已。那叔虞初封,卜居晋水,燮父改国,爱此流泉的动人场面,至今还使人向往不已。那发自龙山(崇山)脚下的晋水(今名滏河)不正是我们所认定的晋国都城附近的晋水吗?

(三)关于介子推隐于绵山,早在汉时就有两种说法。一说介子推隐于今介休之绵山,一说介子推隐于今万荣之介山(孤山)。两说之中,以介休绵山说流传最广。袁嵩《郡国志》:“介休县有介山,有绵上聚,子推庙,今其山南跨灵石,东跨沁源,世以为子推所隐……”杜氏曰:“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绵山。”

万泉县(现在山西省万荣县)南二里,有介山。《汉书·武帝纪》诏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水经注》亦引此,谓晋《太康记》及《地道记》与《永初记》,并言子推隐于是山。《河东赋》:“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勒大禹于龙门。”

两说之中,万荣介山说早已在人民群众中失去影响,逐渐淡漠遗忘了。惟有介休绵山说,至今还为人喃喃上口,称绝不已。这种传统说法一直延续到明末,甚至今天还有不少人认定介休绵山这一传说的真实与正确。如我们乘列车路过介休,往往会听到列车广播员在广播喇叭里给大家大声地介绍介子推隐于绵山的故事,故其影响面愈来愈大。到底介子推隐于绵山的绵山应指何处,这是我们今天应深入探讨的问题。

明末,我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杰出的考据学家顾炎武,在山西曲沃、翼城考察后,提出介子推隐于绵山的绵山,其地理位置应是曲沃与翼城两县交界处的小绵山。在今曲沃、翼城之境,不仅有小绵山存在,同时在翼城之西,曲沃之东还有一条土岭叫绵岭(亦名南岭),相传也是介子推隐居之处。

顾炎武《日知录》云:“然考之于传(左传):‘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60年),晋悼公搜于绵上,以治兵。……’此必在近国都(晋都在今曲沃、翼城境)之地。又‘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赵简子逆(迎)宋(宋国,在今河南省商丘一带)乐祁,饮之酒于绵上。’自宋如晋,其路岂出于西河介休乎?况文公之时,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与晋都远不相及。今翼城县西亦有绵山,俗谓之小绵山,近曲沃,当必是简子逆乐祁之地。”顾炎武一代大师,治学严谨,考据精确,他结合当时的地理位置,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明确地定出了介子推隐于绵上的位置,用语有分寸,立论有实据,短短数语,就释明了千古疑案,使人读之,茅塞顿开,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不仅过去的考据学家对他崇敬,就是现代的考古学者也是非常钦佩他的。

晋文公元年(公元前636年),介子推隐绵上,晋文公以绵上田旌表。当时《左传》称之为绵上,尚未出现绵山。根据今天的地理位置分析,当时的绵上很可能是一座长有桑树的土岭,而不可能是一座石山,以绵上田旌表,说明当时的绵上已有成方的良田可供人耕耘,如果给封的是一座石山,如何去解释以绵上田旌表这层意思呢;春秋战国时有绵上,而尚未出现绵山,绵山这一名称的出现,是汉以后的事;晋文公赏从亡者时,当场发现了介子推未受封,紧接着就派人跟踪追寻,这只是须臾之间的事,因此介子推既不可能北越霍山,隐于介休的绵山,也不可能西渡汾水,逃往万荣介山,其隐于国都附近的锦上,成分最大。介休这一地名的出现,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在春秋战国的史料中,尚查不出有介休这样一个县名。《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国分祁氏之田为七县,此时距介子推隐居一事的发生巳整整一百二十二年了,尚未提及到介休这个县名。那七县即祁(祁县)、涂水(徐沟一带)、马首(寿阳)、盂(盂县)、梗阳(清源一带)、平陵(文水)、邬(介休);再从战国货币有关晋中的地名来看,有晋阳、祁、兹氏(汾阳一带)、阳邑(太谷一带)、中都(平遥一带)、榆次(今榆次一带)、中阳(孝义一带)、平州(介休、灵石一带)、邬(指介休境)。其中并未提岌介休这个县名。显然,当时介子推与介休毫无瓜葛,把介子推与介休硬拉在一起,那是后人牵强附会造成的,其中很明显渗透着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基于上述因素,我们认定介子推隐于绵山的绵山,绝不会是距晋国国都较远的介休绵山与万荣介山,其地理位置应指晋国国都附近的今翼城、曲沃两县交界处的小绵山与绵岭。

在地名学中,数水同名,数山同名现象是普遍存在着的。如曲沃有紫金山,南京也有紫金山,我们既不能以曲沃的紫金山去否定南京的紫金山,更不能用南京的紫金山来代替曲沃的紫金山。同样,我们不能用曲沃、翼城境内的小绵山和绵岭去取代介休的绵山和万荣的介山,也不能用介休的绵山和万荣的介山来取代曲沃、翼城境内的小绵山与绵岭。这些山贩的实体不同而名称相同的现象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山脈的实体有别而名称无别不是我们争辨的焦点,我们争辨的关键是要弄清楚介子推隐于绵山的绵山这个历史地名,究竟应以何山为准,以何地为宜。我们赞同顾炎武先生的论断,我们认定介子推隐于绵上的绵上,应以曲沃、翼城之说为妥。曲沃,翼城这两个地名,早在春秋以前就已形成,在历史上比介休的出现要早得多。就地名来说,曲沃、翼城已经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绵上在其境,子推隐其处是可信而无可疑的。

附文韦图:

“崇白鲧”之“崇山”在哪？

兰泽Lorzen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

有个成语叫崇山峻岭，崇，本义高，崇山即高山的意思，这个在中国，可以称为高山的山就太多了。

大家随便查典籍，可以找到很多叫这个名字的。

我看了一下，大家回答的地点都各不相同，但都是引经据典，有所凭据的，绝非空口白牙的瞎说。但显然答案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先不说崇山在哪里。我们先把崇伯鲧的活动范围在哪里，大致圈定再说。

今天到目前为止，所有发现的考古文化，可以证实的是，二里头是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这是现代意义的中国起源。

而在这之前，从5300-4000年前，整个中国只有若干区域性的考古文化存在。

所以，崇伯鲧的活动范围，只可能是已经发现的这些考古文化中的一个。

我们不能立足于商周以后，更不能立足于秦汉以后。大中国的范围来谈。

我们先来看这个时期几个关键考古文化：为何要讲几大考古文化，是因为后面的古籍梳理需要以考古文化作支撑，否则，就陷入古人们之前的那种道听途说，纯想象的地步。

那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说服不了任何人，你可以引用这本古籍，我可以引用另外一本，这样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早期，主要是7000-6000年前，主要是以半坡文化为代表。

仰韶文化中期，主要是6000-5500年前，主要以庙底沟文化为代表。

这个时候，仰韶文化达到了巅峰。

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分布省份有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内蒙古、湖北、青海、宁夏9个省区。是中国区域最大的史前文化。

它的影响力，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都有所发现。

仰韶文化晚期，大约5500-4900年前，仰韶文化出现了衰落，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和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从两个方向分别进入中原腹地。

受环境限制和文化中保守因素束缚，当太湖地区已经进入古国文明阶段时，仰韶文化分布区仍处于文明前夜，成为被周边文化影响的区域。

2.红山文化

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

主体存在与6000-5000年前。

也就是说，5000年前后，华夏几大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庙底沟文化和红山居然先后灭亡了。

3.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早期：大约6300-5500年，前面我们说了，这个阶段是庙底沟文化的巅峰时期，所以大汶口文化早期，其实是被压制的。

早期阶段基本上只分布在山东和苏北地区，其南界不过黄河，向北到达鲁北地区，西界在运河两侧，东至黄海。

大汶口文化中期：5500-4800年前，这一阶段，正好是庙底沟文化晚期，庙底沟文化衰落，所以，这时候，屈家岭文化北上，大汶口文化西进，都挺进了河南地区。

大汶口文化晚期：4800-4500年前。

在皖北、豫东普遍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遗存，在淮阳平粮台、鹿邑栾台、蒙城尉迟寺等都发掘出明确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底层堆积。

也就是说，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分布范围已经向西扩展到了淮阳一带。基本上皖北，豫东地区已经拿下。

而至于豫中地区和辽东半岛南部地区只是属于大汶口文化影响区域，主要还是本地势力。

4.龙山文化

大部分龙山文化遗址，分布龙山文化上承大汶口文化，下续岳石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

山东半岛，而河南、陕西、河北、辽东半岛、江苏等地区，也有类似遗址的发现。也叫它“黑陶文化”。

我们把5300-4000年前这几大主要文化的势力范围变化，大致理清楚，以下就要开始放大招了。

不局限于鲧，而是对华夏这1000多年记载的历史，整体的解读。

众多周知，古代封禅泰山的都是极其牛逼和具有代表性的帝王。

而管子封禅中，记录了12位封禅泰山的君王，其中大致位于5300-4000之间的有10位。

我们就以这10位的活动范围，再结合上面的考古文化范围，来大致对应。到底这段历史，先秦典籍都记载的是个啥玩意儿，搞的大家居然拎不清。

1.无怀氏

百度百科的一种说法：生于公元前5278～前5209年。出生于怀城(今河南焦作市武陟县西陶镇古城)。立都象城(今河南漯河市舞阳县东北)。

焦作和漯河大致属于豫中地区，而5300年前后，可能属于庙底沟文化。

2.虙羲氏

亦作“虙戏”，即伏羲。或者说太昊。但伏羲和太昊一般认为其实是两个人。

一种说法：伏羲生于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定都在陈(今河南淮阳)。

出生地先不说，都于陈，至少说明有这么一支势力，在这一带非常兴盛。

而太昊是东夷部族与华夏部族的祖先和首领，是东方祖神，汉朝后有时与楚帛书创世神伏羲氏合并。

太昊据说定都于汶上(今山东济宁)，后迁都宛丘(今河南淮阳)。死后葬于淮阳太昊陵。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春秋战国前期的主要文献《左传·昭公十七年》“陈，太皞之虚也”。

豫东河南淮阳，山东汶上，基本可以肯定是属于大汶口文化了。

3.神农氏(炎帝)

炎帝故里目前有六地之争，分别是：陕西宝鸡、湖南会同县连山、湖南株洲炎陵县、湖北的随州、山西高平、河南柘城。

不管炎帝出生地在哪里，但一般认为他最初定都在陈地，后来又将都城迁移到曲阜。

就是说，他的势力顶峰时在淮阳和曲阜一带。同样属于大汶口文化。

4.蚩尤(炎帝)

古籍记载，蚩尤武力夺权，自立为炎帝。所以一般，同时出现神农氏和炎帝的记载。一般前者指之前的炎帝，而炎帝指的是蚩尤。从五帝本纪中的描述很明显。而前任炎帝神农氏，一路向北逃亡，蚩尤一路追赶。大概最后神农氏炎帝，沟通了燕山以北红山文化的轩辕氏。在河北涿鹿一带大战。最终蚩尤失败被杀。

而据传，蚩尤首葬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今汶上县西南)，肩髀葬山阳郡巨野重聚，部分尸骸葬台前县境内，河南濮阳台前县有蚩尤冢。山东聊城市阳谷县有蚩尤陵。

显然，蚩尤的势就力属于这一带。自然属于大汶口文化。

5.黄帝

黄帝出现在中国文献记忆中，较可靠的时间大约是在战国时期。在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先秦文献”中，黄帝逐渐广泛被提及，但起先他只是与伏羲、共工、神农、少皞等古帝王并举，并未有氏族或部族共同祖先之意。战国时代天文学家提出，黄帝名轩辕或为轩辕氏，后被史家接受并写入史书。

黄帝传说本起源东方，而后随民族之迁徙而散播于四方。其中一种说法黄帝生于泰山旁边的曲阜寿丘。

个人观点，轩辕氏在河北打败蚩尤以后，追赶蚩尤手下败兵，一路向南，往蚩尤老家而来。取代了神农氏和蚩尤在山东的统治，在山东泰山封禅后，建立了新的统治基础，号为黄帝。

出生于曲阜寿丘的应该是继任的黄帝。炎帝，黄帝作为一个帝号，显然不可能只传一代。

这种情况后世很多，比如一般我们说西伯指周文王，但是清华简中的西伯指的就武王，因为文王去世，武王最开始是继承了这一封号的。

黄帝具体哪里人，属于哪个考古文化先不谈，曲阜一定是属于大汶口文化。

6.颛顼

五帝本纪：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一般的说法：颛顼辅佐少昊有功，封地在高阳(今河南省杞县高阳镇)，故号高阳氏。始都穷桑，后迁都商丘。葬于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

据《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

不过据我考据，河南省杞县高阳镇这是后人根据地名倒推回去的，颛顼高阳氏并非出生于这里。而是山东淄博一带，穷桑和空桑其实意思接近，当是同一处地名。指的应该是济南。

关于颛顼的考据准备以后实地考察后，写一篇论文，这里不便透露更多细节。当然按河南省杞县高阳镇和商丘等地名，仍然不影响我后边关于本主题结论的得出。

高阳氏在淄博一带发展壮大以后，逆流而上，建都济南，在这里开创了赫赫有名的龙山文化。

7.帝喾

传说生于高辛(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高辛镇)，故号高辛氏。以亳(今河南洛阳偃师区)为都城，死后葬于故地高辛，建有帝喾陵。

偃师不表，而商丘肯定属于山东龙山文化范围。

8.尧

关于尧的出生地，中国至少有包括河北、山东、山西、江苏、湖南、安徽6个省份12个县市展开了尧帝故里的“明争暗夺”。

以山西说最为流行，郑玄在其《诗谱》中说：“尧始居晋阳，后迁河东”。阎若琚所著《尚书·疏证》也说：“尧为天子实先都晋阳，后迁平阳府”。

而陶寺遗址的发现，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时间上也和尧所在时期完全对应。

不过他的死亡地一般争议不大，尧病逝于雷泽(今山东菏泽)，安葬于谷林(山东鄄城)。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他也生于菏泽。

尧的死亡地属于龙山文化的核心区域。

9.舜

同尧一样，舜也有山西，山东两种说法。

《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

这几个地名具体在何处有争论，但整体而言，最符合逻辑的是以下一种说法。

雷泽：在河南濮阳范县和山东菏泽鄄城县，又名雷夏泽。

历山，古雷泽西岸之山。在今山东省菏泽鄄城县境内。历山之上有舜王庙。

陶河滨：在河滨制陶，在菏泽定陶陶丘。

寿丘：曲阜寿丘，紧挨菏泽。

负夏：又称负瑕、瑕丘。在今山东兖州市东北五里。

也就是说，舜的活动地最具连续性的仍然是龙山文化区域。

10.大禹

出生地有争议(一说在汶山石纽地区；一说在石坳)。母亲是有辛氏(今山东曹县)之女。禹死后，安葬于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市)，仍存禹庙、禹陵、禹祠。

大禹治水，到底治理的哪里？

史记殷本纪：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

也就是说大禹治水，治理的是江淮河济四渎。

秦汉以后，一般指的是长江，黄河，济水，淮河四条河。

但即使在今天，一个人把长江，黄河，济水，淮河四条河全部同时治理，显然也是不可能的。今天你也办不到啊？只能是某一段河流或者几段河流。

那大禹治理的四渎是哪几段呢？

从记载中可以看到，大禹实际治理了北面的济水，南面的淮水，西面的黄河。东面的江。

抛开东面的江不谈。那么从北，南，西三条河实际上已经框定了大禹治水的范围。

而长江在南面，并不在东面，所以这个“东为江”很奇怪。但是据专家们考证，先秦时期，江最早并不特指长江，而是有时指沂水、有时指淮河、有时指汉水。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应当指的是沂水。

也就是说，大禹治水，实际治理的大概也就是山东大部，安徽一部，江苏北部这个方形区域。这个区域属于哪里？还是属于龙山文化区域。

　　我们这10位君王活动范围，取他们每个人活动范围的交集。其实就是华北平原。而泰山就是华北平原的中心。

也就是说，5300-4000年之间，这一段时期，我们史书记载的华夏文明早期活动范围，他们的中心并不是洛阳嵩山，而是华北平原，以泰山为中心。

其影响力最大的考古文化是发源于泰山一南一北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

这就是华夏早期的统治者，为何封禅泰山？

因为，他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就在华北平原。而泰山就是平原的中心，并且是东部平原最高的山脉。

那么他们不封禅泰山，封禅谁？难道跑出自己的地盘之外去，封禅华山，衡山，嵩山？

封禅泰山，就有当时号令天下的资格。整个华北平原的古国，部落都有听从。

至于不在华北平原的早期华夏文明，他们暂时还鞭长莫及，这是后来二里头崛起以后，商周以来以洛阳为中心，号令天下。

这才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的“中”的概念。

所以，最后总结，不管是鲧，还是禹，他们的出生地，册封地，居住地，建都地(大禹)，只能在华北平原去找，并且不能离泰山太遥远，否则影响力就达不到朝廷。

这个崇，具体在何处，我暂时拿不出让人信服的证据。

但是，不在何处，其实这个逻辑是很显然的。

发布于 2023-10-21 21:28・IP 属地四川